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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美國白宮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川習白宮二會落幕，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說，北京試圖進一步把台灣問題框進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但，北京在台灣議題上並未取得突破。 川普5月訪華後不到24小時，便強調不希望有人搞台獨、不想飛越9500英里去打一仗；140億美元軍售遲遲不批准、價值200億美元延遲交付的軍售，依舊「只聞樓梯響、不見貨到來」；台灣問題不早就框進了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裡了嗎？ 這樣的現狀，可是陸委會和台灣民眾想要維持的現狀？如此現狀，算不算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一環？ 且看中國外長王毅怎麼說。 王毅證實，川習白宮峰會，美中雙方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以便為中美探索大國相處之道，提供更明確的戰略指引。 王毅進一步解釋，「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咦？主權和領土完整，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這些，不都直指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嗎？怎麼能說台灣議題沒有框進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呢?台灣問題既然是中國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中國也多次反對台灣「倚美謀獨」，那麼，要想和美國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怎能不將台灣議題匡列其中呢? 王毅透露，「習近平主席闡明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中方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敦促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和兩國關係發展排除干擾」。誰說雙方沒有「交鋒」台灣問題 川普也公開承認，「我們沒有和習近平談太多台灣議題。目前情況還好，一切按部就班進行。習近平非常清楚我的看法」。 就算習近平在會談中對台灣議題「著墨甚多」，川普「謹慎以對」，但是，陸委會憑甚麼相信川普「沒談太多台灣議題」的說法？憑甚麼相信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美國對台政策不變」的說詞？又憑甚麼信賴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會前多次重申「對台政策不變」的言詞？ 天底下，唯一不變的，就是變！5月中旬川普訪華迄今，美國對台政策早已改變。改變，總在細微末節處開始，只是愚蠢的決策者假裝看不見罷了！ 再說，川普已經在社群發文證實，11月，他和習近平又將在中國（APEC領袖會議）會面，12月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G20峰會見面。川普說；「我們已取得許多成就，未來也會」。這話，難道不是暗示？ 美國期中選舉將在11月3日舉行，深圳APEC峰會預定日期則是11月18到19。如果美國期中選舉，川普輕騎過關，川習二人會不會在APEC峰會上，把台灣議題進一步綑綁到「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框架裡呢？ 眼下，川普有求於習近平的，遠多於習近平有求於川普的。那麼，11月3日美國期中選舉前，美國對台政策真不會在細微末節處進行微調？ 川普嘗謂，軍售是個很棒的談判籌碼！殊不知，對美中兩國而言，軍售議題、台灣問題，都是可資利用的談判籌碼呢！譬如，停止軍售換美國農牧產品進口？譬如，停止軍售換取放寬戰略性物資出口美國？ 譬如，更大膽的建議是，北京同意美方按現有規模繼續軍售台灣，但是，台灣向美軍購的每一塊錢，必須等值開放大陸交通、機械和資通信產品進口台灣！ 瞧！這不就把台灣問題綁進了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了嗎？既然，川普特重「交易的藝術」，也自詡為交易大師，那麼，別忘了，秘密協商和交易，也是大國外交常見的手段呢！ 很多時候，兩造不約而同的沉默，或是言簡意賅的背後，可能是更可怕的風暴呢！