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鄭麗文主席臉書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政黨之間有利益的計算理所當然，但絕對不可失信！ 國、民兩黨在三月時正式通過「2026年聯合治理暨地方選舉合作協議」，明文以互信、平等、務實為原則，建立聯合輔選乃至選後治理的合作機制。 這不只是一紙政治契約，更是此次選舉乃至未來在野合作的重要試金石。 如今，這試金石似乎炸裂了⋯ 竹北市長究竟有沒有「禮讓」的承諾，雙方如今各說各話。孰是孰非，已經不重要。事實是：藍白均將面臨政治的殘酷！ 日前民眾黨針對此事，宣布新竹縣各級選舉不再受到藍白合作協議的拘束。言下之意，顯見藍白難合的窘境。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選戰可以佈局，但政治信用不可破產，要重新存回來，難如登天！ 歷史上，因小利而撕約自傷的故事並不少，中外皆然。戰國楚懷王因貪利「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誘惑，撕毀與齊國的協議，導致丹陽、藍田戰況失利，以致原本的盟友冷眼旁觀，更導致楚懷王亡於異鄉的慘事！ 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即MolotovRibbentrop Pact（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然而1941年希特勒卻撕毀了該條約，發動了巴巴羅薩行動，最後導致德國一敗塗地！ 雖然台灣的選舉，與戰國爭霸、世界大戰不可相提並論，但其中的戰略邏輯是值得借鏡的，為了眼前的私利放棄了大信，最後付出的，往往將遠遠的超過眼前所得的代價。 《詩經》：「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藍白可以爭，可以吵，但不能忘了共同目標在哪裡。 這筆帳！該怎麼算？在民進黨竊笑的同時，國民黨該如何自省？民眾黨該如何克制？如何整理出一本「政治智慧」？ 《韓非子》曾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藍白的領頭羊均需咀嚼費心，此局不可小覷。 當前的私欲毀盟約、讓小利壞大局！真的要讓一個竹北舞台劇、演成藍白的滑鐵盧？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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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蔣萬安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當政治開始傷害孩子，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分寸，而是所剩無幾的人性。 孟子中有句話叫「罪人不孥」 意思很簡單：即使一個人真的犯了錯，也不該把責任延伸到他的妻兒。 何況今天面對的，只是一名沒有參選、沒有掌握公權力，也沒有義務替父親承受政治仇恨的未成年人。 政治人物當然可以被監督。 但有人談的，早已不是制度。 他們拆解孩子的姓名，拿諧音羞辱。 轉貼孩子的照片，評論長相，譏諷「相由心生」。 質疑他的童軍表現，在政論節目公開嘲笑童軍拿市長獎、有六塊肌與無人機嗎？ 把所有家長都能送保暖衣物的措施說成作弊。 將需要會考成績的免試入學，直接貼上「特權」標籤。 甚至連領巾怎麼圍、妻子做人工生殖、父母是否相愛，都能被拖進政治泥巴裡反覆踩踏。 然後沈伯洋卻說：「從頭到尾在討論的都不是小孩子本身。」 如果真的沒有討論孩子，為什麼要評論他的名字？ 如果真的沒有討論孩子，為什麼要散播他的照片、嘲笑他的外貌？ 如果真的只是檢驗制度，為什麼連他的身體、童軍活動、出生方式與家庭關係，都可以成為攻擊材料？ 集體網路霸凌留下的痕跡，不會因為一句否認就突然消失。 政治可以尖銳，但文明必須有底線。 一個社會真正的成熟，不是看它如何保護自己喜歡的人，而是看它在憤怒時，是否仍願意保護無辜的人。 不要讓孩子替父母受刑，不要把未成年人變成選舉的祭品，更不要一邊朝孩子丟石頭，一邊告訴所有人「我們從來沒有在討論他。」 當我們對別人的遭遇保持沉默，終有一天，沉默也會反過來吞噬自己。 今天如果因為討厭某個政治人物，就默許他的孩子被公開羞辱。 那麼明天，只要立場不同，任何人的孩子都可能成為下一張圖、下一個梗、下一場集體圍剿的對象。 這年頭，通常業力迴向或反噬都會是現世報，而且速度非常快。 勿謂言之不預也。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三立新聞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9月1日記者節剛過，業界再傳出三立電視裁員的消息，這是TVBS年初裁員後，又一家大媒體公司調整組織的訊息，目標之一在整頓新聞網。媒體人說，發展了10多年的網路新聞，恐怕也到了要大調整階段了，尤其是AI取代了不少記者的工作。 業界人士說，三立新聞網與新聞部門將合併，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因此必須要裁撤部份重疊人員。這其中包括第一線記者，還有後勤編輯部門的人。裁員人數並未公開，但已經是近年來三立比較大的組織調整，甚至精簡人力。 業界人士坦言，三立的調整動作，並不是業界的惟一。今年初，新聞領導品牌的TVBS也裁員了一波，當時因為有動到資深主播，還有地方資深記者，還有說TVBS要賣掉才瘦身，被討論了好一陣子，最後TVBS官方出來澄清，並沒有要賣掉，只是因應數位轉型不得不然。但不只TVBS和三立裁員，這位媒體人說，其他媒體或多或少都在裁員，例如網媒流量前段班的Nownews早在裁第一線記者，其他電視台更不用說了。 他表示，今年目標最大的都是網媒，主要原因也都因為是AI新聞取代了第一線記者及後勤記者的角色，這是很悲哀的事，難怪公視董事長胡元輝在91記者節當天呼籲，AI時代來臨，媒體面臨迫切危機，唯有重新思考新聞存在的根本價值，才能贏得讀者的信任。出席「台灣網路新聞自律聯盟年度論壇」，並以「信任重建的第一原理思維：AI時代真實性危機的挑戰與因應」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胡元輝在演說中特別強調，「新聞是跑出來的」，記者仍須回到社區、面向公眾，親自查證與在場，才能創造真正有價值的內容。 面對AI，業界比較難以想像的是，三立新聞台本業還在賺錢，為何還撐不住網媒？一位電視台網媒主管說，TVBS也都是本業還在獲利，但電視台的網媒都賺不了錢。