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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杜聖聰專欄】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在臉書針對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過去的毒品政策發文質疑，要求對方「不要以美沙冬計畫遮掩」。沒想到貼文一出，留言區瞬間遭到海量灌爆，甚至被媒體形容為「破金氏世界紀錄」。 距離投票日只剩55天，這股驚人的網路能量究竟代表什麼？我們從三個角度來拆解： 把數字攤開來看：到底「破」了什麼紀錄？ 這則貼文的留言成長速度極快： ◉ 發文約2小時：突破10萬則 ◉ 清晨到中午（短短數小時）：從28.7萬一路飆升至41.1萬則 ◉ 發文未滿一天：累積超過43萬則留言 媒體口中的「世界紀錄」，指的是金氏世界紀錄「24小時內單一Facebook項目最多留言」（目前官方最高紀錄為2012年印度團體創下的377,004則）。蔣萬安這則貼文在14小時內就超越了這個數字，確實創下臉書上的驚人紀錄。 不過若放眼全球所有社群平台（如IG)全球短時間內湧入最多留言的前幾名通常是： * 阿根廷音樂人 Bizarrap Paulo Londra（IG，2,300萬留言） * 美國網紅 MrBeast（IG，約1,300萬留言） * 球王梅西的世界盃奪冠照（IG，700萬以上留言） 蔣萬安的臉書貼文，如果放到全球跨平台排行榜來看，大約落在第7名左右。 別人是「共襄盛舉」，這裡是「怒氣沖沖」 觀察全球其他破紀錄的貼文，多半是「號召型」的慶典或挑戰（例如留言滿多少就發新歌、抽獎或響應環保），情緒基調是歡樂、支持與期待。 但蔣萬安這則貼文完全相反： ◉ 反彈聲浪巨大： 留言主力多為不滿的網友，不僅翻出他過去擔任立委時的提案質疑其標準，更因「刪留言」的爭議引發新一波灌爆潮。 ◉ 異常的比例： 在留言突破41萬則時，表情按讚數卻僅有約9.4萬，留言數高達按讚數的4倍以上。這種現象在網路上通常代表反對聲浪遠超支持者。 雖然藍營陣營認為是網軍灌水、經費在燃燒，但這也顯示出：同樣是破紀錄的留言數，其他案例像是一場慶典，而這則更像是一場罕見由政治爭議引爆的「網路抗議」。 網路動能已成形，傳統組織還在沉默螺旋？ 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陣營在網路上已經展現出高度動員、隨時能被點燃的龐大能量。 相對地，藍營陣營過去倚靠的是里長、地方樁腳、社團、宮廟與基層黨部等傳統組織。在網路一面倒的聲量下，支持者往往容易陷入傳播學上的「沉默螺旋」而選擇靜默。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存在，也不代表他們不會去投票。 接下來的選戰只剩兩種可能： ◉ 強強對決： 反蔣的網路能量成功轉化為實體投票行動，同時藍營組織全力催票，雙方正面對決。 ◉ 聲量與選票分道揚鑣： 網路上的憤怒停留在留言區，而沉默的一方在投票日靜靜出門投票。過去台灣「網路聲量大、選票卻輸」的例子並不少見。 這43萬則留言究竟是選情的預告？還是一場純粹的情緒宣洩？答案只能留待開票當天來揭曉了。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當教宗與英國國王都在警告AI發展，美國總統和7大科技巨頭簽署「類 AI 憲法」道德約定，被稱為AI之島的台灣，因AI而經濟成長率竟接近10%，但被AI與網路橫掃的台灣媒體，深陷其中難翻身，也始終看不出政府為媒體做了什麼？ 全球科技巨頭正瘋狂進行同一件事：AI 算力，一年 要花30兆台幣，比台灣全年GDP還多的錢。而這場史上最貴的「軍備競賽」，最大的軍火庫還不在美國，也不在中國，它在台灣，台灣儼然就是「AI軍火庫」。受惠於AI強大供應鏈，台股加權指數從過去的2萬點一路攀升至4萬點以上，2026年上半年甚至單獨大漲近60%，2027年更有機會上看6萬點大關。並且，AI不再只是炒作股市題材，而是全面反映在台灣總體經濟數據上，行政院主計總處大幅上修2026年實質GDP成長率至9.64%。 近期，全球對人工智慧（AI）治理也開始掀起一場「創新」與「安全」激烈交鋒。比爾蓋茲先警示說，AI可能造成10億人死亡。天主教教宗良十四世9月28日公開警告，外界對人工智慧可能摧毀世界的擔憂並非「假新聞」，應被認真看待。教宗點名批評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一邊推出新的AI安全防護工具，另一邊卻主張不應對AI設限或進行政府監管，立場矛盾。隔天，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召集7大科技巨頭，包含輝達黃仁勳、Meta 祖克柏、OpenAI 布洛克曼、Google 皮查伊、特斯拉馬斯克、Anthropic 阿莫戴及超微蘇姿丰，共同簽署「超級智慧白宮協議」，川普形容這份協議是具有道德約束力的「憲法」，被稱為「類 AI 憲法」。 就在白宮會議同一天，川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在官方文件、報告和網站中，全面將人工智慧（AI）改稱為「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 SI）。 但全球都更關心，AI已對民主發展中的第四權新聞造成核心威脅。去年英國上議院內傳來「AI對獨立媒體構成生存威脅」的聲音。更早點，2023年底，紐約時報對微軟和OpenＡI提起訴訟，指控OpenＡI從網站和第三方資料集，收集了數百萬則紐時新聞，建立AI模型。連ＡI內部人員都認為，摘要可以取代新聞連結，不但點選率大幅降低，而且ＡI流量不會回到新聞機構。日韓媒體最近也對這種行為強烈質疑。 因為流量和流量帶來的廣告，對新聞媒體至關重要。網站流量分析的網站Similarweb數字顯示，2022年至2025年間，資訊網站的自然搜尋流量，下降了55%。 台灣呢？這個AI之島，經濟面和股市都受惠於AI產業，連政府與反對黨都在AI得利後大喊普發現金，從10000元到20000元，都想趕在2026大選前定案，春節前發。過去發的6000元，已經不符合不斷往上飆的AI行情。 但，可悲的是，這些慶祝行情最受傷的，竟然是不斷發表AI好消息的新聞媒體產業。 台灣大多數人仍然直接或間接從新聞媒體獲得新聞訊息，但2000年網路後，再過25年來了AI，有人開始問，這兩波對媒體的掠奪戰，看得到終點在哪裡嗎？ 媒體資深主管深入分析，從台灣媒體這些年的營收結構來看，AI對台灣媒體影響最直接的並不只是收入，而是會改寫營運模式和重塑品牌價值，媒體並且要向可信度再更靠攏，才得以生存。 這位主管說，台灣新聞媒體受影響程度不一，電視、雜誌、紙媒與網媒要分開看。 以台灣第一名的商業電視台為例，假設它的年營業收入估60億元，其中有30億為廣告、10億元為政府專案、有線電視頻道10億元，其他為版權或其他業外等收入。AI與網路影響的為半數營收那30億元，這20年來從40多億降到30億，但這家電視台仍有獲利，也就是說它不斷找廣告之外收入來補，或是減少人事開銷。這是台灣電視台寫照，可以說，受網路AI打擊不小，短期內靠不斷增加的政府置入，來撐住門面。 至於台灣雜誌業，靠廣告及辦活動維生，當然這其中就有政府和企業的置入，台灣主流雜誌紙本都還在出版，顯示受AI與網路影響相對有限。至於報紙，恐怕是影響最大的，台灣三大報，除了聯合報系三代努力守住本業外，自由時報與中國時報有非本業的建築和食品在挹注，艱辛撐著。但是，這10多年來因為網際網路而興起的網媒，因為規模大小不一，應是最慘烈的。除了電視台、報紙、雜誌的網站，靠與母集團互通有無，還可以維持門面外，原生網媒的前二名ETTODAY、Nownews，本來就是虧損累累，現在不是不斷有裁員消息，就是縮編。 AI與網路當道，媒體除了在意營收增減外，最重要的還是在建立媒體與受眾間的互信，秀出優質品牌。當代新聞業信任度如何？無論是路透新聞學研究所、還是歐洲議會研究都指出，全球年輕族群對傳統權威新聞機構的信任度都在降低。 路透社2026年報告指出，全球新聞信任度跌至2015年開始追蹤以來的最低點，48個市場中有29個出現顯著下滑；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首次全面成為全球最廣泛使用的新聞來源，超越電視與新聞機構自有網站及應用程式，且此一平台化趨勢橫跨各年齡層。