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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總統府官網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今年國慶大會，來訪外賓，7 團190人，其中，史瓦帝尼就來了115人，國王和國王他媽帶隊，外加眾多近臣、文武百官，浩浩蕩蕩來給賴清德充場面。12個邦交國，除史瓦帝尼，無一派團來台賀節。 號稱史上與台灣關係最好的美國，別說派團來賀，連駐台監軍的影子也沒見著。推銷軍火，屁顛屁顛來台的美麗國國會議員，連個影子都沒有！賴政府成天掛在嘴上的歐美「民主同盟」，別說人，鬼影都見不著！ 好有一比。非洲君主專制「挺」台灣民選專制，台灣民選專制「養」非洲君主專制，相濡以沫於江湖！ 西諺有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過，台灣外交最高指導原則，恰恰相反:「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魚」!想來，其他11個邦交國不派團來賀，肯定是咱們魚給的不夠多！多數得魚給了史瓦帝尼，史瓦帝尼才會派團來台慶賀國慶。 給賴政府提個醒，「不患寡，患不均」，這道理同樣適用於外交戰場！大多數的魚給了史瓦帝尼，別的邦交國看了眼紅，鬧不好，明年10月10日，外賓就剩史瓦帝尼國王和他媽率團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川普說「中美並肩」，但誰代表中華民國？ 2026年9月下旬，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川普之邀出訪美國，雙方會談之際，川普對習近平談及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兩國曾並肩作戰，對抗軸心國。此話一出引發各界熱議，尤其是身為當事者的中華民國，更是一片嘩然，民進黨政府直接跳出來反駁，指出1937至1945年代表中國與美國共同抗戰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大哉問，究竟誰真正代表中國？誰具有這段史實的話語權？兩岸政府誰是中國的正統？都是值得吾人深思的大哉問。藉由誰是二戰中美合作抗日的「中國代表」，這項議題的發酵，以下我們試著探究，中國抗日究竟起訖於何時？究其實，若要探討19世紀末，20世紀之交，中華民族與日本交戰起於何時，必須以雙方的作戰的規模和性質而論，方能一窺堂奧。 八年全面抗戰：中華民國傳統史觀 中華民國傳統的史觀，就是俗稱的「八年全面抗戰」（19371945）。此種史觀，即是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發出總動員、兩國正規軍進入全面交戰狀態。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江西廬山發表《廬山抗戰宣言》，宣告「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正式開啟了「全民族全面抗戰」。 質言之，中華民國史觀並非否認1937年以前日軍對華的侵略，但主要是強調1931年至1937年之間，國家財政、軍事現代化尚未準備就緒，且國內仍有中共割據與軍閥割據之患。因此國民政府採取「忍辱負重」的政策，在局部衝突中克制，直至「盧溝橋事變」後退無可退，才發動國家級的全面戰爭。 主張八年抗戰史觀，另有是對於法統地位的捍衛，之所以強調八年抗戰史觀，主要是為凸顯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如「淞滬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等）的主導地位，並以此證明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同盟國主要成員、帶領國家贏得勝利並光復臺灣的合法正統性。 局部抗戰史觀：中國大陸史觀 近年來，大陸為了捍衛自身的抗戰話語權，更為了做為正統中國的代表，開始主張「十四年抗戰（19311945）」史觀。從2017年起，中國大陸教育部正式修改中小學歷史教材，將沿用數十年的「八年抗戰」一律改為「十四年抗戰」，將起點前推至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 大陸史觀強調，「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的起點，也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起頭。因此，將1931年至1937年的東北抗日聯軍、民間義勇軍等抗日事蹟納入歷史主體。不過，陸方也承認「九一八事變」只是「局部抗戰階段」，而1937年後，才是中華民族進入「全國性全面抗戰階段」。 綜觀中共這一史觀的建構，政治目的不言可喻。從九一八至七七之間的六年「局部抗戰」中，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或是有限度抵抗政策，而中共則在東北組織抗日游擊隊，若是將這六年納入正規抗戰史，能大幅提升中共在抗戰中「中流砥柱」與「最早發起抗日」的歷史合法性與話語權，另外中共也可以借此淡化因「西安事變」前中共被圍剿的尷尬歷史。 臺灣是抗日源頭的宏觀史觀 若將視角拉長，從「中華民族或臺灣本土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宏觀地緣角度來看，抗日史實應進一步追溯到1895年的「乙未戰爭」，甚至遠溯至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1894年《馬關條約》決定割讓臺灣，導到了1895年的「乙未戰爭」，這是臺灣人民最大規模的對日局部戰爭，臺灣軍民不願屈服，臺灣義勇軍、黑旗軍等不分族群的慘烈犧牲。 尤有甚者，1874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則是臺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起點，是臺灣原住民與清軍代表中華民族，奮起的局部抵抗日軍行動。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首次向外進行軍事擴張，日軍假借琉球船民遇害，在恆春半島登陸侵略。