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台北市長蔣萬安臉書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北市長蔣萬安之子錄取市府交換學生計畫，宣布不領補助後，公平性與利益迴避的爭議仍未落幕，民進黨議員在議會追問申請時是否完成揭露，蔣萬安與市府則主張已據實填寫。這件事理當查清楚；但若進一步走向選前法律攻防，同樣值得警惕的，是事實還沒釐清，國家機器的政治標籤就先貼好了。 法律查核需要時間，選舉卻有截止日。調閱文件、確認權責、聽取當事人的說明，都不能省略；新聞標題卻只需要幾個字，就能把名字和「涉違法」綁在一起。倘若有人利用這段空窗，讓疑點反覆曝光，讓澄清永遠追著指控跑，法律程序便可能成為選戰工具。 不過，討論「司法介入」之前，必須先把名詞用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違反行為主要涉及行政裁罰，民選市長及其關係人的裁罰由監察院管轄。檢舉、查詢、調查與違法認定，各有不同意義，不能通通說成刑事偵辦。把行政疑義講成貪瀆嫌疑，本身就可能誤導公眾。 選前指控最麻煩的地方，在於它未必需要說服民眾相信完整案情。一般人不會追蹤公文，更不可能逐條研究法律；事件一再出現在新聞裡，便可能留下「這個人好像有問題」的印象。報導的次數愈多，疑點彷彿也愈多，卻未必增加任何一項新證據。 對尚未決定支持誰的選民，這種印象可能比法律細節更容易影響判斷。首長的孩子、有限的名額、公家補助，幾個元素放在一起，很容易引出公平疑慮。這些疑慮值得回答，但不能拿來代替違法證據；負面聲量也不能直接換算成流失的選票。 如果最後查無違法，當事人當然可以公布結果。問題是，當初看過指控的人，未必再看到後續；就算看到了，也可能只記得「曾經出過事」。法律可以釐清責任，卻無法替已經投完的選票按下重來。這正是選前指控需要格外謹慎的原因。 民進黨若要追究蔣萬安，就應拿出具體疑點，說明要求查核的依據，並接受結果可能不支持原來的指控。若把「要求調查」宣傳成「已掌握違法」，甚至把機關例行查詢當成政治背書，那就逾越了監督應有的分寸。對掌握中央執政權的政黨，這個標準尤其不能放寬。 蔣萬安也有自己的功課。放棄補助，不能替申請與甄選的每個環節背書；市府主張已揭露，就應提出必要文件，說明當時由誰審查、如何評選、哪些職務涉及迴避。既然程序可以接受檢驗，就該讓資料出來說話，而非只剩支持者翻別人的舊帳。 至於主管機關，應在法令容許範圍內清楚交代程序狀態，避免外界拿片段訊息自行拼湊。媒體更不能指控時大篇幅報導，釐清時只留一小角。把疑雲做成頭條，把答案放進角落，最後留下偏差，不能全部推給讀者沒有耐心。 選前提出檢舉，不當然是政治迫害；事後查無違法，也不當然證明檢舉者是惡意。但明知證據未明，仍以確定口吻替人定罪，就不能再躲在「公共監督」四個字後面。掌權者須對行政程序負責，指控者也須對自己的話負責。 蔣萬安不能要求市民因為相信他，就不再追問；對手同樣不能要求市民因為討厭他，就省略證據。民主選舉容許激烈競爭，卻不該接受「選票先結帳，清白後補發」。等到選後才把事實講清楚，政治人物或許已經各取所需，付出代價的，卻是選民作出知情選擇的機會！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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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AI生成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俄烏戰爭持續4年半，國家財政山窮水盡的烏克蘭，最近將腦筋動到了色情業者身上，打算將色情內容的從業人員納為合法課稅的對象。估計，如此，一年可多徵收2500萬美元、約當新台幣8億的稅收，足以購買3萬架無人機。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旗下共和國獨立之初，經濟崩潰，東歐各國面臨極其嚴重的跨國人口販賣和色情剝削問題。烏克蘭女性因輪廓精緻，身材火辣，大受歐美性犯罪集團和嫖客的歡迎，烏克蘭不但成為歐洲性產業重鎮，也成為人口販賣的中轉地，孤兒、流浪兒遭拐騙淪為雛妓，男妓和兒童賣淫問題，繼之而起。 數位時代來臨，烏克蘭的色情業轉進網路，色情視頻、成人直播，大興其道。俄烏戰爭爆發，戰火延燒，百廢待舉，網路色情行業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據了解，隨著烏克蘭以婦孺為主的大批難民外逃，實體賣淫的地下經濟，也有復燃的跡象呢！ 看來，食色性也！殘酷的戰爭也無法阻止人們對性的渴求呢！也或許，正是戰火無情，人生來日無多，更要追求短暫的肉體歡愉，和片刻的精神解放！？ 不知道烏克蘭現存網路色情業者，對鼓舞官兵士氣是否有著重要貢獻？如今，烏克蘭政府還要課她們的稅，合法剝削她們，情何以堪？ 不知我們的執政者，看到這則新聞有和感觸？台獨道路繼續前行，也會走到那一步嗎？ 2500萬美元、8億新台幣色情稅稅收，相當於3萬架無人機，不知道是多少性工作者犧牲色相和皮肉換來的？ 賴政府規劃的2100億新台幣的無人機載具特別預算，預計可採購21萬966架各式無人載具。換算起來，賴政府採購的無人機，每架單價，竟然是烏克蘭拿色情稅收採購的無人機的37倍呢！ 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建議賴政府立即與烏克蘭政府洽商簽約，撥付60億新台幣，向烏克蘭採購21萬架各式無人載具。 