台灣方面，整體新聞信任度為25%，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明顯低於全球平均的37%。 看來，人們愈來愈依賴社群媒體、影音平台等數位匯流管道來獲取新聞資訊，並且更加信任YouTuber、KOL等個人創作者。 對於傳統新聞媒體來說，這不只是流量流失，更是AI時代發展浪潮下無可避免的品牌危機，媒體必須再築高可信度，並且重塑自己的品牌，才能在逐漸被AI網路淹沒的新聞波浪中被看到。 但，在媒體自救之後，大家更要問，除了朝野叫板普發現金，這20多年來，在網路與AI連兩波震盪中，政府為媒體做了什麼？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網路主宰了大部份媒體後，只見台灣媒體最主要的生命線廣告，收入不斷下跌，但不是廣告不見了，而是轉到國際社群與平台上了，如臉書與YT上，但台灣媒體與學界自救要比照歐洲澳洲與加拿大修法，要求分潤，5年來原地踏步。大家不願意說的真相就是，政府不敢開罪國際平台，所以冷處理這些媒體修法案嗎？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圖 【論壇禾流專欄】兩岸經貿正經歷重大變化。臺灣企業走向世界的腳步加快，兩岸距離卻愈來愈遠。然而兩岸經貿不只是進出口與投資統計，更涉及跨海設廠的企業、往返工作的員工及分居兩岸的家庭，是多年經營與生活累積的關係。面對市場與政治環境的劇變，臺灣須重新思考如何兼顧發展、安全與既有往來。 出口市場比重的消長，呈現了臺灣對外經貿重心的轉移。2026年前8個月，臺灣對美國出口1803億美元，占總出口31.4%；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1395億美元，占24.3%；對東協出口1151億美元，占20.0%。2020年全年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1515億美元，占43.9%；對美國出口約506億美元，占14.6%；對東協出口約532億美元，占15.4%。三個市場出口都在成長，但結構有明顯變化。美國重要性大幅提高、東協角色擴大，中國大陸的分量則顯著下降。 這並非將銷往中國大陸的產品直接改賣美國。AI帶動美國對伺服器及資通訊產品的需求；中國大陸與香港仍是電子零組件的重要市場；東南亞則承擔更多生產與組裝功能。不同市場對應不同產品與供應鏈環節，也彼此相連。若只看出口目的地消長，容易忽略企業正重新配置產能、客戶與合作關係，同時承受不同市場的政策風險。 投資流向轉變更為鮮明。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從2010年的83.8%，降至2016年的44.4%、2020年的33.3%；2026年前8個月更降至約1.05%，僅有6.6億美元。台積電今年增資美國200億美元，固然推高整體對外投資金額，壓低對陸投資占比，但對陸新增投資金額持續大幅減少，顯示這不只是大型投資案造成的比重變動，更反映臺灣海外投資已由集中於中國大陸，轉向全球多元布局。 然而新增投資減少，不代表既有事業的重要性消失。自1991年以來，臺商對中國大陸累計核准投資超過2100億美元。多年建立的工廠、員工、客戶與供應鏈，不會因新增投資下降而消失。企業即使不再擴廠，仍須維持營運。政策若只關注投資流量，可能低估既有事業的調整需求。目前課題已轉向保障投資權益、保護技術，並協助企業調整全球布局。 中國大陸對臺灣企業的角色也更複雜。它仍是部分產業的重要市場、客戶與生產據點；在另一些產業，當地企業已成為直接競爭者，並隨海外布局進入第三地市場。臺商須判斷哪些產品仍具競爭力、哪些合作值得維持、哪些技術必須保護，以及當客戶成為競爭者時，業務如何調整。這些問題難以用單一立場概括。 過去常把「交流」與「避險」視為對立：支持交流，似乎不該強調風險；重視風險，彷彿只能減少往來，這種二選一已不足以回應企業現實。企業關心訂單能否延續、技術能否受到保護、產品能否符合規範，以及政治緊張時供應鏈能否運作。交流與避險應共同回應這些需求，讓企業維持合作，也能承受變動。 避險不只是分散市場或轉移產地。即使改在第三地組裝，關鍵零組件若仍依賴單一來源，風險並未真正分散；訂單轉向美國，也須面對當地政策與客戶要求的變動。企業應盤點技術、材料、產能與客戶，針對難以替代的環節建立備援。避險是否有效，關鍵在於環境變動時，能否持續營運與交貨。 政府也須正視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差異。大型企業能在多國設廠，配置法務與供應鏈團隊；中小企業尋找替代供應商、理解新市場規範，都可能需要協助。政府應提供及時可用的市場與法規資訊，協助保護技術、處理投資爭議，支持廠商開拓替代客戶與供應來源。整體出口成長，未必代表各產業都能順利轉型；投資流向改變，也不會消除個別企業的調整成本。 必要的兩岸溝通仍有實際意義。政治分歧不會因經貿往來自然消失，企業營運、投資權益與人民往返需求，也不會因政治緊張而消失。溝通的價值，在於資訊能否取得、問題能否反映、爭議能否處理。對仍在兩岸工作與經營的人而言，穩定且可運作的聯繫管道，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保障權益。 兩岸經貿條件已改變，臺灣的思考也須更新。知中，是掌握中國大陸市場、產業與政策變化，辨認合作空間與競爭壓力；避險，是找出難以替代的環節，建立備援、增加選擇；交流，是讓既有往來保有反映問題、處理爭議的管道。三者相互配合，才能維護自身利益。 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讓臺灣在市場重組與政治緊張中，仍能自主決定與誰合作、在哪裡投資，以及如何保護技術與人民。企業需要調整時有能力轉身，既有事業遭遇困難時有資源協助，兩岸出現爭議時有管道處理。兼顧安全、發展與人的處境，才能讓兩岸經貿調整更務實，讓臺灣走向世界的步伐更穩健。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新北市政府毒品防治辦公室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北市長選戰最近打起一場「毒品名詞戰」。某候選人十二年前文章被翻出，曾經主張建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針頭」，並稱應「把毒品和藥品劃上等號」；如今則解釋，當年談的是國外公共衛生「減害政策」。問題是，減害可以解釋清潔針具，也可以解釋美沙冬，卻不能一句「公共衛生」，就把「提供毒品」四個字自動消毒。 美沙冬替代治療當然有醫療實證，清潔針具也是降低愛滋及血液傳染疾病的重要政策。把減害說成鼓勵吸毒，是反科學；但把所有毒品政策爭議都塞進「減害」兩字，同樣是在偷懶。中華民國防疫學會即指出，美沙冬主要針對鴉片類成癮，並不等於社區可以開放供應非法毒品。 更大的問題是，今天的毒品世界早已不是十二年前。 昔日談海洛因、美沙冬，今天年輕人面對的卻可能是一顆偽裝成電子煙的「喪屍煙彈」。依托咪酯從二○二四年列管、升為二級毒品，到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再升列第一級毒品，短時間連續升級，正反映新興毒品的擴散速度與危害。警政署甚至將毒品與毒駕視為複合型公共安全風險。 毒販早已進化成「產品經理」：換成分、換包裝、換煙彈，甚至混合多種物質；我們的政治論戰卻還在爭論Drug翻成中文究竟是「藥」還是「毒」。毒品已經跑到下一個版本，政策卻還在替十二年前的文字更新註解，這才是真正令人憂心之處。 成熟的毒品治理從來不是「嚴打」與「減害」二選一。販毒要查、製毒要斷、成癮者要治療、清潔針具要依實證推動；但面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與各式新興毒品，更需要快速列管、校園預警、毒駕防制及跨部門監測。 政治人物可以修正十二年前的想法，但不能只修正十二年前的說法。 因為今天需要減害的，不只是成癮者，而是可能在校園碰到毒煙彈的孩子、可能在馬路遇上毒駕的市民。 