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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管碧玲主委臉書 【聚論壇張競評論】針對海洋委員會管碧玲主委藉「南援九號」演習，順勢高調登上中洲礁同時藉由淨灘，向越南表達我國維護南海主權立場，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於管碧玲此舉，基本上應予肯定與支持；但是首先要提醒，政府對政策與主權表述必須一體，外交部是主管對外政策與關係權責部會，因此外交部應適時發表聲明，才是正確完整處置方案。 其次我也要指出，假若登礁淨灘是經過審慎評估嚴密算計之處置方案，其實就必須趁機立碑為記，如此才顯得從從容容進退有節舉止有方。再者就是登礁人員服裝仍有改善空間，除登礁必須承擔可能衝突風險外，服裝亦須顯現紀律決心，搞成像觀光客出遊般，實在是有點敗筆。 此外更必須呼籲，海委會與海巡署既然表達出守土有責維護主權決心，就必須面對所有對象採取相同標準與立場，同樣處置措施希望亦能夠搬到釣魚臺，讓振奮人心士氣好戲再度上演，千萬不要雙重標準逢日就軟，這樣就會被越南更看不起。 至於此時登中洲礁表態時機是否適當？在此必須強調國家安全保衛主權沒有假期，選日不如撞日，只要是行為正當時，每天都是黃道吉日。至於當前南海多國正在實施軍事演習，與我登礁表態維權並無衝突矛盾，不必無謂聯想。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南海問題是北京對臺統戰營建共識重要操作課題。而管碧玲主委如此作為，必然會被北京方面積極正面重視；但是由於管碧玲主委在處理兩岸互動態度強硬，因此究竟會如何回應與評價，必須審慎評估與處理。此外美方也有可能對此指三道四，海委會、外交部與陸委會要密切聯繫，國安高層亦須善盡指導責任。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總統府官網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民進黨政府近兩年通過操作「雙重國籍」，不斷否定陸配群體的合法身份和憲法權益，給大家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在台灣，「雙重國籍」是個罪不可赦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個不被鼓勵的事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19501960年代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曾經存在一種「準雙重國籍」的政策實踐，尤其針對東南亞華僑，在操作層面上，允許甚至鼓勵華僑同時維持當地國籍與中華民國國籍的某種重叠身份。 被劉世芳一直掛嘴邊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最早制定於1929年，之後沿用至台灣時期，這部法律原則上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但這個條款在戰後現實中執行非常寬松，甚至選擇性忽略。為什麼呢？ 在冷戰背景下，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在爭奪誰代表中國，而當時東南亞華僑成為關鍵對象，因為他們數量龐大、經濟實力強。建國之初的大陸，和退台之初的國民黨政府，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東南亞華僑的外匯進行建設。 蔣介石把華僑視為「革命之母」，同時希望華僑作為「反共先鋒」。為了拉攏他們，台灣采取的是，沿用 「華僑即國民」的觀念，只要你認同中華民國，國籍問題可以模糊處理。 於是， 當時的台灣政府，主動向東南亞華僑發放或承認「中華民國護照」。這就造成，當時很多華僑同時持有當地護照和中華民國護照；即便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台灣也往往不主動注銷其中華民國國籍，可以說，當時很多東南亞華僑都是名副其實的、被台灣鼓勵的雙重國籍。 當然，這在當時也算一種「雙向奔赴」。因為195060年代，東南亞正經歷去殖民化，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新國家興起， 這些國家要推動本土民族國家建設，對華人實施一定程度的同化或限制政策。很多華人面臨兩難，留在當地就需要加入當地國籍，但是又不願完全切斷與中國的聯系。 而台灣則提供了一個折中方案：你可以在法律上歸屬當地，但政治、文化上仍屬中華民國。 雖然最初幾年，北京也熱衷於和台北爭奪華僑，因為希望華僑作為「民間外交」的橋梁 畢竟當時大陸政權不被聯合國承認。但是北京很快放棄了：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意識到，如果不解決雙重國籍問題，中國將無法與東南亞鄰國建立外交關系。