屏東原住民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奮勇抵抗，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這被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害中國領土主權，與臺灣人民抗日的實質起點。 不承認對日抗戰，如何爭歷史話語權？ 對日抗戰究竟何時開始，純粹取決於歷史觀察的定義視角，若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民族血淚」為起點，它可以追溯至1874年「牡丹社事件」或1895年臺灣「乙未戰爭」。若以「中國整體國土遭遇淪陷與長達十數年的反侵略全過程」來看，中共倡導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涵蓋了東北淪陷區的局部抗爭。 然而，若以「國家正式進入主權總動員、法統正規軍全面與日宣戰、並最終決定戰後國際秩序與臺灣光復」的標準來看，中華民國正統史觀所堅持的1937年「七七事變」，依然是歷史地圖上最無可撼動的全面戰爭分水嶺。 不過，無論是何種角度詮釋中日戰爭史觀，皆是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出發，若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若不承中日戰爭是自己民族的生存奮鬥史，則想捍衛自己的史觀與二戰歷史話語權，必然是蒼白而無力。 作者為國立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TVBS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近來成為了形容陸配群體的一大敘事。最初可以追溯到李貞秀擔任立委爭議，陸委會形容李貞秀可能會因為知悉國家機密而被大陸施壓、左右為難。 後來，這句話被廣泛用來形容陸配無法擺脫的「威脅性」和「危險性」：雖然陸配大多數都好好生活，但是「中國配偶的家人仍在中國，可能因此遭到威脅」，所以「可能會被迫做對台灣不利的事情」。因此，不能讓陸配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這是為了保護她們。就像不能給錢給小孩子，以免他被搶被騙。 這個敘事越來越廣泛，其實是非常典型的法西斯語言，可以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針對陸配族群的赤裸裸的「出身論」和文革式的「血統論」。 為什麼「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是法西斯語言？ 因為這句話有很多層意義： 第一層：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而是你不屬於我們。這是納粹主義最根本的一層。 希特勒所追求的不是一個只要遵守法律、認同憲法，就能成為公民的德國，而是一個以所謂「德國血統」為基礎的民族共同體。他並不需要對猶太人、吉普賽人、黑人做什麼指控，而是它先行設定了一個資格標準： 你屬於什麼群體，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是什麼樣的人，決定你是否值得信任。 你是否值得信任，決定你是否有資格享有權利。 於是，個人行為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意義。即使一個猶太人即使忠於德國、為德國服役，也無法僅憑這些行為改變納粹對他的種族歸類。就像陸配即使忠於台灣，陸配的孩子正常服役，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屬性。 這不是單純的「血統不好，所以受歧視」，而是血統被用來決定一個人有沒有資格通過自己的行為證明自己。 第二層更可怕你不僅不屬於我們，而且你正在傷害我們。 因為單純告訴多數人「這些人不是我們自己人」，還不足以讓他們接受對這些人的大規模迫害。政權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必須排斥他們？ 因此，納粹宣傳又添加了第二層邏輯：這些被排斥的人不只是外人，還是造成國家苦難的罪魁禍首。 對陸配的指責一樣，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敵人，也給了人們一個人人可以發泄憤怒的對象。這就是政治上的替罪羊機制。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就是：即使沒有證據證明某個具體的人做錯了事，只要他屬於被指認的群體，就可能承擔整個台灣的國安問題。 第三層，你不是普通的敵人，而是一種危險的存在。納粹宣傳經常把猶太人描繪為寄生於德國社會、侵蝕德國文化的異己力量；對殘障人士的宣傳則把他們描繪成給民族共同體帶來經濟負擔的人。 而把陸配描繪成「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以及「敵國配偶」，正是這種「你不是普通的敵人，而是一種危險的存在」的體現。 因為邏輯是：這個群體會傷害我們的共同體，而且這種傷害不是偶然行為，而是他們本身的屬性。 於是邏輯來到第四層：排斥他們，不是在迫害無辜者，而是在拯救國家。所以我提出陸配被區別對待的時候，有些知識份子都會理直氣壯地問我：中國不該被稱為敵國嗎？陸配該什麼時候享受同等的言論自由嗎？ 這種理直氣壯，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為為種族主義賦予正當性。 所以，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們並不認為自己一個正在侵犯無辜者，而是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正在拯救台灣、保護人民未來的正義勇士。 最後一層，也是最危險的一層，就是把迫害普通人的權力，交給普通人。 納粹政權不僅自己制定排斥政策，也鼓勵社會成員參與辨認、舉報和孤立被視為不合格的人。 原本，一個人有沒有違法，應由法律制度和有權限的機關依據證據判斷。但在這種運動中，普通人開始被鼓勵去判斷另一個普通人是否忠誠、是否可疑、是否配得上社會成員的資格。 於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陸配群體不得不面臨這種困境：你不只需要遵守法律，還需要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你不只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為中國政府的一切決定負責。 最重要的一點也在這裡。 