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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台北市政府提供 【聚論壇王其專欄】AI人工智慧重創媒體嗎？從電視台去年成績單，還有媒體不斷有裁員的訊息來看，傳統媒體在被網路風暴襲擊10多後，又碰到AI的大洪流。連AI霸主黃仁勳都感受到了，還幫記者找答案說，AI能快速生成內容，但無法取代人類的深度邏輯思考與情感連結，記者在當下即時判斷的能力將變得很寶貴。NCC今年6月剛發布廣電媒體新聞涉AI生成內容，應清楚揭露全程標示的遊戲規則。看來，要說今年是新聞媒體AI元年，恐怕也不為過。 上個星期媒體報導，老牌原生網媒NOWnews今日傳媒，2025年虧損1億多，較3年前OpenAI等生成式AI興起前，幾乎是翻倍；市場還傳出，NOWnews記者編輯編制突然從140人縮編到80多人，範圍包括記者與編輯，已分別洽談資遣方案；NOWnews母公司、持股87.31%的遊戲橘子表示，僅是組織結構調整。有媒體解讀說，隨著生成式AI改變文化內容產業的「遊戲規則」，純網路媒體也感受到隆冬來襲。 因為，全台灣原生網路媒體流量最大的ETtoday新聞雲，也是連年虧損。母公司東森國際原始投資金額5.35億元，到去年底帳面價值還倒賠超越10億元。根據東森國際合併財報，東森新媒體ETtoday新聞雲2022到2024年分別虧損2億5933萬元、2億7608萬元與2億3920萬元，2025年虧損縮小至4997萬元。 更早前的消息，台灣電視新聞台領導品牌TVBS也裁員百人，主要理由也是因為因應AI來臨的組織調整。 根據業界消息，和網路流量變現綁得最緊的網路媒體，去年廣告量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電視台廣告則是平均掉了13%。 根據各媒體流傳的訊息，2025年的電視廣告總量約為155億元，比2024年的178億元少了將近13%。其中無線電視台的領頭羊民視，2024年廣告還有14億元，2025年也掉到12億元，更不用說業績不好的華視，從2024年的4.2億掉到3.3億。這還是廣告量最多電視行業，同為媒體，報紙與雜誌就更不在話下，所有的廣告都被國際網路平台如臉書、Google吃掉了。 很多媒體人都還記得，1993年有線電視衞星新聞台如TVBS等，開始上架有線電視後，無線電視台如華視等開始走下坡；如今到了2025年，無線電視總廣告量剩下24.8億元，只有當年的五分之一不到。結果，有線電視新聞台風光了20年，2010年後也碰到網路來襲，各電視台和報紙雜誌都趕快加辦網媒，以因應新數位化的年代，結果呢？每個電視台或紙媒的附屬網媒也都在辛苦經營，如果沒有母媒體支持，照樣虧損。 但媒體數位化浪潮來也是擋不住的。不只是電視，創立近45年的天下雜誌也在不斷變革。天下從2015年啟動數位轉型，翻轉營收結構，2023年數位營收與數位訂戶數超越實體紙本。這次轉型打破了過去紙本高達81%營收佔比，成功建立「內容付費」商業模式。天下在2014年的紙本收入高達81％，到了2021年，數位收入占比已提高到近60％、紙本只剩下23％。到了2026年，數位數字更高了。 不只是對新聞內容的影響，網路也對媒體影視文化帶來衝擊。台灣媒體最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愛奇藝的影視旋風了。2016年3月在台開站的愛奇藝台灣站，標誌著台灣串流影音（OTT）市場的重大轉折，加上 Netflix 等國際平台相繼進入，2016年被業界廣泛視為台灣的 「OTT 元年」，徹底改變了台灣民眾的追劇習慣，還有影視產業生態。 這些都是2010年後到2025年間發展的新媒體產業。如今，2026年又將迎來AI。如果2016叫OTT元年，2026是否該稱為AI元年？這相隔10年的劃時代變革？ 也許官方態度會更容易看清楚。6月中，電視主管機關NCC發布新聞稿表示，人工智慧基本法於今年1月14日公布施行，依第16條第2項規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人工智慧應用風險管理的需要，協助產業訂定指引及行為規範。NCC配合法規擬訂「廣電媒體製播新聞應用AI指引」，其性質屬於行政指導，作為廣電媒體製播新聞導入及運用AI技術的自律規範參考。 NCC指出，新聞報導應以真實或實際採訪為原則，尤其針對重大公共事務報導應求審慎周延，如法庭開庭、公共衛生、重大刑案、災害突發事件與涉及國家安全等議題，如應用AI生成技術，避免高度擬真，宜以動畫、繪畫或素描等方式呈現，以協助視聽眾明確辨識，避免混淆認知。 官方態度如此，連AI霸主黃仁勳也看到新聞記者的哀愁了。 在接受訪問時，黃仁勳認為，AI時代下最優秀的記者擁有三大核心價值：提問的藝術、專注當下的聆聽能力，以及解讀並傳達事件價值的能力。他強調，雖然AI能快速生成內容，但無法取代人類的深度邏輯思考與情感連結，記者在當下即時判斷的能力將變得極度稀缺且寶貴。他鼓勵對AI感到焦慮的工作者（包含記者與媒體人）主動擁抱AI工具。將工作重心從「資料蒐集」等重複性的任務，轉移到「解決核心問題」與「深化報導內容」，便能在AI協作的環境中保有強大的競爭優勢。 黃仁勳曾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媒體訪問時，強調優質新聞與資訊傳遞的價值，並鼓勵媒體記者不斷激盪出「新問題」與新視角，這也是探索新時代科技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 畢竟，媒體是生態系的核心買家。 不管今年是否是台灣媒體的AI元年，新聞存在的價值都是因為人，媒體也是AI的核心。