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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陳明澤議員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太陽每天都照耀台灣，但是陽光似乎始終照不進光電利益鏈。 高雄市議員陳明澤涉嫌恐嚇光電業者、索取高達千萬元回扣，遭橋頭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案件尚待司法審理，但它真正震撼社會的，不只是又一名政治人物涉入弊案，而是人民赫然發現，近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光電產業便會伴隨搜索、約談、羈押、土地爭議、地方抗爭等新聞。於是，社會開始提出一個比案情更重要的疑問：問題究竟出在人，還是出在制度？如果每一次都說是「個案」，那麼個案是不是未免太多了？ 政府推動能源轉型，本是因應淨零排放與能源安全的重要政策。發展再生能源，不但符合全球趨勢，也是提升國家韌性的必要選擇。因此，人民真正反對的，從來不是綠能，而是有人打著綠能的旗號，把公共政策變成私人利益，把能源轉型變成權力變現。 最諷刺的是，政府高喊「陽光政治」，但今天最需要陽光照耀的，竟然正是太陽能產業。 一座光電場，看似只是幾排太陽能板，背後卻牽動了土地變更、水土保持、農地使用、魚塭整治、饋線配置、工程發包、土方運輸、地方協調、居民抗爭等無數行政程序。每一道程序都有裁量，每一項裁量都可能產生利益；而只要裁量存在，尋租空間便會存在。 於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出現了。有人負責掌握地方派系，有人負責與居民協調，有人負責工程發包，有人負責行政關說；原本應該彼此制衡的權力，竟逐漸形成一條完整的利益供應鏈。 當公共政策開始成為地方權力競逐的新市場，光電板吸收的不只是陽光，更可能吸附了各種看不見的政治能量。這才是人民真正的不安。 如果地方民代既可以帶頭反對，又可以居中協調；如果地方抗爭既可能是真正的民意，也可能變成談判工具；如果業者最擔心的不是施工技術，而是地方權勢人物是否點頭，那麼，民主制度便開始偏離它原本應有的軌道。 人民選出民意代表，是為了監督政府，不是監督哪一家業者比較願意付錢。 更令人憂心的是，每逢重大弊案，政府幾乎都有一套固定劇本：「尊重司法」、「勿枉勿縱」、「個案不代表政策」。 這些話當然沒有錯，但如果每一次都用同一句話回答，每一次都把責任推給司法，那麼制度永遠沒有問題，政策永遠沒有缺失，真正需要改革的，就永遠只是那幾個「運氣不好被抓到的人」。 司法可以羈押涉案者，卻羈押不了制度漏洞；檢察官可以起訴個人，卻起訴不了失靈的治理模式。 真正需要被檢驗的，是整套光電治理機制。 地方民代介入開發案件，是否建立利益衝突揭露制度？光電案場的土地取得、行政審查、工程資訊、土方流向是否全面公開？地方協調是否留下完整紀錄？吹哨者是否真正受到保護？跨部會是否建立即時監督，而不是等到檢調搜索，社會才知道問題早已存在多年？ 如果沒有，今天查辦了一位議員，明天還會有另一位；今天斬斷一條利益鏈，明天還會長出新的利益鏈。 歷史其實早已給過答案。從砂石、焚化爐、掩埋場、科學園區、都市更新，到今天的光電開發，只要一項政策伴隨龐大利益，卻沒有同步建立透明制度，它終究會吸引權力與資本靠攏。不同的只是產業名稱，相同的始終是人性。 真正成熟的政府，不是弊案爆發後才高喊肅貪，而是在政策開始之前，就先把制度建好，把黑箱鎖住，把利益隔離。 能源轉型，是國家戰略；廉政治理，更是國家能力。 如果今天的綠能，最後讓人民記住的不是減碳，不是淨零，而是黑箱、回扣、政治協調與利益交換，那麼被摧毀的，不只是某一位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而是整個能源政策最重要的社會信任。 畢竟，人民期待的是一座能替台灣發電的光電場，而不是一座讓權力發財的聚寶盆。 真正需要接受陽光檢驗的，從來不只是太陽能板，而是板子底下，那些至今仍未完全攤在陽光下的權力與利益！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影片截圖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 在中華電信上播映的二○二五年中國電影《向陽花》，呈現了中國獄政當局對受刑人的處理態度，它清楚表明其關押犯人的目的是教化、改造等等，最重要的是並非懲罰！與台灣跟歐美獄政電影著重呈現監獄的醜惡面完全不同，全片美化了中國監獄的管理單位！ 但不論是二戰結束被共軍俘虜的日軍，國共內戰時被俘國軍與韓戰時被共軍俘獲的聯合國戰俘，他們都沒有傳出被虐待的情事，反而都是接受所謂的「改造再教育」。在台灣我還沒有看到有對此做出的研究專書，但是日軍戰俘幫助共軍開戰車、教授飛行直接影響內戰結局已是事實，而共軍對國軍的改造更是成功，共軍越打越多成為歷史奇觀，韓戰時中共把「改造再教育」過的國軍拿來打聯合國軍，企圖消耗掉原國軍的說法甚囂塵上，其戰鬥力還強到不怕凍、不怕死、勇往直前衝搞人海戰術，讓聯合國軍一路潰敗，這說明了中國的戰俘營對「改造」一定有其特色！ 納粹德國早在一九三九年即與西方交戰一路所向皆捷，一九四○年法國之役後擄獲戰俘更是常事，因為西方國家均簽署日內瓦公約，均有保護戰俘權益的義務，所以等於雙方都握有人質，一旦傳出有戰俘被虐待情節，對方報復不無可能！