此外，人道捐贈8億新台幣給烏克蘭政府，生產烏國所需的3萬架無人機。藉此，烏克蘭政府可收回成命，避免向該國色情業者課稅。畢竟，向性工作者課徵所得稅，有剝削之嫌，太不人道了！ 2100億無人機特別預算，扣除與烏國的60億合約採購價，和人道捐贈的8億，以及32億的行政費用(如官員搭乘商務艙往返基輔簽約、順帶過境歐洲各國參訪觀光)，剩下的2000億，建議賴政府成立特種人道基金。未來，凡為台獨大業、捍衛台灣「獻身」的男女老少和「美語教師」，均可向「人道基金」提出「人道補助」的申請！ 未來，台灣烽火連天，與其那時再向色情業者課稅，不如未雨綢繆，現在就人道援助烏克蘭，簽約生產台灣需要的無人載具，同時，照顧到最基本的「食色性也」問題。避免「慰安婦」的悲劇重演！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歡迎來龍餐館》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經濟學人》近日借大陸暢銷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創造了一個頗有意思的新詞：「龍餐館外交」（Dragon-restaurant diplomacy）。 它形容大陸近年的外交風格，是重商主義多於意識形態，盡可能廣交朋友，不急著要求別國選邊，也不太熱衷替合作對象上政治制度課。《經濟學人》一面嫌這套外交「淺薄」、矛盾，一面卻又不得不承認，它對許多厭倦西方說教的國家具有吸引力。這種筆調讀來頗耐人尋味：嘴上嫌餐館菜色不夠高級，眼睛卻一直盯著隔壁排隊的人潮。 「龍餐館外交」最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這個詞有多幽默，而是它無意間再一次替大陸外交做了一次極精準的品牌定位。 過去數十年，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經常建立在「價值、制度、同盟」三位一體之上。你要進入這套體系，不只要買商品、接受投資，往往還得接受一整套民主、人權、市場規則與安全架構。這套模式有其歷史功績，也維持了戰後相當長時間的國際穩定；問題是，對不少全球南方國家而言，他們今天最急迫的問題，未必是參加一場民主價值資格考試，而是誰能幫忙蓋港口、修鐵路、建電廠，誰願意買農產品、提供貸款，誰能讓青年有工作。 西方認為「價值」才是外交的深度；許多發展中國家卻可能認為，「發展」本身就是外交最現實的內容。這正是「龍餐館外交」令人不安之處。 大陸處理對外關係時，常試圖同時與彼此敵對的國家維持往來。伊朗可以做生意，海灣阿拉伯國家也可以；阿爾及利亞能合作，摩洛哥同樣能往來；埃及需要投資，衣索比亞也不妨談。這種外交模式沒有太多道德潔癖，也刻意降低意識形態門檻。用餐館來比喻確實十分傳神：客人坐哪一桌、信什麼主義，老闆未必有興趣追問，只要帳付得出來、生意做得下去，大家就可以談。 相比之下，美國外交有時更像會員制俱樂部。入會固然能享有安全保障、技術資源與制度紅利，但會員資格往往伴隨規則、承諾與政治立場。過去大家認為俱樂部當然比餐館高級，如今的問題卻是，世界上愈來愈多國家可能根本不想入會，只想找一間價格付得起、菜吃得下，而且老闆不會在結帳前先訓誡你國內政治應該怎麼改革的餐館。 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人》對這套模式的評價如此矛盾。它批評大陸外交欠缺價值基礎、盟友關係膚淺，這並非全無道理。大陸最大的外交優勢，是朋友可以很多；最大的結構性弱點，也恰恰是朋友很多，真正願意為彼此承擔安全成本的盟友卻很少。 北京可以投資、貿易、修路、買能源，但當合作國家真正面臨戰爭與國家存亡時，它是否願意提供類似美國對北約、日本、韓國那種制度化安全承諾，答案恐怕沒有那麼樂觀。 換言之，「龍餐館外交」擅長的是降低進門的門檻，卻未必能提供最高規格的保險。但西方若因此認為這套外交注定只是廉價快餐，恐怕又低估了今日國際政治的變化。尤其當美國愈來愈頻繁使用關稅、制裁、科技管制與金融工具時，「不干涉、不說教、先做生意」反而可能形成另一種政治商品。它未必高尚，但國際政治從來不是道德哲學研討會。 對許多中小型國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誰的價值論述比較漂亮，而是誰能讓港口真的動工、電廠真的發電、農產品真的賣出去、人民生活無憂慮。 更諷刺的是，西方多年來批評大陸「沒有價值外交」，如今才逐漸發現：「不要轟炸我、不要制裁我、不要教我怎麼治理國家，跟我做生意」本身，竟然也可能構成一套頗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價值主張。 《歡迎來龍餐館》說的是「好好吃飯，好好養孩子」。這句話放在國際政治裡，看似庸俗，卻可能正打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求。華府談自由秩序，北京談基礎建設；歐洲談價值規範，大陸談市場與投資。誰比較高明，不能只看演講稿寫得多漂亮，而要看多少國家願意坐下來。 因此，「龍餐館外交」真正讓西方坐立難安的，恐怕不是大陸外交太淺，而是它突然發現：自己引以為傲的那套「高級套餐」，未必是所有國家都想點。 更麻煩的是，隔壁那間被嫌棄沒有品味的餐館，門口竟然還在排隊！