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深圳APEC官方網站 【論壇禾流專欄】今年5月在北京、9月在華府的川習峰會,是兩國元首的正式互訪,型塑兩強地位平等,並在長期性激烈的戰略競爭中,尋求階段性必要的戰略穩定關係。11月在深圳的「川習三會」則有所不同,時序在川普及共和黨期中選舉新敗之際,場域在中國大陸做為東道「一主多客」的APEC多邊領袖峰會。 美國期中選舉改變國會政治版圖,川普面對民主黨掌握國會多數,後半任期的主戰場,將從海外轉回國會。伊朗戰事需要體面收場,俄烏衝突需要尋找停火途徑,美中經貿爭端則需要取得向國內交代的具體成果。因此「川習三會」不只是外交行程,更是川普必須在政治資本受限的情況下,如何保住個人歷史評價,且不影響共和黨在2028總統勝選的機率,尋求政治轉圜的重要舞臺。 川習前兩次峰會,除了形成「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意向,在關稅、稀土、半導體、科技管制領域等結構性矛盾,進展有限。美國需要中國大陸市場、關鍵礦物及供應鏈合作;中國大陸則希望減輕關稅壓力、突破科技封鎖,爭取經濟轉型的時間。由於會談時間有限,川習三會更可能是繼續管控分歧、延長經貿休兵,探索兩強在安全通報與軍事避險上,能否提升至戰略層級。 雖早在2017年越南峴港APEC峰會,習近平、川普、普丁三人曾同時參加,但今年深圳APEC則是中美俄三方破天荒的首次元首峰會。外界有人聯想到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甚至揣測三強將重新劃分國際勢力範圍。 然而,美中俄各有不同戰略目標,彼此間存在深刻矛盾。美國希望控制核武風險、處理伊朗戰事;俄羅斯重視烏克蘭戰爭的政治安排;中國大陸則希望穩定大國關係,維持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倘欲稱「大國共治」,兩強已難,何況三方,同桌不代表同心。深圳峰會或可維護風險管控與有限交易的空間,卻難以形成共同治理世界的新秩序。事實上,大國爭霸比大國共治更為現實。 中國大陸選擇以深圳做為APEC非正式經濟領袖峰會的地點,自然有推銷「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用意,也藉各國領袖聚集的機會,展示深圳實際已從小漁村蛻變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APEC是臺灣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幾乎僅有且可以對等地位與各國領袖見面,以及政府不同層級交流互動的重要平臺,同時也是30多年來歷任政府接棒發揮經濟產業享有優勢的區塊,積極貢獻國際的舞臺。 我們面對目不暇給的國際強權領袖互動新聞報導,切莫忘記今年深圳APEC「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的主題,持續地支持並呵護我們難得的國際參與機會。 作者為淡江大學戰略所副教授、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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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財產申報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假如今天被翻出五十八萬餘元人民幣存款的,是柯志恩的先生,一句「十多年前的家庭理財」,能不能讓追問就此打住?這只是檢驗政治標準的假設,並非指他實際持有這筆存款。但把角色對調,問題就清楚了:同樣的說明,能不能接受同樣的檢驗? 難道存摺也有政黨辨識功能,換個主人,就從理財工具變成忠誠考卷?若真要檢驗雙重標準,方法應是要求每個人把事情說清楚,而不是讓自己支持的人少答幾題。 眼前真實發生的,是媒體報導台北市市議員侯漢廷翻出賴瑞隆二○一四年的財產申報資料。民間財產申報觀測站轉錄,其妻名下兩筆人民幣存款合計五十八萬三千餘元,當時折合新台幣約二百九十六萬元,占夫妻當時申報存款約九成八。 賴瑞隆及競選總部回應,這是妻子十多年前透過台灣銀行進行的家庭理財,後來已調整,早已不再持有人民幣。這項說明應完整呈現;但「理財」交代的是用途,「依法申報」交代的是申報程序,兩者都還不能完整回答資金如何形成、何時換匯與如何調整。 市民有理由期待更具體的說明:這筆人民幣的本金來自哪些合法所得或既有儲蓄?大約在什麼期間換入?是分次累積,還是由其他資產轉換?既然表示後來已調整,又是何時、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應以實際資料回答,而不是讓「家庭理財」四個字包辦整段過程。 當然,持有人民幣不等於賣台,存款比例高也不是犯罪證據。央行當年限制的是每日透過帳戶買賣人民幣的額度,並非累積存款只能有兩萬元。分次換匯就可能形成較高餘額。正因存在正常交易的可能,才更應釐清交易過程,而非讓懷疑代替證據,或讓一句回應代替全部說明。 