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照片為網路訊息部分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獵巫陸配店鋪的行動又悄然興起了。 去年，在驅逐陸配風波中，一系列針對陸配的獵巫行動也在展開，其中包括，大量歧視陸配者，在Google 地圖上羅列一份店鋪數量高達超千家的「紅色店家指南」，指控這些店家有滲透嫌疑，並動員大眾抵制，這件事不僅沒有受到阻止，還引來三立、民視等主流媒體饒有興致地報導。數月後，估計因為涉嫌歧視，名單被谷歌下架，沒想到，這種獵巫行動並沒有隨之消散，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再次興起。 在threads上，一個叫bididi art的網友一條串文下面，發文者逐一列舉自己去過的多家店家，強調店員「都是中國人」、老闆「來自四川」、餐廳裡「沒聽到有台灣人」，留言區則有更多網友接力補充大量由陸配經營，或者僱傭陸配服務的店家。短時間內，貼文獲得上萬按讚、上千次分享。 這種獵巫，不僅讓陸配創業者心驚膽顫，更讓在這種氛圍下還願意僱傭陸配的台灣人業者坐立難安。因為這種公然的群體歧視行動，大規模的獵巫活動，不斷地興起，證明這種社會心理一直在被忽視甚至縱容，數十萬陸配的工作、創業環境受到影響，卻沒人能阻止。 更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有人整理名單，而是整理名單這件事本身，已經變成一種值得炫耀、值得分享、值得集體參與的公共行為。 在這些貼文裡，被討論的不是食物是否衛生，不是服務是否周到，也不是店家是否有任何違法紀錄。唯一重要的資訊，是老闆是不是大陸人、店員是不是帶有大陸口音。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時期，納粹衝鋒隊給每一家猶太人經營的商鋪都標上記號，號召大眾抵制。 支持者可能會說，這只是「資訊分享」，每個人都有消費自由。的確，消費者有權決定去哪一家餐廳。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消費自由，而是分類標準。如果今天有人在網路上整理：「哪些餐廳都是越南人開的？」「哪些店都是印尼移工經營？」「哪些商店都是原住民老闆？」恐怕許多人會立刻意識到，這種分類本身已經帶有歧視意味。那麼，為什麼對象換成陸配，這件事就變得理所當然？而且迅速變成一種狂歡？ 法治社會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在於它保護哪一個群體，而在於它使用的是一致的標準。 很多人說，這只是少數個別極端者的行為，不代表台灣社會氛圍和言論自由有任何變化。但是，納粹主義者在德國何嘗又不是少數人？納粹黨的支持率常年徘徊在個位數，經過操弄後最高也才36%，又何嘗不是少數？這少數人是因為國家公器縱容、利用和推波助瀾，以及大多數人的一再沈默和退讓，才最終把一個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選票和政黨輪替的國家帶向了極權主義。 當一家店開始因為老闆的身份而被公開標示；當一群人開始認為「提醒大家避開」是一種公共服務，是一種迎合執政者的「國安危機」敘事；當社會開始接受「這些店值得特別注意」；當一群本來就已經生活得謹小慎微的弱勢群體被冠以身分可疑而不再被視為弱者，而被當作強權的代理人時⋯⋯社會難道一點警覺都不應該有？ 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不是那篇 Threads 貼文，而是它所可能產生的寒蟬效應。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雇用陸配，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聘請大陸籍店員，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餐廳不能宣傳自己的料理來自四川、湖南或東北。 但是，如果一家餐廳只因為員工口音就可能成為網路公審對象，老闆會如何選擇？ 他或許不討厭陸配，但他可能會想：「我還是不要惹麻煩。」於是，原本能力最好的求職者，不一定能得到工作；原本充滿地方特色的餐廳，不一定敢強調自己的文化背景；原本願意分享創業故事的陸配，也可能選擇沉默。 當身分成為創業的障礙，當老闆不敢雇用特定身分的員工，這個社會會發生什麼？那就是越來越擴大的噤聲效應，越來越極端的社會對立，和越來越岌岌可危的社會公平。 更現實的是，隨著年底選舉接近，這樣的風險尤其值得關注。不出意外，「國安問題」再次會成為特定的敘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敢對這樣的獵巫行動說不，因為那樣可能會丟失選票，可能會被貼標籤，被做文章。 那這個社會，如何能稱為民主？如何再能在國際上擁有道德感召力？ 歷史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因為今天已經發生了昨天的悲劇，而是因為昨天的悲劇，往往都始於一些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日常行為，或者少數極端者的偶發行為。因為真正可怕的，不是是極端者的個人行為，而是他們的行為從未被阻止，甚至被默默鼓勵。就像上次的「紅色店家指南」，不僅沒有受到阻止，反而迎來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而這次的獵巫事件，也沒有被阻止，反而一直在擴大範圍，形成狂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蔣萬安粉絲專頁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蔣萬安放了個陽光普照、風輕雲淡的颱風假，綠營政客、蟾蜍、青鳥，群起而攻之！ 