台灣傳統媒體因網路而轉型，現在因AI再轉型，痛苦必然，但投入AI將能再起！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張競評論】自從今年五月底日本與菲律賓雙方勾連，在今年5月28日正式宣布啟動「專屬經濟區(EEZ)及大陸礁層海洋邊界」談判後；中國大陸除透過外交管道表達抗議外，更不斷動用政府體系內涉及海事管轄機關，在臺灣東部海域透過實際執行勤務，展現有效治理態勢。 在日本與菲律賓宣布劃界談判前，除解放軍東部戰區在臺灣本島周邊海空域，以常態化部署戰機飛航與艦艇，維持飛航演訓以及海域巡弋活動外；同時華東海警局所屬海警艦艇與巡邏機亦早已配合解放軍艦艇與戰機，在相同海空域維持協調性部署與活動態勢。 但在前述劃界談判公開後，中國大陸除在外交戰線與宣傳戰線積極作為發動攻勢外，更在6月6日至10日直接派遣交通運輸部組織所屬單位派遣執法艦艇，在臺灣東部海域執行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和掃測行動。並且公開宣稱，將藉此實際行動，針對日本與菲律賓涉及臺灣東部海域劃界談判，表達對於侵犯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有所異議。 而在6月16日至18日，中國大陸自然資源部東海局所轄「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實施海洋環境調查作業，則是其政府體系內第四個涉及海事管轄機關，透過具體行動，展現有效治理行為，作為後續主張海洋權益最重要法理基礎。 但若對比解放軍、海警以及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在臺灣東部海域所採取軍事戒備與施壓，海上司法巡弋以及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和掃測行動，自然資源部東海局所轄「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實施海洋環境調查作業，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範來說，其實遠較其他三個涉及海事管轄機關各項作為，在國際外交上更具有重大戰略意涵與法理影響力。 首先必須提醒，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十六條(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管轄權和義務)第一款： 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有： (a)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於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源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 (b)本公約有關條款規定的對下列事項的管轄權： (1)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和使用； (2)海洋科學研究； (3)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 (c)本公約規定的其他權利和義務。 假若思考解放軍、海警以及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在臺灣東部海域各項作為，其實都與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管轄權和義務毫無關係；而自然資源部東海局所轄「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實施海洋環境調查作業，就是斬釘截鐵地屬於海洋科學研究範疇內行為。 此時再對照6月16日至18日「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所顯現航行軌跡，很明顯此種迂迴前進模式就是在進行海洋環境調查作業，亦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十六條所規範之科學研究行為。而該項作業海域就是在日本與菲律賓所主張，未來亦將據此談判劃界之專屬經濟區海域。 依據「向陽紅22」毫不避諱地透過「自動船位辨識與傳報系統」(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對外顯現與公布之航跡圖與相關資訊；再加上6月18日下午17：08《新華社》以「自然資源部組織開展我國臺灣島以東管轄海域海洋環境調查」為題，轉發中國大陸自然資源部網站新聞稿，聲稱6月16日至18日，自然資源部東海局「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實施海洋環境調查作業。 假若前述資訊對外公布後，日本與菲律賓對此毫無反應，亦未針對「向陽紅22」海洋環境調查作業有所異議，豈非就是默認該處海域其並未具備專屬經濟海域管轄權，因此才未提出任何外交抗議；這就是為何「向陽紅22」海洋環境調查作業在本質上是項外交立場測試，稱其為「北京揮劍、意在日菲」確實毫不為過。而直到目前為止，東京與馬尼拉在外交上毫無反應，將來在海域劃界與海洋權益上必然要吃這個啞巴虧。 反過來看，中華民國海巡對於「向陽紅22」在臺灣東部海域實施海洋環境調查作業，其實亦未採取積極作為，說起來亦可算是失職。