「十二年前的舊資料」也不是停止討論的充分理由。舊資料不能冒充新交易,但公開申報本來就是供社會檢視;申報得早,不代表選民從此不能再問。候選人可以指出報導錯誤,也可以反駁不合理推論,卻仍應針對具體疑問作答。 接受公眾檢視,更不等於必須把配偶所有交易與個資攤在網路上。合理做法,是在遮蔽帳號及無關隱私後,提供與爭議相關的資金來源、換匯期間及後續處理摘要,必要時以可核對的資料佐證。讓說明足以查驗,才能真正回應疑慮。 假如同樣的問題落在柯志恩的 先生身上,也應採取這個標準:不憑幣別判定忠誠,不因黨籍放寬說明要求。對在野者不能先扣帽子,對執政黨候選人也不能只剩體諒。要求公開透明,總不能一遇到自己人,就突然只相信口頭保證。 賴瑞隆爭取的是市長職位,市民檢驗的便不只是申報表上的數字,還有他面對問題的態度。五十八萬人民幣可以是合法理財,卻不該成為一句「別做連連看」就停止說明的理由。把來源與過程講清楚,比反覆強調自己被抹黑,更能讓公開透明不只停在口號!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取自國民黨基隆市黨部 【聚論壇陳冠宇專欄】針對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童子瑋遭在野陣營公開指控碩士論文涉嫌抄襲,甚至被國民黨立委王鴻薇等人評為「林智堅2.0」,這起學術倫理風波不僅是單一候選人的誠信考驗,更對選情發展、政黨形象以及台灣選舉文化產生了多層面的影響。以下從政治誠信及選戰攻防等維度,探討此事件對選舉的意義。 政治誠信方面,在民主選舉中,候選人的個人誠信是選民託付權力的基礎。根據翟本喬等各界提出的比對資料,童子瑋2017年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被質疑與同門師兄羅卓傑的論文文字重合率達27.5%,甚至出現研究題目為「台灣四大電信業者」、內文卻出現「15家電信業者」的前後矛盾,以及基礎統計數據計算錯誤等疑點。國民黨立委林沛祥就質疑,若連碩士論文的研究數字與成果都無法交代清楚,未來的市政規劃、交通建設與財政預算又如何讓基隆市民相信? 在選戰中,學術論文的瑕疵,極易被轉化為對候選人「專業能力」與「行政誠信」的全面質疑。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前新竹市長林智堅的論文抄襲案曾引發巨大的政治風暴,不僅導致其退選,更對民進黨當年的整體選情造成了重創。此次在野黨將童子瑋定調為「林智堅第二」,喚起選民對2022年學倫風波的記憶。由於兩起案件同樣涉及「同校、同系所、同一指導教授」的師兄弟論文高度相似的情境,這種高度重疊的敘事框架,容易讓選民產生「歷史重演」的既視感。 對執政黨而言,這或許不僅是基隆單一選區的危機,更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考驗全黨在經歷2022年教訓後,是否真正建立了有效的危機處理與自我課責機制。 面對抄襲指控,童子瑋競選辦公室回應指出,依系統比對,其論文整體相似度為27%,低於海大部分系所現行的30%標準,而且論文完成於2017年,早於校方2021年全面實施的離校前比對制度,強調可受檢驗。這種攻防凸顯了台灣政壇對論文抄襲,在「後林智堅時代」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過去有些論文涉及了抄襲的情況,正遭受當代數位比對工具的回溯檢驗。對選民而言,重點往往不在於百分比是否低於當年的系所門檻,而是在於面對「內文與題目不符」、「數據對不起來」等具體細節時,能否給出合乎常理的解釋。 這一點要如何因應,特別值得童子瑋及其競選陣營思考。當然,後續不再回應也是一種回應,就看選民是否接受。 隨著國民黨基隆市黨部正式向海洋大學提出具名檢舉,校方表示若符合受理要件,審定流程約需兩個月。在選戰倒數的關鍵時刻,學術機構的正式審查往往緩不濟急,這使得選舉戰場被迫從「市政願景與政策辯論」,轉移至「個人論文細節的攻防」。這對選舉的深層意義在於:一方面,各政黨在提名階段必須建立更嚴格的排黑與學倫審查機制,避免因候選人的個人瑕疵拖累整體選情;另一方面,也考驗候選人在面對質疑時,是選擇以技術性數據防禦,還是以更透明、坦誠的態度直面公眾檢驗,而這最終都將反映在選民的選票抉擇上。 至於這次的論文抄襲風波,竟還傳出連論文致謝詞都與別人的論文致謝詞高度雷同,這也讓選民好奇:對自己論文的致謝詞是這種態度,對公共政策又會如何處理? 作者為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國民黨提供 【聚論壇「明」理專欄】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童子瑋的海洋大學碩士論文爆出抄襲疑雲,傳出比對文字相似度高達42%,甚至連感謝詞都被指整段搬,童子瑋陣營則以論文比對系統檢測為27%,低於海洋大學部分系所30%的標準回應。海大若遲遲不啟動學術倫理調查,這場論文抄襲恐將淪為選前的羅生門。 國民黨團公開要求海大進行調查,海大卻只表示將會「進行了解」再依校內程序處理,距離選舉投票不到十天,校方查證與否陷入兩難。去查,被說政治追殺;沒查,被說包庇綠營。但是,唯一能讓爭議終結,只剩握有審查權的海大。 