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蔣萬安若能準確預測巴威颱風的動向，接任氣象署署長，都是大材小用了！能呼風喚雨的頂尖人才，好似那水滸傳裡的公孫勝，還真應該請他出山，主持「氣象戰」，力壓甚麼無人機戰爭呢！ 打群架，痛罵蔣萬安，那麼，桃機取消了760個航班，你們怎不去罵各國航空公司的老闆？巴威登陸福建，浙江，一路北上，暴雨強襲山東、遼寧，災情慘重。按照「莫非定律」，蔣萬安若沒放這兩天颱風假，誰知道巴威，會不會繞過台灣？ 好家在，巴威繞台，好似那共軍機艦繞台，示威，卻無傷！好家在，巴威這回繞台而去，沒給台灣造成重大災害，否則，蔣萬安封神，年底民進黨還選個屁！？ 不過，還是得問，中南部也不見風雨，跟著北北基桃放甚麼颱風假？ 此外，巴威來襲，日本保安廳3艘巡視艦跑到台灣海峽來避風，這事也蹊蹺！不回日本避風，跑到巴威必經之地避風？好生奇怪！海巡署可有掌握？幸好，大陸海警警覺，派艦跟監，沒給日本鑽空子的機會！ 好多來年，北北基桃放不放颱風假，都是似地首長，共議共決，綠營政客、青鳥、蟾蜍，獨獨怪罪蔣萬安，集中火力攻擊蔣萬安，說穿了，2026這一仗，民進黨只怕蔣萬安！也最怕蔣萬安！ 2024年10月3日臉書貼文早說過：颱風假，寧可錯放，不可不放；乾脆全都放了吧！如是，最是公平！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台北市長蔣萬安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一個被稱為風王，暴風圈大過整個台灣的颱風巴威7月中侵台，最後輕輕掃過東北角後離開，卻在台灣留下很多熱烈討論。向來把颱風消息當做最大賣點的台灣電視台也沒有放過巴威，10多天前就開始預告，大動作準備迎颱。不少人在颱風掃過後說，電視台的颱風新聞是AI最沒辦法生成取代的，因為都是現場，這也代表了被AI侵襲的電視媒體的重要價值之一。 遠在巴威來襲前的10天的7月2日，距離台灣有4到500公理，就有電視台開始說「巴威最快兩天轉強颱，下週三、四關鍵」。就這樣，10多天，全台灣都被「巴威」了，可見媒體的影響力多大，其中被討論最多，首當其衝的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蔣萬安宣布7月10日周五停班停課之後，網路上一片叫好聲，KTV、電影院、火車站立即湧入人群，高鐵南下列車班班客滿。但隔天風向又變了，因為台指期夜盤大漲，一度上漲800多點，因此投資股票的網友紛貼文抱怨，「擋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啊」，要蔣萬安快點改變決定。北北基桃10日停班停課那天天氣平穩，沒有預期的風雨，綠營議員與側翼名嘴就攻擊放颱風假是蔣萬安連任的選舉考量，有人反擊，北北基桃同步放假，怎麼唯獨蔣萬安成了箭靶？ 接著，另外一位藍軍的總統級參選人盧秀燕，宣布台中市自10日下午六點之後開始放颱風假，隔天再接著放，一次宣布兩天，她的決定讓留言區裡抱怨不少。不過，現任台中市工策會總幹事的前立委陳學聖，則是一大早就貼文稱讚盧秀燕的決策是「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陳學聖在貼文中說，早上坐高鐵到台中上班，一路藍天白雲，一點也嗅不到颱風即將到來的威脅，「第一次感受到台中位居中心點的感覺」。 北部縣市休假引發批評；隔天高雄、台南、雲林及嘉義等南部縣市未在警戒區內，仍依彈性綜合評估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也被外界質疑「放假過頭」。這些首長都搬出規定表示，停班、停課是綜合風力、雨量預報及實際災情評估，符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標準才決策。最有勇氣的在東部，台灣本島僅台東縣正常上班上課，縣長饒慶鈴被質疑「輕忽防颱」、「逆向操作」。 有學者就說了公道話：因極端氣候淹大水，而巴威颱風遠在太平洋就被渲染為超級颱風，還被說成25年來僅見，當民眾與媒體對巴威充滿恐懼時，10日若不停班停課，而真的風雨交加時，誰擔當得起？賴清德當市長時，颱風假一次成神，但卻幾次「翻車」，這不是他的錯，天有不測風雲，颱風哪會乖乖照著預報走？所謂氣象預報，既然稱「預報」就是有機率的成分，大氣相關因素何其多，哪有百分百的正確。 而且，也不是只有台灣媒體和政治人物跟著巴威颱風起舞，國內外飛機要降落桃園機場也不敢大意，周六711那天就取消了760架次，整個機場大廳空空蕩蕩。對岸的浙江更慘，巴威撲進前就撤了200萬人。 不過，這些颱風熱鬧新聞持續了10多天，讓電視台的收視率真的提高不少。這次颱風天，新聞領導品牌仍然是TVBS，它在颱風當天7月11日周六，晚間1800的收視率排名全國第一的2.9，當天全國排名前10名收視率，TVBS新聞台各時段拿下5個名次，民視新聞台的晚間6點收視率也以1.76擠進前10名。收視率是跟著颱風接近而往上爬的，颱風來之前的10天7月2日，TVBS1800收視率1.67，一星期後的7月9日收視率1.95，7月10日升高為1.97。電視台的收視率就是計算廣告的主要收入根據，對因為AI與平台吃掉大部分廣告與收入後的電視台，颱風新聞訊息對獲利不無小補。 但也有人拿這次各電視台卯足全力大作颱風新聞當例子說，這可是電視台比AI更強的地方，AI難以取代。最主要的，電視台全台灣都有派人去現場，取得的都是第一手最新的畫面或資料，並且加入整理分析再呈現，而且因為颱風不斷在前進，新聞畫面也跟著變。這些，都是AI做不到的，就算AI要找原生素材，也是電視台產製的。 再說，颱風新聞雖然也會被批判過於危言聳聽，明明還很遠，電視台播出來好像明天就到家門口一樣，但颱風新聞恐怕也是台灣電視媒體最受信賴的訊息來源之一，對提高信任度有幫忙。 