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鄭麗文主席臉書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政黨之間有利益的計算理所當然，但絕對不可失信！ 國、民兩黨在三月時正式通過「2026年聯合治理暨地方選舉合作協議」，明文以互信、平等、務實為原則，建立聯合輔選乃至選後治理的合作機制。 這不只是一紙政治契約，更是此次選舉乃至未來在野合作的重要試金石。 如今，這試金石似乎炸裂了⋯ 竹北市長究竟有沒有「禮讓」的承諾，雙方如今各說各話。孰是孰非，已經不重要。事實是：藍白均將面臨政治的殘酷！ 日前民眾黨針對此事，宣布新竹縣各級選舉不再受到藍白合作協議的拘束。言下之意，顯見藍白難合的窘境。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選戰可以佈局，但政治信用不可破產，要重新存回來，難如登天！ 歷史上，因小利而撕約自傷的故事並不少，中外皆然。戰國楚懷王因貪利「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誘惑，撕毀與齊國的協議，導致丹陽、藍田戰況失利，以致原本的盟友冷眼旁觀，更導致楚懷王亡於異鄉的慘事！ 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即MolotovRibbentrop Pact（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然而1941年希特勒卻撕毀了該條約，發動了巴巴羅薩行動，最後導致德國一敗塗地！ 雖然台灣的選舉，與戰國爭霸、世界大戰不可相提並論，但其中的戰略邏輯是值得借鏡的，為了眼前的私利放棄了大信，最後付出的，往往將遠遠的超過眼前所得的代價。 《詩經》：「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藍白可以爭，可以吵，但不能忘了共同目標在哪裡。 這筆帳！該怎麼算？在民進黨竊笑的同時，國民黨該如何自省？民眾黨該如何克制？如何整理出一本「政治智慧」？ 《韓非子》曾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藍白的領頭羊均需咀嚼費心，此局不可小覷。 當前的私欲毀盟約、讓小利壞大局！真的要讓一個竹北舞台劇、演成藍白的滑鐵盧？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蔣萬安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當政治開始傷害孩子，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分寸，而是所剩無幾的人性。 孟子中有句話叫「罪人不孥」 意思很簡單：即使一個人真的犯了錯，也不該把責任延伸到他的妻兒。 何況今天面對的，只是一名沒有參選、沒有掌握公權力，也沒有義務替父親承受政治仇恨的未成年人。 政治人物當然可以被監督。 但有人談的，早已不是制度。 他們拆解孩子的姓名，拿諧音羞辱。 轉貼孩子的照片，評論長相，譏諷「相由心生」。 質疑他的童軍表現，在政論節目公開嘲笑童軍拿市長獎、有六塊肌與無人機嗎？ 把所有家長都能送保暖衣物的措施說成作弊。 將需要會考成績的免試入學，直接貼上「特權」標籤。 甚至連領巾怎麼圍、妻子做人工生殖、父母是否相愛，都能被拖進政治泥巴裡反覆踩踏。 然後沈伯洋卻說：「從頭到尾在討論的都不是小孩子本身。」 如果真的沒有討論孩子，為什麼要評論他的名字？ 如果真的沒有討論孩子，為什麼要散播他的照片、嘲笑他的外貌？ 如果真的只是檢驗制度，為什麼連他的身體、童軍活動、出生方式與家庭關係，都可以成為攻擊材料？ 集體網路霸凌留下的痕跡，不會因為一句否認就突然消失。 政治可以尖銳，但文明必須有底線。 一個社會真正的成熟，不是看它如何保護自己喜歡的人，而是看它在憤怒時，是否仍願意保護無辜的人。 不要讓孩子替父母受刑，不要把未成年人變成選舉的祭品，更不要一邊朝孩子丟石頭，一邊告訴所有人「我們從來沒有在討論他。」 當我們對別人的遭遇保持沉默，終有一天，沉默也會反過來吞噬自己。 今天如果因為討厭某個政治人物，就默許他的孩子被公開羞辱。 那麼明天，只要立場不同，任何人的孩子都可能成為下一張圖、下一個梗、下一場集體圍剿的對象。 這年頭，通常業力迴向或反噬都會是現世報，而且速度非常快。 勿謂言之不預也。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三立新聞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9月1日記者節剛過，業界再傳出三立電視裁員的消息，這是TVBS年初裁員後，又一家大媒體公司調整組織的訊息，目標之一在整頓新聞網。媒體人說，發展了10多年的網路新聞，恐怕也到了要大調整階段了，尤其是AI取代了不少記者的工作。 業界人士說，三立新聞網與新聞部門將合併，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因此必須要裁撤部份重疊人員。這其中包括第一線記者，還有後勤編輯部門的人。裁員人數並未公開，但已經是近年來三立比較大的組織調整，甚至精簡人力。 業界人士坦言，三立的調整動作，並不是業界的惟一。今年初，新聞領導品牌的TVBS也裁員了一波，當時因為有動到資深主播，還有地方資深記者，還有說TVBS要賣掉才瘦身，被討論了好一陣子，最後TVBS官方出來澄清，並沒有要賣掉，只是因應數位轉型不得不然。