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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以色列國旗 【論壇禾流專欄】以色列反對派必須務實，而不只是堅持正確。 以色列總統（任期7年，非國會議員）賀佐格（Issac Herzog）經過一個星期與獲得國會席次的政黨領袖商談下任組閣的人選後，指定了正直黨的黨魁愛生科特（Gadi Eisenkot）。 這項決定反映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特殊性：總理尼坦雅胡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席次雖然多於任何單ㄧ政黨，卻未能取得國會過半；總統在聽取各黨的意見之後，認為愛生科特最有機會組成新政府，因此將組閣任務交給他。 依據以色列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結果，利庫黨在120席的國會中贏得27席，其執政聯盟加總共53席，距離過半的61席還差8席。利庫黨固然是國會的單一最大政黨，但其黨魁並未獲指定進行組閣。另方面，愛生科特的正直黨獲得21席，反對陣營4個黨加總共48席,總席雖比執政聯盟還要少，但他獲得兩個擁有19席的阿拉伯政黨聯合的推薦，表面上在野黨聯盟合計67席，超過組閣所需的門檻。 依照以色列的基本法（按：沒有憲法），愛生科特有28天的時間組閣；若無法完成，經總統同意可以延長14天。這在以色列的政治中不乏先例。最近的一次是2021年3月第24屆國會大選後，總統授權尼坦雅胡組閣，由於右翼極端宗教政黨與阿拉伯政黨之間的矛盾，他無法達成多數結盟。期限屆滿後，總統將組閣權轉交給反對派領袖拉皮德（Yair Lapid），後者成功湊足跨光譜的大聯合政府，將尼坦雅胡拉下總理寶座。 表面上,愛生科特有三種可能的途徑：1、組成少數黨政府，與阿拉伯政黨在主要問題上合作。這一個選擇困難重重，愛生克特本人就反對與阿拉伯政黨合作組成聯合內閣。不過阿拉伯裔領袖都強烈反對尼坦雅胡，必欲去之而後快,認為他推動種族主義政策,讓他們這些以色列合法公民受到極為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仍然願推薦愛生科特組織內閣；2、與極端正統派政黨合作。若雙方結盟，席次加總剛好61席，但政策分歧鴻溝太大，尤其在年輕人是否應該服兵役問題上,目前還找不到妥協的辦法；3、與尼坦雅胡成立聯合政府。凝聚反對陣營的只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將尼坦雅胡趕下台。為了執政而與尼坦雅胡合作，違反他們的初衷；反對陣營的四個主要政黨都堅決反對此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選項。 真正的癥結，反而在反對派陣營內部。各政黨對國家的願景、國防政策、宗教與世俗關係，屯墾區擴張問題、對待阿拉伯裔公民的政策,甚至誰來當總理等問題上存在相當深刻的矛盾。唯一的共同交集就是要將尼坦雅胡拉下台；一旦進入實際執政，彼此的矛盾便可能浮上檯面。 猶太人是很務實的民族，不論在政治或商業上他們經常辯論或提出意異議，但最後會做出妥協。 正如以色列著名的詩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所說，「在我們自認正確的地方，春天永遠不會開花。我們堅持正確的地方，土地堅硬而且被踐踏；唯有懷疑與愛，才能使世界重新肥沃。」這段詩句提醒人們，唯有容納懷疑、理解差異，並以包容與愛對待彼此，生命才重新萌芽的可能。 這句話蘊含深層的政治哲理：1、堅持自己的「正確」，不代表能夠創造更好的結果。政治人物往往認為自己代表正義，對方代表錯誤，因此不願意妥協；但當所有人都死守立場，政治便陷入僵局。2、願意懷疑自己的立場，才是成熟政治的起點。阿米亥所說的「懷疑」，並非沒有原則，而是承認自己不一定完全正確，並願意理解不同立場的合理性。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3、包容與妥協才能讓社會重新展現生命力。政治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誰比較正確，而是為了讓國家繼續向前；有時候,適度妥協不是背叛原則，而是實現更大目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猶太人的經典《塔木德》有一句流傳千古的智慧：「這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那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這句話表示，不同的意見未必沒有價值，政治的成熟不在於消除所有岐見，而在於懂得尊重差異、尋求共識。 以色列的政治領袖們不妨省思阿米亥的話，並參考先賢的智慧，尋找解決政治僵局之道。就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情況來看，如果反對陣營只顧堅持自己的政治潔癖或原則，不願與其他政黨妥協，最後可能反而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以色列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反對派能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取得ㄧ致，而是能否為了國家重建、社會團結、宗教與世俗平衡，以及巴勒斯坦問題，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政治聯盟。 對個別政黨而言，堅持原則可以維護自己的尊嚴與理念，但懂得妥協，才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反對陣營若不妥協，結果可能就會讓「九命怪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要打破目前的困局，就需要愛生科特展現政治領導力與協商能力，著手完成以下關鍵任務：1、與阿拉伯裔政黨建立穩定的合作安排，爭取其在國會信任投票及重大法案表決中持續支持，避免關鍵時刻倒戈。