不只TVBS和三立，其他電視台的政策，不是不碰網媒，如年代電視台，就算必須擁有網媒，但自始至終都在虧損或是獲利極少，甚至要靠母媒體公司撐住。因此，在媒體環境不佳的前提下，附屬的網媒成為首目標，先裁員縮編。 1998年開始經營三立新聞台的三立媒體集團，有1500人左右，董事長張榮華去年8月還拿下老牌的大同公司董事長。三立新聞網為台灣4大電視新聞網站之一，成立於2013年底，人數最多時超過200人，如加上新聞台就近千人，新聞單位幾佔三立集團三分之二人力，是三立獲利與影響力的主力。三立經營新聞網媒，算是跑在最前面的電視台，鼎盛時期，還有Vidol的影視串流平台加入，可以說，三立在電視台的數位發展路上，一直都走在前端，新聞、影劇、綜藝三分天下。 不過，綠媒的角色定位，成就了三立的政治地位，帶來媒體的豐沛資源，相對地也成為政治對手的攻擊目標，更嚴重地，政論節目受制於綠軍的網路中樞，三立甩不掉第一綠媒的位置。也因在媒體產業難以再開展，張榮華在三立前董事長民進黨湧言會領袖林崑海離去後，一直要找外援，例如，接了大同董事長，或是投資建築業。 一位參與過三立的媒體人說，三立新聞網一開始其實獲利情況不錯，但在擴大規模後碰到國際平台吃了太多廣告後，又來了AI，讓三立集團不得不在本業上做調整，以免禍及老本行。 媒體人觀察，今年以來媒體裁員風波，幾乎都是在網媒，10多年在台灣媒體界掀起數位發展雄風的網路媒體，如今因為AI，恐怕也是到了必須好好檢討調整的階段了，三立與TVBS、Nownews都是明顯的例子。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台北市長蔣萬安臉書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兒子錄取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起公平性與利益迴避爭議。蔣萬安宣布不領七點五萬元補助，也強調自己沒有介入甄選，風波卻沒有因此結束。原因不難懂：計畫只有二十五個名額，領不領補助是一回事，甄選過程能不能讓人信服，還有待市府交代。 有人說，蔣萬安這回是父子騎驢，怎麼做都有人罵。平心而論，放棄補助不等於心虛，市長的孩子也不該只因身分就被認定享有特權。但外界提出的程序問題，不能一概當成找碴。市府既然說一切依規定，就該讓大家知道，規定如何落實，相關人員又如何處理利益關係。 從蔣萬安的成長經驗來看，他對家世的議論應該不陌生。他原名章萬安，父親原名章孝嚴，二○○五年隨父改姓。他在公開自述中提到，年少時聽過身世傳聞，心裡有疑問，卻沒有向父母追問，直到高中時父親正式說明，才覺得鬆了一口氣。 在《台北．萬安》中，他也說，自己當了爸爸，才更能體會父親希望子孫坦然面對家世的心情。這些往事，有助於理解他如何看待家庭身分，但不足以斷言，他是因為童年受壓抑，才想在兒子身上尋求補償。何況，他在二○二五年的訪談裡提到，父親向來尊重自己的決定，因此他和太太也希望孩子依興趣發展。把這些話一併看待，才能避免對他的心理多作揣測。 蔣萬安不希望孩子因為父親從政而受委屈，這份心情可以體諒。可是，其他申請的孩子一樣不該受委屈。既然是市府辦的計畫，市長就有責任說明，所有人是否取得相同資訊、接受同樣的評分標準，以及承辦與評審人員是否受到申請人身分的影響。 這些疑問不難理解，也不必先有藍綠立場才問得出口。一般家庭為了孩子的升學、教育機會費盡心思，看到首長的孩子進入有限的錄取名單，難免想多了解幾分。這種不安當然不能當作特權的證據，卻也不是一句「嫉妒」就能打發。 蔣萬安既曾為身分問題感到困擾，應該更能理解，其他家長為什麼在意孩子的機會會不會受家庭背景影響。只顧著說明自己的孩子不該被另眼看待，卻沒把別人的疑慮回答清楚，恐怕就是這次處理最欠周延之處。 蔣市長受過法律與外交的訓練，當過律師，也做過立委，早已不是政治新手。自己的孩子參加所屬機關辦理的計畫，會引起什麼疑問，理應事先設想。從申請到錄取，有哪些需要揭露、哪些需要迴避，都該備妥說明，不能等事情鬧大了，才隨著外界追問逐項回應。 偏偏有些聲援者忙著翻查批評者當年的升學與任職經歷。舊事若有疑點，當然可以查，但就算證明對方說錯了，也不能替這次甄選補上一份說明。這類攻防或許讓支持者覺得出了口氣，對市長解決問題卻未必有幫助，還可能成了提油救火。 另有人主張尊重子女自主，別再用父權要求孩子放棄機會。尊重孩子，跟要求市府接受監督，原本就不衝突。 談到「父權退散」，不能連帶把首長的說明責任也省了。蔣萬安已表示按表格據實填寫，市府也說已揭露親屬身分，這些回應應如實看待。接下來，就該把必要的申請、審查、評選及利益關係處理紀錄整理出來，在保護學生個資的前提下公開，供有權機關查核。有缺失就改正；如果沒有不當，也讓資料替孩子釐清，而非任由猜測流傳。 「蔣萬安是嫌票太多嗎？」雖是挖苦，背後問的仍是他的政治判斷。市民不必因為理解他的成長故事，就收起對市府的疑問。蔣萬安如果想保護孩子，該做的就是把市長這一頭的事情處理好。這份功課，支持者再熱心，也沒辦法替他交卷！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身為父母，望子成龍是人之常情；但當這份親情與掌握行政資源的政治身分重疊時，個人的「家庭選擇」便會瞬間轉化為公共的「公平性危機」。近期台北市長蔣萬安兒子參與交換學生計畫及後續引發的「保送建中」傳言，正是一個數位時代的經典案例。 這不只是政敵攻防，更揭示了社群演算法如何放大「身分政治」與「制度正義」的深層焦慮。在演算法的邏輯中，高情緒張力的「公平性」觸發點最易獲得推薦，這也導致了單純的升學路徑在資訊不對稱的推波助瀾下，演變成一場難以平息的政治風暴。 以下，透過大數據搜尋引擎與AI數據協作方式，取得採取跨平台、96個Youtube頻道、27個新聞官網的28萬餘筆訊息，再經過反覆清洗與覆核，做出以下報告。 聲量高峰後並非平息，而是議題的「多頭裂解」 根據輿情監測數據，此事件在 2026 年 9 月 2 日達到聲量主峰，單日創下 165 筆事件相關貼文，並激發了高達 63.8 萬次的社群互動。然而，危機管理的殘酷現實是：高峰過後，議題並未隨即消失，而是轉向更難纏的「多頭裂解」（Issue Fragmentation）。 數據顯示，9 月 3 日與 9 月 4 日的聲量仍分別維持在 108 筆與 101 筆的高位。這說明議題已從第一波的「事實揭露」轉向「立場動員」。正如輿情分析的核心觀察：「單一訊息無法熄滅多個子議題」。當一個事件同時牽動利益迴避、國籍質疑、兒少保護等不同神經時，即便主軸被回應，分支議題仍會在不同社群中衍生出各自的生命力，讓危機週期不斷拉長。 低頻率也能高爆發：「敘事領袖」的影響力 在數位傳播中，「發文量」早已不等於「影響力」。透過「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發文領袖」與「互動領袖」的顯著分離。