於是，北京率先做出了重大讓步，與印尼簽署了《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鼓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選擇加入當地國籍。一旦選擇當地籍，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喜劇的是，蔣介石不幹了。台灣方面強烈抨擊周恩來的做法是「背叛祖宗」、「剝奪僑胞權利」，另一方面，更加堅持華僑即國民。 這導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便華僑加入了印尼籍或馬來西亞籍，在台灣的檔案里，他們依然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直接「被雙重國籍」了。 這種有些單方面的執著雖然在情感上拉攏了一批保守派華僑，但也讓東南亞政府對台北的政治動機長期保持警惕。 直到今天，某些東南亞國家的華僑即便持有著當地護照，但在前往台灣時，仍能申請到某種形式的「華僑證」或特殊的入台許可。這就是當年「血統主義」留下的法律尾巴。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台灣的法律里可以看到「無戶籍國民」這種奇怪形態的原因，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概念，因為這些華僑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生入境證），在國際法身分上被視為國民，但是，他們在台灣沒有戶籍（不能直接投票、領身分證）。 所以，推行「不在籍投票」之所以有難度，除了政黨分歧、選舉考量，也有這個源遠流長的原因。 可是，後來，為什麼這種大規模發放護照，給東南亞華僑雙重國籍的狀態沒有持續下去？ 主要是因為六十年代東南亞國家自己的變局。比如印尼，在經歷1965年的排華潮之後，對華人的忠誠度要求很高就是認為華僑擁有雙重國籍，有「滲透印尼」的嫌疑。如果國內的經濟命脈掌握在一群既是本國居民、又效忠於北京或台北的「外國人」手里，國家安全如何保障？ 戲劇性的是，民進黨政府現在很迷戀這套敘事，可台灣曾經也背負過「潛在的台灣間諜」嫌疑。 同時，當時的台灣為了跟反共的蘇哈托派系保持友好，也主動不再發放護照給華僑。 到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中華民國國籍的實際效力更加減弱。 到了90年的， 台灣開始采取更清晰的國籍管理，對雙重國籍采取更明確規範，但今天在某些情況下，根據政治需要，會仍存在執行上的彈性。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韓國瑜院長臉書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1970年福斯電影公司拍製了一部美國傳記式戰爭電影《巴頓將軍》！ 不意外的是，美國電影一向以朔造英雄主義為其核心價值，儘管電影將巴頓做了許多美化的修飾，但修飾不了他的粗暴與魯莽！尤其當我們換位思考時、這點更加明確！ 巴頓與英國的蒙哥馬利相互爭鋒，對軍事將領來說，理所當然。 然而，二戰的戰場是全面性的，某些勝利是要有取捨的、從「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觀點，軍隊並非單純的戰鬥機器，而是一個嵌入制度規範與權力結構中的行動體，最忌諱的便是「個人主義」尤其是英雄主義！ 在「先入關中者王之」的約定下、劉邦先入卻不先稱王，這正是體現了戰略層次上的「政治理性」。相較之下，巴頓一介軍人莽夫「戰勝唯一」，是一種典型的「軍事本位主義」，即將小戰場的勝利，視為唯一當然目標，而忽略整體政治後果與聯盟運作的結構性。毫無「全方位」的概念，他的傷害，非常可能遠遠超過他的戰績！ 巴頓的自以為是，無視士兵的精神崩潰 而「掌摑」基層士兵！專業觀研士兵出現的戰鬥恐懼與疲勞（battle fatigue，今稱PTSD）時，巴頓選擇以暴力回應，而非制度性理解，反映出這武夫對「軍事組織行為」（milita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認知不足。其結果被降職！衍生到最後管不了自己的嘴「被免職」，都是因其個人英雄主義衝昏了頭。 視角轉向今日所有頭版頭條、季麟連於常會公開砲轟韓國瑜，其根本無視大批媒體於現場，他只用媒體報導做為其個人資訊，在毫不查證與黨內機制求證下、揚言不惜開除韓國瑜，呈現出類似的「組織失序」現象。 此話一出不僅令國民黨高層當場傻眼，傅崐萁現場善意勸阻他的不當發言。這老季卻與巴頓如出一轍，一介「武夫狂徒」般的大放厥辭⋯讓綠色媒體撿到了「核彈」！ 用文至此，再回頭看看咱們季大將軍的過往。用巴頓與其比擬、似乎嚴重侮辱了巴頓。 這季某並沒有什麼戰功彪炳的事蹟，但用口才倚老賣老卻有一流功力，過去對黨的忠誠屢屢遭質疑。自己號稱深藍的他、於2007卻跑去幫民進黨的李文忠站台助選！2018年被蔡英文收買獲聘為戰略諮委！ 其他檯面下的事就不說了。此人只求虛榮、沽名釣譽一身，他為博媒體版面音量、在自家會議上炮轟調和鼎鼐的韓國瑜，看來極其諷刺。