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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彰化縣警局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選舉進入倒數，民調滿天飛還不夠，如今連地下組頭也被請上政治評論台。某週刊披露，台北市長賭盤由蔣萬安讓二十五萬票一路縮至三萬票，甚至出現「不收沈伯洋」；新北則由李四川讓票翻成蘇巧慧讓三萬票。文章據此高喊「洋流強襲全台」、「新北已扭轉」，彷彿組頭一開口，幾百萬張選票便已提前開箱。 問題是，這究竟是揭露賭盤，還是借賭盤替選舉放風向？正規民調必須交代調查時間、抽樣方式、有效樣本、誤差範圍與經費來源；地下賭盤卻只是憑一句「中部組頭透露」，便能登上媒體版面。是哪一名組頭？有多少人下注？金額多大？七月、九月與十月是否出自同一個盤？報導一概沒有說明。原來民調公司要接受方法檢驗，地下組頭只要蒙著臉報一個數字，就能升格為選情權威。 「不收沈伯洋」更是一句極具暗示性的政治語言。它讓人直覺認為，沈伯洋已強到連組頭都不敢收注；然而停止收注，也可能只是投注過度集中、盤口失衡或組頭控制賠付風險。組頭關心的是自己會不會賠錢，不是台北民主是否健康。如今媒體卻把風險控管翻譯成民意翻盤，這個翻譯未免太有方向感。 目前沒有證據可以指控是哪個政黨或候選人陣營策畫，但其政治效果並不難看懂。對原本落後的一方，「已經追上」可以鼓舞支持者、吸引捐款，甚至讓地方勢力重新押寶；對領先的一方，又能以「即將變天」催票。地下組頭得到生意，媒體得到流量，政治人物得到動員素材，只有選民收到一則來源不明，卻被包裝成「錢最誠實」的準民調。 更值得警惕的是，今日的選舉賭盤早已不是巷口茶桌上的現金輸贏。近年不少賭盤轉往境外預測平台，以電子錢包及虛擬資產下注，具有跨境、匿名及快速移轉等特性。二○二六年檢警查獲的案件中，賭客就是透過去中心化平台，以與美元掛鉤的USDC穩定幣投注九合一選舉。立法院相關研析也指出，這類平台的價格變動具有民調外觀，一旦有人以大量或偏頗掛單操控盤勢，便可能製造從眾效應，影響選民判斷。 虛擬資產本身不是犯罪，但一旦與地下賭盤結合，便可能成為規避監管、切斷傳統金融軌跡及掩飾資金來源的工具。賭金可以由境內轉往境外，再透過不同錢包、交易平台與穩定幣層層移轉；背後若另有政治資金、賭盤收益或其他犯罪所得，就不只是賭博問題，也涉及洗錢、非法金流乃至境外勢力介入選舉的風險。 苗栗地檢署已直言，選舉賭盤正由實體走向數位化、匿名化與跨境化，對選舉公正性的破壞可能超過個別賄選。檢方也警告，下注者為了讓賭金兌現，可能進一步拉票、動員甚至影響他人投票。 換言之，賭盤不是被動預測選舉，而可能成為主動介入選舉的工具。 司法機關若只查到零星賭客、讓人繳回所得或支付公庫便結案，卻不追查組頭、資金提供者、境外平台、虛擬資產錢包及消息放話鏈，等於只撿地上的籌碼，卻讓開賭場的人繼續坐莊。既然週刊聲稱掌握「中部組頭」，檢警就應依法調查消息來源、盤口規模及金流流向；媒體若真握有具體犯罪線索，也不能一面拿組頭消息製造獨家，一面把查緝責任留給別人。 公權力若長期沉默，社會接收到的訊息就是：選舉賭盤可以公開放話，媒體可以替它宣傳，組頭可以藉盤口左右風向，只要藏在境外平台與虛擬錢包後面，司法就只能在場外看戲。這種消極，與其說是無能，更像是一種制度性的默許。 選舉可以有民調，也可以有評論，但不能讓地下賭盤披上新聞外衣，取得左右民意的資格。否則，表面上是賭客拿虛擬貨幣押注選舉，實際上卻可能是有人先操弄盤口、再操弄新聞，最後拿民主制度當成洗錢與帶風向的籌碼。人民尚未投票，組頭已經開盤；媒體忙著報盤，司法如果還不進場，真正被押上賭桌的，恐怕就是台灣選舉的公信力！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趙少康先生臉書 【聚論壇「明」理專欄】趙少康因為二次專訪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引發爭議，藍營內部甚至傳出要求開除黨籍，即便這是媒體自主與政治立場之爭，但是根本問題在於，趙少康究竟理解多少藍營底層的集體焦慮？ 趙少康長期以「戰鬥藍」自居，如今「破圈」專訪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站在一個媒體專業立場無庸置疑，但若站在「政媒兩棲」的多元身分，恐怕不能只看行為本身，也要理解支持者如何解讀。