至今，很多人都在為沈伯洋過去對陸配群體的不友好言論洗地，努力淡化其指向性，說他只針對個別陸配，不是整個群體。但是，沈伯洋作為一個認知戰專家，一個立法委員，其強大的示範效應才是重點。在他的影響下、默許下（有戒備心是好事），形成了社會化的歧視氛圍，因為普通人參與舉報、審判、孤立與排斥的行動從未收到實際的制止，反而被默默鼓勵，使這種集體行為擴散到日常社會關系之中。 所以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的敘事，就是在構建這樣的政治邏輯：「以集體身份歸罪，以存在性威脅正當化排斥和霸淩，再將排斥和霸淩的權力社會化。」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賴瑞隆立委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近日台北政壇忽然興起一股「洋流」。從競總造勢、車隊掃街、網路聲量，到高雄出現沈伯洋與賴瑞隆合體看板，綠營文宣與部分媒體接力宣稱，「洋流效應」不只席捲台北，甚至已向外縣市擴散。彷彿一場活動可以改變海象，幾面看板就能證明民意已經跨越中央山脈，從台北一路漂到高雄。 這股洋流近日又獲得一份「AI民意模擬」加持。報告稱，百分之五十二點二的虛擬受眾認為沈伯洋選情變好，選情動能淨值達正三十七點二；另有八成以上虛擬受眾知道「洋流」一詞。一時間，洋流彷彿已從競選口號取得科技認證，連演算法都宣布海水正在上漲。 但仔細檢視方法，這不是對真實選民進行的隨機抽樣，而是由大型語言模型依人口及政黨結構生成一萬七千五百五十個AI代理人。研究說明本身也承認，模型可能放大媒體能見度高的論述，並低估沉默或政治冷感族群，結果不能代表實際投票行為。 這便形成一個近乎完美的政治傳播循環：競選團隊先創造「洋流」名詞，媒體密集報導洋流正在壯大，AI再讀取已被洋流占據的媒體及網路語意，模擬出洋流動能上升；媒體最後又引用AI結果，證明洋流果然存在。文宣餵給媒體，媒體餵給演算法，演算法再吐回新聞版面，最後大家驚呼：看，這是民意！ 這不是民意調查，而是一套政治聲量的數位水循環。從傳播學角度觀察，「洋流現象」首先展現的是議題設定效果。媒體或許不能直接命令選民支持誰，卻能決定社會每天討論什麼。當新聞不斷追問「洋流是否壯大」、「聲量是否外溢」、「人潮是否創新高」，選民被引導思考的便不再是候選人是否具備市政能力，而是他究竟有沒有愈來愈紅。 其次是框架效果。市長選舉原應比較交通、住宅、治安、教育、財政及都市更新，媒體卻把它框成一場浪高競賽：今天誰上升、明天誰退潮、誰的人潮更多、誰的網路動能較強。候選人的治理能力被縮減成熱搜排名，民主選舉則被拍成政治版《浪人情歌》。 再者是「樂隊花車效應」。當選民持續接收某位候選人正在上升、人氣正在外溢的訊息，部分尚未決定者可能因「大家都支持他」而靠向看似占優勢的一方。其後又可能形成沉默螺旋：不認同洋流的人看到滿版聲量，以為自己已成少數，於是減少表態；支持者聲音因而顯得更大，最後由聲量製造聲勢，再由聲勢反過來宣稱自己就是民意。 然而，聲量不是選票，浪花也不是治理能力。真正值得檢驗的是，潮水退去之後，候選人過去的立場還剩多少。 沈伯洋曾表示雙城論壇效益極低，「沒有效益的事情就不要辦」；進入選戰後，則改稱只要沒有政治前提、具有實質內容及產業效益，既有框架可以保留，自己也願意參加。這可以解釋為政策修正，但市民仍有權追問：究竟是客觀情勢改變，還是選票使洋流轉向？ 毒品減害爭議亦然。面對過去文章中「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針頭」等文字，沈伯洋如今強調原意是美沙冬替代治療、針具交換與公衛減害，並指責外界去脈絡化。作者當然可以解釋自己的文章，但不能每逢舊言論浮出水面，便把白紙黑字說成別人的閱讀障礙。立場永遠宣稱沒有改變，只有版本每天持續更新，難怪洋流看似一直向前，航道卻總能配合選票轉彎。 洋流漂到高雄，又與賴瑞隆的「隆捲風」合體。兩人喊出「洋流到港、隆捲風來襲」，聽起來不像治理藍圖，倒像氣象局發布複合型災害警報。 龍捲風的特色不是穩健建設，而是猛烈旋轉、快速席捲。它不必傾聽地方意見，也不必為過境後的災情提出報告；只要把塵土、看板與聲量捲上天空，讓鏡頭追著它跑，就算完成任務。至於風停之後誰來收拾，則交給市民自行善後。 賴瑞隆又推出「百變隆隆」廣告，一人分飾十六種高雄市民。從傳播學來看，這正是典型的「擬似事件」與形象政治：廣告目的不是讓市民真正參與，而是製造可以被媒體報導、剪輯及轉傳的視覺奇觀。服裝一直換、職業不斷變、表情各有不同，唯一不變的是，鏡頭中央始終只有賴瑞隆。 高雄擁有兩百多萬市民、百業百工及不同世代，競選團隊卻把整座城市壓縮成一間更衣室。原來不必真正聽見十六種聲音，只要候選人換上十六套衣服，就能代表十六種人生；不必召開公聽會，只要多換幾套戲服，就算完成公民參與。角色扮得愈多，政策未必愈清楚；衣服換得愈快，治理能力也不會自動升級。 於是，「洋流」與「隆捲風」合體，實際上更像兩套政治傳播商品互相導流。沈伯洋需要高雄舞台，證明網路聲量能夠外溢；賴瑞隆需要沈伯洋的人氣，替華而不實的百變人設增加熱度。一個以浪潮製造從眾，一個以變裝創造話題；一個忙著更新過去立場的說明書，一個忙著更換今天的人物設定。 民主選舉當然不只是公務員考試，候選人必須具備溝通、動員與凝聚支持的能力。但民主的核心仍應是讓選民根據品格、能力、政策及責任作出判斷，而不是先由傳播系統塑造「誰正在上升」，再讓選民追隨被製造出來的勝利者形象。 如果一場選舉討論最多的是浪潮、人設、動能與外溢，討論最少的卻是預算、治理、政績與責任，那麼形式上雖然一人一票，實質上選民選擇的可能不是最適任者，而是演算法最常推薦、媒體最常播放、文宣最會包裝的人。 巴菲特說，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選舉潮水未退之前，洋流、旋風、AI模擬與百變戲服，都是華麗泳裝；真正的民主檢驗，是聲量退去後，誰仍有一致立場、治理能力與責任倫理。 民主選舉要選賢與能，不是選浪最高、風最大、衣服換最多的人。否則，台北與高雄選的恐怕不是市長，而是兩位最會發布氣象消息的政治主播；至於城市如何治理，仍得請市民自行穿好救生衣、做好防災準備。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杜聖聰專欄】台北市長選戰進入最後一個多月，網路上傳開一則像花邊的新聞：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可能到民視八點檔《豆腐媽媽》軋一角。目前這件事還停在「敲碗」階段，劇組沒有正式表態，角色和播出時間也都還沒有消息。 多數人把它當成選戰中的笑料看，我倒覺得這件小事值得認真想一想。把時間拉長來看，台灣政治人物從上政論、跑綜藝到走進連續劇，已經有二十多年。每多走一步，政治、媒體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就跟著調整一次。 ■ 一句直播玩笑，如何變成新聞 10月7日，沈伯洋上TVBS《少康戰情室》接受趙少康專訪。這個節目長期被認為泛藍色彩鮮明，所以他這次上節目被解讀為「破圈」。媒體人徐嶔煌貼出的數據顯示，沈伯洋受訪時段的收視率是2.11，超過節目平常的兩倍。他離開後的第二個小時，收視率就掉到0.85。即使如此，同時段的冠軍還是《豆腐媽媽》，收視率2.82。 隔天，沈伯洋和黃捷、吳沛憶在YouTube節目《加開零食會》聊到這件事。吳沛憶也是沈伯洋競總的執行總幹事，她笑著說「我們的目標就是前進《豆腐媽媽》，請邀約、請邀約」。黃捷接著許願，希望看到他在劇裡演一個「PUMA爸爸」。 9日沈伯洋到木新市場掃街，記者問起這件事，他回答得很直接： 希望有各種不同的曝光機會，也知道不是每個地方都歡迎政治人物出現，但只要有機會都會爭取。 話題從政論節目的收視數字開始，被網路直播的一句玩笑放大，再經新聞報導帶回傳統電視戲劇。這條路徑本身就很能代表今天的政治傳播。以前政治人物進戲劇，多半是電視台或劇組主動安排。這一次，話題先在社群上發酵，戲劇反而成了被點名的一方。 ■ 二十六年來，政治人物怎麼走進戲裡 政治和戲劇交會，在台灣已經有不少前例。仔細看會發現，各案例的形式和引起的爭議差別很大。 ● 《阿扁與阿珍》（2000年，三立）： 陳水扁就任總統後，三立以他和吳淑珍相識相戀的故事拍成八點檔。這齣戲5月22日開播，共57集，由陳昭榮、李淑楨主演，是三立台灣台第一部自製八點檔大戲。收視表現亮眼，觀眾的評價則很兩極。陳水扁本人沒有參與演出，這是把政治人物的人生故事改編成戲劇。 ● 高嘉瑜與《娘家》（2008年，民視）： 高嘉瑜當上台北市議員之前，曾在這齣八點檔客串廟裡的義工。多年後網友把畫面翻出來，她在臉書證實「這是16年前的我沒錯」。這屬於從政前的素人演出，當年幾乎沒有人注意。 ● 陳亭妃與《幸福來了》（2018年，民視）： 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期間，陳亭妃穿著單車服出現在劇中，對劇中人說自己要「行遍遍、走遠遠，去聽民眾的需要」，還代替台南果農向他們道謝。 她一開始說是騎車掃街時剛好遇到劇組，後來網友貼出劇本，上面寫著「本場為立委陳亭妃的置入場次，相關內容勿刪」。民視高層也承認是他主動邀約，並交代製作單位寫進劇本。NCC後來認定違反廣電法的置入規定，罰民視35萬元。 ● 盧秀燕與《女兵日記女力報到》（2019年，TVBS歡樂台、台視）： 剛上任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在劇中「巧遇」到花博拍婚紗的男女主角，對他們說「謝謝你們選擇台中，選擇花博」，這段劇情約8分鐘。NCC認定是置入性行銷，罰電視台20萬元。 台北地院一審認為雙方互有報償，維持罰款。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二審則認為卷證無法證明有對價關係，撤銷罰款，全案定讞。 ● 陳亭妃與《新台灣奇案》（2021年起，民視）： 陳亭妃後來在民視的單元劇裡演過媽祖、觀世音菩薩等角色。外界拿盧秀燕案來比較，質疑標準不一。她表示角色沒有影響節目編輯，演出前也向NCC確認過。這次她沒有以本人身分出現，而是演一個虛構角色，又是另一種做法。 ● 張善政與《喜事樂桃桃》（2026年，桃園眷村文化節）： 就在沈伯洋話題延燒的同一個星期，桃園市長張善政登上市府主辦的沉浸式舞台劇，客串新娘的舅舅。他在祝福新人時，順勢提到市府加碼的生育津貼和科技產業發展。 ■ 形式不同，問題也不同 把這些案例放在一起，大致可以分成幾類。《阿扁與阿珍》把政治人物的故事拍成戲。高嘉瑜是從政前的素人客串。陳亭妃在《幸福來了》、盧秀燕在花博的演出，是以參選人或首長身分走進劇情，台詞直接連到選區、政績或城市行銷。陳亭妃演媽祖，是政治人物去扮演虛構角色。沈伯洋的情況如果成真，會是話題先在社群形成，再由戲劇接手，而且時間就在選前。 這些差別很重要。如果把它們混為一談，一種結果是全部當成無傷大雅的趣聞，另一種是一律扣上置入的帽子。兩種講法都會錯過真正該討論的問題。 ■ 政治傳播的三層意義 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政治人物走進八點檔至少有三層意義。 第一層是政治娛樂化（politainment）。 政治人物透過娛樂內容提高能見度，接觸平常不看政論、對政治不太關心的人。八點檔有長期穩定的家庭觀眾，這群人很難靠政論節目或網路直播接觸到。沈伯洋上《少康戰情室》，收視翻倍還是輸給《豆腐媽媽》，光看這組數字，就知道八點檔觀眾和政論觀眾是兩個不同的群體。 第二層是敘事說服。 觀眾會透過角色、家庭和人際關係對戲劇產生情感投入。傳播研究稱為「敘事傳輸」：人沉浸在故事裡的時候，對其中的訊息比較不會設防。這種影響比政見辯論溫和，也比較不容易被察覺。不過，觀眾的好感能不能變成選票，還需要實證研究，現在不宜推論太多。 第三層是跨媒體傳播。 今天的政治曝光常常同時出現在電視、直播、新聞和社群，在不同平台之間一再轉述、互相放大。沈伯洋這次還沒進棚錄影，相關新聞已經在各家媒體報導了好幾輪。光是這個話題，就已經替他帶來曝光。 ■ 置入與否，不能只看有沒有收錢 接下來是倫理問題。政治人物客串戲劇，本身不等於置入性行銷。但陳亭妃和盧秀燕兩案也說明，判斷標準不能只看有沒有付錢。 陳亭妃案的劇本明白寫著「置入場次」，NCC據此開罰。盧秀燕案雙方都說沒有金錢往來，NCC和一審法院還是認為電視台得到話題、市府得到宣傳，構成互為代價，直到二審才以證據不足撤銷。同樣是政治人物入戲，主管機關、法院和輿論的判斷一再改變，可見這方面的規範到現在還不明確。 所以，大家該問的問題要比「好不好玩」具體得多。劇組有沒有保有製作和編劇的自主權？是誰先提出邀約？過程是否公開透明？台詞會不會變成政見或政績宣傳？播出時間是不是落在選舉期間？如果是，其他候選人能不能得到相當的機會？電視台使用公共頻譜，選舉期間的戲劇演出又缺少清楚的規範，這些問題不應該只用一句「大家輕鬆一下」帶過。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總統府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賴清德總統在國慶演說宣布，政府將行政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列為常設性任務編組，整合內政、法務、數位與金融監理力量，從廣告、通訊、帳戶到金流阻斷犯罪鏈。這項宣示方向正確，因為詐騙早已不是單一刑案，而是橫跨平台、電信、金融、虛擬資產與境外機房的犯罪產業。但問題也正在這裡：台灣缺的真的是另一個常設中心嗎？還是缺一套真正能即時阻斷犯罪市場運作的治理系統？ 過去幾年，台灣打詐並非沒有專案、沒有會議、沒有中心、沒有口號。