林智堅2022年的「論文門」教訓猶在眼前,台灣大學與中華大學最後都將學位撤銷,社會記住的並非抄襲本身,還有校方審查透明與否,往往都成政治攻防焦點。對童子瑋而言,應該逐一交代被質疑的內容如何引用,而非只是丟出一個百分比;海大具體做法,應該迅速展開審查程序,只要能讓學術倫理回到專業判斷,就不必讓相似數字在政黨之間拔河。尤其,當政治人物爆發論文抄襲爭議最怕「以拖待變」,畢竟受傷的不只是當事人,也攸關能否真正選賢與能。在資訊不對稱的選戰之中,若讓公民帶著疑問進投票所,才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 童子瑋論文抄襲疑雲恐淪為羅生門,往往不在真相難以查明,而是有權查明的人是否大門緊閉,真相就只能尋尋覓覓。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張啟楷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林保淳專欄】張啟楷忍尿不住,於路旁草叢隨地便溺的事,我自己也曾做過,因為實在忍不住,又找不到可以方便的地方,只好就地「便宜行事」,因此,我不會苛責張啟楷。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雪山隧道剛通車時,因為隧道內出車禍,因此外面大排長龍,堵塞約3小時。有一女士,實在忍不住,因此便拿把雨傘遮掩,在道路旁也便宜行事起來。此事被路旁有心人士拍照存證,散發於網路,全台灣幾乎無人不罵,連衛生機關都加以裁罰。當時我是非常不平的,但因為事不關己,又還不習慣撰寫評論文字,就此沉默不語。至今還有點後悔。 我無意為張啟楷開脫,更不認為這樣的「便宜行事」就是對的;但是,人總也是有為難之處,張啟楷是不是當時身體狀況逼使他不得不選擇這樣的從權做法,我不敢說,但是,他既已道歉,而且也願接受最高的裁罰,那似乎也就不必大張旗鼓渲染,好像他犯了怎樣不可饒赦的滔天罪行一樣。 事實上,「人有三急」,類似的情況應該是不少的,無論是從生理或心理的角度來說,急迫性往往不是理性能控制的,我相信多數的男性多多少少都曾「偷偷」做過(例如登山時),問題只在有沒有發現而已,而未必誰就比誰的道德更高尚;與其責怪於難免犯錯的「人」,不如從「制度」上加以改進,或者列出可以容受的例外情況。當然,人也要心理準備,在出行時,先有可能遇上急迫時的準備,例如女性用的容器、男性用的夜壺――不過,千萬別相信網路上所說的寶特瓶,那是沒有經驗的人胡說亂道的。 作者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飛碟聯播網YT頻道截圖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雖然有點lag,但羅大佑唐湘龍那個專訪,我覺得蠻值得深入談一下。 此一訪談還引出了Doris(閃靈團長,大港開唱的共同創辦人)出來講話,她特別發臉文,強調大港開唱已經「幾年」沒有補助了「獨立經營、自負盈虧」。 「幾年」到底是幾年? 我好奇隨手查了一下,發現至少在2024年客委會還有補助大港開唱200萬的紀錄,這還不算國營事業的品牌合作等。既然如此(n=2),話其實不該說得那麼滿。 而羅大佑的原話,其實主要也不是針對大港開唱。 這又是另一個悲哀,大家去吵一些枝微末節,真正的大問題卻讓他們輕輕躲開。(有沒有生育的事情也是) 羅大佑唐湘龍他們在談的,其實是大家整體水準降低,然後這個水準降低的原因,是因為民進黨把這種文化的國家大計,當成選舉的工具。 避免大家被網上充斥的問A答B簡單帶偏了,相關段落的逐字稿我放在後面,相當值得一讀的。 看文字稿比用聽的更能一邊思考。 照例,請各位容許我講個古。 寫這一篇的初心,是因為看到閃靈的Doris跳出來,讓我想起了2006、07年的幾件往事。 每年二二八都會舉辦中樞紀念儀式,儀式中,照例都有「受難者或遺族代表致詞」。對受難者或遺族而言,那是一年一度,能在國家元首面前說出親人遭遇、提出疑問、表達訴求的機會,每年大家都是搶破頭要爭取。 二二八跟閃靈有什麼關係? 那是因為,偏偏到了2006年,殺老師的那位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主辦中樞儀式,卻以聽取年輕人心聲為由,改由閃靈的林昶佐以「臺灣新世代」的身分致詞,完全拿掉了受難者或遺族代表致詞的例行環節。 拙著《我聞二二八》紀錄了這件事,並放到更長的歷史中去觀察它的意義。早在2004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的選舉團隊就進入二二八基金會處理與牽手護台灣等選舉造勢的協調事宜。 這種堂而皇之拿國庫全額支應的基金會的團隊配合政黨選舉動員,放在今日,那可能就成了公益侵佔,但又可能因為他們是民進黨,所以沒關係。 後來發生的事情,可能Doris也還有印象。 當年為了「UN for Taiwan」(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選舉議程,行政院動支了第二預備金,部分靠年度預算、部分轉攤他政府機關的方式,湊了好幾千萬,做短片、買廣告、辦活動、印T恤,其中就有622萬是「閃靈樂團赴美巡迴演出(2007.7.12 - 9.15),推動參與聯合國國際文宣」。 