雖然《鏡新聞》以 28 筆貼文居跨平台發文頻率之首，但《自由時報》僅憑 5 筆貼文，就創造了高達 56,358 次的社群互動。 這種「低頻高爆發」的現象，顯示出特定的「敘事領袖」（Narrative Leadership）成功精準命中「資格與利益迴避」的社會痛點。在 YouTube 平台上，如「新台派上線」等頻道亦透過強大的敘事動員，創造了 19,273 次的高互動量。這反映了一個傳播真相：媒體不僅讓公眾知道「要想什麼」，更透過特定角度的框架呈現，引導公眾知道「要怎麼想」。當主流媒體提供頻率，社群領袖提供爆發力，危機的擴散將呈現幾何級數跳躍。 為什麼「不領補助」無法止血？公平性與金錢的錯位 在危機處理過程中，蔣市長宣布「不領補助」試圖平息眾怒，但數據反映出極大的「網路好感度赤字」，跨平台淨情緒差（Net Sentiment）低至 -56.0 pp。從框架分析看，「公平性、資格與利益迴避」占比高達 35.1%，是整體爭議的震央。 公眾最深層的質疑並非那筆補助金的有無，而在於「資訊不對稱」產生的制度性優勢。在數位時代，「透明度是回購信任的唯一貨幣」，若拒絕補助卻未能在程序透明化上給予交代，將無法消解社會對特權的疑慮。這正如分析報告給出的金句：「不領補助只能處理金錢面，無法回答制度是否公平。」 國籍與兵役：身分政治的無窮連鎖 此次爭議的另一個引爆點在於「國籍、身分與兵役」，該框架占比達 33.5%。美國籍身分的存在，讓教育議題迅速被推向國族認同與兵役義務的敏感疆域。 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網民快速建構了一條「交換學生 → 美國籍 → 避兵役」的推論鏈（Narrative Chain）。這種身分政治的連鎖反應，讓原本屬於個人的教育選擇被推向極端的檢驗。然而，身為專業分析者必須指出，這種「敘事鏈」往往與「查證事實」存在巨大落差。例如，事件後段被貼上的「保送建中」標籤，在監測中被證實為未經核實的標籤，但其在社群中的擴散力卻遠超法律事實與制度規範的澄清。 那道消失的防線：9.6% 的兒少倫理邊界 儘管此事件具有高度公共性，但數據顯示「未成年人保護與政治攻防」的關注度僅占 9.6%。在激烈的輿論廝殺中，針對未成年人的標籤化與羞辱，反映了政治鬥爭中人性界線的脆弱。 我們必須在監督權力與保護無辜之間畫出那道硬骨頭般的防線。誠如輿情報告所強調的核心原則： 「監督成年人的制度與決策，最小化未成年人的可識別資訊與人格傷害。」 當政治攻擊越過權力當事人而延燒至子女時，這不只是單一政治人物的危機，更是社會文明集體退步的徵兆。 標籤鏈成形後的危機處理難題 當「特權、國籍、兵役、保送」這類標籤相互勾連成「標籤鏈」後，單點的澄清往往收效甚微。因為標籤鏈具有自我修復的特性，即便其中一環被澄清，其他環節仍能支撐起公眾的負面印象，這是現代危機處理中最殘酷的挑戰。 這場風暴留給我們的思考是： 在社群演算法不斷放大極端情緒、將複雜政策簡化為情緒標籤的時代，我們是否還有空間進行理性的事實檢證？面對政治人物的私領域與公眾利益的交點，身為讀者的我們，該如何區分「合理的制度監督」與「情緒化的網路霸凌」？這不僅是權力者的必修課，更是數位公民的良知挑戰。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再過幾天，就是姚子青將軍壯烈殉國的日子。1937年9月7日清晨，寶山縣城的城牆已經被日軍炮火轟開。煙霧、烈火、倒塌的磚瓦，覆蓋了這座原本並不起眼的小城。 幾天前，這裡還有五百多名中國軍人。到了最後，能夠繼續拿槍作戰的，只剩下二十多人。 城已經守不住了，援軍沒有及時趕到，彈藥也快耗盡。這時候，最合理的選擇其實只有一個——撤。 可是，28歲的姚子青沒有走，剩下的人也沒有走。他們端起槍，轉身走進已經被日軍突破的寶山城內，接下來，是最後的巷戰，也是寶山保衛戰最後幾個小時。 姚子青，1909年出生於廣東梅州平遠。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參加北伐，之後歷任排長、連長、副營長等職，1936年出任國民革命軍第98師第583團第3營營長。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第98師奉命開赴上海，而姚子青所率的第3營，接到的任務就是守住寶山。 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任務。 寶山位於上海北郊，接近吳淞口，東、南、北三面臨水，地勢平坦，城牆低矮，防禦工事也相當有限。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座可以依靠堅固堡壘長期固守的城市。 更麻煩的是，他們面對的並不是普通的步兵部隊。日軍擁有軍艦、飛機、火炮與戰車，而中國軍隊則必須在裝備與火力明顯劣勢的情況下，用步兵的血肉去填補這個差距。 所以，姚子青真正面對的問題，從一開始恐怕就不是「寶山能不能守住」，而是「寶山究竟能替後面的部隊爭取多少時間」。 這兩個問題，看起來只差幾個字，其實完全不同。 前者是在問勝負，後者是在問：你願意為了時間付出多少代價？ 1937年8月底，姚子青率部進入寶山。他很清楚，這是一座孤城，也很清楚日軍正在逼近。部隊開始加固城防、修築掩體、儲備彈藥，而真正的戰鬥，很快開始。 9月初，日軍利用海、陸、空火力對寶山發動連續攻擊。炮彈落進城內，飛機連番轟炸，步兵從不同方向逼近。姚子青則不斷調整防守部署，利用突擊、反擊與夜間作戰，盡可能阻止日軍突破。 寶山不是沒有被打穿，而是一次又一次被打穿，又一次被守軍重新堵住。 連長開始陣亡，排長開始陣亡，一個又一個士兵倒下，可是後面的人還是補上來。 戰鬥進行到9月5日前後，姚子青率領的部隊已經傷亡慘重。到了9月6日，原本數百人的部隊只剩下一百多人。這時候，姚子青沒有待在安全的營部指揮，而是親自走向前線。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安全的位置」了。能站著的人，就是戰鬥的人。 9月7日清晨，寶山城東南一帶終於被日軍突破，城破，日軍開始湧入。姚子青所率的部隊只剩下二十餘人左右。 關於這個數字，後來不同資料與敘述並不完全一致。有人將姚營概括為「六百壯士」，也有資料記載其實際兵力為五百餘人；而寶山城破後，也並非真的完全「無一生還」，仍有少數官兵突圍或倖存。 所以，與其把這場戰鬥寫成一個過度完美的「六百人全部戰死」神話，不如承認歷史本身就存在不同記錄。 真正令人震撼的，其實根本不需要靠這個數字。 因為無論五百多人還是六百人，最後能活著走出來的人，都已經少得令人不忍細想。 而這裡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人，二等兵魏建臣。 關於他在寶山最後階段突圍、將戰況帶回後方的記述，後世版本並不完全一致。但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戰場上不是所有人都必須留下來死。 