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教育部宣傳影片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 《魯冰花》修復重映，郭雲天老師又回到銀幕上。他看見貧困孩子古阿明的繪畫天賦，願意為他爭取機會，即使前方擋著僵化的教育體制與現實阻力。數十年過去，影像可以修復，那位願意替孩子挺身而出的老師，在今天的校園裡，還找得回來嗎？ 我曾在評論中追問，失聯的是否不只是電影裡的老師，還有讓老師相信教育的制度信任？ 所謂「找不回郭雲天」，並非否定今天仍有熱心教師，而是追問：當一位老師願意像他那樣付出，我們的教育環境，究竟會支持他，還是先教他如何自保？ 如今，教育部在教師節前推出《一百分的形狀》，以教師陪伴學生、透過陶藝理解差異的故事，傳達教育溫度。全教產卻批評，片中公開唱名成績、師生單獨相處與勾肩安慰等情節，放進現實校園，可能迎來申訴與調查，甚至諷為「引誘教師犯罪的恐怖片」。 一部老電影，讓人懷念敢為孩子爭取的老師；一部新宣傳片，卻讓教師擔心，照著做會不會需要寫報告。兩部電影之間，隔著數十年，竟也隔著一個政府始終沒有回答的問題：老師付出的熱情，誰來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魯冰花》當年拍的，本就是理想教師與不公平環境的衝突。因此，今天重看這部電影，不能只滿足於擦眼淚。我們更該問，教育改革走了這麼多年，是否減少了老師守護孩子時必須獨自承擔的代價？如果電影愈修愈清楚，教師的專業空間卻愈來愈模糊，所謂進步，究竟進步在哪裡？ 不妨想像，郭雲天走進今日校園，準備找一名受挫的孩子談談。談話在哪裡進行？如何兼顧隱私與安全？孩子是否願意？發生誤解時，誰協助釐清？這些本來都應有專業支持，不能只留給老師憑熱情闖關，再靠運氣平安。 法律分際也必須說清楚。念分數、個別談話或肢體安慰，不能一概等同犯罪；是否違法，須依具體事實與法定要件判斷。但「最後未必違法」，不代表過程沒有時間、情緒與名譽成本。教育部不能在宣傳時要求老師勇敢靠近，面對爭議時，卻只剩一句「請依規定辦理」。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溫馨敘事，容易把制度責任，改寫成教師的道德作業。輔導人力不足，老師多陪一點；家庭支持不夠，老師多愛一點；行政工作做不完，就把自己的生活再讓出一點。政府只要不斷歌頌奉獻，彷彿就能替資源缺口找到免費的填補材料。 於是，《一百分的形狀》可能教會孩子不必追求同一種標準，卻又替老師畫出另一種滿分輪廓：隨時有空、永遠有愛，承擔風險，還不能喊累。這樣的老師，在劇本裡很好安排，在現實裡卻很難長久。 當然，保障教師不能以削弱學生申訴權為代價，案件未成立，也不等於申訴必然出於惡意。政府應落實案件分流、證據判斷、合理時限與雙方陳述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調查，補足輔導人力及法律支持。公平的制度，應該讓受傷的孩子敢求助，也讓盡責的老師不必孤立無援。 教育部若真想敬師，就該讓電影之外的配套一起上場。關懷有可行的界線，付出有合理的負荷，爭議有公正的處理，老師才有餘裕把目光放回孩子身上。 電影《魯冰花》修復影像，宣傳片《一百分的形狀》描繪了理想；真正等待修復的，卻是讓好老師安心存在的教育環境。否則我們一邊在戲院懷念郭雲天，一邊在校園教會老師明哲保身，最後再由教育部出資，把失去的教育熱情重新拍回來。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川普總統臉書影片截圖 【聚論壇紐華客專欄】9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同美國總統川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在白宮舉行茶敘。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白宮通稿在總結習近平主席此次國事訪問時，以下面這句話收尾： This state visit showcased the strength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d America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made one thing unmistakable: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strongest when America leads from a position of power. 「此次國事訪問展示了美國的實力，推進了美國的經濟利益，並明確傳達了一個信息：當美國以實力地位發揮領導作用時，和平與繁榮最為穩固。」 這一表述與川普當日茶敘時確認的「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構成矛盾嗎？抑或揭示了中美雙方對這一共同框架，可能存在的不同理解？