由閃靈到美國巡迴演出的方法來宣傳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否合理、有沒有效(事實證明失敗了)、是不是明知下台前的最後一撈這都先不論。這整件事後來被監察院糾正,糾正案文與調查報告網路上都查得到(099教正0005)。 監察院說得也很好,政府要推動入聯,這並不是什麼急迫的事情,可從長計議,為什麼不能好好編在年度預算接受民意的事前審查?還有,閃靈赴美宣傳等項目,為什麼由新聞局國內處來執行動支?干他們的業務屁事? 當然,這些事跟Doris沒有關係,閃靈他們只是拿錢辦事的,不用管錢怎麼來、成敗也不用她負責;但他們有另一個身分是中華民國公民,這種違反預算法的事情,她還是可以知道一下。 再後來的事情,我之前已經講過了,2007年9月,林昶佐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分進入二二八基金會當董事。將近兩年的任期間,十五次董事會只出席了一次。 林昶佐唯一出席的那一場董事會,是該屆第六次董事會,開在2008年4月24日下午四點半。董事李桐圳病故未出席,李是以受難者代表的身份當的董事。李董事桐圳在該屆的每一次董事會,維持全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相較於林董事昶佐的幾乎掛蛋的出席率,我們應該要知道,在二二八受難者與遺族間,基金會董事,那是大家搶破頭的位置,是莫大的撫慰與莫大的責任。 當年為了把林昶佐捧成焦點,排開了所有擠破頭想要致詞的受難者與遺族,你們真的在乎二二八中受苦的人,還是更在乎二二八能不能作為你們的政治工具與提款機? 現在大家批評民進黨拿國產當黨產,其實具體而微當年早就在做了。 二二八基金會也好、新聞局也好、外交部也罷,都在幹同樣的事。拿二二八基金會來說,二二八條例明定基金會的宗旨是「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這些任務是人民給他們預算的理由,但民進黨的楊振隆當執行長,偏偏就可以自己定調「二二八的意義已經昇華為台灣主權獨立」,用公帑宣傳「二二八的本土專屬性」,拿公帑印製向全世界發送的會訊、以粗鄙字眼,辱罵時任總統的馬英九,也公審願意和國民黨接觸的受難者與遺族。 喂!給你錢是要你去促進族群融合、撫慰遺族,不是給你們攻擊政敵、推動台獨哎!你要攻擊政敵、推動台獨,要民進黨自己掏錢做啊! 但民進黨就可以拿國家的錢做,而且有辦法拿得心安理得。 或許也可以這麼說,民進黨這種做法,實際上正以自己的行為,證明了當年他們口中的威權政府所為根本沒有問題。 只是同樣一件事在他們眼裡,別人做就是「恩庇侍從」,他們做就是「扶植產業」。 沈伯洋也好、Doris也好,他們面對羅大佑的批評,不約而同都拿「多元」來辯護。 我特別想引一段Doris的原話: 「如今,流行、搖滾、電音、龐克、金屬、歌廳秀、喜劇、兒歌,都在同一片港邊。而這個宇宙最重要的,是每一個走進來的人,藝人也好、觀眾也好、工作夥伴也好,都有機會在這裡「長成自己的樣子」。每一年,我們也一定會邀請原住民、客家、台語,以及多元性別的藝人。生祥樂隊的客家歌、葛西瓦的原住民吟唱,今年李竺芯和變裝皇后妮妃雅同台,這些都是大港。台灣本來就是由這麼多族群、這麼多聲音組成的,大港只是把它放上舞台。」 為什麼要引這一段?因為我總覺得,Doris似乎是誤解了「多元」的意思。 一群人可以表面上穿著不同的衣服、唱著不同的曲風、擁有不同的族群與性別身分,卻共享十分接近的價值觀與利益,形成實質上的同溫層。 而我理解的多元,是百家爭鳴的那種。 羅大佑提出批評,Doris、沈伯洋出面反駁,連同雙方各自喜歡、不喜歡聽到的話,這整個,才構成多元。 多元從來不保證大家開開心心,更不保證自己的創作與主張得到理解。以及得到補助。 「尊重差異」真正受考驗的時候,是有人唱反調的時候。「長成自己的樣子」,是否也包括長成一個不認同你、不替你鼓掌的人? 例如,長成一個統派?長成一個重視傳統價值、重視婚姻神聖性的保守派? 很多人是把這些人打成「多元的敵人」,來圓自己邏輯上的無解漏洞。 如果所謂「多元」,最後只剩彼此欣賞、互相肯定、互相守護,那這份圈內的和樂的確值得珍惜,但和「同溫層」、「花花轎子人抬人」,其實難以做實質上的區別。 甚至和「反對多元」,都難以區別。 特別是當這樣主張的人,掌握權力的時候,把同溫層當成公共世界的邊界,還自以為「我可是多元」,那才是問題。 私人交往可以選擇同好,音樂會也可以有自己的風格,但當你開始決定誰代表臺灣文化、誰值得國家扶植「成為台灣該有的樣子」、公共資源應該分配給誰,問題就不只是你喜歡和什麼人一起玩了。 如果只有認同你和你認同的人,才有資格「長成自己的樣子」,那麼這種多元的邊界,哪怕你講得再天花亂墜,其實就是你的同溫層的邊界。 而那種真正能和你組成「多元」的人,則變成了「其餘人」、「雜質」。 我們可以回到羅大佑了。 其實羅大佑講的事情,不是什麼大港開唱水準高不高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水準降低的問題。 相關段落的逐字稿我放在文末,我讀起來,羅大佑要說的,是:我們怎麼可以只有這樣?我們這樣就覺得很厲害了?我們要和韓國、和世界一流的音樂產業碰撞競爭啊!