事實上，問題不在能否訪問沈伯洋，而是看懂藍營底層為何如此的不信任。 政治學者坎貝爾等人在《選民的決定》中分析，認為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對於一般選民來說，政黨不單只是政策選項，更是代表價值認同與政治歸屬。尤其，藍營支持者隱性長期支持國民黨，期待的是政黨能夠代表自己的政治立場，當熟悉的政治人物採取會被解讀為「背離陣營」行動，爭議自然不是節目該不該播，而是彼此是否仍是「志同道合」。趙少康與其批評支持者不夠開放，不如先去理解他們的底層邏輯。 趙少康可以主張媒體自主，也可以捍衛價值多元，但如果「戰鬥藍」只剩個人聲量，卻沒有去理解基層，那麼究竟是為藍營而戰，還是為個人影響力而戰？政治可以跨出同溫層，但不能忘記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才是趙少康該看懂的底層邏輯。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黃逸豪的喜劇本位主義粉絲專頁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脫口秀演員黃逸豪，騎機車外出購物時，遭人開車撞傷。新北地檢署指揮警方偵辦後，赫然查知，有暱稱K的大陸人士因不滿黃逸豪在表演中諷刺習近平，涉嫌以45萬元的報酬，委託嫌犯鄭博軒蒐集黃的個資，指使設法讓黃斷手斷腳，無法登台演出。本案因而驟然升高為跨境鎮壓案例。 檢警調查顯示，鄭嫌接下「任務」後，先後找來黃家慶、游幃捷、范崇豪、廖本城等四嫌，收到25萬訂金後，於今年7、8月間在黃某機車上裝置GPS定位器，持續跟監，並於9月11日製造車禍，撞傷黃逸豪後，藉車禍報案資料回傳境外大陸人士K，索取尾款。K以鄭嫌等人並未將黃斷手斷腳，拒絕支付尾款。 本案業經新北檢署依重傷害未遂及違反個資法等罪嫌，起訴五人，並對鄭男求處5年6月以上徒刑，游男5年以上徒刑，黃男4年以上徒刑，范男3年6月以上徒刑，廖男2年7月以上徒刑。陸委會則嚴厲譴責中共涉嫌以「假車禍」對台進行跨國鎮壓，傷害台灣人民。 薔琵颱風來襲，停班停課，閒極無聊，幻想自個兒是虛擬「國民檢察官」、虛擬「國民法官」，茲就本案證據鏈的缺失，提出質疑，期盼新北檢署盡速補齊，勿枉勿縱，從速從嚴，以便嚇阻後續的境外鎮壓劣行！ 據悉，新北檢署因黃某表演的卡米帝喜劇俱樂部遭人潑糞，心生警覺，進而查出本案恐涉及「跨境鎮壓」。 那麼，俱樂部遭人潑糞的嫌犯是否已到案？潑糞和假車禍的嫌犯是同一批人嗎？ 鄭男等五嫌犯是通過甚麼通訊軟體和境外匿名人士「K」聯絡？line？Wechat?QQ？有無截圖或通話錄音？ 犯案嫌犯若是「境外鎮壓執行者」和「在地協力者」，事發後，為什不銷毀通訊軟體上的紀錄？ K係匿名人士，檢調如何核實K是大陸人士？有無證據證明K負有跨境鎮壓的任務？彼此用何種通訊終端聯繫？手機？筆電？網吧電腦？IP地址在哪裡？ 匿名人士K的代號是誰取的？鄭嫌告知？檢調賦予？K的代號有特殊意義嗎？K代表KMT嗎？為什麼不用D(DPP)或C(Communist)呢？ 檢調單位如何證明鄭男等人是「在地協力者」？五人可有刑事犯罪前科？是否曾經出境到特定境外地區與特定人士接觸？ 25萬訂金如何給付的？電匯？轉帳？檢調若能取得匯款帳號，應該可以順藤摸瓜，循線追查K的身分吧？ 檢調是否追查過其他線索？雙方是否有債務糾紛、合約糾紛、江湖恩怨、情侶仇恨？還是，俱樂部的競爭者，買凶傷人？ 輕微傷害的刑責與「反滲透法」有關的罪行相較，後者量刑應該更重。鄭男等嫌犯為什麼選擇「避輕就重」？ 或者，鄭男等人以為把罪行推諉給匿名境外人士，可以避重就輕，掩飾罪行真正的原因，不料，弄巧成拙？ 境外敵對勢力實施跨境鎮壓，應選擇具有影響力的目標，且鎮壓後能造成寒蟬效果者。黃逸豪脫口秀諷刺習近平，究竟有多少台灣人知道這事兒？哪裡需要跨境鎮壓？ 黃逸豪何人也？有多少影響力？他若遭人斷手斷腳，消息最多也就在社會新聞版面上，佔個小角落，基本上沒影甚麼警告與寒蟬的效應，境外敵對勢力何必小題大作？ 前不久，香港男子「跨境鎮壓」名嘴矢板明夫，也沒激起甚麼浪花。矢板明夫的知名度高出黃逸豪不只一滴滴，境外鎮壓，打矢板明夫一巴掌，卻要斷黃逸豪的手腳？ 再說，香港男子「受雇」，跨境鎮壓矢板明夫，好像也沒「起出」啥金錢報酬，跨境鎮壓名不見經傳的黃某人，斷他手腳，只需新台幣45萬？買凶價格不合裡，是殺手降價？還是「在地協作者」搞不清楚行情？ 