減害不能變成語言減毒；公共衛生更不能成為模糊毒品紅線的政治卸妝棉。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川普總統臉書 【聚論壇觀瀾專欄】中美元首會晤剛結束，川普就對人工智能連發強硬表態。一邊是雙方剛同意建立 AI 對話和事件溝通渠道，另一邊是他反復強調美國領先、不願開放、不會整合。這究竟是外 交辭令的正常操作，還是合作誠意的提前透支？ 一、峰會上，雙方到底達成了什麼？ 2026 年9月23日至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與川普總統在華盛頓舉行三天峰會。會後，雙方達成八點共識，其中人工智能議題佔據突出位置。 新華社公佈的「八點成果共識」第七條寫得很清楚：雙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交流人工智能相關風險和惠益。下次對話將於今年 11 月舉行。雙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 英文原文是：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establish a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exchange views on AI-related risks and benefits, with the next round to be held in November. The two sides also agreed to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AI-related incidents. 至少在風險交流和事件溝通這兩點上，雙方找到了有限交集。但共識剛落地，川普就開啓了一連串升級表態。 二、從9月13日到30日：川普的 AI 表態如何一步步升級 9月1314日：把 AI 風險論直接打成騙局。在愛爾蘭看高爾夫公開賽時，有記者問他是否該放緩AI發展、加強監管。川普的回答很直接：「我們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我們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坦率地說，我希望保持這一領先地位，因為誰贏了人工智能，誰就贏了一切。」（Whoever wins AI, WINS!） 第二天，他在社交媒體上連續發帖，把質疑AI風險的人直接類比為氣候變化騙局的製造者：「那些聲稱人工智能將毀滅世界、說數據中心危害社區的人，和不久前聲稱世界將因氣候變化而毀滅的是同一批人。」（The people that say AI is going to destroy the World, and that Data Centers are bad for your neighborhood, are the same people that said, just a short time ago, that the World would be extinguished by Climate Change.） 「針對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存在一場病態的陰謀，唯一對此感到高興的是中國。」（There is a SICK conspiracy going on against AI and Data Centers, and the only one that is happy about it is China.） 川普下面這句話更是讓人瞠目結舌： 「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護欄，是一位強大而聰明（高智商！）的總統而美國恰好擁有這樣的總統，綽綽有餘！」 （The only control or guardrails that AI needs is a STRONG AND SMART (High IQ!) PRESIDENT, and the U.S.A. has that, in spades!） 9月26日：公開說不願整合、不開放。 習近平25日訪美剛離開，白宮外，特朗普馬上明確表態：美國不會踩剎車，領先中國「至少一年，也許一年半」。 「我寧願不整合，因為我們大幅領先。當你領先的時候，你不會向對方開放。我們至少領先一年，也許一年半。有人說兩年。我不打算開放。」（I would rather not integrate because were leading by a lot. When youre leading, you dont open it up to each other. Were leading by at least a year, maybe a year and a half. Some people say two years. Im not looking to open it up.） 「他們想阻止我們的進步，因為我們在大幅領先中國，而且我們會保持這種領先。」（They want to stop our progress because were leading China by a lot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美國不會踩剎車。」（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not going to be putting on brakes.） 9月29日：把合作等同於洩露機密。 在America.gov 揭幕儀式和與科技高管共進午餐後，川普進一步把話說明白：「如果我們與中國成立合資企業或與之合作，就會洩露許多秘密。」（If we do a joint venture with China or cooperate with them, we will give away many of oursecrets.） 「你會有一個贏家和一個輸家，大概不會有第二名。」（Youre gonna have a winner and a loser, and youre probably not gonna have a second place.） 9月30日：把AI改叫超級智能，再強調領先。 這一天，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把 AI 更名為超級智能（SI），並表示：「我永遠不會扼殺一場比工業革命更偉大的技術。」（I will never stifle the growth of a technology that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我們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我們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坦率地說，我希望保持這一領先地位，因為誰贏了人工智能，誰就贏了一切。」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Were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frankly, I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because whoever wins AI wins.） 「我們可以設置護欄，也可以採取各種措施。但我認為有很多非常負面的勢力在拿這些事說事，他們不該這樣做，他們提出的都是些不會發生的事。」（We can put guardrails, we can do this and that. But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egative forces that are bringing it up that shouldnt be bringing it up, and theyre bringing up things that wont happen.） 