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9月26日總結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時，對「尊重、公平、對等」作出了進一步闡釋：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公平：意味著開展互利合作，協商處理分歧，不搞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單方面的絕對優勢。 對等：意味著兩國主權平等，沒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對等解決各自關切，平衡發展各領域合作。 （詳見9月26日發佈的新華社通稿《開闢大國相處正確之道 書寫中美關係歷史新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談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王毅外長的這番話應是對白宮表述的直接回應。將兩者並置，可以看到一種十分清晰的規範性張力：華盛頓仍然從「實力」與美國領導地位出發理解國際和平與秩序，而北京則努力以主權平等、互惠和對單方面優勢的克制來界定大國關係。 換言之，中美正在形成某種管理戰略競爭的共同語言，卻遠未形成共同的國際秩序觀。 雙方可以同時接受「戰略穩定」這一程序性框架，卻對支撐這種穩定的規範性基礎持有不同理解： 美國強調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leadership （以實力與領導力求和平），中國則強調stability through sovereign equality and reciprocal restraint （以主權平等與相互克制求穩定）。這種「程序性趨同」與「規範性分歧」並存的狀態，或許正是所謂「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最值得注意的內在張力之一。 中美已經從此前激烈的全面貿易對抗轉入一種尋求穩定但仍高度競爭的狀態。對於兩個存在深刻結構性競爭、同時擁有核武器並高度經濟相互依存的大國來說，能夠保持元首直接溝通、建立危機管理渠道、把部分競爭納入制度化框架，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外交成果。 這反映出中美關係正在尋找第三種模式： 1. 第一種模式：接觸（Engagement）。冷戰結束後持續數十年的模式。其基本假設是：不斷擴大貿易、投資和社會交流，最終能夠使中美關係走向融合。這一模式目前已基本結束。 2. 第二種模式：全面戰略競爭。2018 年以來日益顯現的模式：關稅、技術限制、供應鏈重組，以及在台灣、南海和地緣政治領域的競爭全面升級。但這種模式若無限升級，最終可能引發雙方都無法承受的經濟乃至軍事風險。 3. 第三種模式：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它並不要求雙方建立互信，也不要求消除戰略競爭，而是基於另一套邏輯：承認戰略競爭長期存在；承認無法輕易改變對方；通過元首外交確定政治邊界；通過制度化機制管理貿易、投資、AI 和安全問題；在可行領域選擇性合作；在台灣、技術和供應鏈等核心領域繼續競爭；同時全力阻止競爭演變為直接軍事衝突。 如果這一模式最終穩定下來，那麼「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就不再只是一句外交辭令，而可能成為中美關係從激烈戰略對抗，轉向「有制度化管理的長期競爭」的概念框架。 它意味著雙方至少在最高管理層面達成了一項共識：中美之間存在長期競爭，但是競爭本身不應自動導向全面經濟脫鈎、軍事對抗或兩國關係的徹底失控。 作者為美籍華裔學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民調抽樣所得到樣本，與母體不合，可不可以透過加權，調整校正？ 答案是可以。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所得等這些客觀變項，確實可以透過加權的方式，讓樣本的分配更接近母體。這就好比畫畫，畫出來的初稿，與模特兒有出入，畫家根據模特兒的身形比例、容貌特徵，修修改改，讓畫稿更接近模特兒的真實形象！ 加權調整樣本的客觀變項，有「資」可循。譬如，性別、年齡，可根據政部的人口統計資料，加權校正；教育程度可以依循全國教育統計，進行調整。 但是，涉及主觀意識的變項，諸如政黨傾向、對特定候選人的愛惡等，要根據甚麼樣的資料，進行加權校正呢？畫家可以描繪出模特兒的外在形象，卻無法畫出模特兒內心的想法！ 一般的做法是根據最近一次選舉投票的結果，進行校正。最近，某協會發表台北市長選舉的民調，樣本中，泛藍選民比例28.4%，白營選民5.4%，泛綠37.5%，中立選民28.7%。根據這樣本結構，蔣萬安僅以41.7%些微領先沈伯洋的40.5%。綠營士氣大振。 蔣萬安僅僅領先沈伯洋1.2%？這個數字，讓很多人無法接受。不少人認為，問題出在這份民調的樣本「太綠了」，樣本中選民的政黨傾向分配，不符合台北市真實狀況。