我們要寫出傳唱二十年以上的歌詞啊!不要眼睛只看著政府補助,那個只是為了選舉啊! 我在聽這段專訪時,腦袋裡第一個蹦出來的,竟是拙著《究竟二二八》中提到的一則史料。 那是在光復初期,臺大校長羅宗洛和其他台籍教授之間的一段爭論。 光復了,日本籍的教授怎麼處理?羅宗洛認為學術是不分國界的,好的研究者應該留下,避免台大的學術水準降低。 但台籍教授反對:「寧可降低水準,也決不留日籍教授」 我當初看到這則史料是非常震撼的,特別在書中紀錄了這一則談話。 很多很多年以後,李敖在他的節目中、在面對台文與中文的問題上,也做出了類似的評論,李敖認為,我們(台灣)沒有時間等台文長大、慢慢長出好作品。 或許這些年,我們就是處於只能閉嘴等待某些人長大的過程吧。 這其實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該撕下自己的一部分,把已經建立好的東西推倒重練、等待新的東西慢慢長出來,整體的水準降低也在所不惜?還是就該抱著已經累積的東西繼續走下去?若要折衷,如何拿捏? 但看著陳慕義在那邊叫囂,說「在別人的地方講話客氣一點,這裡是台灣,這裡不是你的家」。 心裡想著,還要忍受這些人多久。 〈羅大佑、唐湘龍訪談逐字(節錄)〉 羅大佑:老實說,選舉對我來說倒是其次,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性格的改變,是很嚴重的事情。 唐湘龍:性格的改變? 羅大佑:性格的改變剛剛我講的不要臉的那個事情,像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文化部長,文化部長,小野嘛。大家都很熟,好朋友嘛。我就覺得說「哎,小野,你要晚節不保了哎!」 唐湘龍:很早就不保了好不好(笑)。 羅大佑:文化人最忌諱這個嘛。在我們那個年代因為小野出道跟我差不多時間,70年的時候,我77年〈閃亮的日子〉,跟念真吳念真,我們那時候寫幾首歌、寫幾本書、寫幾個劇本,怎麼敢講自己是「文化人」呢?「文化人」起碼二十年、三十年你專業的薰陶以後,你跟各種其他的因素、行業、社會現象結合在一起以後,你才能叫「文化人」。現在寫一兩本書、拍一兩個紀錄片,就可以叫文化人這個就是不・要・臉你就是專業、你就是創作而已嘛,你憑什麼講自己是文化人?上千個哎!我一看,這個兩本書、這個一本書、這個一個紀錄片,這個叫文化人啊?民進黨已經把臺灣的文化門檻降低很多,而且⋯⋯所以我說,文化水準降低的最後,就是民族性的一個墮落。文化人要求是很高的,你起碼要三十年、四十年在行業上面。今天羅大佑在圈子裡面就五十年,我勉強稱得上是文化人。湘龍在他這個media、journalist上面,也幾十年。 唐湘龍:四十年(笑),我都不敢(稱文化人)⋯⋯ 羅大佑:可以算的嘛!三年五年你好意思叫自己是文化人?就為了拿個輔助金、輔導金?這個就是不要臉嘛。整體創作人的水準降低,跟這種臉皮不要、就是整個民族水準的降低。我們的好朋友馬世芳,怎麼會變成這麼綠的呢?為了要一口飯吃嗎?欸,馬芳你不是這樣的人哎。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唐湘龍:我當然知道有很多人其實⋯⋯當然,有時候「相濡以沫」,那個圈子現在「錢從哪裡來」大家都知道嘛。 羅大佑:就為了錢嗎!?在以前的時代,在國民黨的時代還有校園民歌啊。現在,所有的演出,在高雄,你看,大的場子、漂亮的場子,都是韓國人的,自己的場子、自己人,到小港去大港開唱。什麼玩意嘛!我們那個年代,台灣的音樂不會比韓國差的!民進黨執政,就是整個水準降低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對的歌、好的歌,唱出來聽聽啊?有什麼歌詞留下來二十年?沒有嘛。整個水準在降低。所以我覺得不是選舉的問題,是為了選舉,那些人,把整個水準降那麼低,然後讓他們convince(改變對他人的心態、想法或認知)那些人,進到綠營的投票圈裡面去。我說藍營這些人,你們外省人,國民黨你們這些外圍的、這些本土的,再不覺醒的話,他們一路會殺到底的,跟毛澤東「反右」一樣殺到底,一路會被踩成「賤民」。一路一路,兩年一次,就是期中選舉⋯⋯中間嘛、總統選舉,一路會被踩成賤民。真的,這些人不會停,賴・清・德・不・會・停・的。不・會・停・的。 唐湘龍:是啊。 羅大佑:以上言論不代表飛碟廣播電台的。 唐湘龍:沒有沒有,我背書。我背書。 羅大佑:你「不副署」就行了(笑)。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百度百科 【論壇禾流專欄】因收到訪問學者邀請,筆者上學年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度過一段充實而緊湊的日子。除了未名湖的波光、博雅塔的倒影,以及圖書館前盛開的海棠,也有一些意外插曲。 某日中午,我在家園食堂端著餐盤找座位,突然聽見鄰桌學生抱怨:「我們教授上課可囉嗦了,唧唧歪歪的,講半天也不下課。」一旁女生隨即附和:「可不是嘛,動不動就拖堂。」我不禁停下腳步,在臺灣,「唧唧歪歪」通常帶有嫌人囉嗦、不乾脆的負面意味,但這些北大學生雖是抱怨,語氣卻透著幾分熟稔親暱,彷彿在數落自家嘮叨的長輩。同一個詞,隔了一道海峽,竟有了不同的溫度。 好奇之下我問他們,知不知道這是臺灣用語?