但不只TVBS和三立裁員，這位媒體人說，其他媒體或多或少都在裁員，例如網媒流量前段班的Nownews早在裁第一線記者，其他電視台更不用說了。 他表示，今年目標最大的都是網媒，主要原因也都因為是AI新聞取代了第一線記者及後勤記者的角色，這是很悲哀的事，難怪公視董事長胡元輝在91記者節當天呼籲，AI時代來臨，媒體面臨迫切危機，唯有重新思考新聞存在的根本價值，才能贏得讀者的信任。出席「台灣網路新聞自律聯盟年度論壇」，並以「信任重建的第一原理思維：AI時代真實性危機的挑戰與因應」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胡元輝在演說中特別強調，「新聞是跑出來的」，記者仍須回到社區、面向公眾，親自查證與在場，才能創造真正有價值的內容。 面對AI，業界比較難以想像的是，三立新聞台本業還在賺錢，為何還撐不住網媒？一位電視台網媒主管說，TVBS也都是本業還在獲利，但電視台的網媒都賺不了錢。不只TVBS和三立，其他電視台的政策，不是不碰網媒，如年代電視台，就算必須擁有網媒，但自始至終都在虧損或是獲利極少，甚至要靠母媒體公司撐住。因此，在媒體環境不佳的前提下，附屬的網媒成為首目標，先裁員縮編。 1998年開始經營三立新聞台的三立媒體集團，有1500人左右，董事長張榮華去年8月還拿下老牌的大同公司董事長。三立新聞網為台灣4大電視新聞網站之一，成立於2013年底，人數最多時超過200人，如加上新聞台就近千人，新聞單位幾佔三立集團三分之二人力，是三立獲利與影響力的主力。三立經營新聞網媒，算是跑在最前面的電視台，鼎盛時期，還有Vidol的影視串流平台加入，可以說，三立在電視台的數位發展路上，一直都走在前端，新聞、影劇、綜藝三分天下。 不過，綠媒的角色定位，成就了三立的政治地位，帶來媒體的豐沛資源，相對地也成為政治對手的攻擊目標，更嚴重地，政論節目受制於綠軍的網路中樞，三立甩不掉第一綠媒的位置。也因在媒體產業難以再開展，張榮華在三立前董事長民進黨湧言會領袖林崑海離去後，一直要找外援，例如，接了大同董事長，或是投資建築業。 一位參與過三立的媒體人說，三立新聞網一開始其實獲利情況不錯，但在擴大規模後碰到國際平台吃了太多廣告後，又來了AI，讓三立集團不得不在本業上做調整，以免禍及老本行。 媒體人觀察，今年以來媒體裁員風波，幾乎都是在網媒，10多年在台灣媒體界掀起數位發展雄風的網路媒體，如今因為AI，恐怕也是到了必須好好檢討調整的階段了，三立與TVBS、Nownews都是明顯的例子。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台北市長蔣萬安臉書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兒子錄取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起公平性與利益迴避爭議。蔣萬安宣布不領七點五萬元補助，也強調自己沒有介入甄選，風波卻沒有因此結束。原因不難懂：計畫只有二十五個名額，領不領補助是一回事，甄選過程能不能讓人信服，還有待市府交代。 有人說，蔣萬安這回是父子騎驢，怎麼做都有人罵。平心而論，放棄補助不等於心虛，市長的孩子也不該只因身分就被認定享有特權。但外界提出的程序問題，不能一概當成找碴。市府既然說一切依規定，就該讓大家知道，規定如何落實，相關人員又如何處理利益關係。 從蔣萬安的成長經驗來看，他對家世的議論應該不陌生。他原名章萬安，父親原名章孝嚴，二○○五年隨父改姓。他在公開自述中提到，年少時聽過身世傳聞，心裡有疑問，卻沒有向父母追問，直到高中時父親正式說明，才覺得鬆了一口氣。 在《台北．萬安》中，他也說，自己當了爸爸，才更能體會父親希望子孫坦然面對家世的心情。這些往事，有助於理解他如何看待家庭身分，但不足以斷言，他是因為童年受壓抑，才想在兒子身上尋求補償。何況，他在二○二五年的訪談裡提到，父親向來尊重自己的決定，因此他和太太也希望孩子依興趣發展。把這些話一併看待，才能避免對他的心理多作揣測。 蔣萬安不希望孩子因為父親從政而受委屈，這份心情可以體諒。可是，其他申請的孩子一樣不該受委屈。既然是市府辦的計畫，市長就有責任說明，所有人是否取得相同資訊、接受同樣的評分標準，以及承辦與評審人員是否受到申請人身分的影響。 這些疑問不難理解，也不必先有藍綠立場才問得出口。一般家庭為了孩子的升學、教育機會費盡心思，看到首長的孩子進入有限的錄取名單，難免想多了解幾分。這種不安當然不能當作特權的證據，卻也不是一句「嫉妒」就能打發。 蔣萬安既曾為身分問題感到困擾，應該更能理解，其他家長為什麼在意孩子的機會會不會受家庭背景影響。只顧著說明自己的孩子不該被另眼看待，卻沒把別人的疑慮回答清楚，恐怕就是這次處理最欠周延之處。 蔣市長受過法律與外交的訓練，當過律師，也做過立委，早已不是政治新手。自己的孩子參加所屬機關辦理的計畫，會引起什麼疑問，理應事先設想。從申請到錄取，有哪些需要揭露、哪些需要迴避，都該備妥說明，不能等事情鬧大了，才隨著外界追問逐項回應。 偏偏有些聲援者忙著翻查批評者當年的升學與任職經歷。舊事若有疑點，當然可以查，但就算證明對方說錯了，也不能替這次甄選補上一份說明。這類攻防或許讓支持者覺得出了口氣，對市長解決問題卻未必有幫助，還可能成了提油救火。 另有人主張尊重子女自主，別再用父權要求孩子放棄機會。尊重孩子，跟要求市府接受監督，原本就不衝突。 談到「父權退散」，不能連帶把首長的說明責任也省了。蔣萬安已表示按表格據實填寫，市府也說已揭露親屬身分，這些回應應如實看待。接下來，就該把必要的申請、審查、評選及利益關係處理紀錄整理出來，在保護學生個資的前提下公開，供有權機關查核。