在此情形下，雙方戰俘待遇均有保障。 東線則截然不同，蘇聯並未簽署日內瓦公約，再加上意識形態不同，德國一開始就未善待俄國戰俘，所以俄國對德國戰俘就「禮」尚往來了！ 二戰時，美國本土接收了五十萬名德軍戰俘，那麼在美國的德軍戰俘營是怎樣的處境呢？根據Arnold Krammer所著的《在美國的納粹戰俘》(Nazi Prisoners of War in America)一書詳細記錄了在美國的納粹戰俘所接受的待遇，美軍在戰俘進入戰俘營時對其建立了完整的資料登記，入住的第一天一定吃好！軍、士官兵各有營舍，高階軍官或指揮職勤務者還有傳令兵或副官，營區設有福利站，安排文教娛樂體育電影休閒活動，有規模不一的圖書館，甚至有營區自己還發行報紙！因為戰俘原本的職業五花八門人才濟濟，所以戰俘營的戰俘自己還開設了再教育課程，其課程之扎實，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納粹德國教育部還發文承認美國戰俘營所教授的課程學位，經由德國紅十字會通知獲得十五所主要的德、奧如波昂、柏林、德勒斯登、葛拉茲等大學承認。 更令人驚嘆的是，萬一戰俘沒有通過德國的標準獲得學位或資格證書，美國的憲兵司令部還可安排在各美國大學附近的戰俘營戰俘參加延修或函授課程，就這樣有一百零三所學校可就讀！戰後這樣訓練拿到的學位還獲得承認並在各行各業發揚光大！ 根據日內瓦公約，士官兵戰俘需在軍官督導下執行俘虜方要求從事勞務工作，但一般均在下午四點半前即已結束，再來就是自己時間了，簡單講美國的德軍戰俘營跟德軍自己在本土的新兵訓練營一樣！ 因此二戰快結束時，西線德軍相信向西方盟軍投降待遇較好，但是一九八九年James Bacque的《其他損失》(Other Losses)卻提出了另一個觀點，揭發了當時的盟總司令艾森豪故意創造出一個「繳械敵軍」(Disarmed Enemy Force，DEF)的名詞取代「戰俘」(Prisoner of War，POW)一詞，成功的規避日內瓦公約虐待德軍戰俘，導致超過七十五萬名戰俘死亡！ 此書一出當然造成轟動，駁斥的聲音不斷，因而《在美國的納粹戰俘》這樣的書隨之出現。不過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國安會的檔案公布後、其令人震驚程度跟當年納粹德國崩潰時檔案被盟軍完整擄獲一樣，亦證實了《其他損失》的說法，這些全在二○○二年的第三版前言介紹被完整說明。 這說明了所謂的保障戰俘權益，是多麼的脆弱，須看雙方的地位是否相當！那麼中國電影《向陽花》是要表達什麼含意？對中國國內是要說明中國的監獄真的是要人民變成良民，對國際社會是要說明中國的人道嗎？新疆的「再教育營」跟《向陽花》裡的監獄一樣嗎？二○○二年八月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說過「若兩岸統一，我們將進行『再教育』，讓台灣人變回愛國分子。」的「再教育論」。那麼台灣一但被中國占領後，台灣人是想要在《向陽花》裡的監獄，或是新疆的「再教育營」還是像「美國的德軍戰俘營」裡進行改造呢？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黃宏哲》 中國電影《向陽花》的監獄與二戰美國的納粹德軍戰俘營 照片為影片截圖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 在中華電信上播映的二○二五年中國電影《向陽花》，呈現了中國獄政當局對受刑人的處理態度，它清楚表明其關押犯人的目的是教化、改造等等，最重要的是並非懲罰！與台灣跟歐美獄政電影著重呈現監獄的醜惡面完全不同，全片美化了中國監獄的管理單位！ 但不論是二戰結束被共軍俘虜的日軍，國共內戰時被俘國軍與韓戰時被共軍俘獲的聯合國戰俘，他們都沒有傳出被虐待的情事，反而都是接受所謂的「改造再教育」。在台灣我還沒有看到有對此做出的研究專書，但是日軍戰俘幫助共軍開戰車、教授飛行直接影響內戰結局已是事實，而共軍對國軍的改造更是成功，共軍越打越多成為歷史奇觀，韓戰時中共把「改造再教育」過的國軍拿來打聯合國軍，企圖消耗掉原國軍的說法甚囂塵上，其戰鬥力還強到不怕凍、不怕死、勇往直前衝搞人海戰術，讓聯合國軍一路潰敗，這說明了中國的戰俘營對「改造」一定有其特色！ 納粹德國早在一九三九年即與西方交戰一路所向皆捷，一九四○年法國之役後擄獲戰俘更是常事，因為西方國家均簽署日內瓦公約，均有保護戰俘權益的義務，所以等於雙方都握有人質，一旦傳出有戰俘被虐待情節，對方報復不無可能！在此情形下，雙方戰俘待遇均有保障。 東線則截然不同，蘇聯並未簽署日內瓦公約，再加上意識形態不同，德國一開始就未善待俄國戰俘，所以俄國對德國戰俘就「禮」尚往來了！ 二戰時，美國本土接收了五十萬名德軍戰俘，那麼在美國的德軍戰俘營是怎樣的處境呢？根據Arnold Krammer所著的《在美國的納粹戰俘》(Nazi Prisoners of War in America)一書詳細記錄了在美國的納粹戰俘所接受的待遇，美軍在戰俘進入戰俘營時對其建立了完整的資料登記，入住的第一天一定吃好！軍、士官兵各有營舍，高階軍官或指揮職勤務者還有傳令兵或副官，營區設有福利站，安排文教娛樂體育電影休閒活動，有規模不一的圖書館，甚至有營區自己還發行報紙！因為戰俘原本的職業五花八門人才濟濟，所以戰俘營的戰俘自己還開設了再教育課程，其課程之扎實，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納粹德國教育部還發文承認美國戰俘營所教授的課程學位，經由德國紅十字會通知獲得十五所主要的德、奧如波昂、柏林、德勒斯登、葛拉茲等大學承認。 