「坦白說，沒有第三名一切都在我們和中國之間。」（Frankly,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its all between us and China.） 掌控術語，本身就是塑造國際討論框架的一種方式。誰定義概念，誰就更容易主導後續的標準、風險敘事和合作議程。川普通過將AI更名為超級智能，不僅是在強化美國的領先姿態，更是在客觀上搶奪 AI 時代的技術定義權與全球話語主導權。這種話語權爭奪，正是改名背後的深層戰略考慮，完全符合美方的整體競爭邏輯。 三、這些表態帶來了什麼影響？ 在雙方剛就AI對話機制達成共識之後，川普的這一系列表態至少產生了三層負面影響：1. 削弱對話的政治可信度：反復強調不願開放、不整合，很容易讓對方懷疑美方參與對話的誠意。 2. 將技術競爭與風險治理混為一談：把合作直接等同於洩露機密，等於抽空了風險治理合作的政治基礎。 3. 超級智能的更名可能增加操作摩擦：雙方術語不統一，後續具體機制設計時可能多出不必要的障礙。 於是一個問題自然浮現：一邊同意建立對話，一邊又明確拒絕開放，這是否意味著峰會宣布的AI 合作誠意有限？ 在川普的政治語言里，AI首先是一場關乎美國技術領先地位的戰略競爭，而不是共同治理的全球議題。峰會成果強調風險交流，他的後續表態則把競爭邏輯擺在了更優先的位置。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外交語調張力。 川普的講話並沒有直接推翻峰會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外交後果。外交不只看說了什麼，還看在什麼場合、用什麼方式說，以及釋放出怎樣的信號。中美元首剛同意建立AI對話和事件溝通渠道，川普隨即強調領先很多、不會踩剎車？不會彼此開放，並把技術合作和洩露機密聯繫起來。這不可避免地把剛剛建立的合作機制，重新置於明顯的戰略競爭框架之中。 習近平在峰會中提出確保人工智能發展始終受控於人、造福於民，強調各展所長而不是相互設防。這隱含著一種合作觀：AI發展應服務於人類福祉，中美應共同管控風險。 而川普的框架截然不同：AI 首先是一場必須贏得的戰略競爭，誰贏得 AI，誰就贏了。在這一框架下，合作僅限於防止競爭失控，而非共同建設技術能力或建立平等治理體系。安全管控服務於競爭優勢維持，而非對等的全球治理。 四、北京怎麼回應？保留對話，但敘事並不相同。 中方的回應整體克制，但層次清晰。從王毅通稿、外交部表態和駐美大使謝鋒的公開採訪來看，中方採取了一種「表面克制、實質警惕、談判留門」的三層反應。 9月26日：對超級智能提法保持克制。 針對美方在成果文件中使用超級智能替代人工智能，外交部發言人當天答記者問時表示：「關於人工智能表述問題，中方重視美方的立場，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持續發展，各方可以結合最新形勢，加強交流、深入探討、尋求共識。」 這是典型的外交處理：不接住對方挑釁性措辭，不在文字上製造新的正面衝突，同時保留下一輪談判空間。9月28日：明確表示願繼續對話。 兩天後，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進一步表示：「我們願同美方通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等渠道保持溝通交流。這既是促進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的重要路徑，也是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應有之義。」 至少從目前公開表態看，北京沒有因為川普強調美國技術領先而退出對話機制。 峰會前的鋪墊：反對威脅敘事。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峰會前的9月14日，郭嘉昆就曾針對美國 AI 企業相關言論明確表態：「散播各種威脅敘事，搞對抗和惡性競爭，只會干擾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進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這一表態在峰會後並未升級，說明中方選擇不把事情推向更尖銳的對立。 謝鋒大使的專訪：暗含批評與自主加速 更具實質性信號的，是中國駐美大使謝鋒 9 月 29 日接受《新聞週刊》（Newsweek）的專訪。他將峰會稱為里程碑，但同時指出：「事實已經證明，開源和開放不會帶來不安全；真正的風險在於技術脫鈎、封閉和自我孤立。」 他呼籲美方「以開放心態與中方相向而行，相互成就」，並強調中美應「安護欄」、「裝剎車」而非「搞競賽」、「拉鐵幕」。這番話的潛台詞很清楚：中方將美國的不整合、不開放，定性為技術封閉，而非真正的安全合作。北京大概率會把特朗普的表態視為證據美國參加AI對話，並非追求平等的全球治理，而是要在維持技術霸權的前提下管理風險。 王毅通稿：保留對話，定位風險管控。 王毅外長在峰會結束後的通稿中也明確提到，要「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對話機制，就其風險和收益進行交流，共同防範人工智能被濫用惡用」。這顯示中方仍願意保留對話渠道。這並非矛盾，而是策略：在公開保持合作姿態的同時， 把對話定位從共同治理收窄為風險管控，為後續談判爭取更靈活的位置。 雙方實際上是在用兩種不同的政治語言解釋同一個機制：中方強調治理、風險和共同責任，美方強調競爭、領先與防止競爭失控。中美找到的是一個有限的政策交集，而不是共同的人工智能戰略。合作不等於技術融合，對話也不等於戰略互信。 五、真正值得關注的，是11月的 AI 對話。 真正決定中美 AI 合作能走多遠的，不是峰會後的任何一句表態，而是11月下一輪對話如何把原則變成具體機制。 幾個關鍵問題值得盯緊： 什麼構成需要通報的AI事件？ 溝通機制是否真正雙向、對等？ 軍事人工智能、網絡攻擊、深度偽造、關鍵基礎設施和自主系統可能造成的誤判，如何處理？ 雙方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把AI風險治理與技術競爭、出口管製作出區分？ 這些問題的答案，比任何公開表態都更能說明中美 AI 合作的真實邊界。 中美AI合作機制已經建立，但範圍有限；技術整合從未成為峰會成果的一部分，川普也已明確拒絕；與此同時，中美戰略競爭繼續存在，美國公開強調保持技術領先。 因此，川普峰會後的講話確實沖淡了剛剛形成的合作氣氛。與其說美國在合作與不合作之間突然反轉，不如說合作的邊界被迅速暴露出來。 美國目前願意接受的，更接近風險溝通式合作，而不是以前沿技術共享、能力整合或共同發展為基礎的合作；中國方面則在強調公平、對等與全球治理的同時，選擇保留這一有限空間。 在政策實踐層面，川普明確把領先中國置於政策中心，北京最現實的結論不會是等待美國放鬆技術限制，而是加快： 國產 AI 芯片與先進封裝的替代能力； 本土算力基礎設施與模型部署體系； 開源模型與產業應用的規模化落地； 在聯合國、金磚機制和全球南方合作中爭取不以美國企業標準為中心的AI治理話語權。所以，中美AI關係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雙方是否願意使用合作這個詞，而是兩個正在激烈技術競爭的大國，能否在不放棄競爭的情況下，建立起足以防止AI風險、事故和戰略誤判失控升級的最低制度安排。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它當然遠遠不是「中美共同發展人工智能」，但也絕非毫無意義。 作者為美籍華裔學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川普總統臉書影片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川習會期間，川普全程未提台灣，事後僅以一句「台灣就是台灣」輕輕帶過。 觀察者認為、「不提」卻是一種提醒 因為當一個應該出現的議題、卻連被擺上談判桌的價值都被質疑時，它的處境遠比「被討論」更凶險。 