儘管在「向陽紅22」後續接近臺灣東部海域限制水域外緣附近海域時，在廣播驅離時，曾經指控「向陽紅22」未經許可進入我國水域，已違反國際法規定，但此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此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十六條並未禁止他國船隻進入專屬經濟區，而是禁止其採取違反該條所列涉及沿海國所主張管轄權之海洋科學研究行為。 在此必須指出，海巡廣播若是指「向陽紅22」將進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九條第1款所稱限制或禁止水域，則進入該水域是與任何國際法規定無關。海巡身為執法機關，在廣播時必須將法條說清楚，否則真是有辱專業。同時透過「向陽紅22」在東部海域所顯現航跡，不知積極接近該船所在位置，制止其進行海洋研究，整體說來，海巡應對亦算失職，確實存在極大改進空間。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6月20日，中信兄弟啦啦隊成員汶汶在台北市大同區一場私人棚拍活動中，遭一名長期跟拍的52歲許姓男性粉絲持水果刀攻擊頸部，當場血流不止，現場多名攝影師上前制止過程中亦遭波及，共5人受傷。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迅速集中於「狂粉危機」的個人層面，將事件歸因於個別行為者的偏差。 這樣的解讀，過於輕巧。 此案的深層結構，是台灣職棒啦啦隊在高速商業化過程中，傳播邏輯、粉絲行為模式與現場管理機制之間長期累積的系統性張力，在一個特定時間點以最殘酷的方式爆裂。若不從根本檢視，類似事件只會以不同的形式再度上演。 ■ S-O-R框架：高刺激、低管理的危險組合 傳播學中的刺激—有機體—反應模型（S-O-R）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入口。 在台灣職棒啦啦隊的語境下，S（刺激）是球團與媒體系統持續投放的親密感符碼：棚拍活動、簽名會、社群互動⋯⋯這些精心設計的接觸點，目的是強化球迷的情感黏著度，轉化為票房與周邊的消費動能。 O（有機體）是個別接收者：在反覆接觸之下，部分高度投入的粉絲會將這種被設計出的親密感，內化為真實的人際情感期待。 R（反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預期的：購票、買周邊、參加棚拍。 然而，S-O-R模型同時揭示了一個被商業邏輯刻意略去的隱患。當有機體（O）長期處於高強度情感投入，而刺激（S）出現中斷或落差；例如許男長期在社群媒體標記汶汶卻未獲任何回應。反應（R）便脫離了可預測的消費軌道，朝向情緒化甚至攻擊性的輸出位移。這並不是個體的突然失控，而是一個系統在持續製造高情感刺激、卻未配置相應情感管理機制時，必然潛伏的結構缺口。 ■ 共感效應：從文化資產到風險源頭 台灣職棒啦啦隊在過去十年，發展出一種高度本土化的「共感文化」。有別於日本的偶像援護體系、美式的純娛樂表演形式，台式啦啦隊以鄰家女孩的可接近形象為核心，在視覺親密度與地方認同感之間找到精準的市場定位。數據顯示，各球場中靠近啦啦隊的座位往往最早完售，相當比例的現場觀眾直接為啦啦隊而來，說明啦啦隊已成為台灣職業運動中具有獨立號召力的符號系統。 這套「共感效應」的核心機制，學術上稱為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受眾透過鏡頭、社群媒體、現場近距離接觸等多重管道，建立起如同熟悉的單向情感連結。在正常範圍內，這是極為有效的品牌忠誠機制。但研究同時指出，擬社會互動在缺乏真實人際互動校正的情況下，極易形成幻覺式關係，使部分受眾無法辨別「被設計出的親密感」與「真實人際期待」之間的邊界。許男花費數十萬元收集周邊商品、長期跟拍出沒球場，被球迷戲稱「汶汶阿北」，其行為軌跡正是擬社會關係病態化的典型樣態。 ■ 由愛生恨：演算法放大的情感位移路徑 從許男的疑似行為動機可以梳理出一條清晰的傳播路徑：長期高頻標記、獲得零回應、情緒累積、轉向負面、最終以暴力收場。這條路徑並非孤例，也絕非偶發。 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設計本質上是情緒放大器：當一個高投入的粉絲開始向負面情緒位移，演算法會持續投餵更多情緒性內容，強化其挫折感與偏執傾向，形成自我增強的迴路。 從大數據的視角來看，這類高風險受眾往往在平台上留有明確的行為足跡：高頻標記、邊界性私訊、跨平台追蹤，以及當互動期待落空後急速升溫的激化語言。 這些公開可見的數位行為紋理，在技術上已是可識別、可分析的資料。球團幾乎無從介入這段情感位移的過程，因為它發生在私人帳戶與演算法黑箱的交界地帶；但這並不意味著球團可以卸除責任，因為那個情感的初始刺激，正是球團系統所製造的。 ■ 治理困境：保留景觀、消弭風險的兩難 球團面對的是一個真實的結構性兩難。啦啦隊文化的生命力，恰恰來自那種可接近性：棚拍、近距離互動、社群上的真實感。一旦以安全為由將啦啦隊全面「去接觸化」，便會從根本上破壞共感文化的核心基礎，同時損及球員的商業收益與職涯空間。但若維持現有高度開放的接觸設計，汶汶事件顯然不會是最後一件。 從傳播治理的角度，有幾個方向值得認真評估。 其一，活動准入機制的結構化。 私人棚拍的問題核心，是主辦權責的模糊地帶。球團與經紀公司對第三方商業活動是否有資格審核義務、是否應設定最低安全標準，在法律與契約層面目前仍是灰色地帶。產業應主動建立協議，而非等待下一起事件推動立法強制規範。 其二，數據驅動的風險預警機制。 