更令人驚嘆的是，萬一戰俘沒有通過德國的標準獲得學位或資格證書，美國的憲兵司令部還可安排在各美國大學附近的戰俘營戰俘參加延修或函授課程，就這樣有一百零三所學校可就讀！戰後這樣訓練拿到的學位還獲得承認並在各行各業發揚光大！ 根據日內瓦公約，士官兵戰俘需在軍官督導下執行俘虜方要求從事勞務工作，但一般均在下午四點半前即已結束，再來就是自己時間了，簡單講美國的德軍戰俘營跟德軍自己在本土的新兵訓練營一樣！ 因此二戰快結束時，西線德軍相信向西方盟軍投降待遇較好，但是一九八九年James Bacque的《其他損失》(Other Losses)卻提出了另一個觀點，揭發了當時的盟總司令艾森豪故意創造出一個「繳械敵軍」(Disarmed Enemy Force，DEF)的名詞取代「戰俘」(Prisoner of War，POW)一詞，成功的規避日內瓦公約虐待德軍戰俘，導致超過七十五萬名戰俘死亡！ 此書一出當然造成轟動，駁斥的聲音不斷，因而《在美國的納粹戰俘》這樣的書隨之出現。不過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國安會的檔案公布後、其令人震驚程度跟當年納粹德國崩潰時檔案被盟軍完整擄獲一樣，亦證實了《其他損失》的說法，這些全在二○○二年的第三版前言介紹被完整說明。 這說明了所謂的保障戰俘權益，是多麼的脆弱，須看雙方的地位是否相當！那麼中國電影《向陽花》是要表達什麼含意？對中國國內是要說明中國的監獄真的是要人民變成良民，對國際社會是要說明中國的人道嗎？新疆的「再教育營」跟《向陽花》裡的監獄一樣嗎？二○○二年八月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說過「若兩岸統一，我們將進行『再教育』，讓台灣人變回愛國分子。」的「再教育論」。那麼台灣一但被中國占領後，台灣人是想要在《向陽花》裡的監獄，或是新疆的「再教育營」還是像「美國的德軍戰俘營」裡進行改造呢？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每一次酒駕事故，都可能毀掉一個家庭；每一句「酒駕零容忍」，都代表政治人物向社會作出的承諾。然而，真正考驗政治誠信的，從來不是麥克風前的宣示，而是面對自己人時，是否還敢堅持同一套標準。 八月一日民間團體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發起「拒絕毒酒駕」大遊行。這場活動的訴求很簡單：不要再讓酒駕與毒駕奪走無辜生命，也不要再讓制度對加害者過度寬容。 但就在遊行前夕，民進黨卻留下了一個最尷尬、也最諷刺的問號。苗栗縣陳姓議員酒駕事件爆發後，地方黨部認定其屬累犯，決議停權三年，相關案件也已送交黨中央中評會處理。然而，直到今天，中評會遲未完成最終處分，陳姓議員甚至仍完成議員參選登記，引發外界質疑黨中央是否「已讀不回」。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民進黨中評會主任委員正是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 另一方面，高雄市某黃姓議員酒駕事件發生後，賴瑞隆第一時間高調宣示「酒駕零容忍」，強調政治人物應接受最高標準檢驗，展現鐵腕態度。 同樣是酒駕，同樣涉及民進黨公職，一個高喊「零容忍」，一個卻讓案件長期躺在中評會抽屜裡。人民不禁要問：民進黨的酒駕標準，到底是依《黨紀》辦理，還是依《選情》辦理？ 如果酒駕零容忍是真的，就不該有「地方處理、中央沉默」；如果黨紀人人平等，就不該有「選舉需要時雷厲風行，涉及自己人時靜悄悄」。 更諷刺的是，當全台民眾站上凱道，高喊拒絕毒酒駕時，執政黨若連自己黨內的酒駕案件都無法給社會一個清楚交代，再多的反酒駕口號，都可能淪為大型政治宣傳。 酒駕之所以令人痛恨，不只是因為違法，更因為它代表對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視。政治人物比一般人握有更高的公共信任，也因此必須接受更高的道德標準。若今天可以因為派系、選情或地方布局，而讓黨紀停擺、程序延宕，那麼人民看到的就不是「零容忍」，而是「零一致」。 一個成熟政黨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口號，而是標準一致。標準若能因人而異，公平就會因權而變；黨紀若能因選舉而轉彎，人民自然也會懷疑，所謂改革是否只是競選廣告。 拒絕酒駕，從來不是藍綠問題，而是公共安全問題。凱道可以聚集十萬人反酒駕，卻比不上黨中央在一紙處分上展現決心。因為真正的酒駕零容忍，不是在舞台上喊得最大聲，而是在面對自己人時，仍然願意舉起同一把尺。 否則，人民最後記住的，不會是凱道上的標語，而是那一句最刺耳的政治反諷：對別人的酒駕叫零容忍，對自己人的酒駕叫已讀不回！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行政院提供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三十年前，校園裡最讓學生害怕的人，是教官、訓導主任和導師。三十年後，學生最不怕的人，或許也是他們。 這不是老師失去了熱忱，而是制度逐步拿走了他們原本維持校園秩序的權力。當年教改，高舉「學生主體」、「多元開放」、「友善校園」的大旗，希望擺脫威權教育，培養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新世代。