有缺失就改正；如果沒有不當，也讓資料替孩子釐清，而非任由猜測流傳。 「蔣萬安是嫌票太多嗎？」雖是挖苦，背後問的仍是他的政治判斷。市民不必因為理解他的成長故事，就收起對市府的疑問。蔣萬安如果想保護孩子，該做的就是把市長這一頭的事情處理好。這份功課，支持者再熱心，也沒辦法替他交卷！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身為父母，望子成龍是人之常情；但當這份親情與掌握行政資源的政治身分重疊時，個人的「家庭選擇」便會瞬間轉化為公共的「公平性危機」。近期台北市長蔣萬安兒子參與交換學生計畫及後續引發的「保送建中」傳言，正是一個數位時代的經典案例。 這不只是政敵攻防，更揭示了社群演算法如何放大「身分政治」與「制度正義」的深層焦慮。在演算法的邏輯中，高情緒張力的「公平性」觸發點最易獲得推薦，這也導致了單純的升學路徑在資訊不對稱的推波助瀾下，演變成一場難以平息的政治風暴。 以下，透過大數據搜尋引擎與AI數據協作方式，取得採取跨平台、96個Youtube頻道、27個新聞官網的28萬餘筆訊息，再經過反覆清洗與覆核，做出以下報告。 聲量高峰後並非平息，而是議題的「多頭裂解」 根據輿情監測數據，此事件在 2026 年 9 月 2 日達到聲量主峰，單日創下 165 筆事件相關貼文，並激發了高達 63.8 萬次的社群互動。然而，危機管理的殘酷現實是：高峰過後，議題並未隨即消失，而是轉向更難纏的「多頭裂解」（Issue Fragmentation）。 數據顯示，9 月 3 日與 9 月 4 日的聲量仍分別維持在 108 筆與 101 筆的高位。這說明議題已從第一波的「事實揭露」轉向「立場動員」。正如輿情分析的核心觀察：「單一訊息無法熄滅多個子議題」。當一個事件同時牽動利益迴避、國籍質疑、兒少保護等不同神經時，即便主軸被回應，分支議題仍會在不同社群中衍生出各自的生命力，讓危機週期不斷拉長。 低頻率也能高爆發：「敘事領袖」的影響力 在數位傳播中，「發文量」早已不等於「影響力」。透過「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發文領袖」與「互動領袖」的顯著分離。雖然《鏡新聞》以 28 筆貼文居跨平台發文頻率之首，但《自由時報》僅憑 5 筆貼文，就創造了高達 56,358 次的社群互動。 這種「低頻高爆發」的現象，顯示出特定的「敘事領袖」（Narrative Leadership）成功精準命中「資格與利益迴避」的社會痛點。在 YouTube 平台上，如「新台派上線」等頻道亦透過強大的敘事動員，創造了 19,273 次的高互動量。這反映了一個傳播真相：媒體不僅讓公眾知道「要想什麼」，更透過特定角度的框架呈現，引導公眾知道「要怎麼想」。當主流媒體提供頻率，社群領袖提供爆發力，危機的擴散將呈現幾何級數跳躍。 為什麼「不領補助」無法止血？公平性與金錢的錯位 在危機處理過程中，蔣市長宣布「不領補助」試圖平息眾怒，但數據反映出極大的「網路好感度赤字」，跨平台淨情緒差（Net Sentiment）低至 -56.0 pp。從框架分析看，「公平性、資格與利益迴避」占比高達 35.1%，是整體爭議的震央。 公眾最深層的質疑並非那筆補助金的有無，而在於「資訊不對稱」產生的制度性優勢。在數位時代，「透明度是回購信任的唯一貨幣」，若拒絕補助卻未能在程序透明化上給予交代，將無法消解社會對特權的疑慮。這正如分析報告給出的金句：「不領補助只能處理金錢面，無法回答制度是否公平。」 國籍與兵役：身分政治的無窮連鎖 此次爭議的另一個引爆點在於「國籍、身分與兵役」，該框架占比達 33.5%。美國籍身分的存在，讓教育議題迅速被推向國族認同與兵役義務的敏感疆域。 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網民快速建構了一條「交換學生 → 美國籍 → 避兵役」的推論鏈（Narrative Chain）。這種身分政治的連鎖反應，讓原本屬於個人的教育選擇被推向極端的檢驗。然而，身為專業分析者必須指出，這種「敘事鏈」往往與「查證事實」存在巨大落差。例如，事件後段被貼上的「保送建中」標籤，在監測中被證實為未經核實的標籤，但其在社群中的擴散力卻遠超法律事實與制度規範的澄清。 那道消失的防線：9.6% 的兒少倫理邊界 儘管此事件具有高度公共性，但數據顯示「未成年人保護與政治攻防」的關注度僅占 9.6%。在激烈的輿論廝殺中，針對未成年人的標籤化與羞辱，反映了政治鬥爭中人性界線的脆弱。 我們必須在監督權力與保護無辜之間畫出那道硬骨頭般的防線。誠如輿情報告所強調的核心原則： 「監督成年人的制度與決策，最小化未成年人的可識別資訊與人格傷害。」 當政治攻擊越過權力當事人而延燒至子女時，這不只是單一政治人物的危機，更是社會文明集體退步的徵兆。 標籤鏈成形後的危機處理難題 當「特權、國籍、兵役、保送」這類標籤相互勾連成「標籤鏈」後，單點的澄清往往收效甚微。因為標籤鏈具有自我修復的特性，即便其中一環被澄清，其他環節仍能支撐起公眾的負面印象，這是現代危機處理中最殘酷的挑戰。 這場風暴留給我們的思考是： 在社群演算法不斷放大極端情緒、將複雜政策簡化為情緒標籤的時代，我們是否還有空間進行理性的事實檢證？面對政治人物的私領域與公眾利益的交點，身為讀者的我們，該如何區分「合理的制度監督」與「情緒化的網路霸凌」？這不僅是權力者的必修課，更是數位公民的良知挑戰。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再過幾天，就是姚子青將軍壯烈殉國的日子。