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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報導台灣之子黃仁勳 台灣媒體隨外媒起舞?

照片取自英偉達微博官網 【聚論壇王其專欄】AI教父黃仁勳涉及桃色風暴並且辭去輝達的職務,成全球新聞焦點,台灣媒體也跟進報導、分析、討論,甚或捕風捉影影射。有媒體人提醒,縱或有桃色糾紛,或是共諜疑慮,但不要忘了黃仁勳對台灣AI產業的貢獻,和努力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的點滴,台灣媒體對這位國際級的台灣之子報導分寸得拿捏好,不應隨外媒起舞。 輝達是全球人工智慧AI運算的骨幹,市值約4兆美元;但對台灣人來說,黃仁勳從來不只是一家美國科技公司的CEO。這位從從台灣走出來的孩子,花了33年,熬過幾次幾乎要公司倒閉的危機,才穿著黑皮衣,站上全球科技舞台的中央,穿梭在國際科技與政治圈,並且不斷回台灣吃路邊攤,幫台灣的市井小民搶攻國際媒體版面,形塑台灣的形象。台灣的股市不斷創新高,超過40000點,政府超收股市的稅收後普發現金,這些股市紅利來自台積電等科技業的貢獻,輝達更是功不可沒。台灣人不該感激台灣之子黃仁勳嗎? 今年3月,黃仁勳上 Lex Fridman 的節目,談到台積電時說:合作30年,生意做到幾百億、上千億美元,「我們沒有合約」。說完他補了一句:「Thats pretty great.」。他把這件事當成優點,互相信任,不用逐條談判。這種關係很珍貴,但它是兩個組織、兩組人花了30年磨出來的,不存在任何一份雙方文件上。 出身台灣的CEO,還是用這樣的台灣信任方式與台灣最有影響力企業在打交道。 《中國時報》上星期六的報導標題說,「黃仁勳辦公室只放台灣糖果 一票人看哭:台人最不該落井下石」。那是因為有人臉書發文聲援,分享一段輝達員工透露的辦公室小故事,黃仁勳桌上的木製盤子只擺放台灣糖果,讓人感動,直言「他的離職對台灣來說是重傷,我們應該給他更多溫暖」。 《聯合報》上星期的社論有一段話說:「黃仁勳對妻子不忠,損及自身和企業形象,他難辭其咎;但他是否出賣了輝達和美國AI科技的利益,則仍有待調查。對台灣而言,自不必見獵心喜,看到外媒指黃樂是中國間諜,就急著拿來炒作抗中,那就太過淺薄。畢竟,台灣半導體產業與輝達的關係千絲萬縷,黃仁勳若垮台,相關產業不會受到重挫嗎」?《聯合報》這正是最中肯的聲音。 但,台灣還有媒體標題聳動:「讓人早就不愛了?黃仁勳擁Lori跳舞片瘋傳 全程避看妻眾嘆:滿是敷衍」、「早就不愛了?黃仁勳夫婦共舞影片被翻 冷淡動作洩外遇端倪」、 「揭穿黃仁勳雙面人設!傳記作者曝他私下暴君真面目:狂飆高層1小時 」、「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外電報導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推測,或是片面解讀,但有台灣媒體為了網路流量而大量引述。 不只有些媒體只有看外媒或自己在台灣拍到的照片說故事,再用標題大酸黃仁勳,連台灣政治界、科技業和企業人士,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針對黃仁勳發出聲援聲音。是11月28日要選舉投票,時機太敏感了?或是不敢介入中美的科技戰爭?或是不想得罪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黃仁勳花了33年建立運算帝國,深信規則、技術實力與商業契約。但權力遊戲中有一個殘酷的真相,沒有政治保護傘的頂級戰略科技與財富,可能成為被瓜分的籌碼。黃仁勳私人關係引發的信任危機,延伸到國家安全調查、美中科技競爭與華府政治角力,內含川普的個人外交,這場國際政治與未來科技大戰,仍在往上燒中。 先看NVIDIA兩大重量級機構股東正式聯名致信給董事會。信中講得很白: 「面對近期的動盪,董事會千萬不要病急亂投醫、倉促找人取代黃仁勳。在所有事實水落石出前,必須保留所有選項,包含讓黃仁勳重返執行長大位」。有人說,看到這兩位大股東聯手信,總覺得有一種強烈的 OpenAI 既視感,它的執行長被開除5天後又回去了。 黃仁勳宣布辭職當天,川普在自己的社群平台發文,稱讚黃仁勳「做得非常出色」,並點名蘋果的庫克是接任輝達執行長的唯一人選。 科技媒體 TechCrunch報導,線上連署「Stand with Jensen」截至美西時間14日下午已經超過11.5 萬人。網站顯示,簽署者包括 5965 名輝達現任員工、1108 名前員工和 6萬3063名股東,訴求是「Jensen 應該得到正當程序,而不是暴民審判」。這其中包括第一時間聲援他的馬斯克。 台灣媒體應該深入分析追蹤,黃仁勳希望美國技術持續參與中國市場,有何商業邏輯?是否因為美國企業若完全退出,中國可能加速發展替代技術,美國也可能失去市場影響力?但對美國國安體系來說,先進AI晶片可能影響軍事、情報與未來國力? 有人形容,同一顆晶片,在企業家眼中是產品,在國安官員眼中,卻可能是戰略武器;甚至,美國政府自己,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白宮考慮產業投資與外交談判,商務部門要考慮出口管制,情報機構則擔心技術流失,國會議員還要回應選民與它自己的政黨立場;黃仁勳面對的,不只是一個美國政府,而是許多彼此制衡、互相衝突的權力中心。有媒體形容,這位台灣人先成為一個創造市場的人,現在反成了「被政治權力重新定價」的人,這是巨大的反差。這才是台灣媒體最應該告訴台灣人的故事。 黃仁勳花了33年,告訴全球如何相信AI的未來。如今,這位台灣之子卻必須面對一個比AI更難預測的世界,並且連AI都算不出答案。 對台灣而言,黃仁勳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國際媒體有立場,也有種族態度,甚至也參雜政黨因素,所以有些報導充滿偏見或有不實。一位媒體人提醒,台灣媒體在藍綠白選舉中充滿政治立場,碰到黃仁勳怎麼就沒有台灣人立場?新聞內容來自外電,可以保持中立,並忠於事實,但言論與分析應有台灣自己的立場,這才是台灣媒體該守住的原則。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陳國祥》政治認同搞成信仰征戰,民進黨激化臺灣「民主內戰」!(禾流論壇)

