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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我的天啊！誒為什麼有人敢端出看似離譜的「民調」？為什麼敢把公信力踩到地上，還能夠理直氣壯？答案往往不在統計，而在傳播：它未必想精準測量，而是想有效發聲。 這次台南市長選舉的爭論，關鍵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混成同一種「民意」。一邊是壹蘋新聞網的開放式網路投票：五天累計約42.2萬人參與，林俊憲52.7%、陳亭妃44.7%，謝龍介約1.6%，並標示「一人一票」作為參與規則。另一邊是TVBS民調中心的電話抽樣調查：訪問時間、抽樣方式、有效樣本1013人、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3.1%，並呈現林俊憲對謝龍介為38%：41%等結果。  當兩者被放在同一張社群截圖裡比較，戲劇性就誕生了。「謝龍介只剩1.6%」這句話之所以好用，並不是因為它更接近真相，而是因為它更接近傳播的節奏：短、狠、可轉貼、可標籤。於是，一個本質上更像「平台互動熱度／動員強度」的數字，被包裝成「台南整體選民的支持度」，在語義上偷渡了代表性，卻把方法論留在畫面外。  這也就回到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人敢？因為它的目標可能不是「測量」，而是「表演」。 在政治傳播裡，民調常被當成一種可攜帶的權威符號：只要套上「%」的外衣，就能在 #公共討論中取得話語優勢。布赫迪厄談象徵權力時提醒我們，權力不總靠硬碰硬，有時靠的是「被看見為正當」的能力；而數字，正是最廉價、也最有效的正當性道具之一。 更進一步說，這類數字的功能，常在於啟動兩種效應。第一是框架化：用單一數字把複雜選舉壓縮成「崩盤／海放／勝負已定」的敘事，讓媒體與社群在同一套語言裡加速運轉。第二是士氣戰：對支持者而言，它像一聲口哨，告訴你「我們是大多數」；對觀望者而言，它像暗示性的路標，邀請你搭上看似正在贏的那班車。這不是陰謀論，而是傳播學早已熟悉的「樂隊花車效應」與「社會證據」：人們會把「看起來很多人支持」誤當成「值得支持」。而當這些效應被反覆餵養，公共討論就從辯論政策，滑向競逐氣勢。 因此，所謂「離譜」，並不只在於數字落差，而在於概念偷換：把自選樣本的表態，假扮成機率抽樣的推估；把平台讀者的意願，假扮成城市選民的分布。壹蘋投票的存在並非原罪，它可以是一種媒體互動；真正的問題是，當它被當成能與抽樣民調等量齊觀的「證據」，甚至被剪裁成攻防武器，民調的公共性就被消耗成廉價的情緒燃料。  最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哪一家做了哪一份數字，而是我們如何在資訊環境裡失去「辨認工具」的能力：把溫度計當煙火，把測量當表態，把方法當立場。當民調從公共討論的輔助工具，變成陣營互毆的象徵武器，受損的不只是某位候選人的名聲，而是整個社會對「可被驗證的資訊」的信任底座。民主需要競爭，但更需要可共同檢驗的語言；否則，贏的只是聲量，輸的會是真實。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圖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李宗衡專欄】​​ 副標：政黨內部寡頭鐵律與資源分肥機制之實證研究 ​編按：觀察者角色設定 ​阿公：地方仕紳出身。他看過無數次的「大和解」，最後發現都是為了「大分贓」。 ​阿婆：社區觀察家。她不看政黨顏色，她只看誰跟誰走得近，就知道接下來誰要發達了。 ​阿公和阿婆路過海鮮餐廳，門口停滿了黑色的進口轎車，幾位平時在螢幕上互罵的政壇大佬，正勾肩搭背、酒酣耳熱地走出來。 ​阿婆揉了揉眼睛：「阿公，我沒看錯吧？那不是這幾天為了提名權吵得要死要活的兩派人嗎？怎麼現在好得像親兄弟？」 ​阿公點了一根菸，吐出一個圓圈：「阿婆，這你就不懂了。選舉時是『敵我分明』，選後是『利連環』。他們在外面演給我們看，是為了鞏固地盤；在裡面乾杯，是為了分配地盤。」 ​「所以那些支持者在網路上吵得翻天覆地，都是吵心酸的喔？」 ​阿公冷笑一聲：「支持者是在守護理想，派系是在守護飯碗。理想不能當飯吃，但『席次』跟『工程』可以。」 ​德國社會學家羅伯特米契爾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在其著作《政黨》中提出的核心觀念：「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米契爾斯指出，任何組織（無論初衷多麼民主），隨著組織的擴大與複雜化，最終都會權力集中化。少數菁英（派系領袖）會形成一個穩固的寡頭集團，他們的首要目標不再是實現組織宗旨，而是「維持自身的生存與權力」。 ​在台灣的派系政治中，這條「鐵律」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們對外宣稱「多元並蓄」，對內則是「分贓排外」； 他們宣稱要「世代交替」，其實是「派系世襲」； 政黨成了派系的載體，而派系成了分食國家資源的吸血管。 ​阿婆感慨地說：「那這樣小老百姓怎麼辦？我們投給這個黨，結果最後說話算話的都是那幾個大老？」 ​阿公看著遠去的黑車背影，感嘆道：「這就是政治的現實。黨是招牌，派系才是老闆。老闆們在包廂裡達成共識，我們在馬路上領便當喊加油。他們的分歧是演戲，他們的團結才是真戲。」 ​米契爾斯曾悲觀地警告，民主本身就帶有自我毀滅的種子。當權力被派系壟斷，民主就變成了一場少數人的遊戲。 ​阿婆收起買菜籃，沒好氣地說：「所以我們投的不是票，是投給他們的保險箱。」 ​阿公按熄菸頭：「派系不倒，政治不會好；但派系若倒，大老們就沒得飽。這環環相扣的利連環，才是台灣政治最硬的骨頭。」 當派系的利益超越了國家的公益，民主就淪為少數人的分肥工具。那條無形的連環，鎖住的是政治的良心，賠掉的卻是整座島嶼的未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王慶民投稿】在台灣，有一個身份特殊、爭議很大的群體，即現籍或原籍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人結為婚姻伴侶而定居台灣的大陸配偶，也被簡稱為陸配。據統計，現在台灣的陸配有大約33.5萬人。 近兩年兩岸關係惡化，有關「陸配」的爭議急劇升溫。陸配被許多本土立場的台灣人指責為「中國人滲透台灣」、「中共間諜」等，遭受諸多歧視和污名化，並常被喊話「滾回中國」、「不要佔用台灣健保資源」。據BBC報道，一些陸配及其子女生活中會遭譏諷和敵意，承受巨大壓力，陸配子女往往傾向隱瞞或淡化家庭出身。當發生大陸軍演、台灣本土運動等事件時，有陸配被身邊人當面責備和質問。陸配及其家人在學業、事業、享受服務、其他生活方面遭遇不少障礙和面對困境。 對陸配的歧視並非限於台灣民間。執政的台灣民進黨政府近年對陸配祭出不少制裁措施，如限制陸配參政權、不許其競選公職、驅逐發表支持武統台灣的陸配、調高陸配入籍難度和拉長入籍時間等。有已經當選台灣村長里長的陸配被解除職務，有擬競選立法委員的陸配被迫放棄參選。行政院長卓榮泰和內政部長劉世芳都明確表達過限制陸配權利的立場。 相對於其他國家依親來台的外國配偶（外配），無論已入籍還是尚未入籍的陸配，都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更少的權利自由。民進黨政府利用兩岸特殊的、不同於國與國的關係，將本來傾向為大陸人提供超過外國公民便利的制度政策，改為格外苛待，陸配及其他大陸來台人士權利和保障還低於其他國家出身者。 台灣官方的態度由執政集團政治立場決定、由民意促成；反過來，官方政策又強化了民意對陸配的歧視。在台灣本土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看來，陸配既是中共滲透的第五縱隊，也是 鳩佔鵲巢的外來侵略者，還是擠佔台灣公共資源的吸血者，是除之而後快的敵國人。台灣本土居民對陸配的歧視其實由來已久，陸配這個稱呼本身也逐漸帶有貶義。最近幾年兩岸劍拔弩張，台灣社會對陸配歧視加劇和顯性化，反陸配成為本土派的集體行為。 1945年後，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行威權統治，一些台灣人包括本土主義者被殺害，外省人得到更多資源和好職位，本省人相對被壓制。而中共長期對台灣進行軍事威脅和外交圍堵，霸凌台灣。台灣本土派將自己對國民黨的仇恨、對中共的厭惡，投射到弱勢的陸配身上，就有了許多歧視、詆毀、排斥。針對陸配的謠言和陰謀論甚囂塵上。一些明確支持台獨、反對大陸的陸配，也被懷疑是假裝的、為了騙到信任。 如陸配網紅何新瑤發表兩岸發生戰爭，一定守護家園、死後葬在台灣等，也被懷疑博流量、不可信。知名反共陸配上官亂也因為陸配權利發聲和批評民進黨，被扣上小粉紅、中共同路人的帽子。反陸配的台灣人並不願意真的區分不同立場的陸配，也不願接納努力融入者，而是無差別歧視和要求全部除籍遣返。 同時，這些陸配在中國大陸輿論場也不受歡迎。對於外嫁台灣的人，大陸人從早年多為羨慕的態度，轉為嫌棄和嘲諷。即便是支持大陸統一台灣的陸配，如之前因發表支持武統言論被遣返大陸的亞亞、小薇，也遭到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大陸人共同厭惡、冷嘲熱諷。有人說她們叛徒、別回來了，有人說她們「支持武統被遣返，活該」。 大陸官方對陸配權利問題態度冷淡。雖然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公開批評民進黨歧視刁難陸配，但並不積極為陸配爭取權利，被遣返的陸配還遭遇禁言和監視、網絡直播被中斷。 陸配群體被夾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台灣不同黨派之間、大陸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常常裡外不是人，被多重攻擊。無論對其攻擊者，還是偶爾為其發聲者，其實都是將其作為達成某些政治和利益目的的工具。只有極少數是真心關心陸配，且杯水車薪，難以改變陸配遭受歧視和忽視的處境。因為這些陸配大多本就處於台灣較低階層，且絕大多數為女性，族群身份、階級身份、性別身份疊加，處於多重弱勢狀態。除極少數知名的活躍陸配，絕大多數陸配是失聲的，外界對她們污名很多，她們的聲音被聽到的卻極少。 