1937年9月7日清晨，寶山縣城的城牆已經被日軍炮火轟開。煙霧、烈火、倒塌的磚瓦，覆蓋了這座原本並不起眼的小城。 幾天前，這裡還有五百多名中國軍人。到了最後，能夠繼續拿槍作戰的，只剩下二十多人。 城已經守不住了，援軍沒有及時趕到，彈藥也快耗盡。這時候，最合理的選擇其實只有一個——撤。 可是，28歲的姚子青沒有走，剩下的人也沒有走。他們端起槍，轉身走進已經被日軍突破的寶山城內，接下來，是最後的巷戰，也是寶山保衛戰最後幾個小時。 姚子青，1909年出生於廣東梅州平遠。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參加北伐，之後歷任排長、連長、副營長等職，1936年出任國民革命軍第98師第583團第3營營長。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第98師奉命開赴上海，而姚子青所率的第3營，接到的任務就是守住寶山。 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任務。 寶山位於上海北郊，接近吳淞口，東、南、北三面臨水，地勢平坦，城牆低矮，防禦工事也相當有限。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座可以依靠堅固堡壘長期固守的城市。 更麻煩的是，他們面對的並不是普通的步兵部隊。日軍擁有軍艦、飛機、火炮與戰車，而中國軍隊則必須在裝備與火力明顯劣勢的情況下，用步兵的血肉去填補這個差距。 所以，姚子青真正面對的問題，從一開始恐怕就不是「寶山能不能守住」，而是「寶山究竟能替後面的部隊爭取多少時間」。 這兩個問題，看起來只差幾個字，其實完全不同。 前者是在問勝負，後者是在問：你願意為了時間付出多少代價？ 1937年8月底，姚子青率部進入寶山。他很清楚，這是一座孤城，也很清楚日軍正在逼近。部隊開始加固城防、修築掩體、儲備彈藥，而真正的戰鬥，很快開始。 9月初，日軍利用海、陸、空火力對寶山發動連續攻擊。炮彈落進城內，飛機連番轟炸，步兵從不同方向逼近。姚子青則不斷調整防守部署，利用突擊、反擊與夜間作戰，盡可能阻止日軍突破。 寶山不是沒有被打穿，而是一次又一次被打穿，又一次被守軍重新堵住。 連長開始陣亡，排長開始陣亡，一個又一個士兵倒下，可是後面的人還是補上來。 戰鬥進行到9月5日前後，姚子青率領的部隊已經傷亡慘重。到了9月6日，原本數百人的部隊只剩下一百多人。這時候，姚子青沒有待在安全的營部指揮，而是親自走向前線。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安全的位置」了。能站著的人，就是戰鬥的人。 9月7日清晨，寶山城東南一帶終於被日軍突破，城破，日軍開始湧入。姚子青所率的部隊只剩下二十餘人左右。 關於這個數字，後來不同資料與敘述並不完全一致。有人將姚營概括為「六百壯士」，也有資料記載其實際兵力為五百餘人；而寶山城破後，也並非真的完全「無一生還」，仍有少數官兵突圍或倖存。 所以，與其把這場戰鬥寫成一個過度完美的「六百人全部戰死」神話，不如承認歷史本身就存在不同記錄。 真正令人震撼的，其實根本不需要靠這個數字。 因為無論五百多人還是六百人，最後能活著走出來的人，都已經少得令人不忍細想。 而這裡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人，二等兵魏建臣。 關於他在寶山最後階段突圍、將戰況帶回後方的記述，後世版本並不完全一致。但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戰場上不是所有人都必須留下來死。 有時候，恰恰需要有人活著出去，把戰況帶回去，把消息帶回去，甚至把那些已經死去的人留下的名字帶回去。 所以，一個人能活著離開戰場，不一定代表他比較怕死。有時候，那反而是另一種任務。 因為死人不能說話。 總要有人替他們告訴後面的人，這裡發生過什麼，誰死在這裡，他們曾經怎麼戰鬥，又是怎麼倒下的。 9月7日，寶山陷落，姚子青戰死。他的弟弟姚志英也在這場戰鬥中殉難。 一個28歲的青年軍官，就這樣留在了寶山。 這不是一場最後取得勝利的戰役。寶山沒有守住，上海最後也沒有守住，淞滬會戰更沒有因為這些犧牲而改變最後的軍事結果。 可是，戰爭從來不只是在計算一座城最後有沒有守住。 有些部隊存在的任務，本來就是在自己倒下之前，替後面的人多爭取一點時間。 而1937年的中國，這樣的部隊並不只有姚子青這一支。 淞滬會戰爆發後，中國各地軍隊開始向上海集中。中央軍來了，川軍來了，桂軍來了，粵軍、湘軍、東北軍以及各地部隊，也陸續投入戰場。 很多人從內陸一路趕來，有些部隊裝備極差，甚至連長途行軍的基本條件都相當困難。可是到了上海，他們還是往前線走。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已經不是哪一個軍閥、哪一個派系、哪一個地方的事情。日本軍隊正在逼近，再往後退，下一個被打穿的，就可能是自己的家鄉。 淞滬會戰最後投入的中國軍隊超過70萬人，日軍則不斷增援。整場會戰成為1937年最慘烈的戰場之一，中國軍隊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傷亡。 可是日軍原本期待的速戰速決，也沒有如預期般實現。 寶山如此，羅店如此，大場如此，松江也是如此。 到了淞滬會戰最後階段，日本軍隊從杭州灣登陸，開始威脅中國軍隊後方。東北軍第67軍奉命趕往松江，任務很簡單：守住三天，讓上海主力撤退。 吳克仁率第67軍苦戰三日，最後突圍時中彈殉國。 