2、正面回應阿拉伯政黨提出的政策訴求，如民生資源的分配，治安的改善等方面的訴求，提出具體承諾；同時兼顧其承認以色列為猶太民族國家的基本要求，達成微妙的政治平衡。3、化解內部盟友的疑慮,接受與阿拉伯政黨非正式的合作。4、妥善分配未來各黨派在內閣中的權位，尤其是國防、財政、外交等，並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全國緊急政府施政綱領，建立具有共同目標的聯合政府。5、撬動目前執政聯盟內部小黨派如沙斯（Shas）黨及聯合妥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使其倒戈投向新的執政團隊。6、在重大議題上，凝聚差異極大的陣營立場,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彼此間的矛盾。7、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8、與各政黨領袖協商，提出一份各黨都能接受的執政綱領。 愛生科特從來就不是一位典型的政治領袖。他的大半生在軍中度過。他也許缺乏圓滑的的政治手腕，去處理上面所說的林林種種的問題，但阿米亥的詩句，恰好可以成為他組閣的政治哲學—打造ㄧ個彼此願意妥協、共同承擔國家責任的全國緊急政府。 作者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前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美國白宮官方形象照 【論壇禾流專欄】美國期中大選民主黨大勝，「藍潮」劇烈重劃政治版圖，共和黨在許多傳統紅州的地盤敗選，「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是否燈盡油枯，議論紛紛。然川普態度頑強，第一時間策立強硬驅逐移民政策推手的米勒擔任新幕僚長，未來從川普家族圖利到關稅問題，美國內戰好戲連臺。為了美化歷史定位，川普勢必將重心轉移至外交場域，結束烏克蘭和伊朗戰事，以及對中的經貿談判將是重點。 選後川普立即在白宮和俄羅斯特使見面，預告將達成一項涵蓋整個歐洲「大而美」的協議，談判代表隨即宣佈美俄烏三方將在阿布達比舉行和平會談，五點核心目標包括維護歐洲安全的持久架構、更高的軍事透明度等，結構上高度呼應普丁重新談判歐洲安全秩序的長期訴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擔心雅爾達密約再現。 在即將到來的深圳APEC峰會舉行美中俄三邊會談，提議出自普丁，該項會議不但有利俄國的大國形象，還可以兜售俄版對烏停戰協議，何樂不為？ 至於中國大陸，對川普雪中送炭是筆好投資，外交部已經確認三國正就相關會晤進行協商。基本上，北京試圖在俄烏衝突中保持「非當事方」的姿態，以免自陷尷尬，而「雅爾達密約」對中國的負面形象，亦非北京樂見。前此習近平在與德國總統會面時，已經表明「美俄中不會在深圳討論烏克蘭的命運」。 三國峰會前，中國大陸和中東接觸頻繁，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阿曼國王，這是兩國建交近半世紀以來，阿國元首首度訪中。接著，外長王毅分別接見沙烏地國安顧問以及伊朗最高國安會副秘書長。中國大陸購買百分之七十伊朗出口原油，為了因應能源價格飆漲，北京稍早特意減少自伊進口原油三成，有人認為布蘭特原油價格每桶因而降價三十美元，未來如何確保荷姆茲海峽暢通，美中利益一致。 川普對烏態度強硬，壓迫澤倫斯基下臺換取和平，建議烏國割讓俄軍佔領的百分之二十土地，烏國憂慮主權非無的放矢。在臺海和平現狀的前提下，強國兀自分贓主權交易難現。然而川習在五月北京峰會時，已經達成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共識，川普回程在空軍一號上表示與習近平就對臺軍售等臺灣議題進行了「非常深入的討論」，而對臺軍售自峰會前凍結至今，臺灣議題早已進入川普的外交交易清單。共和黨在期中選舉慘敗，歸因伊朗戰事導致油價等民生物價高漲，從荷姆茲海峽維持暢通到大豆、稀土，美國需要中國協力的面向廣泛。只要兩岸繼續存在難解的矛盾，在利益導向的國際博弈中，必須隨時提防成為強權的菜單！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前院長、陸委會前副主委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英偉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觀瀾專欄】川普出面挺黃仁勳，馬斯克在底下回了一句我同意。兩個人保的當然不是一段婚外情，甚至不完全是黃仁勳這個人。他們真正擔憂的是連鎖反應：英偉達的股價和軍心，市面上那筆天量的AI 投資，還有白宮和硅谷聯手講了快兩年的那套敘事政府讓路，企業家衝鋒，美國自然贏。 可這套敘事偏偏經不起黃仁勳出事。因為英偉達早已不只是一家芯片公司，而是美國AI戰略的重要支柱。這場風波真正涉及的，是美國AI 往哪走，誰說了算？誰能約束那些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又有誰會借機改寫中美芯片競爭的規矩？ 目前，英偉達董事會已啓動獨立調查，黃仁勳照常履行CEO 職責。董事會表示，尚無證據表明公司機密或國家安全受損。 川普公開力挺老黃，拿他對美國的貢獻為其背書。這等於給獨立調查預先加上一枚政治砝碼：黃仁勳對美國太重要，最好別動他。 問題恰恰在這裡：一個企業家重要到連總統都要出面護航，究竟說明美國AI 產業有多強大，還是暴露了它對少數關鍵人物的過度依賴？ 馬斯克那三個字，同意的是什麼？ 最耐人尋味的聲援來自紅杉資本的肖恩馬奎爾。他沒給黃仁勳留面子，直接說這事極其愚蠢，甚至「對美國有害」，但話鋒一轉：黃仁勳不可替代，美國輸不起。馬斯克隨即回覆：我同意。 這三個字不是替婚外情開脫，更不是給情報疑慮打包票。它是在排座次：黃仁勳可以罵，但不能動。爭論的焦點，於是從他做錯了什麼，悄悄換成了「換掉他，整個AI 體系要付多少學費」。 「不可替代」聽著提氣，細想卻是警報。一家世界級超大公司的命脈，如果真攥在創始人一個人手裡，這到底是黃仁勳的本事，還是英偉達的隱患？ 阿克曼把話說得很白：我不主張豁免，真要查出國家安全問題，那是另一回事。我只希望「這只是一場婚外情，而不是國家安全風險」。 這三層要分清：桃色新聞會過期，領導層危機動的是公司治理，國安調查動的是政策環境和市場預期。支持黃仁勳的人怕失去他，懷疑他的人怕英偉達真的離不開他。