陸配如此的遭遇和處境，是不應該的。無論是從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還是根據中華民國台灣的憲法和法律，無論陸配作為人類還是國民，都理應擁有與其他台灣人一樣的權利自由，且應免於被歧視和區別對待。陸配不應該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發洩排外情緒的對象。 台灣一直以高度發達的民主自由來標榜，並以此爭取國際同情支持、對抗大陸。從許多指標上看，台灣確實在民主人權方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也勝過大陸。但在對待陸配的議題上，可見台灣民主人權的狹隘和局限。 當台灣的民主和人權及其相關益處將特定群體排除出去，其民主和人權就是殘缺的，違背了平等與普適性。而且越是中華民國台灣國民享受許多民主人權，而陸配不能享受，也越發表現其民主人權的選擇性、虛偽性、歧視性。只要有一個台灣居民/公民不能享有足額正當權利，整個台灣的民主體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不公正和應被批評的。 而且，台灣以高度民主自由和人權水平標榜，也就有更多義務善待陸配。高水平的民主人權不是可以犯錯為惡的擋箭牌，反而更需知行合一、標準一致踐行普世價值，否則就玷污了人權、損害了民主。 以民主、文明為藉口和護身符、對弱者族群加以歧視和迫害，則早已在人權理論和反殖民研究中被詳細論述和反復批判。一個族群對自己人文明，對異質群體野蠻，比對所有人都野蠻更可恥。 曾經，美國、南非、澳大利亞等發達民主國家，實行過種族歧視和隔離制度。白人享受高度發達的民主體制和公共服務，其他族群則成為二等公民。這在當時被人們認為理所當然，但後來這些國家都結束了種族歧視制度，官方為曾經的歷史道歉。今日日本、以色列等國高度發達，同時也嚴重歧視其他族群、排外傾向嚴重，其種族歧視問題已被國際所注意和批評。 台灣對陸配的歧視雖還不及如此程度，但也正在惡化。如最近有聯署要求強化對「高風險來源地區」配偶的審查門檻，對相關人員出行和資金流動加以特殊監視等，實質目標就是陸配。若法案成型、通過，陸配遭受針對性歧視和苛待情況將加劇。他國的前車之鑒及後來的轉變，應該讓台灣人瞭解，台灣也不應去再走前人的錯路、彎路。 台灣本土派以外來者標籤化和看待陸配及1945年之後來台的外省人。可是台灣本土派大多數也是從福建、廣東等遷移到台灣的大陸人後代，只是時間早晚和運氣而已，優越感和排外心態是狹隘和不可取的。何況一些日裔、歐裔人士也在近年定居台灣，獨獨惡待陸配等大陸出身的在台人士，顯然是不公正的。民粹和排外，也不會讓台灣繁榮進步，而是帶來更多衝突和禍患。台灣本土派的一些情感和訴求是可以理解的，但並不合乎人權准則，也不利於台灣長遠。 陸配們在台灣從事各種職業，也是台灣的納稅人和社會一份子，創造有形和無形財富，對台灣發展繁榮做出了貢獻。除極少數發表過親大陸、支持武統等言論，絕大多數陸配都是低調生活、遠離政治。根據其日常情況，也不可能是間諜。他們離開家鄉來到台灣，也經歷水土不服和各種鮮為人知的痛苦，頗為不易。 陸配應該得到尊重和善待，而不是被當成敵人審視和排斥。台灣應該用自由民主的優勢感化更多陸配成為台灣的守護者，而不是製造離心離德的人。對於確有損害台灣利益言行的陸配，也應比照普通台灣人同樣言行標準處罰，而不應以額外和過苛標準對待。 最近賴清德前往一家陸配開辦的麵館就餐，與陸配交談並表達善意。這本身是值得稱贊的。不過，陸配不僅需要這樣的善意姿態，更需要在制度上得到平等對待，以及台灣社會的理解包容。台灣若真正在乎民主人權，就應正視陸配遭受的不公並加以改善，讓民主人權普適每個人，而非「看人下菜碟」。「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包容和尊重陸配，也會讓台灣的形象更加美好，社會更為和諧。 作者為旅歐中國作家、國際政治研究者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取自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臉書 【聚論壇鈕則勳專欄】​​千呼萬喚始出來，國民黨終於展開了第一波提名，除了艱困區的台南謝龍介、高雄柯志恩與屏東蘇清泉外，台東縣也提名了台東縣議會議長吳秀華。 特別是台南，本來也要參選的前立委陳以信看了黨部內參民調，接受了黨中央的協調而退選，展現了君子風度，台南市整合成功；此局不僅突顯了主席鄭麗文的協調功力外，所建構之「陳以信模式」更可作為新北、台中與黨內多人角逐賽局的解套方法。 特別是以內部情勢複雜的台中市來說，若也循「陳以信模式」最後由江啟臣出線，則仍需搭配2022年民進黨提名的「蔡其昌模式」才能確保綠營無法見縫插針與政治操作，確保台中勝選！ 因為當時蔡其昌也是擔任立法院副院長，黨內除了蔡之外，也有其他競爭對手，綠營也是藉由黨內先協調，將蔡定於一尊後，才於適當時機（2022年四月）徵召蔡其昌參選台中市長，就是防堵過早提名而讓藍軍攻堅副院長職務，搗亂整體選戰佈局。 