藍營委員認為「丟臉至極」、「親痛仇快」！ 沽其量，這季某也只是一個分支的老大、卻誇口要開除誰誰誰。武夫一介不自量力，毫無政黨倫理秩序可言，難怪之前黃復興在他手上，因個人的失控，黃復興遭刑被廢。 制度化約束，便容易演變為「去制度化衝突」（de-institutionalized conflict），進而侵蝕組織的整體形象與選民信任。 季某劣跡斑斑可考。如仍有一絲軍人氣魄，自請告老返鄉、往韓國瑜處負荊請罪，仍有掙回一點點眷村漢子稱謂的可能。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有網友在問，堂號是不是福建才有？中原地方有修族譜，卻沒聽過有「堂號」這回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常見的誤解。 事實上，堂號不僅不是福建特有，它本來就是整個漢人宗族文化共有的東西，而且源頭恰恰在中原。只是後來在福建、廣東、台灣保存得特別完整，才讓很多人誤以為那是「福建特產」。 簡單講： 1. 堂號不是福建發明的，它本來就是中原宗族制度的一部分 堂號本質上是宗族的識別名，常見於祠堂匾額、族譜首頁、神主牌、祖先牌位、墓碑、燈籠與祭祀器物。 它的作用很簡單：告訴後代，你的先祖這一支人是誰、從哪裡來、屬哪個支派。 像李氏「隴西」（甘肅）、陳氏「潁川」（河南）、楊氏「弘農」（河南）、王氏「太原」（山西）、林氏「西河」（山西）等，這些堂號／郡望所指的地名，基本都在中原、關中、河洛一帶，不在福建。這恰好說明，堂號的文化源頭本來就在北方。 換句話說，堂號不是福建地方民俗，而是中原士族文化的縮影。 2. 為什麼堂號在南方（閩粵、台灣）特別顯眼？ 福建、廣東與台灣之所以特別重視堂號，主要是因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移民社會，而移民社會最需要的，就是一套能夠快速辨認「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跟誰是同宗」的身份標誌。 對南遷移民而言，堂號就是這塊招牌。 當中原百姓因戰亂南遷（如衣冠南渡）時，堂號成了他們與故土之間最穩定的血緣聯繫。在人生地不熟的南方，掛起「清河堂」「太原堂」「隴西堂」，同宗同脈的人一眼就能認出彼此，知道彼此來自哪一支、同出哪一脈。 這也是為什麼閩南與客家建築特別喜歡把堂號刻在門楣、掛在正廳、寫在祖龕、印在燈籠上。 因為對南方移民社會而言，堂號不只是祖先的名字，更是宗族辨識、族群凝聚與文化認同的公共標誌。 3. 中原不是沒有堂號，而是北方後來比較少把它「掛出來」 很多人會誤以為中原沒有堂號，不是因為它真的不存在，而是因為北方後來沒有像南方那樣，把它做成高度可見的建築符號。 這和歷史有關。 中國北方自宋元以後，歷經金元戰亂、明清改制、近代戰爭與土地重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被打散，祠堂制度也逐漸弱化，實體祠堂的保存率遠低於南方。 結果就變成： 北方有族譜，但祠堂制度較弱，堂號不一定高掛； 南方有族譜、有祠堂、有祭祖，堂號至今還掛在正廳之上。 再加上近現代的社會變動，北方不少祠堂被毀，門楣題字與堂號匾額的習慣也逐漸消失，導致很多後人只知道家裡有修族譜，卻未必知道自己家原本的堂號是什麼。 所以不是中原沒有堂號，而是北方後來淡化了；南方，尤其閩粵，則把它保存下來了。 4. 北方修族譜，照樣有堂號，只是你未必注意 中原、華北很多老族譜其實照樣有堂號，只是北方人更常講的是郡望、望族、家乘、世系，而不像閩南、客家那樣天天把「某某堂」掛在嘴上。 換句話說，北方不是沒有這套，而是它更多藏在譜牒文字裡；南方則把它做成公開可見的宗族標誌。 所以不是中原沒有堂號，而是中原更多把它留在紙上；福建則把它掛在門上。 打個比方： 中原像是「品牌總號」，族譜是存檔備查的底冊；福建、台灣則像是「海外分號」。 總號經營久了，歷經戰亂與改制，門上的招牌拆了，但庫房裡的底冊還在；分號為了在異地立足，反而把招牌擦得更亮、掛得更高。 久而久之，外人看見招牌都在南方，便誤以為這塊牌子是南方做的。 其實不是北方沒有，而是北方把堂號收進了族譜裡；南方把堂號掛上了牆。 北方人是把堂號當作履歷表寫在檔案裡；南方人則把堂號當作家徽紋在身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自從近年台灣有陸配開始參政以來，民進黨政府一直用《國籍法》否定陸配合法權益，進而圍繞「互不隸屬」的敘事否定兩岸關係的基礎。近日，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媒體上提及「一國兩區」，強調應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兩岸互動的政治基礎時，更是遭到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大量抨擊。 但矛盾的是，如果打開法務部的全國法規資料庫，你一定會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台灣並非沒有「一國兩區」的實踐，相反，它幾乎滲透在整個法律結構之中。 