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剛發表的新聞信賴度調查，台灣民眾對整體新聞的信任度偏低，長期維持在約25% 至30% 之間，但各媒體間存在顯著差異，如財經類與公共媒體的信任度最高（約 50% 至 54%），而立場鮮明或高度仰賴社群流量的媒體信任度則偏低，如電視台。 台灣媒體信賴度低，那是因為三個原因。第一，高度政治極化媒體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導致特定受眾支持特定媒體，同時累積了其他群體的不信任感。其次，只看流量與內容農場也傷了媒體信賴度，因為追逐網路流量，部分媒體過度報導政治口水、網路八卦或行銷工商內容，損害了整體專業形象。第三，民眾極度依賴 LINE、Facebook 等社群平台獲取新聞，容易接觸到破碎化或未經查證的片段資訊，進一步拉低了對台灣新聞產業的總體評價。 如果把颱風新聞放在這三個原因去看，則完全避開了。颱風不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而轉彎，不同顏色的媒體都會投入全颱風消息報導。其次，流量因颱風而全部上來，不報導颱風消息反而會傷流量。更不用說，社群媒體談颱風都很熱鬧，消息準確度因為都根據氣象圖與各國預測，自然可信度高。一位資深媒體主管說，還好，颱風可以制覇台灣的政客與名嘴，他們不敢亂講話，這樣一來訊息就乾淨很多，絕對有利台灣電視媒體。不過，颱風畢竟不是常來，電視媒體要戰AI，要提高信任度，還是要站在颱風新聞報導的肩膀上，再找下個肩膀吧！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冷氣公司官網 【聚論壇白宗祐文章】當歐洲政客在布魯塞爾的會議室，嚴肅地討論是否對中國空調課徵反傾銷稅、指控其「產能過剩」時，德國一位父親正開著車，奔馳兩百公里，只為搶購一台移動式冷氣。在線上的庫存追蹤系統裡，全德國近一千兩百家門市，這款產品只剩下四台現貨。這一幕，幾乎成了當前歐洲「政治論述」與「民生現實」之間巨大落差的縮影。 席捲歐洲大陸的熱浪，正以比科學家原先預估更快的速度到來。巴黎副市長坦言：「我們以為這一天要到2030年。」然而，今年夏天，多地氣溫已比同期均值高出五到十度。在這樣的極端高溫下，歐洲空調普及率卻仍然偏低法國約25%，英國更只有約5%。數以百萬計的人，包括老人、幼童、孕婦及慢性病患者，仍暴露在沒有降溫設備的住宅、學校與照護機構之中。 市場很快給出了答案。 中國海關資料顯示，今年五月，中國對西班牙年增41%，對法國的冷氣出口額更是達到年增57%。其中，美的專為歐洲市場設計的PortaSplit冷氣之所以熱銷，不只是因為價格，更重要的是它回應了歐洲市場的特殊需求。例如，它將冷媒容量控制在法國專業檢驗的門檻以下，降低安裝程序；靜音模式符合德國夜間噪音規範；更重要的是，它不需要在許多百年建築外牆鑽孔，避開繁複的建築審批流程，而這些流程，正是歐洲冷氣安裝成本動輒一千五百至兩千歐元的重要原因。 這些例子真正反映的，不是哪一家企業值得稱讚，而是市場正在告訴我們：當制度無法及時滿足人民需求時，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自然會受到消費者青睞。 值得檢討的，不是哪個國家的企業抓住了商機，而是歐洲自身的制度與市場，為何長期無法有效提供人民負擔得起、取得得到的降溫設備。 然而，面對這種迫切的市場需求，部分歐洲政客的第一反應，不是思考如何降低安裝成本、簡化行政程序、增加供給，或補助弱勢家庭改善居住環境，而是再次祭出最熟悉的政治工具貿易制裁。 這便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歐洲議會還在爭論是否提高進口門檻時，那些正在高溫中煎熬的老人、孕婦與慢性病患者，他們等得起嗎？事實上，這種政策的經濟效果也值得商榷。 如果歐洲對進口空調加徵高額關稅，成本很可能最終由歐洲消費者承擔。一台原本售價六百多歐元的冷氣，可能因此突破一千歐元。在歐洲本土產能仍難以滿足需求的情況下，提高進口成本，不一定能增加本土供給，卻可能讓更多家庭因價格上升而放棄購買。到頭來，被影響最大的，未必是海外製造商，而是原本就因能源價格與生活成本高漲而承受壓力的普通家庭。 歐洲向來以人權價值自豪。然而，檢視這份價值在極端高溫下的具體實踐時，卻不免看見一個令人尷尬的落差：可以為非法移民的居住權展開激烈辯論，可以為監獄受刑人的冷氣配置制定規範，卻讓數以百萬計沒有冷氣的老人、兒童與弱勢家庭，在一年比一年嚴峻的熱浪中承受生命風險。 如果一個社會，願意為非本國籍的陌生人討論居住正義，卻對本國籍長者在酷暑中的死亡率無動於衷，那麼這套「人權」的優先順序，恐怕需要重新排列。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公共政策是否把有限資源優先放在最迫切的生命需求上？ 如果「人權」包含一個人在自家屋簷下免於酷熱危害生命的權利，那麼任何可能讓降溫設備變得更昂貴、更難取得的政策，都應接受最嚴格的檢驗。當政治考量排在生命需求之前，人權便容易流於口號，而非真正落實於人民的日常生活。 歐洲向來也是環保理念的重要倡議者。但在冷氣議題上，我們卻看到另一種值得反思的矛盾：一方面擔憂空調增加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卻沒有同步建立足以保護弱勢族群的降溫機制。當極端氣候逐漸成為新的常態，「如何讓人民安全度過酷暑」，本身就應該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課題，而不是被抽象理念所掩蓋。 因此，當有人指責「產能過剩」時，也許更應該先問另一個問題：如果市場明明存在大量需求，究竟是供給真的過剩，還是某些制度讓真正需要的人無法順利取得產品？ 