藍軍現在台中的情況就如2022年的民進黨，江啟臣擔任立法院副院長，所以國民黨徵召的時間便要有一定的彈性，主要關鍵在於人選較早「定於一尊」即可；不然的話，綠營勢必藉攻堅副院長職務來攪弄藍營內部一池春水外，也可能藉機挑撥藍白合作，甚至削弱藍營內部團結，牽制藍軍選舉細部規劃！若也循綠營2022年的「蔡其昌模式」，便能控制變數，依照自己的步調走，穩操勝券。 特別是鄭主席現今已具協調能力，展現主席魄力，藍軍也順勢啟動提名，南二都或有以逸待勞的可能，若能進一步搞定台中這一局，相信選情更能倒吃甘蔗，產生對綠軍步步進逼，直搗黃龍之氣勢，主導戰局。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聚傳媒同步授權中時電子報刊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穆斯林分佈，取自皮尤研究中心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有關中東地區的新聞常會出現什葉派(Shii,Shia)、遜尼派(Sunni)這兩個名詞，令讀者費解；也有說什葉派比較激進，遜尼派比較溫和，是否如此也是莫衷一是。其實，他們來自同源，都是追隨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蘭教派。 伊斯蘭(Islam)的語義是順從，即信仰者對於真主的完全臣服。穆斯林(Muslim)則指的是進行臣服行為的人；穆斯林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完完全全(entirety)」，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給真主(Allah)一人的人，而不是交給旁人，也表示他是一神信仰者(monotheist)，所謂的神指的是獨一的造物主，並依照祂的旨意生活。遜尼派、什業派兩者在核心信仰、宗教精神、倫理目標上，並無根本差異。 問題在於西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之後，對於先知繼承人哈里發(Caliph)的爭議：誰才有資格領導穆斯林宗派。 歷史上，什葉派認為繼起之領導人，應該由穆罕默德的血親繼承，他們支持先知的女婿、表弟阿里(Ali in Abi Talib)的後代。他們認為真正的宗教領袖稱其為伊瑪目(Imam)，必須由穆罕默德家屬的後代繼承，即與先知有血緣關係的人，才具有神聖的宗教權威，且被認為在宗教的教義上不會犯錯。簡言之，血統純正才有合法性。 遜尼派是「遵循聖訓者」，表示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傳統，主張由穆斯林社群協商後，選出最適當的人選。 兩大宗派雖因伊斯蘭早期宗教與政治領導權繼承問題而產生分歧，但此差異主要屬歷史與權威詮釋層次，而非教義對立。近代，隨著殖民經驗、民族主義興起與現代國家建構，伊斯蘭國家多已脫離傳統宗派治理模式，宗教合法性往往被納入國家權力運作之中。 什葉派約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10-15%，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亞塞拜然等；遜尼派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85-90%，主要分布在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印尼、土耳其、印度等國家。 從名單上看起來，似乎遜尼派的國家比較走溫和路線，但若干極端的組織如基地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IS)、塔利班(Taliban)等卻都是遜尼派。不過他們是「非國家行為者」，分布的點比較不集中。 什葉派以伊朗為代表，因為在中東地區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並支持在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及伊拉克的民兵，尤其在對抗以色列上顯得比較好戰。這兩派哪一派比較激進？不能以偏概全，激進與否是相對的概念，例如在伊拉克什葉派可能認為遜尼派恐怖份子更具暴力；在敘利亞遜尼派反抗軍，可能認為什葉派的政府更殘暴。過去兩年多跟以色列打仗的哈馬斯份子98%以上都是遜尼派，但很難說他們都是溫和份子；其他的巴勒斯坦人大多數也都是遜尼派。由於伊朗對哈馬斯大規模的武器支援，並提供軍事訓練，讓人誤以為哈馬斯是什葉派，其實是出於政治目的。 歷史上與當前所見之兩派衝突沿波討源是政治權力分配、地緣戰略與經濟資源競逐。宗派身分多被掌控政治權力者，混淆為動員群眾與合理化衝突之工具，而非衝突之根本原因。 年終歲末，回顧這一年的中東，仍然是烽火處處，衝突未息。希望來年，中東能落實《古蘭經》中的初心，把和平視為理想與責任，主張以正義、慈悲與和解維護和平。 