原來，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之外，還有至少15部法律是以「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為名制定的，這些制度設計以「大陸地區人民」為對象，細緻而龐雜，延伸出數十部行政命令與施行細則，從入境、居留、投資、就學、工作，到不動產、金融、出版審查乃至遺產繼承，無一不以「大陸地區人民」作為一個特殊法律類別來處理。 比如，《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這是陸配來台所有程序的詳細依據；《大陸地區人民赴臺灣地區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範陸生來台就學的申請與管理；《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影視作品、書籍進入台灣市場的審查機制。 這些法規有一個共同前提：大陸不是「外國」，但也不是「本國一般人民」。這正是「一國兩區」最具體的法律語言版本。 換句話說，台灣的制度早已回答了一個政治上不願明說的問題兩岸關係被放置在一種「非國與國，但也非單一法域」的灰色地帶。 然而，法律如此誠實，台灣承認兩岸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內部關係。但政治上敘事上，執政黨卻如此迂迴、逃避、扭曲，總試圖找出各種理由否認這種關係的存在或意義。 馬英九時期，這種矛盾被暫時表述為「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也就是承認模糊、維持操作空間。而民進黨執政至今，這種模糊被進一步壓縮不是透過修法（也不敢），而是透過「不承認其詮釋」。 這就導致如今的台灣一種奇特現象：兩岸往來的制度繼續運作，如一頭房間裡的大象，但兩岸關係的正當性敘事被抽空，民進黨總扭曲著身子否認身邊這頭大象。 如果這只是抽象的憲政爭論，影響或許有限。但問題在於，這種制度與敘事的分裂，會轉嫁到具體人群身上。最典型的，就是大陸人在台最大群體陸配。 在法律上，她們被視為「大陸地區人民」，適用一整套不同於外國人的規範體系；但在政治上，這套體系卻從不被承認。結果就是陸配們既不是「外國人」，無法享有外配在創業、工作上的彈性；也不是「本國人」，在身分取得、權利保障上長期受限。 比如，《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在這條法規的約束下，陸配群體在拿到身分證之前，是無法創業的；《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地區人民購買台灣不動產的條件（即著名的「345條款」來源），實際上造成了陸配沒拿身分之前即使有錢也很難在台灣置業；《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擔任職務或為成員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地區人民能否在台灣的法人、團體或機構擔任特定職務。這讓很多企業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對錄用陸配的邊界不夠理解，於是傾向於不錄用陸配。 換句話說：「一國兩區」在政治上被否認，但在法律上被執行，而在生活中，陸配成為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具體受難者。 不管是被解職的陸配村長、里長、議員、立委，還是在大罷免期間，找工作屢屢受挫的普通陸配，或者買房數年，卻因為《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而一直拿不到土地權狀的依親居留陸配。 鄭麗文與國民黨試圖重新召喚「一國兩區」，其實不只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試圖讓法律與政治重新對齊。但問題在於，當民進黨的主流認同已經變化，「一國兩區」這種語言是否仍具有政治可行性，已經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當劉世芳說「憲法沒有解釋空間」時，她真正表達的，也許不是法律判斷，而是一種政治選擇選擇不再賦予這種制度以政治意義。 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一國兩區是否存在」，而是：當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與政治敘事出現長期背離時，誰來承擔這種不一致的成本？ 在台灣，答案已經很清楚不是政黨，也不是憲法學者，而是那些被制度分類、卻無法被完整承認的人，比如陸配。而這，才是這場爭論最現實、也最沉重的部分。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TVBS YT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台灣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連三年下跌，光三年的季廣告總量，就少了兩個華視的全年廣告量。