大家紛紛搖頭,只說唸起來輕快好聽,連老師也常講。其實,大陸流行的臺灣用語還真不少,從大咖、吐槽、龜毛、抓狂、抓包、躺平、傻眼、小確幸、很機車,到碎碎念、來喬一下、拿香跟拜、事情大條了,都是我親身聽過的用法。甚至在廈門市人民政府,還看過「愛拚才會贏」的標語。對岸民眾未必知道這些詞來自臺灣,但用得自在、用得開心,不也挺好? 反觀臺灣,網路社群也早已充斥不少大陸流行語,例如網紅、吃貨、打臉、閨蜜、學霸、破防、社死、小鮮肉、高富帥、老司機、内捲、情緒價值、顏值擔當等。有些人卻將這種語言交流視為文化霸權入侵,擔心影響下一代,甚至上綱到中共統戰,將大陸用語貶稱為「支語」,網路上還出現專門糾正人家的「支語警察」。 其實大可不必如此緊張。語言流行往往是自然而然的文化現象,不是靠槍桿子、師長教誨或政府命令就能強迫形成。成千上萬的大陸用語,真正能在臺灣流傳的終究只有少數,正如淘金一般,經過使用者反覆篩選,留下的自然是好用、好懂、好傳播的詞彙。而且流行語也有賞味期限,過時了自然淘汰。如今還有多少人掛在嘴邊說「藍瘦香菇」(難受想哭)?又有多少人還想跳「科目三」? 更何況,大陸用語早已進入臺灣公共生活。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就常用「接地氣」形容政策貼近民意;力挺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的小水滴則期待聲勢「破圈」,匯聚成大洋流,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陸流行語。國人應該還是會接受他們的遣詞用字,而不會無聊到當成是「中共同路人」吧!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日前也表示,兩岸語言相同、詞彙互通本來不足為奇(例如英文與美語的字彙差異)。他自己是不會使用帶有歧視或貶義意味的「支語」,而且因為工作常看大陸資料,有時也會不自知地使用大陸用語,例如講「出台」政策而非台灣常用的「發布」。但如果雙方關係不好、一方不斷欺負另一方,語言的使用就會變成敏感問題。 對此,筆者認同一半。面對兩岸實力不對等與政治壓力,臺灣當然需要保持警覺;但真正值得關切的,不是自己用了多少大陸用語,而是有沒有足夠的文化底蘊去消化、轉化這些外來詞彙;甚至更進一步發揮軟實力,讓更多臺灣用語也能「反攻大陸」,風靡對岸。 友人旅台日本資深媒體人本田善彥曾在著作中觀察,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二、三十年間,電視台反而一窩蜂製作「日本好棒棒」的節目,藉由少數外國人的讚美與過往榮光,安慰國民的失落感。反倒是在經濟蓬勃發展的1960至1980年代,日本社會更願意接納外來觀念與批判性言論,甚至連批評日本的韓國著作,也能在知識界受到重視。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臺灣社會這幾年的氛圍和生態不也近乎如此?開放與國力往往相互呼應,國民愈有自信,愈能包容不同聲音與文化。臺灣人自許具有海洋精神,珍視多元價值,難道面對區區幾十個大陸流行語,就要如臨大敵、懷憂喪志?大陸人使用臺灣用語可以非常自在,而臺灣人使用大陸用語卻必須如此糾結,這又是什麼道理?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競選廣告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十一月十七日,賴瑞隆推出壓軸競選廣告,陳菊以當年爭取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歷史影像出現;至於她是否親赴選前之夜,目前仍屬傳聞。歷史畫面的運用,不等於拿病況催票,這條事實界線必須先說清楚,批判才不會變成另一種情緒操作。 然而,這則消息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仍在休養的陳菊,有一天出現在高雄市民面前,台下有人紅了眼眶,那份感動,應該由誰來解釋,又可以被拿來交換什麼? 市民不捨熟悉的「花媽」遭受病痛,懷念她走過的民主歲月,都是人之常情。陳菊今年因健康因素請辭監察院長,二月一日生效;她的康復值得祝福,個人意願與尊嚴也應受到尊重。 但慰問病人是一回事,選擇市長是另一回事。市民可以為陳菊落淚,卻沒有義務讓任何候選人替這滴眼淚指定投票方向。 陳菊若基於自主意願、在健康狀況允許下表達政治支持,那是她的權利。不能因為她生病,就否認她仍有政治意志;同樣不能因為她支持誰,就要求市民把對她的感情,連同選票一起移交。 賴瑞隆的新廣告串聯謝長廷、陳菊與陳其邁的施政,訴求市政接力,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競選選擇。但三十秒能剪接二十年的建設,剪接不出下一任市長的治理能力。前輩的政績可以介紹,不能自動轉帳成後輩的本事;市民對前任的肯定,也不是指定接班人的兌換券。 廣告強調「只有接力,才有未來」,這句話尤其值得推敲。政策需要延續,民主也保留換人的權利。城市建設由納稅人出資、公務體系執行,無數市民共同參與,不能最後都登記在某個政黨名下,再由政黨宣布下一位繼承人。