股票先跌，政治隨後補刀。 英偉達出事之前，AI 股票已經在跌。市場正在重新算賬：投了這麼多錢，回報在哪？估值撐不撐得住？監管什麼時候來？黃仁勳的調查只是往這堆柴上又澆了一勺油，只不過這回燒到的是最關鍵的那個人。 過去兩年，AI 的敘事乾淨利索：投得越多，算力越大，美國越強。現在問題追上來了。 錢什麼時候變成利潤？數據中心的天價電費誰掏？一個國家的產業戰略，憑什麼系在幾個企業家的判斷上？ 民主黨拿下國會兩院，AI 和數據中心監管很可能成為新一輪政治攻防的焦點。安全測試、企業責任、電費分攤，都可能成為議題。白宮當然不願看到自己的AI 戰略被國會處處掣肘。 兩邊爭的是同一樣東西：給這輪AI 繁榮下定義的權力。川普管它叫新工業革命，對手要問的是，誰賺錢，誰買單，出了事誰負責。黃仁勳這一跤，恰好給了後者一個現成的入口。 川普當然懂這個。他的AI 戰略不是政府下場造芯片，而是把企業的技術優勢包裝成國家實力。白宮推動全棧AI出口，賣的不只是芯片，還有美國的技術標準和治理模式。 這齣戲里，黃仁勳是最賣座的主角。挺他，就是挺自己選的那條路，也是挺自己的執政招牌。 沒有導演，戲照樣往一處演 別急著想象有什麼陰謀論幕後指揮部。其實不需要。 安全鷹派想鎖緊對華技術出口，監管派想給科技巨頭套上繮繩，投資者怕公司治理暴雷，民主黨想拆掉川普「老王賣瓜，自吹自擂」的AI政績。這幾路人馬未必互相通氣，目標也不完全一致，但都可能把勁兒使向同一個人。政治向來如此：不需要共享目的，只需要共享一個突破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風波可能成為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芯片出口的新籌碼。黃仁勳一直主張，在國家安全允許的範圍內繼續參與中國市場。這本來是一個商業判斷，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產業政策問題。 但現在，爭論可能從「哪些芯片能賣」，滑向「主張賣的人可不可靠」。一旦賣芯片變成忠誠度測試，任何正常的商業主張都可能先挨一頂政治帽子。國家安全當然重要，但如果什麼都能裝進國家安全這個筐里，商業理性還有多少立足之地？ 要注意台灣的戲台，和華裔的標籤。台灣那邊的政治算盤也不會停。英偉達的投資、蔣萬安的招商政績，沈伯洋的空心允諾，本來就捲進選舉攻防。黃仁勳一出事，又多了一個可以借題發揮的話柄。企業想躲政治，政治卻從不躲企業。 更深一層，是黃仁勳甩不掉的出身。台灣出生，美國長大，一路做到英偉達掌門。平時這是資本：懂中文，懂兩邊市場，能幫公司跨過國界。可地緣政治一緊，同樣的履歷就可能 變成疑點：你怎麼這麼懂中國？你為什麼還想繼續賣？你為什麼話說得不夠硬氣？ 當然，批評黃仁勳的商業主張，不等於歧視他的華裔身份。但有一個問題值得追問：換一張白人臉，同樣的對華銷售主張，會被當成商業判斷，還是忠誠問題？ 說到底，這場風波不需要什麼陰謀論總導演。投資者看估值，監管者要抓手，鷹派盯著技術流向，民主黨尋找攻擊特朗普AI 政策的突破口，而川普要保住自己那套美國AI領先、邁向超級智能的宏大敘事。 黃仁勳恰好站在所有這些利益的交匯點上。 作者為美籍華裔學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輝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黃仁勳如果只是普通公司的老闆，婚外情，大概就是幾天娛樂新聞；道歉、回家、關門處理，外界也沒有必要拿著放大鏡檢查別人的婚姻。 問題是，他不是普通人，黃仁勳掌握的是全球AI時代最重要的算力入口之一。輝達晶片能不能賣到中國大陸、賣多少、賣哪一款，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決策，而是華府國安政策的一部分。因此，當他的私人關係被美國情報圈質疑可能牽涉中國情報活動時，事情就從臥室走進董事會，再從董事會走進國會，如今甚至走到了中美外交記者會。 十一月八日，黃仁勳公開承認對妻子不忠，向家人與員工道歉。輝達董事會同日宣布，由獨立董事與外部律師展開調查，同時強調，目前沒有理由相信美國國安或輝達機密已受到損害。換句話說，婚外情已經是事實，但國安疑雲仍然只是待查事項。 然而，政治從來不需要等待司法定讞才開始運作。美國眾議院外交、中國問題及情報等三個委員會的共和黨主席，已要求黃仁勳進行閉門簡報，說明他與Megaspeed高層Alice Huang的互動，以及輝達如何防範外國情報活動。這代表華府早已不把此事當成單純的CEO家庭危機。 北京的反應同樣值得注意，十一月九日，中國外交部面對法新社提問，再度否認所謂「中國間諜」說法，稱相關指控是捕風捉影、污蔑抹黑。 問題來了，如果這只是一樁企業家的婚外情，大陸外交部何必一再回應？如果只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私人關係，國際媒體又何必一路追問到美中高層互動？ 答案恐怕就在這裡：黃仁勳的價值，早已超過黃仁勳本人！對華府而言，他是美國AI霸權的重要支點；對北京而言，他則是美國科技產業中，少數長期公開主張不能完全放棄大陸市場的重量級企業領袖。 黃仁勳一直強調，美國如果把大陸市場完全讓給中國自己的AI企業，長期而言可能削弱美國科技生態系的全球影響力。從商業角度來看，這套邏輯並非沒有道理；但在華府國安鷹派眼中，問題恰恰相反。 AI晶片不是可樂，也不是手機。它可以訓練大型模型，也可以強化軍事推演、情報分析、無人系統與網路作戰。因此，當一名最積極主張「大陸市場不能丟」的科技巨頭，又同時捲入大陸情報疑雲，過去那些商業主張，自然會被重新放在國安放大鏡下檢視。 而事情發展到這裡，北京的敘事也開始轉向。部分大陸媒體認為，這場風暴真正的目的未必是把黃仁勳定罪，而可能是藉國安危機，迫使輝達從「高度創辦人中心」走向更符合華府安全要求的制度化管理。換句話說，與其說是抓黃仁勳，不如說是「收黃仁勳的權」。 這個說法目前仍屬政治推演，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華府已經設計好所謂「接管輝達」的劇本。但它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假如最後調查結果是「沒有洩密，卻存在治理漏洞」，那麼真正留下來的後果，可能不是刑事追訴，而是制度收緊！董事會可以增加國安及合規審查，海外敏感客戶可以受到更嚴格監督，甚至黃仁勳本人對大陸市場、晶片出口與政策遊說的自主空間，也可能被重新界定。 