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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林銘聰專欄】1936年03月，發生一件有點冷門但也不是太冷門的歷史事件，即是「祖國事件」! 何謂「祖國事件」？1936年3月，「臺灣新民報」組織「華南考察團」前往大陸各地考察。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解大陸現狀，但在深層意義上，這是台灣菁英對漢文化母體的尋根之旅。在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大禮堂的華僑聯合會歡迎茶會上，林獻堂感性地說出：「林某此次回到祖國，見到諸君熱誠歡迎，深感榮幸。」 返台後，日本軍方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施壓。1936年6月17日，所謂「始政紀念日」的當天，林獻堂在台中公園應邀出席慶祝大會。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唆使日本右翼團體份子賣間善兵衛，當眾要求林獻堂辭去公職、公開謝罪並退出公共活動。隨後在眾目睽睽下，大聲喝斥「為什麼你說回到了祖國？」並狠狠地對林獻堂施予暴力搧右臉頰耳光，此事件即為轟動一時的「祖國事件」。 「回到祖國」這句話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其實是稀鬆平常的。日本殖民台灣13年後的1907年6月15日，霧峰林家林幼春在致梁啟超的信函，寫道「幼春竊竊私喜，以為祖國中興，我海島之民其有后來其蘇之一日也。」殖民32年後的1926年11月13日，在日本警察監視下，黃白成枝（或稱白成枝）在台北的演講時，公開稱「我們的祖國是中國」。甚至於日本官方的《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都提及「本島人的祖國是支那」。所以在殖民42年後的1936年，林獻堂很自然地說出「回到祖國」這句話。 事件本質是日本殖民者刻意策劃，旨在震懾台灣知識份子，壓制民族意識。接著1937年，就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略我中華。1941年0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日本人妄想把台灣人改造成次等日本人，然後派遣到大陸與自己的同胞互相殺戮，這是非常惡毒的心態。所以他們長時間壓制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意識，以達到手足相殘的狀況，這場事件認識到日本人殘忍醜惡的心態。 「祖國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的一道傷痕，今天回首這場90年前的風暴，我們不只看到那一記耳光，更應看到在那個黑暗時代，台灣人如何在強權壓迫下，依然試圖守住心中那份對文化、對民族的堅持。這場「祖國事件」不僅是林獻堂個人的命運悲歌，更是國人在追求民族認同道路上，必須銘記的一堂沉重歷史課。 作者為洪霞文化交流協進會執行長、霧峰林家第九世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世界貿易組織官方網站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世界貿易組織(WTO)預定本週於喀麥隆舉行第14屆部長會議(MC14)，但主辦國無視臺灣在WTO的正式名稱：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卻在簽證文件上將臺灣矮化成為中國大陸的一省，臺灣在交涉抗議無效後被迫缺席。 部長會議為WTO的最高決策機構，每兩年召開一次。臺灣自2001年參與通過臺灣入會案的第4屆部長會議以來，為首次缺席。本案凸顯WTO另一脆弱點，即最重要的部長會議實際運作高度依賴主辦國，當主辦國受到中國大陸政治壓力，即使WTO在制度上維持會員主體性，亦難以確保會員實質參與權不受侵蝕。另外，也有訊息指出WTO奈及利亞籍的秘書長協調作為有限，未能有效維護臺灣權益，亦反映現行保障機制之不足。 臺灣長期積極參與WTO運作，並作出實質貢獻。就在此次事件發生前，2025年底WTO仍發布新聞，指出臺灣捐助WTO下能力建構基金(Global Trust Fund)，顯示臺灣不僅為制度建構參與者，具備實質功能與責任的成員，更是對WTO具體投入資源的貢獻者。然而，臺灣卻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參加部長會議，形成「有貢獻卻無法參與」，不僅對臺灣極不公平，也損害到WTO的完整性。 若此事件未獲妥善處理，未來風險將不僅止於名稱爭議，更可能形成制度性先例。後續部長會議主辦國可能透過簽證、註冊、證件核發或會場安排等技術性環節，對特定會員進行差別待遇，進而使WTO的會員平等原則受到侵蝕，削弱整體制度的穩定性與可信度。 基於此，臺灣應提前啟動對未來會議主辦國的風險掌控與因應機制。鑒於WTO早已公布MC14由喀麥隆主辦，顯示相關風險其實具有因應空間。此次事件顯示，當主辦國於簽證或預註冊文件中使用不符正式會員稱謂時，缺乏即時糾正與後續處理規範。因此，臺灣可聯合理念相近會員，推動WTO建立更明確的主辦國義務與秘書處保障機制。例如可包括會員名稱須依正式名單處理、主辦國不得附加政治性註記，且若違反平等待遇原則，秘書處應即時更正並提供替代參與安排，以強化制度韌性。 第15屆部長會議(MC15)將於2028年由沙烏地阿拉伯主辦，臺灣應及早展開部署，審慎評估潛在風險，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 在論述策略上，臺灣亦應將焦點由個案轉向制度，強調此事涉及WTO運作的公平性與正當性，而非單一政治爭議，以爭取更多重視法治與程序正義會員的支持。 綜合而言，此次事件是對WTO運作機制的警訊。臺灣策略應從「爭取公平參與」進一步提升至「確保制度保障」，將個案問題制度化、將抗議行動轉化為規則改革訴求，並建立前瞻性風險管理機制。唯有如此，方能確保臺灣WTO的權利不被侵蝕。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張若彤專欄】幾位網友來訊問二二八黃本根的事情，其實我的新書《我聞228》對此有詳細的考證，有興趣看細節的不妨去看看。 黃本根牽涉到的是二二八事件高雄縣的事情，會成為焦點是因為他是駐芬蘭代表林昶佐的外公。 林昶佐早在2007年，就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分進入二二八基金會當董事，後來因為兩年任期中15次的董事會他只出席過1次（出席率7%），還在他2021年擔任立委期間被提案罷免時成為話題。 2023年，林昶佐發布《輸入：黃本根》，這是他發現外公在二二八事情的影像紀錄。後來接受三立《話時代人物》專訪時，林也提到他本來認為外公的政治立場偏藍，他父親也認為外公「不支持臺灣這一邊」，沒想到外公居然是二二八受難者，之後外公一家人還因此不斷南北遷徙，他才知道，外公是支持台灣的。 黃本根有列入二二八基金會第五批「可能受難名單」中，後來也獲得蔡英文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根據《輸入：黃本根》，林昶佐理解的黃本根，在二二八大致有如下遭遇： 1.擔任高雄縣政府公務員，但因為參與二二八，遭到逮捕、撤職 2.協助政府清鄉，但都說抓不到人 3.撤職後在彰化銀行工作，不斷調單位、搬家，並囑咐後代不要參與政治 本文考證如下： ・黃本根擔任高雄縣政府公務員？ 是的。黃本根在臺灣光復後第一時間就擔任高雄縣政府的課長，二二八當時是縣府的指導員兼山地行政指導室主任，薦任，在當時的台灣人中算是極高的職位。而且他在日本時代只是記者，沒有擔任總督府公務員的經歷，這代表他不是從總督府留任的台籍公務員，而是光復後才進入政府任職、且一入職就是薦任課長。由於他「日本國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學士」的大學學歷，在陳儀主政期間，可以直接比照薦任資格加以任用，這是一種針對臺灣公務員任用上的優惠。