楊秉儒》為什麼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前不吃豬肉?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之前提到,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前,基本上是不吃四隻腳的動物,也就等同於不吃肉;有些朋友覺得匪夷所思,難道日本人在明治天皇頒布《肉食解禁令》(1872年)之前,長達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人真的都不吃肉嗎?
    畢竟在人類的各個古文明中,食肉都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然而古日本卻正好相反,公卿貴族唯以米為高貴的食物,就連蔬菜都很少食用,至於肉類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社會上層的影響和帶動下,一般民眾也逐漸形成素食主義的文化,那麼肉為什麼會在古代日本遭遇這般尷尬的境遇呢?
    其實日本排斥肉食絕非單一的原因,起初在佛教傳入之前的彌生和古墳時代,日本人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樣並不反對進食肉類,所有豬、羊、牛、馬、魚,只要能搞到的食物統統往嘴裡送。日本真正開啟素食主義的時代始於公元5世紀,當時佛教的教義傳入日本之後與原有的本土文明相遇,結果就催生出日本別具一格的飲食文化。
    西元675年,天武天皇頒布《肉食禁止令》,規定「莫食牛、馬、犬、猿(猴)、雞之肉,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意思就是不准食用牛肉、馬肉、狗肉、猴肉和雞肉,其餘肉類則可隨意處置。
    這條法律是日本「禁肉令」的開端,此後歷朝歷代雖有變動,但大致不變。飛禽走獸種類繁多,關於為何偏偏不準食用上述五種動物的肉,一直以來有多種解釋。最廣泛的說法是站在農業社會的角度,牛馬是耕作和運輸中不可或缺的畜力,狗能看家,雞能報曉,而猴子與人類相似。在佛教教義和官方禁令的雙重影響下,日本從貴族到平民逐漸拋棄對禽獸之肉的誘惑,進入吃素吃魚的半素食主義時代。 (在日本人的文化裡,魚和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禁肉與吃魚並不相違背。)
    從天武天皇頒布禁肉令到明治天皇解禁,中間將近1200年的時間裡,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嚴格遵守不吃肉的規定,在烽煙四起的戰國時代,活不下去的人們也會到山野間尋找野味充飢。到了12世紀以後的武士時代,除了上層的武士受到貴族社會思想的影響,自發減少進食肉類外,大部分半農半武士的武士集團都仍會以狩獵方式獵食鹿肉、野豬肉等獸肉。
    武士階級崛起後,各種思想隨之產生新的變化,其中一個便是13世紀開始盛行的「殺生功德」思想。所謂的「殺生功德」思想,是主張人們為了讓無緣成佛的動物也可以成佛,以食用牠們的身體的方式,讓他們寄宿在人體之中,為牠們開闢成佛之道,是為功德。
    當時在社會主流的文化意識裡,吃肉是可鄙的,只有活不下去的賤民才會「飢不擇食」;另外就是病人可以在身體虛弱的時候吃肉,當然服用這種「藥膳」的過程基本上是捏著鼻子往嘴里送,吃完之後還要虔誠地向神佛道歉;「殺生功德」思想普及後,不僅是平民百姓,當時的武士也得以從殺生食肉的顧忌中得到一定的解放,這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日本人民夾在佛教思想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苦惱。
    日本歷史上將「禁肉」推向極致的是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因為極度愛護動物(尤其是狗)而被稱為「狗將軍」。綱吉一生無嗣,其母請教僧侶結果被告知「前生殺戮太重,今生唯有戒殺,且將軍肖犬,尤其不能殺狗」。這樣一來,全日本的狗就迎來了美好日子,幕府不僅頒布了嚴格的《生類憐憫令》,而且專門設立「生類奉行」這一職位來監督對狗的保護。結果信濃城的太守因為打了狗而被充軍,增田少輔的家人被狗咬傷而打死了狗,結果被判償命,此外因為路遇兩狗打架卻沒有勸架而被處罰的比比皆是。江戶城內收留的流浪狗一度達到10萬之眾,而且伙食超過一般平民的標準。