剛出爐的今年第一季主要媒體廣告量又掉了8%，不少電視台大動作變革求生存，包括組織調整，要裁員只是多或少，還有時間的問題而已。 根據一份電視台廣告量的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的主要電視台廣告量總量為36億元，比去年的同季39億元掉了8%，再對比前年同季45億元，則掉了9億元。三年來以季統計的廣告量少了四分之一，等於三年三個季加總就掉了兩個華視的預估年廣告量，如果統計三年總掉了的廣告量，數字更驚人。根據這份季報告，在所有的媒體中唯一逆風向上的只有台視，廣告量比前一年第一季增加了7%，其他媒體，包括東森今年一到三月剩8.5億元、三立6.9億元。本來廣告量就少的無線電視台更少，中視只有1.6億元、民視剩1.78億元。 今年首季廣告量跌最多的電視台是華視，掉20%，第一季的廣告收入不到一億元，估整年度可能收不到四億元。夾在公廣集團「民不民、公不公」的華視，20年來沒有賺過錢，是最血淋淋的例子。2000年前後華視年廣告量還曾到40億元，10年後華視廣告一年剩14億元，再過個15年的2025年，華視每年廣告收入剩4億元，只有25年前的10分之一。廣告圈說，就算再賺錢的三立，10年前它的年廣告量接近40億元，現在恐怕要上30億都有困難，難怪三立電視台董事長張榮華媒體要增資，還要去接大同公司董事長，謀求三立新出路。 業界表示，台灣有線系統電視台廣告無量下跌本來就是趨勢，都被數位媒體平台拿走了也是事實。2023年的數位廣告為610億元，傳統廣告只剩220億元，其中最大宗還是電視廣告。媒體人分析說，這些數字的變化，代表一個數位時代的滾動，擋不住的，就看哪些媒體跟得上而已。 媒體當然也會自救，前陣子台灣媒體圈與學術界共同發起，要向國際平台要求內容分潤的活動，就是其中一例。可惜媒體議價法案牽動國際平台，如臉書、谷歌、Line的利益太大，政治因素成為其中關鍵，就算是朝野立委都支持，台灣紙媒與電視媒體都聯手，但推動5年多來都只聞樓梯響，執政的民進黨始終沒有動靜。 媒體的憂慮，不但對外顯現在要比照英國、加拿大、澳洲，向國際平台爭取分潤，對內則開始縮衣節食，組織調整，最明顯的就是裁員，第一名的新聞台TVBS出手後被廣泛關心就是例子。TVBS總經理劉文硯2026年4月14日發出內部信，就已將台灣的媒體局勢講得很清楚。她明確否認公司經營權出售傳言，並強調營運穩健，並非因虧損而裁員。她在信中指出，這次結構調整約影響5%的人員，未來將投入資源強化AI賦能與多元發展，以應對媒體產業結構性挑戰。其實媒體圈都清楚，其他電視台都有在裁人，只是低調沒被報導而已，因為媒體界對自己圈內消息都有保留，否則比TVBS裁更多人的電視台、網媒也是有。而媒體圈面對的正如T台總經理所說，是「媒體產業結構性挑戰」。 資深媒體與廣告業主管則提醒媒體老闆，面對數位變局要從根本的營收架構去調整，也就是說媒體策略要改變。他舉自己曾參與的例子說，一般電視台營運收入，直接的廣告收入約佔30%，有線電視授權費收入約20%，版權收入則是15到20%，其他才是政府專案或是租金等業外收入。他說，讓電視台憂心之一的有線電視户數在掉，授權費逐漸受影響而減少。2017年有線電視户數還有526萬戶，2024年已經掉到442萬戶，整整85萬戶不見了，2025年的第二季又剩下 431萬户，家庭普及率也跌至44%。有線電視集團給電視頻道的授權費幾佔電視台收入的五分之一，這成本最低的穩定收入也正在下跌中。其次，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佔三分之一收入左右的廣告收入，這筆費用，從10多年前的媒體數位化後就跌不停了。 產業界的心得是，媒體業營運策略調整的根本做法就是不要只靠廣告，要調整收入模式，包括面對AI的生存方式，並不是裁員了事。 有些擁有新聞台的媒體早已經開始將收入面轉向政府機關，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三立與民視，它們在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就開始經營中央機關，那時候其他電視台連車尾燈都看不到。國民黨立法院團就曾明白指出，根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民進黨蔡英文執政到賴清德接任，政府媒體採購案高度集中在三立、民視。9年來，三立電視共獲得251項標案，金額高達58億元，民視標得349項採購案，金額也有41億元。不過TVBS與東森在小英執政後急起直追，它們從地方政府上下手。根據2024年一份統計資料，當年1到9個月，5家新聞台拿下最少15億元政府標案，其中三立有3.72億元、民視3.71億元、TVBS2.9億元、年代2.32億元、東森1.96億元，TVBS最特別，2.9億元有9成7都在地方政府。更早前的2021年，三立4.6億元、東森3.78億元、民視3.77億元、TVBS3.11億元。可見，全台灣獲利最高、名利雙收又有影響力的新聞台調整最快。 讓電視台高興的是今年有縣市長九合一選舉，新聞台有機會撈選舉錢。