作者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中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照片取自憲法法庭網站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美國開國先賢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說司法部門既不像行政權掌握軍隊，也不像立法權控制預算，所以對美國民主社會的潛在危害最小。日前臺灣憲法法庭的五位大法官公然違反舊制與新制《憲法訴訟法》所規定三分之二成員數的評議門檻，且未遵循正常審議程序，就片面宣布新版憲訴法違憲。本來臺灣大法官的黨派附庸性就比美國最高法院更明顯，只是沒想到竟然有這麼多位大法官一方面踐踏最根本依法行政、依法審判的鐵則，另一方面又完全不顧自己的歷史名聲，硬生生地將憲法法庭變成對臺灣民主最危險的威脅。 這五位大法官不僅漠視法定最低出席人數的要求，也刻意忽略憲法法庭其他三位大法官的反對，執意召開審議新版憲訴法的會議。此外，在審議會中他們完全省掉正常憲法訴訟程序，即言詞辯論、調查和評議等步驟，直接作出違憲的裁決。類似藐視法律、獨斷獨行的作為在許多民間或官方的合議組織已屬絕對忌諱，對於大法官這種法律人中的法律人而言，不但前所未見、簡直是駭人聽聞。更離譜的是，這個消息出來後，民間司改會和許多法律學者竟然還公開聲援這五位濫權瀆職的大法官。臺灣民主化四十年，培養出來的有些法界精英，唯黨派利益是從，對民主基本規範的認識與信念，竟然如此薄弱，所謂有名無實的淺碟民主，此之謂矣。如果習近平修改憲法以求終身在位是真小人，那麼民進黨違憲違法以便少數統治多數，就是不折不扣的偽君子。 最高法院或憲法法庭的設立，一為根據憲法維護公民基本人權，二為釐清憲政機關之間的權力界線。易言之，立法機關造法，而司法機關依法仲裁紛爭。雖然立法權與司法權互不隸屬、相互抗衡，但只要是民主國家，所有政府機關，包括最高法院，都必須遵循相關法律運作，而制定這些規範法律的權力則由具直接民意的立法機關獨享，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章規範立法權，第二章針對行政權，第三章才談司法權。 因為不是由直接民意選舉產生，所以臺灣憲法法庭釋憲的權威想要贏得行政和立法部門的尊重與認同，就必須先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公信力，而建立此等聲譽最重要的心法為自我節制和遵紀守法。自我節制的關鍵在對牽涉整體人民情感價值或切身利益的政治議題，要嘛根據多數民眾的偏好作出判決，要麼就乾脆婉拒介入，而多數民眾偏好的主要指標就是立法部門的意向。遵紀守法指的是嚴格遵守所有現行法律規定，讓外界對釋憲過程的方方面面無可挑剔，所以沒有辦法在任何關節做文章。 這次五位大法官只為了讓民進黨易於統治，不惜違法亂紀，一舉摧毀臺灣憲法法庭幾十年來辛苦累積的權威與誠信！一旦黃鐘毀棄，憲法法庭將越來越難有效調解政府機構之間的爭執，臺灣社會也可能因而失去一個各界認為公平可信任、能夠有效處理各式衝突的最終仲裁者。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是一位著名的機關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他在釋憲審議過程中特別注重維護最高法院的機關公信力與穩定性，其主要動機並非維護個人或組織的既得利益，而是確保在政治動盪或危機期間，能為美國社會提供一個四方景從、一槌定音的仲裁力量。 這次憲法法庭的崩壞事件也顯示，民進黨的死忠選民與川普的MAGA基本盤十分相似，因為兩者都不惜犧牲道德理想、哲學智識、民主原則甚至法律條文，只求能極大化黨派利益。兩組選民所表現出來的錯亂程度因而幾無二致：就像MAGA支持者堅信民主黨竊奪了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進黨支持者也高喊大罷免和違法重啟憲法法庭有何不可。他們唯一的區別在於，驅動MAGA支持者的主要力量是被經濟文化精英階層拋棄的恨意，而民進黨支持者的源動力則來自可能被中國統治的恐懼。 作者為清大資工系合聘教授

圖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李宗衡專欄】​​國家存在的核心目的，是透過完善的制度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權與尊嚴，而非讓老百姓獨自扛起「國防級」的照護重擔，最後再由國家機器施以法律枷鎖。 ​2023 年台北市松山區發生的這宗長照命案，絕非單純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場跨越五十載的「國家級行政不作為」。 一名 81 歲的老母親，在絕望中親手結束癱瘓 50 年的兒子生命後投案自首。此案揭露的不只是長照制度的虛妄，更是行政權在面對法律救濟時的消極與傲慢。 ​賴總統，作為醫師，您應比誰都懂「50 載無褥瘡」的份量！ ​賴清德總統，您是醫師出身，擁有專業的臨床與公共衛生背景。在醫學實務上，您比誰都清楚，一名重度失能、臥床長達五十年的病人，若能維持全身皮膚光潔、「50 載無褥瘡」，這在護理學上簡直是近乎神蹟的奉獻。 ​這代表在過去一萬八千多個日子裡，這名老母親不分晝夜、每兩小時就要為孩子翻身、拍背、清理。