歐洲常說：「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今年的熱浪，本來應該成為重新檢討城市設計、住宅政策、建築法規、能源規劃與弱勢照顧制度的重要契機。可惜的是，部分討論卻仍停留在政治攻防，而沒有真正回到人民每天面對的現實。 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是看它在國際會議上如何高談人權，而是看它是否能在危機來臨時，優先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人權」只能在演說中被頌揚，卻無法在酷暑中化為一台負擔得起的冷氣，那麼這樣的人權，恐怕仍停留在理念，而沒有真正走進人民的生活。 作者為台中市民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左化鵬專欄】中國名字荊濤的日本人矢板明夫（やいた あきお），七七事變前夕被人揍了。那顆肥大的頭顱，被人飽以老拳，幸好眉毛以上頭髮以下安然無恙，並未腦震盪，只是嘴唇裂傷，牙齒鬆動，起碼好長一段時間不能啃骨頭，只能吃流質食物和軟飯。 自稱是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的矢板明夫，原先沒啥知名度，近幾年來，在台灣媒體頻頻曝光，說些不三不四阿薩布魯的話，才較為人所知。有些人好奇，他明明是中國的荊濤，怎麼又變成日本的矢板明夫。 此事說來話長。簡言之，此君1972年出生在中國天津，父親是對日抗戰勝利後遺留大陸的日本遺孤，他跟著養父的荊姓，取名荊濤。他在中國大陸度過慘綠少年，15歲隨家人回到日本，取得日本國籍，成年後擔任產經新聞記者，並派駐北京長達10年，2020年來到台灣，擔任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娶了南投綠營張姓大佬的姪女，成了台灣女婿，兩年前，加入中華民國國籍。所以他像天蟬三變，先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再褪去日本國籍，搖身一變，又成了中華民國國籍，躲在綠蔭下乘涼，沒事就胡亂指點江山，生活過得有滋有味，吃的腦滿腸肥。 所以說，矢板明夫的血液𥚃就有日本人的DNA。不像有些人喜歡標新立異，故意取個日本名字，如梅川酷子、久菜和子、高希櫻娜⋯等。讓人一聽作嘔。矢板明夫是這個人的本名，如假包換。可矢板並不死板，精明得很，就像他的名字明夫。以前還有一個謝小夫，也許名字中有夫，就特別機靈。 那日，矢板被揍，消息傳開，有人歡欣鼓舞叫好不迭、有人額手稱慶，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如喪考妣，甚至有人「徹夜難以入眠」⋯⋯。有人推測他被揍的原因是，他日前在臉書上Po文說：「許多台灣人對明朝16位皇帝、清朝12位皇帝如數家珍，卻很少有人能說出曾統治台灣50年的19位日本總督姓名，這反映出台灣歷史教育的一大缺憾」。 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日本總督府的舊址，就是現在台灣的總統府，仍盤據一些鬼子陰魂。相信很多人都記得這段日殖時期悲慘的歷史，首任是樺山資紀、末任是安藤利吉，窮凶極惡的他們，帶著武士刀耀武揚威，來台鎮壓抗日勢力發動理番計劃，巧取豪奪島上一切資源。 第三任的乃木希典來台後極不耐煩，他曾去信友人，用「乞丐得到一匹馬」來形容當時他的困境，意指得到台灣卻既不會騎、又會被踢，極難駕馭。最初他曾考慮將台灣賣給英國，但英國因自身殖民地已飽和而拒絕。隨後，又轉向與法國接觸。法國在過去的清法戰爭中就曾試圖佔領台灣，因此對這筆交易表現出極高的購買意願，雙方甚至開始談判一億日圓的價格出賣台灣。當時的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極力反對，他認為「不是台灣不好治理，而是治理的官員無能。」他並自動請纓出任下一任總督。最終伊藤博文採納了兒玉源太郎的意見，否決了乃木希典的「臺灣賣卻論」。 兒玉源太郎後來接任了第四任台灣總督，他的心腹後藤新平隨行，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是一位幹吏，他用「糖與鞭子」的兩手策略，治理台灣。他留下一句十分刺耳的名言：「台灣人貪財、怕死、愛做官」。 畢竟矢板明夫不是日本總督，他的被揍，就像一般小人物的八卦新聞，幾天之後，將被毒油事件、巴威颱風新聞掩蓋，不會掀起驚濤（荊濤）駭浪，一切又船過水無痕。 祝福他寬心靜養、早日康復。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為檔案資料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多數人都聽過人工智慧（AI），卻未必知道量子科技究竟是什麼。若用音樂來比喻，傳統數位科技就像一位鋼琴家或小提琴家，必須依照樂譜一步一步完成演奏；量子科技則更像一整個交響樂團，不同樂器能在同一時間彼此協作，演奏出單一樂器無法完成的樂章。它真正的突破，不只是運算速度提升，而是以全新的方式處理極其複雜的問題。 未來從新藥研發、能源開發、金融風險分析，到網路安全、國防科技與太空探索，都可能因量子運算而被重新改寫。人工智慧改變的是工作的方式，量子科技改變的，則可能是未來世界運作的規則。 當全球聚焦於人工智慧競逐算力之際，美國已悄悄把科技競賽搬上國家戰略舞台。白宮邀集IBM、PsiQuantum、D-Wave、Quantinuum等重量級量子企業舉行峰會，搭配行政命令、預算支持及後量子密碼部署等政策，顯示華府已將量子科技從科研議題提升為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戰略。這背後透露一個清楚訊號：AI競爭比的是算力，量子競爭比的卻是國力。