新聞報導，鄭男等人施作假車禍時，黃某受傷哀號，鄭男等人善心大發，不忍打斷黃某手腳。跨境鎮壓如此溫柔？上回跨境鎮壓矢板明夫，也只是打鬆了他的門牙。看來，跨境鎮壓還真沒啥力道和威嚇呢！ 說來，咱這虛擬「國民檢察官」還真好奇，按好萊塢大片或是國產驚悚劇的情節，俱樂部遭人潑糞、脫口秀演員遇車禍受輕傷，這樣的故事，似乎有些自導自演的影子呢！ 咱這虛擬國民檢察官，盼望著檢調趕緊補強證據，千萬別紅了黃逸豪，卻漏了幕後黑手！ 最後，容許我這虛擬國民檢察官「不識相」地提個問題：為什麼跨境鎮壓抓得到，跨境電詐抓不到？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政治人物最怕沒有被看見，更怕終於被看見之後，選民仍說不出他究竟代表什麼。賴瑞隆過去屢被批評能見度不足、形象模糊，近日推出「百變隆隆」競選廣告，一人分飾阿公、漁民、勞工、學生、工程師等十六種角色，企圖用十六張面孔搶救一個不夠鮮明的人設。這表面上是創意行銷，深層看來，卻更像一場用力過猛的形象急救。 從政治傳播角度而言，這是典型的補償性包裝：個人特色不夠突出，便增加造型；政策辨識度不夠清楚，便用假髮、鬍子、皮衣與石斑魚製造記憶點。只是，政治人物的辨識度，從來不是看他能扮成多少人，而是人民能否用一句話說出他堅持什麼。十六張面孔看似豐富，若缺少一套清楚而穩定的中心思想，最後拼出的恐怕不是多元，而是模糊。 當然，一支變裝廣告本身，不能直接證明候選人前後不一或政治雙標；但「百變」二字一旦成為競選標誌，也等於主動邀請選民檢驗：面對不同群體時，他的立場是否跟著改變？站在勞工面前是一種說法，面對企業又換另一套台詞；選舉時要求改革，談到執政成績又強調延續，究竟哪一個才是「正牌隆隆」？ 尤其影片中的角色提出捷運太慢、路不平、路燈不亮、水溝不通等問題，再由候選人本人負責解答，更形成一幅耐人尋味的畫面。賴瑞隆一方面以民進黨接班人自居，要承接高雄執政成績；另一方面又透過不同角色質問現有市政缺失。做得好的，是我要延續的政績；做不好的，則由另一個造型代替市民發問。今天扮演執政接班人，明天化身在野改革者，這才是「百變」最危險的政治隱喻。 更反諷的是，廣告號稱呈現百工百業的市民心聲，鏡頭裡卻沒有真正的漁民、勞工、家長與青年，而是由賴瑞隆一個人演完所有市民。問題由他提出，答案也由他回答。原來傾聽民意不必真的讓人民開口，只要換一套衣服，便能完成一場與自己的公民座談。 這種設計也容易落入討好所有人的陷阱。阿公想要敬老福利、漁民需要通路、家長關心育兒、青年期待工作，於是每一個角色都得到一句承諾。然而，市政治理並非綜藝節目的模仿單元，資源有限，政策必然涉及優先順序與利益取捨。如果十六種身分都要討好、十六個問題都能迅速答應，呈現的未必是包容，更可能是沒有選擇、不敢得罪，也不願說明代價的選舉型人格。 穿上勞工背心，不代表理解低薪與職災；抱著石斑魚，不等於解決冷鏈與通路；換上工程師皮衣，也不會讓產業政策自動升級。高雄需要的，是能處理交通、空汙、房價、產業轉型與市政弊端的領導者，不是一位忙著在攝影棚換裝、努力向每一種選民證明「我也是你」的政治演員。 這支廣告確實創造話題，也出現肯定創意與演技的聲音；但對手隨即以「與其變變變，不如上場辯論」反攻，也說明它並未形成單向正面效果。現階段沒有具代表性的民調足以斷言中間選民已普遍反感，但網路評價出現分歧，至少證明「被看見」不等於「被認同」。 對核心支持者而言，變裝可能是親切與幽默；對尚未決定的選民而言，過度設計的人設卻可能顯得刻意，甚至流於譁眾取寵。政治廣告最怕的不是沒有人討論，而是觀眾只記得候選人戴過幾頂假髮，卻想不起他提出什麼政策。當「百變」成為最大的記憶點，也可能被重新解讀為善變、立場游移與見人說人話。原本想增加辨識度，最後反而替對手免費製作了一枚「變來變去」的標籤。 政治人物真正有力的人設，來自穩定價值、代表政績、決策能力，以及面對爭議時是否敢於負責。賴瑞隆想用十六種角色證明自己能代表所有人，卻可能適得其反：因為真實的自己不夠鮮明，才必須借用十六種身分增加存在感。 十六套戲服可以製造一時聲量，卻縫製不出領導能力；十六種聲音可以營造熱鬧，卻未必組成一套一致的市政哲學。當一名候選人必須扮成十六個別人，才能讓選民注意到他，真正該問的已不是「賴瑞隆還能變成誰」，而是卸下假髮、鬍子與戲服之後，那個不再百變的賴瑞隆，究竟相信什麼，又準備為什麼負責？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台積電官網截圖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高雄楠梓台積電F22廠區P4工地，在2026年10月20日發生鋼梁崩塌事故，四名正在高空作業的勞工墜落，經搶救後仍不幸全數罹難，留下四個破碎的家庭。