真正的「收編」，未必需要有人拿著行政命令走進輝達總部。只要從今以後，黃仁勳每一次談大陸市場，都必須多過一道國安審查；每一次主張放寬出口限制，都要先證明私人關係沒有影響商業判斷，那麼權力結構其實就已經改變。 這也讓人不免想起孟晚舟，二○一八年，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遭逮捕，美國要求引渡。二○二一年，她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緩起訴協議，美方撤回引渡要求，孟晚舟返抵中國。美國司法部文件顯示，她當時涉及銀行及電匯詐欺等案件。 孟晚舟與黃仁勳最大的差別，在於身分與法律結構。孟晚舟是大陸公民，在第三國面對美國司法追訴；黃仁勳則是美國自己的科技企業領袖，而且目前仍然是輝達最核心的權力人物。輝達最新年報顯示，他自一九九三年創辦公司以來一直擔任總裁、執行長及董事，二○二六年更進入美國總統科技顧問體系。 因此，黃仁勳未必會成為「下一個孟晚舟」。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他會不會被抓，而是他會不會被重新「定價」。 他的大陸政策主張還剩多少政治信用？未來如果再要求放寬AI晶片出口限制，國會是否會先問一句：這究竟是商業判斷，還是私人關係曾經影響判斷？董事會會不會因此收緊他的決策權限？他在華府科技政策圈裡的說服力，又會不會因此打折？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內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川普目前仍公開支持黃仁勳，稱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另一方面，美國國會與FBI的調查壓力卻持續升高。 於是出現了一幅很有意思的畫面：美國國會在查，北京在否認，川普暫時沒有切割；美方開始討論國安風險，中方媒體則開始談「強迫收編」。 雙方的說法南轅北轍，卻共同證明了一件事黃仁勳已經不是單純的企業CEO，他成了美中科技戰中一個需要被爭取、被防範，也必須被重新估價的戰略人物。 所以，這件事情真正值得看的，從來不是黃仁勳究竟愛上誰。婚外情只是引線。晶片、情報、出口管制、企業治理與美中科技霸權競爭，才是火藥庫。 孟晚舟讓世界看見，一名科技企業高層如何成為司法與外交角力中的象徵；黃仁勳事件則提出了另一個更尖銳的問題： 當一家企業重要到足以左右國家科技戰略，創辦人究竟還是企業家，還是早已成為國家必須管理的一項戰略資產？ 如果答案逐漸偏向後者，那麼這場風暴最後真正被重新定價的，恐怕不只是黃仁勳的名聲，而是他手中還剩多少可以自由決定輝達方向的權力！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李華球評論】​​​媒體報導指出沈伯洋擬拜會蔣友柏和黃珊珊，蔣萬安輕回「尊重」。其實沈營想打出這招，就是日前拜會國民黨本土大老前台北市議長陳健治初嘗甜頭，食髓知味，馬上就想到拜會蔣友柏與黃珊珊，再進一步深入藍白陣營。蔣萬安輕回「尊重」，似乎未察覺到沈營的深沉伎倆。 一，沈營深知，蔣友柏不久前曾表態「命決定能坐多大的椅子」，引發眾議。網路以及媒體人直言，「雖然蔣友柏說的是投資理財，但網路議論者及媒體人認為這應該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有沒有危機意識的警覺性的問題。就此而言，沈營想打這招就是想再製造裂解蔣家的「家和」以及藍營的「團結」問題，蔣陣營不能小覷。 二，沈想拜會黃珊珊，就是要突穿藍白合的用意，雖然黃與民眾黨越來越疏離，予人有漸行漸遠的感覺，但沈只要能成功切入就有話題，操作藍白難合就有空間，這對蔣萬安及台北市議員，還有國民黨其他縣市的藍白合，都將形成突破口，若被攻破，將對九合一選舉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旨在未來2028大選的先期攻挫之意。 三，選舉最後階段，就是正、反、合，三個辯證邏輯的衝突與對撞作術之鬥。維基百科指出：「正、反、合」辯證法（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是哲學史上非常著名的概念模式，用來描述思想或事物演進的三個階段： 正題（Thesis）：提出一個最初的概念、觀點或現象。 反題（Antithesis）：產生與正題矛盾、對立或否定的概念。 合題（Synthesis）：雙方的矛盾經由「揚棄」（克服並保留其合理部分）後，統一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全新階段。 沈陣營在此時提出擬訪蔣友柏與黃珊珊，其邏輯辯證之術，就是正反合三階段的統合之技，誰敢於、先於、勇於鬥爭，誰就有機可乘，就有票可催，蔣萬安及國民黨陣營，不能僅以「尊重」就能脫身，就能安過，戒慎恐懼方為上策。 選舉最後階段，吃得到肉就大口吃，吃不到肉就喝湯，至少有喝到湯頭、喝不到湯，就啃骨頭，有骨頭香可啃也別有滋味，這個選戰邏輯就是沈營最後的殺手輓歌，絕對不能輕覷，務須嚴陣以對，始能迎刃而過。 作者為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 ●作者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為2024總統大選民調與票數對比 【聚論壇王其專欄】今年2026年的縣市長選舉，最奇特的現象就是民調滿天飛，並且落差很大，；而橫空出場的洋流，更吹亂了今年的選情，民調也跟著大跳躍，不但讓很多人開始懷疑民調的可信度，甚至都不知道要看哪個媒體的民調。 民調的祖師爺、前台大政治系教授洪永泰曾說，真正的民意調查必須建立在科學抽樣、母體明確定義與數據透明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民調本來就是很科學的，用來測量人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這20多年來也成為衡量台灣民主溫度的主要工具之一，各黨派也都不斷在不同時期，運用民調了解人民對政黨的態度，還有人民的需求。這幾年來，民調更進一步地成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根據，或是政黨初選的唯一根據，各地候選人經常掛看板上寫民調唯一支持的候選人，用以強化民眾接到電話後印象。 