照片為沈伯洋候選人官方網站 【論壇禾流專欄】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把政治認同當作可以辯論、可以修正、可以用選票替換的選項。政黨競爭再激烈,對手仍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裡的競爭者,而非必須被消滅的異端。傳統民主政治中,政黨競爭主要圍繞政策理念、施政績效與公共利益展開,選民根據經濟情勢、社會需求及候選人的政見,決定支持誰、反對誰。 選舉成為純淨與雜雜質的鬥爭 然而,民進黨近年的執政軌跡,恰恰在系統性地拆毀這條界線:它把「臺灣認同」從一個政治立場,升格為一套不可質疑的信仰體系;把選舉從政策競爭,改造成一場區分「純淨」與「雜質」的信仰征戰。當政治認同被信仰化,臺灣內部便不再是民主競爭,而是一場沒有停戰機制的「民主內戰」。 所謂「基本盤信仰化」,是指政黨支持者不再只是基於政策認同或施政表現而支持某個政黨,而是逐漸將政黨、政治領袖與自身的身分認同、價值信念,甚至情感歸屬緊密結合。對他們而言,支持政黨不再只是一種政治選擇,而成為一種身分表態;所認同的政黨受到批評,彷彿就是個人受到攻擊;對於政治立場歧異者,則將其視為價值觀念、道德立場乃至對臺不忠誠的表徵。 當政治從理念競爭轉變為身分認同的捍衛,民主社會的競爭規則與公共討論便會產生深刻變化。這次選舉中,綠營側翼展現的政治霸凌變本加厲,他們動輒出征,不但對手陣營的候選人備受征討,連一些客觀就事論事的學者專家也飽受非理性聲討。這正是「基本盤信仰化」的惡質行為:政治不再是說服與被說服,而是表態與清算。 這種現象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政治、社會、媒體與心理結構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綠營支持者逐漸將群體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並將政治選擇視為保護自身群體利益與價值的方式。 敵對陣營施加狂暴的征討行動 接收訊息主要來源的社群平臺,其演算法越來越讓使用者持續接觸符合既有立場的資訊,強化原有認知;具有衝突性、煽動性及情緒張力的內容,則被如痴如狂地接收。久而久之,許多人不僅不接收不同的政治資訊,也可能生活在與一般民眾隔絕的認知世界中:對自己陣營的錯誤訊息完全寬容,對敵對陣營則採取嚴格的檢視標準與狂暴的征討行動。 對民進黨而言,動員既有支持者比說服立場不同的選民更直接。當政治人物不斷強調對手執政將帶來災難,或將不同意見者描繪成國家與社會的威脅,其支持者便容易產生危機感。政治競爭因此逐漸從「誰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轉變為「如何阻止對方取得權力」。 教育程度、居住區域、職業、宗教及文化背景等因素,遂與政黨認同逐漸結合;政治立場不再只是對公共政策的不同看法,而成為個人社會身分的一部分。當朋友、家庭、職場乃至媒體來源都呈現政治同質化,支持者的行動便更容易走向狂暴。 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文化參照座標 這場「內戰」的基礎工程,首先鋪設在教育與文化領域。民進黨當局長期在課綱中推動「去中國化」,將臺灣史從中國史脈絡中剝離,改以「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學,後又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高中國文文言文從六十篇大幅刪減至十五篇。其結果不是培養出更具本土意識的公民,而是製造出歷史認知斷裂的世代:有學生把「桃園三結義」理解為在桃園市結盟,不知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甚至對南京大屠殺茫然無知。 當一個社會的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共同的文化參照座標,政治認同便不再有對話的語言基礎,只剩下「我們」與「他們」的敵我劃分。這正是信仰征戰的第一道工序:先讓對手失去可以被理解的歷史面孔。 緊接著上場的,是輿論與司法兩把刀。民進黨掌握中央行政與司法權力後,網路出征、側翼霸凌與司法追殺形成一套組合拳。臺中市長盧秀燕曾公開批評,民進黨「透過網路出征、霸凌羞辱及司法迫害等方式對付異己」,連民眾打卡按讚都可能遭到霸凌,如今更將手伸向司法,追殺持不同意見者。當司法檢調被質疑選擇性辦案,當網路圍剿讓非綠與中間選民不敢表態,民主社會本應具備的多元表達空間便被壓縮為單一聲道。有學者觀察到的「沉默螺旋」,背後正是「被查水表」的政治恐懼。民眾因擔心被貼標籤、被孤立、被舉報而選擇沉默,真實民意只能隱藏在匿名選票之中。 而驅動這場征戰的核心引擎,是「抗中保臺」這套信仰話語。每逢選舉,民進黨便慣性操作「亡國感」,將兩岸議題化約為敵我動員,把在野黨貼上「親共」「急統」標籤,再以戰爭恐懼加固支持者的危機意識。 抗中保臺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 問題在於,這套話語一旦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政治競爭就不再關乎治理績效、經濟分配或社會福利,而關乎「誰更忠誠」。賴清德在「大罷免」期間拋出的「雜質說」,正是這種信仰邏輯的極致表現。異議者不是政策上的對手,而是需要被清除的雜質。 然而,中間選民對這種仇恨動員並不買帳。親綠民調顯示,賴清德在中間選民中的不贊同度高達五成五;「大罷免」以三十二比零完封,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投下不同意票者中,不乏淺綠甚至深綠背景的年輕人,他們直言「抗中保臺」已走向民粹,有不同意見就會被貼標籤的氛圍令人不安。信仰征戰或許能鞏固基本盤,卻正在把愈來愈多的中間選民推向對立面。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政治對立由政策分歧轉為情感敵視,形成「情感極化」:不僅支持自己的政黨,更對其他政黨及其支持者產生厭惡、不信任甚至道德上的否定。塑造民意不擇手段的綠色政黨,早已陷入基本盤依賴。 當支持者已高度忠誠,政黨便可能降低爭取中間選民的誘因,轉而透過更強烈的立場、口號與情緒訴求維持基本盤。獨立判斷的選擇能力不再是民主政治自我修正的重要力量,淪為政治信仰的公共論壇便不復存在。這場「民主內戰」的代價,最終由整個臺灣社會承擔。 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的報告顯示,臺灣「司法獨立」評分從「高績效」落入「中等績效」;美國自由之家也將臺灣自由度評分下調,指出值得警惕的倒退訊號。更深的傷害在於社會信任的瓦解:不同陣營的民眾生活在高度割裂的同溫層中,一切政策討論都難以在理性氛圍下展開。 民主制度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當政治認同變成信仰,妥協就被視為背叛,對話就被當成通敵,民主制度用以吸納衝突、調和利益的機制,便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基本盤信仰化」最大的危機,在於政治支持從有條件的認同變成無條件的效忠,從政策選擇變成身分歸屬,從競爭對手變成必須排斥的敵人。當政黨只在乎鞏固基本盤,選民只在乎自己的陣營勝敗,政治便失去解決公共問題與就事論事討論的能力。 民進黨或許在這場內戰中贏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選舉動員,但它正在輸掉的,是臺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繼續存續的黏合劑。 政黨可以有堅定的信念,但不能要求人民把政黨當成信仰;選民可以有鮮明的立場,但不能把政治對手視為敵人。 唯有如此,民主政治才有機會擺脫基本盤信仰化的束縛,重新回到理性競爭、政策辯論與公共利益的軌道。把政治認同搞成信仰征戰,最終不會帶來團結,只會留下一道道難以癒合的裂痕。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廖元豪》羅大佑的批判為何這麼難得?—因為吃人嘴軟已成常態(禾流論壇)