當社會大眾沉浸在政府即將普發一萬元、分享AI發展紅利的喜悅時，我們是否也應該靜下心來，為這四條逝去的生命感到哀痛？科技進步、產業繁榮固然值得期待，但如果支撐經濟發展的勞工，連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無法獲得保障，那麼所謂的繁榮究竟是誰的福祉。 勞工的命也是命，不應在經濟成長的光環下被忽視，更不該成為產業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令人痛心的是，媒體報導四名勞工作業時都依規定繫著安全繩，卻因安全繩固定於隨後崩塌的鋼梁結構之上，因此未能在事故發生時獲得有效保護。這不只是個別勞工是否遵守安全規定的問題，更凸顯工地安全措施是否真正有效。安全帽、安全帶及安全繩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防墜系統沒有獨立可靠的固定點，施工順序、鋼構連結、螺栓強度及整體結構穩定性又未經充分確認，再完整的防護裝備，也可能形同虛設。工安不能只停留在紙面規範與表格簽核，而必須落實於每一道施工程序、每一個風險環節。事故真正的原因雖然仍有待調查，但任何可能導致重大傷亡的設計、施工或管理缺失，都應被徹底釐清。 從勞工權益的角度來看，工作不是拿生命下注，安全更不是雇主施予的恩惠，而是勞工不可被剝奪的基本權利。政府與事業單位應依法落實職業安全衛生責任，針對高空鋼構作業強化施工前風險評估、結構穩定性檢查、螺栓與連結品質查驗，以及獨立防墜系統的設置。遇有重大危險時，勞工也應能夠停止作業，而不必擔心遭受刁難、扣薪或失去工作。對於承攬、分包層層轉包的工程，更應釐清各層級的安全責任，避免業者只追求工期與成本，卻將風險轉嫁給最沒有議價能力的第一線勞工。唯有讓安全責任真正落實，才能避免工地悲劇一再重演。 事故發生後，政府若僅以制式聲明表達哀悼、承諾調查，卻沒有具體說明調查進度、責任追究及預防措施，這樣的回應恐怕難以撫平家屬的傷痛。對失去至親的家庭而言，逝去的不是新聞裡的四個名額，而是丈夫、父親、兒子，是原本應該平安下班、與家人共度日常的人。後續政府應主動協助家屬取得必要的法律、心理及經濟支持，依法釐清雇主、承攬商與相關管理單位的責任，並公開調查結果及改善進度。真正的負責，不是說一句「深感遺憾」，而是讓家屬看見真相、得到應有的保障，也讓社會確信悲劇不會被輕易遺忘。 一萬元的普發政策，可以帶來短暫的歡欣，AI與半導體產業可以創造龐大的經濟價值，但任何紅利都不應掩蓋勞工流血、受傷甚至喪命的現實。衡量一個政府是否重視人民，不只看它能分配多少經濟成果，更要看它能否守住人民最基本的生命與尊嚴。四名建廠勞工的離去，不應隨著新聞熱度消退而被遺忘。我們期待的不是事故發生後一次次的道歉與慰問，而是更嚴謹的工安制度、更有效的勞動監督，以及不容妥協的安全文化。每一項建設的背後，都是勞工用雙手支撐，每一根鋼梁的重量，都不該壓垮一個家庭，因為勞工的命也是命，沒有任何經濟紅利，值得用四條人命來交換。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粉絲專頁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基隆市長謝國樑到日本橫濱和山梨縣考察歸來，編列預算，引進「水陸兩用鴨子船」，打造基隆港灣新的觀光特色。民進黨候市長選人童子瑋不甘寂寞，認為「水上計程車」更接近許多國際港灣城市常見的短程水上運輸模式。 水上計程車不是啥新概念。沿著淡水河，從淡水漁人碼頭到大稻埕，便曾開闢「藍色公路」，行駛水上交通船。最終，成本效益欠佳，黯然收場。 基隆港區，國際郵輪、貨櫃輪、商船、漁船、海巡署船艦、基隆到馬祖的定期航班穿梭其間，不甚寬廣的港區，擁擠不堪，不知道童子瑋想像中的水上計程車要從哪兒駛到哪裡？東岸到西岸？還是來回基隆港到八斗子之間？ 連結基隆港的「內河」，稱作田寮河，上世紀是運輸木材的河道，如今，田寮河和港灣不相連接，十二生肖橋梁架設河面上，不利通航，河水汙濁，不利親水，請問，水上計程車如何行駛？ 況且，民進黨堅持在外木山和平電廠附近興建第四天然氣接收站（四接），四接建好，基隆港也毀了，還搞啥勞什子港灣觀光？童子瑋膽敢違背黨的政策和意志？ 童子瑋參選以來，政見張口就來，胡言亂語。