但電視台老闆憂心的是，國民黨與民眾黨早就聯手砍了中央政府的宣傳預算，這筆2、30億元預算，本來是民進黨大內宣用的，眼看著大部份已進不了電視台的口袋了。 媒體界指出，台灣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連三年下跌，三年少了二個華視全年廣告量，剛出爐的第一季主要媒體廣告量又掉了，這些數字並不驚奇。讓媒體擔心的是，降的速度比找新收入速度快，三立向外投資，TVBS裁員加組織變革，其他新聞黃金區塊電視台都在求變，但整體經營策略改變應付不及，如部份新聞台早在10年前就開始變革，但仍趕不上國際數位化趨勢的大浪滾滾襲捲！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距離二○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九合一投票日，剩下不到七個月。在全國綠地版圖節節敗退的今天，屏東這塊「綠到出汁」的最後堡壘，正成為朝野兩黨投射希望與恐懼的戰略要地。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甚至預警，民進黨二○二六最壞情況「可能輸到只剩台灣尾」。本文嘗試從政治傳播的角度，盤點選戰結構、檢視兩位主角的論述條件，並提出三項影響勝負的關鍵變數。 ■ 四場選舉看見結構鬆動 從二○一八到二○二四的三類選舉檢視屏東選民結構，可以清楚看到綠營「天花板下移、地板浮動」的趨勢。縣長層級，潘孟安二○一八拿下五五.九○％、贏對手六.五萬票；到了二○二二，周春米僅以四九.○九％、領先一.一萬票險勝。總統層級的鬆動更劇烈，蔡英文二○二○在屏東獲六二.一六％、三十一.七萬票，賴清德二○二四僅剩四七.五一％、二十二.六萬票，流失約九.二萬票。其中柯文哲在屏東開出二一.六五％、十.三萬票，成為近廿七年屏東政治版圖最具顛覆性的新變數。 立委不分區政黨票顯示綠營的組織底盤未崩。民進黨在屏東從二○二○的四二.○四％微升至二○二四的四四.四○％。這意味著屏東選民在「政黨認同」與「個人選擇」之間出現脫鉤現象，這正是政治傳播研究中所謂「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的典型樣態。屏東選民並未集體拋棄綠營，他們對於誰來代表綠營，已經產生愈來愈高的鑑別力與要求。 ■ 醫師世家對決法律專業 國民黨的蘇清泉與民進黨的周春米，代表台灣地方政治兩種典型的菁英養成路徑。 蘇清泉，六十九歲，生於東港鎮農家，雄中、中山醫畢業，胸腔心臟外科出身，後創辦東港安泰醫院，曾任醫師全聯會理事長，現任立委、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兼屏東縣黨部主委。他兩度披掛上陣，從二○一八年的四二.九一％進展到二○二二年的四六.五九％，個人聲量與基層人脈累積到藍營二十年來在屏東的高點。其票源核心在屏南東港、林邊、琉球、枋寮、恆春半島，並透過劉慶中等前客委會主委系統，自二○一八年起持續經營六堆客家八鄉鎮的後援會網絡。 周春米，五十九歲，高雄女中、台大法律系畢業，通過司法官特考後歷任屏東、高雄地方法院法官，二○○一年轉任律師，曾擔任蘇嘉全等三任屏東縣長法律顧問。司法資歷成為她從法律界轉入政壇的關鍵跳板。八八風災時協助罹難者家屬訴訟，建立「俠女律師」形象；歷任不分區立委兩屆，二○二二年成為屏東七十二年來首位女縣長。其票源以屏東市、潮州、東港都會帶為核心，但贏面薄弱已成事實。 ■ 派系暗流的整合競賽 從政治傳播的「議題框架」（framing）觀點來看，本次選戰的核心張力在於兩陣營「內部整合敘事」的能力競賽。 藍營這次罕見地展現出整合姿態。蘇清泉過去與前議長周典論因二○二四不分區名單分配關係緊繃，但媒體觀察「國民黨不計前嫌接納議長派，過去不愉快已完全融合」。這意味著藍營能否將蘇家票、議長派系票、客家票與原鄉票四塊拼圖完整黏合，將是首次接近五成門檻的關鍵。 綠營則背負三條未癒合的傷口。 第一條傷口是莊瑞雄一系。二○二二初選時因潘孟安「唯一支持周春米」而與「英系」分裂，莊瑞雄留下的「跟魔鬼共舞」之語，至今仍在地方耳語中流傳。 第二條傷口是蘇震清家族。二○二○以無黨籍當選立委、二○二四其子蘇孟淳以「代父出征」拿下七.四萬票後敗選，蘇家政治香火被削弱，屏南宗親系統的怨懟並未消散。 第三條傷口是基層警訊。二○二四年四月、二○二五年部分鄉鎮首長補選的失利，意味地方動員系統已出現裂痕。所幸鍾佳濱因二○二四選戰受周春米救援屏東市票倉，確立「尊周原則」，綠營主流派系之間的縱向接班序列暫時穩定。 ■ 公安、世代的兩條敘事軸線 每一場選戰都有一兩條「主導敘事」（dominant narrative），最終會淹沒所有政策辯論。本次屏東選戰，可預期會有兩條敘事互相拉扯。 第一條是「公安治理」。 二○二四年十月東港安泰醫院大火釀九死，事後發現院區違建率達四七.二％。屏檢以過失致死罪起訴蘇清泉等人，二○二五年八月給予緩起訴，但同年十月高雄高分檢以「重大公安事故處置不妥」撤銷緩起訴、發回重新偵辦。這個時間點正好踩在二○二六選戰加溫期。蘇清泉曾任院長、現為榮譽院長的身份，使「醫者卻管不好醫院安全」的反差成為綠營最易操作的攻擊框架。然而，周春米並非全身而退，二○二三年明揚科技屏科大園區大火，同樣是縣府公安治理的考驗。公安議題會雙向反噬。 第二條是「世代與性別」。 