照片為飛碟聯播網YT頻道截圖 【論壇禾流專欄】羅大佑在廣播節目受訪時,針對政府、執政黨、拿補助的文化人,甚至整個臺灣的政治文化,砲聲隆隆強烈批評,立場鮮明且用詞辛辣。剎時捲起千堆雪,正反各種意見風起雲湧,在選戰期間幾乎讓網路爆炸。原本窩在沉默螺旋裡的「非綠」民眾,更是覺得終於可以抬頭挺胸貼文留言去與一向兇狠的青鳥大戰一番,好好吐了一口悶氣。 然而,為什麼羅大佑的地圖炮會成為稀有聲音?這才真是奇怪的事。臺灣人從羅大佑的歌崛起(戒嚴晚期),看著解嚴、組黨解禁、媒體開放,加上野百合、紅衫軍、太陽花、同婚等街頭運動一路走來,不是應該很習慣「人民痛罵政府」嗎?羅大佑很嗆,嗆得過當年的李敖嗎?其實連戒嚴前後的龍應台,有時都寫得比這個辣啊。更別說廢除刑法一百條抗爭、百萬人民倒扁、對馬英九丟鞋,還有因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遲遲不推同婚法案而痛罵她的同運(按:不容青史盡成灰,同志平權運動在2016年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嚴厲批判蔡英文騙票的;絕不像現在某些人簡直把蔡英文捧為彩虹母親那樣疼愛),哪個人的「嗆度」會低於羅大佑? 照理說,臺灣人應該已經習慣「嗆聲有權者」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為什麼今日聽到羅大佑一席隨口地圖炮,會讓人這樣驚訝(或驚喜)? 因為近五、六年來,「批判執政黨」的聲音,漸漸成為少數、弱勢,甚至禁忌。尤其在賴政府時期,罵在野黨才是風潮,批評執政黨反而是忌諱。就算批評,也是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地抓一、兩個錯誤來說說。幾乎沒人像羅大佑這樣,直接罵政府高官與文化人「不要臉」、「就是條狗」、「被管理的人怕你們,這就是你們墮落」辛辣之至。但想想,當年在馬英九執政時,這樣罵他的人少了嗎?回想陳水扁、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不也有這種罵總統的聲音嗎?只是在這幾年,整個風向變了,羅大佑的話才令人覺得好新鮮好解氣。而光是這個改變,就足以讓人擔心臺灣民主的扭曲。 你或許會好奇,政府雖然偶爾有查水表之事,但整體來說真的因為言論而被逮捕拘禁處罰的人還是極少數,為什麼民主化超過三十年的臺灣,會突然變得歌功頌德之聲漫天蓋地,批判之聲反而會招來炎上出征呢?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當以往最常見的批評者,現在都眼巴巴地期待政府發錢照顧,那發聲批評勢必會猶豫再三。甚至許多人拿錢拿多了拿久了,會覺得跟政府(本來應該是受批判的對象)好像生命共同體,相濡以沫,你儂我儂,做得再爛也罵不出口,那乾脆就讓政府覺得我是好朋友,努力罵在野黨吧。知識界、媒體界、藝文界,在政治上淪為「專罵罵政府的人」。 政府靠發錢(補助、獎勵、標案)來影響言論市場,這的確是個麻煩,而許多民主國家也正在關心這個問題。美國諸多名校大學在川普第二任總統期間,因為政府扣住或停發各種補助,驚惶失措,紛紛求饒沒有川普,都還不知道原來大學這麼「依賴」政府的錢。在此之後,大學與大學教授「公開唱反調」的聲量也就降低了。 不過像臺灣搞得這麼嚴重,文人雅士、社運團體、學術組織簡直成一言堂的情況,在民主國家還真少。這些團體或人士,對於政治社會議題,要嘛閉嘴不說話,要嘛就是明顯選邊站在執政黨這一方。偏偏在言論市場上,這些人就是議題設定者。所以當他們有了立場,網路上也就很難找到罵政府的聲音了。 在大學方面,由於有憲法保障的大學自治,政府的介入並不直接。但由於大學財源難覓,極度依賴政府裁量性的補助獎勵,而「跟著領導走」好像比較容易得到經費補助;公然逆鱗當今,成為不受歡迎的小眾。而廣電報紙媒體,在今日媒體匯流時代,個個為存活而掙扎,政府與執政黨的標案成為重要財源。這也使得原先自詡為「第四權」與政治分庭抗禮的媒體,淪為看天吃飯的社福受益人,哪裡還能毫無顧忌痛罵當今? 至於藝文界,就更悲哀了。最該有文人傲氣,以自己的作品風靡閱聽者的人,卻念茲在茲「下一個申請案」要怎麼寫,或是「怎樣能得獎」。在這樣的結構下,藝文界哪還會有創造力,或是怎能打出市場呢?當他們發現,順著政府鼓勵的方向,同時關係打好,至少可以靠補助款存活,那怎會好意思去罵自己的衣食父母? 會弄成這樣仰人鼻息,也不都怪「文化人」,它也有兩個結構因素:一是臺灣的市場太小,如果沒能擴展出去爭取全華人市場,那藝文圈的確不容易過好日子;二是民進黨政府很大力直接補助,又很敢引導,因此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受補助者自然學會「看眼色」。要解決這樣的結構困境,有許多制度面與政治面的問題需要處理,本文無法贅述。但我們可以看到,為何羅大佑可以大聲說話? 因為他當年出道時不靠政府補助,現在更不靠政府豢養。羅大佑一個人在華語音樂界的地位與影響力,就足以名留青史、生活富裕。這種大師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最好證明。被他罵了的「文化人」,如果嚮往羅大佑的境界和氣魄,或是喜歡陶淵明的氣節,那就該想想怎樣擺脫領補助的日子;反之,若是早已氣短,就覺得靠納稅人養也不錯,那被大師罵幾句就逆來順受甘之如飴吧,反正你又不靠羅大佑吃飯。為衣食父母挨罵,還是個勳章呢。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上官亂》黃仁勳遇到情報機構培養的「燕子」?不專業的「中國女間諜」論

照片為輝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黃仁勳與黃樂的關系,引發了一個大眾熟悉的間諜敘事一個年輕、漂亮、訓練有素的中國女性,奉命接近一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外國男性,通過親密關系,逐步取得對方的信任,最終獲取情報。 這種故事並不陌生,影視作品比比皆是:女性利用美貌和性吸引力接近目標,似乎已經成為大眾理解情報工作的一個固定模板。桃色想象,加上驚險的諜戰劇情,對普通人的吸引力巨大。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現實中:一個專業的情報機構,真的會把利用身體和感情作為女性情報人員的標准訓練項目嗎?如果一段關系需要維持幾年、十幾年,甚至發展到婚姻,情報機構又如何保證執行任務的人不會真的愛上目標?甚至反過來成為雙面間諜? 畢竟,情報人員不是沒有感情的機器。要求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把愛情當作工具,持續多年進行表演,這其實是一件充滿巨大風險的事情。畢竟,在伴侶和孩子面前,立場和忠誠似乎不再固若金湯。 所以,或許我們對所謂「美人計」的理解,需要重新審視。 首先,美人計存在嗎?