從165反詐、金融聯防、打詐國家隊，到各種平台下架、臨櫃攔阻與專案掃蕩，政府並不是沒有動作。真正的問題是，這些動作能否在犯罪發生前阻斷風險，而不是在被害人匯款後才統計戰果。 從犯罪經濟學來看，詐欺集團早已不是幾名騙子在電話那頭亂槍打鳥，而是一條完整產業鏈。上游有人蒐集個資、投放廣告、經營假帳號；中游有人架設假網站、假APP、投資群組與客服系統；下游有人提供人頭帳戶、車手、幣商、水房與地下匯兌；境外還有機房、金主與保護傘。這不是單純「騙術」問題，而是犯罪供給鏈問題。 更麻煩的是，AI正在大幅提升這條犯罪供給鏈的效率。過去詐團要靠人工撰寫話術、打電話、篩選被害人、製作假網站、假客服與假投資群組；如今生成式AI可以批量產出釣魚訊息、偽造客服對話、模仿名人與主管語氣、快速生成假廣告文案，甚至協助整理被害人資料與話術腳本。過去一名詐團成員一天只能接觸有限對象；未來AI可以同時對上千人進行客製化攻擊。犯罪的邊際成本下降，詐騙產業的獲益效率就會上升。 這也意味著，政府若仍用查獲車手人數、移送嫌犯件數、宣導場次、下架廣告數量作為主要績效，就很容易出現一種漂亮卻空洞的打詐成績單。車手抓了一批，詐團再招一批；假廣告下架一批，平台上再投一批；帳戶警示一批，水房再開新管道。政府看似每天都在破案，人民卻仍每天在新的詐騙劇本裡受害。 因此，打詐中心常設化若只是把臨時編組變成永久機關，意義有限。真正應該檢驗的是：詐騙廣告從上架到下架平均多久？接觸多少人？可疑帳戶從出現異常到被風險處置多久？虛擬資產錢包從被鎖定到凍結多久？多少犯罪所得被查扣、沒收並返還被害人？多少水房、幣商、門號商、假網站工程師與境外核心幹部被瓦解？這些才是打詐中心是否有效的真正指標。 更重要的是，打詐不能只治理犯罪供給，也要降低被害需求。這裡所謂「需求」，不是指人民想被騙，而是指詐團可利用的心理與制度弱點：高報酬投資幻想、孤獨情感需求、債務壓力、對假檢警權威的恐懼、對平台廣告的信任，以及遇到疑問時找不到單一可信窗口。若政府只叫人民「不要貪、不要怕、不要點」，其實是把制度責任推回被害人。 這也正是教育端最薄弱的一環。政府近年確實推動校園防詐宣導，提供教材、學習單、簡報與宣傳素材，相關努力並非毫無意義；但必須誠實承認，這些仍多屬淺層宣導，距離真正把金融安全與數位安全素養內化為學生的基本公民能力，仍有明顯落差。防詐教育不應只是偶發性講座或宣傳活動，而應制度性納入中小學課程與課綱，並配合師資培訓、教材設計與學習評量。學生不只要知道詐騙很多，更要理解帳戶責任、個資風險、AI深偽、平台演算法、虛擬資產與金融交易背後的風險邏輯。否則，詐團已用AI提升犯罪效率，政府卻仍期待學生靠幾張宣導圖卡自我防衛，這不是教育，而是把風險留給下一代自行摸索。 換言之，政府在被害需求端仍太依賴「宣導場次」與「懶人包」。今天辦一場防詐講座，明天發一張宣傳圖卡，後天播放一支微電影，這些都能列入成果表，但學生是否真正理解「出借帳戶就是犯罪供給」、「點擊釣魚連結就是交出數位身分」、「高報酬投資廣告背後可能是產業化詐騙漏斗」？若沒有課程化、評量化與生活化，再多宣導也可能只是把海報貼滿校園，卻沒有真正進入學生的判斷能力。 金融與數位安全素養，不能繼續被當成補充教材或宣導活動。它應該像交通安全、法治教育一樣，成為學生理解現代社會風險的基本能力。國中生要知道不能出售帳戶、不能代收包裹；高中生要理解投資詐騙、信用貸款與虛擬資產風險；大學生要學會辨識假求職、假實習、海外打工與金融帳戶責任。否則，詐團已經用AI進入自動化作業，政府卻仍用一學期幾次宣導活動期待學生「提高警覺」，這不是教育，是賭運氣。 常設打詐中心若要有意義，就必須建立全國性AI防詐預警與跨機關風險交換機制。平台應即時提供高風險廣告、帳號群聚與導流連結；電信業者應提供異常門號與簡訊模式；金融機構應回報高風險帳戶、異常提領與短期增貸；虛擬資產業者應納入即時凍結與鏈上追蹤；警政、檢調與法院則應讓被害款返還與犯罪所得剝奪成為核心績效。教育部門則不能只做宣導支援，而應成為降低被害需求的第一道制度防線。 打詐中心變永久，並不代表詐騙會自動變少。組織常設只是起點，不是成績；跨部會開會只是程序，不是治理。真正成熟的打詐，不是等被害人受騙後展現破案能力，而是在犯罪市場形成前，就讓詐團買不到流量、拿不到帳戶、洗不了錢、招不到車手、搬不走贓款，也讓人民從學生時期就具備金融與數位安全判斷能力。 詐團早已企業化，甚至正在AI化，政府不能只編組化、宣導化。若常設中心最後只多了一塊招牌、多了一層彙整、多了一套報表，教育現場卻仍停留在偶發宣導，金融素養仍未真正紮根，那麼詐騙不會因中心變永久而消失，只會學會如何繞過另一個中心。 真正該問的是：打詐中心常設後，人民的錢能不能更早被攔下？被害款能不能更多追回？詐團金主會不會更難洗錢？學生會不會更早學會保護帳戶、個資與數位身分？如果答案仍然模糊，那麼這場改革就還只是行政升級，不是犯罪治理升級！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有時候，看某些網路言情小說和豎屏劇，我真的懷疑，中國大陸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比宮鬥劇還精彩。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婆婆想盡辦法刁難媳婦，丈夫動輒出軌背叛，親兄弟為了爭奪家產可以設局陷害，親生父母也可能為了利益犧牲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以為故事終於要有個圓滿結局，編劇卻又不甘寂寞，再安排一場認親、奪產、復仇，或者一個足以讓所有人重新翻桌的驚天反轉。 彷彿全天下的人都沒有正常說話的能力，所有問題都不能坐下來好好談，所有親情都藏著算計，所有婚姻都只是一場等待揭穿的騙局。 看得多了，我甚至忍不住想問：這些人究竟是來過日子的，還是來集體爭產的？ 當然，這只是嘲諷。 真正讓我在意的，並不是這些小說究竟有多麼狗血、多麼荒唐，或者有多少情節連最基本的邏輯都經不起推敲。 我真正擔心的是：當這樣的作品大量出現、反覆播放，甚至透過 AI 以更低的成本不斷複製相同的套路時，它們究竟會對觀看者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這些對中國大陸有一定了解的人，看到這類作品，可能一笑置之。知道這是為了製造戲劇衝突，知道編劇正在努力把一件小事鬧大，把一場誤會拖成幾十集，把一個普通家庭寫成人人都想害死彼此的驚世家族。 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樣的認知。 對一個不熟悉中國大陸社會的人而言，如果他接觸到的作品，總是反覆呈現相同的家庭糾紛、婚姻背叛、婆媳衝突與財產算計，那麼看久了，會不會逐漸以為這些情節就是當地社會的普遍現象？ 這才是問題所在。 一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作者的想像；十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題材的選擇。