相較於黃本根，其他人的薦任資格，多半是因為在日本時代擔任過總督府的判任官（相當於中華民國最初階的委任級），才因為任用優惠拉成高一級的薦任資格。 ・黃本根參與二二八？ 是的。黃本根在二二八期間被控參與了鳳山鎮民眾大會，並擔任鳳山治安處理委員會的委員。 ・黃本根因參與二二八而遭逮捕、撤職？ 不，黃本根沒有遭到逮捕、也沒有被撤職。 《輸入：黃本根》下集一開始，影片秀出了一張二二八當時的名單，其實答案就在這張名單被影片切掉的部分（完整的請參閱附圖）。這張名單中有兩種人，一種是政府允許「自新」的人，另一種則是被軍方逮捕的人，黃本根列在「自新」這一邊，而不是被軍方逮捕的。 那黃本根會不會是先被逮捕、後來才因為獲准自新又放掉？不是的。這份名單是有說明的，這段說明如下： 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鈞鑒：⋯⋯代電規定《民意機關代表暨縣市行政自治人員參加「二二八」事變處分辦法》飭遵等因。 查「二二八」事變中，本縣民眾能深明大義，對外來暴徒加以制壓，內部錯誤份子，亦加約束糾正，爰能保持社會秩序，全縣始終安定。其中若干人士，煞費苦心，事後綏靖期間，情形複雜，加以地方派別互相攻擊，易受軍事制裁。為保持秩序起見，乃通知凡在事變中活動者，來縣自新，同時由縣府轉知駐軍予以保障，#免至逮捕，固與參加暴動而自新者不同。至少數因一時思想錯誤、認識不佳、環境誘惑而言語偏激或行動粗野者，事後均能自認過錯、深切痛悔，鴻溝漸平。 「二二八」事變距今半載，事過境遷，除首要及駐軍逮捕者，自應靜候法律辦理；自新之民意機關代表，當遵令處理；至縣行政自治人員，經半年來考查，如岡山區長洪石笋、潮州區署陳朝海經予免職，其餘考查尚能事公奮發，祈念本縣並未暴動，擬請從寬免予議處。 理合檢具本縣民意機關代表及行政自治人員自新名冊乙份，報請核示。高雄縣長黃達平 因此，黃本根不但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撤職。 但黃本根本來應該被撤職的，這是因為根據當時臺灣省政府（請注意此時陳儀已經去職了，新任的省主席是魏道明）的統一作法，所有參與二二八事件（但非首要份子）的公務員，雖然政府寬大不追究刑責，應該要先行「撤職留用」，待考核ok之後再行復職。 但偏偏高雄縣長黃達平（他是陳儀的人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擔任縣長之前主要就是幫著陳儀從廈門、海南島把滯留大陸的台胞送回臺灣）自己有自己的做法。他先是阻止了軍方逮捕相關人士，後來又擋住了「撤職留用」的上級命令。因此，黃本根不但沒有遭到撤職，即職位毫無中斷（如圖），甚至他任職的單位升格後，他無縫接軌繼續擔任正式的課長（原本是兼任）。 只不過沒多久他就辭職，但辭職之後，他任職的彰化銀行，一樣是省營的行庫。所以他後來才會填寫那張總統府的「人事調查表」，也就是《輸入：黃本根》影片中秀出來的那張，那是僅限中高階公務員才有資格填的。 ・黃本根協助政府清鄉？ 是的。正因為黃本根完全沒有被逮捕、撤職，他又是負責山地行政的官員，所以他有參與3/20開始的清鄉。 這裡要澄清一個迷思，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二二八的「清鄉」是多麼可怕的階段，實際上，二二八臺灣人這一邊的死傷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清鄉之前（3/9到3/16）的階段，也就是中央援軍登陸到國防部長白崇禧和蔣經國來臺宣慰這中間。 如果不是因為陳儀把蔣中正「除暴動共黨外，一律從寬或免究」的命令，改為「除暴動『首要與』共黨外，一律從寬或免究」，二二八的死亡數字會少很多。 這導致兩個結果： 第一，由於二二八民間是鬆散組織，因此不算有真正帶頭的。陳儀要殺「首要」，在沒有真正首要的前提下，哪些人會變成「首要」？ 第二，清鄉階段真正的問題，是亂放與亂舉報。 像是張七郎與其兩位公子那樣的例子，就是他們被台灣人舉報為共黨而殺掉的。 前面引高雄黃達平縣長給省主席魏道明的公文，也提到「事後綏靖期間，情形複雜，加以地方派別互相攻擊，易受軍事制裁」的事情，黃達平這種一人擋下所有舉報、清算的做法，也算是菩薩心腸了。 當然，這也是因為鳳山（當時高雄縣政府在鳳山）在二二八期間基本沒出什麼事情，黃達平是軍人出身，知道他一走，鳳山附近的軍火庫就遭殃了，因此他選擇衝第一線與民眾協商。隔壁的高雄市軍方死了那麼多人，到了後階段，怎麼可能說善了就善了？ 很多人誤以為蔣中正「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的命令，是針對二二八期間來臺的援軍。這是錯誤的，這道命令，是下給本來就在臺灣的那些，這些人在前階段被打殺，才會有後面要報復。高雄縣因為沒出什麼事情，所以後面黃達平要擋下清算，也相對容易，如果像是高雄市、嘉義市、基隆市，那就根本擋不住。 回到黃本根的事情，黃本根在清鄉時，沒有抓什麼人，這的確是事實，但這是因為縣長黃達平擋下所有清算的態度，以及蔣中正嚴禁報復的指令。因為當時高層就是讓參與二二八的人自己去善後（某種程度上就是讓他們自己產生哪些人是「首要」），現在大家說這是一種「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經過司法程序」，但放在當時，這就是一種寬大的政治處理，而不是司法處理，如果是司法處理，那就是該殺殺、該關關，而不會只處理「首要」，這樣一來就是腥風血雨了。當然，這個「誰是首要」裡面的確藏污納垢，殺到的很多都是外圍甚至根本是事件中的鴿派，但整體來說還是讓絕大部分的參與者脫離了事變責任。 ・黃本根後來在彰化銀行工作，不斷調單位、搬家，並囑咐後代不要參與政治？ 是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大家可能把這個狀況理解為政府持續騷擾、監控二二八的參與者，這樣的理解並不符合事實。 黃本根雖然離開高雄縣政府，但服務的彰化銀行還是省營，一定程度上還是吃公家飯，老闆林獻堂當時根本就是省政府委員（還是陳儀舉薦的）。根據黃本根於1956年自行填寫的「總統府人事調查表」，他辭去高雄縣政府的工作後，無縫接軌進入彰化銀行服務，輾轉工作於西螺、旗山、鳳山、板橋等分行，志願是經商，並不像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常常被政府騷擾的人所能擁有的經歷。 如果我們相信當時黃本根與家人的恐懼為真，這種恐懼最有可能來自什麼？ 主流見解以為二二八之後成為禁忌，大家不准談論，這一點與史實是有出入的，當時的報紙還刊登了諷刺某些參與二二八的人後來升了官，署名就是在二二八中死亡的那些人。 其實，二二八結束後陳儀去職，後來中央政府遷臺，來臺的人根本和二二八沒有淵源，後來連陳儀都被槍決了。 再加上，1949-50年上半年，美國公開宣布放生中華民國，中共即將渡海解放臺灣的說法甚囂塵上，就在可能在島內決戰的前夕，陳誠讓李友邦把因為二二八事件還關著的那些人儘量能放就放。要知道，二二八裡面反政府的大宗，就是李友邦主持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交給他決定保釋誰，這就隱含著對臺灣人釋出最大的信任與善意，你自己去處理你的人。只是後來韓戰爆發，美國轉了髮夾彎，中華民國就這麼在新的冷戰格局中撐了下來。 也因為這樣，二二八事件的暴動參與者： 先是被蔣中正「鎖定共黨暴動份子」的大原則放掉了一大批； 又被陳儀「鎖定首要（其實根本沒有首要可言）」的政策歷經複雜的過程逃掉了一大批（反而是外圍與鴿派大批被密裁、暗殺、失蹤）； 接著又是白崇禧來臺宣示中央寬大政策，在清鄉過程中透過「自新」的制度放掉了一批； 再接著是陳誠和白崇禧抬槓，認為白崇禧和陳儀亂搞，根本不該用軍法審判二二八犯人，因此把沒審完的都移交司法、並且在原本的減刑原則下再予以降低刑度，又放掉一批； 最後是陳誠讓李友邦去保釋剩餘的二二八犯人 換句話說，那些二二八裡面暴動的（不管是真的暴動，還是被舉報栽贓的），如果不是在3/9到3/17直接被殺掉，後來絕大部分都放出來在外面趴趴造。 所以才有人在報紙上，以二二八死難者的名義刊登「恭賀」當年一起參與事件，不但沒死，還升官的人。 這應該才是他們真正恐懼的來源。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每一個被稱為「轉型時代」的年代，親歷其中的人，往往只能在當下感受到混亂。文藝復興的人不知道自己身在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工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現代性。