確實存在,但它並不是情報工作的全部,也不是目的。 利用性吸引力和親密關系獲取情報,確實是世界各國情報史上存在的手段,而且並非中國獨有。 蘇聯克格勃的確曾利用女性情報人員接近外國外交官、軍事人員和政商界人士。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燕子」(Swallows)來描述這類女性行動人員。這個詞現在也經常被很多批評中國者濫用,來指代那些被懷疑背景有問題的中國女性。 但情報人員也有男性,冷戰時期,東德國家安全部曾經發展過一套相當有代表性的行動方式,後來被稱為「羅密歐間諜」(Romeo Spies)。東德情報人員會派遣男性特工接近西德政府部門、外交機構和其他重要單位中掌握機密的女性工作人員。他們可能以普通社交關系為起點,逐漸發展成戀愛關系,甚至求婚、結婚。 這些人往往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情報人員直接索取文件,而是在長期的親密關系中,逐漸向伴侶透露工作信息,或者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提供資料。這類行動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性關系本身,而在於情感信任。 但是,利用女性的吸引力,不等於利用女性的身體;利用親密關系,也不等於親密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假的。 「色誘」是否存在?或許存在,但這不是目的,甚至不是必須的手段。 現代情報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作人力情報,即通過人與人的接觸獲取信息。 你可以理解為,通過私人關系獲取情報,也是情報工作的方式一種建立社會關系。社會關系有很多,通過商務合作、朋友介紹、行業交流、共同利益和社交圈,都可以建立聯系。或許有些人會使用異性吸引力。 其中,尋找、接近和發展能夠提供信息的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情報人員需要了解人的心理需求,判斷對方的利益和動機,建立信任,並在適當的時候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可能依靠的是傾聽能力、語言能力、專業知識、社會經驗和對人性的理解。 一個漂亮的女性,如果同時具備這些能力,外貌當然可能成為她進入某些社交圈的優勢。但這不意味著她必須與目標發生性關系,更不意味著情報機構會去培養這種技能賣淫集團和殺手組織到又可能。就像開頭說的,這樣風險太大,很容易反噬自己,讓整個情報工作功虧一簣。 換句話說,情報機構真正需要的,不是讓目標愛上自己,而是讓目標願意相信自己。可是如果關系太近,又會有風險。 假設一個女性情報人員奉命接近某位重要人物。一開始,她可能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務。她知道自己為什麼接近對方,也知道需要獲取什麼信息。 但如果兩個人的關系持續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會發生什麼? 她可能真的喜歡上對方,對方也可能真的愛上她。兩個人可能共同生活,分享秘密,經歷疾病、事業挫折和家庭變故。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由任務開始的關系,可能逐漸變成真正的私人關系。這時,情報人員面臨的就不再是簡單的任務執行問題。她可能開始保護對方,不願意傷害對方,甚至為了維護這段關系而違背組織的指令。她也可能出現另一種心理狀態:長期扮演某種身份,逐漸把這個身份變成真實自我的一部分。 而且,這種風險是雙向的。 情報人員可能愛上目標,目標也可能察覺對方的真實身份,反過來利用這段關系。目標甚至可能主動發展情報人員,使其成為自己的信息來源。 因此,長期親密關系並不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情報手段。人不是機器,感情也不是可以隨時開關的電源。 而且,還要需要區分情報機構的正式工作人員、執行特定任務的行動人員,以及被招募的當地情報來源,這些身份、角色,不可能同時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從目前公開的情報史和人力情報研究來看,情報人員確實需要學習如何建立關系、判斷人的心理需求、識別利益動機,以及通過社交互動獲取信息。但是「色誘」,不太可能是正規情報機構的培訓項目。 那麼為什麼大眾總是傾向於把她們的價值理解為美貌和性吸引力?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狹隘、刻板,也不公平的性別想象。 男性情報人員利用女性的感情、婚姻和信任獲取情報時,媒體未必會特別強調他的身體和性吸引力。但女性情報人員一旦與重要男性建立親密關系,公眾很容易把她的行為歸結為美色、誘惑和肉體交易。 這相當於把女性的情報價值簡化成了身體,把男性的情報價值理解成智力、策略和職業能力。這種敘事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性別偏見。 那麼,如果情報人員,或者情報工作的招募人員,真的跟目標有關系,那麼可能是什麼情況呢? 更有可能的,是一段關系最初可能是真實的(包括朋友關系和親密關系),後來才具有情報價值。情報機構不一定需要事先設計這段感情,也不一定需要要求當事人通過身體換取情報。它可能只是發現了一個已經存在的關系網絡,並試圖從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 回到黃仁勳和黃樂的事件。 如果美國情報部門確實掌握黃樂具有中國情報背景的證據,那麼應該這樣去釐清: 第一,黃樂是否具有情報背景?第二,她與黃仁勳的關系是否具有情報任務屬性?第三,這段關系是否從一開始就是情報機構預先安排的?第四,她是否通過這段關系獲取了商業機密,或者試圖影響美國的芯片出口政策? 不能因為一個女性被指控具有情報背景,就直接推導出她與某位男性的親密關系必然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色誘行動。 當然,更可能的是:雙方確實存在私人關系,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這段關系具有情報任務屬性。 如果沒有證據,僅憑親密關系和身份猜測,就把整個事件解釋成一場美人計,是非常不夠嚴謹的,而且容易導致對女性的集體污名化。 很明顯,目前美國並沒有掌握到這些證據美國自己也承認了。 尤其是黃仁勳本身就是美國科技產業和芯片出口政策討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公開立場、商業利益和政策主張,本來就有獨立的分析價值。普通親密關係如果能影響他的決策,那麼他的決策應該搖擺很多次了畢竟他有好幾組背景不同的婚外關係對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陳朝平》誰說台灣民意不能接受「三民主義和平統一中國」?