周春米作為屏東首位女縣長，在女性政治代表性與專業形象上具備天然優勢。賴清德二○二四的低開高走、二○二五大罷免後的社會氣氛轉變，使中央光環從加分變成減分。媒體已將屏東稱為「不能輸的最後一仗」，這種「最後堡壘」框架對支持者具有高動員效果，同時也形成「換人做做看」的反向動員效應。連續執政廿七年的疲態，本身就是論述武器。 ■ 三個觀察點，決定勝負 2026年影響屏東縣長勝負的三個關鍵： 第一個變數是安泰醫院案的司法時序。若二○二六年中之前形成新一波起訴或審理進度，蘇清泉論述空間將被嚴重壓縮；反之則周春米失去最有利的攻擊素材。 第二個變數是綠營內部派系的最後表態。莊系、蘇家、曹系部分支持者若僅以「不投藍」而非「全力挺綠」收場，周春米將難以從四九％推進到五二％的安全水位。 第三個變數是民眾黨的最終提名與藍白整合。目前公開資訊顯示屏東並未列入藍白合縣市，若白營推出在地候選人，蘇清泉將面臨二○二二年詹智鈞的同等難題；若白棄選或暗助，則柯文哲二○二四的二一.六五％，不管現在民眾黨品牌弱化趨勢明顯，仍然可能成為決定性的板塊。 選舉社會學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可能性，候選人決定機率，論述決定臨門一腳。屏東這場「國境之南」的攻防，是兩位候選人的個人之戰，更是一個世代政治版圖重組的縮影。在一個基本盤已被結構性鬆動的縣份，誰能用更清楚、更具同理心的政治語言，把鬆動的選民拉回來，而不只是動員固有票源，將成為這場選戰真正的勝負關鍵。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民眾之聲YT截圖 【聚論壇張競評論】受邀出席由臺灣民眾黨所主辦，針對1.25兆軍事採購特別預算案之論壇；在過程中，我曾經提到美國政壇目前就對外軍售整體政策調整，特別是川普總統在第一任期在2018年4月19日所簽署發佈，編號為NSPM10，全名為「針對美國常規武器移轉政策之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U.S.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 Policy)之政策規範指導。 再加上當川普總統捲土重來，再度入主白宮後，在2025年4月9日簽署發布編號Executive Order 14268或EO14268，以「改革對外軍售以便提升速度與責任」(Reforming Foreign Defense Sales to Improve Speed and Accountability)為題政策性行政命令。在此項行政命令中亦再度重申前述編號NSPM10，涉及對外軍售政策之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由於拜登總統主政時期，並未就對外軍售以及軍備移轉政策，發布任何能夠列入聯邦法典(Federal Register)並具有法令規範約束效力之行政命令與備忘錄，因此解讀美國對外軍售政策時，仍須充分理解此項備忘錄，方能完整認識與掌握後續行政命令全般意旨。 此外川普總統更在2026年2月6日簽署發布編號Executive Order 14383或EO14383，以「設置以美國優先之軍備移轉戰略」(Establishing an America First Arms Transfer Strategy)為題政策性行政命令。此項行政命令對於美國對外軍備移轉以及軍售政策運作規範，提出足以產生顛覆性變化之結構性調整政策指導原則。不但改寫以往美國對外出售軍備產品時先定先送依序交付之傳統原則，更明確規範出必須依據此項命令所述原則，擬定對外軍備移轉銷售對象優先名單，更要明確列出足以支持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可優先對銷售之軍事儎臺與系統。 這三份文件是各方掌握美國川普政府當前對外軍售政策最核心關鍵文件，但在場媒體與臺灣民眾黨重量級人士，對此顯然都未能完全理解與掌握其中內容，更遑論當前綠營執政高層與國安團隊，更是只知在臺北閉門造車，任由美國在臺協會單方面放話操弄，實在都沒有將基本功做好。 此外我還提到美國國務院主管對外軍售政策之軍政事務局助卿級主管在2026年3月11日之人事異動，再加上美國五角大廈執行對外軍售作業之國方安全合作署政務主管，近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中，涉及我國軍售相關發言內容；看到臺下一臉茫然，實在讓人擔心到心驚肉跳。 我必須嚴肅提醒，對臺軍售不是由美國在臺協會拍胸脯保證就能搞定，臺北政治圈內人士對於華盛頓政壇對於軍售他國政策風起雲湧波濤起伏如此陌生，國安體系外交與國防政務主管，根本沒看清楚華盛頓風向已變，我只能再三感嘆，大家都只在臺灣這口井內瞎胡鬧，所以才有那種要立委閉著眼睛背書的「無菜單料理」，但卻對付出鉅款，但是音訊杳然毫無下文，不知何時才能交貨之「無料理菜單」束手無策無計可施。 當然我也提到北京將涉及對臺軍售之美國國防產業商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或是出口管制管控對象，對於美國對臺軍售所可能產生掣肘與約制作用。但在臺灣這口井內，實在是井深不知風雨急，總是覺得美國軍事工業產能沒有問題，但現實世界真象可能遠比大家所能想像地更加殘酷。 