透過社群媒體的公開行為數據，建立高風險粉絲的預警指標，並在重大活動前進行交叉比對，是成熟演唱會與體育賽事安全管理的國際慣例。台灣職業運動在這一塊的制度建設幾乎尚未起步，汶汶事件提供了無可迴避的契機。 其三，重新思考接觸設計的邊界。 以性魅力與可接近性為核心的市場策略，能製造短期流量，卻難以建立穩定的文化忠誠度，且必然放大特定類型的偏差粉絲風險。讓啦啦隊成為運動精神的一部分，而非純粹的流量載體，才是讓這套文化長久運作的根本方向。 汶汶已手術脫險，我們為她的平安慶幸。這個社會，欠她一個更嚴肅的制度性回應。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退輔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行政院準備把「第五級保全」納入校園防毒體系，消息一出，看似雷厲風行，實則叫人捏一把冷汗。面對毒品入侵校園、青少年接觸新興毒品年齡下降，政府想強化防線，方向不能說錯；但問題在於，校園安全不是喊出「聯防」兩個字，就能把原本為關鍵基礎設施設計的人力制度，直接平移到學校裡。若角色、權限與法源沒有先釐清，今天要補的是防毒漏洞，明天恐怕先打開的是法制漏洞。 第五級保全這項制度，設立之初不是為了校園而來，而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公家機關、國營事業等高風險場域的安全維護所設計。它背後的邏輯，是重要目標防護，是設施安全，是外部威脅阻絕。校園，則是另一種治理空間。學校不是機場，不是電廠，更不是軍營。校園處理的是成長中的學生，是教育、輔導、預防與支持，而不是把每一個風險都先視為治安目標來管理。如今政府把第五級保全直接拉進校園防毒，最讓人不安的，不是態度太硬，而是思考太快。 尤其令人質疑的是，第五級保全到底準備在校園扮演什麼角色？若只是門禁管理、周邊巡守、可疑事件通報，當然還有討論空間；但若政策語言一路往「與警方聯防」、「有情資即可進校查緝」推進，那麼社會自然會問：保全究竟是保全，還是準警察？如果只是民間保全，何來查毒、辨毒、介入學生事件的正當性？如果又期待他們在第一線承擔某種準執法功能，誰來授權？誰來監督？出了爭議誰負責？政府連這些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回答，就急著把制度推進校園，未免太把校園當成政策試驗場。 更何況，現行校園安全並非毫無制度。教育體系本就有校安通報、學務輔導、特定人員篩檢、春暉輔導、警校合作等既有架構。換言之，校園本來就有一套以教育預防為主、治安支援為輔的運作邏輯。現在再加上一個第五級保全，若沒有明確切開與校安人員、學務系統、教官體系與警察機關之間的分工，只會讓指揮鏈更混亂。學生出現可疑狀況，到底該由導師、學務處、輔導室、校安中心、保全還是警察先介入？若保全先接觸學生，能做到哪一步？能詢問、能蒐證、能陪同、能限制行動，還是只能通報？這些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權利邊界問題。 最值得擔心的，是這套制度把校園安全過度「治安化」。政府近來一遇重大事件，便慣性以專案、聯防、掃蕩、進駐等高強度語言回應，彷彿只要場面夠大、制服夠多、口號夠強，問題就會被震懾。問題是，毒品進入校園的根源，從來不是校門口少了一名能跑三千公尺的保全，而是學生的風險辨識不足、家庭支持薄弱、同儕誘惑增強、數位販毒滲透加快，以及教育現場缺乏足夠的前端預防資源。這些問題若不處理，今天校門口多一個第五級保全，明天毒品仍可能透過社群、通訊軟體、熟人引介一路進到教室。 說穿了，政府現在的做法，像極了看到屋內漏水，先去買更大的拖把，卻不肯修屋頂。第五級保全或許能在特定場域發揮設施防護功能，但是校園防毒若要有效，核心仍應是教育、輔導與前端識別，而不是把學校一步步推向準治安場域。若真有必要引進外部安全人力，也應先限縮其角色在環境安全維護、校園周邊巡查與緊急通報，不得模糊介入學生調查、搜索或任何帶有警察權色彩的行為。否則今天是防毒進駐，明天會不會變成「凡校園問題皆可保全先上」？那才是真正的制度滑坡。 政府若真要做，就請先把話講清楚、把制度補完整。第一，說明第五級保全在校園的法定角色，不要讓保全穿著制服卻活在灰色地帶。第二，切清與警察、校安、學務、輔導的權責邊界，不要把所有人都塞進同一張「聯防」大網。第三，校園毒品防制的主軸必須仍是教育預防，而不是用關鍵基礎設施的管理思維，覆蓋校園治理的專業邏輯。 校園安全當然要強化，但不能強化到連校園是什麼都忘了。當一項原本為關鍵設施設計的保全制度，被倉促搬進學校，政府若只看到「人力可用」，卻看不到「場域不同、法源不同、對象不同、治理邏輯不同」，那麼這項政策恐怕不是補破網，而是另開新洞。毒品防制需要的是深思熟慮，不是急就章；需要的是完整制度，不是看起來很有氣勢的臨時拼裝。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中時電子報》、《聚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農業部官網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前不久，台東縣長饒慶鈴因為以視頻方式參與海峽論壇，為台東鳳梨釋迦尋找銷路，遭到陸委會點名調查。真正引爆輿論的，卻是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隨後的一番話：鳳梨釋迦台灣人幾乎不吃，因為太甜、太大顆、不方便食用，因此九成以上依賴大陸市場，是一個完全仰賴中共鼻息的農產品。 原本是一場關於兩岸交流的政治爭議，卻迅速演變成了一場關於無辜水果的意識形態戰爭。 