這樣的理念，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改革的鐘擺一路擺向另一端，把「管理」視為威權，把「要求」視為壓迫，把「紀律」視為落伍，最後留下了一座愈來愈自由，卻也愈來愈脆弱的校園。 據報導，一名十七歲高中生第一次吸食「喪屍煙彈」，只是因為同學一句「免費試試看」。幾次之後便深陷毒癮，最後甚至成為詐騙集團車手籌措毒資。他說校園裡「至少兩成學生在吸」。這個數字或許未必精確，但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比例，而是另一個問題：毒品為什麼能如此輕易走進校園？ 答案或許不是毒販變得更厲害，而是校園變得更容易進入。 今天的教師，面對疑似吸食電子煙的學生，不能任意檢查書包、不能翻找置物櫃、不能查看手機，稍有不慎，還可能面臨家長投訴、行政調查，甚至被貼上侵犯學生權益的標籤。校園愈來愈強調程序保障，卻逐漸忽略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價值──安全保障。 最諷刺的是，制度一方面不斷削弱教師管理權，一方面又要求老師對校園安全負起全部責任。老師既不能多管，也不能不管；出了事要寫報告、接受檢討。沒有足夠權限，卻要承擔全部責任，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是巨大的反諷。 教改三十年來，我們努力讓學生不再害怕老師；如今換成老師開始害怕學生、害怕家長，更害怕一紙申訴。 當教育現場失去必要的管理工具，最先補上空缺的，不是民主，而是犯罪。犯罪集團比教育制度更早看見這個破口。他們知道老師不能搜查，知道學校缺乏即時查察工具，也知道學生普遍依賴社群媒體，因此把電子煙設計成修正帶、口紅膠、隨身碟，透過社群平台聯繫、超商物流配送、匿名支付交易，再以「免費試抽」建立成癮市場。毒販研究的不只是毒品，而是教育制度；利用的不只是人性，更是制度。 於是，校園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景象：老師要取得學生一支手機都困難重重，毒販卻能輕易把毒品送進學生口袋；老師一句勸導可能被質疑侵犯權益，犯罪集團一句「免費試試」卻比任何生命教育都更有吸引力。這不是教師失職，而是制度失能。 當然，沒有人主張回到體罰、威權管理的年代，也不能把校園毒品問題全部歸咎於教改。新興毒品、電子煙、社群媒體、地下物流、跨境犯罪，都是近年快速變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當教師管理權與校園紀律機制長期被削弱，而新的風險治理工具又遲遲沒有建立，校園的防線自然愈來愈薄弱。 真正成熟的教育，不是在自由與管理之間二選一，而是在尊重學生權利的同時，也賦予教師依法維護校園安全的能力。學生的人權需要保障，其他學生免於毒品侵害的權利，同樣需要保障；教師不能濫權，但也不能因此被迫「無權」。 回頭檢視三十年的教改，我們或許該問的，不是改革是否失敗，而是改革是否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教育的第一個功能，不只是啟發學生，更是保護學生。 今天滲入校園的，不只是喪屍煙彈，而是一種「教師不能管、學校不敢管、制度管不到」的治理真空。毒販之所以能把校園當市場，不只是因為電子煙變得更先進，而是因為教育制度留下了太多無人防守的空白。 如果一場教育改革，最後讓老師失去了守護學生的能力，那麼真正需要重新檢討的，恐怕不是教師是否夠盡責，而是我們究竟把「友善校園」理解成了什麼。 友善，從來不應該是放棄管理；自由，也從來不是失去界線。當紀律被誤解為威權、權威被等同於壓迫，校園失去的不只是秩序，更可能是一整個世代面對誘惑時最重要的保護網！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李華球評論】​​​對民進黨而言，2026台北市長參選人，是最難找到適合又有勝算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推出沈伯洋這樣的人選，打出這張牌，自然就不是一張單純的選舉牌。而是一張隱含各種算計與精心設計的「非戰之牌」，這中間的意圖耐人尋味，值得探究。 一、在民進黨望穿秋水與千呼萬喚之下，推沈伯洋出來參選台北市長，應該是民進黨選對會既無奈又不得不的選擇。推出迄今，戰功有限，但在民進黨一手導演之下，已讓蔣萬安又急又躁，頻頻出手，左右逢敵，得失評價不一。國民黨陣營也急就起來，各方爭相表現，表面平靜，其實暗潮洶湧，民進黨正虎視眈眈地，靜觀其變，好以出手。 目前民進黨好像撿到槍地喜上眉梢，大喜過望，操作沈伯洋牌，越發進退自如，初期設定目標，可謂賺到又有市場可期。 二、民進黨這張沈伯洋牌，其實是一張不求勝的牌，而是一張透過摸牌、吃牌、碰牌的過程，了解並擾亂國民黨的牌局與牌術，借打蔣之局，勾動觸發蔣上當跟牌，而達到民進黨想要的，先抑制鄭麗文高張的兩岸牌；再觸發出盧秀燕想參與大選的慾望與後續的政治動向；最後想抵制韓國瑜欲選還羞的欲蓋彌彰之勢。 經過民進黨的布局與操作之後，目前蔣萬安在「725反毒油」之後，儼然已被拱上藍營共主地位，看似進可攻，退可守，得以揮灑其中，機會在望。但對民進黨而言，正是將藍營更分裂與硬鬥爭的最佳時機，操作與擾亂藍營之勢正炙，好戲還在後頭。 三、沈伯洋這張牌在擾亂、攪渾國民黨陣營之後，沈伯洋已前進到美國取經取暖，從各個場面來看，似乎已達到民進黨要的宣揚黨的台獨理念、與美國各界交換意見，也贏得一些掌聲與支持、更重要的是，除了為沈自己募了款，應該也為民進黨2028大選募了款與募得「精神奧援」。 