他們感受到的，是失業、動盪、對信仰意義的喪失，以及一個舊世界正在傾倒的聲音。 我們今天，也許就是這樣的處境。一個需要被重塑世代的處境。在「重塑」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我們處在甚麼位置，可能又會需要經歷什麼？在一條從過去延伸到現在、也指向未來的邏輯線：技術突破秩序崩壞價值混亂制度重建新的世代。文明每一次重大變遷，大致都遵循這個規律。 一、歷史語法的驗證 15世紀的印刷革命。谷騰堡的活字印刷術，讓知識傳播的成本崩潰，打破了教會對資訊的壟斷。隨之而來的，是秩序的崩壞：宗教改革撕裂了歐洲，宗教戰爭延燒數十年，舊的神學權威轟然瓦解。價值的混亂是真實的人們不再知道該信誰、信什麼。在混亂中，重建則悄然開始：《西發里亞條約》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新的學術機構建立知識驗證標準、啟蒙運動給出了一套新的世俗理性框架。新世代，在這個框架裡誕生。 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蒸汽機改寫了生產關係，原有的農村秩序、手工業秩序迅速崩解。城市貧民窟、童工、14小時工作制，是那個「價值混亂」時代的日常風景。然而，在這次的混亂中，社會以新的制度回應：勞工運動、社會主義、哲學理論、公共教育體系、工會制度逐步建立。20世紀中葉的福利國家，是那場重建的成果。新世代，在相對穩定的時代框架裡長大。 20世紀中葉的資訊革命。電視、電腦、網際網路，每一波都重塑了人際溝通的結構與公共輿論的形態。社會也以全球化、自由化、現代化、城市化回應這個時代。新的回應也催生冷戰後的「歷史終結」幻覺，但這個幻覺很快被911、2008年金融海嘯、社群媒體的民主衰退打破。此刻仍在震盪之中，尚未走到「重建制度」的完成式。 三次歷史驗證指向同一個結構：技術突破是觸發器，不是決定者。決定文明走向的，是人類在秩序崩壞之後，能否建立足以承載新技術力量的制度與價值框架。 二、我們究竟在哪一個位置？ 技術突破仍在進行中。人工智慧的能力曲線在過去三年幾乎垂直上升，量子運算、生物技術、能源轉型各自都代表著結構性的技術變革。當代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帶來多條曲線的陡升。 我們雖未必清楚我們的位置，但秩序的崩壞卻已是進行式。全球化的分工在地緣政治的壓力下加速裂解；民主制度在民粹浪潮中疲於應對；勞動市場的結構正在被AI重寫，而新的社會契約尚未成形。比上兩次工業革命更快的是，這次失業不是從體力勞動開始，而是從知識勞動開始，一個沒有歷史前例可直接參照的衝擊。 價值混亂是最顯而易見的症狀。同一個社會內部，人們活在越來越不同的資訊宇宙裡，「共同事實」的基礎正在崩解。每一次的價值崩壞，都可能帶給社會邁向極權的風險。一戰後，舊帝國體制崩解，傳統秩序瓦解，經濟蕭條，民眾感到迷失與憤怒。就是在這種集體的不確定感中，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找到了土壤。如今的人們在這場崩壞中，重新看向極端與民粹主義。而這場崩解帶來的不只是政治觀點的分歧，而是更根本的解構人們對「什麼是真實」的基本感知。深層偽造技術的成熟與AI創作的突破，使這個問題被進一步激化。 而制度重建，才剛剛、勉強開始。AI治理框架、平臺監管立法、數位勞動保障，在各國以不同速度摸索推進。距離形成穩定的新秩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新世代將在什麼樣的廢墟上？ 如果進步鏈的規律再次成立，那麼這一代的年輕人現在的Gen Z 和alpha，將成為那個「新世代」：在重建完成後的框架裡，找到相對穩定的生存座標的人。 但新世代的身分，不是樂觀主義的保證，而是一個有條件的預測。歷史告訴我們，重建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幾個條件同時具備：有洞察力的少數人提出新框架、有組織能力的行動者將框架轉化為制度、以及有足夠判斷力的公民集體選擇正確方向。這三個條件，在當下都面臨威脅。 最令人憂擔憂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持續削弱的判斷力。當年輕人在演算法同溫層中成長，對批判思考、歷史縱深感與複雜性韌性持續下降，他們未來能否承擔起「重建世代」的角色，就成了一個真實的問號。 歷史上就有過重建失敗的案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也曾走到「重建制度」的岔路口，卻走向了法西斯主義。證明在錯誤的選擇前，沒有絕對的宿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混亂中被動搖的判斷力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就現在來看，我們距離那種失敗，並非遙不可及。 四、這個時代的備忘 對於個人，歷史提供的不是安慰，而是定位。知道自己身處哪個節點，比不知道要好即使那個節點是「混亂的中段」。定位是判斷力的前提，而判斷力是在混亂中不被席捲的唯一錨。 對於社會，最緊迫的工作不是追趕技術，而是修復那些支撐制度重建所需的認知基礎設施：教育中的批判思考訓練、媒體中的深度論述空間、公共討論中的歷史感與複雜性容納能力。這些，將是重建世代的基石。 每一個「新世代」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前一個世代在混亂中，有意識地為下一個世代鋪路的產物。 那我們，是否在為一個看不見全貌的未來鋪路？ 這件事，值得認真對待。 作者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大九學堂第五期學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總統府新聞稿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賴清德總統多次公開場合將「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這是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戰略性的論述，其目的在於重新界定兩岸政策的正當性邊界。此一論述雖強化民進黨政府及其黨「拒絕九二共識」的正當性，並將其與「反統一、反一國兩制」綁定，以利鞏固其群眾支持基礎；但同時也壓縮未來兩岸政策的彈性空間。 此一論述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連結基礎，但在學理與歷史上仍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引發激烈爭辯。在兩岸關係概念論述及研究中，「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為兩個具高度關聯性，但性質卻不同的重要政治概念。兩者皆涉及「一個中國」框架，但在理論層次、政治功能與制度內涵上存在明顯差異。本文試圖分析兩者概念界定、相同點與分歧，及進一步探討兩者臺灣社會民意基礎與民調趨勢。 基本上，「九二共識」具有高度模糊性與戰略彈性，其關鍵在於「各自表述」，使兩岸能在不觸及主權爭議的情況下進行互動。此一設計本質上是一種「模糊共識」(constructive ambiguity)，目的在於維持兩岸對話空間及建立重啟對話協商共同基礎。但「一國兩制」則為制度性安排，具有明確主權指向與政治統一目標，其內涵較為具體且不可模糊。 一、概念界定 所謂「九二共識」，係指1992年兩岸兩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政治默契，其核心在於「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內涵各自表述」，國民黨稱其為「一中各表」。其性質屬於一種模糊且具策略性的政治框架，目的在於降低主權爭議，為兩岸協商提供最低限度的共識基礎。 相較之下，「一國兩制」則為大陸提出的統一方案，其核心在於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允許不同地區維持不同制度。