台灣輿論形容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而《經濟學人》則直接拋出一個令民進黨不敢招架的問題：台灣的「B計畫」在哪裡？ 「棄台論」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鮮詞。二〇一一年，哈佛學者保羅肯恩即在《紐約時報》撰文：美國應趁手中尚有籌碼時，以放棄台灣換取中國放棄對美債權。 當時，希拉蕊對這個構想的回應是「很有趣」。 十多年過去了，這句「很有趣」正在被華盛頓的現實主義者一點一點地變成政策語言。美國智庫「國防優先」發布報告，建議台海若爆發衝突，美軍應該採「不介入」的態度，並且撤出駐台訓練人員。 報告出爐後，賴清德與國防部至今仍在沉默。這種沉默的本身，是手足無措？是恐懼？還是無能？應該都是⋯ 歷史總重演相似的韻腳。1895清廷戰敗在《馬關條約》下「棄台」⋯ 彼時的台灣人丘逢甲、洪棄生、王松⋯寫下大批「棄地」詩文。 丘逢甲留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沉痛名句！ 洪棄生在《寄鶴齋詩集》開篇即錄「潰兵棄地」、「臺灣淪陷」等長篇古詩，記錄的是同一種創傷被自己的「母國」當作談判桌上的籌碼，說棄就棄。 他們自稱「棄民」，筆下的「江山」不再是母國疆域、而是被一紙條約下的「棄子」。 一百三十年後，台灣的處境變了、但是本質仍在，美國在評估台灣究竟是「資產」還是「負債」這是美國「棄台論」的核心邏輯。當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被逼著一座一座遷往亞利桑那，「矽盾」被一點一點拆解運走⋯美國已準備將戰略棋盤上的台灣，用系統性地去稀釋。 至此，台灣的戰略槓桿，從「可擋住攻擊的盾」，變成「ㄧ道透明的薄牆」。 美國強搶台灣半導體產能、逼台灣的軍購訂單、脅迫台灣供應鏈配合⋯⋯至於「協防台灣」的承諾此刻的商業化總統川普，連口頭上的按耐都懶得給。 明顯的「棄台」已在佈局！ 「愛台」此刻才是被檢驗的時刻。 二十多年來「愛台灣」早已不是情感，而是一門口號生意。只要喊得夠大聲，它就能變成一張通往權力、資源與舞台的「通行證」！ 陳水扁是第一個把「愛台灣」喊得震天價響的政治精算師。 蔡英文則以「台灣價值」作為其變形話術，繼續壟斷這套道德標籤。 然而，當「愛台灣」只剩下口號，它就不再是一種價值，而是一種標籤標籤貼得越多，利益就越多；標籤貼得越鮮明，舞台就越大。 農民的收入、年輕人的薪資、能源政策的矛盾、產業空洞化的風險，這些真正攸關台灣未來的議題，遠不如一句「愛台灣」來得吸睛。 真正的愛台，需要的是智慧與方法，而非嗓門與姿態。 智慧，首先是正視現實的勇氣。 口喊愛台、但腦袋要清楚美國是不會為台灣而戰的、這不是悲觀，而是對大國行為邏輯的清醒認知。 美國對外決策的首要考量，永遠是自身利益優先，即使昔日盟友，也毫不猶豫地拋棄。過去尼克森出賣了南越，卡特出賣了中華民國，如今川普棄台也是遲早的事！ 台灣命運的這張牌，要怎麼壓呢？ 日前楊泰順教授提起：耆老關中與丁守中召集了一個學界的餐會，期望組成一個「和平倡議」的團體，成為知識界與大陸對話的平台⋯我想這才正是真正「愛台」的行為者！ 有民調顯示，高達58.3%的受訪者支持兩岸恢復溝通、放寬民間交流。強烈的「和平」意願早已是民意的主流！ 民進黨卻選擇視而不見，閉著眼睛緊抱著美國大腿不放！賴清德，你們將會是口喊「愛台」的罪人！ 《聯合報》曾一針見血的評論：與其總是被動地緊張，不如搭建與大陸溝通的橋樑。 9月30日習近平在國慶招待會上針對涉台談話的字眼罕見升級。致詞的內容將過去對台獨勢力慣用的「反對」改為強硬的「打擊」，外媒《路透》（Reuters）更將此詞譯為具攻擊性的「combat」！ 這意味著什麼？ 台灣人已經很難寄望當權者放下「愛台」口號的拐杖。兩岸的時間表，已如急診室內的急促呼吸，台灣的安危就在這一口氣之間！ 我們樂見台灣知識分子籌組的「和平倡議」團隊、唯有如此、方能扭轉「棄台」的乾坤、修正「愛台」的航道！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柯志恩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高雄選戰愈接近投票日，市長陳其邁也愈不像即將卸任的市長，倒像民進黨競選總部最忙碌的發言人。十月一日，他以一句「票投柯志恩就是支持鄭麗文」，試圖把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直接裝進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政治外殼。這句話夠短、夠辣，也夠方便；只是方便到最後，可能連說話的人自己也被同一套邏輯套住。 若投柯志恩等於支持鄭麗文，那麼投賴瑞隆，是否也等於支持賴清德與民進黨派系安排？若候選人的名字只是政黨主席的條碼，高雄市長選舉何必印兩張不同面孔的競選看板，乾脆把黨徽放大、候選人縮小，讓市民直接選一家政治加盟店即可。 政黨當然重要。候選人的價值選擇、政策團隊與執政責任，不可能與政黨完全切割。但政黨支持不等於人格沒收，黨籍也不是影印機。陳其邁若要求市民把柯志恩與鄭麗文綁在一起，就必須容許市民用同一把尺，追問賴瑞隆到底是自己的候選人，還是賴清德欽點、陳其邁交棒，並被對手貼上「新潮流第四棒」標籤的候選人。政治不能只有對手需要連坐，自己人卻可以各自獨立。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陳其邁先前在新書發表會上公開說，選票上看到賴瑞隆的名字，「蓋下去就對了」。這番話把「傳承」說得很直白，也把候選人的自主性說得很輕巧。既然選民只要照著現任市長的手指蓋章，賴瑞隆還需要提出什麼不同於陳其邁的治理選擇？若高雄市政只是續集，市民買票進場前，至少有權知道這是原班人馬、換角演出，還是連劇本都不准改。 柯志恩以「柯志恩就是柯志恩」回擊，並把她與鄭麗文的關係比作陳其邁與新潮流的關係，確實戳中了陳其邁論述的雙重標準。但一句「我是我」還不是政治免責書。柯志恩也有義務說清楚：她與鄭麗文在哪些路線上一致，哪些議題不同；當黨中央的利益與高雄市民的利益衝突時，她站在哪一邊。候選人的獨立性，不是靠重複姓名證明，而是靠願意對自己的黨說不。 同一份考卷，賴瑞隆也不能缺席。若他只以「延續陳其邁」作為最大賣點，那麼陳其邁的政績固然可以繼承，施政爭議是否也要概括承受？前鎮漁港的工程驗收、道路與排水問題、產業升級、青年薪資與人口流失，不能一遇到成績就稱「高雄模式」，一遇到缺失就推給中央、前朝或極端氣候。接棒不是只接掌聲，也要接帳本。 目前公開民調顯示，柯志恩與賴瑞隆的差距仍在抽樣誤差內。正因選情膠著，陳其邁才會企圖把地方選舉拉成政黨路線的總體戰；然而，把柯志恩抹成鄭麗文的影子，也等於提醒選民檢查賴瑞隆身後究竟站了多少人。代理人標籤一旦開賣，就不可能只賣給對手。 高雄需要的，不是黨主席南部分公司的經理，也不是卸任市長指定的政治繼承人。市民要選的是能在黨意之前先看見市意、在派系之前先回答市政的人。柯志恩若要證明「就是柯志恩」，就應拿出敢與黨中央不同調的具體立場；賴瑞隆若要證明「只是賴瑞隆」，就應說清楚哪些陳其邁政策要延續、哪些要修正、哪些不惜得罪自己人也要改革。 陳其邁原想用一句話替柯志恩貼標籤，結果反而替整場選舉出了一道最公平的考題：候選人究竟代表高雄，還是代表背後的政治家族？選票上印的是柯志恩與賴瑞隆，不是鄭麗文與陳其邁。若連候選人本人都不能成為選舉的主角，那麼所謂「選對人、走對路」，最後恐怕只剩「跟對人、排好隊」。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洪孟楷立委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有政黨推動修法，將重大性暴力、毒駕、虐童致死致重傷及重大加重詐欺等犯罪增列「強制鞭打」作為刑法從刑，數罪併罰最高十二下。行政院回應，司法鞭刑涉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所禁止的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處罰問題，必須審慎討論；法務部也表示，近年已持續提高重大犯罪處罰密度，相關刑法修正仍在立法院審議。 