AI可由企業帶動創新，但量子科技牽涉國防、密碼安全、能源、材料、半導體、通訊及供應鏈重組，沒有任何國家敢完全交由市場自由發展。誰能率先建立量子生態系、制定技術標準與安全規範，誰就更有機會主導下個世代的科技秩序。 真正的競爭，不再只是企業間的競賽，而是國家治理能力、產業政策與科技戰略的全面較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競賽早已不是美國的獨角戲，而是美中科技霸權的新戰場。近年來，大陸已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的重要布局，從《十四五規劃》到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目標，量子資訊始終位居核心位置。 大陸在量子通訊、量子衛星、量子保密通信網路及量子運算等領域持續投入資源，建立政府、科研院所、軍工體系與企業協同發展模式。從「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京滬量子保密通信幹線，到大陸科學技術大學在量子運算領域的多項成果，都顯示大陸已不再只是追趕者，而是全球量子科技的重要競爭者。 美國近年明顯加快腳步，正是因為意識到：量子競賽不能重蹈過去半導體供應鏈的被動局面。從《國家量子倡議法》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到近年持續加碼量子研發、推動後量子密碼標準，以及要求政府部門提前展開資安轉型，美國的思維早已從「支持科研」提升到「維護科技領導地位」。如果過去十年的美中科技競爭，焦點集中在晶片、5G與人工智慧；那麼未來十年，量子科技很可能成為決定下一輪科技霸權的核心戰場。晶片競爭爭的是市場，量子競爭爭的則是下一個世代國際秩序的主導權。 若從台灣角度觀察，美國近期的量子布局至少透露三項值得深思的訊息。 首先，美國重視的不是「投入多少錢」，而是「投對什麼地方」。量子科技充滿想像空間，從藥物研發、能源突破到破解現行密碼系統，各種願景層出不窮。然而，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推動「量子基準測試計畫」（QBI），要求不同技術接受一致的驗證標準，只問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未來十年內，究竟能否真正發展出具有工業價值的量子電腦？ 這項計畫真正值得借鏡的，不只是技術評估，更是一種治理思維。科技政策不能只是補助企業，更重要的是建立判斷能力，辨別哪些值得長期投入，哪些只是包裝華麗卻難以落地的科技泡沫。政府最大的責任，不只是花錢支持創新，而是替國家降低錯誤投資的風險。 第二，美國已把量子科技視為國家安全問題，而不只是科技發展議題。量子電腦一旦成熟，今日金融、政府、軍事、通訊及網際網路普遍採用的加密技術，都可能面臨重新洗牌。若等到量子電腦真正具備破解能力後才開始更換系統，就如同颱風登陸後才修補屋頂，看似節省成本，實際上代價最高。因此，美國積極推動後量子密碼，本質上就是替未來二十年的數位安全預先投保。 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台灣沒有量子技術，而是至今缺乏一套完整的國家量子戰略。相較於美國已由白宮統籌，整合商務、國防、能源及國安體系共同推動量子布局，台灣目前仍多以各部會及研究機構分頭推動，量子政策主要聚焦科研補助與人才培育，尚未形成結合國家安全、產業政策及供應鏈整合的一體化戰略。沒有整體藍圖，即使擁有世界級半導體能力，也未必能自然延伸為量子競爭優勢。 科技實力，不等於科技戰略。一個國家可以擁有世界級工程師，卻未必能制定世界級科技政策；可以成為全球重要供應商，卻未必能成為下一個世代規則的制定者。 第三，量子競爭終究回到供應鏈競爭。許多人談量子，只想到量子位元與運算突破，忽略需要低溫設備、光子元件、雷射系統、控制電子、特殊材料、精密量測、半導體製程、封裝及系統整合等完整工業能力支撐。不同技術路線，需要不同供應鏈，而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是某一項技術突破，而是整個產業體系是否能協同運作。 半導體的成功，容易讓台灣形成一種迷思，以為只要技術夠強，市場自然會找到我們。然而，量子科技未必遵循相同邏輯，它更依賴國家戰略、國防需求與產業政策共同驅動。如果仍抱持「等市場成熟再投入」的心態，等到量子產業真正起飛時，全球供應鏈的位置，很可能早已分配完成。 台灣當然不必急著宣示打造世界最強的量子電腦，也不需要追逐量子位元數的口號競賽；真正該思考的是，如何善用半導體、異質整合、光電元件、低溫電子、精密機械及測試驗證等既有優勢，在全球量子供應鏈中建立不可取代的位置。 美中今天競逐的，已不只是量子電腦，而是下個世代全球科技規則的制定權。對台灣而言，真正重要的，也不是一定要率先造出世界最強的量子電腦，而是能否在這場新的科技重組中，占據一個不可取代的位置。半導體讓台灣抓住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量子科技，很可能就是下一次。 AI競爭比的是算力，量子競爭比的是國力；AI改變的是產業，量子重塑的可能是國際秩序。當世界正重新描繪下一個世代的科技版圖時，最危險的不是技術落後，而是戰略仍停留在上一個時代。真正的競爭，從來不是在鳴槍那一刻開始，而是在多數人覺得「現在還不急」時，勝負便已悄然拉開。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陸委會粉絲專頁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巴威颱風假前夕，陸委會例行記者會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6月底止，政府累計已接獲374件國人赴中國失聯案件。 