迄今為止，他的港灣觀光政策，唯一可行且已實施的，就是擱在港區的那隻塑膠大黃貓黃阿瑪！不過，黃阿瑪的演出時間，只到投票前一天，為免向隅，請及早到基隆觀光！至於童某人的水上計程車，不過就是海市蜃樓罷了！ 話又說回來，謝國樑的「水路兩用鴨子船」，也不是甚麼好主意！可行性甚低，鴨子船成本太高，營業收益太低，真要實施，下場肯定會像林右昌的基隆塔一樣！ 童子瑋何不等海鯤號確定無法下水作戰時，將海鯤號改造成觀光潛艇，為民進黨的錯誤政策，稍稍解套？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陳其邁市長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當舞台燈光熄滅、巨星搭機離開，演唱會經濟真正的考試才開始。高雄留下的究竟是在地訂單、專業人才、穩定職缺與原創作品，還是一次性的旅宿消費、場館赤字，以及等待清理的垃圾？ 高雄市政府宣稱，二○二三年至二○二六年七月共舉辦逾四七一場演唱會，吸引約五七七萬人次，創造約一八九億元觀光產值。這張成績單數字閃亮，彷彿巨星多唱幾首，高雄就能從工業城市直接升級為文化產業之都。 演唱會帶來人潮、住宿、餐飲及交通消費，當然不容否認。但觀光消費不等於產業形成，飯店客滿一晚，也不代表高雄增加一家音樂製作公司；歌迷吃完一頓宵夜，更不等於青年從此擁有穩定的文化工作。 若所謂「產業」只是把外地藝人、外地主辦單位與外來歌迷請進高雄，再把他們的消費乘上一個漂亮係數，那麼高雄擁有的恐怕不是音樂產業，而是一套精熟的產值計算機。 審計部公布的資料，更替這場華麗演出打開了後台。二○二三年一月至二○二四年三月，高雄國家體育場出借舉辦十七場大型演唱會，全部以促進觀光、提升城市形象為由，免收場地及設施費。然而，該場館二○二一年至二○二三年的營運短絀，卻由一三五○萬餘元擴大至二七六二萬餘元，再增加到三三六八萬餘元。巨星在台上收票房，場館在台下擴大虧損；掌聲歸主辦單位，帳單留給納稅人。直到審計機關要求改善，市府才在二○二六年增訂演唱會收費標準。 市府為將歌迷導入商圈，自二○二三年起發行商圈夜市券，截至二○二五年底累計支出二七四二萬餘元。但審計報告顯示，四項計畫發放率僅百分之十九點一八至三十三點四四，發出後的兌付率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九二至六十六點八一。官方網站資訊未即時更新，部分合作店家甚至未依法開立全額發票，審計機關直指刺激消費效果受限。 這才是「演唱會之都」最反諷的畫面：新聞稿上的產值以億元計算，真正發到民眾手中的優惠券卻大量躺在倉庫；市府忙著證明人潮如何外溢，審計部卻發現連導流到商圈的基本功都未做好。原來經濟效益可以先用模型算出來，至於錢究竟流到哪裡，似乎等掌聲結束再研究。 面對這個缺口，柯志恩提出「演唱會經濟二點○」，主張建立在地演出產業認證與地方採購加值機制，五年培育五千名文化及影音人才；賴瑞隆則提出「文化高雄．世界舞台」，規畫表演藝術人才鏈及港區、鳳山、左營、岡山四大文化內容基地。兩套政策共同承認了一個市府過去不願明說的事實：巨星來高雄演出，不等於高雄已經擁有音樂產業。 但「二點○」不能只是替舊口號更新版本，四大基地也不能淪為新的建築清單。五千名人才由誰培訓？結訓後有多少工作？在地業者能取得多少訂單？四大基地需要多少預算，又能輸出多少作品？若沒有時程、經費、商業模式與績效指標，所謂產業升級，可能只是把競選支票印得比演唱會門票更精美。 真正的演唱會經濟，應公開在地採購比率、文化企業新增家數、全職就業人數、平均薪資、地方稅收、場館收支與原創IP輸出成果；同時完整計入免費場租、行政支援、交通疏運、場地修復及行銷補貼。不能只計算歌迷花了多少錢，卻故意略過政府替活動付了多少錢。 高雄當然可以繼續舉辦演唱會，但不能把「有人來消費」直接包裝成「產業已經升級」。否則，巨星帶走掌聲，主辦單位帶走票房，政治人物帶走聲量，市府留下新聞稿，納稅人留下場館赤字。至於高雄市民，除了散場後的交通壅塞與滿地垃圾，還得替這場名為「經濟奇蹟」的安可秀，繼續付帳。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TPOC海報截圖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選戰進入倒數，這陣子打開新聞，除了市話民調與手機民調，又多了一種新面孔，叫AI民意模擬，也有人稱矽基民調。 新北、台北、桃園、台中、高雄、新竹縣都有人做，支持度、好感度、勝選看好度一應俱全，有的還細到行政區、投開票所。