更令人錯愕的是，一批綠營支持者開始集體去常識化地護航：「釋迦太甜」、「釋迦不健康」、「台灣人本來就不愛吃」、「台灣應該發展更健康的水果」⋯⋯ 仿佛鳳梨釋迦突然從台東農民的驕傲，變成了一個需要被淘汰的落後產業就因為釋迦的大市場是大陸，而釋迦大出產地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這場風波最值得討論的，不是釋迦本身，而是台灣政治正在出現的一種危險傾向：當現實與政治敘事發生沖突時，公權力已經開始引導大眾否定現實本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鳳梨釋迦並不是什麼邊緣農產品。台灣出口水果第一名是金鑽鳳梨，第二名就是釋迦，尤其以鳳梨釋迦為主。更耐儲存和運輸的鳳梨釋迦，2021年巔峰時期曾創造超過十二億台幣的外銷產值，現在也已經恢復過半。 這背後支撐的是整個台東縣東部農業體系，以及數以千計農戶的收入來源。 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他們關心的問題很簡單：水果賣給誰？價格好不好？明年還能不能種？ 因此，當官員公開說：台灣人幾乎不吃釋迦。農民感受到的不是產業輔導，而是某種程度上的羞辱。因為這句話的潛台詞變成：你們種的東西，本來就沒有價值。 更荒謬的是，「太甜」什麼時候成了公共政策標准？更荒謬的是關於甜度的討論。事實上，鳳梨釋迦給人的印象是甜，但甜並不等於含糖量最高。而台灣許多熟透的香蕉，實際含糖量高於釋迦。 更重要的是喜不喜歡甜，本來就是個人選擇。就像有人愛香菜愛得要命，有人卻避之不及。這是市場決定的問題，更是公民的選擇權，而不是政府決定的問題。 如果按照今天這種邏輯：因為官員不喜歡，所以它沒有價值。那麼未來是不是也可以說：香菜味道太重；臭豆腐太臭⋯⋯然後動用公共資源引導輿論，打擊相關產業？如果某天有一個特別討厭香菜的人當上總統，是不是香菜也該退出歷史舞台？這還是民主社會嗎？ 再說到健康。 如果真關心健康，為何偏偏針對釋迦？更有趣的是，一些人為梁文傑辯護時開始訴諸健康論，仿佛釋迦已經成為台灣健康問題的罪魁禍首。 但稍微了解台灣公共衛生的人都知道，台灣長期有著公認的全球最高洗腎率。 醫學界討論較多的原因包括：長期濫用止痛藥；不當服用成藥；民間偏方文化；高鹽高油飲食；含糖飲料消費習慣愛喝手搖飲；⋯⋯原因很多，但絕對沒有一條是「因為台東農民種太多釋迦」。 這真的是健康討論嗎？還是政治討論？ 當然，客觀來說，鳳梨釋迦長期高度依賴大陸市場，確實存在風險。這一點並不難承認。任何產業如果九成訂單來自同一個客戶不管這個客戶是大陸還是日本美國，都有風險。 但風險管理的方法應該是多開拓市場，建立更好的冷鏈體系；提高加工附加價值⋯⋯而不是告訴農民：你種的東西本來就沒人要。 不能欺負水果不會說話，更不能欺負農民沒有退路。 為什麼台灣會走到這一步？ 近年來台灣政治出現一種越來越明顯的現象：對於某些被視為與大陸有關聯的事物，或者問題根源來自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不再討論風險管理，而是直接進行價值否定大陸市場有風險，所以大陸市場不值得存在，而釋迦依賴大陸市場，所以釋迦本身有問題。 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維模式。因為它會把原本復雜的經濟問題、產業問題、社會問題，全部轉化成忠誠問題與身份問題，最後受傷的往往不是被批判的對象，而是普通人。 否則今天被批斗的是釋迦，明天可能是石斑魚，後天可能是香菜，再後來，甚至可能是任何一個被貼上「不正確」標簽的人與產業。 當一種水果都必須先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才能獲得被尊重的資格時，那真正出現問題的，恐怕早已不是水果。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中時電子報》、《聚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為華視官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學者從媒」的華視總經理劉昌德，上周向董事會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期到了，他隨後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成績，並砲打文化部與在野黨拖延公廣集團董監事改選。但華視員工說，真正讓他必須離開的原因應該是經營成績不佳，華視去年虧損將近三億，幾創歷史新高。 6月11日華視召開董事會，劉昌德在大部份董事都沒有先知道的情況下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日期在7月底到期。隔天6月12日，劉昌德在華視某高層親人可以安排刊出的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上，立即發表【告別政治惡鬥改選公視董事，公廣華視轉型前進刻不容緩】的投書，砲打文化部和在野黨。一位公廣集團主管說，這種先公開要辭再用投書砲打中央的方式，應該是先安排好的劇本，但公廣高層是否先知道就難說了。 劉昌德在投書中說，文化部與在野黨盡速完成換屆改選，才能讓華視與公廣集團透過中長期布局策略，掌握當前轉型契機，健全公共媒體發展。華視人看到這段文字解讀說，因為文化部與在野黨延遲改選公視董監事，才造成同為公廣集團的華視不能布局中長期策略，不能掌握轉型契機，這是劉昌德砲打主管機關文化部和在野的民眾黨、國民黨的邏輯。