接力棒可以交給同志,市長印信卻必須由選民決定。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政治團隊若把不捨加工成虧欠,把懷念包裝成投票義務,讓選民彷彿不支持指定人選,就是辜負前輩。走到這一步,致敬便成了催收,市民的善良則被當成一筆選前可以提領的政治存款。 倘若未來真有站台,更應避免讓病容、輪椅與復健中的身體,蓋過候選人應該回答的問題。交通安全如何改善?土地管理如何落實?長照人力從哪裡來?青年如何獲得足以安居的薪資?這些答案,不能請陳菊代答,也不能靠全場喊她一聲「花媽」就算交卷。 掌聲再響,危險路口不會自行改善;眼淚再多,照顧者肩上的重擔也不會因此減輕。候選人若要繼承光榮,就必須接受對治理成績與不足的完整檢驗,不能只認領歷史照片裡的掌聲,卻把現實生活中的追問留在畫面之外。 這條界線同樣約束在野者。沒有證據,就不應指控陳菊被迫站台,更不能嘲弄病況。拿病痛催票與拿病痛攻擊,都把一個人的尊嚴降成了選戰工具。 高雄人可以懷念陳菊,也可以對下一任市長提出不同選擇。感念過去,不必預支未來;祝福一位前輩,也不等於替她支持的人免試授權。 我們可以為陳菊紅了眼眶,卻不能閉上檢驗市政的眼睛。病者需要關懷,候選人必須受檢驗;至於選票,沒有任何人有權憑一場感動代為簽收!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合成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深圳的紅地毯即將迎接三位世界強人,也迎接三份難看的內政帳單。習近平面對消費疲弱,普丁背負戰爭消耗,川普則得收拾期中選舉敗北的殘局。 十一月十九日三人在APEC場邊同桌,台面上談世界和平,桌底下各有必須算清的利益。三強都想解套,誰的安全會被列入成本? 「兩層賽局」指出,領袖對外談判,也得對內交代。對外讓步若被國內算成認輸,協議就可能落空。加上地緣政治,深圳更是一場三角競逐:各方既想減輕自身壓力,也要避免另外兩方靠近,使自己失去議價位置。需要合作,不代表願意替對方解圍。 北京的難題,先得說準。十月消費品零售年增僅○.四%,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仍增四.八%。生產沒有停擺,消費卻顯疲態。經貿降溫有助穩定出口與投資。就地緣利益推演,中國也看重俄國提供的能源、陸上安全,以及分散美國戰略注意力的作用。俄美靠近,可能減少北京對莫斯科的影響力;承擔過多戰爭外溢成本,同樣傷及自身利益。合作有價值,代價也有上限。 普丁則要同時處理戰爭成本與對中依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指出,俄國在貿易、金融與相關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賴加深。對美接觸,因而可能成為莫斯科增加選擇的工具。然而,依賴越深,轉向的代價也越高。把一次握手看成俄國準備背棄中國,未免把外交想成換桌吃飯。 川普的算盤也不能只看笑容。民主黨將掌握兩院,新國會明年一月三日就任,涉及立法、預算的承諾將受牽制。若華府想藉俄美緩和減少兩面承壓,甚至牽制中國,就得提出足以抵銷俄國失去中國支持的條件。但拿歐洲安全壓價,可能傷害盟友信任;給不出可靠回報,「聯俄制中」便只剩標語。川普可以說國會不准他讓,對手也能反問:你的支票,國會肯兌現嗎? 核軍控更暴露三方利益的不對稱。美方希望把大陸納入談判,北京則主張美俄先削減龐大核武庫。大家都說要和平,爭的卻是誰先受約束、誰保留較多力量。坐在同一張桌子,不表示願意接受同一把尺。 這場三角賽局的關鍵,是合作能否比持續對抗更划算。美俄靠近,可能增加北京的警覺;中俄合作深化,也可能提高美國的拉攏成本。歐洲戰場、印太安全與科技供應鏈,因此可能被放進同一套議價盤算;但議題可以連結,讓步未必能等價交換。關稅能調,安全承諾一旦折價,信任未必補得回來。沒有誰能靠一場峰會,就把另外兩國的長期利益重新編排。 「重複賽局」則要求把承諾拆成可履行、可查核的步驟。共同聲明可以一夜寫成,信任不能靠合照量產。先交換有限讓步,再驗證對方是否照辦,才有繼續合作的基礎。 世界需要談判,但和平若只供領袖兌換聲望,代價卻由別人承擔,紅地毯再長,也遮不住帳單。深圳散場後,要問的仍是:當三個人都宣布贏了,誰輸在他們的勝利裡?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英偉達微博官網 【聚論壇王其專欄】AI教父黃仁勳涉及桃色風暴並且辭去輝達的職務,成全球新聞焦點,台灣媒體也跟進報導、分析、討論,甚或捕風捉影影射。有媒體人提醒,縱或有桃色糾紛,或是共諜疑慮,但不要忘了黃仁勳對台灣AI產業的貢獻,和努力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的點滴,台灣媒體對這位國際級的台灣之子報導分寸得拿捏好,不應隨外媒起舞。 輝達是全球人工智慧AI運算的骨幹,市值約4兆美元;但對台灣人來說,黃仁勳從來不只是一家美國科技公司的CEO。這位從從台灣走出來的孩子,花了33年,熬過幾次幾乎要公司倒閉的危機,才穿著黑皮衣,站上全球科技舞台的中央,穿梭在國際科技與政治圈,並且不斷回台灣吃路邊攤,幫台灣的市井小民搶攻國際媒體版面,形塑台灣的形象。