照片為總統府中華民國憲法簡介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數度提及三民主義,回顧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有關涉台部分,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和92共識基礎上,願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對話協商。習近平說,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空間,「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 針對習的講話,陸委會指稱,中共紀念孫中山活動由全國政協舉辦,目的是為了對台統戰、推促統一。陸委會避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裡的民族、民權,一味強調兩岸互不隸屬,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中共專制統治,台灣主流民意已堅定拒絕,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對照前不久賴清德和陸委會的發言,雖說,台獨從來不是選項,但和平統一也不是選項。 無獨有偶,260位台灣社會賢達同一天發起「兩岸和平倡議」,提出「和平優先」、「兩岸恢復對話」、「深化功能性事務合作」、「正視歷史與事實」等4項主張。兩岸和平倡議了半天,只談和平,不談統一?這底層的邏輯,豈不是和民進黨當局的主張,無分軒輊? 賴政府和倡議兩岸和平的社會賢達,似乎都忘了,首先倡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可是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大功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率先提出來的呢!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就是要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來統一中國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當中,可曾有戰爭的火藥味和血腥味?中國大陸拿實踐三民主義的具體成果呼籲兩岸統一,不就是和平統一嗎?台灣每每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自豪,那麼,面對和平統一的挑戰,何不勇敢迎戰,相互砥礪?迴避和平統一,究竟是自行慚愧於實踐三民主義的成果不如對岸?還是根本已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了? 其實,2021年,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的講話裡就曾經用了很長的篇幅,詮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知此間人士可曾認真地思考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三者之間的關係? 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願意討論兩岸如何實踐三民主義的大議!?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能接受「三民主義和平統一」的路徑和方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翁履中》當政治忙著造神,誰來決定臺灣的未來?(禾流論壇)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全臺灣的目光都集中在造勢會場、民調數字與網路聲量上。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臺灣周邊與國際上接連發生的幾件大事,任何一件放在平時都足以讓社會停下來嚴肅討論,如今卻幾乎完全被選戰的喧囂淹沒。 先看軍事。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近日公開表示,超過一百艘解放軍艦艇與海警船進入西太平洋活動。美國戰爭研究所(ISW)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分析則指出,這次部署動用東部、北部與南部三大戰區的水面兵力,包括遼寧號與福建號兩艘航艦,在臺灣與關島之間形成外圍兵力,海警船則在臺灣周邊形成內圈,規模超過去年底的「正義使命202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這次既沒有替演習命名,也沒有公開宣布。不宣布,不代表不重要,而是要把包圍臺灣變成常態,把「隨時可以孤立臺灣」變成一種日常感受,同時壓縮外界判讀平時轉入戰時的預警時間。這是軍事行動,也是心理作戰,目標是臺灣人民對自身防衛的認知,也是對美國和印太區域盟友,對於支持臺灣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考驗。 再看看外交領域,巴布亞紐幾內亞以「一個中國」為由要求關閉我駐處並限期驅離人員,外交部交涉數月無果,最終只能主動撤館,並停止採購對方液化天然氣作為回應。而在歐洲方面,立陶宛媒體披露,維爾紐斯曾致函要求「臺灣代表處」更名,總統瑙塞達沒有否認,而北京外交代表團恰好同步前往維爾紐斯商談關係正常化,當年被視為臺歐關係突破象徵界線的「臺灣」二字,如今成了對方與北京談判桌上的籌碼。 第三是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大敗,民主黨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川普進入任期後半段,國內施政空間明顯受限。歷史經驗顯示,內政受挫的總統往往更想在外交上取得成績,而川普最在意的,正是與北京的「大交易」。當他手上的籌碼變少,交易的代價就可能轉嫁到談判桌上最容易被拿來交換的議題,臺灣不能天真地假設自己不會出現在那張清單上。 第四是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半導體。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承認與一名被美方懷疑涉及中國情報工作的女子有婚外關係,輝達董事會已啟動獨立調查,而兩人多次同場的地點正是臺北。董事會雖強調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國安或公司機密受損,但在美國對中國晶片管制高度敏感的氛圍下,華府若因此對以臺灣為核心的供應鏈產生疑慮,衝擊的將不只是一家企業,而可能是臺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 軍事壓力正在常態化,外交空間面臨壓縮,美國政治出現新的不確定性,半導體產業也面對地緣政治風險。這些事情單獨來看已經不輕鬆,放在一起,更說明臺灣面對的是結構性的戰略挑戰,每一件事都直接牽動臺灣的生存空間。 然而,臺灣的公共討論正在忙什麼?打開電視、滑開社群,盡是選舉造神與反造神的對抗、人設的包裝與拆穿,以及對不同立場者的嘲諷與仇視。政治人物忙著爭取掌聲,支持者忙著護航與攻擊,卻少有人抬頭問一句:面對眼前的國際變局,臺灣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 民主需要選舉,但選舉不等於國家方向。當政策辯論淪為口號,政治只剩情緒動員,民主就只剩被選舉技巧煽動的激情,以及無能為力的善良。政治人物把價值掛在嘴邊,把溫暖演在鏡頭前,卻拿不出應對現實挑戰的具體方案。更令人憂心的是,社會逐漸習慣用好惡取代判斷,用立場決定真相。如此一來,選舉再熱鬧,也只是讓臺灣在掌聲中失去方向。 政治人物可以選擇造神,媒體可以追逐聲量,但人民不能放棄思考。民主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有權選擇相信誰,更是有能力判斷誰值得相信。世界不會因為臺灣忙著選舉,就停止改變;臺灣也不能因為忙著造神,就忘了自己要走向哪裡。臺灣的未來,不該交給被塑造的英雄,而應該由不願再被愚弄的人民來決定。 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鐘志明》黃仁勳公司內婚外情:從《早春晴朗》解構公司戀情與職場性騷擾