雖然劉昌德用的文字很「學者」：「基於傳播學者進入業界的實務經驗，我對當前公共媒體發展的困局，提出急切呼籲」、「主管機關與在野黨儘速依照公視法完成公視董事改選，以公共利益優先，而非以政治對抗為念」、「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因為公視董事會換屆延宕，導致資源更顯不足而有後繼乏力之憂。」、「董事會延任過渡期間都難以開展，甚至連經營日常運作與人事管理，也難免受到各種干擾」。 但華視有員工仍認為，去年華視虧損將近3億元，是歷任總經理很少見的，劉昌德對董事會很難交待，不得不藉著借調日期已到，要回學校去。不過，也有人說，華視虧損累累，始終都是每位總經理最大罩門，劉昌德也難逃。 教育文化立委柯志恩曾在今年初質詢時指出，華視累計虧損已達35至40億元，如果扣除大樓租金收益，本業年虧損恐怕將達6億元。曾當過華視總經理的文化部長李遠（小野）回應說，華視民股買回或是資產活化，因為涉及到很多法律上問題，「你說它被折磨20年，我本來以為就在我那時候要結束了，它能夠拖20年，可以想像政府機關想盡辦法在不同時候撥預算給它。」李遠隨後承認，20年前將華視納入公廣集團卻要求自負盈虧是錯誤設計，但面對資產活化與公安問題，目前僅能期待新任董事會解決。 劉昌德2024年1月擔任華視總經理，兩年多任期毁譽參半。他自己在投書中說，塑造華視的運動與娛樂品牌，成功轉播2022世足賽與2024巴黎奧運，持續投入MLB與引入年輕觀眾關注的F1，今年九月更將轉播亞運，擦亮「體育看華視」招牌。不過，媒體界的人對華視標榜體育招牌，但正在舉行的世足賽卻沒有轉播，感到很奇怪。更早前3月的2026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轉播也是緯來電視網、東森電視、台視，華視沒份。 「學者從媒」的劉昌德，雖以政大借調期到了為由請辭，再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績效，但華視董事會的態度與政大的借調規則是他能否離開的關鍵。不過衡量華視總經理的功過從來不是董事會與學校借調期，反而經營虧損或是獲利，才是跟著華視總經理上下台的成績單。華視人認為，去年華視虧損近3億元，才是劉昌德離開的真正原因。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風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為國安局官網截圖 【聚論壇張競評論】媒體詢問國家安全局設置吸收中國大陸「民眾聯繫窗口」，期待藉此「拓展多元情資管道」，此種情報蒐集手法是否適當？ 國家安全局選擇在週日假期發佈新聞稿，並且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對比臺灣本地以及全球各地都是處於週末假期，就新聞傳播手法來說，確實是令人相當難以理解。 從國家安全局能夠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首先證明整個前期作業相當完整，絕對是有備而來。此因外交部透過官方網站發佈新聞稿，以便表達國家政策立場時，經常是先有中文稿，而往往要等好幾天，才會刊登相同新聞稿外文翻譯版本。 因此吾人必須認識到，國家安全局能夠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所預期投送與訴求對象，若非駐臺北他國外交官員，顯然就應該是其他國家政府相關部門。 但若是深入分析，考量各地上班時間以及時差因素，國家安全局發佈新聞稿所選擇時機，顯然不太高明。但是否因為考量外媒轉述報導，可能需要前置作業時間，才能夠產生鏈波效應，讓報導繼續發酵產生政治影響或宣傳效果，這恐怕就要媒體專業人士繼續掌握分析才能確認。 在此更要強調，若是嘗試登入國家安全局所提供聯繫網址，其實就會發現國家安全局無法辨識登入者帳戶所用位址，甚至亦無法辨識是否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登入，就資安防護與資訊攻防水準來說，可能還有相當大繼續努力空間；此種資訊安全防護能力，顯然是不足以提供適當之反情報防護能量。 最後不得不提醒，國家安全局所拍攝策反影片，其實真是破綻百出，專業水準簡直慘不忍睹，不但在購買可棄式手機情節，完全脫離大陸購物行為現實樣態，更在茶杯道具上顯現荒唐不可思議之臺灣圖像，證明影片拍攝後，審查過程缺乏「反覘」試閱安排；此種影片恐怕很有可能變成「全民大吐草」被嘲弄之標的物！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教育部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文章】「依托咪酯」毒駕之所以成為近年道路安全的新噩夢，並不是因為社會突然多了一群明知故犯的亡命之徒而已，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毒品型態已經變成電子煙、喪屍煙彈與混合毒品的「社交型流通」，但國家的檢驗工具、執法程序與司法證據制度，卻仍追不上新興毒品變化的速度。 夜店、酒吧、派對場合裡，幾個朋友哈啦幾句，電子煙彼此分享；吸的人未必知道裡頭是什麼，只覺得「很鬆」、「很飄」、「很爽」，吸完便騎車、開車回家。於是，毒駕不是以犯罪宣言登場，而是以社交娛樂之名，悄悄擴散到道路上。 這正是第一線警察最尷尬的地方。過去臨檢酒駕，有酒測器、有呼氣值、有明確標準；但面對依托咪酯，警察常常看得出來駕駛人神情恍惚、肢體抽搐、反應遲鈍，卻未必能立刻取得足以支撐刑事偵辦的證據。尿液檢驗不適合路邊立即操作，血液採樣又涉及侵入性與程序法問題；偏偏依托咪酯代謝速度快，等到人帶回、流程走完，毒品反應可能已經降低甚至轉陰。