國民黨在不知不覺之間，幾乎快掉入民進黨的誘敵深入口袋戰術，還不自知危險已至，各方還在算計與爭鬥中遊走。民進黨這張「沈牌」好用，又有戲可唱，這是在危險邊緣的一張險牌，卻好像玩得越來越起勁，國民黨能不神回首，亟思應變之道嗎？ 四、其實綠營這張「沈牌」，似乎是一種地方假選之牌，從出牌到摸牌再到碰牌的次序中，找到進可攻，退可守的戰術方向，逐次推進之後，形成戰略目標與後期戰略態勢，意在求取2028大選之勝。這是先求2026之妙，引動2028之志，亦即先在台北市戰場，找到對抗之策，以少輸為目標，積極備戰2028後續之力，贏取大戰之勝。 總之，「沈牌」雖是小牌，但旨在參與及鋪牌，雖非贏之策略，卻是欺敵、擾敵之妙戰，截至目前為止，可謂是有小兵立大功之神，亦有勝之在後的大望之志。 國民黨必須心領神會，見招拆招，步步為營，方有機可勝，千萬不要小看「小沈牌」的正面，後面的妙用背面玄機，才是致命之處，不能小覷。 作者為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 ●作者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AI已進入真假難辨的時代。過去，一段錄音足以成為證據；如今，一段錄音，可能是幾分鐘生成的深偽（Deepfake）作品。 最近網路流傳疑似利用AI模仿總統賴清德聲音的影片，刑事局依法受理調查，消息曝光後，社會輿論分裂成兩派：有人認為警方終於開始打擊AI假訊息，也有人質疑這是不是又一次「查水表」。 耐人尋味的是，真正值得討論的，似乎不是這部影片，而是我們至今仍沒有一套清楚的深偽治理規則。 民主社會當然容許政治嘲諷，也保障言論自由。問題從來不在於能不能製作惡搞影片，而是在於是否故意讓閱聽者相信，那真的是本人所說的話。 戲仿，是創作自由；冒名，則是資訊欺騙；假借本人身分影響公共判斷，更可能涉及選舉公平。這三者的界線並不相同，法律處理方式當然也不應相同。然而，目前我們對於AI深偽內容，仍缺乏一套統一的認定標準，往往等到事件發酵，相關主管機關才開始調查，平台才開始下架，社會才開始爭論。最後，每一次案件都變成政治立場的對決，而不是法治標準的討論。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法律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風險。假如今天模仿的是執政者，公權力迅速介入；明天若模仿的是在野黨政治人物，是否也會採取相同標準？如果不同案件適用不同尺度，人民自然難免質疑執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法治最大的價值，不是保護哪一位政治人物，而是讓所有政治人物都受到同樣規則約束。 AI時代最大的敵人，不只是深偽，而是選擇性的深偽治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距離年底地方選舉已愈來愈近。生成式AI已將製作成本降到幾乎為零，一段幾十秒的假影音，只要搭配匿名帳號、跨境社群還有平台演算法，就可能在數小時內觸及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名使用者。當查證速度永遠追不上擴散速度，「事後澄清」往往已無法挽回資訊污染造成的影響。 過去，人們擔心的是假新聞；未來，更需要擔心的是「真假都分不出來」。 平台業者同樣不能置身事外。每當爭議發生，平台往往回應「收到檢舉後已下架」，彷彿完成了責任。然而，真正的問題並沒有因此消失。因為內容在被移除之前，可能早已被轉傳數萬次、備份數百次，甚至重新剪輯後再次散播。若平台始終採取消極反應模式，辨識真假內容的成本，就全部轉嫁給一般民眾。 AI不能只有生成能力，更必須具備可信治理能力。 歐盟《人工智慧法》（AI Act）已要求特定AI生成內容須揭露其為人工生成；美國多州也開始針對選舉期間的AI深偽廣告建立揭露義務與限制措施。 國際治理方向已逐漸形成共識：不是全面禁止AI，而是要求透明、可追溯、可驗證。 反觀台灣，目前仍多半依靠《刑法》、《選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社會秩序維護等零散規範處理個案，缺乏完整的深偽治理架構。每發生一次事件，就重新討論一次標準；每遇到一次爭議，就重新辯論一次言論自由。制度永遠慢一步，AI卻每天進步一步。 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刑責，而是一整套治理機制。包括由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數位發展相關機關共同制定深偽案件統一辦案指引，明確區分戲仿創作、藝術表達、冒名詐騙、商業欺騙及選舉操弄等不同態樣；建立政治性AI影音內容的標示制度，要求保留生成紀錄與來源資訊；並建立政府、平台及第三方查核機構之間的快速驗證與通報機制，讓真相的傳播速度至少不要永遠落後於謠言。 AI不會因為法律尚未準備好，就停止進步；深偽技術也不會因為選舉結束，就停止演化。 今天模仿的是總統；明天可能是重要官員、某公眾人物、企業董事長，甚至任何一位普通民眾。