三天。 寶山的一週。 一座又一座城市，一支又一支部隊，一個又一個年輕的中國軍人。 他們未必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回去，可是他們知道，只要自己多撐一天，後面的人就可能多一點時間。 這也是姚子青最值得被記住的地方。 不是「600人」，不是「七天」，也不是那些後來被反覆加工、渲染的英雄傳說。 而是他明知道寶山很難守，仍然接下了這個任務。 他不是不知道敵我差距，恰恰相反，正因為知道，所以才更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他也不是不知道死亡可能就在前面。一個真正上過戰場的軍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只是選擇在自己還能戰鬥的時候，先不問自己能不能活。 這種選擇，未必值得後人用浪漫的方式歌頌。 因為戰爭本身從來都不是浪漫的。它意味著年輕人死去，意味著父母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親，也意味著一個家庭從此少了一個人。 所以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人在死亡逼近的時候，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正在保護什麼。 姚子青後來所得到的紀念，也沒有只停留在國民政府一方。 1938年3月，延安舉行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談及姚子青等抗戰烈士，稱其為全國人民「崇高偉大的模範」。 一名黃埔軍校出身的國民政府軍官，一名國民革命軍營長，最後卻成為不同政治陣營都曾經紀念的抗戰烈士。 這件事情放在今天來看，或許尤其值得我們想一想。 因為歷史後來被切成了很多不同的陣營：藍與綠、國民黨與共產黨、左與右、統與獨。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政治標籤。 可是1937年的寶山城裡，炮彈落下來的時候，沒有任何一枚炮彈會先問：「你是哪一個黨？」 他們面對的敵人，也不會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只殺其中一部分人。 所以至少在那個時刻，有些人選擇先把彼此之間的帳放下，因為還有更大的事情必須面對。 今天，我們距離1937年已經將近九十年。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網路上看到「七天六百人」、「全軍覆沒」、「日軍鳴槍致敬」這些充滿戲劇性的句子，但真正的歷史，其實沒有那麼整齊。 數字可能不同，細節可能存在爭議，後世傳說也可能一層一層疊加在史實之上。 可是這些，都不會讓姚子青的故事失去重量。 因為最核心的事實仍然存在：1937年9月，一名28歲的中國軍官，帶著數百名官兵，在一座並不適合長期防守的孤城裡，面對遠比自己強大的日軍，苦戰到最後。 城破了，人也一批批倒下，而當最後只剩下二十多人時，他們仍然選擇拿起槍。 這就已經足夠了。 歷史真正值得我們記住的，從來不只是「誰贏了」。 有時候，更重要的是：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未必能看到勝利，他還願不願意為下一個人，多守一會兒。 28歲的姚子青沒有等到抗戰勝利，甚至沒有活著看到上海撤退。但是多年以後，我們仍然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曾經守過一座叫寶山的城。 而那些最後沒有走出城門的人，也不應該只剩下一個冰冷的數字。 600也好，500多也好，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那個數字，而是那些曾經是父親、兒子、兄弟、丈夫，也是28歲、25歲、20歲的年輕人。 他們曾經在那座城裡活過、戰鬥過。 最後，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1937年的上海。 但總要有人，把他們的名字帶回去。 寶山沒有守住。 但有些人守住了自己不願失去的東西。 以下是姚子青將軍的官方紀錄： 姚子青（1909年1月15日—1937年9月7日），字若振，號中琪，廣東梅州平遠縣大柘鎮墩背村人。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第3中隊，習步科。後參加北伐戰爭，任第11師獨立旅第1團第1營第3連中尉排長。1927年北伐戰爭結束後，轉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就讀，任第11師見習官，該師時任師長為陳誠。1930年11月後，在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一師步兵三三旅暫編第一團第一營，先後任連長、副營長。1933年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步兵炮隊畢業。1934年7月，於陸軍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1934年2月任第583團少校團附。1936年3月4日就任第98師292旅583團3營營長。