換言之，警察不是不知道危險在哪裡，而是制度經常要求他們在危險消失前，先把證據變出來。 所幸，警方近來導入唾液毒品快篩，總算讓毒駕執法從「只能看表情猜測」進步到「可以初步檢測」。這當然是必要進展，卻還不是萬靈丹。依托咪酯屬新興毒品，國外試劑未必能完整對應本土流通型態，偽陰性問題不容低估。結果就是，第一線員警往往只能挑選那些已經明顯失控、強陽性、身體反應劇烈的駕駛人處理；至於剛吸不久、尚未完全發作，或混合物濃度未達試劑敏感門檻者，反而可能成為制度縫隙中的漏網之魚。這種執法困境若不補強，社會最後看到的，恐怕仍是「出事後才知道他是毒駕」。 更嚴重的是，當第一線員警沒有一套明確、有效且具有公信力的現場檢測制度時，後端司法也很難順利銜接。警察在路邊面對疑似毒駕者，即使已觀察到駕駛人眼神渙散、言語遲滯、肢體抽搐、步態不穩，甚至車內查獲電子煙載具或可疑煙彈，仍可能卡在「合理懷疑有餘、司法證據不足」的尷尬位置。此時若沒有足以支撐判斷的快篩結果，或快篩工具本身對依托咪酯偵測能力不足，警方要進一步採取強制採驗、搜索扣押、限制人身自由等處分，就容易面臨程序正當性的質疑。 這也使地檢署檢察官陷入兩難。檢察官不是不願配合第一線執法，而是在沒有客觀、穩定、可供司法審查的檢測基礎之前，若貿然指揮強制處分，日後很可能被辯方主張違法取證、侵害人權、欠缺相當理由。司法實務最重視證據能力與程序合法性，不能只因員警現場「看起來像毒駕」就啟動高度侵入性的強制措施；但若完全不啟動，短半衰期毒品又可能在等待中代謝消失。於是警察在現場無所適從，檢察官在後端難以背書，最後形成「大家都知道有問題，卻沒有人敢往前跨一步」的制度困局。 更荒謬的是，社會每逢毒駕肇事，總習慣把問題推給警察：為什麼沒有攔到？為什麼沒有早點抓？為什麼讓他上路？這些質問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卻常忽略一件事：法律若沒有給足工具，程序若沒有設計完整，司法若沒有建立穩定採信標準，第一線員警就算再有經驗，也不能用「我覺得他有吸毒」取代證據。法治國家不能要求警察神通廣大，卻又不給他們合法有效的武器；不能一方面高喊人權程序，另一方面出事後又責怪警察沒有預知能力。 因此，毒駕治理的關鍵，應是建立「前端快速篩檢、後端精密確認」的雙軌制度。唾液快篩適合用於路邊臨檢，功能是即時判斷風險、阻止駕駛繼續上路，並作為後續採證的啟動依據；液相層析質譜儀等精密儀器則應定位為實驗室確認檢驗，用來建立具有司法公信力的最終證據。前者求快，後者求準；前者處理道路即時危險，後者支撐刑事責任認定。若兩者定位混亂，不是讓警察在路邊等待不可能完成的實驗室檢驗，就是讓快篩結果承擔它本來不應承擔的定罪重量。 修法也必須跟上。《刑法》第185條之3雖已規定毒駕構成要件與致死、致重傷加重刑責，但現行規範對新興毒品快速變化、唾液檢體採信、短半衰期毒品保存證據等問題，仍有不足。立法者應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公告唾液快篩適用品項、性能標準、判讀程序與確認檢驗流程；對於依托咪酯等代謝快速毒品，應建立急迫採驗機制，避免證據在行政流程中蒸發。更應明定，只要駕駛人具有異常駕駛行為、身體或精神異常徵候、車內查獲疑似毒品或電子煙載具，且經唾液快篩呈陽性或拒絕受測，即可作為啟動後續採尿、採血、扣押載具及送驗確認的相當理由。如此，檢察官才有明確法源可以指揮必要強制處分，員警也不必在現場憑經驗、賭風險、等出事。 此外，毒駕不能只從道路端處理。電子煙已成為新興毒品進入青少年社交圈的重要載具，校園若只在學生明顯抽搐、僵直後才沒入載具、通知家長與啟動輔導，恐怕已經太慢。對初犯學生，固然不宜一律司法化、污名化，但也不能用「輔導」兩字輕輕帶過。教育、衛生、警政、少年保護與毒防中心必須建立分級處遇機制：被誘導、初次使用者走醫療與輔導；涉及轉讓、販售、揪團、分裝者，則應往上追查供應鏈。若只處理吸的人，不處理賣的人；只處理學生，不處理通路，校園防毒終究只是另一場作文比賽。 同樣重要的是，執法不能淪為績效競賽。毒駕者拒檢逃逸時，若警方一味追逐，可能讓無辜路人成為代價。因此，毒駕執法應建立風險分級與科技攔截機制，善用車牌辨識、路口監視器、後續通知到案與區域圍捕，而非每次都演成街頭追逐戰。毒駕治理的目的不是創造漂亮的查緝數字，而是降低道路上的即時危害。若政策只要求警察多抓幾件，卻不替他們設計更安全、更合法、更有效的程序，最後只是把制度失靈包裝成基層辛勞。 毒駕是一個跨部會問題，不是警察單兵作戰可以解決。法務部要處理毒品列管、司法採信與刑責設計；衛福部要處理毒品檢驗、成癮治療與毒防網絡；教育部要處理校園電子煙與青少年預防；交通部要處理道路安全與駕照管理；內政部則要讓警察擁有明確、可操作、可防守的執法程序。這些環節少了任何一個，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個荒謬場景：肇事後開記者會，記者會後喊重罰，重罰後讓警察繼續在路邊賭運氣。 真正的毒駕零容忍，不是口號喊得比誰大聲，而是讓第一線員警在面對疑似毒駕者時，有明確法源、有效工具、標準流程、快速送驗與司法支持。否則，依托咪酯繼續藏在電子煙裡流通，青少年繼續在社交圈中誤吸，毒駕者繼續在道路上游走，而無辜用路人則繼續替制度破口買單。這樣的治理，不是零容忍，而是零準備！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所拍攝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二○一八年出品並在Netflix平台播映的《集中營的攝影師》電影是以反抗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法蘭西斯科．