如果，拿2024年總統大選三黨候選人的得票比例來進行校正，蔣萬安領先沈伯洋的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 不過，問題來了！ 前次選舉各政黨的得票比例，能真實反映選民的政黨傾向嗎？前次選舉的政黨得票比例，可以做為校正選後民調樣本的依據嗎？上次選舉，選民是因為支持特定政黨，才把選票投給該黨提名的候選人？還是因為純粹欣賞特定候選人，與候選人所屬政黨無關？ 以2024大選為例，有多少人因為柯文哲的個人魅力而選他？又有多少人是不喜歡侯友宜而選擇「跨黨跑票」？有多少人在同時舉行的立委選舉裡，選擇「分裂投票」？投給侯友宜、柯文哲的選民，今年一定會把票投給蔣萬安嗎？兩年前投給賴清德的人，一定會把對賴的支持轉嫁到沈伯洋身上嗎？ 換言之，用兩年前大選政黨得票比例校正樣本偏差，存在一定的風險！最麻煩的是，我們永遠不知道，樣本裡的客觀變項的分配誤差究竟有多大？ 樣本的客觀變項和母體對比，已有誤差，再用政黨得票比例去校正主觀的政黨傾向，究竟是讓樣本更接近母體？還是讓樣本與母體的「距離」，越來越大？何況，誰說有某些特徵和客觀變項的人，一定會有某種政治色彩？住在大同區、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一定是綠色選民？住在大安區、擁有碩士學位的外省老男人，一定會支持國民黨？ 民調究竟有無必要詢問受訪者的政黨傾向？生活經驗裡，我們通常不會向旁人透露自己的政黨傾向，而是經由日常談話、長期交往中，逐漸「察覺」對方的政黨傾向。那麼，民調過程，受訪者會把自己的政黨傾向誠實地告訴陌生的訪員嗎？受訪者不會說謊或刻意隱瞞自己真實的政黨傾向嗎？ 過往，人們擔心「老大哥」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著你我，因而對訪員說謊。今天，人們會不會因擔心個資外洩，遭到不同政黨傾向者的肉搜而說謊？甚至，擔憂電訪民調是詐騙，拒接陌生電話，拒答陌生人的問題。 那麼，民調裡的政黨傾向選項，還有意義嗎？詢問受訪者的政黨傾向，會不會產生引導效應？或是讓受訪者多了幾分警惕和防備？不問政黨傾向，也不問上次選舉投給誰，直接詢問受訪者支持誰，能否得到最直觀的答案呢！？ 民調氾濫，如何辨別值得參考的民調呢？ 說來有趣，2500多年前孔子的兩段話，依然有效！ 兩段話是這麼說的:「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聽其言而觀其行」。 2500多年後的2026，如果，一個從不做民調的協會，忽然做出了一份新北市選情的民調，逆勢槓上其他民調。兩個禮拜後，協會領導人又拿著蔣經國日記裡的一段話，拉幫結派、不求甚解地質疑候選人的DNA。一個禮拜後，在攜手大罷免的幕後金主兼台前要角，發表了沈伯洋即將超車蔣萬安的民調。按孔子所說，觀其所由，聽其言、觀其行，不覺得這是一場精心設計、劍指特定候選人的「系列廣告」(或是負面競選活動Negative Campaign )嗎？ 民調「主辦人」，用心可議，民調的出資人，過往行跡不甚光彩，這樣的民調，理應懷疑，不可輕信。 儘管，協助協會施行民調的業者說，他從來不會去過問資金來源，重點不在資金來源，而是民調是否由他設計與分析。 不過，素來享有公正之名的C雜誌，接受委託進行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時，也難逃扭曲偏頗的質疑。可見民調出資者背景，確實會影響民調的設計和分析的！何況，C雜誌的創辦人和雜誌本身的聲望和公信力，還遠超某業者呢！ 面對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五花八門的民調，最佳的策略就是兼聽、兼看、相信自己的選擇！想想，您會因為某份消費市場調查，改變您的消費行為嗎？您會因為市場調查顯示，多數人選擇藍色的小客車，您就變賣自個兒的白色轎車嗎？我們心裡明白，很多市場調查其實是變相的廣告！ 民主政治，重在獨立思考判斷，相信自己，別被別人的意見左右了！別被民調牽著鼻子走！特別是當民調成為廣告、負面競選活動的代名詞時！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翁佳音專欄】參加南海路學術會議，與教女聯名發表〈轉型正義的檔案文獻方法論 一個涉案者的發言〉，我列第二作者，是論文提供資料的報導人（informant）。有趣的是，Informant，字典通常翻譯為「線民」。 沒錯，老番也被促轉會在2021年指控是1980年代充當監視出獄政治犯、且領取五次報酬的第一名「線民」，就在退休前夕，一直到今天。控訴資料仍懸掛於網路上，雖未直接用真名，但透過「肉搜」即可知道是老番。好友說據他瞭解，促轉會的年輕成員認為「線民」是中性語詞，而且資料也沒直接寫線民實名，不算構成毀謗，所以不認為他們的「研究」有錯誤。 涉案真假，以及「線民」從臺灣人身心感覺是為否奇恥大辱，有機會再說。論文主旨在利用此案，提出調查局檔案的閱讀與考證，以及研究者光靠調查局單方面「白紙黑字」資料，走捷徑避開再傳喚尚活著的調局查局相關人員進行交叉詢問（現行法律沒強制他們得接受質詢），便相信檔案文字是官方權威事實。這是犯了初級考證方法的錯誤。 更糟糕的是，本案「線民」被詢問時，出現嚴重的資訊不對等。促轉會雖讓老番到該臨時機關看自己涉案的部分文件（卻無領錢記載），但年輕研究員在「訪問（或質詢）」，並未提及或提交「五次領錢」的證據資料，竟在老番不知情的狀況下利用雞同鴨講的「口供」對外宣稱老番領取部分金錢。