台灣的股市不斷創新高,超過40000點,政府超收股市的稅收後普發現金,這些股市紅利來自台積電等科技業的貢獻,輝達更是功不可沒。台灣人不該感激台灣之子黃仁勳嗎? 今年3月,黃仁勳上 Lex Fridman 的節目,談到台積電時說:合作30年,生意做到幾百億、上千億美元,「我們沒有合約」。說完他補了一句:「Thats pretty great.」。他把這件事當成優點,互相信任,不用逐條談判。這種關係很珍貴,但它是兩個組織、兩組人花了30年磨出來的,不存在任何一份雙方文件上。 出身台灣的CEO,還是用這樣的台灣信任方式與台灣最有影響力企業在打交道。 《中國時報》上星期六的報導標題說,「黃仁勳辦公室只放台灣糖果 一票人看哭:台人最不該落井下石」。那是因為有人臉書發文聲援,分享一段輝達員工透露的辦公室小故事,黃仁勳桌上的木製盤子只擺放台灣糖果,讓人感動,直言「他的離職對台灣來說是重傷,我們應該給他更多溫暖」。 《聯合報》上星期的社論有一段話說:「黃仁勳對妻子不忠,損及自身和企業形象,他難辭其咎;但他是否出賣了輝達和美國AI科技的利益,則仍有待調查。對台灣而言,自不必見獵心喜,看到外媒指黃樂是中國間諜,就急著拿來炒作抗中,那就太過淺薄。畢竟,台灣半導體產業與輝達的關係千絲萬縷,黃仁勳若垮台,相關產業不會受到重挫嗎」?《聯合報》這正是最中肯的聲音。 但,台灣還有媒體標題聳動:「讓人早就不愛了?黃仁勳擁Lori跳舞片瘋傳 全程避看妻眾嘆:滿是敷衍」、「早就不愛了?黃仁勳夫婦共舞影片被翻 冷淡動作洩外遇端倪」、 「揭穿黃仁勳雙面人設!傳記作者曝他私下暴君真面目:狂飆高層1小時 」、「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外電報導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推測,或是片面解讀,但有台灣媒體為了網路流量而大量引述。 不只有些媒體只有看外媒或自己在台灣拍到的照片說故事,再用標題大酸黃仁勳,連台灣政治界、科技業和企業人士,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針對黃仁勳發出聲援聲音。是11月28日要選舉投票,時機太敏感了?或是不敢介入中美的科技戰爭?或是不想得罪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黃仁勳花了33年建立運算帝國,深信規則、技術實力與商業契約。但權力遊戲中有一個殘酷的真相,沒有政治保護傘的頂級戰略科技與財富,可能成為被瓜分的籌碼。黃仁勳私人關係引發的信任危機,延伸到國家安全調查、美中科技競爭與華府政治角力,內含川普的個人外交,這場國際政治與未來科技大戰,仍在往上燒中。 先看NVIDIA兩大重量級機構股東正式聯名致信給董事會。信中講得很白: 「面對近期的動盪,董事會千萬不要病急亂投醫、倉促找人取代黃仁勳。在所有事實水落石出前,必須保留所有選項,包含讓黃仁勳重返執行長大位」。有人說,看到這兩位大股東聯手信,總覺得有一種強烈的 OpenAI 既視感,它的執行長被開除5天後又回去了。 黃仁勳宣布辭職當天,川普在自己的社群平台發文,稱讚黃仁勳「做得非常出色」,並點名蘋果的庫克是接任輝達執行長的唯一人選。 科技媒體 TechCrunch報導,線上連署「Stand with Jensen」截至美西時間14日下午已經超過11.5 萬人。網站顯示,簽署者包括 5965 名輝達現任員工、1108 名前員工和 6萬3063名股東,訴求是「Jensen 應該得到正當程序,而不是暴民審判」。這其中包括第一時間聲援他的馬斯克。 台灣媒體應該深入分析追蹤,黃仁勳希望美國技術持續參與中國市場,有何商業邏輯?是否因為美國企業若完全退出,中國可能加速發展替代技術,美國也可能失去市場影響力?但對美國國安體系來說,先進AI晶片可能影響軍事、情報與未來國力? 有人形容,同一顆晶片,在企業家眼中是產品,在國安官員眼中,卻可能是戰略武器;甚至,美國政府自己,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白宮考慮產業投資與外交談判,商務部門要考慮出口管制,情報機構則擔心技術流失,國會議員還要回應選民與它自己的政黨立場;黃仁勳面對的,不只是一個美國政府,而是許多彼此制衡、互相衝突的權力中心。有媒體形容,這位台灣人先成為一個創造市場的人,現在反成了「被政治權力重新定價」的人,這是巨大的反差。這才是台灣媒體最應該告訴台灣人的故事。 黃仁勳花了33年,告訴全球如何相信AI的未來。如今,這位台灣之子卻必須面對一個比AI更難預測的世界,並且連AI都算不出答案。 對台灣而言,黃仁勳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國際媒體有立場,也有種族態度,甚至也參雜政黨因素,所以有些報導充滿偏見或有不實。一位媒體人提醒,台灣媒體在藍綠白選舉中充滿政治立場,碰到黃仁勳怎麼就沒有台灣人立場?新聞內容來自外電,可以保持中立,並忠於事實,但言論與分析應有台灣自己的立場,這才是台灣媒體該守住的原則。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