有時候，恰恰需要有人活著出去，把戰況帶回去，把消息帶回去，甚至把那些已經死去的人留下的名字帶回去。 所以，一個人能活著離開戰場，不一定代表他比較怕死。有時候，那反而是另一種任務。 因為死人不能說話。 總要有人替他們告訴後面的人，這裡發生過什麼，誰死在這裡，他們曾經怎麼戰鬥，又是怎麼倒下的。 9月7日，寶山陷落，姚子青戰死。他的弟弟姚志英也在這場戰鬥中殉難。 一個28歲的青年軍官，就這樣留在了寶山。 這不是一場最後取得勝利的戰役。寶山沒有守住，上海最後也沒有守住，淞滬會戰更沒有因為這些犧牲而改變最後的軍事結果。 可是，戰爭從來不只是在計算一座城最後有沒有守住。 有些部隊存在的任務，本來就是在自己倒下之前，替後面的人多爭取一點時間。 而1937年的中國，這樣的部隊並不只有姚子青這一支。 淞滬會戰爆發後，中國各地軍隊開始向上海集中。中央軍來了，川軍來了，桂軍來了，粵軍、湘軍、東北軍以及各地部隊，也陸續投入戰場。 很多人從內陸一路趕來，有些部隊裝備極差，甚至連長途行軍的基本條件都相當困難。可是到了上海，他們還是往前線走。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已經不是哪一個軍閥、哪一個派系、哪一個地方的事情。日本軍隊正在逼近，再往後退，下一個被打穿的，就可能是自己的家鄉。 淞滬會戰最後投入的中國軍隊超過70萬人，日軍則不斷增援。整場會戰成為1937年最慘烈的戰場之一，中國軍隊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傷亡。 可是日軍原本期待的速戰速決，也沒有如預期般實現。 寶山如此，羅店如此，大場如此，松江也是如此。 到了淞滬會戰最後階段，日本軍隊從杭州灣登陸，開始威脅中國軍隊後方。東北軍第67軍奉命趕往松江，任務很簡單：守住三天，讓上海主力撤退。 吳克仁率第67軍苦戰三日，最後突圍時中彈殉國。 三天。 寶山的一週。 一座又一座城市，一支又一支部隊，一個又一個年輕的中國軍人。 他們未必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回去，可是他們知道，只要自己多撐一天，後面的人就可能多一點時間。 這也是姚子青最值得被記住的地方。 不是「600人」，不是「七天」，也不是那些後來被反覆加工、渲染的英雄傳說。 而是他明知道寶山很難守，仍然接下了這個任務。 他不是不知道敵我差距，恰恰相反，正因為知道，所以才更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他也不是不知道死亡可能就在前面。一個真正上過戰場的軍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只是選擇在自己還能戰鬥的時候，先不問自己能不能活。 這種選擇，未必值得後人用浪漫的方式歌頌。 因為戰爭本身從來都不是浪漫的。它意味著年輕人死去，意味著父母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親，也意味著一個家庭從此少了一個人。 所以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人在死亡逼近的時候，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正在保護什麼。 姚子青後來所得到的紀念，也沒有只停留在國民政府一方。 1938年3月，延安舉行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談及姚子青等抗戰烈士，稱其為全國人民「崇高偉大的模範」。 一名黃埔軍校出身的國民政府軍官，一名國民革命軍營長，最後卻成為不同政治陣營都曾經紀念的抗戰烈士。 這件事情放在今天來看，或許尤其值得我們想一想。 因為歷史後來被切成了很多不同的陣營：藍與綠、國民黨與共產黨、左與右、統與獨。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政治標籤。 可是1937年的寶山城裡，炮彈落下來的時候，沒有任何一枚炮彈會先問：「你是哪一個黨？」 他們面對的敵人，也不會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只殺其中一部分人。 所以至少在那個時刻，有些人選擇先把彼此之間的帳放下，因為還有更大的事情必須面對。 今天，我們距離1937年已經將近九十年。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網路上看到「七天六百人」、「全軍覆沒」、「日軍鳴槍致敬」這些充滿戲劇性的句子，但真正的歷史，其實沒有那麼整齊。 數字可能不同，細節可能存在爭議，後世傳說也可能一層一層疊加在史實之上。 可是這些，都不會讓姚子青的故事失去重量。 因為最核心的事實仍然存在：1937年9月，一名28歲的中國軍官，帶著數百名官兵，在一座並不適合長期防守的孤城裡，面對遠比自己強大的日軍，苦戰到最後。 城破了，人也一批批倒下，而當最後只剩下二十多人時，他們仍然選擇拿起槍。 這就已經足夠了。 歷史真正值得我們記住的，從來不只是「誰贏了」。 有時候，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未必能看到勝利，他還願不願意為下一個人，多守一會兒。 28歲的姚子青沒有等到抗戰勝利，甚至沒有活著看到上海撤退。但是多年以後，我們仍然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曾經守過一座叫寶山的城。 而那些最後沒有走出城門的人，也不應該只剩下一個冰冷的數字。 600也好，500多也好，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那個數字，而是那些曾經是父親、兒子、兄弟、丈夫，也是28歲、25歲、20歲的年輕人。 他們曾經在那座城裡活過、戰鬥過。 最後，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1937年的上海。 但總要有人，把他們的名字帶回去。 寶山沒有守住。 但有些人守住了自己不願失去的東西。 以下是姚子青將軍的官方紀錄： 姚子青（1909年1月15日—1937年9月7日），字若振，號中琪，廣東梅州平遠縣大柘鎮墩背村人。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第3中隊，習步科。後參加北伐戰爭，任第11師獨立旅第1團第1營第3連中尉排長。1927年北伐戰爭結束後，轉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就讀，任第11師見習官，該師時任師長為陳誠。