今年6月底以來，新增10名國人赴中國後失聯案件，其中有4人是結伴同行卻全數失聯，目前持續透過兩岸既有管道協尋中。另有一名地方法院法官今年4月赴中國華北旅遊時，曾遭3名公安人員進入下榻飯店盤查。陸委會兼發言人梁文傑特別提醒，公務人員非必要盡量不要到中國旅遊。 陸委會還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嚇死人不償命呢！ 2024年1月1日到今年6月底，兩年半期間，有374件國人赴中國失聯的個案，看似驚悚。不過，臺灣每年有4、5百萬人赴中國旅遊、就業、就學、Long Stay， 甚至移居，兩年半便有萬仁甫1200萬人次赴陸旅遊，374件失聯個案，失聯率0.003%，應可忽略不計吧！ 相對地，站在關心民瘼，愛民如子的角度，陸委會應該即時向國人說明： 374件失聯個案，有多少已經與家人恢復聯繫、撤案回台？有多少個案係途中遭到意外、或是傷亡？多少個案遭中國當局羈押？如果，多數個案均已平安歸來，有甚麼好畏懼的呢？ 374件失聯個案中，有多少是持台胞證赴陸？有多少持他國護照赴陸？有多少是在台灣犯案，潛逃出境？有多少是因家庭因素，遠赴大陸處理雜務？有多少是債務糾紛，遭人控制？有多少是借助中共公安協查而平安歸來的？ 374件失聯個案，若多數已尋回，陸委會何不公布當初他們「暫時失聯」的原因？譬如，旅遊目的地訊號不良，家人一時聯絡不上，驚慌報請陸委會查詢？想一個人清靜一下，關閉手機？酒足飯飽，醉臥美人鄉？享受按摩，不想被人打擾？ 譬如，陸委會提及6月底結伴「失聯」的4人，說不定他們和當年的梁先生、鄭先生一樣，結伴買醉尋歡，完全不想讓家人擔心掛慮，謊稱赴陸呢！ 梁文傑說，已持續透過兩岸既有管道協尋4人，這話，更是滿天問號！陸委會天天怒懟、幹譙對岸，兩岸間既有管道不都是「已讀不回」了嗎？對岸如何協尋？難道，馬政府簽署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持續實施中？若是透過台商團體協尋，陸委會怎麼能掠奪他人之美？ 至於4月間赴陸旅遊、遭3名公安到下榻的飯店盤查的法官，也是疑點重重。 按，除非該法官曾經因公務赴陸公幹，否則，一般赴陸旅遊，台胞證、航班和住宿登記資料，都不會露出個人的職業。(按，申請台胞證時，確有職業一欄，絕大多數人只需填寫無業即可)不知某法官是如何洩漏身分的？ 私心揣測，該法官可能過往因公赴陸，對方得悉他的身分，見他再訪，好奇詢問？該法官因某些案件曾經上過媒體？他經手案件的嫌犯已潛逃至大陸地區，公安禮貌性拜訪，希望從他那裏獲知更多有用的訊息？無論如何，3名公安若是進行盤查，應該會出示協助調查之類的公文，必要時，還會請他到附近治安機關提供協助。 既然是到法官下榻酒店「盤查」，應該歸屬為禮貌性拜訪，無須緊張，否則，法官又怎能全身而退呢？也不知該法官回台後，為何乖乖呈報？擔心共諜就在身邊?還是賴老大哥無所不在？ 針對某法官的個案，梁文傑該做的，不是提醒公務員非必盡量不要到大陸旅遊，而是啟動防範措施，請國安單位調查該法官的工作職場，是否有滲透份子，傳遞該法官的相關資訊予對岸？派人詳細調查該法官與3名公安接觸的過程與交談內容，必要時，要像偵辦里長率團赴陸，接受資助返台介選案那般，隔空取得「證據」！或是委請「鏡檢」，獲取必要證據。 此外，有鑑於中共已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陸委會也應該忠告各級公務員，以及一般民眾，千萬不要公開宣示或顯示自己的台獨傾向，以免必要時赴陸旅遊的當下，遭到中共當局盤查詰問，甚至遭到羈押判刑！ 畢竟，美台無邦交，川普會見習近平，勸說習大大釋放朝鮮族牧師金明日，但是，川普決不會出面勸說釋放台獨嫌犯啊！不信？梁文傑何妨諮詢一下堅持「美國對台政策不變」的谷立言！ 配合陸委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也加碼演出地說道，「全球觀光國家選擇有很多，他個人認為「選擇喊要侵略你的國家，邏輯並不正常！」 這話不假！那麼，請教葉教授，選擇喊要侵略你的國家進行雙邊貿易，且每年從喊要侵略你的國家進口6、7百億美元貨物，賺取喊要侵略你的國家7、8百億美元的順差，這個邏輯可正常？ 支持民進黨，我們沒意見。邏輯混亂，自甘墮落為陸委會的側翼，那就太噁心、太讓人不齒了！ 0.003%的失聯率，說明大陸地區的確是個最適合國人旅遊的目的地！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過去一年，台灣公共討論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幾乎所有與教育有關的重大新聞，都逐漸被「霸凌」串連起來。 從高雄一位不幸墜樓身亡的教師，引發全國教師對行政壓力、校事會議制度與支持系統的反思；到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再到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拍攝羞辱影片，引爆社會對教師尊嚴與校園秩序的討論；接著，韓劇《鐵拳教育》在台灣掀起熱議，「鐵腕管教」與「人本教育」形成鮮明對照；教育部、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團體圍繞校園管教制度激烈交鋒；而近期，民進黨立委賴瑞隆因高雄教師事件的回應受到政治檢視，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投入選舉後，又因遭指涉求學階段的校園互動與言行爭議，被部分輿論納入「校園霸凌」的討論脈絡。這些事件原本彼此沒有直接關聯，卻在媒體與政治場域中，被逐漸編織成一條共同的敘事。 霸凌，不再只是教育問題，而逐漸成為政治語言。 高雄教師墜樓事件發生後，第一線教師真正關心的是制度是否出了問題。行政程序是否過重？校事會議是否失衡？教師申訴與支持系統是否足以承接壓力？