博依科斯（Francisco Boix） ，被納粹德國關在「毛特豪森」集中營（Mauthausen）真實事件改編作品。 在該片，這些人配戴代表政治犯的藍色三角形布章。不過同時期亦有加入納粹德國的西班牙志願軍，即所謂的「藍色師」，其番號是德國陸軍第二五○步兵師。 而反抗佛朗哥的流亡人士。亦加入同盟國的法國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和地下組織，也有加入英、蘇陣營組成的部隊。 也就是說二戰期間西班牙雖是中立國，卻有西班牙人分屬兩個陣營上戰場。因為二戰最後是同盟國勝利，所以西班牙人加入納粹德國的史實甚少人知道，但是拜民主自由之賜，還是有《被遺忘的師團：武裝親衛隊隱密的戰鬥組織，暫譯》（Forgotten Legions :Obscure Combat Formations of the Waffen-SS）這類書籍將這段歷史清楚記錄下來。書中記錄即使一九四三年佛朗哥下令撤回「藍色師」，依然有許多志願者回到納粹德軍麾下奮戰到底！分別在第三五七步兵師、第三山地師、布蘭登堡師、親衛隊西班牙第一○一及第一○二志願連、親衛隊第二十八「瓦隆」志願裝甲擲彈兵師中。 近七十年後的二○一四年開場的烏俄戰爭打到如今二○二六年，不乏外籍志願者參戰，連台灣都有志願者參戰陣亡！ 如今，台海局勢變化萬千，如果戰事一起，憑中華民國台灣軍力絕不可能獨撐，那麼我們有可能號召外籍志願者加入台灣保衛戰嗎？ 二戰期間，連納粹德國都能成功吸引號稱中立的西班牙人加入戰場，甚至還有人堅持到最後加入柏林保衛戰，憑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的信念！台灣是不是能以堅持享有各種言論自由、尊重彼此的民主制度，抵禦中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為號召，團結一致，吸引全球的志願者為後盾呢？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兩起發生在高雄的教師事件，以驚人的密度撞擊台灣輿論。苓雅區四維國小嚴姓自然科男教師，請假三個月後，在5月25日悄然返校墜樓身亡；告別式才剛結束，岡山林姓女教師旋即傳出被強制送醫，在網路上引爆更大的風暴。兩件事的交集，只有一個詞：「社會安全網」。 ■ 林老師感受到的，是強迫還是保護 林老師出院後在臉書描述了自己被送醫的過程：市府人員突然出現，她措手不及；被以束帶固定上救護車，身體與心理都承受了強烈的恐懼與屈辱。她的文字在網路上引發高度共鳴，留言清一色認為這與強制關押無異。 這是她親身經歷的真實。 她在被帶走那一刻感受到的，不是數據，不是法條，是最赤裸的尊嚴問題。無論外部條件如何解釋，這份感受無法被否認，也不應該被迴避。更何況，她在此之前曾多次揭露校園問題，輿論自然地把被送醫與被消音連結在一起，這條敘事線一旦成形，就很難被官方聲明切斷。 ■ 社會安全網，在網路已然變形 社會安全網原本是整合自殺防治與精神危機的服務體系，設計初衷是不讓高風險個案落入制度縫隙。但當這個詞出現在一個揭弊教師的新聞標題裡，它的意義瞬間翻轉。 網友開始用被精神病化、公權力濫用、政治收押等框架來詮釋這件事。語言不再只是描述事件，它本身在製造新的政治現實。嚴老師的墜樓也在這個邏輯下完成了符號建構。 一年內台北、新竹、高雄三起基層教師校內輕生，三個分散的個案，被符號化為一個集體控訴：老師在台灣，活不下去。符號真實不靠邏輯，靠情感共鳴，靠重複出現取得可信度。 ■ 官方說合法，但問題還在那裡 衛生局的立場是：林老師自6月2日起已被通報為高風險個案，屢次拒絕關懷訪視；6月4日介入時，經專業評估、取得本人同意後護送就醫，沒有身體強制，程序符合精神衛生法規範，林老師於9日出院。 可供查核的事實是：有評估，有程序，有出院。但官方說法沒有回答的問題更多。誰在場評估？同意是在何種壓力條件下取得的？介入的啟動，是純粹的醫療判斷，還是疊加了市政危機管理的算計？嚴老師那邊的客觀真實同樣破碎。學年主任否認了遭學生霸凌一說，但請假三個月、在上課時間突然返校後墜樓。這條時間軸本身，就是一份系統失守的冷峻紀錄。這三個月，有人持續追蹤他嗎？目前沒有任何公開資訊說明。 ■ 三種真實撕裂，輿論必然選情感 主觀真實說「我被強迫了」；符號真實說「政府在壓制老師」；客觀真實說「程序合法、本人同意」，三者並存且相互矛盾。在注意力經濟的時代，情感共鳴永遠壓過程序合法性。林老師的眼淚，比衛生局的聲明更有傳播力，這不是媒體的錯，這是人的本能。 社會安全網的設計預設了一個前提： 當事人在危機中可能無法為自己做出最佳判斷。這在精神醫學上有其依據，在倫理上卻永遠充滿張力。這個困境碰上一個因揭弊而受壓的教師身份，碰上剛剛有教師墜樓的城市脈絡，碰上2026選前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圍，三種真實的衝突就注定爆炸。 ■ 老師，才是被遺忘的那個主詞 嚴老師走了，帶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真相。林老師出院了，但走出醫院的她，能回到一個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嗎？ 真正的問題不是社會安全網對不對？程序合不合法？而是在老師被逼到詢問學校最高幾樓之前，這個系統在哪裡？在老師請假三個月、帶著心理創傷一天天枯萎的時候，這個系統又在哪裡？社安網是危機的最後防線，卻不應該是唯一防線。當所有支持機制都失效，只剩末端的強制介入時，我們看到的不是系統在「運作」，而是系統在「善後」。 接住一個人，不是等她已經站在窗邊。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