人民對詐騙、性暴力、毒駕、兒虐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被害人失去財產、身體、家庭甚至生命時，社會要求更強烈的正義反應，並非無理取鬧。問題是，刑罰政策不能只回應憤怒，還必須回答一個更冷酷的問題：這樣做究竟能不能減少犯罪？ 最容易做的政策，是讓刑罰看起來更痛。最困難的治理，是讓犯罪者更確定自己會被抓到、被定罪、被追到錢。犯罪經濟學早已指出，犯罪行為本質上是一種風險與報酬的計算。犯罪者不只問「被抓後會判多重」，更會計算「被抓的機率有多高」、「犯罪所得能否保住」、「失敗成本是否可承受」。因此，真正影響犯罪決策的，往往不是刑罰的嚴厲性，而是查獲、定罪與剝奪犯罪收益的確定性。 詐欺犯罪尤其如此。今天台灣面對的詐團，不是幾名街頭騙子，而是一條跨境犯罪產業鏈。有廣告投放、有假網站、有幣商、有水房、有地下匯兌、有境外機房，也有專門招募車手的下游網絡。若真正的金主在境外、水房藏在地下、虛擬資產快速流轉，最後抓到的仍多是車手、收簿手或末端人員，那麼刑罰再痛，也只是痛在犯罪產業最便宜、最可替換的人力上。 這就是「鞭刑治詐」最值得反諷之處。鞭子抽得再響，若抽到的只是車手，詐團董事會仍然可以照樣開會。抓到一批車手，市場再補一批；關掉一個帳戶，水房再開一個；下架一批假廣告，詐團換一個平台。國家用更痛的刑罰證明自己很憤怒，詐團卻用更快的金流證明自己很有效率。 從犯罪經濟學看，真正有效的打詐，不能只從刑罰端下手，而必須同時治理「犯罪供給」與「被害需求」兩端。所謂犯罪供給，是指詐團取得犯罪勞動力、技術、帳戶、門號、廣告流量、洗錢管道與境外庇護的能力。車手、話務手、工程師、幣商、水房、地下匯兌、假網站、假APP，都是犯罪供給鏈的一部分。若這些供給來源仍然便宜、充足、容易取得，詐騙市場就不會因為幾名車手被重判而消失。 因此，打擊犯罪供給，重點應是提高犯罪產業的營運成本。包括拆除假投資網站與假APP、封鎖詐騙廣告投放、追查虛擬資產錢包、凍結地下匯兌、切斷人頭帳戶與門號供應、追捕境外機房核心幹部。真正讓詐團痛的，不是末端人員被打幾下，而是金流斷了、流量斷了、帳戶斷了、幣流斷了、技術供應鏈斷了。 另一方面，不能忽略「被害需求」端。所謂需求，不是說人民想被騙，而是指詐團能夠利用的心理與制度弱點：高報酬投資幻想、孤獨情感需求、債務壓力、對檢警權威的恐懼、對平台廣告的信任、對數位金融的不熟悉，以及遇到問題時找不到單一窗口協助。詐團最會的，就是把人的貪、怕、急、孤獨與資訊落差，轉化成犯罪市場的「需求」。 因此，被害需求治理，不是只叫人民「不要貪」、「不要怕」、「不要點連結」。那太廉價，也太像把責任推給被害人。真正的需求端治理，應包括金融交易冷卻期、高風險投資廣告前置審查、長者與高風險族群關懷機制、平台實名廣告責任、校園與社區防詐教育、假檢警即時驗證制度，以及「No Wrong Door」的一站式求助機制。當民眾在第一時間能被提醒、被攔阻、被協助，詐團可以利用的被害需求自然降低。 換言之，打詐不能只在犯罪發生後加重刑罰，而應在犯罪市場形成前，就同時壓縮供給與降低需求。供給端讓詐團找不到人、買不到帳戶、架不了網站、洗不了錢；需求端讓民眾不容易被廣告觸及、不容易被假權威控制、不容易在恐懼中孤立無援。這才是戰略層次的打詐，而不是刑罰層次的洩憤。 性暴力、毒駕與兒虐當然也不能輕縱，但刑罰加重同樣不是唯一答案。性暴力治理需要的是被害人支持、證據保存、通報保護與再犯風險管理；毒駕治理需要的是現場快篩、毒品來源追查、駕駛風險資料串聯；兒虐治理需要的是社政、警政、教育、醫療在第一個異常訊號出現時就能介入。若這些系統仍然斷裂，刑罰再重，也常常只能在悲劇發生後宣示態度。 更何況，司法鞭刑並非單純刑事政策問題，也涉及人權法制與憲政秩序。台灣已將兩公約國內法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所涉禁止酷刑與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處罰，是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的法律框架。支持者可以主張強烈應報，反對者可以主張人權界線；但無論立場如何，都不能把複雜問題簡化成「挺被害人」與「挺加害人」的二分法。 真正值得問的是：如果政府有力氣討論鞭刑，為什麼沒有同樣力氣把犯罪所得追回率拉高？如果立法可以設計身體刑，為什麼不能更精準設計虛擬資產凍結、地下匯兌追查、詐騙廣告平台責任、金流即時攔截與跨境司法合作？如果要讓犯罪者害怕，最有效的不是讓他想像被打幾下，而是讓他知道錢拿不到、人跑不掉、資產會被追回。 打詐真正的KPI，不能只看抓了多少人、判了多重刑，更要看核心幹部查獲率、不法資產查扣率、被害款返還率、洗錢節點拆除率、詐騙廣告曝光時間縮短多少、假網站存活時間下降多少、人頭帳戶供應成本提高多少。若被害人一輩子的積蓄回不來，詐團金主仍然安全，水房仍然運作，平台仍然收廣告費，那麼再重的刑罰都可能只是政治上很有聲量、治理上很有限度的補償儀式。 人民憤怒，需要被理解；被害正義，需要被實現。但刑罰激情不能代替治理能力。台灣真正缺的不是一條更痛的鞭子，而是一套讓犯罪者無法低成本營運的制度。 鞭刑或許能讓社會一時覺得痛快，但真正讓詐團害怕的，應該是金主被抓、錢被扣、帳戶被凍、水房被拆、被害款被追回。更高明的打詐，不是等犯罪市場運作後才重罰末端，而是從犯罪供給端斷其工具，從被害需求端減少可被利用的弱點。 否則，鞭子抽得再響，台下拍手聲再大，犯罪公司的董事會恐怕仍會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錢包、另一個平台上，繼續算下一季獲利。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監察院新聞稿 【論壇禾流專欄】監察院「又」要停擺了！ 立法院在九月二十九日，對於賴總統提名的27名監委人選行使同意權。投票結果，27名被提名人全數不通過。沒有監委就意味著整座監察院只能擱著，什麼職權都不能行使。堂堂五權憲法，五院之一的監察院陷入停工，實在可悲。但更可悲的是，在監察院組織設計不當，加上近年來監察權沒有發揮效用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可能真的毫不在意監察院停工。 五院比一比，另外四院都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行政院是政府運作的核心；立法院是法律與預算審議者；司法院除了大法官釋憲外，更重要的是龐雜的司法行政工作；考試院則是辦理專技與公務人員考試外，還要處理公務員的銓敘、退休、保障等事務。所以這幾個院，不管你喜不喜歡，都不能當機，否則國家政務與行政事項就一起癱瘓。因為這四個院如此重要，所以即使你不喜歡五權憲法，或是看立法院、行政院的政治人物不順眼，也會知道它不能停。 但監察院不一樣，它很容易被認為可有可無。彈劾、糾舉，是針對公務員違法失職予以追究，公務員懲戒本來就可以藉由其他管道來處理機關直接移送懲戒法庭，或是首長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逕行懲處（可至免職）。所以監察院並非絕對必要之存在。至於糾正、調查，本來就沒有拘束力，大多數機關面對監察院的調查與糾正，也只是增加一點公文作業流程，鮮少真的被迫改進的。 遙想阿扁當年，監察院同樣在總統與立法院鬥氣的情況下，當機了三年半（2005.2.1-2008.7.31）。立法院就是不審議陳水扁總統提出的人選，讓監察院空轉。民眾似乎也沒什麼感覺，一點兒也沒有怪罪立法院杯葛使監察院停擺。反而在2008年選舉還讓馬英九與國民黨大勝，取得總統大位與立法院多數。現在眼看著同樣的局面又要來了，雖然民進黨大聲批評立法院非理性杯葛，但人民應該也是同樣不在乎吧？ 而且，這次的停擺，人民會比十一年前更不在乎，更冷感。為什麼呢？ 首先，很多人還記得上次監察院的停擺，國家似乎沒有遭到任何衝擊、危難，所以已經知道監察院不動也沒啥關係。其次，在賴政府與藍白立法院這幾年的衝突下，人民也已經習慣，知道賴總統就是不肯先進行黨政協調，立法院對這樣強硬片面提名也必然不買單，結果必然是通通否決。回想一下賴政府這幾年，任何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人事案」，除非「不可一日或缺」，否則在雙方各自強硬的情況下，都會當機：大法官、NCC、公視董事都是如此，現在再加上個監察院，四大皆空剛剛好。