這不是教科書上的冰冷案例，而是一個老百姓用 50 年餘生，「代位」國家行使了本該由專業醫療與社政體系承擔的職責。 您身為醫者，理應具備感同身受的慈悲；身為總統，更不該躲在官僚高牆後，觀望一名八旬老人的生命在司法程序中耗盡。 ​數據下的長照斷崖：4 萬個「8050」家庭的絕望！ ​這宗案件絕非孤例，而是台灣「8050」現象（80 歲照護者與 50 歲被照護者）最慘烈的縮影。根據統計與民間團體推估，全台灣目前約有 4 萬個家庭 處於這類高齡照護失能子女的「孤島」狀態。 ​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監測數據： ​2023 年 經報導的「照顧殺人」個案高達 14 件，共造成 24 人死亡（含加害人自裁），創下歷年新高。 ​台灣平均每年發生約 10 餘件 照顧殺人悲劇。 ​在政府大張旗鼓宣揚「長照 3.0」預算創新高的同時，這些家庭卻在社會安全網的邊緣集體凋零。賴總統，這份照護壓力本該由政府承擔，現在卻成了老百姓被迫殺親的引信。 ​蘇炳坤案的歷史啟示：正義需要行政權的主動出擊！ ​總統府目前使用的擋箭牌是：「依據《赦免法》第 3 條，特赦需待判決定讞。」然而，回顧台灣司法史上著名的蘇炳坤案，我們看見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勇氣。 ​1986 年，蘇炳坤因新竹市銀樓搶案遭冤枉，在新竹市警察局慘遭灌水、電擊刑求，被判刑 15 年定讞。當年的司法體系四度駁回非常上訴，轉機發生在監察委員的關鍵調查所做出的「監察院調查報告」，這成為促成特赦的重要依據。 隨後，時任法務部長陳定南展現氣魄，主動建請總統行使特赦。2000 年，陳水扁總統簽署特赦令，免除其刑。 ​蘇案是「冤」，國家欠蘇炳坤一個清白；本案是「債」，國家欠這名老母親一份餘生的補償。當年的政治家敢於衝撞體制，為何今日標榜仁醫治國的總統，卻只會推諉給定讞程序？ ​憲法高度：引用《憲法》第 40 條，總統具備終極救濟權！ ​《憲法》第 40 條明文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 ​這是憲法賦予總統的最高行政裁量權。而《赦免法》第 6 條更進一步給了您啟動的鑰匙：「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法務部為大赦、特赦、減刑或復權之研議。」 ​法條的真義在於：面對此類具備高度憐憫性且事實明確的長照悲歌，總統具備「主動啟動權」。您不需要枯等定讞，現在就能下令法務部進行特赦研議。如果您不啟動，任由一名高齡受難者在司法長廊裡耗盡殘命，這就是行政怠職，更是對醫者初衷的背叛。 ​賴總統，特赦是補償正義，請把工作接回來！ ​我們要嚴肅追問：現在的監察委員在哪裡？監察院應立即針對衛福部的制度性失能展開調查。特赦這名受難的老母親，是國家承認自己失職後的補償。 ​賴總統「醫生」，請不要把本該由政府承擔的制度壓力，全都丟給人民處理。 請引用《憲法》第 40 條與《赦免法》第 6 條，主動開啟救濟程序。把您的工作接回來，這才是國家總統應有的擔當。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牛津英語字典》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2025年進入尾聲，英國《牛津英語字典》以「引戰誘餌」(ragebait)作為年度代表字，意指刻意設計用來激起憤怒或憤慨的網路內容，通常透過令人沮喪、挑釁或冒犯的方式呈現，其目的是為了提高特定網頁或社群帳號的流量或互動。牛津語言部門總裁葛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認為，過去網路主要透過激發好奇心，藉由吸引注意力換取點擊，但如今我們明顯看到，它正轉向劫持與影響我們的情緒及反應。 這樣的現象非侷限於社群媒體，現實中，意見領袖、執政者們，亦以此操作民粹、意識形態等情緒，爭取支持者的認同，讓公共議題無法理性討論，而淪於非理性言行的喧囂，卻能有效地向同溫層取暖並爭取選票，鍛鍊出「被討厭的勇氣」。 例如，美國總統川普重新回鍋執政，為實踐「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施行自定義的「常識革命」，對內、對外皆以維護國安與治安為名，派遣國民兵至各州、讓ICE對非法移民的抓捕尺度受到質疑。近日川普總統還聲稱，不需經過國會同意，即可對委內瑞拉進行陸上攻擊。加上近日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Friedman)撰文評論：「美國正陷入一場圍繞『家園』(home)展開的新內戰，這場內戰的核心問題與前兩次（1860年代南北戰爭、1960年代民權運動）一樣：『這個國家到底是誰的？』以及『誰能在我們的國家裡找到歸屬感？』」，意即，以往美國被稱作「民族大熔爐」的鍋蓋被掀開，川普總統則有意將不符合其認定的「美國人」剔除。川普的強人作為激起盟友與部分國民的不滿與不信任，但有效地使用「引戰誘餌」(ragebait)，以及憑藉自身國際實力，即使出現反智、無道德感與反民主的爭議，仍有支持者跟隨。 