報告上寫著兩萬多名受訪者，卻沒有一個真人接過電話。這些數字從哪裡來，值得一步一步拆開看。 第一步是造人。先在電腦裡造人。研究單位依照縣市選舉人的結構，按性別、年齡、行政區、學歷與政黨傾向的比例，用大型語言模型生成虛擬選民。 以新北市為例，有一份報告依二十九個行政區配出2萬6771個AI代理人；新竹縣的版本，則參照十三個鄉鎮市與2024年的政黨票結構來配置。 政黨傾向抓哪一次選舉當基準，就決定了這座虛擬城市一開始的藍綠底色。 第二步是寫人設。替代理人寫身世。光有年齡、性別還不夠，研究團隊會替每個代理人寫入社會經歷、媒體使用習慣，甚至分裂投票與拒答傾向，有的報告列到二十八項屬性。 翻成白話，就是設定這位阿伯每天看哪一台新聞，會不會市長投藍、議員投綠，接到民調電話會不會直接掛掉。台灣地方選舉離不開派系、宗親、宮廟與農漁會人脈，這些若沒寫進去，代理人就少了地方政治最重要的一塊骨架。 第三步是灌輿情。餵新聞再逐題作答。系統把截至某一天的新聞與社群聲量餵給代理人，讓它們讀完再逐題回答問卷，觀察接收新聞前後的立場變化。 進階一點的作法會讓代理人彼此影響，模擬里長、鄰居、LINE群組怎麼把一則消息在基層傳開。傳播學講了半世紀的兩級傳播，在這裡被寫成了程式碼。 第四步是開票。從村里往上加總。代理人先判斷會不會出門投票，再決定投給誰。AI每次回答都帶有隨機性，通常要反覆重跑，再把結果由里、行政區往上加總，就成了媒體上看到的各區領先幅度。 另一派作法乾脆不讓AI扮人，改用中選會歷屆逐里開票紀錄、內政部戶籍與財政部所得資料，推估每個里的投票結構。兩種都被叫做AI民調，底層邏輯卻差很多。 最要緊的是對帳。第五步是校準，拿真實選票或真人民調來比。國內有報告拿電話民調的區間來對照，強調模擬結果落在區間之內，可是那些區間動輒相差一、二十個百分點，要落在裡面並不困難。 更值得細讀的是報告上的一行小字：這是代理人的普查模擬，不適用抽樣誤差，只存在模型與情境設定的系統性偏差。代理人做兩萬個或二十萬個，只要人設與模型本身偏了，偏差就原封不動留在數字裡，樣本數大，只是讓結果看起來比較精密。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9月30日公布的實驗，正好提供一面鏡子。 研究團隊替約一萬五千名真實受訪者各建一個AI分身，連七十一題政治態度都餵進去，近三百題比下來，平均仍差12.4個百分點，換一個模型，誤差也跟著換了樣貌。真人回答不確定的比例，約是AI的四倍。放到台灣，這個問題更棘手，九合一選舉的未表態選民常有兩、三成，那群還在猶豫的人，正是AI最不會演的人。 媒體轉述時，問題又多一層。報告裡那行非真人抽樣的說明，在轉傳過程中往往最先消失，最後留在標題上的，只剩某某領先幾個百分點。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標題至少該寫明模擬兩個字，內文交代代理人數量、資料截止日與研究單位，讓讀者知道這組數字背後站的是模型。 讀者該問四件事：看到一份AI民調，讀者可以先問四件事。 政黨傾向用哪一年的選舉當基準？人設與輿情資料由誰設定、截到哪一天？用的是哪一個模型，換了模型結果是否一致？有沒有拿過去的選舉回測，誤差多少？答不出來的報告，當作選情兵推看看就好，不宜當成民調來報導。 用對地方才有價值：AI模擬並非一無是處，用對地方，它是很好用的研究工具。 第一個用途是測試問卷。正式打電話之前，研究者可以先讓虛擬選民作答，看看哪一題問得太模糊，哪一題的選項設計會讓人看不懂，先把問卷修好，再拿去問真人，可以省下不少經費和時間。 第二個用途是情境推演。假設選前突然爆發弊案，或者兩個陣營宣布合作，研究者可以把這則消息餵給虛擬選民，觀察哪些年齡層、哪些行政區的態度比較容易動搖，競選團隊就知道該優先把資源放在哪裡。 不過，這些推演結果只能當成提醒，告訴大家哪些地方可能需要注意。原因很簡單，虛擬選民的想法，都是根據過去的資料和研究者寫好的設定推算出來的。 真實的選民可能會因為一場造勢晚會、一通親友的電話，或是投票前一晚的一則新聞，就改變原本的決定，這種臨時的變化，目前還沒有任何模型能事先算準。要知道此時此刻選民真正怎麼想，還是得實際去問「真正的人」。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取自游智彬臉書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2025年，台灣移民署要求約1.2萬名中國大陸配偶補繳喪失大陸戶籍的證明。