老百姓已經看習慣了，也不抱希望了。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監察委員的表現：在民進黨已經執政十年的情況下，監察院辦了什麼對付執政黨的大案？在2024年「國會調查權」辯論時，主張廢除監察院的民進黨大聲說立法院不可以有調查權，因為監察院才是監督政府最主要的機關。但請問在蔡英文總統任內，五院一體的情況下，獨立的監察院有發揮什麼特別的監督功效嗎？賴清德總統就任以來，許多作風爭議更大，監察院做了什麼？如果不能監督大權在握的執政者，卻斤斤計較去糾正地方政府各種雞毛蒜皮小事，那為什麼需要監察院？ 我國的監察院先天不良。因為糾正、調查等權限，不像其他國家，是由具有政治力量（預算、法案、彈劾）的國會來行使，自然容易變成空包彈。唯一有力量的彈劾，卻又只是移送懲戒法庭處理。在這種結構下，若要讓人覺得監察院有存在的價值，那就必須是監察委員勇於任事，讓人民看到「有你真好」。否則，它就只是人民在其他管道都輸了，最後來發牢騷的地方（陳情）；更糟的是，監察院會被人看做護航院、酬庸院。這樣的組織，就算當機，人民當然不在乎。 所以，監察院的停擺，一部份是總統與立法院意氣用事造成的，但監察委員沒有好好展現「捨我其誰」的氣魄，證明自己有用，也要負起很大責任。 大法官在釋字632號解釋表示：「若因立法院為不同意之決定，致監察院暫時無從行使職權者，總統仍應繼續提名適當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積極行使同意權，此係總統與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是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監察院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當年是立法院不肯審查，現在立法院已經行使「不同意」的權限，球回到總統這兒：賴總統會繼續提名，還是會像大法官人選那樣，就一直擱著，拿這個當吵架本？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賴總統是否在乎監察院能否運作？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川普總統臉書影片截圖 【聚論壇觀瀾專欄】在此次新華社公佈的中美元首會晤「八點成果共識」中，有一條格外引人注目：「兩國元首同意伊朗應履行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 The two heads of state agree that Iran should honor its commitment to not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no country or institution can be allowed to impose tolls o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這一表述很快引起不同解讀。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中國對伊朗政策出現重大變化的信號：在美國持續向伊朗施加軍事和經濟壓力的背景下，北京在如此高層級的中美外交成果中與華盛頓共同對伊朗提出要求，意味著中國正在疏遠伊朗，甚至開始向美國立場靠攏。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更多體現了某種「守正創新」：既守住了根本，又在新的外交語境中作出了新的表達。中國長期以來就反對伊朗發展核武器，也一直主張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等國際航道暢通；此次中美元首會晤，是在特殊外交語境下，對原有立場進行了新的表述和政治確認。 本文從政策原則（Policy Principles）、外交表述（Diplomatic Discourse）和戰略對齊（Strategic Alignment）三個層面來探討這一問題。 如果仔細梳理今年 5月王毅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9月16 日王毅再次會見阿拉格齊，以及中美元首會晤後的「八點成果共識」，並對照中國外交部、新華社和白宮公佈的原始文本，可以看到：後一種解釋似乎具有更充分的文本依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簡單理解為「什麼都沒有發生」。需要強調的是，變化主要發生在外交語境、共同表述的政治層級以及由此釋放的政治信號上，而不是政策原則本身。 一、「伊朗不發展核武器」並不是中國的新立場： 判斷中國是否改變了對伊朗政策，首先需要區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否反對伊朗擁有核武器？第二，中國是否接受美國處理伊朗核問題的方式？這實際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一方面承認伊朗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無核武器締約國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也一直明確支持核不擴散，並肯定伊朗「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真正長期存在的中美分歧，與其說在於「伊朗是否應該擁有核武器」，不如說更多在於「應當通過什麼方式實現伊朗不擁核」。今年5月6 日，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齊會談時，已經把核問題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同時放在中方的公開表述中。中國外交部中文稿的關鍵原文是：「關於海峽問題，國際社會對恢復海峽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關切，中方希望當事方盡快回應國際社會的強烈呼聲。關於核問題，中方贊賞伊朗關於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同時認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當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6年5月6 日，《王毅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 這段話尤其重要。它說明，至少在 9 月中美元首會晤數月之前，中國已經公開接受兩個基本命題：伊朗應堅持不發展核武器；霍爾木茲海峽應恢復正常、安全通行。更重要的是，這些話是王毅直接面對伊朗外長所表達的，而不是為了中美元首峰會臨時創造出來的立場。 因此，9月峰會成果中的「伊朗應履行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從政策內容來看，並沒有越過中國此前公開立場的邊界。中國仍然強調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正當權利、外交談判以及政治解決；而美國，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則更強調威懾、制裁和結果導向。反對伊朗發展核武器本身，並不足以證明北京已經接受華盛頓的整體伊朗政策。 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同樣具有明顯的政策連續性： 這種連續性在9月 16日王毅再次會見阿拉格齊時表現得更加清楚。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談發生在習近平訪美前大約一個星期。