台灣的政治民調或是政策民調，也早已成為學校內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心，台大、政大、輔大、世新等大學都有民調中心或是課程；並且透過電話、手機與網路，搜集真正第一線民眾的聲音，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或是提供政府與企業的營運協助。 不只政黨用、學校、政府、企業在用，民意調查其實也是台灣媒體建立內容公信力的方式，例如聯合報、TVBS、天下雜誌、遠見、ETTODAY、美麗島雜誌等，都有定期發表選舉或國政民調、縣市長的施政排行榜；去年停刊的菱傳媒則與台大教授張佑宗開發新的網路民調，由皮爾森數據公司執行，從2022年縣市長選舉到2024總統大選，都有一定的公信力與精準度。 今年選舉最特別的現像，就是民進黨推出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並且啟動洋流的新選舉策略，攪動台灣各地選情，並且也影響了民調，和2018年的韓流互相比拼。有媒體人說，今年，部份民調成為攻擊性武器，讓民調真的變調。一位分析過今年三黨選舉策略的政治幕僚說，民進黨同時創造洋流的聲勢主張，和社群破圈擴散力。他表示，綠營的洋流現象並不是單純的同溫層，而是透過Threads演算法溢出至IG與FB，不但搶佔空戰的市場，也對藍軍擅長的陸戰形成強烈的壓迫感；而民調數字則是扮演更大支的麥克風角色，橫空放送。 民調發動的信號從10月開始，緊跟著洋流。信民協會於2026年10月公布台北市長民調，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以50.3%大幅領先國民黨現任市長蔣萬安的33.3%。但TVBS民調中心2026年10月31日發布的最新台北市長選舉民意調查支持度卻是，國民黨蔣萬安的46%、民進黨沈伯洋42% 。 接下來，信民協會於2026年11月3日再公布由民調專家戴立安執行的最新台中市長選情民調，民進黨候選人何欣純的支持度為 41.1%，國民黨候選人江啟臣的支持度為30.4%，何欣純領先江啟臣10.7個百分點。同樣的城市，11月2日國民黨台中市議會黨團委託佛光大學民調中心的民調，江啟臣的支持度為38.3％，而何欣純則為28.1％，江啟臣領先何欣純10.2個百分點。 同個縣市，差不多時間發表的民調竟然差那麼多。《全民查假會社》曾為文表示，台北與台中公布的民調，信民協會的樣本結構都呈現綠大於藍白合的情況，樣本結構必然影響最後結果。前述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莊伯仲教授提及的原因造成，但是也有人認為是沉默螺旋造成，這當中又牽涉了拒訪率與要不要加權的問題。莊伯仲教授曾撰文，探討「台北市長民調差距為何這麼大？」提出了四種解釋：機構效應、抽樣運氣不好、人為操弄、調查時間不同。 國民黨立委羅智強在《國民開小會》節目指出，戴立安執行的民調，其背後的實質出資者是聯電創辦人曹興誠，他與黑熊學院及知識台灣協會也有著深厚的資金關係。羅智強形容，信民民調算是沈伯洋的另外一個文宣部。 王鴻薇指控綠營假借各種協會、學會之名操作選舉民調，點名包括兩岸政策協會、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國家安全研究學會、信民兩岸研究協會（信民協會）以及台灣韜略策進學會等，並指出譚耀南、張宇韶、郭國興、王智盛、范世平等人輪流在其中擔任要職。王鴻薇批評這是「綠營民調大集合」與認知作戰，意圖藉此打擊在野黨士氣、影響中間選民與支持者，類似手法從過去的大罷免潮、各項大選便屢見不鮮。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部反駁，認為民調應作為雙方參考依據而非選情工具，痛批藍營「氣急敗壞常來自於恐慌」，並指出民調專家戴立安的執行與設計具專業公信力，大可不必過度作政治攻防。 其實，民調成為最重要的選舉策略，並且隨洋流而出，早有跡可循。總統賴清德2026年8月中旬在民進黨行動中常會南下高雄輔選市長參選人賴瑞隆時公開指出，部分民調稱民進黨候選人「只贏對手（如國民黨的柯志恩）不到1%」或呈現微幅領先是「假民調」，並將其定調為中國大陸透過北戴河會議下令進行的「中共介選」。 而剛巧，今年政黨初選最激烈的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四人之爭，就是真假民調被討論最多的例子。賴瑞隆對比國民黨對手柯志恩平均民調成績55.995％，在四人中拿下第一名，另外三位參選人的平均民調成績為，邱議55.3807％、許智傑51.9022％、林岱50.5986％。當時民調結果被質疑，民進黨則強調初選民調行之有年，民調機構也具有公信力，所以沒有任何問題。但其中一位落選者的輔選幹部則說，他不會再相信任何民調。 再說，如果民調成為文宣策略，也傷了媒體多年來發表的民調成效，今年還引發了媒體與民調組織互相抨擊，例如信民的戴立安與TVBS對政黨比例的不同態度。 不同選舉立場的人，針對民調政治攻防不足為奇，但今年民調被拿來濫用也是事實，這到底是民進黨的策略，或是個別民調公司或作民調的人、民調出資者的初心，難以判斷。但民調是無罪的，操控民調的人才應該被檢討。 台灣媒體多年來建立的民調發表方式和民調數字有其歷史與公信力，這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媒體重要角色，政治人物應該要尊重並且支持。如果拿民調當工具，甚至有目的地發表各種混淆視聽的民調，都應該被譴責，否則對台灣媒體長期發表讓人信賴的民調，或是多年來努力經營並撐起台灣民意調查公信力的工作者，都很不公平。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網站 【論壇禾流專欄】這次選舉，民進黨一些候選人打造新形象、激起洋流頗有法術，一個憑藉是運用AI為助力。 選舉已隨著AI時代來臨而發生改變。政治人物爭取選民支持的戰場，正在從電視廣告、社交媒體和街頭造勢，延伸到一個新的領域：人工智慧。 過去，候選人要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報紙頭條、電視新聞和搜尋引擎的前列；如今，他們還得關心，當選民向ChatGPT、Gemini、DeepSeek或Claude詢問「這個選區其他候選人有哪些弱點」、「誰支持加強社會福利」或「哪位候選人的政策比較切合實際」時，人工智慧會如何介紹自己？ 