其制度設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政府為未來唯一主權國家及中央政府，臺灣地方保留有限自治權，但最終仍受中央統治。此一概念已在香港與澳門實踐，並被視為對臺統一的制度構想。 「九二共識」原係1992年兩岸會談後，由臺灣方面在2000年前後加以概括與詮釋的政治表述。其核心內涵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強調雙方對「一中」的理解存在差異。該概念被認為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教授於2000年提出命名，用以描述1992年當年兩岸協商的模糊共識。 相對而言，「一國兩制」則是由大陸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作為大陸處理香港、澳門以及對臺統一的制度構想，其核心在於「一個中國」前提下，允許不同制度即實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但主權與統治權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在概念層次上存在差異：前者為「談判框架」，後者為「制度方案」。賴清德總統多次將兩者等同，實質上是對「九二共識」進行重新詮釋，認為其最終導向即為「一國兩制」，因此在邏輯上予以連結，將兩岸對話基礎在邏輯上推演成一國兩制實施。 二、大陸對九二共識、一國兩制認知：一中框架與政治連動性 大陸對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概念界定，基本上兩者皆以「一個中國」為核心前提，均否定「兩個中國」或臺灣獨立的政治主張。兩者皆屬於兩岸關係的政治論述架構，並在大陸對臺政策中被納入同一政策體系。在大陸官方論述中，九二共識往往被定位為兩岸對話的政治基礎，而一國兩制則被視為最終統一的制度安排，兩者形成某種「過程結果」的政策連動。 然此種連動性主要存在於大陸的政治敘事中，在臺灣社會與政治實踐中，兩者並不必然被視為同一體系。國民黨雖倡議九二共識，但卻公開反對一國兩制，這顯示兩者具有差異性，未必具有連動性。賴清德總統倡議九二共識等於主張一國兩制，此具有標籤化國民黨為大陸在臺協力者、中共同路人及塑造親中賣臺形象。 三、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核心差異與分歧點 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根本性差異，可從四個層面加以分析。首先，在性質上，九二共識屬於「政治默契」或「協商框架」，其主要功能在於創造對話條件；而一國兩制則為「制度安排」，涉及統一後的政治與法律結構。因此，前者偏向過程性，後者則屬結果性。邏輯上，九二共識未必導致一國兩制產生，但存在某種程度可能性，其因果關係不具必然性。 其次，在主權定位上，九二共識具有高度模糊性。在國民黨語境中，「一中各表」曾被詮釋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表述一中，保留雙方詮釋政治空間。然而，一國兩制則明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主權中心，地方僅享有限自治，主權並無模糊空間。國民黨公開倡議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大陸矮化甚至企圖消滅中華民國；但接受九二共識，互不否認對等地位，這顯示此兩個概念不盡然相同。 再者，在制度內涵上，九二共識本身不涉及具體制度安排，其功能僅止於政治定位及兩岸關係定位性質，可謂是一國兩區、互不否認對等政治實體及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定位之延伸性概念，此為創造性模糊及對等定位概念，並無涉及中央與地方定位；相對地，一國兩制則包含明確制度設計，包括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權力分配等，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徵，其概念具有清晰目標即完全否定中華民國主權，是中央對地方非對等定位，並非是兩岸重啟對話的共同基礎及通關密語。 最後，在政治接受度上，兩者在臺灣社會呈現顯著差異。九二共識在不同時期仍有部分政黨（國民黨、新黨）及部分政治勢力支持，特別是在強調恢復兩岸交流及合作、協商對話的語境下；但一國兩制在臺灣長期呈現高度負面形象，其接受度極低，不具主流民意支持基礎及支持度未及一成。 總結而言，兩者其核心分歧： 九二共識從一開始即為臺灣方面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教授倡議，其核心概念在於「一中內涵如何詮釋」及求一中原則之同、存一中涵義之異，兩岸關係定位為對等；而一國兩制的爭議，則在於「主權歸屬與制度安排」，為大陸單方面倡議矮化中華民國地位之統一訴求方案，此為鄧小平統一方案。 四、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臺灣民意基礎 在民意層面，2020年至2025年間臺灣社會對兩者的態度呈現穩定但有差異的趨勢。首先，就一國兩制而言，反對比例長期維持在極高水準。2021年民調顯示，反對比例約在八成以上；2024至2025年間，多項民調仍顯示約80%至85%的民眾不支持一國兩制。此一穩定的高反對比例，顯示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幾乎缺乏政治正當性及市場。 其次，就九二共識而言，其支持度則呈現較為複雜的變化。依據陸委會長期民調顯示，若以大陸版本的「一中原則」來理解，反對比例同樣約在七成左右，低於對一國兩制的反對程度。相關統計調查顯示，若以「恢復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來提問，九二共識支持度可能上升至三至四成左右。近年民調顯示，「九二共識」支持度多落在約三成左右，如2023年台灣民意基金會約30%，2026年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約31.7%；僅在特定問法下，2025年美麗島電子報曾達48%。整體而言，支持度波動且未曾穩定過半。這顯示九二共識具有一定程度的「語境依賴性」，其支持與否取決於詮釋方式與政治情境。 尤其九二共識在臺灣的支持度高峰，大致出現在馬英九執政初期，即2008至2012年間，甚至馬英九勝選源自於其倡議九二共識；當時因兩岸關係和緩、交流擴大，民調支持度約在40%至50%之間。其後隨政治環境變化及香港情勢影響，支持度逐步下滑，近年多數民調已降至三成左右。九二共識是否成為地方選舉的票房毒藥爭論，缺乏關連性研究，例如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高喊九二共識，最終仍是勝選。 最後，從整體民意結構來看，臺灣社會呈現「臺灣認同強化」與「維持現狀偏好」的雙重特徵。政治大學選研中心資料顯示，臺灣人認同持續上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約60%～65%，創歷史高點；認同「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約30%左右，純「中國人」認同已降至5%以下。顯示臺灣認同已成主流趨勢，且持續上升。而在統獨立場上，「維持現狀」始終為最大宗選項達八成以上。此一民意結構使得任何明確指向統一的制度方案，特別是一國兩制更難以被接受，但對九二共識則保留一定空間。 綜上所論，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雖同屬「一中框架」，但在理論性質與政治功能上存在根本差異。九二共識屬於策略性模糊的對話機制，其存在意義在於維持兩岸互動及重啟對話的可能性；而一國兩制則為明確的統一制度設計，其核心在於確立主權與制度安排，一國兩制下已無中華民國存在事實。 在臺灣民意層面，一國兩制長期處於高度負面評價，幾乎無法取得社會主流性支持；當前九二共識則呈現「部分接受、整體保留」的態勢，雖非主流對比於馬執政時期其詮釋政治空間縮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來是否再度成為主流論述頗值得關注。