照片為《早春晴朗》截圖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在現代都市的叢林中,辦公室不僅是高壓生產力的修羅場,也往往成為男女情感滋長的溫床。 陸劇《早春晴朗》描繪了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欒念與北漂新鮮人尚之桃之間的隱密戀情。在這段上下級禁忌之戀,表面上是勢均力敵的浪漫拉扯,但在現實與法理的放大鏡下,它卻觸碰了當代職場最敏感的神經,那便是當情感發生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之中,究竟是兩情相悅的辦公室戀情,還是帶有強迫色彩的職場性騷擾?兩者之間的界線,不僅是一道情感選擇題,更是一門涉及權力不對等下勞工自主權的人性思辨。 要釐清兩者的界線,首要核心在於「真實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與「主觀感受」。健康的辦公室戀情建立在雙方自願、平等的基礎上,即使職級有別,其情感的發生也必須排除組織權力的脅迫。然而,職場性騷擾的本質正是對這種自主權的侵害。依據法理,職場性騷擾通常分為兩類:一是「交換型性騷擾」,即主管以職務晉升、考績或解雇為籌碼,暗示或明示下屬提供性利益;二是「敵意工作環境型性騷擾」,意指任何不受歡迎的性言語、肢體觸碰或視覺刺激,導致員工感到受辱或威脅,進而影響工作表現。 在《早春晴朗》的劇情初期,男主角欒念作為總監,其毒舌與絕對權威對女主角尚之桃,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上級在追求過程中,使用不對等的權利暗示,或下級因恐懼職涯受挫而不敢拒絕,此時即便是看似浪漫的追求,本質上也已然越界,並落入了性騷擾的深淵。 其次,「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是決定這條界線是否模糊的關鍵變數。在崇尚績效的高壓職場中,高階主管對新進員工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早春晴朗》之所以能將這段禁忌之戀導向「浪漫」,是因為劇情賦予了尚之桃極具韌性的蛻變與野心,使她最終能在專業上獨當一面,與欒念並肩前行。但在現實職場中,這種勢均力敵的狀態,往往只是倖存者偏差。當上司向部屬發出帶有情感或性暗示的信號時,部屬的默許往往不等於同意,而可能是一種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協。因為權力的陰影會扭曲真實的意願,而這也正是為何當前許多跨國企業紛紛制定反裙帶關係或辦公室戀情申報制度,要求上下級戀人必須主動迴報、甚至調整部門,目的正是為了切斷權力對情感的綁架,確保職場環境的公正。 再者,職場戀情與性騷擾的另一個分水嶺,在於專業與私領域的切分。如《早春晴朗》所述,兩人在步調緊湊的都市職場中並肩前行,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平衡。健康的職場戀情要求雙方在工作時間保持專業尊嚴,不因私情影響公務判斷,更不將私領域的親密或衝突帶入辦公環境。反之,若在辦公空間內進行不受歡迎的過度凝視、言詞調情、甚至利用職務之便製造獨處與肢體接觸,這不僅破壞了職業倫理,更直接建構了「敵意工作環境」。當浪漫的演繹剝離了劇集的粉紅濾鏡,我們必須看清在辦公室裡,任何以愛為名的逾矩,只要違背了對方的意願、破壞了專業界線,都不能以辦公室戀情來粉飾太平。 總結而言,陸劇《早春晴朗》為觀眾示範了一段理想化的都市愛情,在情與愛之間,雙方跨越了權力不平等的鴻溝,實現了靈魂與能力的雙向救贖。然而,這面鏡子也同時警示著現實世界,辦公室戀情與職場性騷擾的界線,從來不在於兩人的顏值高低,也不在於表白的形式多麼華麗,而在於權力的節制與對主觀意願的絕對尊重。唯有當權力不再成為威脅與誘餌,當拒絕能夠被坦然接受、同意能夠自由表達時,職場上的早春晴朗,才不會演變成窒息的漫長暴風雨。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張若彤》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

照片取自羅大佑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網友問羅大佑和唐湘龍講到二二八,然後有人批評他們這是ngationnisme(歷史否定),認為羅大佑他們在否認或淡化二二八,問問我的意見。 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批評者是把二二八視為死亡達萬人級規模的事件,然後許多想法仍然是「屠殺了一整個世代菁英」那一套論述。這已經是他們的信仰了,其實沒什麼好表達意見的。誰才是歷史否定,將來自有印證。 我倒是建議,其實反對他們這種「至少死萬人」論調的,從今以後不妨大聲說出來,不用怕。 這個死亡萬人的說法,是一個「過時」的說法。 三十年前,的確,台灣有許多人(學界也好、民間也好)都認為,二二八死亡的台灣人絕對不低於一萬人。請注意,這個數字基本是用喊的,喊兩萬、三萬、甚至十萬的比比皆是,檔案、史料中寫「統計」、「估計」的,全部都是誆你的,實際就是憑感覺喊。 事實上,1995年二二八開始要補(賠)償死難者的時候,到底需要多少預算,就是用「死亡至少一萬人」來估計的。當時「六百萬」的上限,就是怕來領的太多,政府預算不夠。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賠償期限從「施行日起兩年內」,之後一延再延,搞了十幾年,直至今日死亡加上失蹤獲賠者僅八百多人(其中還包含明顯非因二二八死亡者約五十人)。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二二八的賠償後來又賠了第二次。為什麼敢賠第二次?有一說,就是因為最初的「六百萬」的賠償是以「至少萬人死」來訂的,實際核定的死亡失蹤案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些人認為可見原本的「六百萬」訂太低。 回到「過時」這件事,我的意思是,今日,一個理性的人,起碼應該可以對「早年喊的數字」(至少萬人)和「二十餘年間實際核定的失蹤與死難者」(約800人)中間,何以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做出解釋。 沒有人說「受死亡失蹤賠償」的人數就嚴格等於「真正的死難」人數,但你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中間能夠出現十倍、甚至數十倍的差距?你要算給我看啊。 而且,如果你都認為這個實證性強的數字你不滿意,為什麼大家要採信你隨口喊的數千、一萬、甚至數萬的數字? 其實,201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時候,中研院台史所和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合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就有台大的林邑軒與吳駿盛挑戰了早期的估計結論,得到一千四百人上下的新估計,這是從理論上大幅下修了早期的估計。當時引起了在場人士的譁然與攻擊,在場就有知名教授用「三月初報紙上就寫死了三四千人」這種無法驗證、隨口喊的東西,來質疑這個在理論上完全可以驗證的新估計。 如果連學者都這這樣,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前幾年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首任館長廖繼斌先生合辦活動,曾請到中研院管中閔院士來評論林邑軒與吳駿盛當年的論文,管院士對該論文的方法與結論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 順帶一提,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也支持死亡約一千人的說法。學者吳乃德(政治立場不用我多說),也公開說他研究就是千人死亡。 