最後我必須呼籲，此項《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發展前景，正如未裝羅盤艦船就貿然駛入無圖之洋般可怕。我曾經跟在醫院遊走向病患出售祕方神藥詐騙集團問過，為何他們能夠讓病患甘心情願掏出重資購買他們所兜售仙丹妙藥？這些詐騙集團朋友跟我說，我們從來都不將重點放在藥方上面，而是不斷地說服病患，讓他相信其已經病入膏肓命在旦夕，而且其他醫療手段都不可能有效，此時就是病患來求我們把藥賣給他們，根本用不著讓我對他們推銷這些藥；聽起來真的很耳熟，難道不是嗎？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如果一個社會，連最守規矩、最自律、最願意做對的事的孩子，都保護不了，那我們還能理直氣壯地教下一代「要當個好人」嗎？ 這是一篇讀完之後，心頭會壓上一塊巨石的文章。 我們一直教導孩子要善良、守法、自律，相信只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世界終究會回以基本的安全與公平；然而當現實毫不留情地撕開這層信念，我們才驚覺，有些制度在運作的過程中，竟可能無意間成為加害者最堅固的保護傘。 「如果制度一路保護加害者，誰來救好孩子？」 這句話之所以令人難以承受，不只是因為情緒，而是因為它更貼近第一線的真實困境。當原本出於教化與保護的制度設計，被惡意反向利用，那些願意守規矩、願意為自己負責的孩子，反而可能在關鍵時刻失去最基本的防護。 一個社會不應讓「年紀小」成為傷害他人的遮蔽，也不應讓「選擇做對的事」變成需要承擔額外風險的理由。這篇文章既是對逝者的哀悼，也是對整個體制的沉重提問；當制度的初衷與現實結果出現落差時，我們是否仍有勇氣去修正它？ 或許這正是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地方——它不是要給出答案，而是讓人無法再輕易迴避那個問題： 我們究竟要留給下一代，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推薦好文《最乖的孩子，被最傲慢的孩子殺死了》——新北割頸案後，少事法還要繼續一視同仁保護犯罪者嗎？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商業總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明」理專欄】民進黨政府在鄭習會後，將「惠台政策」一刀切，認定視為對岸為了統戰所包裹的糖衣毒藥，也讓從農漁產品、觀光到中小企業合作等涵蓋層面，最終恐無行政對接而胎死腹中，引來商業總會大聲疾呼政府「該開就開、該放就放」；若賴政府仍然定調「以商逼政」，恐將漸演變為成為「官商對壘」。 全國商業總會聯合七大工商團體在記者會上，強調應以人民福祉與產業發展為優先，恢復交流有助於降低成本並帶動整體經濟，當中包含農漁、觀光、旅宿等產業，但卻傳出政府致電要求公協會別參加記者會，也讓施壓一說甚囂塵上。民進黨政府則持續以「統戰工具」與「經貿武器」等論述加以否定，以此嫁接兩岸交流的政治前提，這種未經討論的先驗立場，正是官商之間的衝突核心。 政府在安全與主權考量下傾向保守主義，而企業基於市場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當前「惠台政策」正好成為這種張力的具體表現，當政策方向與市場需求出現落差時，衝突自然浮現。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可用「國家市場張力」（state-market tension）解釋，即便「十大惠台措施」隸屬經貿與民生領域，卻被視為「經濟誘因」工具，藉由利益達到政治宣達，以高度政治化的框架解讀，最終才對惠台政策給一刀切。 當政府以「全面防堵」作為主軸策略，卻未同時提出替代方案，台灣近年雖然積極強調「全球布局」，但在農產品出口受限、觀光產業尚未完全復甦等困境下，新的經濟動能又在哪裡？一旦既有市場先被排除，而新興市場尚未啟動，產業自然傾向尋求西進機會，難怪業界對「惠台政策」向政府喊話，甚至表明有其選票。 「惠台政策」當然並非毫無風險，政府可將制度保障先於政治前提，例如制度化協商機制，設立議題型工作小組（農業、觀光、科技等），而非過度否定而一概而論。「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同樣強調，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應該透過制度設計來降低風險，全面排除兩岸合作只會官逼民反。 「惠台政策」引發爭議，已不只是意識形態，而是凸顯賴政府的治理失能，民進黨持續以意識形態主導政策，怎會看見產業現實與經濟需求？若在安全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建立更具戰略性的回應機制，才能真正化解這場「官商對壘」。 畢竟，兩岸問題從來不是「交流與否」，而是如何在風險中「創造互利」。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