此一差異反映出臺灣社會對「兩岸交流及對話」與「被統一消滅主權」之區分：前者仍有討論空間，後者則普遍缺乏正當性。 賴總統說法或有助於臺灣社會及民進黨、泛綠陣營內部動員與立場清晰化；但卻以犧牲兩岸政策彈性與對話空間為代價，並對兩岸關係穩定帶來潛在風險及衝擊。未來關鍵在於，臺灣是否能在「安全、對話與發展」三者之間取得平衡，而非僅以單一敘事框架主導政策方向。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屬於結構性不可被接受方案；九二共識雖則在政黨及民意間具爭議，但仍存在操作空間的政治框架。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布蕾頓諾 【聚論壇李鎨澂專欄】法國憲法委員會，有個「茶壺裡的風暴」：憲法委員會主席費弘 Richard Ferrand ，把憲法委員會的秘書長，1981 年次的布蕾頓諾 Aurlie Bretonneau 女士，給「開革」了其實是終止職務了。不過這項終止職務的行政程序還沒走完，因為雖由憲法委員會主席提名秘書長，但是這位秘書長必須由總統來任命，或終止職務。所以布蕾諾頓秘書長職務的正式免除，尚須等到馬克宏總統發布人事命令之後，方能生效。 其實費弘於 2025 年3月，才由馬克宏總統任命為憲法委員會主席，接替上一任主席法畢士（Laurent Fabius）。而且費弘在國會得票非常難看，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乃是史上第一位如此難看的憲法委員會主席。無論如何，費弘終於走馬上任，而費弘上任後親自挑選布蕾頓諾當秘書長，報請總統任命。所以他自己、與秘書長，迄今任期均約一年而已。 這兩人之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報導說，根據一些消息，布蕾諾頓秘書長太過強勢，儼然有成為「第十位憲法委員會委員」之勢。但是秘書長就只能是秘書長，作的就是幕僚工作，確保憲法委員會運作順暢，如此而已。費弘因為不滿秘書長僭越職權，所以叫她捲鋪蓋走路了。更詳細可信的消息，可能要過一陣子，才會由報章披露，或者永遠不知內情。 我在2024年九月曾訪問憲法委員會。憲法委員會運作，跟我們較熟悉的德奧憲法法院，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不一樣。舉例言之，法國憲法委員會，沒有「不同意見書」，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反而傷害了判決最高的定分止爭尊嚴。他們希望在九位憲法委員會成員，開誠布公討論，求取共識之後，才做成判決，所以沒有不同意見書的文化或概念。此點在書上我看過，現場訪問再次獲得確認。而接待我的圖書館主任說，求得共識的討論時間，時長時短，但基本氣氛良好，而且大家都有「共識」來維持這樣的運作。主任也說，平政院（Conseil dtat，舊譯最高行政法院，然意思並不完足）、最高法院的討論方式，莫不如此。 而秘書長、秘書處的任務，就在提供人力、設備、電腦、打字服務，在委員討論時，將判決草稿記錄、不斷修正，直至共識文本出來為止。秘書處之下，就設有圖書館，雖不大，但可確保委員會的運作。圖書館裡，還設有一位比較法學專家，我也有與他晤談到。這位比較法學專家，任務就在於，針對系爭案件或法律，提供外國相關的法律與資訊。這項建制非常有趣，很值得參考。 猜想，由於秘書長是全程出席委員會之評議；所以若是秘書長在當場發言，當不是不可能。如果只是針對一些程序、庶務上的問題，發表意見，自無僭越職權可言。但若發表對於案件的意見，這點就跨越紅線了，應為制度所不許。是否因為如此，才導致這位布蕾諾頓秘書長的去職？有待日後觀察。 順帶一提，憲法委員會建制法第14條規定，憲法委員會之判決或意見，必須至少由七人做成。憲法規定憲法委員會成員九人，所以做成判決之門檻為「九分之七」，非常地高。當然，若委員有不可抗力原因，無法出席時，就不在此限；此際，需將委員不能出席之事由，載明於評議記錄。這「九分之七」門檻，比我們新版憲法訴訟法「15分之10」，也就是「三分之二」，還要高得多。而未曾聽聞法國學界或實務界，有任何認為「九分之七」，乃「國會擴權，毀憲亂政」而致之意見。 卸任總統為憲法委員會當然委員，但這些前總統，除了前總統柯第 Coty 之外，其他人鮮少出席。所以委員會人數，原則上就是九人，判決做成門檻基本就是九分之七。自從前總統薩科齊判決有罪，入獄服刑之後，前總統出席憲法委員會的正當性，就更加薄弱了，故輿論有修憲刪除這項規定的呼聲。若下次修憲，就有可能會實現此刪除之議，因為這項規定本就是因人設事，是戴高樂給第四共和最後一任總統柯第而設置的。目的是讓這第四共和最後一任總統，有地方去，擔任憲法委員會委員，也為第四共和留下最後一絲顏面。現今連第五共和都有人要倡議廢掉，改制第六共和，且前總統有人失德，自然也就不會再有人為此條款來辯護。 最後說一下費弘難看的國會同意票數，費弘差點就當不上憲法委員會主席，只差一票，驚濤駭浪，千鈞一髮。 費弘原是社會黨人士，歷任國會議員等政治職務，也並不以法學專長而著稱。他是唸過法律兩年，但沒拿到法律系畢業的學位。不過這點恰是憲法委員會的特色，委員裡面，不一定要法學專家出身，反而是政治家、記者、幹練的高級文官等，只要由總統、國民議會院長、參議院院長任命，就可以出任了。甫於 2026年3月23日去世的前總理喬瑟班 Lionel Jopsin，1997-2002 左右共治的主角之一，也在 2015-2019年間，擔任過憲法委員會委員。憲法委員會裡，誠然需要法學專家；但也更需要熟悉國內政治運作，通曉國際情勢的委員。法國乃世界大國，聯合國五常之一，法國憲政觀瞻，確實影響到國際關係角力。即使隨著法國國債愈高，國力下降，法國的角色仍不能忽略。因此法國國內的憲政秩序，也是國際關係的變動因素之一，憲法委員會委員豈可不慎，豈可無政治眼光。當然，有政治眼光，最好也能有法學素養。費弘政治歷練是有，但作為主席，法學素養就太不足了。 費弘之所以有爭議，乃是因為他原是社會黨國會議員，但馬克宏勢力興起之後，他叛出社會黨，投效馬克宏（此類傳統左右派政黨人物，改換門庭，投效馬克宏者，於馬克宏當政近十年來為數甚夥），頗受重用。正是在馬克宏的支持之下，費弘出任了國民議會的院長一職。所以馬克宏在法畢士任期屆滿之後，任命自己愛將來當憲法委員會主席，在野黨當然質疑他的公正態度。 而總統提名的委員，在國會兩院的法律委員會裡，收到的反對票，「不能」超過委員會「表決票數的五分之三」（不是委員會全體成員的五分之三）。以當前馬克宏缺乏國會過半支持，處於相當少數的情形下，費弘的任命本來凶多吉少。不過在 2025/02/19 的國會委員會投票時，不知是馬克宏向反對黨「國民聯盟」做了疏通，還是國民聯盟的主席瑪麗娜‧蕾朋 Marine Le Pen，幻想遞出橄欖枝，以便交換司法不要判她有罪的交換條件，蕾朋的國民聯盟議員，悉數缺席沒有投票。 這樣一來，當天委員會投票有 122 票。費弘拿到的同意票，只有 39 票；而反對票，竟高達 58 票！請注意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差距達 19 票！然而，因為憲法第13條、第56條規定，「反對票，不能超過表決票數之『五分之三』」。表決票數的五分之三，乃是 59 票！因此，費弘的反對票雖然多於贊成票，然因反對票沒有達到 3/5 的59票，所以費弘驚險過關，當上了憲法委員會主席。也就是說，是蕾朋的國民聯盟缺席，從而拯救了費弘。但費弘可謂灰頭土臉，狼狽不堪。再一次顯示，總統總理沒有國會多數，根本難以施政。要不是第五共和憲法，極度向行政權傾斜，賦予總統、總理不少高過國會的權力，馬克宏 2024年6月國會敗選之後，早就該被逼下台了。 無論如何，縱有這些紛紛擾擾，費弘坐上這個位置，也一年餘了。現今又鬧出這宗「開革」秘書長之事，他又多了一項輿論的談資。 至於蕾朋，依舊是第一審被判有罪，而且從刑乃是五年之內被褫奪參選權，立即生效，無待判決之定讞（目前正由巴黎高等法院審判中）。我看蕾朋參選無望，她自己也心理有數，所以她的接班人，1995年次，今年才31歲的巴德拉 Bardella ，早已開始熱身，而且民調數字不錯。此番 2026/03/22 結束的兩輪地方縣市選舉，國民聯盟雖然攻不下大都市，但得票數，還有在外省鄉村的中小型都市，都有不錯的斬獲。各黨都為2027年的總統大選磨拳擦掌，這方是大事。盛傳馬克宏謀求歐盟執委會主席一職，他的政黨勢力大衰，恐是曇花一現，因此他已不管國內他政黨如何，努力向外發展。