也順便提一下,我和廖館長的算法是,將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之後出版的政府資料、口述等全部算進,只要有名有姓可以追查死於二二八的,不用甄別了,就當作全部都是國民政府殺的,這樣統計起來,滿打滿算大概1200人左右。(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可實證數字的上界) 後來薛化元等人也做了所謂二二八「官方紀錄中的死亡失蹤人數」,得到8000-12000的數字,這個我和廖館長已經講到爛了,基本上如果你看過他們是怎麼算的、還相信,那你可能連基本的邏輯都有問題。 可笑的是,許多人一看到受死亡失蹤賠償者「只有」800多人,一下說「可能有人未申請賠償」,一下挑剔「存在無法證明的案件」,一下又拿「可能有人家族斷絕」,各種理由來挑剔這個可以驗證的數字。 你當然可以挑剔這個800人的數字,但你也要用同樣標準看待「至少萬人」的說法啊! 喔,對800人極盡挑剔之能事,一個人一個人跟人家爭,結果碰上隨口喊的「至少萬人」,突然又不挑了。 我告訴各位,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出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也是這樣幹,外省人死難,他跟你一個案件一個案件挑剔;本省臺灣人死難,那是數百、數千人完全不用查核,直接加總起來。連重複都沒想到要扣除。 說到前陣子二二八得獎的那位法國學者盧松,他在2018年有一篇論文,裡面最終是採「thousands(數千)」的說法,不過他繞來繞去也認為「萬人」是可信的數字。可是你去看他提出所謂萬人的根據,喔,是另一位學者的專書,那另一位學者憑什麼講「萬人」?嘿嘿,引的只不過是當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導。 報導中,身在南京的記者訪問了1947年3月28日從福爾摩沙返回中國的外籍人士,這些外籍目擊者估計,有一萬名臺灣人遭中國武裝部隊殺害。據稱,反政府示威是由沒有武裝、意圖和平的人士進行的。一名剛從台北抵達中國的美國人說,來自大陸的軍隊於三月七日抵達台北,進行了三天無差別殺戮與搶劫,有一段時間,凡是在街上被看到的人都遭到射擊,房屋被闖入、住戶被殺害,據稱,在較貧窮的地區,街上到處都是屍體,這名美國人說,還有斬首、毀損屍體及婦女遭強姦的情形。 我想,不用受過學術訓練,任何人都有辦法挑剔以上的報導。但偏偏一些學者挑不出來。 話說最近發生了一件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網友傳來,細節不交代了,總之是說我「張若彤主張8000-12000,這是明顯較低的二二八死難數字」。按!我是批判8000-12000是胡扯啊,怎麼變成我主張8000-12000? 然後最好笑的是,反正是我張某人主張的數字,肯定是明顯較低的。被我沾到的數字,馬的連10000人都變低估計了。還明顯低! 跟各位說,我是學法學方法的,法學方法有個著名的公案,就是有一些學者把「限縮解釋」、「擴張解釋」,都當成是解釋「方法」。我的老師很早就告誡我們,「限縮、擴張」是解釋的「結果」,不是解釋的「方法」! 可是在二二八死難數字的這個公案中,許多學者煞有介事的在他們的研究裡,告訴你「500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十萬高得荒謬」「一萬是大家的共識」這種論調。這種喊價一般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把「高估計」「低估計」當作一種方法? 研究者要指出自己的方法,然後按照方法出來多少就多少。方法不對,可以批評哪裡不對,這跟誰堅持較多的數字、誰堅持較少的數字沒有關係。 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一定要非死萬人不可? 這種「非死萬人不可」的論調,恐怕才是ngationnisme吧。 關於「領取死亡失蹤賠償」人數和「真實死亡」人數之間的差距,我最後再雞婆補充一些資訊給各位,防止大家被簡單帶偏了。 有人試圖用「有大量未申請者存在」「有大量案件無法證明」「有大量死者後嗣斷絕」來說明這兩個數字中間十倍以上的差距,但實際上,賠償的政策是有為了這些疑慮做補救的。申請賠償的期限一延再延,原規定施行後兩年內申請,此後數次修法展延,到了2004年截止後,2013年又再開放四年,2018年公布後再開放四年,最後期限是2022年1月18日。你頭兩年可以說「未申請」者會影響真正的數字,但延長了十幾年後,民進黨都執政多少年了,我們還能理直氣壯這麼質疑嗎? 此外,所謂的「存在大量無法證明的案件」,因為二二八賠償本來是以「補償」的名義發放的,本來就不需要嚴格證明死亡是因為公權力侵害所致,基金會自己就自承,有五十餘件其實根本不屬於二二八受難者(最多可以算成白恐的受難者)的案件,卻因故被核定為二二八的死難者。那些完全沒有資料的受難者,只要鄰居、甚至家人(!)幫他證明,也可以獲賠(例如著名的青山惠先案,雖然沒有任何資料、檔案可以證明,但審查小組採信了「在補償條例生效前即自行公開主張為受難者」的資料,意思是,當時沒有發錢、你也堅持家人是受難者,那這個證詞價值很高、我們願意採信);還有那些,檔案中有相反的記載的,例如記載是被暴民殺死、不是被政府害死的;甚至!檔案中記載此人根本是暴徒被政府擊斃的,都不妨礙認定為「受公權力侵害致死者(或失蹤)」獲賠。 如此,在這樣寬鬆的認定下,仍被排除者,真案被排除的可能性已是極低。 最後是「後嗣斷絕」。二二八基金會在受理賠償案的最初幾年,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甚至都突破了法律的授權,用「有祭拜事實」(《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要點》第二之一條)來為沒有後代的受難者開啟申請後門(依照法律是要遺產繼承人來申請,但基金會用自己的內規來將「有祭拜事實達二十年」的人也納入了申請權人的範圍) 總之,為什麼他們主張的「至少萬人」,可以和受領死亡失蹤賠償者差到十倍、甚至數十倍?你要他們算給你看?應該是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說,已經是信仰了。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高思安》文化人造謠助選 廖玉蕙查證交給垃圾車?

照片為廖玉蕙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一輛垃圾車,竟替文化人做了一次公信力稽核。廖玉蕙指稱車上廣播替蔣萬安拉票,北市環保局公布音檔,說明播放的是公費疫苗宣導。她已於十一月九日晚間致歉,承認未經充分查證。滿腹經綸,最後竟過不了「先弄清楚再說」這道門檻。這場難堪,何須對手抹黑?自己下筆就辦到了。 作家最清楚文字能傷人,更該知道指控需要證據。小說可以虛構情節,公共評論卻不能拿個人理解替別人編排罪狀。誤聽可以解釋最初的錯誤,無法替省略查證的草率開脫。道歉是承擔責任的起點;讀者給予的敬重,從來不包括失實指控的豁免權。 選戰為何愛找文化人?政客自誇,選民知道要打折;換成作家、教授與公民團體,政治推銷便多了一張信用保證。頭銜愈長,背書愈響,競選團隊愈省力。倘若借出聲望的人自己不把關,社會多年累積的敬意,就成了政黨免費取用的宣傳資產。 楊双子參與罷免、現身助選,周婉窈等人發起沈伯洋學界後援會,都有政治參與的自由。既然選擇公開背書,也就該回答:支持的人講錯話,糾不糾正?政策經不起推敲,追不追問?學者敢在自己人的造勢台上提出難題,才看得出專業的膽識;掌聲再熱烈,也不能代替答案。 千餘人的連署,可以壯大聲勢,不能把口號自動變成治理能力。論文不能靠作者頭銜免審,市政也不能憑支持者學歷過關。若論壇只剩讚美,專業只負責替候選人補妝,那麼再盛大的學界集結,也只是替競選舞台添上一排博士袍。研究做得再深,站台時若把疑問全吞回去,學術獨立便只剩履歷上的裝飾。 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的爭議,更讓監督者自己的言行露了底。公督盟長期評鑑立委,其執行長卻因「聽話的狗」等用語,遭批羞辱柯志恩。他已於十一月十日表示道歉,並稱發言段落可能造成誤解。然而,批判政黨政治,何以需要這種貶低人格的字眼?滿口公民素養,總不能一開口就把素養留在辦公室。 替立委打分數時拿紅筆,輪到自己就拿橡皮擦,誰還相信這把尺?完整語境應當檢視,用語是否失當也得正面回答。若監督別人要求字字負責,檢查自己卻只求大家體諒,所謂道德標準,就成了只對外營業的招牌。 公督盟過往評鑑是否公平,應拿資料檢驗;執行長的失言,也應交代組織如何處理、如何避免重演。掛上「公民」二字,沒有取得文明的專利;站上監督的位置,更沒有獲頒羞辱別人的執照。再精密的評分表,也補不了對人最基本的尊重。 這些事件的警訊,在於聲望一旦被當成政治保證,支持者可能少問一句,發言者也可能少查一步。等到立場披上學問的外衣,偏好蓋上良知的印章,批評便容易被打發成不懂民主。倘若專業光環最後只用來阻擋檢驗,知識分子還憑什麼要求人民仰望? 政黨總能找到下一位站台者,文化人卻只有一份清譽。真正有分量的獨立,是敢在自己人歡呼時指出錯誤,在掌聲最響時堅持證據。若連這點骨氣都要看陣營臉色,再多獎項、再長頭銜,也不過替政治轎子多添幾根好看的扶手。候選人尚未分出輸贏,抬轎的人,倒可能先把自己輸掉!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張良任》以色列終於要變天了嗎?(禾流論壇)