但當數量多到難以計算，呈現的又總是同一種醜陋面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思考：這些作品除了提供娛樂之外，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觀眾對某個社會的想像？ 而這種現象為什麼能夠不斷重演？ 我想，這就不能不談到人性對負面刺激的偏好。 人們往往比起平靜，更容易注意到衝突；比起日常的平凡，更容易被意外吸引；比起需要耐心理解的複雜事物，更容易對背叛、醜聞、憤怒與復仇產生立即的反應。 一個家庭幾十年來彼此扶持、安穩度日，可能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情節；但只要出現一場兄弟鬩牆、婆媳反目，或者為了財產不惜互相陷害的戲碼，注意力立刻就被抓住了。 這不代表人們真的認同這些行為，更不代表人性必然趨惡。 喜歡看復仇劇，不等於希望現實充滿仇恨；喜歡看家庭鬥爭，也不代表認為背叛親人是理所當然。 我們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人們對負面刺激的注意力偏好，與人們對負面價值的道德認同，本來就是兩回事。 然而，當這種注意力偏好遇上以流量為導向的商業機制，問題就來了。 平台需要觀看時間，創作者需要曝光，製作方需要回收成本。當激烈的衝突比平實的敘事更容易抓住觀眾，當憤怒與好奇比理性思考更容易引發互動，市場便可能不斷獎勵那些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 故事不一定要合理，人物不一定要立體，甚至不必符合真實生活的常態。只要衝突夠大、反轉夠多、人物夠壞，就可能換來更多觀看。 於是，原本只是為了吸引注意力而刻意放大的醜惡，開始被反覆複製。 過去，這樣的套路可能要靠編劇、製作團隊一部一部地生產；如今，AI 又進一步降低了內容製作與複製的門檻。技術本來可以讓創作擁有更多可能，但如果市場始終只獎勵相同的刺激公式，那麼生產效率愈高，也可能只是讓同一套套路被更快、更大量地製造出來。 這才是我所擔心的「趨惡性」與流量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 不是因為所有人都喜歡惡，而是因為醜惡更容易吸引注意；不是因為所有創作者都想扭曲現實，而是因為誇張的衝突比較容易換得即時回報。 當這種機制不斷運作，創作者可能愈來愈依賴極端情節，觀眾也可能愈來愈習慣以極端情節來理解故事。久而久之，原本只是娛樂市場的一種敘事偏好，就可能成為人們認知現實的偏差來源。 這裡必須說清楚，我並不是認為中國大陸不存在家庭倫理問題。 父母不慈、子女不孝、兄弟爭產、婚姻破裂、婆媳不和，這些事情當然可能發生。中國大陸有，臺灣有，其他華人社會也有。只要有人與人的關係存在，就不可能完全沒有衝突與矛盾。 真實個案值得被看見，社會問題也應該受到檢視。我們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作品，就否認其中可能存在的真實經驗。 但反過來說，有人做過這件事，不代表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一個家庭發生這種問題，也不代表整個社會的家庭倫理都出了問題。 這本來就是最基本的邏輯。 我們不會因為看見一部描寫臺灣婆媳衝突的戲劇，就斷言臺灣所有婆婆都在欺負媳婦；也不會因為某部作品裡的兒子為了家產陷害父母，就認定這個社會的親子關係已經徹底崩壞。 既然如此，為什麼當故事的背景換成中國大陸，我們就可能放下同樣的判斷標準？ 更何況，當一個人原本就對某個地方抱有成見時，這些作品甚至可能成為他替自己尋找證據的材料。 他不會記得這只是一個編劇虛構的故事，只會記得：「你看，我早就知道那裡就是這樣。」 接著，一段劇情被剪輯，一個片段被轉發，一則嘲諷的評論被反覆引用。原本為了製造戲劇效果而虛構的情節，轉眼間竟成了某些人眼中證明另一個社會低劣的「證據」。 這時候，娛樂內容便不只是娛樂內容了。 它可能成為刻板印象的來源，也可能被拿來嘲笑、貶低，甚至攻擊一整個群體。 小說可以虛構，但虛構情節不能直接充當社會調查；戲劇可以誇張，但反覆出現的戲劇套路，不等於一個社會的普遍真相。 我們可以不喜歡中國大陸某些作品，也可以批評其中的價值觀與敘事方式。但如果我們因為這些作品，就認定中國大陸的家庭倫理、婚姻關係與人際互動普遍如此，那麼我們與那些只看幾個網路短片，就急著替整個社會下結論的人，又有什麼不同？ 批判偏見的人，自己也可能成為偏見的傳播者。 這句話，恐怕比批評幾部爛小說更值得我們記住。 當然，問題也不能全部推給創作者與平台。 如果一部作品立意高尚，卻把故事寫得枯燥乏味，我們不能只因為它宣揚正向價值，就要求觀眾必須買單。正面的作品不會因為正面就自然優秀，有深度的內容也不能免除創作者在敘事技巧上的責任。 反過來說，描寫醜惡也不代表作品必然低俗。真正優秀的作品，完全可以直面人性的黑暗，描寫家庭中的控制、婚姻裡的背叛，以及人在利益與親情之間的掙扎。關鍵在於，這些衝突究竟是為了探索人性，還是只為了刺激情緒？ 這兩者並不相同。 好的作品可以讓我們看見人性的醜惡，卻不會因此讓我們誤以為世界只剩下醜惡；可以呈現一個家庭的崩壞，卻不會把一個家庭的故事，冒充成整個社會的縮影。 反觀某些不斷複製的網路小說與短劇，人物的名字換了，背景換了，服裝換了，骨子裡卻仍然是同一套劇情。它們或許成功製造了無數次情緒高潮，卻未必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東西。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愈來愈習慣這種敘事，也可能逐漸失去耐心去理解那些不夠戲劇化、卻更接近現實的生活。 一個社會的文化困境，不一定是好作品不再存在，而可能是好作品愈來愈難取得被看見的機會；不一定是人們不再嚮往美好，而是美好往往需要時間才能理解，醜惡卻可以在幾秒鐘內引發情緒。 因此，我們不能只把責任推給演算法，也不能只責怪創作者迎合市場。 每一次點擊、每一個按讚、每一次轉發，都可能成為下一次內容生產的參考。觀眾不是整個產業的唯一決定者，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的旁觀者。 我們一方面抱怨低俗內容氾濫，一方面卻不斷為它們貢獻流量；一方面批評社會缺乏深度，一方面又可能把自己的時間交給最不需要思考的刺激。 如果我們完全不願意反省自己的選擇，那麼所謂批判，最後也可能只是一種讓自己感到清醒，卻不必改變任何事情的安慰。 我並不主張創作者只能歌頌真善美，也不認為娛樂作品必須肩負起教化大眾的責任。 