兩年（2023）後，老番於某研討會上又聽他們說我領錢證據確鑿，並言其他沒看過檔案的人無資格評論。老番也在此時才知道促轉會於兩年前已在媒體公布此案訊息，也才知為何「經濟學人」會直接找上老番來訪問的原因。 老番事後拜託友人請教促轉會年輕研究員，所謂的「領取金錢酬勞」的文件出處，我好做有對象的澄清。回答竟是要我自己去檔案局看，檔案局！各情報機關交付的資料成千上萬，那我豈不是海底撈針？幸虧老番有研究與教授現代史的親朋學生，他們用可檢索的方式幫我找出「我被監控監聽的數筆檔案」，但還是看不到領錢的單據。折騰很長時間後，終於得知資料在「被監控人檔案」中，但我必須得「被監控人」的書面同意才能調閱。我多次央請老大兼好友的被監控人同意我看。但他一直認為調查機關的問題性，以及強調我們不去追問調查機關的不義，卻陷入這個機構提供的「文獻」做無謂內耗。多次央求不得，據說還讓檔案相關高層最後決定「涉案者」也有權調閱相關資料。今年，老番終於看到了。 原來所謂的五次領取兩千到五千的酬勞證據確鑿單據，是調查人員的申請「擬辦單」。這在我所知的歷史學證據論上，是不及格的，還得呈交其他執行與收受證據，不然不能說是蓋棺論定的證據。但回到政治社會與媒體生態圈，這樣證據及格否，我就無法瞭解了。所以論文中先提出一些提醒利用調查局檔案應如何妥善處理問題，以及提到老番五、六年來受切香腸式的身心折磨，幸虧還有歷史界親朋幫忙（儘管到現在還是信者恆信）能看到文獻有資格發言。其他調查員設局的「線民」，若有冤屈，要如何？ 老番的歷史學，比較喜歡講無權力發聲者或動植物之史。看來，此案正迫使老番再回到現代史路上。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著有《解碼臺灣史1550-1720》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沈伯洋立委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幾個月前，民進黨面對台北市長提名，最大的問題甚至還不是「誰能打贏蔣萬安」，而是「誰願意下場」。 現任市長挾執政優勢尋求連任，藍營基本盤穩固，首都又向來是民進黨艱困選區，這場選舉一度像是一張大家都知道答案的考卷。 沒想到沈伯洋披掛上陣後，最新一份民調竟顯示，蔣萬安支持度41.7%，沈伯洋40.5%，兩人只差1.2個百分點。 一個原本被視為「陪榜」的候選人，短短幾個月竟然逼近現任市長；一場原本乏人問津的選戰，也突然被形容成「洋流席捲台北」。 問題因此不只是沈伯洋到底有多強，而是：台北市民的政治選擇真的在如此短時間內產生如此劇烈變化嗎？ 首先必須把這份民調本身看清楚。調查於9月16日至18日完成1076份有效樣本，其中住宅電話752份、行動電話324份，採雙架構抽樣，並依性別、戶籍行政區、年齡及教育程度進行加權；在95%信心水準下，最大抽樣誤差為正負3個百分點。換言之，蔣萬安與沈伯洋相差1.2個百分點，本來就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這份民調真正能說明的是「兩人支持度在此次調查中相當接近」，而不是精確證明沈伯洋只落後1.2%。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把1076份樣本再切成12個行政區，有些區域樣本甚至不到100人。也因此才會出現大同區似乎藍大於綠、大安區反而綠大於藍這類與傳統政治版圖不完全一致的結果。已有評論直接指出，這些分區數字最大的問題就是樣本數不足，行政區層級的抽樣誤差會比全市整體結果更大。 這就形成一個有趣的政治傳播現象：統計學說「請小心解讀」，新聞標題卻可能已經寫成「五五波」；研究方法還在提醒誤差，政治宣傳便已經開始乘風破浪。 這未必意味著有人「做」出這份民調。就目前公開方法而言，沒有足夠證據可以指稱抽樣遭到人為操縱。調查公開了市話與手機抽樣來源、隨機跳號方式以及raking加權程序，這些都是可以接受檢驗的方法。 然而，民調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從來不只有「數字是不是假的」，還包括「數字如何被使用」。 一份民調可以是真實完成的，但政治人物可以挑其中最有利的一項宣傳；一份統計可以符合抽樣程序，但媒體可以把誤差範圍內的差距包裝成驚天逆轉；一個行政區只有數十個樣本，也可能被寫成「傳統藍區翻綠」。到了最後，選民看到的不是民調，而是經過政治傳播加工之後的「民調故事」。 這也是此次「洋流」現象最值得觀察之處。沈伯洋的聲勢上升並非完全沒有基礎。民進黨中央明顯加大資源投入，候選人的形象、議題與競選語言也開始從國安、認知戰等全國性政治議題，轉向交通、育兒、青年與城市治理。當一個原本高度政治化的候選人開始努力把自己重新包裝成「市政型候選人」，自然有可能擴大接觸面。 問題是，「有聲勢」與「已經追平」仍是兩件不同的事。 另一個數字尤其值得玩味。同一份調查中，若問受訪者「誰比較可能當選」，57.8%認為蔣萬安當選機會較大，只有21.3%認為沈伯洋較大。也就是說，支持度看似只差1.2個百分點，但市民對選舉結果的主觀判斷卻存在巨大落差。 這個矛盾至少提醒我們：一次支持度調查所測量到的政治情緒，未必等於穩定的投票結構。 