所以費弘這件小事，終歸只是茶壺裡的風暴罷了。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系講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張競評論】媒體來電詢問有關日本海上自衛隊3月23日發佈組織重整兵力架構議題，對此基本看法如下： 1. 首先要注意日本自衛隊組織重整與再造已研議數年，其原因不僅限於檯面上所聲稱戰略環境改變、納編新建兵力以及調整任務分工與作戰責任區；其實還包括及講不出口之招募成果不盡理想，必須縮減指揮層級，配合地方建設要求，調整營區駐地等檯面下困境。 2. 由於此次組織調整並不僅限於海上自衛隊，陸上自衛隊與航空自衛隊亦將進行組織再造與單位整併或增編。因此與其見到不同軍種組織調整重新洗牌就東猜西想，毋寧耐心等待到七月中旬，防衛省要向內閣會議提報《防衛白書》後，對外公佈「陸海空自衛隊編制」以及「主要部隊所在地」等兩項資料，再來統一觀察評估。 3. 在此亦必須指出，依據往例，前述「陸海空自衛隊編制」以及「主要部隊所在地」等兩項資料，經常截止日期是前一年度末。由於日本會計年度是由每年4月1日起算至次年3月31日，所以吾人可以預估，若是2026年版《防衛白書》要納入自衛隊所有軍種組織調整單位整併後最新現況，陸上自衛隊與航空自衛隊組織調整必須在3月底前核准定案對外公佈。 4. 此外還是要指出，假若自衛隊經過組織再造重整各軍種編裝架構後，不同軍種所轄部隊作戰責任區(防區)區隔地境線，假若還是像現在一樣無法統一，其實就會證明自衛隊還是無法透過組織再造破除軍種本位傳統，在軍種各自堅持前提下，落實聯合作戰還是不太樂觀。 5. 最後還是要對那些每天被「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魔咒迷惑到滿嘴夢囈地步者澆點冷水，日本自衛隊組織再造兵力重組與海外任務並無關係；因此不要從這個組織再造過程去編織夢想。平時防衛責任區與戰時海外用兵特遣編組是兩碼子事，千萬不要自欺欺人，胡亂想像出自欺欺人故事。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現代戰爭最成功的地方，不是打贏敵人，而是讓人民感覺不到它。 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當年的美國，會因為一場遠在亞洲的戰爭而爆發幾乎撼動國本的反戰浪潮，但今天面對長達二十年的海外戰爭，社會卻顯得異常冷靜？ 表面上的答案很簡單。有人說，是因為軍事制度改革了，有人說，是因為媒體被控管了，也有人說，是因為戰爭變得更精準、更乾淨了。但如果把這些理由一個一個拆開來看，你會發現，它們其實不是彼此獨立的因素，而是拼成了一個更完整、也更精密的結果——戰爭，已經不再需要讓大多數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回頭看越戰，那場戰爭之所以會在美國本土引發如此劇烈的反彈，從來不只是因為理念或道德，而是因為風險。當時的年輕人面對的不是抽象的國際政治，而是一張隨時可能寄到家門口的徵兵通知。戰場並不遙遠，它可能就在下一個月降臨在自己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反戰並不是一種立場，而是一種極其直接的自我保護。 但這個連結，在1973年被徹底切斷了。當美國國防部終止徵兵、建立所謂的「全志願軍」制度之後，戰爭從一種全民必須共同承擔的義務，轉變成了一種可以被選擇、甚至可以被避免的職業。這個改變表面上讓軍隊更專業，但它真正產生的效果，是讓大多數家庭不再需要為戰爭焦慮。當中產階級不再擔心孩子被送上戰場，當政策制定者的家庭也不再承擔同樣風險，戰爭就開始從社會的核心經驗中退場，變成一個發生在邊緣的事件。 然而，光是讓人「不會被送上戰場」還不夠。越戰給美國政府留下的另一個深刻教訓，是畫面的力量。在越戰期間，戰爭第一次以幾乎不受限制的方式進入一般家庭的客廳。焦黑的屍體、被摧毀的村莊，以及像「美萊村屠殺」這樣的事件，不再只是戰場上的傳聞，而是可以被看見、被感受的現實。這些畫面不只是提供資訊，它們直接動搖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 因此，後來的戰爭被重新設計了觀看方式。到了波斯灣戰爭（Gulf War），觀眾看到的已經不再是死亡，而是經過過濾的影像：夜視鏡下的綠色光點、遠距離精準命中的爆炸、乾淨俐落的「打擊成果」。人從畫面中消失了，血也消失了，戰爭變成一種近似於操作介面的存在。當死亡無法被直觀地感知，道德的震盪，也就無從產生。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隱性的變化也在發生。越戰時期的美國社會，承受的是密集而持續的傷亡壓力。某些城鎮會在短時間內失去多名年輕人，葬禮成為一種集體經驗，悲傷具有傳染性，也具有擴散性。但在阿富汗戰爭（War in Afghanistan）這類長期戰爭中，死亡被拉長、被分散，變成一串統計數字，而不再是同一時間壓垮一個社區的現實。當社會不再經歷同步的創傷，它也就失去了產生大規模反抗的情緒基礎。 如果說人命的代價被分散了，那麼金錢的代價則被隱藏了。二戰時期，美國政府透過加稅與「戰爭債券」，讓幾乎每一個公民都直接參與戰爭的成本分擔，那是一種需要說服全民的動員契約；而現代戰爭更多透過國債與金融市場融資，政府不再需要在當下取得民眾的財務同意。戰爭的成本因此被延後、被稀釋，也被去感知。當一場戰爭既不會帶走你的家人，也不會立刻影響你的生活品質，它自然難以激發強烈的反對動力。 冷戰的結束則補上了最後一塊拼圖。在那個核戰陰影籠罩的年代，戰爭本身被視為可能導致文明終結的風險，反戰因此具有極高的道德正當性。但在冷戰之後，戰爭開始被包裝為「人道干預」、「反恐行動」或「維持國際秩序」。即使在伊拉克戰爭（Iraq War）期間，全球曾爆發大規模反戰示威，最終卻未能阻止戰事發生。當這樣的經驗累積起來，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更為冷靜、甚至更為消極的認知： 抗議，未必能改變結果。 到了社群媒體時代，這種無力感被進一步放大。資訊變多了，聲音變多了，但注意力卻被切割得更細。每一場戰爭都只是眾多議題中的一個，每一次憤怒都很快被新的事件取代。人們仍然會表態，仍然會關注，但那種能夠凝聚成集體行動的能量，卻越來越難以形成。 於是，一個新的現實逐漸成形。戰爭並沒有消失，反戰的聲音也沒有真正消失，但兩者之間的連結，被一點一滴地拆解開來。從制度到媒體，從財政到敘事，整個體系運作的方向，都指向同一個結果——讓戰爭變得足夠遙遠，遠到大多數人不需要為它付出代價，也不需要為它做出反應。 而當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痛感」的情況下持續戰爭時 真正改變的，就不再是人民的態度。 而是戰爭本身的存在方式。 那才是真正的改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許多海內外華人看到台灣親綠媒體，大概會有這樣的印象：謠言橫行，仇中情緒蔓延，充斥離譜的「贏學」，信息繭房效應嚴重但是，在自由世界，謠言不可怕，沒有辟謠機制，執政者還縱容才真正的可怕。當然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媒體氛圍和信息繭房會型塑執政黨決策圈對中國大陸的誤判，並在這種誤判上形塑對大陸的決策。 這種當然非一日之寒，也並非純為民進黨和親綠媒體之過，它更像是一種綜合的結果：認知封閉與信息退化、內部糾錯機制消失、過度依賴二手信息與意識形態固化。其背景是1949年以來從冷戰到新美中競合的世界格局變化。 這些聲音你一定熟悉：中國快崩潰了、中國所有統計數據都造假、中國人毫無言論自由、中國到處都是活摘器官一聽就違反常識，但是，卻長期充斥台灣社交媒體。到最後，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也常常採信這樣的信息進行公共表達，又推動了這種論調在支持者、側翼中大行其道。 台灣對大陸的誤判也不是現在才有，翻開歷史，我們會發現，自從1949年兩岸格局形成開始，誤判就一直存在，我們可以把這期間分為5個時期： 19491971：「正統中國」合法性敘事時代。1949年蔣政府退台，中華民國政府延續國家正統敘事。當時台灣對大陸的基本認知是：中共是叛亂集團、共產黨統治無法長期維持、遲早反攻大陸。在聯合國，中國席位由中華民國占據，直到1971年。