當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複製，每個人的影像都能被生成，法律若仍然停留在「個案處理」與「政治攻防」，真正失去信任的，將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而是整個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公共資訊秩序。 AI可以模仿任何人的聲音，但法治不能模糊到讓人民只能依靠政治立場判斷真假。真正需要被建立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保護傘，而是一套不分顏色、人人適用的深偽治理制度。只有如此，人民相信的才會是法律，而不是口水！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行政院終在上周提名新任7位NCC委員，這已是第三波提了，比較前兩次名單，有人說這份名單已非二軍，只能算是「三軍」了；還有媒體人說，正副主委不但又都是綠色人馬，更重要的，提名主委人選還曾經當過黨產會委員，清算國民黨產，要藍白如何投得下去？ 行政院在上周五下班前突然發布新聞，提名了7位NCC新委員，其中，最受關心的正副主委人選，馬上被批評為又是綠油油的，而且行政院應也沒有先與在野黨溝通。了解內情的媒體人表示，這份第三次提出的名單，可以用「三軍」來形容，正副主委與媒體產業的關係很少，真的很瞧不起傳播界。 行政院新聞稿說，袁秀慧現為長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曾任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局長、國防部法規會委員，也曾任富邦金控董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董事、兆豐國際商銀獨立董事，兼具法律與財經專長；此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擔任過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全國律師聯合會常務理事，以及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第8屆董事。 行政院沒有提到袁秀慧的另外個政府經歷，就是黨產會委員，這個機構可是在清算國民黨黨產的組織。其次，袁秀慧還當過民進黨青年會副主委，在民進黨派系內她被認為親謝長廷。曾有藍委批評她也是綠軍御用律師，立委質詢文化部黃牛票處理方式，爆料文化部法律諮詢標案「112年黃牛檢舉及法律諮詢專案辦公室採購案」決標790萬元，得標的長慧法律事務所所長袁秀慧，立委自己都說，她不僅跟前駐日代表謝長廷熟稔，還是前黨產會委員，質疑與綠關係匪淺。 不過，府院提名她恐怕也是要和民眾黨示好，看看行政院發布的新聞稿中特別點出她曾任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法制局長後，親行政院的網路媒體就拿這當新聞標題，隔天綠媒也以此當報紙標題。 但媒體人說，先不談政治，NCC掌管的是台灣媒體產業中最重要的電視、電信與網路，相關產業整體年產值規模約在4.4兆至4.5兆新台幣之間，其中單行動通訊服務營收就有1704億元，有線電視基本頻道營收約為227億元，而台灣線上影音(OTT)產業產值則約280億元。再說，新的委員會除了要決定新案，如6G的實施方式外，多年陳案如TBC股權、台數科的申請新聞台、台視新聞台上架52頻道案等，牽涉複雜的政治商業與媒體高層角力。但袁秀慧過往的經歷，幾乎看不到和媒體有關係，要如何做重要決策？難怪有媒體人說，行政院這種提名方式，先不談有沒有政黨協商，真的很瞧不起傳播界。而且她清算過國民黨黨產，將來會不會清算藍媒呢？ 再說副主委蕭蘋，行政院的新聞稿寫說，蕭蘋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主要研究媒體科技與社會、性別與媒介、廣告與文化、媒介內容分析、文本分析等學術領域，也曾任新聞記者工作，並參與有線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公視基金會新聞諮詢，以及通傳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等工作。 雖然是傳播學者，但蕭蘋在傳播界的份量並不高，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性別傳播，與傳媒產業也沒特別關係。更重要的，她也是綠友友，曾經當過綠媒記者，但行政院可能為了避免綠媒的敏感性，在新聞稿中也刻意只提她曾當過新聞記者，不寫哪個媒體。媒體界的人也多清楚，蕭蘋主要工作在南部，與民進黨執政的高雄與台南的地方首長、小內閣多有來往建立交情，這批綠朝高官過去在南部服務，不少人都跑到台北當官了。除此之外，蕭蘋被認為是綠友友，可能與其夫家也有關係。 不過，這已經是行政院第三次提名NCC委員了，有人說，這些人願意再出來打這場沒有把握的戰爭，也算勇敢了。但行政院到處徵詢找人，被很多傳播界與學界的大咖拒絕，因此有人就戲稱，這第三波名單，真的如「三軍」了。 掌管全台灣電視電信網路等傳播媒體產業的NCC，原主委陳耀祥、副主委翁柏宗、委員王維菁和林麗雲4人任期到2024年7月31日。行政院在2024年4月底，提名翁柏宗當主委、台師大大傳所特聘教授陳炳宏為副主委，及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羅慧雯、與NCC平台事業管理處處長詹懿廉為新委員，共4人送立法院審查，但立法院反對。