對民進黨而言，這份民調當然具有高度戰略價值。原本找不到人願意跳下去的選戰，如今突然有了「可以一戰」的敘事；原本只是守住基本盤的候選人，瞬間被塑造成可能挑戰現任市長的黑馬。只要這種「洋流」印象形成，黨公職願意站台、地方組織願意動員、支持者願意捐款，媒體也會增加曝光。民調於是可能產生一種自我強化效果：不是因為民調一定預測了選舉，而是民調本身開始改變選舉。這才是此次民調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政治最有趣的地方，有時不是數字告訴我們什麼，而是大家希望那個數字告訴我們什麼。 沈伯洋是不是真的已經掀起足以改變台北市選局的「洋流」？現在還不能下結論。比較可靠的方法，不是追著一份民調跑，而是觀察未來數週不同機構、不同抽樣方式的結果是否持續收斂。如果接下來多家民調都呈現相似的差距，那才代表台北選舉的結構可能真的改變；反之，如果只有少數調查出現如此接近的結果，那麼今天大家看到的或許不是一股席捲台北的洋流，而只是一陣被政治與媒體共同放大的浪花。 畢竟，選舉可以造勢，民調可以造浪；但最後決定潮水往哪裡走的，仍然是投票箱！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總統府新聞稿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賴清德在美籍特首(或曰監軍)谷立言的見證下，宣布邀集21個國家的政府、團體與機構，成立「世界災害管理聯盟」（WADM），期望台灣能成為跨國防災協作的中樞。賴強調，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推動國際組織參與的重要突破。 WADM大概是全球絕無僅有、最怪異的「準國際組織」了！ 聯盟的發起者——臺灣，本身並不具備全球多數國家認可的「主權國家」身分。而11個「會員國」全是台灣現有的友邦國家:史瓦帝尼、馬紹爾群島、帛琉、吐瓦魯、貝里斯、瓜地馬拉、海地、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聖露西亞、聖文森。這11個邦交國，小國寡民、經濟發展遲緩、防災救災科技低落，工商業落後。 反倒是聯盟的「觀察員」都是來自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荷蘭、波蘭、土耳其等發達國家的防災機構與團體。形成「觀察員」比「會員國」更具資格的怪現象！ 按民進黨的「外交行事」風格和軌跡，WADM的組成，一切相關費用，大概率是是由台灣埋單。至於那些來自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荷蘭、波蘭、土耳其等地的民間或半官方防災機構與團體的「觀察員們」，應該也無須出錢，而是用它們的「品牌」和「外交市場價值」，交換台灣當局的「慷慨」。 「國步」維艱，我們並不反對政府當局用創新思維，另起爐灶，布置外交網絡，也不反對「要喝牛奶便決定自己養牛」。只不過，聽到賴清德說明成立WADM的初衷後，我們很懷疑，WADM這頭牛，究竟是乳牛？還是肉牛？或者，根本就是大國博弈桌上的一塊牛排？ 據說，WADM將推動聯合訓練、聯合演練、相互支援及資訊分享，串聯災前預警、災中應變與災後復原，讓台灣成為跨國防災協作的中樞。 姑且信之。容我們提幾道問題，就教於WADM計畫的「發想人」和「最高決策者」: 一，8月26日，因氣候暖化及喜瑪拉雅山融冰，中國和尼泊爾邊界，爆世紀大洪災，迄今已有1400人罹難，6500人失蹤。請問，面對如此災難，WADM發起者和11個會員國，哪一個有救災救援能力？ 二、氣候暖化、海面上升，WADM的會員國吐瓦魯，已經面臨「國土滅絕」的威脅。請問，WADM可有化解吐瓦魯陸沉災難的解決方案？台灣可能派出防災、救災部隊進駐吐瓦魯嗎？ 三，WADM會員國，多有島嶼國家，無論爆發海嘯、海難或是陸沉，台灣真能成為跨國防災協作中樞？ 四，2021年海地共和國總統摩伊仕遇刺後，迄今動盪不安，黑幫橫行，其間，又遭到地震侵襲，試問，若海地再次發生大地震，台灣可有能力將救援部隊千里迢迢地送到災難現場？ 五，會員國史瓦帝尼是全球愛滋病患者人數最多、人口占比也高居全情第一。史瓦帝尼係絕對專制王權國家，王室窮奢極侈，民生經濟匱乏，人心思變，一旦爆發政變動亂，或是愛滋病大傳染，WADM會員國和觀察員是否會介入人道救援？台灣和史瓦帝尼無直航班機，遇有緊急情況，如何救災？如何撤僑？ 六，台灣和11個WADM會員國，相隔千萬里，救災救難，必須遠渡重洋，極容易錯過救援救難的黃金72小時。那麼，台灣如何成為WADM防災救災的協調中樞？虛擬的嗎？還是AI中樞？ 如何聯合訓練、演練？遠距視頻嗎？ 七，台灣孤懸西太平洋，四面環海，地處地震帶，近年飽受颱風、暴雨、土石流、洪水威脅，加上頻繁的地震、海難，以及鄰國覬覦台灣近海的專屬漁業區海洋資源，中央地方齟齬不斷，連自個兒的災害管理能力，都嫌不足，如何還能糾集防災救災能力遠不如我的國家，組成「世界災害管理聯盟」？ 八，台灣與大陸，一海之隔，金馬地區離大陸的距離，更近於與台灣本島的距離，一旦台灣海峽、金廈海域、兩馬海域，有事有難，無論是商船漁船郵輪的船難，還是海上汙染事件、地震海嘯、兩岸不須合作？兩岸平日無須聯合訓練演練，災難來時，兩岸是合作無間？