1930年11月後，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一師步兵三三旅暫編第一團第一營，先後任連長、副營長。1933年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步兵炮隊畢業。1934年7月，於陸軍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1934年2月任第583團少校團附。1936年3月4日就任第98師292旅583團3營營長。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國民革命軍第18軍98師由漢口東進上海。國民革命軍第18軍98師292旅583團3營營長姚子青奉命率部五百餘人守衛寶山縣城接防吳淞江口、炮台灣阻擊登陸日軍。寶山縣城東、南、北3面臨海，護城河溝淺窄，沿城無工事設備。城牆由土磚砌成，較矮可攀越，且易崩塌，致使寶山城形成攻易守難的局面。 9月1日，姚子青率部五百餘人，堅守寶山城。日軍集中軍艦50餘艘，飛機20餘架、坦克近30輛、步兵5,000餘人向姚子青營陣地發動進攻，姚子青只得以弱對強。9月2日，日軍連續轟擊寶山縣城，欲從獅子林、吳淞東西夾擊寶山，向寶山城西門外大街及西南城垣進攻，意圖截斷姚子青營與後方的聯繫。 姚子青識破日軍意圖後，乘日軍立足未穩多次將其擊退。雙方激戰至9月5日，姚子青營部4名連長陣亡3名，9名排長戰死6名，僅剩100餘人，殺敵300餘人。9月7日晨，寶山城東南一角被日軍攻破，日軍蜂擁而入，而姚子青營部僅剩20餘人在城內展開激烈巷戰，終因寡不敵眾，寶山縣城陷落，除副營長李貽謨、7連少尉鍾漢英、8連少尉楊鏡秋、9連中尉連附康厚澤與二等兵魏建臣等人存活外，全營官兵500多人全部戰死疆場，以身殉國，姚子青年僅28歲，其弟姚志英在保衛戰中也一同殉國。姚子青殉國後追授少將。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高雄市長選戰最近出現了一幅頗具黑色幽默的畫面！ 前腳，TPOC才公布網路聲量調查，今年3月2日至8月17日的25週中，柯志恩有19週領先賴瑞隆，總聲量91.1萬則對74.5萬則，差距達22%；後腳，賴瑞隆臉書突然熱鬧起來，只是這批熱情支持者似乎來得有點遠大量名稱、頭像高度重複的海外帳號湧入，其中不少還用越南文留言「支持」。 高雄選舉還沒國際化，留言區倒先完成「南向政策」。 難怪藍營忍不住酸問：「讓世界看見高雄，還是讓越南看見瑞隆？」 當然，政治評論必須先把事實界線說清楚。賴瑞隆已公開表示，這些帳號屬異常湧入，團隊第一時間向Meta回報，強調「我們不需要假帳號」，質疑可能涉及洗版、反串甚至栽贓操作。 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這批海外帳號是賴瑞隆陣營購買或操作，因此若直接把「越南留言」定性成賴營網軍，顯然超過現有證據。 但選舉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法律要求證據，政治卻只需要產生疑問。尤其對賴瑞隆而言，這批「越南加油團」出現的時間點實在太尷尬。 因為他現在最大的困境，原本就是「聲量接不到」。陳其邁施政滿意度高、個人聲量也高，賴瑞隆因此喊出「一棒接一棒」，試圖把自己塑造成高雄治理的第四棒。然而TPOC數據卻顯示，陳其邁的高聲量並未自然外溢到賴瑞隆；柯志恩不但25週有19週領先，粉專粉絲、平均互動數也明顯高於賴。換句話說，陳其邁的政治光環很亮，只是目前照亮的主要還是陳其邁自己。 民主政治不是遺產繼承，市長滿意度也不是定期存款，不能拿著「接班人」三個字到銀行辦理過戶。選民可以認為陳其邁做得不錯，卻完全沒有義務因此投給賴瑞隆。如今偏偏又冒出大量越南帳號，事情就更具反諷意味。 原本賴瑞隆只需要回答：「為什麼陳其邁這麼紅，你卻沒有跟著紅？」 現在恐怕還得多回答一句：「突然增加的這些支持，又究竟是誰？」 這就是「聲量政治」最大的危險。 政治人物每天看按讚數、分享數、觸及率，把網路聲量當成民意溫度計；政黨把短影音觀看次數當政績，幕僚把留言數當KPI。久而久之，政治市場自然會產生一整套聲量供應鏈。真支持、假帳號、廣告投放、演算法推薦、境外帳號甚至反串攻擊全部攪在一起，最後連候選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螢幕上的掌聲，究竟來自高雄鳳山，還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柯志恩目前相對有利的地方，正是在於她努力把網路聲量與「柯志恩本人」綁在一起。 「走破三雙鞋」、地方走訪、毒駕修法、中央政策攻防，無論贊成與否，至少形成了一個相對清楚的候選人品牌。她很聰明地沒有每天正面攻擊高滿意度的陳其邁，而是把選戰重新定義成：「陳其邁做得好，不代表下一任還是非民進黨不可。」 賴瑞隆卻剛好相反。他的最大資產是陳其邁，最大的陰影也是陳其邁；最響亮的口號是「接棒」，最大的問題卻也是「接不到」。 於是高雄選戰出現了很荒謬的一幕：陳其邁親手把象徵第四棒的球棒交給賴瑞隆，政治儀式完成了；然而網路上的另一支「聲量棒」，目前卻還握在柯志恩手上。就在這個時候，又突然有一群越南帳號跑進場邊高喊加油。這場接力賽，頓時愈跑愈像國際邀請賽。 賴瑞隆當然有權要求Meta查清楚這些異常帳號到底從哪裡來，也應該查清楚。若確實有人刻意反串栽贓，更應公開證據，讓政治競爭回到正常軌道。 但真正需要面對的政治問題，Meta恐怕幫不了忙。 因為平台可以刪掉假帳號，卻無法替候選人建立真實支持；演算法可以製造觸及率，卻不能替候選人回答高雄下一個四年要往哪裡走。 91萬對74萬，本來已經是一道警訊。 如今突然又多出一支「越南加油團」，該擔心的恐怕不是留言究竟多了幾百則，而是當高雄選民開始追問「這些聲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時，賴瑞隆要證明的已經不只是能不能接陳其邁的棒，而是離開陳其邁的光環、拿掉政黨招牌、刪除那些來路不明的海外掌聲之後，究竟還剩下多少「賴瑞隆自己」的聲量？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政治人物的孩子，似乎從來沒有「平凡」的權利。 一個普通孩子看到學校公告，回家跟媽媽說：「我想試試看。」 於是填表、準備資料、參加甄選，一關一關走過去。 最後錄取了。 如果這個孩子只是某個普通家庭的國中生，我們大概會怎麼看？ 「他想趁年輕去看看世界。」 「不錯啊，有勇氣。」 「既然考上了，就去闖闖看。」 故事大概就結束了。 偏偏這個孩子姓蔣。而且，他的爸爸叫蔣萬安，是台北市長。 於是，一件原本屬於一個孩子的人生選擇，很快就被拉進政治攻防。 交換學生、雙重國籍、25個名額、教育局補助、利益迴避……這些問題能不能問？ 