一年多過去，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最初的範圍。受到影響的，不再只有陸配。而且，目前這個行政命令，已經逐漸演進入「懲罰服從者」的模式。陸配村長鄧萬華的兒子賴汶佑和台籍國軍後裔游智彬就是最新案例。 他出生於中國大陸，六個月大便來到台灣，從未在大陸設籍，卻仍因未提交除籍證明而遭到取消參選村長的資格。 而台籍國軍後代游智彬，更是本省人的後代，只因為爺爺被征兵到大陸作戰，戰後被迫滯留在福建。即使出生在大陸的他1995年就依親回台灣，並服完兵役，去年也被要求補繳除籍證明，最近也被取消議員參選資格。 一個人究竟要為自己的出生地承擔多少年的法律後果？這種身份政治審查還要波及多廣？ 而且，更無釐頭的是，去年要求補件，如今卻可能成為參政的障礙這不就成為了懲罰服從者模式嗎？那一個行政命令的意義何在？ 2025年的補件爭議，最初涉及約1.2萬名大陸配偶。這些人當中，不少已經在台灣生活二十年以上，有人結婚、生子、工作、納稅，早已建立起完整的家庭與社會關係。政府要求補交除籍證明，當事人或許還能理解為一項身分確認程序。即使認為不合理，很多人仍選擇配合，因為他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手續，就能繼續安心生活。 然而，問題在於，補件之後，等待他們的可能不是程序的終結，而是另一道新的門檻。 陸委會於2026年4月16日發布「陸法字第1150400418號令」，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所規定的「在台設籍滿十年」，解釋為自繳附喪失原籍證明之日起算十年。 這意味著，一個早在1995年就已經在台灣設籍的人，如果到2025年才補交證明，依照這項新解釋，他可能要等到2035年才能符合參選資格。 法律原本寫的是「設籍滿十年」，行政機關採用的卻是「繳交證明滿十年」。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是文字遊戲，而是整整十年的政治權利。 對許多陸配而言，補交除籍證明本身就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有人需要聯繫大陸的家人，重新查找多年前的戶籍資料；有人需要往返奔波，支付交通、文件與行政成本；有人早已離開原居住地多年，甚至難以取得完整的歷史紀錄。他們之所以配合，是因為政府告訴他們：你需要證明自己的身分。 但如今，一部分人面臨的處境卻變成了：你交出了證明，證明自己曾經具有大陸戶籍，因此政府又以此作為重新計算參政年限的依據。這也是民主黨前立委李貞秀的從政身份一直受到攻擊的原因。 這形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制度悖論。 不交證明，可能被認為沒有完成法定程序；交了證明，卻可能因此失去原本已經累積多年的參政資格。 如果遵守規則的人，反而比沒有進入這套程序的人承受更大的不確定性，制度就有必要重新檢視。一項制度，一項行政命令，不能懲罰服從者。 鄧萬華兒子的案例，更使這個問題出現了更值得追問的轉折。 他從未設立過大陸戶籍，理論上就不可能透過一般的註銷戶籍程序，證明自己已經放棄一個從未擁有的戶籍。出生在中國大陸，不代表一個人必然曾經在當地設籍；曾經在大陸出生，也不能單憑這一點，就推定其一生都應承擔相同的身分限制。 如果政府認為這名當事人仍然需要提出某種文件，就應當明確說明法律依據、所要求文件的性質，以及在從未設籍的情況下，究竟可以用什麼方式完成證明。 不能要求人民證明一件在事實上可能從未發生的事，卻又把無法提出證明的後果全部交給人民承擔。這是赤裸裸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而且，這類問題可能並不限於陸配家庭。 過去數十年間，兩岸往來、依親定居、出生登記與戶籍管理涉及不同時期的法規與行政程序。部分在大陸出生的台灣人後代，可能從小便在台灣成長；部分父母都是台灣人的孩子，也可能因出生地或早年的登記方式而被要求補交文件。 今天的政府可以要求人民依法補正資料，但如果當年的制度本身存在缺漏，或者政府過去長期接受某種登記狀態，如今卻改變解釋方式，就不能假定所有責任都應由人民承擔。 行政法上的信賴保護，並不是說政府永遠不能修正錯誤，也不是說過去的行政處理必然正確。