這不只是競選宣傳方式的改變，更意味著政治傳播的遊戲規則正在重新改寫。候選人不僅要向選民拉票，也開始設法讓人工智慧認識自己、理解自己的政綱，甚至在回答相關問題時，把自己列入選民的考慮範圍。 AI「介選」的精準度非凡。但它並不是一位全知全能、完全中立的政治評論員。它所提供的答案，取決於訓練資料、網路搜尋結果、資訊來源的可信程度，以及模型本身的判斷方式。當政治人物開始爭奪AI的「回答權」，選舉競爭也就從爭取人的注意力，進一步延伸到爭取演算法的青睞。 選民找資訊，開始繞過傳統媒體 在傳統選舉中，候選人通常透過政黨組織、新聞報導、競選網站、電視辯論和社交媒體向公眾介紹自己。選民則需要自行蒐集資料、比較政見，再決定支持誰。生成式AI正在改變這個過程。 過去，選民搜尋候選人資料，往往會看到一連串新聞報導、官方網站和競選廣告；現在，他們可以直接向聊天機器人提問，要求它整理候選人的經歷、政策立場、過往表現，以及不同政治主張的利弊。原本需要花費數小時搜尋的資料，如今可能被濃縮成幾段文字。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10月公布的調查顯示，在10月12日至18日接受調查的美國成年人中，8%表示曾使用AI聊天機器人查詢2026年期中選舉相關資訊。在使用聊天機器人了解選舉的受訪者當中，76%曾查詢候選人的議題立場，71%曾用AI核實自己在其他地方看到或聽到的政治資訊，65%則查詢候選人的生平與職業經歷。 這些數字說明，AI目前還不是大多數美國選民獲取選舉資訊的主要管道，但它已經成為部分選民理解候選人和核實政治消息的新入口。隨著使用習慣普及，這個入口的重要性可能進一步上升。 對候選人而言，這種轉變尤其值得注意。選民未必會逐一瀏覽每位候選人的競選網站，也未必有時間閱讀冗長的政見表述。他們可能只問AI幾個問題，便形成初步印象。如果某位候選人的經歷、政策主張和公共紀錄被清楚整理，並經常出現在可靠的資訊來源中，他就比較有機會進入AI的回答。 相反的，一位候選人即使有完整政綱，如果網路上缺乏清晰、準確而容易查證的資料，AI也可能無法完整介紹他的主張，甚至忽略他的存在。 於是，競選團隊必須開始面對一個新的問題：除了說服選民，還得確保自己的資訊能夠被AI找到、理解和正確轉述。 候選人為何要向AI「拉票」？ 這種新型競爭，與傳統的「搜尋引擎優化」有相似之處。 過去，企業希望自己的網站出現在Google搜尋結果的前列，於是研究關鍵字、網站架構和內容更新方式。政治人物也會利用類似方法，讓自己的姓名、政綱和競選活動更容易被搜尋到。 如今，隨著AI直接生成答案，而不只是列出網頁連結，競選團隊開始關注另一種技術：生成式引擎優化。 其基本思路，是讓網站內容更容易被生成式AI檢索、理解和引用。例如，候選人可以在官方網站上清楚列出自己對經濟、教育、醫療、移民及治安等議題的立場，公開過往投票紀錄、政策文件和公開演說，並確保不同頁面的資訊前後一致。候選人也可以完善媒體選舉資訊平台上的個人資料。這類網站未必是一般選民每天瀏覽的地方，卻可能成為AI了解候選人背景的重要資訊來源。 一些過去被競選團隊視為次要的工作，如今可能變得更有戰略價值。資料是否完整、政見是否容易辨識、公共紀錄是否方便查證，都可能影響AI如何介紹一名候選人。 路透社2026年10月26日的一篇報導，便揭示了美國政治顧問如何開始把這套方法引入競選活動。報導指出，部分顧問提出建立大量方便AI檢索的政策頁面、爭取在AI經常引用的網站刊登內容，以及持續監測聊天機器人如何介紹候選人等做法。換言之，候選人不再只問：「選民在網路上看到了什麼？」他們還會問：「當選民把問題交給AI時，AI會怎樣回答？」 這並不等於候選人只要增加網站內容，就一定能改變AI的回答。不同模型使用的資料、搜尋方式和引用機制各有差異，資訊能否被檢索，也不代表它一定會被採納。這場競爭尚未形成一套保證有效的公式，卻已經成為政治傳播的新課題。 從資訊優化到操縱敘事有差別 讓候選人的政策資料更完整，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競選團隊不再滿足於提供事實，而是試圖透過大量內容，讓AI反覆接受某種特定敘事。這正是民進黨人的拿手好戲。 例如，一個競選團隊可能不斷發布內容，強調候選人支持公共安全、重視貧富差距、主張改善教育；這些主張如果有公開紀錄支持，當然可以成為正常的競選宣傳。但如果有人建立大量看似獨立、實際上卻彼此配合的網站，重複發布相似的問答，並把競選口號包裝成新聞分析或客觀比較，情況便完全不同。 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AI可能把內容出現的頻率、網站表面的可信度，誤當成某種立場獲得廣泛支持的證據。 傳統搜尋引擎通常會呈現多個結果，讓使用者自行判斷；聊天機器人則可能把不同來源的資訊整合成一段流暢、完整、語氣肯定的回答。使用者未必知道哪些內容來自可靠新聞機構，哪些出自競選網站，又有哪些可能是刻意製造的政治宣傳。一旦虛假資訊被AI重新整理，它便可能失去原本容易辨識的宣傳痕跡，轉而以看似客觀的解說形式出現。 AI回答即使引用了來源，也不代表來源本身可信。若多個網站只是互相抄襲，或者共同散播同一項未經證實的說法，表面上的多重引用仍可能製造出錯誤的可信感。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只是AI會不會犯錯，而是有人是否能有系統地利用它的資訊處理機制，影響政治敘事的形成。 AI說得愈流暢，選民愈要保持警覺 AI介入選舉資訊傳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風險，是錯誤答案往往不會顯得像錯誤答案。 聊天機器人可以用完整的句子、清晰的結構和冷靜的語氣，解釋一項政策或整理一位候選人的政治立場。然而，語言表達流暢，並不等於內容準確；答案看似有條理，也不代表背後的證據充分。 AI可以幫助選民快速整理複雜資訊、理解陌生議題，也可以協助查核在社交媒體流傳的說法。關鍵是，使用者不能把AI當成最終裁判，而應把它視為進一步查證的起點。 科技公司不能只靠承諾維護中立 面對這些問題，科技公司已開始採取措施。美國AI公司已意識到，選舉資訊與一般生活問答不同，錯誤答案可能帶來直接的公共後果。但要維持資訊品質，不能只依靠科技公司自我宣告，也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選民。 首先，AI平台應盡可能清楚標示答案的資訊來源，區分官方紀錄、新聞報導、候選人自行發布的內容，以及尚未獲得獨立證實的說法。當資料不足或來源互相矛盾時，系統應坦白指出不確定之處，而不是為了提供完整答案而自行拼湊結論。 