當然可以。 而且我認為，本來就應該問。 因為只要牽涉公共資源，又涉及現任市長的家人，社會本來就有理由要求更高程度的透明與檢驗。 但問題是：「監督制度，和懷疑一個孩子所有的人生努力，是不是同一回事？」 我越看這件事情，越覺得真正值得討論的，也許不是「蔣得立到底配不配去美國」。 而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他不姓蔣，這還會是一則特權醜聞嗎？ 北市教育局這項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並不是蔣得立考上建中之後，市府才突然端出來的一個「特殊機會」。 115學年度計畫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經公告，選送對象本來就包括國中九年級到高中二年級學生；甄選依照既有資格與程序辦理，115學年度一共選送25名學生赴美、加交換學習。 也就是說，他參加這項甄選的時候，是國三學生。 那時候，他甚至還沒有參加高中會考。 後來，他才依現行正常升學管道被建中錄取。 然後，依照原本就存在的交換學生計畫，選擇暫停一年台灣的學業，到海外生活、學習， 這個時間順序，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把時間線重新排好，就會發現： 這不是一個「考上建中以後，市長爸爸突然替兒子找到一條去美國的路」。 而是一個國三學生先參加既有的公開計畫、經過甄選錄取，之後才考上建中。 至於雙重國籍的問題，教育局9月2日也公開說明，這項計畫從未設有國籍限制，今年也有數名雙重國籍學生，過去亦有相同前例；學生是否需要簽證，則依各國入境規定辦理。教育局同時強調，這項計畫和教育部公費留學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所以，公共資源當然可以查。利益迴避當然可以問。 甚至我認為，因為孩子的爸爸就是台北市長，這套制度反而更應該把程序攤在陽光下。 但是，「可以查」和「一定有問題」，是兩回事。 這是我覺得現在討論最容易失去的分寸。 蔣萬安後來說，自己從頭到尾沒有介入甄選，兒子的申請「符合資格、符合規定、符合程序」。 這些話本身當然不能成為免死金牌。因為政治人物說自己沒有介入，不代表社會就不能檢驗。 真正應該檢查的是：制度有沒有為他修改？ 資格有沒有為他放寬？ 甄選標準有沒有因為他的身分改變？ 其他學生有沒有因此少掉一個機會？ 如果有，把證據拿出來。 該追究就追究。 該負責就負責。 這才叫監督。 而不是看到結果之後，再一路往回推論： 「他錄取了，但是他是市長的兒子，所以一定有問題。」 他考上建中，所以是不是也該懷疑？ 他拿了市長獎，所以一定有背景？ 他參加童軍，所以一定是靠爸爸？ 甚至連家長在寒流期間送衣服到山上，都可以被解讀成「開外掛」。 事情走到這裡，就開始讓我覺得有點奇怪了。 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在檢查一個交換學生計畫，而是在重新審判一個孩子過去幾年的整段人生。 蔣得立投入童軍，也不是這次交換學生事件之後才突然出現的履歷。 師大附中國中部早在2022年2月16日，就已經把童軍團等服務表現列入特殊市長獎相關評選項目。 那個時候，蔣萬安甚至還不是台北市長。 他是在2022年12月25日才正式上任，蔣得立則是到了2023年夏天才進入師大附中。 所以，至少從時間上看，「為了市長的兒子而新增一套制度」這種說法，首先就必須面對這些時間點。 而且，這個孩子後來確實投入了童軍。他參加童軍三年，並通過俗稱「童軍高考」的高級考驗。 那不是去郊遊六天拍拍照就回家。 考驗期間要長時間住在營區，面對下雨、寒冷、搭帳篷、炊事，以及各種團隊與生活上的要求。 這些事情，爸爸可以開車送衣服。 爸爸可以在旁邊鼓勵。 爸爸甚至可以替他買單。 但有一件事情，爸爸沒有辦法替他完成：那六天的考驗，終究得由他自己撐過去。 背景可以幫你撐過六天的考驗嗎？ 背景可以替你忍受下雨、寒冷、自己炊事、自己生活嗎？ 背景可以代替你在童軍團裡待上三年嗎？ 背景可以坐進考場，替你把考卷寫完嗎？ 如果真的可以，那台灣政治圈、教育圈、企業圈，甚至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的圈子裡，有背景的人應該早就全部變成菁英了。 可是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我不是天真地認為「背景完全沒有影響」。 當然有。 一個孩子出生在什麼家庭，擁有什麼資源、資訊、人脈、教育環境，他能看到多少世界，本來就可能不一樣。 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假裝不存在。 問題是：「擁有資源，跟有沒有努力，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一個孩子可能比別人更有資源。 但他仍然需要努力。 他也可能真的優秀。 甚至，他可能原本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孩子，卻因為一次次被父母鼓勵走出舒適圈，慢慢把自己變得更好。 這幾種可能性，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保留？ 還是只要知道「爸爸是蔣萬安」，後面的所有答案就只剩下一個：「因為背景。」 今年6月，蔣得立因童軍等表現獲得「傑出表現市長獎」，而依照市長獎的制度，由市長親自頒獎；今年的市長，剛好就是他的父親蔣萬安。 這個畫面當然很容易引起瓜田李下的質疑。 我也不認為「爸爸是市長」這件事情，就可以叫大家閉嘴。 相反地，這種情況更需要把評選規則、推薦過程、相關程序交代清楚。 但請問：「我們到底是在檢驗評選制度，還是在因為得獎的人姓蔣，又剛好就是市長的兒子，就先判定這個獎沒有價值？」 這兩件事情不一樣。 如果評選過程真的有問題，就把問題說清楚。 如果有人動用政治力量，就把證據拿出來。 如果規則被改過，就把前後版本攤開來比較。 可是不能因為最後拿到獎的人是市長兒子，就倒過來認定： 「所以他的童軍表現一定不算數。」 那對其他真正參與童軍的孩子，又公平嗎？ 因為你今天說蔣得立的努力不能算數，明天是不是也可以說其他政治人物的小孩拿到的成績、獎項、學歷全部都要重新打折？ 再下一步，是不是只要父母是有頭有臉的人，孩子就不應該得獎？ 那我們究竟是在追求公平， 還是在創造另一種不公平？ 所以我其實很能理解蔣萬安那句話：「我們都希望對認真、努力付出的孩子給予鼓勵，也不希望讓他們失去追求夢想的權利。」 這不是政治人物就不能說。 因為在這件事情裡，他首先也是一個爸爸。 