    儘管這位「犬公方」(日文「狗將軍」)對狗的保護已經達到極致,但還是沒有求得子嗣,而綱吉一朝亡故,繼任的將軍立即便廢除了《生類憐憫令》。這樣一來便苦了江戶城內的十萬隻狗,憤怒的群眾將所有的怨氣都撒在這些狗身上,以至於在近乎瘋狂的清剿之下,江戶城內很多年都聽不到狗叫聲。
    然而《生類憐憫令》的解除並不等於《肉食禁止令》的作廢,日本人真正可以放心大膽地吃上肉還要等到明治維新時代。那麼,日本人是不是要到了近代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像現代人一樣,大量飼養、培育家豬呢?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但其實在維新之前,部分地區在江戶時代已經開始飼養家豬。這個改變來自於當時來日進行貿易的荷蘭人,更早的影響還有在戰國時代來到日本的西方傳教士,他們透過貿易,將家豬和飼養家豬的概念帶到日本,但可能是由於「野豬文化」早已根深柢固,飼養家豬的概念只停留在九州島,其中一個保留這概念並發展開來的便是南九州的薩摩島津家。
    在島津家的食事紀錄裡,便有「豚汁」、「豚骨」等使用豬肉烹調的御膳,這種料理是什麼時候開始,已不可考,但在公元18世紀左右已經出現在島津家的紀錄之中,起初是用來款待附屬於島津家、當時比日本更習慣食用家豬的琉球王國的使者。另外,也有記錄指出,島津家與家豬肉的關係始於1609年島津家入侵琉球王國時,當時島津家到達琉球後,將當地的豬隻作為戰利品帶回鹿兒島,在江戶時代培植、配種後,發展成今天著名的「薩摩黑豚」。
    既然在明治維新之前,飼養家豬、食用豬肉在日本並不普遍,那日本人何時開始將以「豬絞肉」為內餡的煎餃作為主食呢?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敢吃豬肉的日本人,還是對於內臟或豬絞肉有點敬謝不敏。食用內臟的推廣主要透過滯日的韓國人,成為後來的「日式燒肉」,而豬絞肉則是透過曾經待在滿州的日本人,將以往的飲食習慣帶回來。
    除此之外,戰後日本人會開始注意豬絞肉,也是因為飢荒的關係,戰爭期間即已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到了戰後更加嚴重,本來日本帝國的食物很大一部分倚靠殖民地韓國和台灣的供應,日本國內的男丁大部分都棄農從軍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超過六百萬的軍人從中國、台灣、韓國、東南亞、南太平洋諸島等地回國,戰爭結束的頭幾年,日本稻米歉收,本來不吃豬絞肉的日本人,在沒得吃的時候也無法挑三揀四的,豬絞肉成為戰後日本人很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百廢待舉,糧食供給嚴重不足,飢荒的嚴重性比起戰爭期間更加嚴重。許多被美軍反覆轟炸過的城鎮,居民不但沒有廚房,有些人甚至連家都沒有;此時日本人民需要煮食快速且能提供飽足感的食物。拉麵就在此時開始大為流行。除了拉麵以外,餃子也在這個時候大量的普及。從相關的紀載來看,1954年(昭和29年)在東京只有40家的餃子店,其後每個月增加20家。當時的雜誌和報紙也有注意到,認為餃子店的普及是因為戰後大量的日本人從中國回來,餃子是他們在中國接觸到的食物,帶點懷舊的感覺,還用「追尋滿州的味道」作為廣告。
    戰後初期,餃子的流行比拉麵還要快速,大量的日本士兵和隨行人員在戰後生活無以為繼,為了要生活下去,開始想要做些生意,而餃子比較不需要太多的設備,相當好入手。這些曾經在中國吃過餃子的日本人,回日本後開起餃子店,一開始在大都市,後來廣布到日本全國,兩、三年之間全國都開設餃子店。
    所以,餃子從中國東傳日本,帶著侵華戰爭和滿州國的印記,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日本生根,成為日本的國民美食和鄉土料理,真的跟台灣在日據時代的鄉紳一點關係也沒有。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