教師工會與教育界普遍呼籲，應重新檢討現行制度，而不是讓悲劇一再重演。 然而，隨著事件持續延燒，政治焦點很快介入。 由於賴瑞隆被視為民進黨高雄市長熱門人選，他的回應時間、發言內容與態度，迅速成為政論節目與媒體討論焦點。「神隱」、「慢半拍」等評論接連出現，原本應聚焦於教師工作環境與制度改革的議題，逐漸轉向政治人物是否失職、是否失分的攻防。 教育事件，也因此開始轉化為政治事件。 接著，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以及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事件，再度引發社會譁然。第一線教師開始擔憂，當教師權威持續弱化、學生權利意識提高，而行政體系又傾向程序自保時，教師是否仍有足夠空間維持教學秩序？ 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鐵拳教育》爆紅。 劇中教師以暴制暴、鐵腕對抗問題學生，讓不少觀眾產生情緒宣洩，也讓「強硬管教是否才有效」成為熱門話題。媒體順勢將韓劇中的「鐵拳教育」，與教育部政策、人本教育基金會倡議的人權教育及校園民主治理放在同一個討論框架內，使原本複雜的教育治理問題，被簡化成「鐵腕」或「人本」的二元選擇。 緊接著，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宣布投入地方選舉後，媒體與社群平台陸續出現昔日同學與師長的指控與爆料，內容多被放在「校園互動不當」乃至「疑涉霸凌」的語境之中。支持者強調相關說法仍待釐清，不宜未審先判，認為部分指控可能受到選舉攻防與派系角力影響；批評者則主張，政治人物及其家人一旦跨入公共領域，就應接受更高程度的品格檢驗與過往行為的公開討論，尤其當爭議涉及權力不對等的人際關係時，更難與「霸凌」的語彙切割。 如果把這些事件放在同一條時間軸來看，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高雄教師墜樓、林晏如老師事件、宜蘭教師遭戳屁股、《鐵拳教育》、教育部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制度辯論、賴瑞隆的政治表態，以及圍繞萬美玲與佀廣洋的相關爭議，彼此未必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卻在媒體與政治論述中，共同被納入「霸凌」這個議題框架。有的被視為「體制霸凌教師」，有的被理解為「學生霸凌教師」，也有的被延伸為「疑似校園霸凌延伸到政壇」，不同主題最終都被編碼進同一套情緒化語彙。 從傳播學角度來看，這正是「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框架理論」（framing）的典型案例。媒體決定哪些事件值得持續關注，政治人物決定如何詮釋事件，社群平台則透過演算法與群眾情緒互動，放大特定關鍵字與敘事模式。於是，社會開始感覺，霸凌似乎突然無所不在：從教室到辦公室，從校園到選舉場，似乎每一場衝突，都可以被命名為「霸凌」。 真正增加的，未必是霸凌事件本身，而是霸凌被政治化、情緒化與高度媒體化的程度。 當「霸凌」成為最容易動員情緒的標籤時，其實也就成為一種極為便利的政治語言。面對高雄教師的悲劇，民眾可以質問體制是否「在制度上霸凌第一線教師」；面對學生攻擊教師的案例，輿論可以控訴「教師在教室裡被學生霸凌」；一旦事件牽動選舉版圖，則可以進一步將政治人物或其家人的言行，放入「過去是否曾霸凌他人」的品格審判框架中。不同立場的陣營，往往只需決定要把「霸凌者」的角色套在誰身上。 民主社會當然需要揭露霸凌、監督政治人物，也需要保障教師與學生的權益；但如果每一場校園事件、每一次與教育相關的悲劇，最後都只剩下政黨攻防、人物評價與流量競逐，制度改革反而容易被擠到公共討論的邊緣。當輿論花大量時間討論某位立委回應是否慢半拍、某位政二代過去是否有瑕疵言行時，我們對教師工作條件、校務分權機制、申訴與輔導體系的關注，往往就悄悄退場。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某位政治人物是否慢半拍，也不只是某位參選人是否應承擔政治責任，而是：我們是否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政治輸贏，而太少時間放在教育制度如何避免下一場悲劇？我們是否更習慣用「霸凌」這個情緒強度極高的詞，來標記我們不滿的人與事，而不願意花力氣在繁瑣卻關鍵的制度設計與執行細節？ 當霸凌成為政治攻防最容易動員情緒的語言時，真正需要被修補的校園制度，反而可能在一波又一波新聞熱潮與選舉攻防之中，再次被遺忘。這或許才是這一年來，一連串「從校園到政壇」的霸凌討論背後，最值得我們警惕的集體盲點。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圖片為台灣高等法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有人問，近年最能代表台灣司法現況的案件是什麼？不是動輒數十億元的詐欺集團，不是跨境洗錢，不是毒品犯罪，也不是黑幫暴力，而是一杯七十五元的燕麥奶拿鐵，以及一個曾經鬧上新聞版面的電鍋。 一名超商店員，在連續工作十八小時之後，因疲勞忘記替自己沖泡的七十五元拿鐵結帳，竟一路歷經警詢、偵查、起訴及一審有罪判決，直到二審才獲判無罪，高等法院更罕見以旁論提醒雇主、檢察官及一審法院，刑法不應輕易介入本可由企業管理或勞資制度處理的問題。 這起案件讓人想起先前的「電鍋案」。兩案案情不同，卻共同映照出一個更值得憂心的現象：司法資源正逐漸陷入「大案難辦、小案重辦」的失衡困境。 真正值得檢討的，不是哪位法官、哪位檢察官，而是整個司法體系的風險管理邏輯。 所有現代政府都強調風險管理。警政有治安熱點分析，消防有火災風險分級，金融有洗錢風險評估，公共衛生有疫情分流，醫院急診更有檢傷分類制度。