其次，平台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機制，識別大量重複、互相引用或刻意偽裝成獨立新聞的網站。不能單憑網站數量或內容出現的頻率，就認定某種政治觀點獲得廣泛支持。 第三，選舉機關、新聞機構與非營利組織應繼續提供清楚、最新、方便查證的公共資訊，讓AI有機會優先引用可靠來源。 社交媒體時代已經證明，平台若只在問題引發公眾關注後才被動處理，往往難以完全消除資訊污染帶來的影響。AI公司應當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不是等到下一場重大選舉爭議爆發後，才開始補救。 未來的競選，既要爭取選民，也要接受查證 候選人向AI「拉票」，未必意味著政治人物真的能夠直接命令聊天機器人支持自己。更準確地說，這是政治傳播正在適應新的資訊環境：當選民愈來愈依賴AI理解公共議題，候選人自然會希望自己的政策和經歷能夠被系統正確呈現。 這種變化也可能帶來正面效果。過去，一些地方候選人缺乏大型媒體曝光，選民很難找到完整資料。若AI能夠有效整理官方紀錄、公開政綱和可信新聞，即使知名度不高的候選人，也有機會讓更多人了解自己的主張。 但如果資訊曝光取決於誰最懂得迎合演算法、誰能夠大量生產看似可信的內容，競選便可能逐漸偏離政策與公共紀錄的比較，轉向一場爭奪AI注意力的技術競賽。 民主選舉原本就存在資源不均、宣傳失實和資訊不對稱等問題。AI不會自動消除這些問題，反而可能在新的技術環境中放大它們。因此，候選人的競選團隊除了研究如何讓AI正確理解自己的政見，更應該確保公開資訊真實、完整且可以查證。科技公司則必須避免讓流暢的語言掩蓋薄弱的證據，選民也需要養成查看來源、比較不同說法的習慣。 歸根究柢，AI可以幫助選民理解政治，卻不應代替選民作出政治判斷；它可以整理候選人的主張，卻不應在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替任何人建立優勢。 當候選人開始向AI拉票，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哪位政治人物更懂得討好演算法，而是這場新的資訊競爭，能否讓選民得到更完整、更準確的事實。 畢竟，選舉的核心仍然是選民的自主判斷。無論政治宣傳如何進化，民主社會都不能把判斷公共事務的權力，交給一個可能出錯、可能受到操縱，而且未必能清楚解釋答案從何而來的黑箱。 AI可以成為選民認識候選人的新窗口，但這扇窗口究竟映照出真實的政治世界，還是經過精心安排的資訊幻象，將取決於科技公司的責任、政治人物的自律，以及公眾對真相始終不放棄的追問。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台北市長候選人 【論壇禾流專欄】2026年地方選舉進入最後衝刺，民調一份接一份丟出來，數字也一份比一份離譜。同一座城市、同一批選民、同一段時間，有人算出藍營穩贏，有人算出綠營大勝，也有人算成五五波。支持者挑自己愛看的轉貼，政治人物挑對自己有利的引用，媒體再配上斗大標題放送。民調本來是量體溫的溫度計，現在卻像一根攪屎棍，把整池水越攪越混。 先看數字。臺北市長選舉，10月初的一份電視臺民調顯示蔣萬安49%、沈伯洋41%，其他調查卻出現沈伯洋領先。新北市10月初的一份調查是李四川42.6%、蘇巧慧35.9%，另一份卻是蘇巧慧43.1%、李四川30%。差距不同就算了，連誰領先都換了人。 高雄更誇張。10月30日一份媒體民調顯示賴瑞隆43.2%、柯志恩43.1%，幾乎平手。11月2日公布的另一份民調，卻是賴瑞隆47.8%、柯志恩27.4%，差距20.4個百分點。短短三天，拉鋸戰就變成一面倒？ 臺中市選戰民調也出現戲劇性反差。11月2日國民黨議會黨團委託佛光大學調查，江啟臣38.3%、何欣純28.1%，江領先10.2個百分點；11月3日信民協會公布民調，何欣純41.1%、江啟臣30.4%，何反領先10.7個百分點。兩份調查僅隔一天公布，領先差距反轉20.9個百分點。究竟是抽樣差異，還是調查方法出了問題？ 新竹市也一樣，九月調查高虹安48.6%、莊競程21.2%，11月3日另一份變成38.1%對36.1%。差距從27.4個百分點縮到2個百分點，是選民一夜之間集體轉向，還是有人量錯了尺？ 我不說哪一家造假，也不能只憑數字不同就定罪。調查日期、抽樣框、訪問方式、問卷措辭、加權程序，本來就會造成差異。但差到方向相反、差到超出抽樣誤差好幾倍，還要大家接受一句「各家方法不同」，這不是尊重專業，是把專業當遮羞布。 ■ 方法謬誤，還是居心不良 調查研究方法課第一堂就要問： 你到底抽到了誰？市話抽不到不裝住宅電話的人，手機調查要處理號碼涵蓋與受訪機率，網路會員樣本則是自己報名來的。一千多份樣本，不會因為數量好看，就自動代表幾十萬、幾百萬選民。 加權也不是萬靈丹。性別、年齡、教育、地區都校正了，不代表政治態度也校正了。某個族群就是不接電話、不回問卷，加權只是把偏差放大後重新包裝。非機率網路樣本更不能套用隨機抽樣的誤差範圍，偏偏很多報導照寫「誤差正負3個百分點」，好像掛上這行字就有了科學身分。 問卷設計的門道更多。姓名排列順序、題目措辭、前面先問什麼、未表態者追不追問，把「支持誰」換成「看好誰」，把全體受訪者換成高投票意願者，結果都可能翻盤。這些選擇本身不是罪，不揭露才是問題。 拿看好度去比支持度，拿子樣本去比全體樣本，再冠上「最新民調」四個字，這已經不是方法差異，而是偷換概念。 有些是學藝不精，有些是方法謬誤，有些恐怕就是居心不良。三種情況表面上看起來一模一樣，唯一分辨得出來的辦法，就是攤開方法、留下資料，等開票來檢驗。 ■ 民調成了揚聲器 真正該追問的，是躲在數字背後的那雙手。委託者是誰？經費從哪裡來？為什麼有些調查只在關鍵時刻出現，選後就消失？為什麼方法說明永遠語焉不詳？做這些東西，是為了騙一兩天的流量，還是真的對公平正義負責？大家心裡其實有數。 有人說，選民不是傻子，這種東西沒用。我沒那麼樂觀。我認為有用，而且很有用。民調有議題設定效果，也有框架效果。 今天告訴你某人大勢已去，明天告訴你某人逆轉勝，大量反覆注射之後，選民對選情的認知框架就被悄悄改寫了。相信某人必勝的，產生從眾效應；覺得自己陣營被低估的，出現逆勢動員；政治人物和媒體天天重播有利數字，支持者的確認偏誤也越來越深。 社群演算法再推一把。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同溫層裡，看到己方聲勢如虹。民調引用聲量，聲量又引用民調，循環放大之後，已經不是在測量民意，而是在製造民意。 