照片為以色列國旗 【論壇禾流專欄】以色列反對派必須務實,而不只是堅持正確。 以色列總統(任期7年,非國會議員)賀佐格(Issac Herzog)經過一個星期與獲得國會席次的政黨領袖商談下任組閣的人選後,指定了正直黨的黨魁愛生科特(Gadi Eisenkot)。 這項決定反映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特殊性:總理尼坦雅胡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席次雖然多於任何單ㄧ政黨,卻未能取得國會過半;總統在聽取各黨的意見之後,認為愛生科特最有機會組成新政府,因此將組閣任務交給他。 依據以色列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結果,利庫黨在120席的國會中贏得27席,其執政聯盟加總共53席,距離過半的61席還差8席。利庫黨固然是國會的單一最大政黨,但其黨魁並未獲指定進行組閣。另方面,愛生科特的正直黨獲得21席,反對陣營4個黨加總共48席,總席雖比執政聯盟還要少,但他獲得兩個擁有19席的阿拉伯政黨聯合的推薦,表面上在野黨聯盟合計67席,超過組閣所需的門檻。 依照以色列的基本法(按:沒有憲法),愛生科特有28天的時間組閣;若無法完成,經總統同意可以延長14天。這在以色列的政治中不乏先例。最近的一次是2021年3月第24屆國會大選後,總統授權尼坦雅胡組閣,由於右翼極端宗教政黨與阿拉伯政黨之間的矛盾,他無法達成多數結盟。期限屆滿後,總統將組閣權轉交給反對派領袖拉皮德(Yair Lapid),後者成功湊足跨光譜的大聯合政府,將尼坦雅胡拉下總理寶座。 表面上,愛生科特有三種可能的途徑:1、組成少數黨政府,與阿拉伯政黨在主要問題上合作。這一個選擇困難重重,愛生克特本人就反對與阿拉伯政黨合作組成聯合內閣。不過阿拉伯裔領袖都強烈反對尼坦雅胡,必欲去之而後快,認為他推動種族主義政策,讓他們這些以色列合法公民受到極為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仍然願推薦愛生科特組織內閣;2、與極端正統派政黨合作。若雙方結盟,席次加總剛好61席,但政策分歧鴻溝太大,尤其在年輕人是否應該服兵役問題上,目前還找不到妥協的辦法;3、與尼坦雅胡成立聯合政府。凝聚反對陣營的只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將尼坦雅胡趕下台。為了執政而與尼坦雅胡合作,違反他們的初衷;反對陣營的四個主要政黨都堅決反對此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選項。 真正的癥結,反而在反對派陣營內部。各政黨對國家的願景、國防政策、宗教與世俗關係,屯墾區擴張問題、對待阿拉伯裔公民的政策,甚至誰來當總理等問題上存在相當深刻的矛盾。唯一的共同交集就是要將尼坦雅胡拉下台;一旦進入實際執政,彼此的矛盾便可能浮上檯面。 猶太人是很務實的民族,不論在政治或商業上他們經常辯論或提出意異議,但最後會做出妥協。 正如以色列著名的詩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所說,「在我們自認正確的地方,春天永遠不會開花。我們堅持正確的地方,土地堅硬而且被踐踏;唯有懷疑與愛,才能使世界重新肥沃。」這段詩句提醒人們,唯有容納懷疑、理解差異,並以包容與愛對待彼此,生命才重新萌芽的可能。 這句話蘊含深層的政治哲理:1、堅持自己的「正確」,不代表能夠創造更好的結果。政治人物往往認為自己代表正義,對方代表錯誤,因此不願意妥協;但當所有人都死守立場,政治便陷入僵局。2、願意懷疑自己的立場,才是成熟政治的起點。阿米亥所說的「懷疑」,並非沒有原則,而是承認自己不一定完全正確,並願意理解不同立場的合理性。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3、包容與妥協才能讓社會重新展現生命力。政治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誰比較正確,而是為了讓國家繼續向前;有時候,適度妥協不是背叛原則,而是實現更大目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猶太人的經典《塔木德》有一句流傳千古的智慧:「這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那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這句話表示,不同的意見未必沒有價值,政治的成熟不在於消除所有岐見,而在於懂得尊重差異、尋求共識。 以色列的政治領袖們不妨省思阿米亥的話,並參考先賢的智慧,尋找解決政治僵局之道。就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情況來看,如果反對陣營只顧堅持自己的政治潔癖或原則,不願與其他政黨妥協,最後可能反而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以色列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反對派能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取得ㄧ致,而是能否為了國家重建、社會團結、宗教與世俗平衡,以及巴勒斯坦問題,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政治聯盟。 對個別政黨而言,堅持原則可以維護自己的尊嚴與理念,但懂得妥協,才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反對陣營若不妥協,結果可能就會讓「九命怪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要打破目前的困局,就需要愛生科特展現政治領導力與協商能力,著手完成以下關鍵任務:1、與阿拉伯裔政黨建立穩定的合作安排,爭取其在國會信任投票及重大法案表決中持續支持,避免關鍵時刻倒戈。2、正面回應阿拉伯政黨提出的政策訴求,如民生資源的分配,治安的改善等方面的訴求,提出具體承諾;同時兼顧其承認以色列為猶太民族國家的基本要求,達成微妙的政治平衡。3、化解內部盟友的疑慮,接受與阿拉伯政黨非正式的合作。4、妥善分配未來各黨派在內閣中的權位,尤其是國防、財政、外交等,並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全國緊急政府施政綱領,建立具有共同目標的聯合政府。5、撬動目前執政聯盟內部小黨派如沙斯(Shas)黨及聯合妥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使其倒戈投向新的執政團隊。6、在重大議題上,凝聚差異極大的陣營立場,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彼此間的矛盾。7、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8、與各政黨領袖協商,提出一份各黨都能接受的執政綱領。 愛生科特從來就不是一位典型的政治領袖。他的大半生在軍中度過。他也許缺乏圓滑的的政治手腕,去處理上面所說的林林種種的問題,但阿米亥的詩句,恰好可以成為他組閣的政治哲學—打造ㄧ個彼此願意妥協、共同承擔國家責任的全國緊急政府。 作者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前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