當執政者以國安、民族主義操作民粹，標誌著自身即正義、正確的，任何出自理性、具有邏輯性的建議及質疑，皆變成叛國、失敗主義者，在臺灣，則被貼上「中共同路人」、「協力者」的標籤。 賴清德總統以及民進黨也善用「引戰誘餌」(ragebait)。賴總統稱中國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雜質說」，至近日「在野獨裁」等用語，皆有效凝聚支持者的「抗中」與「反對在野黨」的情緒，也是另類的「常識革命」與「洗滌人心」的作為。如同川普政府重新定義「誰是美國人」一般，臺灣也掀起「誰是臺灣人」、「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爭論。尤其面對美國關稅戰與強迫軍售，是否有斡旋空間的討論，以及美、中將迎來大交易時刻，臺灣如何自處，正需要社會集思廣益與團結的時刻，我們卻只流於意識形態下的情緒，讓臺灣內部在非大選期間的撕裂與對立更加劇，尤其在賴總統稱，「中華民國為國號有助團結臺灣社會，而且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沒有另行宣布獨立的必要」，實際卻是讓偏狹、自私的「臺獨」思維，寄生中華民國國號。執政者對「國家」的認定的模糊與隨意，造成人民心理上的混淆與不安，人民陷入如佛里曼所形容：「在心理上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失去認同感。 在施政上，立法院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但行政院以「不予副署」引發憲政爭議，卻只見賴總統親自以「在野獨裁」形容制衡力量，公然支持行政權力壓立法權的荒謬劇，讓筆者驚覺，英國《牛津字典》在2022年選出代表字「GoblinMode」（哥布林模式），同樣與網路生態有關，意即：毫無歉意地自我放縱、懶惰、邋遢或貪婪的行為，並拒絕社會規範或期望的態度。正如執政黨在「大罷免」後，理應進一步反省施政態度並與在野溝通、妥協，卻依舊慣性卸責對岸、抹紅在野與政敵，視責任政治與民主憲政制度為敝屣。 雖然世界局勢與臺灣政經與社會急遽動盪，但彩通(Pantone)也展望2026，選出代表色：雲舞白(CloudDancer)，代表寧靜感與尋求自我修復。彩通色彩研究所副總裁LauriePressman認為：「我們長期處於過度承擔、過度刺激的狀態，而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種真正的解放與喘息」。彩通執行總監LeeEisman則表示：「雲舞白象徵著我們對未來的期許：一個遠離毒性與過度的世界。它回應了我們對滿足與和諧的渴望，也承載著和平、凝聚與團結的精神」。 近日剛好臺灣也興起色彩學「探究」。政府一面推行的「小橘書」-「臺灣全民安全指引」，但內容的實用度陷入爭議，讓人民無所適從。一面卻藉打詐之名封鎖「小紅書」，剝奪人民小確幸；以及聲稱藍、白在野黨一切立法是配合中共，是紅色的，無視代議政治是民主制度的實踐，卻自傲的稱臺灣是民主國家。但無論什麼顏色，正如彩通選出「雲舞白」的意涵，此時我們更需要冷靜、找回平靜感，面對自身處境，在資訊爆發、AI逐漸代替人們思考的時代，勢必會有更多不合邏輯的資訊充斥。期望執政者關閉「哥布林模式」，別再以「引戰誘餌」操弄國族情緒、民粹造成社會對立，讓臺灣走出意識形態下的仇恨與對抗，給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的希望。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照片取自蔡英文前總統臉書 【聚論壇黃鵬仁專欄】看到河道上有人寫著蔡前總統的祖上叫做蔡攀龍，直覺上覺得認錯親戚攀錯龍了。因為實在太明顯錯誤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她家父系高祖叫做蔡昌不是蔡攀龍。 蔡家有自己的來歷，自己的故事，根本不需要攀龍附鳳，把自己的梅縣客家祖，攀附成同安籍什麼提督。 第一、蔡家父系這柱是廣東梅縣客家，不是什麼同安蔡攀龍提督，此事怠無疑義。 人家家族口碑就是說：高祖從廣東來當兵。口碑就是口傳的歷史，這個口傳有一定的歷史慣性，一定的脈絡意義，也許小錯（比方口語訛誤）難免，但要錯到成這樣很難。 為何？ 後面說幾個理由。 第二、家族都說高祖被人稱為總爺。 這是當時草民對當兵的，有武器的軍爺三分敬畏，也常常加幾級的叫；奉承地叫，或久而久之感謝前人祖蔭而給予的敬稱。 通常，總爺是掛印總兵叫做總爺，但地方上，對千總（營長）、把總（連長）叫副總，也有無概念的草民直接說成「總爺」的，所在多有。 第三、回頭說第一點的客家出身。 要先說一個脈絡背景，一個真的總爺。 開山撫番（不要炮我，這詞是歷史文件裡的名詞，不涉及歧視）的吳光亮。 吳光亮，出身廣東省南韶連道韶州府英德縣（今廣東省清遠市英德市）。 為左宗棠的手下所提拔，粗暴簡略說出身是湘軍系統。當年那時啊，淮軍系統佔了上風，但淮軍的唐定奎一來台灣十三營六千五百人，瘴癘之氣一下子去掉了一千多快兩千人。 所以後來（有些政治上的運作痕跡）讓湘軍系統的吳光亮來。 吳光亮出身廣東客家，所以他召募的子弟兵，就是飛虎軍。這飛虎軍的成分就他廣東沾親帶故的粵東（潮州、梅州）跟粵北的客家子弟或是潮汕來的。