我只是認為，當我們享受娛樂的時候，仍然應該保有分辨虛構與現實的能力；當我們看見一個社會的問題時，也應該避免用少數個案代替整體判斷。 尤其當我們想要了解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社會時，更不應該只從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裡，拼湊出對那個社會的全部想像。 我們不需要替所有作品背書，也不需要否認現實中的醜惡。 但可以批評，不等於可以任意概括；可以懷疑，不等於可以拿虛構情節取代現實證據；可以不喜歡一個社會，卻不應該因為幾部迎合流量的作品，就把生活在那裡的人一概而論。 畢竟，真實的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如果連娛樂作品都只剩下迎合情緒的套路，而我們又把這些套路當成理解現實的依據，那麼最後被扭曲的，恐怕就不只是故事裡的家庭。 還有我們看待他人的眼光。 一個社會的文化高度，不只取決於它能生產多少好作品，也取決於我們是否還有能力，不把戲裡的荒唐，當成戲外的真相。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蔣萬安市長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綠營的沈伯洋上了藍軍趙少康的TVBS節目後，收視率和流量都飆升，成為茶餘飯後的政治話題。不過媒體人心理清楚，在台灣，若不是為了收視率高後的廣告，就是流量帶來的收入，再不然也是有置入的好處，媒體有了這三種可能，黨派與新聞專業都可拋棄的。不信，問問三立，會單純為了有新聞的價值邀請蔣萬安上新聞專訪節目嗎？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10月7日接受中廣前董事長趙少康在TVBS的《少康戰情室》專訪，節目上線播出後就引起很大關注，直播結尾狂飆14萬、有線收視一度飆到3.09，登全台第一，平均收視率2.11，排全台第二；但前一天6日《少康戰情室》收視率才0.64，第二天8日又掉回0.63；洋流在YouTube上，13小時也創下近93萬次瀏覽。對此，有媒體人表示，這是「洋流」穿透客廳的現象級破圈！再經過其他平台的再轉發流串，連蔣萬安自己都說，全台灣只有台北市在選舉，民進黨全黨攻他一人。但馬上也有人說，民進黨全黨靠洋流一人救！ 開始有人批判藍軍的TVBS《少康戰情室》主持人趙少康，身為戰鬥藍的領導人，2024年還被國民黨提名參選副總統，怎麼會去助長洋流？有媒體主管就說了，媒體追逐流量，追求收視率，都是為了廣告與收入，這很正常，趙少康擁有中廣，在TVBS當主持人，這兩家都是媒體，都要生存。當候選人給你廣告，為你帶來流量，或是有下置入新聞給你，你不收嗎？媒體為了生存，其實政黨利益或是新聞價值，都可以擺在ㄧ邊的。有媒體人就反問，可以問問三立電視台的主事者，如果撇開廣告、流量、置入考慮，單純從新聞價值去衡量，蔣萬安有機會上三立的新聞專訪嗎？ 再退一步來說，有媒體人分析，也許趙少康以媒體人立場，都是站在中立角色看這場選舉，所以邀請沈伯洋上新聞節目，同樣也會邀蔣萬安。但是，三立等綠媒，會站在中立的立場，公平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嗎？媒體人並不看好綠媒這點。 不過，也有媒體人提到說，跟進2018韓流的洋流不比當年自然產生的韓流，洋流操作痕跡不少，抓議題能力很強，也有外圍部隊藏在民間出手。這點，蔣萬安陣營就比較弱，也許因為這樣，最近再找回前黨主席朱立倫時代的操盤手幫忙，也合理。 雖然有媒體人講說，在台灣這種藍綠媒體分明的政媒環境中，洋流上趙少康節目後，有穿透了同溫層，向傳統藍營客廳展示政策思維形象。但，更多人關心，台灣的媒體有機會因為藍軍趙少康訪問綠軍沈伯洋，讓藍綠媒體審思，媒體本來就應該站在中立的角色嗎？所以說，如果三立等綠媒能拋棄政黨色彩，純以新聞價值考慮而邀訪蔣萬安上節目，也許台灣媒體才有機會向中間靠攏。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查察賄選是為了保護民主機制，此無庸置疑。然而，沿用25年的選舉贈品30元門檻，既跟不上物價，也讓合法宣傳與意圖買票的界線難以掌握，而逼得候選人提心吊膽。政府若真重視選舉公平性，就該檢討這個陳舊標準，而不是每逢爭議，才搬出難以說服國人的不同解釋。 首先必須釐清，《選舉罷免法》中並沒有「贈品超過30元即違法」的條文。這個數字源於2001年9月24日最高法院檢察署的一、二審檢察長會議，並見於同年10月8日法務部函釋。當時認為，文宣附著於30元以下的原子筆、面紙、便帽等物品，尚不足以動搖投票意願。它最初只是查賄參考，不是法定價格上限；但長期宣導下，卻成了候選人不敢跨越的紅線。 今年的幾起案件，更凸顯判定標準難以理解。新北市泰山陳姓里長候選人舉辦義剪、招待里民約50元豆花，即遭到搜索並以10萬元交保；新莊也有里長候選人因醬油、牙膏禮盒涉案。國民黨彰化縣議長謝典霖更因餐會案遭羈押。不過，檢方指控謝案涉及公款、洋酒及蛋黃酥，每人利益逾千元，不能把它簡化成「超過30元就被辦」。更重要的是，這些案件也都不能以偵辦來代替有罪判決。 另一方面，民進黨臺中市長參選人何欣純在大里、霧峰成立後援會，現場提供包含炒麵、香腸、滷蛋、油豆腐的餐盒，被質疑鐵定超過30元。桃園市長候選人黃世杰也被指控出席農田水利署活動，現場高喊「凍蒜」，並發放市價300元的雞蛋禮盒，這些爭議更引發「辦藍不辦綠」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10月6日法務部長鄭銘謙已表示，黃世杰相關案件已由桃園地檢署依法立案，並非無視。但是真正該追問的是：不同案件啟動調查與採取處分的理由能否一致、清楚地向社會說明？ 鄭銘謙後來解釋，30元只是發動偵查的門檻，超過未必構成賄選，仍須判斷有無投票對價。這個法律說明本身沒有錯，也不是今天才有。然而，政府既承認金額不是定罪標準，就不該讓僵化的金額數字與模糊的「社會常情」並存，讓候選人只能猜測辦案尺度，而導致雙標疑慮。 30元的不合時宜，來看看當今物價便知。20多年前，一片雞排的行情才35、40元；時至今日，三重老字號飲料店的招牌雞排已漲到99元，連鎖品牌的售價也要80至95元。雖然雞排不能代表全部物價，卻足以說明30元購買力早已大不如前。人工、布料、印刷、水電都漲了，文宣品的參考金額卻不動，等於不斷縮小合法宣傳的選擇和文宣創意的發揮。 再從競選傳播的角度來看，假設某候選人花了100萬元，製作1萬件、每件100元的T恤，印上姓名、肖像與競選口號公開發送，就會面臨賄選的指控。但同樣100萬元，他去購買100面1萬元的戶外廣告，甚至等值的電視、報紙廣告，卻是正常的競選支出。平平都是《廣告學》教科書上明訂的文宣媒體，為何前者卻會讓人動輒觸法？當然，贈品讓選民取得實質價格的物品，與媒體廣告終有不同。