這一階段的誤判是，中華民國高估自身合法性與國際支持的持久性，低估中共政權的穩定能力（就算大躍進和文革都沒有撼動），這種誤判來自冷戰結構與意識形態封閉。 19711987：外交挫敗與孤立心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9年美中建交，對台灣沖擊巨大。這一階段台灣開始形成一種心理結構：被拋棄感、國際空間縮小、安全依賴美國但不確定性上升。這種消極的情緒，讓台灣對大陸的認知開始從反攻轉為防守。於是這時候的誤判變成：低估中國長期發展潛力，高估國際社會對台灣地位的支持。台灣的大陸焦慮癥就是這時候開始。 19872000：交流與幻想並存。1987年解嚴，台灣開放老兵探親，兩岸開始接觸，台商也開始大規模赴陸投資。當時，由於兩岸經濟的巨大差異，台灣內部又出現新的誤判：兩岸經濟接觸會帶來政治緩和、兩岸會走向漸進整合、中國會走向市場化、甚至民主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再次回歸。 20002014：身份政治與威脅感並行。隨著台灣民主轉型完成，本土認同上升，同樣，中國此時經濟迅速崛起，加入WTO後成為全球制造中心。兩岸經濟此消彼長。台灣開始出現認知裂縫，雖然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加深，政治不信任也在加深。這種依賴恐懼並存的結構非常容易制造認知扭曲，慢慢地，認知出現兩極化的誤判：一種是高估經濟籌碼的安全保障作用，一種是或高估中國短期統一意圖。在這種情況下，迎來了反服貿運動。 2014至今：力量差距擴大+安全焦慮+中美競爭話語加碼。這段時間，一方面，中國軍力快速提升，經濟全球布局加強，一帶一路被看作是擴張主義，反服貿運動之後，抗中敘事漸成主流。台灣內部對中國的認知發生質變：從競爭者變為生存威脅，安全部門話語權提升。同時，香港局勢強化了對一國兩制的負面想象。2017年開始，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戰略競爭，台灣高度嵌入這一結構。這時台灣出現了三種看似矛盾，但是又同時存在的誤判：中國短期內必然動武、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國際聯盟會保護台灣。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我們會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誤判加劇，不只是媒體或政黨問題。它是：冷戰遺緒、民主轉型、經濟結構變化、國際體系重組共同疊加的結果。 如今台灣對大陸的誤判，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決策圈親身接觸大陸的機會減少、政策圈形成較單一的信息來源、很多判斷來自特定國際輿論場或反中敘事。如果決策者不再實地接觸，而只通過意識形態濾鏡觀察，對現實社會的理解會滯後。 這兩年有一個親身體會：很多台灣機構官員、學者智囊，最後一次去大陸的時間，大部分都在2014年之前，他們對大陸的印象幾乎停留在那個時候。 我也經常泡圖書館，發現大部分關於兩岸交流實務、介紹大陸風土人情、社會經濟的書，也大部分都在2014年出版的。之後中國主題相關出版物，多為意識形態打頭陣，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系列接踵而至，作者也多是台灣獨派和海外華人異議者。這個時間節點，正好跟太陽花運動的脈絡重疊。 可惜的是，中國在這十年的變化非常巨大，除開科技突破，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強勁，還有社會治理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變化。2010年中國社會保險支出占GDP的比重僅3.6%，2023年已上升至7.7%，若再加上社會救助支出，整體社會支出規模已達到GDP的9.1%。雖然城市年輕人由於就業受挫、薪資滯漲甚至下調，觀感不佳，但也沒到崩潰地步。而農村和城市的老人，由於養老金一直上漲，物價便宜，看病方便，整體觀感是比2014年以前好很多的。 可以說，兩岸交流縮減的十年，正好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十年。台灣執政團隊這十年對大陸的認知空白，卻被特定立場的媒體、意見領袖所填補，造成誤判，當然一點不意外。 但是，很多決策圈的人並不承認自己缺少對大陸的了解，他們認為，只要跟大陸人接觸，便可了解大陸。可是，他們能夠深度接觸的大陸人，大多是持特定立場的海外異議者，這些異議者本身離開中國的時間可能都超過10年，對中國認知的更新早已停滯、固化，而且由於某些利益捆綁，也只能一直堅持批判中國的陳舊敘事。 當你不再接觸真實社會，你要麽會高估對方的威脅，認為對方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陰謀遍布。或低估對方的韌性，認為中國內部腐爛，經濟虛假，隨時垮台。 綜合來看，台灣對中國的認知固化，更像是一整套認知生產體系在長期運作後的結果。這套體系包括制度和政黨競爭，媒體生態，智庫與安全圈層的封閉化，小型政治體的威脅放大效應，以及國際輿論的二手信息。 台灣是高度競爭型選舉體制，兩年一次全域性選舉。在這種制度下，對中國議題有一個長期結構性激勵：強調中國威脅，政治動員效率更高，而且有效。 說到媒體生態，雖然台灣媒體高度市場化，但是政治立場鮮明，依賴即時流量，於是，競相制造情緒性內容、威脅性敘事和沖突性表達，同時國際敘事又加強了以上效應。再加上海外華人媒體大多由批評性聲音占據，所以一並被納入台灣的中國威脅敘事。 雖然美國媒體和社會輿論也存在這樣的聲音，但是美國有強大的學術競爭、大規模中國研究，內部意見會相互制衡，糾錯機制尚存。台灣的體系規模更小，資源更集中，因此一旦主流框架形成，糾偏機制較弱。 但是從近期美國伊朗的沖突看來，即使美國的情況好很多，也依然沒避免對伊朗的誤判，錯估了戰場形勢。當然，美國對國際形勢和對手的誤判也不止一兩次。 在冷戰早期，尤其是麥卡錫時代，美國社會對蘇聯的理解高度意識形態化，他們嚴重低估蘇聯經濟實力，同時又嚴重高估蘇聯的全球滲透能力。這種雙重誤判直接影響了越南戰爭的決策邏輯和核武競賽的規模。蘇聯那邊也一樣，在斯大林時期，蘇聯領導層對美國社會結構的理解非常扭曲，認為資本主義隨時崩潰，結果誤判美國長期經濟增長能力。 往前，美國在1950年低估了中國出兵的可能性，部分原因是對中國內部決策邏輯理解不足，認為剛剛建政的中國無力介入，結果雙方都付出巨大代價，也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唯一收益的是蔣政府所在的台灣）。 再往前，1930年代，日本軍方嚴重低估中國社會的抵抗能力。他們認為中國政府腐敗、軍隊松散、民眾無組織可能性，但他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動員力量。結果就是戰爭長期化。 目前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誤判主要來自存在性焦慮、身份認同焦慮、被吞並恐懼，以及選舉需要。所以它更容易高估對方侵略意圖、把模糊行為解讀為威脅。但是本質上還是和美蘇冷戰時期不同，兩岸語言相通，社會結構高度相似，經濟深度嵌套，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然進入認知隔離狀態，那種誤判可能會更加劇烈。因為你以為自己很了解，但其實只是了解一個舊版本。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外媒在無法再次進入中國之後，也往往選擇在台灣設站，以為這樣離中國更近，其實，吸收的是台灣已經誤判了大陸之後的更二手的信息。 當然，很多華人會說台灣至少擁有言論自由。但其實，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僅僅停留在言論不會獲罪的自由。 但是，不會被刑求這樣的獲罪，只是言論自由的最低保障，言論自由的真正進步價值在於認知多元，否則只是以吵架為形式的注意力生意。自由是制度條件，但認知結構是社會產物。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只是提供了認知拓展的可能性，但覆雜認知需要時間、跨界交流、沒有社會壓力的表達環境、精英示範。 