國民黨團認為，NCC委員應依政黨比例任命，並提案入法，後來乾脆修法讓翁柏宗不能再被提名，行政院最終撤回第一次的提名。 2025年7月，行政院再新提名4位委員，指定成功大學資工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蔣榮先、東吳大學法學院專任特聘教授程明修擔任正副主委，立法院會去年11月進行人事同意權案記名投票，由於藍白都投下不同意票，這4位被提名人也遭全數否決。上周五再提名，已經是第三輪了。 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通傳會（NCC）委員現有4名空缺，並且現任3名委員任期將屆滿,（今年7月31日），經行政院積極徵詢人選，提名7位委員，其中袁秀慧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蕭蘋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王怡惠、游家牧、張春炎、張克豪、陳春木為委員。其中，袁秀慧、蕭蘋及王怡惠等3人，任期至119年7月31日止，餘4人任期至117年7月31日止。 這份新聞稿再次迴盪在政治媒體圈與學術界，但多數人對行政院不願意先協商就提名單感到不解，又提名綠友友的正副主委，擺明了就是要掌控NCC，指揮媒體產業，或是清算藍媒，「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 二○二五年舉行「第四十一號漢光實兵演習」，時間是七月九日至十八日，當中接連發生國軍車禍事故共八起，七月十日M109A5自走砲撞上桃園市路邊停靠的一輛貨車跟三輛轎車，七月十日軍卡與機車擦撞，七月十一日愛國者飛彈車卡進新北市商家遮雨棚，七月十二日輕型戰術輪車在高雄市自撞，七月十三日CM11勇虎戰車在桃園市擦撞一輛小客車。 國防部表示關心官兵受傷狀況，但亦說明戰備訓練本來就是高度危險的工作。但媒體對七月十三日的事件下的標題是「戰車跨越雙白線」！還有媒體記者問國防部長「演習狀況如何？」顧部長回說「很好」。接著七月十五日V-150輪行裝甲車側翻。 從這些新聞中暴露一些問題：請問政府有無宣導國人「演習視同作戰」是軍民都要有的常識。今後國軍不管任何部隊出現，人民本來就不能直播影片，因為這是洩漏部隊行蹤！而各種軍車出現，必須視同看到「救護車鳴笛」跟「警車鳴笛」一樣需讓路，因為部隊行進一定有其進度、不能落後只能超前。 記者問問題的素質至少要有深度，妳問「好不好？」請問若是妳會回答「不好」嗎？記者要在有限的時間點搶鏡頭，我們可以理解，但不會先做功課問資深的軍事記者嗎？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共軍的不斷展示軍威，中華民國台灣國軍現在也開始進行貼近實戰的訓練，但是人民呢？人民還在以看戲的角度看待軍隊演習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盟軍發動「市場花園作戰」，一開始勢如破竹，德軍一路敗退，盟軍先攻入比利時後、高興的比利時人紛紛夾道以迎王師。結果短暫阻擋了盟軍的行軍，因為人民獻上鮮花、女孩子上前獻吻，換做你我一定都很開心。此役結局，是盟軍在安恆被阻失敗收場。當然該役盟軍的失誤很多，上述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共軍在國共內戰中，就是以行動迅速敏捷靈活著名。如果今天的台灣人民絲毫沒有戰爭的準備，還在以看表演的心態，那請各位看看《奪橋遺恨》這部經典老戰爭片，其實政府要開始對人民宣導了。從影片就可知道，太多人民能做與不能做的事了。今年「第四十二號漢光實兵演習」，將於二○二六年八月五日至十四日展開，希望不要重演「戰車跨越雙白線」這種沒常識的討論題！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卓榮泰院長臉書 【聚論壇「明」理專欄】中聯毒油事件震驚全國，原本應該聚焦食品安全、流向追查與民眾健康保障，在賴政府的危機處理下，演變成為一場中央與地方互相指責的政治攻防。 當行政院長卓榮泰質疑台中市政府「搶快」公布流向資訊，甚至出現輿論竟將矛頭指向台中市政府，彷彿真正問題不再是毒油流入市場，而變成誰是「肇事者」。 台中市政府作為食品業者所在地的主管機關，依法追查流向且公布調查結果，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職責，也讓民眾提早面對可能危害全民健康的食安事件。反觀中央第一時間卻認為地方「搶快」，擔心資訊不一造成混亂，還不鼓勵地方積極揭露資訊，已讓外界質疑政府究竟是在維護食安，還是在維護「發布權」。 詭異的是，行政院一方面責怪地方政府搶快公布資訊，卻有輿論開始將毒油事件的責任推向台中市政府，認為四年只查驗一次，這是暗示地方政府成了「肇事者」。如此一來，對於食安問題延遲通報的中央，隱匿資訊的業者反而逐漸淡出焦點，中央監管是否失靈也被政治攻防掩飾，整起事件的責任歸屬已經出現嚴重錯置。 回顧事件發展，卓榮泰事後強調中央與地方應攜手合作，共同面對食安危機，但在初期傳遞出的訊號，對於地方揭露資訊有所不滿，而非一同追究業者責任，難免會讓社會感受政府危機管理的優先順序出現偏差。 食安事件不應淪為政治攻訐，也不該變成中央與地方互相卸責的舞台，人民真正期待的是資訊透明、責任明確以及完善的食品安全防線，而不是一場誰才是真正食安肇事者的政治羅生門。