看到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自己決定想去看看世界，自己去參加甄選，最後真的錄取了。 父母會怎麼想？ 大概不會先想著政治學。 大概只是想：「孩子想去，那就讓他去吧。」 可是當這個孩子的爸爸是台北市長，普通家庭餐桌上的一句「去試試看」，突然就變成了政治事件。 蔣萬安最後又宣布，在和太太、兒子討論後，決定不領教育局原本提供的補助。 這個決定，我認為至少值得肯定它所釋放的訊息： 既然社會對公共資源有所疑慮，那就把這一塊爭議主動拿掉。 不是說「因為我兒子符合資格，所以你們誰都不能講」。 而是：「制度你們可以繼續查，我們也願意把能避免爭議的地方先處理掉。」 這並不能取代利益迴避制度的檢驗。 但至少，「不領補助」是一個具體的行動，而不是一句口號。 真正讓我在意的，反而是另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正在慢慢把一個孩子的人生，全部改寫成他的父親？ 他三年的童軍，是因為爸爸。 他的市長獎，是因為爸爸。 他的建中，是不是也因為爸爸？ 他的交換學生資格，是不是還是因為爸爸？ 甚至他在寒流裡面淋雨、搭帳篷、自己煮飯，也因為爸爸的一通電話送了衣服上山，於是這些努力全部變成了「特權」。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三年童軍。通過高級考驗。考上建中。又透過公開甄選取得交換學生資格。 我們大概會怎麼形容他？ 也許會說： 「這孩子很勇敢。」 「他願意走出舒適圈。」 「童軍讓他變得更獨立。」 「他想在高中之前先去看看世界。」 甚至，我們可能還會把他的故事寫成一篇勵志文章。 可是當他的爸爸叫蔣萬安，同一段人生，突然全部換了一套解讀方式。 這才是我真正覺得值得警惕的地方。 政治人物當然不能因為「是家長」就免受監督。 這一點，我從來不反對。 政治人物的家人如果取得公共資源，也不能因為是未成年人，就讓制度完全沒有檢驗。 這一點，我同樣不反對。 但是，保護一個孩子正常競爭的權利，也不等於替政治人物背書。 這兩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時存在。 我們可以說：「教育局，把程序全部公開。」 同時也可以說：「不要因為他的父親是市長，就預設這個孩子一定作弊。」 我們可以說：「利益迴避制度還需要檢視。」 同時也可以說：「孩子符合公開資格，就應該有參加競爭的權利。」 我們甚至可以說：「蔣萬安作為市長，應該接受比普通父母更嚴格的檢驗。」 但是，那個被檢驗的人，首先應該是掌權的大人，而不是拿孩子的人生履歷開刀。 我不知道蔣得立當初是不是看到學校公告之後，真的只是回家跟媽媽說：「我想去試試看。」 也不知道他當時究竟有沒有想那麼多政治問題。 我只知道，對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來說， 「我想去看看世界」， 本來可以是一件很單純的事。 如果他努力準備，通過甄選，那是他的成績。 如果制度真的為他開後門，那就把後門找出來。 如果沒有，那麼請不要因為他的父親是誰，就把他一路走來的努力全部歸零。 尤其我自己看童軍，更在意的其實不是他爸爸是誰。 我更想知道的是：這個孩子經過三年的童軍生活之後， 有沒有比三年前更勇敢？ 有沒有更獨立？ 有沒有學會合作？ 有沒有在很冷、很累、很想回家的時候， 告訴自己：「再撐一下。」 如果答案是有，那麼童軍教育就在他身上留下了真正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不是「市長獎」。不是「建中」。甚至也不是「交換學生」。 而是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點一點長出來的自己。 所以，我還是想問那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他不姓蔣，不是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兒子， 這還會是一則特權醜聞嗎？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平凡家庭的孩子， 我們是不是會說：「他放棄直升名校的機會，想先去看看世界。」 如果今天這個孩子在童軍裡面撐過六天的高級考驗， 我們是不是會說：「這孩子真的很有毅力。」 如果今天他因為童軍表現獲得學校推薦，我們是不是會說：「原來童軍真的可以讓孩子找到自己的舞台。」 可是只因為他的爸爸叫做蔣萬安，是現任台北市長， 同一段人生，就必須全部重新解讀。 這公平嗎？ 我不是在說蔣得立不能被檢驗。 恰恰相反。 我是在說，該被檢驗的，就好好檢驗。 制度有沒有問題，查制度。 公共資源有沒有被濫用，查公共資源。 利益迴避有沒有做好，查利益迴避。 政治人物有沒有介入，查政治人物。 該查的，一樣都不要少。 但如果查完之後，發現一切都符合規定， 那麼也請還給一個孩子最基本的公平：他的努力，可以是他的努力。 爸爸的政治身分是爸爸的人生。 孩子的成長，是孩子自己的人生。 父親可以接受最嚴格的政治檢驗，但沒有必要讓兒子陪著一起坐上被告席。 因為，監督權力，是民主的責任。 但懲罰一個孩子的出生，從來不是公平。 而一個孩子到底優不優秀，答案或許從來就不應該只寫在他的姓氏上。 更應該寫在——他自己走過的路。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林楚茵立委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一名四十八歲高姓男子在台北車站捷運月台等朋友，拿出筆電收聽自己購買的線上投資理財課程。只因螢幕出現「2戰區光合系統」幾個字，便遭一旁民眾側錄上網，懷疑是不是「共諜出任務」，並一路向警政署、刑事局、陸委會、移民署及調查局檢舉。事情還沒查清楚，國安大片已經先上映。某立委更表示，「光合輿情監控系統」被指為大陸進行大數據監測與情報蒐集的平台，「若屬實」就是嚴重國安問題；甚至進一步推演，台北車站人流、周邊設施與民眾活動軌跡，都可能成為戰時攻擊甚至癱瘓交通的參考資料。 一台筆電，幾個中文字，劇情就從「捷運月台等朋友」，一路演到「戰時癱瘓台北交通」。結果警方找到男子後，「國安諜報片」瞬間下檔。沒有共諜，沒有情報蒐集，也沒有癱瘓台北車站的秘密任務，所謂「2戰區光合系統」，竟然只是他所購買的線上投資理財課程內容。 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大概只是一場令人莞爾的國安烏龍，偏偏真正值得警惕的故事，現在才開始。因為當大家忙著慶幸「原來不是共諜」時，這套投資課程所呈現的語言與運作模式，反而無意間掀開了新一代投資詐騙與高風險吸金話術的一角：AI算力、節點、戰區、生態系、鏈上收益、複利機制、虛擬資產、USDT這些過去一般民眾可能連聽都沒聽過的科技名詞，如今正在成為投資市場最時髦，也可能最危險的包裝紙。 