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國民革命軍第18軍98師由漢口東進上海。國民革命軍第18軍98師292旅583團3營營長姚子青奉命率部五百餘人守衛寶山縣城接防吳淞江口、炮台灣阻擊登陸日軍。寶山縣城東、南、北3面臨海，護城河溝淺窄，沿城無工事設備。城牆由土磚砌成，較矮可攀越，且易崩塌，致使寶山城形成攻易守難的局面。 9月1日，姚子青率部五百餘人，堅守寶山城。日軍集中軍艦50餘艘，飛機20餘架、坦克近30輛、步兵5,000餘人向姚子青營陣地發動進攻，姚子青只得以弱對強。9月2日，日軍連續轟擊寶山縣城，欲從獅子林、吳淞東西夾擊寶山，向寶山城西門外大街及西南城垣進攻，意圖截斷姚子青營與後方的聯繫。 姚子青識破日軍意圖後，乘日軍立足未穩多次將其擊退。雙方激戰至9月5日，姚子青營部4名連長陣亡3名，9名排長戰死6名，僅剩100餘人，殺敵300餘人。9月7日晨，寶山城東南一角被日軍攻破，日軍蜂擁而入，而姚子青營部僅剩20餘人在城內展開激烈巷戰，終因寡不敵眾，寶山縣城陷落，除副營長李貽謨、7連少尉鍾漢英、8連少尉楊鏡秋、9連中尉連附康厚澤與二等兵魏建臣等人存活外，全營官兵500多人全部戰死疆場，以身殉國，姚子青年僅28歲，其弟姚志英在保衛戰中也一同殉國。姚子青殉國後追授少將。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高雄市長選戰最近出現了一幅頗具黑色幽默的畫面！ 前腳，TPOC才公布網路聲量調查，今年3月2日至8月17日的25週中，柯志恩有19週領先賴瑞隆，總聲量91.1萬則對74.5萬則，差距達22%；後腳，賴瑞隆臉書突然熱鬧起來，只是這批熱情支持者似乎來得有點遠大量名稱、頭像高度重複的海外帳號湧入，其中不少還用越南文留言「支持」。 高雄選舉還沒國際化，留言區倒先完成「南向政策」。 難怪藍營忍不住酸問：「讓世界看見高雄，還是讓越南看見瑞隆？」 當然，政治評論必須先把事實界線說清楚。賴瑞隆已公開表示，這些帳號屬異常湧入，團隊第一時間向Meta回報，強調「我們不需要假帳號」，質疑可能涉及洗版、反串甚至栽贓操作。 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這批海外帳號是賴瑞隆陣營購買或操作，因此若直接把「越南留言」定性成賴營網軍，顯然超過現有證據。 但選舉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法律要求證據，政治卻只需要產生疑問。尤其對賴瑞隆而言，這批「越南加油團」出現的時間點實在太尷尬。 因為他現在最大的困境，原本就是「聲量接不到」。陳其邁施政滿意度高、個人聲量也高，賴瑞隆因此喊出「一棒接一棒」，試圖把自己塑造成高雄治理的第四棒。然而TPOC數據卻顯示，陳其邁的高聲量並未自然外溢到賴瑞隆；柯志恩不但25週有19週領先，粉專粉絲、平均互動數也明顯高於賴。換句話說，陳其邁的政治光環很亮，只是目前照亮的主要還是陳其邁自己。 民主政治不是遺產繼承，市長滿意度也不是定期存款，不能拿著「接班人」三個字到銀行辦理過戶。選民可以認為陳其邁做得不錯，卻完全沒有義務因此投給賴瑞隆。如今偏偏又冒出大量越南帳號，事情就更具反諷意味。 原本賴瑞隆只需要回答：「為什麼陳其邁這麼紅，你卻沒有跟著紅？」 現在恐怕還得多回答一句：「突然增加的這些支持，又究竟是誰？」 這就是「聲量政治」最大的危險。 政治人物每天看按讚數、分享數、觸及率，把網路聲量當成民意溫度計；政黨把短影音觀看次數當政績，幕僚把留言數當KPI。久而久之，政治市場自然會產生一整套聲量供應鏈。真支持、假帳號、廣告投放、演算法推薦、境外帳號甚至反串攻擊全部攪在一起，最後連候選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螢幕上的掌聲，究竟來自高雄鳳山，還是越南的胡志明市。 柯志恩目前相對有利的地方，正是在於她努力把網路聲量與「柯志恩本人」綁在一起。 「走破三雙鞋」、地方走訪、毒駕修法、中央政策攻防，無論贊成與否，至少形成了一個相對清楚的候選人品牌。她很聰明地沒有每天正面攻擊高滿意度的陳其邁，而是把選戰重新定義成：「陳其邁做得好，不代表下一任還是非民進黨不可。」 賴瑞隆卻剛好相反。他的最大資產是陳其邁，最大的陰影也是陳其邁；最響亮的口號是「接棒」，最大的問題卻也是「接不到」。 於是高雄選戰出現了很荒謬的一幕：陳其邁親手把象徵第四棒的球棒交給賴瑞隆，政治儀式完成了；然而網路上的另一支「聲量棒」，目前卻還握在柯志恩手上。就在這個時候，又突然有一群越南帳號跑進場邊高喊加油。這場接力賽，頓時愈跑愈像國際邀請賽。 賴瑞隆當然有權要求Meta查清楚這些異常帳號到底從哪裡來，也應該查清楚。若確實有人刻意反串栽贓，更應公開證據，讓政治競爭回到正常軌道。 但真正需要面對的政治問題，Meta恐怕幫不了忙。 因為平台可以刪掉假帳號，卻無法替候選人建立真實支持；演算法可以製造觸及率，卻不能替候選人回答高雄下一個四年要往哪裡走。 91萬對74萬，本來已經是一道警訊。 如今突然又多出一支「越南加油團」，該擔心的恐怕不是留言究竟多了幾百則，而是當高雄選民開始追問「這些聲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時，賴瑞隆要證明的已經不只是能不能接陳其邁的棒，而是離開陳其邁的光環、拿掉政黨招牌、刪除那些來路不明的海外掌聲之後，究竟還剩下多少「賴瑞隆自己」的聲量？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