民調本來是讓社會看清楚的工具，現在卻成了讓大家看不清楚的煙霧。水混了才好摸魚，把選情、氣勢、真假全部攪混，最後是要拿來當誰的墊腳石？ ■ 赤馬紅羊年的亂 今年是丙午年，老一輩說「赤馬紅羊」，丙午、丁未之年多亂象。 上一個丙午年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開始。近代史上的大亂，往往都是從是非不分、真假難辨開始。今年又逢丙午，臺灣當然不是那樣的局面，但民調市場的亂，已經到了必須有人站出來說話的地步。亂不可怕，可怕的是亂了沒人收拾，錯了沒人負責，選完就船過水無痕。 ■ 讓數字接受開票檢驗 與其選前爭論哪家可信，不如建立完整的選舉民調資料庫。把2022年九合一選舉各機構的調查日期、候選人支持度、抽樣方式、加權方法、未表態比例和最終開票結果逐一對照，再把2026年的調查放進同一套架構。 選後檢驗也不能只拿最後一份民調和開票結果相減，還要控制距離投票日的時間、投票率、未表態選民和調查方法，才分得出哪些是持續性偏差，哪些只是選情變動。2022年明顯失準的機構，2026年有沒有改善？一次失準可以說是運氣，次次失準就是能力問題；如果次次都偏向同一邊，那就不只是能力的問題了。 選舉會結束，政治人物會各自歸位，但民調欠下的帳，不能隨著開票一筆勾銷。民調可以有誤差，學者可以有不同判斷，但標準不能看顏色。今天用這把尺量藍營，明天就要用同一把尺量綠營。選票決定誰當選，選後驗證則決定誰的民調還值得被相信。 溫度計可以不準，但不能拿來當攪屎棍。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十一月八日，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受訪談到柯志恩，用了這個形容。他批評柯不敢在黨內表達異議，未來也沒有勇氣替人民捍衛尊嚴與權益。 這段話，最刺耳的地方，就在那個「尊嚴」。要教別人捍衛尊嚴，卻先把對方的人格踩低。話說得越理直氣壯，矛盾就越刺眼。公督盟這堂公民教育，上到這裡，恐怕連「尊重」兩個字都得重新解釋。 不妨換個場景。假如今天是一名立委，在質詢台上把官員叫作「狗」，公督盟會怎麼看？它的官網其實早已說明，立委辱罵官員，正是需要嚴厲監督的理由。 把立委換成執行長，把官員換成候選人，道理完全相同。總不能同一句侮辱，從受評者嘴裡說出來要檢討，從評分者嘴裡說出來，就變成勇敢發聲。這把衡量別人的尺，量到自己身上，難道還會自動縮水？ 柯志恩能不能抵抗黨內壓力，當然可以問。她的投票紀錄、公開承諾，拿出來一件一件對照，該批評就批評。可是，一聲「狗」，不會替任何指控補上證據。它只讓人看見，說話的人有多輕蔑他正在評論的對象。 而張宏林的頭銜，又讓這番輕蔑多了一層重量。 公督盟的評鑑常被當成問政表現的參考，執行長的發言也自然承載了組織形象。頭銜可以讓人被認真傾聽，就不能在失當發言時，期待大家自動把頭銜遮起來。專業的光環要享受，言論的責任也得承擔，公信力沒有只收紅利、不認虧損的道理。 人民願意相信監督團體，是因為期待它講證據、守分寸，至少願意把要求別人的標準，用在自己身上。這個期待一點也不高。誰都不需要先拿到「優秀立委」證書，才配獲得基本尊重；也不會因為政黨立場不同，就自動失去人格。 公督盟的評鑑有量化、質化與資料覆核程序，一句失當言論不能抹除所有人的工作。但這套程序若要繼續取信於人，就得回答：主管的政治好惡如何受到約束？對他人言行的嚴格標準，又如何用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評鑑表可以做得很精細，尊重人的分寸卻不能如此粗糙。當一個經常評斷政治人物的組織，由執行長說出這種話，社會追問它的道德標準，正是它平日鼓勵的公民監督。總不能監督別人叫民主，輪到自己被檢驗，就只剩別人不懂自己的苦心。 公督盟該做的，是說明是否認同這種用語，要求發言者收回侮辱、向當事人道歉，再交代內部如何檢討。這些事情，平日拿來要求政治人物，說得那麼順；輪到自己，總不能忽然變得難以理解。 人民不欠公督盟一張永久有效的信任狀。做過多少監督工作，也不能抵銷這一次對人格的貶抑。若連承認失當、面對批評的勇氣都拿不出來，還怎麼教別人負責？又憑什麼期待社會相信，自己的判斷永遠比別人公正？ 給立委打分數的人，也正在被人民打分數。這一次，該補考的是監督者。下一次拿起紅筆之前，請先證明，自己還懂得尊重人！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沈伯洋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前幾天講「在沈伯洋身上沒有看見孫中山，倒是看見了華盛頓」。其實是在講幾個月前的這件事。 華盛頓，指的是華盛頓DC，結果沒人懂我的哏（悲憤）。話說沈伯洋關於這件事，實際上是另有一個刑事告發，後來莫名其妙「簽結」了。 不過說實在的，檢方簽結的理由我是真的看不懂。 本案告發所涉及的，是國安法第二條、配合第七條第一項，也就是俗稱的「發展組織罪」。 這一條條文寫得很死（下面為了方便閱讀，把兩條的要件合併）： 「任何人不得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 要說沈不構成本罪，你要怎麼辯解我沒意見，但（報載）我們的檢察官把沈的案子簽結，給的理由卻是「美國不屬於境外敵對勢力」！？ 可是條文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外國」和「境外敵對勢力」是分開寫的哎⋯⋯ 而且當初1995、1996年國安法第一次修正時，行政院版的草案本來只有針對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喔，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陳昭南強烈反對只針對大陸地區，主張改以外國政府為對象「如此即可包括所有國家在內」，「外國」二字是在這樣的立法歷程中加上的。（當然之後還有再歷經修正） 或者我們反過來問，今天如果有人認真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美國在台灣發展組織，居然不構成本罪？ 民進黨口口聲聲正常國家、正常國家，我就想問，世界上有哪個「正常國家」，她的國家安全只防著「敵對勢力」的？ 英國不防美國滲透？法國不防英國滲透？美國不防以色列滲透？ 國家正常化、台灣主體性，言猶在耳。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