詐騙，正在進行自己的數位轉型。以前的騙子說「老師帶單」、「保證獲利」、「穩賺不賠」，現在民眾聽多了會怕，銀行看到異常匯款也會攔阻。於是詐騙者學聰明了。不說投資，改叫「AI算力」；不說會員，改叫「節點」；不說上下線，改成「戰區」；不說拉人頭，而是「建立生態」；不談利息，而說「算力收益」、「鏈上獎勵」與「複利機制」。 連錢都不再叫錢，而是Token、USDT與數位資產。換湯不換藥，卻因為換了一套科技辭典，突然顯得高深莫測，這才是今天詐騙治理最棘手的地方。 因為AI是真的，區塊鏈是真的，GPU算力市場是真的，虛擬資產也是真的。現代騙局最高明之處，已經不是從頭到尾說假話，而是拿九個真的科技名詞，拼出第十個未經驗證的財富神話，一般民眾聽不懂，反而更容易相信 ! 因為聽不懂，所以覺得對方專業；因為模式複雜，所以不敢質疑；因為大家一起上課、一起加入群組、一起討論「戰區」、「節點」與「生態」，便逐漸相信自己不是被推銷，而是在學習一門新科技。 這就是新型詐騙最令人不寒而慄之處。它不急著先騙你的錢，而是先改造你判斷金錢的方式。當一個人開始相信「別人反對，是因為他們不懂AI」；家人勸阻，是因為「傳統思維跟不上時代」；媒體提出質疑，是因為「舊金融體系害怕新科技」，那麼詐騙集團甚至不必再替自己辯護。 受害人會自己完成最後一道防火牆替騙局辯護 ! 於是，最危險的受害人不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詐騙」的人，而是明明知道詐騙很多，卻堅信：「別人的都是騙局，我這個是真正的新科技。」 這也凸顯政府現行反詐宣導可能正在追趕上一代犯罪。政府提醒「不要相信投資老師」，對方就改稱導師；政府提醒「不要加入陌生投資群組」，就改稱AI社群；政府警告「保證獲利就是詐騙」，對方就不保證獲利，而改成算力回饋、節點收益與動態複利。 政府忙著更新反詐圖卡，詐騙產業卻已經開始更新自己的語言模型。因此，未來反詐不能再只是教民眾背關鍵字，而必須改成辨識「數位素養、金融結構」能力。 不管它名稱叫AI、Web3、算力平台、量化交易、節點經濟還是區塊鏈生態，只要同時出現收益來源不透明、高報酬或穩定回報、複利誘惑、層級推薦、封閉社群、虛擬貨幣入金，以及不容易說明真正營業收入從哪裡來等特徵，就應該立即列為高風險投資模式。 政府更應建立金融監理、警政、銀行及虛擬資產服務業者之間的早期預警機制，追查異常招募、集中入金、虛擬幣轉移與多層次推廣，而不是永遠等到資金盤崩潰、被害人排隊報案，再開記者會宣布「破獲重大詐騙集團」。 這起台北車站事件最諷刺之處，就在於所有人一開始都盯錯了地方。大家看到「戰區」，怕共諜；看到「光合系統」，想到國安威脅。最後證明國安是烏龍，但那台筆電卻意外替台灣打開了另一扇更值得警戒的窗：詐騙已經不再只是躲在電話另一端，用破綻百出的話術叫你匯款；它可能穿著AI、區塊鏈與金融科技的西裝，坐進教室、直播間與線上課程，堂而皇之告訴你，這叫「下一個財富趨勢」。 真正值得政府追查的，不只是「2戰區」是不是戰區，而是這些新型投資模式裡的錢到底從哪裡來、最後又流到哪裡去。 共諜抓錯了，可以一笑置之。但如果一場國安烏龍已經意外讓新型吸金話術現形，政府還把它當成笑話看完散場，那下一次真正被「癱瘓」的，恐怕不是台北車站，而是一個又一個家庭的銀行帳戶，這才是這場烏龍最不該烏龍到底的地方！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媒體畫面截圖 【聚論壇張競評論】昨晚在臺北被幾位外籍朋友問到中國大陸解放軍將領張又俠與劉振立懲處案，問題聚焦在為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先解除其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職務以及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而其黨內懲處卻還不見動靜？ 其實由於中國大陸中央軍事委員會係採取黨政雙軌並行體制，基本上受懲處對象從被立案審查調查開始，其最終中箭落馬命運已經原則確認；亦都會立即中止其履行所有黨政軍職務，並且公開將其除名。後續則是依據黨政體系不同制度規範，依序完成所有人事懲處與調整程序。 就目前看來，張又俠與劉振立已經不在履行其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職務，但其黨紀處份則須由黨內中央軍事委員會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最終決定則是呈請黨內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審議追認。所以若是要在今年十月份所召開五中全會處理這兩名將領之黨內懲處案，基本上就必須在九月底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列入議程加以處理。 提問的外國朋友聽解說後，對於為何要如此講究程序十份輕視，但我特別提醒對於政治運作而言，若無程序正義即無實質正義；所以若要體制運作不受置疑與挑戰，符合程序正義依循章法辦事是最基本要求。 許多讓國際社會關注北京政壇脈動之政治觀察家與評論者跌破眼鏡的人事變化，只是因為打破傳統未曾依循慣例發展，但是絕對不會不去照章辦事。但是由於研究中共黨政專業社群人士經常輕視中共黨政白紙黑字遊戲規則，總是認為高層政治意志將凌駕一切，所以才會在解讀中共政情時屢屢失誤。 最後這幾位外國朋友問我，今年十月五中全會議程將會有何重點？我提出現行《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九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如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並且據以點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籌辦期程很長，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與選舉辦法都要經過審議，各方代表選舉過程亦將耗時甚久；因此今年十月五中全會，應該會通過明年秋天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案。 總而言之，判斷中國大陸黨政情勢、政壇脈動與政治進程，各項法條規章還是必讀資料，但是在臺灣凡事講求政治正確，一切都跟著感覺走之政治文化氛圍下，期待研究者認真落實基本功，其實是很不識時務啊！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