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立法院長韓國瑜敲槌直播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少子化真的可以靠發錢解決，那麼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國家，應該就是最會發錢的國家。可惜，現實剛好相反。 立法院三讀通過《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政府將為每位未滿十八歲兒少每年提存六萬元，估計每年支出超過二千億元。支持者形容，這是替孩子存下人生第一桶金；反對者質疑財政負擔。其實，真正值得討論的，既不是六萬元太多，也不是二千億元太少，而是一項本來應該解決少子化的政策，最後卻變成一場全民發紅包的福利政策。 這不是少子化政策，而是台灣公共治理愈來愈嚴重的一種病──目標與工具錯置。少子化的政策對象，本應是還沒生、不敢生，以及想生第二胎、第三胎卻有所顧慮的家庭。然而，新法卻把所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全部納入。依目前估算，首年約二一六二億元經費中，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就占去約七百億元，今年出生的新生兒卻僅約一百二十億元。 說要催生，錢卻大多花在已經長大的孩子身上；說要提高出生率，主要受益者卻是早已完成生育決策的家庭。更諷刺的是，政府與朝野似乎都相信，只要政策名稱掛上「少子化」，任何福利都能變成催生政策。 協助青年累積資產，是青年政策；改善兒少福利，是社會福利政策；降低家庭貧窮，是所得重分配政策。這些都值得推動，但與提高出生率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如今卻一股腦全塞進「少子化」的大帽子裡，彷彿只要名稱取得漂亮，政策目的便能自動成立。 真正令人擔心的，不是這部法律，而是它背後反映的治理文化。近年來，台灣公共政策似乎逐漸形成固定模式：遇到青年低薪，就發補助；遇到產業困境，就發津貼；遇到少子化，就發現金；遇到選舉將近，就提出更大的福利方案。政策是否真正解決問題，逐漸退居其次；人民是否「有感」、宣傳是否容易、受益人口是否夠多，反而愈來愈像政策設計的重要考量。 於是，公共政策開始從解決問題，慢慢變成經營民意；從制度治理，逐漸演變成管理選票。這在公共政策領域有個名字，叫做福利競價（welfare bidding）。民主政治本來就鼓勵政黨競爭，但當競爭逐漸從比改革、比治理、比制度，退化成比誰發得更多、補助更廣、金額更高時，政策便容易失去原本的目的，而成為討好最多選民的工具。 放眼世界，沒有先進國家把提高出生率寄望於單一現金補助。法國、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長期投入超過GDP三％的家庭政策，包括公共托育、育嬰留職停薪、彈性工時、職場友善以及育兒支持，一度維持相對較高的生育率，但近年仍面臨出生率下降，顯示即使完整制度也無法單靠福利扭轉人口趨勢。 新加坡投入了巨額「寶寶紅利」、住宅補助、育兒津貼與延長有薪育嬰假，甚至把婚育列為國家戰略，但總生育率仍跌破一，官方也承認，婚育選擇受住房、就業、安全感及社會價值等多重因素影響。南韓二十年來投入數百兆韓元催生預算，卻依然寫下全球最低出生率紀錄；匈牙利祭出購屋補貼、稅賦優惠等措施，雖曾短暫改善，仍未能回到人口替代水準。 OECD近年的跨國研究更指出，影響出生率的不只是補助金額，而是住房成本、就業穩定、工時文化、公共托育、性別平權及家庭政策是否具有長期一致性。單一現金補助只能降低部分養育成本，卻無法消除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這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今天，年輕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孩子出生沒有六萬元，而是不知道十年後房貸怎麼繳、托育排不排得到、工作會不會因育嬰而中斷、薪資是否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當真正阻礙生育的是制度成本，政府卻只願意支付財政成本；當需要改革的是住宅政策、勞動市場與托育體系，最後卻選擇最容易宣傳的補助方案，政策自然容易流於治標，而非治本。 更重要的是，任何少子化政策都應接受結果檢驗。二千億元究竟買到了什麼？是總生育率提高？第一胎年齡下降？第二胎比例增加？還是只是讓更多家庭帳戶裡多了一筆存款？如果政府連政策績效指標都說不清楚，只剩下「人人有錢領」作為成功標準，那麼這就不是人口政策，而是一場跨黨派的福利競賽。 最令人憂心的是，今天各黨競逐的已不再是誰更會治理，而是誰更會設計一張人人都願意收下的支票。六萬元，也許可以養大一個帳戶；二千億元，也許可以養出一項新福利。但如果公共政策繼續把選票當作目標，把補助當作改革，把口號當作治理，那麼真正被透支的，恐怕不是國庫，而是下一個世代對政府治理的信任。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本愈來愈厚的存摺，而是一個讓年輕人願意放心把孩子生下來的未來！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