在威權體制下，信息封閉通常來自禁止。但在民主社會，信息封閉往往來自選擇性消費、群體認同壓力、市場機制、利益捆綁，還有算法放大。 台灣媒體生態高度市場化，情緒性內容更容易傳播、威脅敘事更容易動員。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人們也更願意分享強化自己身份的信息，平台算法也會推送類似內容。可以說，自由環境下的封閉，不是強制的，是自發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意見容易被道德化，質疑主流敘事可能被視為威脅和不良意圖。於是即使法律允許表達，社會成本也會擡高。最終造成一種言論自由下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 可是，台灣不是有很多學者長期研究中國嗎？ 但問題在於，學術討論覆雜、細致，大眾媒體偏向簡單、情緒化，兩者之間存在傳播斷層。其次，和媒體自由一樣，台灣有學術自由，但是獨立性堪憂，因為許多社科、文藝類學者若要體面生存，必然盡量貼合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於是，言論自由需要的精英示範意義也不斷衰減。 台灣不是「沒有自由卻封閉」。恰恰相反，它是在高度自由條件下，通過市場、身份與焦慮，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敘事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形成了台灣主流媒體、決策圈對中國的誤判。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圖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當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接受亞洲大學贈予榮譽博士學位，現場演講時拋出那句「中國機器人只會跳來跳去，沒用，好看頭而已」時，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錯愕與不解、是判斷這句話的對錯。但真正值得追問的，其實不是口頭上的勝負，而是這句評論刻意省略了什麼。 這從來不只是一句商業嘲諷，而是一場關於「科技定義權」的深層爭奪：究竟誰才有資格定義，什麼才叫「有用的科技」？ 如果我們把世界簡化為一顆「大腦」，那麼答案幾乎毫無懸念。台積電在這個時代確實握有近乎壟斷的話語權。從NVIDIA的高階 AI 晶片，到整個算力體系的核心製造，這些讓機器人得以感知、推理、決策的能力，本質上都架構在台積電的先進製程之上。 這意味著一件殘酷但現實的事：今天所有 AI 的進化，其實都在繳納一種隱形的「算力稅」。沒有這層製造能力，就沒有即時視覺辨識，沒有大模型推理，也沒有我們所謂的「智能」。 所以，從半導體巨頭的視角來看，「大腦很重要」這件事完全正確。 但問題，也正是從這裡開始。 機器人不是聊天機器人，不是存在於雲端的數學模型，它必須面對的是一個極度不講道理的物理世界。摩擦、慣性、碰撞、隨機干擾與延遲，構成了現實最底層的規則。 而它們有一個共同特性不吃算力。 它們吃的是控制精度、材料剛性、結構設計，以及極低延遲的響應能力。 於是，那些被輕蔑稱為「蹦蹦跳跳」的動作，在工程師眼中，其實是一張昂貴的入場券。 當一台機器人能穩定跳躍、落地並保持平衡，背後代表的不是表演，而是高頻控制迴路（通常需達 1,000Hz 以上）、即時力回饋與整體機電協同的成熟。看看Boston Dynamics的 Atlas 發展史就知道，它花了十年在「跳」，才逐步逼近實際應用的邊界。 如果用「當下能否變現」來否定技術價值，那麼過去十年的 Atlas，同樣可以被一句話歸類為「沒用」。 但工程界從來不這樣看問題。 因為「能跳」從來不是終點。 而是門檻。 而且，是最低門檻。 真正的瓶頸，其實不在大腦，而在「小腦」。 這一點，連黃仁勳都已經講得很直白。他曾多次預警，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無法阻止中國科技發展，反而會促使中國政府加速投入國產晶片研發。目前中國如華為、寒武紀、摩爾線程等企業已在國家支持下全力發展 GPU，試圖減少對美方技術的依賴。中國正快速提升本土晶片性能，部分國產晶片（如華為昇騰 910C）在特定指標上已開始超越輝達的出口限製版晶片。 所以，誰說台積電是永遠不可取代的？ 而當前 AI 的結構性問題在於：會想的能力正在快速過剩，而會動的能力卻極度稀缺。黃仁勳在 All-In Podcast 訪談中坦言，中國在機器人硬體領域（如馬達、傳感器、供應鏈生態系統）確實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感測器融合、動態控制、關節協調、能耗與熱管理，以及毫秒級反應能力，才是真正卡住整個產業的地方。 一句話就夠了：今天的 AI，不是不聰明，而是不會動。 而這正是許多人低估中國機器人的原因。他們習慣用「炫不炫」來判斷技術，卻忽略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能不能量產。 當台積電在奈米尺度上不斷逼近極限的同時，另一端的產業鏈正在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堆疊實力：馬達、減速機、稀土磁材、感測器、電池，以及整體供應鏈的整合能力。 這些單看都不耀眼。 但當它們被壓縮進同一個體系時，就會變成一種非常可怕的東西工程密度。 以宇樹科技為代表的企業，真正做的從來不是炫技，而是把「能動的機器人」快速轉化為「可以賣的產品」，並透過規模部署，反過來吞噬數據、優化系統、再壓低成本。 這是一個會自我加速的迴圈。 這也帶出一個更關鍵的轉變：數據來源正在改寫。 過去AI 依賴的是網路上的文字與圖片，但具身智能的未來，依賴的是機器人在現實世界中跌倒、修正、適應所產生的「物理交互數據」。 這些數據無法憑空生成，只能透過大規模實際運作來取得。 誰能部署更多機器人，誰就能收集更多物理數據；誰掌握這些數據，誰就有機會反過來定義 AI 的演進方向。當這個臨界點到來時，結構會發生反轉。 大腦不再主導一切，而是開始為身體服務。 晶片架構會為控制延遲優化，模型設計會為物理互動調整，整個系統會從「算得準」，轉向「動得穩」。 話語權，也將不再只掌握在製造大腦的人手上。 因此，把世界拆分為「有用的大腦」與「沒用的身體」，不是客觀分析，而是一種選擇性的敘事。 更接近現實的說法是：台積電決定你能想多快，而另一端的供應鏈與控制能力，正在決定你能走多遠。 一個是算力的放大器，一個是物理的落地器。 兩者不是替代關係，而是深度互鎖。 如果順著同樣的邏輯反推，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不太舒服的結論：沒有運動控制、沒有機電整合、沒有規模化量產能力，再強大的晶片，也只是一顆無法觸碰現實的數學引擎。 機器人從來不是比誰比較聰明。 而是比誰能在現實世界活下來。 你可以輕視那些仍在「蹦跳」階段的技術，但你不能無視支撐這些動作背後的工程積累。因為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那些一開始被嘲笑為「好看頭」的技術，最後往往不是消失，而是改寫規則。 你可以不同意中國機器人的發展速度。但你不能用一句「只是好看頭而已」，就否定整個工程難題。 因為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它現在能不能用，而是當它開始能用的那一天，誰還來得及追上？ 台積電決定機器人能想多快。但真正決定未來的，是誰讓機器人開始在現實世界動起來。 所以，你覺得，機器人未來最重要的是「大腦」，還是「身體」？ 還是，我們其實從一開始，就問錯問題了？或許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我們何時才能學會尊重那些看似笨拙、卻正在跨越物理鴻溝的每一次跳躍？」 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去重新理解這個世界的規則？直到有一天，它們開始定義我們的現實？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