還是各自飛？ 問題清單還很長，倡議WADM的有關單位若無法針對上述8個問題，提出合理且令人信服的答案，那麼，我們可以合理而大膽地推論：WADM又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機構!是自甘為大國博弈桌上的那塊牛排！ 想喝牛奶，買就是了！何必自個兒養頭牛?買牛奶，可以買到不同品牌的牛奶，養頭牛，還不見的養得活呢！ 當然啦！政客想的和我們不一樣！買牛奶，花錢，不賺錢！養頭牛，不賺錢，卻可名正言順的A錢！就算是自願當牛排，又怎樣？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陳其邁市長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陳其邁近日以《高雄，緊緊緊！2314天極限轉型》回顧六年施政，台積電、半導體S廊帶、輕軌成圓、演唱會經濟，一項項確實讓高雄的城市能見度大幅提升。問題是，一座城市的「轉型成功」，究竟應該看新聞畫面有多漂亮，還是看住在裡面的人，日子有沒有因此變得比較好？ 高雄六年的問題，恐怕不是沒有政績，而是宏觀轉型跑得很快，微觀生活卻還在後面追趕。 第一道落差，是產業升級與居住負擔。內政部資料顯示，今年第一季高雄房價所得比9.35倍，房貸負擔率40.9%。也就是說，一個家庭即使不吃不喝，也得累積九年多所得才相當於一戶住宅價格。 半導體來了當然值得高興，但「台積電來高雄」與「高雄青年買得起房」從來不是同一件事。當產業利多先反映在土地與房價，薪資卻追不上資產價格，所謂黃金十年，很可能先黃金了土地，卻沒有黃金年輕人的生活。 第二道落差，是空氣品質改善，卻還沒有改善到可以畢業。環境部資料顯示，高雄2025年PM2.5手動監測年平均濃度為15.6微克，空品良率86.8%，確實較過去進步；但同年全國PM2.5平均僅12.8微克，高雄依然高於全國水準。 因此「空污改善」值得肯定，「空污問題已經解決」卻是完全不同的命題。高雄承擔重工業、港區與能源產業數十年的環境成本，市民要的恐怕不是一張「比以前好」的成績單，而是何時真正追上全國平均。 第三，道路安全也出現相同情況。高雄市政府公布，2025年全市交通事故3萬5633件，30日內死亡307人，雖然較2019年減少44人，確實呈現改善；但一年仍有三百多條生命消失在道路上。 輕軌可以成圓，捷運可以延伸，但是如果每天騎機車、過馬路仍是一場風險測試，那麼交通建設完成多少公里，與市民真正感受到的交通安全，依然是兩回事。 第四，青年政策與產業轉型之間，同樣沒有完全接軌。審計部2024年度高雄市決算審核直接指出，青年創業發展基金財源籌措能力有限；「雄校聯」青創空間整體閒置率接近五成；部分青年計畫過度集中在在學青年，對未在學及長期失業青年提供的協助仍然不足。 這正是一記很現實的提醒：市府可以把高雄包裝成科技人才基地，但是不能只照顧已經進入大學、已經站在產業入口的人。那些沒有名校學歷、沒有科技背景、長期失業的青年，才真正考驗一座城市有沒有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第五，重大建設不是只有剪綵，也有帳單。審計部2025年度報告指出，高雄持續推動捷運建設，但是地方配合款龐大，以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借款籌資所產生的利息，已形成「實質財政壓力」；土地聯合開發收益挹注償債的速度又相對緩慢。 這當然不是說捷運不應該蓋，而是公共建設不能永遠只問「蓋不蓋」，也應問「怎麼付」。今天剪綵的是市長，明天繳利息的卻是市民；如果一項建設只計算政治收益、不計算長期財務成本，那就不是完整的城市治理。 第六，市府說要「照顧每一位市民」，長照制度卻仍存在看不見的裂縫。審計部指出，高雄住宿式長照服務補助雖逐步放寬，但權管機關與審核資訊系統尚未充分整合，管理系統也缺乏大數據分析與明確績效指標。 換句話說，政府有發補助，不代表制度已經接住老人。真正的高齡友善，不應只是匯多少錢進帳戶，而是老人需要服務時找不找得到人、走不走得到醫院、坐不坐得上車。老人政策不能只有「領得到」，還要做到「行得通」。 第七，建設愈多，工程治理反而愈應該嚴格。但審計部2025年度報告指出，高雄營建剩餘土石方的後端去化仍有部分未納入自治法規，載運車輛GPS追蹤未完全落實，處理場稽查亦缺乏完整作業標準，甚至增加公共設施養護成本及環境污染風險。 另一份審計資料更指出，對遭盜濫採土石形成的坑洞，仍有處分期間冗長、巡查紀錄不完整、部分坑洞未納入有效列管等問題。 這才是「大建設時代」最容易被漂亮簡報掩蓋的另一面：工程愈多、砂石愈多、廢土愈多，治理能力若沒有同步升級，城市建設愈快，留下的環境帳單也可能愈厚。 所以，《2314天極限轉型》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陳其邁有沒有做事」。台積電來了、捷運蓋了、空污下降了、城市能見度提高了，這些都是可以檢驗的成果。 問題恰恰是：做了這麼多之後，高雄人的生活究竟改善到哪裡？台積電來了，青年買得起房嗎？空品改善了，為何仍高於全國平均？捷運愈蓋愈多，財政能不能長期承受？AI與智慧治理講得愈先進，為何一年仍有三百多人會死在道路上？青年政策很多，為何青創空間還會出現近五成閒置？