王毅一方面強調中伊是全面戰略夥伴，另一方面明確要求盡早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我們敦促各方採取有效措施，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維護國際航道暢通安全，維護國際能源運輸和產供鏈穩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英文版，2026年9月 16日，《王毅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 同一份會談通稿中還有一句對判斷政策連續性尤其重要的話：「中國對伊朗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在安理會和多邊平台上始終主持公道，反對使用武力，維護國際關係準則。」 這使時間關係變得非常清楚：在中美元首會晤之前，北京已經公開要求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同時仍然強調對伊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從「恢復海峽正常安全通行」發展到「維護國際航道暢通安全」，再到峰會成果中的「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措辭雖然逐步變得具體，基本政策邏輯卻具有明顯連續性。 從5月6日到9月25日：一條清楚的政策時間線： 把三個時間點並列起來觀察，政策脈絡就更加清楚。 5月6日：不發展核武器 + 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安全通行。 9月16日：對伊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 明確要求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維護國際航道暢通安全。 9月25日：不發展核武器 + 國際水道不得徵收通行費，被提升為中美元首共同確認的成果。 新華社公佈的「八點成果共識」第三條原文為：「兩國元首同意伊朗應履行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 The two heads of state agree that Iran should honor its commitment to not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no country or institution can be allowed to impose tolls o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耐人尋味的是，白宮對同一成果的英文表述則是：They agreed that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at no country or institution can be allowed to impose tolls o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兩國元首同意，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September 2026） 因此，如果把問題嚴格限定在「伊朗核武器」和「霍爾木茲海峽/國際水道」這兩個議題上，那麼將此次表述解釋為「中國倒向美國」或者「中國改變了對伊朗的基本立場」，目前並沒有充分證據。更符合上述官方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事實是：中國的基本政策具有明顯連續性，但其中與美國存在交集的部分，在中美元首峰會這一特殊外交框架下被重新提煉、組合，並上升為兩國元首共同確認的政治原則。 中國過去談伊朗核問題時，通常把幾個原則放在一起：伊朗承諾不發展核武器；伊朗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權利；國際原子能機構應發揮監督作用；有關方面應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反對軍事打擊和單邊制裁。這些內容共同構成中國相對完整的伊朗核問題敘事。 此次中美元首成果中，其中一個部分被單獨抽取出來「伊朗應履行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這當然不能證明中國放棄了那些立場，卻說明北京願意從自己原有的一整套伊朗政策中，抽取與美國存在交集的部分，將其提升為中美元首共同確認的政治原則。 與其說這是政策轉向，不如說這是一次「選擇性強調」（selective emphasis）：政策內容本身大體延續，但被強調的內容、表達這一內容的外交場合，以及共同確認這一內容的政治主體發生了變化。 三、中美實際上在用不同的政治語言解釋同一個共識： 新華社英文稿與白宮 Fact Sheet 的差異尤其值得注意。新華社英文稿說： Iran should honor its commitment to not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見 Xinhua, September 26, 2026） 白宮則表述為：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見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26） 兩句話表面上指向同一個結果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但政治邏輯並不完全相同。中國版本的邏輯起點是伊朗已經作出的承諾：既然伊朗承諾不發展核武器，就應當履行這一承諾。美國版本則直接規定一個結果：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 前者更接近中國長期以來圍繞《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國際承諾和外交談判形成的話語體系；後者則更符合特朗普政府強調威懾和結果的政治語言。也就是說，中美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共同政策交集，卻沒有完全採用同一種政治敘事。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方並沒有把海峽問題寫成「伊朗不得對霍爾木茲海峽徵收通行費」，而是使用了「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的普遍化表達。在現實語境中，這當然主要與伊朗和霍爾木茲海峽有關，但從文字本身來看，它適用於所有國家和機構。北京接受的是一個關於國際航道的普遍原則，而不是一條只針對伊朗的譴責性命題。 因此，準確的概括應該是：中國對伊朗的基本政策並未顯示出戰略性轉向，但北京將原有政策中與美國存在交集的部分，從自身外交立場提升為中美元首共同確認的政治原則。這體現的不是已經得到證明的戰略重新站隊，而是外交表述、議題選擇和政治信號上的調整。 據此，可以作如下總結： 政策原則（Policy Principles）：延續既有政策，基本未變。 外交表述（Diplomatic Discourse）：出現了新的調整。 戰略對齊（Strategic Alignment）：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此次峰會真正值得觀察的地方在於：北京並沒有因為與華盛頓形成政策交集，就自動放棄自身長期形成的伊朗政策框架；但它願意把其中與美國重疊的部分拿出來，作為中美元首共同成果。更準確地說，中國對伊政策的基本原則保持了連續性，但外交表達、議題選擇以及政治確認的層級發生了具有實際意義的調整。 作者為美籍華裔學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