但這個差異，在今日生活條件下，是否足以讓百元文宣T恤跟選民有足夠的對價關係和期約行為，而承受如此高度的法律不確定性？ 還有，30元究竟要怎麼算？是製造成本、實際購入價，還是大盤、小盤或零售價？法務部2003年就曾討論過：同一個皮包零售50至100元，批發32元，大量採購只要28元。若連計價基準都難以一致，候選人又如何事先遵循？司法又何必把力氣耗在幾元價差？ 政府理應盡速修訂老舊陳年的30元參考門檻，按物價定期檢討，並公布計算方式與單純文宣品的明確判定準則。對意圖以利益交換選票者一定要嚴辦，但對選舉文宣則應給予創意的發揮空間。所謂的選舉公平，需要的是執法一致性，而不是停在25年前的價格想像。可別讓一件100元T恤，比1面1萬元戶外廣告更令人害怕。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2026年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從嘉義、彰化一路到屏東，出現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政治現象，正在一站一站成形。國民黨的選舉資源面臨分配壓力，民眾黨又缺乏能夠全面覆蓋各縣市的基層組織，兩黨的合作方式開始跨出中央協商、候選人禮讓的老路，往結合網路聲量、地方政治人物與跨黨派動員的方向走。 由蘇偉碩擔任團長，歷史哥李易修與黃士修參與推動的救援台灣戰鬥團，正好提供一個很好的觀察案例。從嘉義市、彰化縣到10月10日的屏東場，這個團體把政治評論者、網路直播主、國民黨政治人物、民眾黨代表與地方參選人，全都拉上同一個舞台。 屏東這一場特別有意思。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親自站台，民眾黨主席黃國昌透過影片聲援，秘書長周榆修到場，和地方候選人蘇清泉共同撐起一場跨黨集會。台上站了多少政治明星，我反而覺得是其次。我更在意的，是政治動員的組織邏輯正在悄悄轉彎。 ■ 傳統政黨的資源壓力，逼出新的動員方式 過去國民黨最具代表性的選舉資產，是綿密的地方派系、民意代表系統、黨部組織與基層動員網絡。但政黨競爭結構改變，組織維持成本越來越高，加上全國多個縣市要同時投入選戰，傳統的動員方式勢必要重新調整。 國民黨並沒有失去地方組織，也不能把每個縣市都看成資源短缺。地方組織、人力、經費與媒體曝光，本來就是不同性質的資源，而且分布相當不均。有些縣市基層動員很強，卻缺少全國性聲量。有些縣市候選人知名度高，仍然需要跨黨派或網路社群來擴大觸及。 在這種條件下，借用既有的網紅社群、政治直播頻道與跨黨宣講團體，就成為一種固定成本低、又能跨區域運作的動員方式。政黨不必每個傳播平台都自己蓋，透過共同活動，就能用上外部已經累積好的關注度與傳播網絡。 ■ 藍白合作多了一層外部聲量 2026年3月，國民黨正式通過藍白合作協議，採取先提名、再整合、共同推舉一人的方式，並規劃跨黨聯合助選。藍白合作在制度上原本就有安排。歷史哥戰鬥團呈現的，是制度之外的另一個層次。兩黨高層協調之外，黨外的傳播人物也開始動手搭建共同的政治活動平台。 這套模式，有三個特徵。 ● 政治直播主提供跨區域的媒體觸及與固定受眾。 ● 國民黨提供地方候選人、既有組織與部分基層政治網絡。 ● 民眾黨透過政治人物、支持者社群與中央代表參與，讓合作帶有跨黨派的公開象徵。 三方的資源還談不上完成整合，目前看到的，是各自不同的資源開始出現在同一個政治傳播場域。這套模式也不完全依附任何單一政黨。活動可以視地方選情需要，邀請不同的政治人物與網路意見領袖參加，組合相當有彈性。 ■ 嘉義、彰化、屏東，三種地方合作樣貌 嘉義市的模式，是候選人協調加上外部宣講。張啓楷經過藍白協調，成為共同支持的市長參選人，戰鬥團再把跨黨政治人物與網路傳播者帶進地方活動。正式的選舉整合，就這樣延伸成公開的政治動員。 彰化的情況不太一樣。戰鬥團即將透過巡迴宣講，把中央政治議題和地方參選人連在一起，嘗試在既有的地方政黨結構之外，另外開一條跨區域的曝光管道。至於公開宣講是否代表地方派系與競選組織真的整合完成，現在下結論還太早。 屏東最有觀察價值。 10月10日的活動，國民黨主席親自出席，民眾黨中央派代表到場，黨外政治評論者擔任主持，地方候選人則是全場的政治焦點。這場活動已經超出單一候選人的競選格局，成為多個政治組織共享舞台、議題與傳播資源的案例。 三地放在一起看，藍白合作並沒有一套全國統一的公式。各地依照候選人條件、現有組織和外部傳播資源，長出各自不同的組合。 ■ 網路聲量能不能變成地方組織 這是整個趨勢裡最關鍵的問題。 網路聲量和地方選票之間，沒有一條可以直接換算的公式。直播觀看人數多，不代表活動現場人多。現場人多，也不代表這些人一定投給同一位候選人。但外部聲量確實可能改變地方選舉的傳播方式。 傳統地方選舉靠的是候選人服務處、地方民代、村里組織與面對面接觸。網路政治傳播靠的是議題、影像、直播與社群互動，能夠突破原本的地域限制。兩者結合之後，地方候選人有機會取得更廣的媒體曝光，網路政治人物也能藉由實體活動，和地方組織建立連結。能否產生穩定的組織效益，還要看活動前後的網路討論、志工參與、基層合作與選民支持有沒有變化。 流量換不成選票，聲量也替代不了組織。可是聲量可以成為組織整合的媒介，這一點不能小看。 ■ 政治動員正在平台化 從政治傳播理論來看，這個現象可以理解為政黨組織與外部傳播網絡之間的資源互補。 傳統政黨掌握候選人提名、基層網絡與選舉組織。網路政治人物掌握社群關注、議題詮釋與跨區域傳播能力。雙方透過共同活動合作之後，政治動員就不再只靠單一政黨的垂直組織，逐漸變成政黨、地方候選人與外部傳播者共同參與的網絡。 這種平台化政治動員的模式有其效益，但平台化也可能有風險。 ● 政治議題過度依賴立場鮮明的網路意見領袖，地方公共政策很容易被全國性的政治衝突蓋過去。 ● 參與者如果只是短期共享舞台，缺少共同決策機制，表面上的團結未必能轉成長期合作。 未來，需要持續追蹤的，是戰鬥團每到一個縣市之後，有沒有留下能夠持續運作的地方合作網絡。至於下一站到哪裡，反倒沒那麼重要。 ■ 當政黨組織遇上網紅流量 2026年的藍白合作，替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案例。 傳統政黨資源分布不均，第三勢力的地方組織還在發展，跨黨派宣講平台就在這個縫隙裡長出來，成為連結地方候選人、政黨高層與網路社群的媒介。歷史哥戰鬥團在嘉義、彰化與屏東的活動，顯示這種合作模式已經進入不同的地方選舉場域，動員成效則還有待實證。 過去是政黨組織帶著候選人走進群眾。現在出現的，是外部傳播者先把舞台搭好，再讓政黨、候選人與地方組織一起上台。這是台灣地方政治的組織模式，正在和數位傳播網絡重新組合。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著有《解碼臺灣史1550-1720》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