高齡福利增加了，制度真的接住每一位需要照顧的老人嗎？重大建設一路向前，土石方、工程監督與環境治理有沒有同步跟上？ 高雄六年確實變了。但是真正成熟的城市，不應該只用「變很多」證明治理成功，而應證明那些改變最後真的進入普通人的生活。否則，城市的天際線愈來愈漂亮、演唱會燈光愈來愈亮、招商數字愈來愈大，最後卻可能形成最反諷的一幅畫面：高雄已經完成「極限轉型」，高雄人的生活卻還在排隊等著升級！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為內政部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科技執法、區間測速與交通罰單，近年已成交通治理的重要民怨來源之一。二○二六年相關報導指出，交通違規罰鍰件數與金額持續攀升，社會卻仍質疑道路安全改善是否與開罰幅度相稱。更荒謬的是，甚至曾出現駕駛擔心科技執法取締，不敢跨越停止線避讓救護車的案例。當人民開始害怕相機甚於害怕事故，政府就該問：究竟是在治理交通，還是在治理罰單？ 好的交通治理，是讓人民不容易犯錯；最廉價的交通治理，卻是先把道路設計錯，再架一台相機等人民犯錯。交通治理講究Engineering工程、Education教育與Enforcement執法。問題是，三個E裡，哪一個最好做？ 重新改善一個危險的路口，要會勘、規畫、施工，還可能面對地方反彈；重新檢討速限，要分析道路幾何、車流與事故型態；交通教育更要長期投入。相比之下，架設科技執法設備最簡單，二十四小時自動運作，還能立即產生漂亮的「執法數字」。 於是最需要治理能力的Engineering，反而成為最慢的一環；最容易製造KPI的Enforcement，卻一路向前衝。 這並非反對科技執法。真正科學的科技執法，本來就應設於事故風險明確、工程手段仍不足以改善的地點。問題在於，如果一個路口每天都有大量駕駛犯同樣的錯，政府第一個問題不該只是「要不要再加一支相機」，而應先問：是不是標線不清？車道突然縮減？號誌配置不合理？速限與道路環境脫節？ 如果一千個人在同一處跌倒，正常治理應該先檢查地板，而不是等第一千零一個人跌倒後開罰。 更諷刺的是，警政署今年一月已公開提出「工程改善先行」原則，強調危險路段應先改善道路設施，再視需要設置測速設備。這其實已說明：科技執法應該是最後一道防線，而不是道路工程失敗後的第一個答案。 政府當然可以要求人民守法，但政府也有責任讓道路「容易守法」。未來真正值得公開的KPI，不該只是開出多少張罰單，而應是事故黑點減少多少、死亡重傷下降多少、工程改善多少，以及改善後有多少科技執法設備可以功成身退。 否則所謂智慧交通，最後恐怕只剩下一種最廉價的智慧：道路出了問題，不必思考道路設計及工程；架一台相機，就能把政府的問題變成人民的罰單！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報告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NCC進入低度運作後，台灣有線電視的未來也不太引起注意。美國最近有新聞報導說，5000萬的訂戶這個數字可能就是下限，台灣呢？有線電視戶數會再探底嗎？10年掉了近百萬戶，台灣有線電視有可能止跌嗎？ 來自美國的報導說，有線電視產業目前約有6200萬名訂戶，2016年曾擁有1 億訂戶，這些事實都顯示付費電視經歷了多麼嚴重的打擊，5000萬的訂戶這個數字可能就是下限。若付費電視訂戶數最終止跌，那麼14年內下滑50%也可能被視為好消息。 在台灣呢？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資料，2016年6月底全台有線電視總訂戶數為514萬戶，普及率約60.52%；到了2026年第一季，有線電視訂戶數約為 425.4萬戶，普及率約為 43.01%。10年掉了將近百萬戶，這段期間，台灣的家庭戶數還在成長，但訂有線電視的越來越少。 再看看有線電視價值，2010年前後，富邦集團透過大富媒體與台灣大哥大相收購凱擘有線電視時，總交易金額介於568億至640億元之間。第二大的中嘉，則在10年後的2019年交易，價格約515億元。如今物換星移，凱擘或中嘉如果未來有交易，價格恐怕都往下降了。因為最近黨政軍條款在立法院修正，燃起小小交易的希望，不過卻因為行政院不副署，也就暫時沒有再談了，何況NCC委員在今年8月唱空城補不上來，短期內也沒有機會再審了。 看到國外媒體的報導，台灣有線電視會不會如美國媒體預測美國的付費電視那樣，停在某個數字？業界都不敢說。不過，有線電視業早已經找到另外一條生財之道，將來戶數就算有掉，價格應該不差，也就是有線電視和中華電信搶寬頻市場。 2016年台灣寬頻上網總數為568萬戶，有線上網用戶約有129萬戶；再到2026年1月，NCC統計台灣整體寬頻上網用戶數為 728萬戶，有線寬頻約249萬。 從數字來看，上升的，雖然和中華電信仍有距離，不過因為寬頻成本低，反而是有線電視的金雞母。有線電視戶數掉，但網路寬頻卻是往上的，這是有線電視未來有底氣的地方。 有線電視媒體業界雖然面對戶數掉，但找到另一條生路，也是台灣有線電視的機會。看到美國將來可能止跌，台灣業界私下也希望台灣有線電視戶數不要再掉了，訂戶用寬頻仍然是未來趨勢。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