它要求的是：政府改變既有規則或法律解釋時，必須考慮人民是否已經基於原有制度安排生活、作出重大決定，以及新規則是否應有合理的過渡措施。 至少，政府自己應該先回答這幾個問題： 當年沒有完成相關程序，究竟是當事人故意規避義務，還是制度、行政指引或歷史條件所造成？ 當事人如今已經配合補件，政府是否仍有必要讓他重新等待十年，才能行使參政權？ 如果行政機關過去的處理方式與今天的解釋不同，為什麼不能透過補正、個案審查或過渡措施解決，而必須讓人民承受整整一個世代的政治權利損失？ 如果出生在大陸就是原罪，那麼這個「原罪群體」，還會繼續擴大嗎？ 下一次，是不是只要曾經在大陸上學也有原罪？曾經在大陸工作、經商也有原罪？那民進黨內部不知道多少人應該重新被嚴格審查。 如果陸配、陸配二代與其他具有類似歷史身分問題的人，都只能不斷地證明自己沒有問題，卻始終無法知道自己究竟要符合什麼條件，才能不再被懷疑，那麼問題就不只是個別人的參政資格，而是法律是否還有權威，政府是否還有信用。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行政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詐騙集團大概沒想到，苦練多年的話術，竟會被拿來反制自己。俄羅斯電信業者Beeline推出「數位家人」，讓AI扮成阿嬤、父母與青少年，接聽詐騙電話。業者稱，今年累計通話約十四萬小時。騙子以為就要得手，對方卻可能連一分錢都沒有，只有一套不會疲倦的程式。 澳洲Apate更進一步，讓AI與騙子周旋，蒐集可疑帳號、網址等線索，供澳洲聯邦銀行加強預警與阻斷。騙子忙著建立信任，反而可能把自己的收款工具交代出來。這些做法未必能終結詐騙，卻提供了值得台灣認真研究的方向。 台灣在先進晶片與AI伺服器供應鏈舉足輕重，科技實力確實值得自豪。但AI強國的成績，難道只能看製程、產值與出貨量？我們有能力替全球打造運算設備，政府更應設法把這份實力，用在保護人民的生活。不能一談AI，就要百姓分享國家的光榮；一談受騙風險，又要百姓回家各憑本事。 台灣已有AI辨識詐騙廣告等工具，政策的問題應問得更深：這些技術能否及時配合，讓民眾少接觸一通詐騙電話、少匯出一筆款項？展示了模型、建置了系統，距離真正守住存款，還有多少工作沒做？科技強國的招牌，不能只掛在展場與簡報裡。 晶片製造與犯罪防治各有專業，硬體領先不會自動變成打詐成績，這正是政府必須組織、協調與投資的理由。若只把新技術當成宣傳素材，卻未處理資料如何查證、機關如何接手，買再多設備，也可能只是讓舊問題換上昂貴的新外殼。 宣導當然需要，但「請提高警覺」不能包辦所有責任。詐團專職行騙，民眾還要上班、顧家，不可能全天候研讀最新劇本。治理應設法讓騙子更難接觸被害人、更難收到錢，而非每逢手法升級，就再替人民加開一堂識詐課。不能騙子用科技節省工夫，人民卻得花更多時間提心吊膽。 政府應結合電信、金融與軟體團隊，從限定範圍試辦AI誘捕與應答服務，發展符合台灣語言及常見騙術的模型，再把取得的線索交由銀行、平台與檢警查證。研發經費應支持這些具體應用，採購也要看實際效果，別把「用了AI」本身當成驗收合格。 更關鍵的是，誰負責接手、多久必須回覆？可疑帳號多久查核、詐騙網址多久處置，行政院應督促相關部會訂清楚。資料若只在機關與業者之間兜圈，錢已轉走，公文才找到承辦人，再聰明的AI也只能陪著事後檢討。不能讓犯罪流程一路暢通，防詐流程卻處處等候。 電信、銀行與平台也不能只當通報的收件人。掌握資訊、收取服務費，就應負起相應責任，提出可查核的處理成果。醒目的警語，不能成為出了事便要求用戶自行負責的護身符；第一線警察，也不該成為所有制度漏洞最後的收拾者。 但處理要快，仍須有界線。AI取得的資料可能有誤，騙子也可能故意嫁禍他人。限制交易或凍結帳戶，必須有依據、有人查核，並保留紀錄與申訴管道。打詐若讓正常用戶領不出自己的錢，卻找不到能處理的人，同樣是治理失職。 成效更要接受獨立評估。接聽幾通、陪聊幾小時，只能呈現工作量，還須檢驗民眾少受害多少、每筆情資是否加快處置。拿國外業者自行公布的數字作為參考可以，直接拿來替國內採購背書，未免太省事。人民要的是錢留在帳戶裡，不能只有成果留在報表上。 AI未必能讓詐騙絕跡，政府卻有責任把可用的技術轉成可靠的保護。台灣既能供應世界所需的AI硬體，也該讓軟體應用與公共治理跟得上。晶片可以做到奈米，保護人民的政策，總不能只做到一句「你要小心」。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