人數在一千到兩千之間。（確切數字不要炮我，我沒時間去找軍機檔看） 這支部隊雖然掛著清軍的旗幟，但其內部結構更像是一個龐大的宗族或鄉黨武裝集團。 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農夫，很多人經歷過太平天國之亂或土客械鬥（這個土客械鬥可厲害了，說廣東話的起先被說客家話的封水路，燒村莊，抄家騷擾，大型群架-有機會再說引起客家移民南洋的大歷史事件）的洗禮，戰鬥經驗豐富，民風剽悍。這群人「耐瘴氣、習山戰」。相比於嬌貴的安徽淮軍（怕熱、怕瘧疾），廣東兵適應台灣南部那種濕熱、多山的環境能力強得多。 這些人，同鄉招募，父子兄弟兵很多，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後來容易「留下來」。他們帶來的裝備雖然也有洋槍，但更多保留了廣東客家鄉勇擅長的冷兵器，近戰與山地游擊戰術。他們還帶有沙縣來的慚愧祖師你看看「開山撫番」的腹地南投境內就留下非常多的慚愧祖師廟宇。 說這麼多，重點來了： 淮軍的唐定奎跟番社的獅頭山之役後，死傷很多，唐定奎的淮軍撤走，接下來負責駐守恆春半島、屏東楓港一帶防務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這批「廣東飛虎軍」或改編的「廣東練勇」。甚至他們深入了玉里，台東落戶娶妻生子。 第四、我為什麼大包小，說遠不說近，只說吳光亮不說蔡昌。 原因就是：當年派軍不是什麼軍隊國家化，派到一地的兵啥省份都有。 這背景是，清朝到了光緒一朝，尤其歷經太平天國一亂，比起八旗子弟（成天玩鬥蛐蛐，玩扳指，玩核桃）打仗就軟腳的，湘勇淮勇這種叫花子兵，可是比八旗厲害太多了（簡單說，勇就是國家不給養兵錢餉）。於是堪用的，不是淮勇就是湘勇。我要說的是，兵不會亂來，這裏一撮哪個省，那邊一堆啥省的。都是有脈絡的。 蔡昌作爲那個時代的兵爺，廣東客家，落腳楓港，極有可能就是吳光亮的那條脈絡而來。 不用攀龍附鳳啦。 作者為公視台語台論壇節目「台灣新眼界」主持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王金平多年來被稱作「公道伯」，靠的不是口號，而是在人際、派系與制度縫隙裡，把衝突磨成可協調的形狀；他也曾以口述著作《橋：走近王金平》把自己定位成「搭橋的人」。 正因如此，外界才會覺得更矛盾：一個被期待最懂「和氣生財」的政治人物，卻在高雄的從政50年感恩餐會上，公開表示「沒有特別邀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甚至說「柯志恩才代表國民黨」。 這份「不邀請」的重點，並非只關乎禮節，更牽動南台灣兵符的歸屬。 近來有報導指出，鄭麗文為強化2026南部選戰布局，擬重用張顯耀，甚至傳出以副主席督導南部選情、另建南部智庫等安排，引發地方層級不同聲音。 如果南台灣的選戰指揮被導向一套「黨中央軍令系統」，而不是尊重既有地方人脈與王金平式的協調網絡，對習慣以「橋」來處理政治的人而言，難免不是滋味；也難怪餐會的「缺席」會被讀成一種訊號，而不只是行程安排。 策略性模糊的概念強調，領導者刻意保留語意空間，讓不同受眾各自讀到可接受的版本，以維持表面一致、延後正面衝突、並換取談判與調整的時間。在高度競爭的政黨政治裡，模糊不是怯懦，而是一種 管理多元與權力分配的工具：它不把門關死，也不把話說滿，卻能讓對手與盟友同時感受到壓力與退路。 王金平那句「沒有特別邀請」，正是典型的策略性模糊：他沒有說「拒絕」或「刻意排除」，於是仍保留日後補救的空間；但他又讓「主席沒來」成為公共議題，使訊號完成投放。 更關鍵的是，「柯志恩才代表國民黨」。這句話把「代表權」從職務階層改寫成「戰場責任」，把話語主權從黨中央移回高雄地方盤：誰能承擔勝負、誰能完成整合，誰就先被承認為「代表」。 同一套模糊語法，也同時對兩邊發出不同訊號。 對地方而言，這是安撫：高雄的盤仍以地方關係與在地組織為核心，黨中央不應以空降指揮取代既有網絡；對黨中央而言，這是施壓：若要談整合，就必須拿出尊重地方、並能承擔協調成本的方案，而不是只靠任命來「接管」。 策略性模糊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一句話同時容納「你我仍可合作」與「我不會無條件讓渡」兩種意涵。 然而，模糊能買到時間，也會累積代價。 如果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確實以張顯耀為南部戰略樞紐，地方反彈或疑慮就可能擴大；而王金平的公開留白，可能會讓外界把「權力路由」的爭奪放大成「黨內不合」。畢竟，在2026南台灣這種艱困戰區，團結都未必贏，不團結幾乎必輸；模糊若未在關鍵時刻轉為清晰的分工，便可能從「留白」滑向「裂縫」。 因此，王金平餐會最值得被看見的，不是誰坐在哪一桌，而是「橋」的方向正在被重畫。王金平用策略性模糊守住自己的角色：他仍是橋，但橋不必然通往黨中央指定的路線；他仍講協調，但協調不等於把兵權交出去。 對國民黨而言，真正的考題不在於補不補邀請，而在於能否把「黨中央的軍令效率」與「地方派系的動員現實」接成同一條路；否則，再多的橋，也可能因為各走各的而成為斷橋。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