有限的人力、時間與經費，必須優先投入高風險、高危害事件，這是現代治理最基本的原則。 唯獨司法，似乎仍停留在「只要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就一路辦到底」的思維。 於是，一杯七十五元咖啡，可以動員警察、檢察官與法院；一個電鍋，可以歷經完整刑事程序；但另一方面，詐欺集團、毒品犯罪、跨境網路犯罪、人口販運及重大經濟犯罪，卻因案件龐雜、人力不足而審理曠日廢時。這不是司法太忙，而是司法沒有把有限資源配置到風險最高、社會危害最大的地方。 風險管理有一句重要原則：「不是所有風險都要用同樣的成本處理。」司法亦然。刑法本來就是最後手段，而不是第一選項。當企業管理失當、職場疏失、勞資爭議，甚至一時疲勞造成的失誤，都直接刑事化，司法便不再是守護社會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成了替企業管理善後、替組織紀律背書的工具。 高等法院這次判決最值得肯定的，不只是改判無罪，而是旁論中所透露的治理思維：雇主應承擔管理責任，檢察官應善盡公益代表人的把關義務，法院更應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審慎判斷是否真有不法所有意圖。這其實是在提醒整個司法體系，真正需要的是風險辨識，而不是程序慣性。 然而，一件案件最後改判無罪，並不代表制度沒有問題。對於當事人而言，警詢、移送、起訴、審判、前科陰影、工作壓力與社會眼光，都是真實存在的成本。制度若總是在二審才完成修正，代價早已由人民承擔。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真正成熟的司法，不是依靠二審一次次糾正個案，而是在偵查初期便建立風險分流機制，依據法益侵害程度、主觀犯意、社會危害性及公共利益，決定哪些案件應優先進入刑事程序，哪些案件應透過行政、民事、調解或企業內部管理處理。這不是放縱違法，而是讓刑法回歸最後手段，也讓司法資源發揮最大的公共價值。 七十五元拿鐵案與電鍋案，看似只是兩件生活小事，卻共同照見一個更大的制度盲點：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做好風險管理，卻很少追問司法是否也需要風險管理。 如果司法連案件的輕重緩急都無法有效辨識，再多的人力、再大的預算，都可能只是把有限資源耗費在低風險事件，真正高風險、高危害的犯罪反而因此被延宕。 真正值得人民擔心的，不是一杯咖啡值七十五元，也不是一個電鍋價值多少，而是司法若持續欠缺風險治理思維，下一次被送進刑事程序的，也許只是另一個疲憊工作後忘記結帳的人；而真正危害社會安全的犯罪，卻仍在有限資源中排隊等待。 司法最大的風險，從來不是偶爾判錯一件案子，而是整個制度，把有限的司法能量放錯了地方。 作者為大學兼任老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臺灣高等法院官方網站 【聚論壇蔡詩萍專欄】在政治議題滿天飛，謠言與真實很不容易辨明的此刻，我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台灣高等法院對一樁關於便利超商控告夜班店員「業務侵占」一杯拿鐵咖啡的案子，做出了無罪判決！ 而且，法官還特意批評了現行的便利超商文化，以及，檢察官和士林地院在這件案子上的「法匠心態」（這詞彙是我用的，並非判決書上的詞彙，但我覺得意思差不了多遠。） 第一時間看到這新聞，我便被感動了。 一位值夜班的便利超商店員，午夜以後，只因為要提神喝了一杯拿鐵，一時間忘了結帳，就被雇主以業務侵占為由，送交司法。 但店員很清楚的解釋了，他本來就預購了32杯咖啡，還剩寄杯26杯，根本無意貪圖這一杯，何況，他還是在監視器之下，進行這一杯的操作，若真想「偷」這一杯，大可閃躲監視器。他只是一時間太累，晃神，才忘了。 雇主沒接受這說詞，檢察官沒接受這說詞，士林地院一審亦沒接受這說詞，於是判刑三個月。 若店員摸摸鼻子，心想算倒楣吧，默默接受了呢，我們不會知道原來這起小案子背後有多少辛酸血淚，是在我們引以為傲的「24小時經濟」的便利裡？！ 還好，店員不服，上訴了！ 才爭取到：台灣高等法院推翻一審判決，宣告無罪，並批評了便利超商現行的二十四小時營業，以及五花八門的種種便利服務，之所以能推動，不就因為每一位平凡的「萬能店員」與他們付出「廉價的便利」服務，所締造的嗎？ 判決書批評雇主沒體恤這些夜班員工，為了一杯忘了結帳的咖啡，竟然以刑事罪追究員工？檢察官呢，竟也忘了司法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一味以追求訴追為已任，（意思是這案子實在不符比例原則）而士林地院，則明顯缺乏「審判者應具備的實踐智慧」，對一般人在極度疲累下，可能的短暫疏忽，動輒以法條伺候？ 高等法院提醒的真好：法乃善與公平之藝術，不要讓冰冷的法條，凌駕了「被告過勞處境的同理與實質正義之上。」 我無法詳細記下高等法院法官這篇動人的判決。 以及，法官對便利超商龐大商機與造福消費者之正面效應的「勞動者關切」議題的沉痛呼籲。 但我很感動，在這樣一個人人視「外在於自己的世界」常常是一個「與自己無所謂的世界」裡，竟然，法官注意到了可能的不公，與可能的剝削！ 他也許不能撼動什麼商業體制，改變什麼僱用關係的不對等，但至少他能以「法官的角色」、「司法的功能」，採取實際行動，以判決，提醒了我們：一杯咖啡在「控訴侵占」與「溫暖體恤」之間，那完全是龐大商業體制在盈利之外有無人性，社會正義在冰冷法治之內有無公平之準則的考驗。 我不認識這位店員，我不認識這位寫判決書的法官，但我相信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件，足以撐起：我們相信人心不死，公道必在的信念。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