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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平》松山機場的價值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松山機場這塊地值得開發,不代表松山機場就一定不值得保留。」這句話有很難理解嗎? 如果討論的是完整保留現有的松山機場功能,與遷走機場後將原址全面改作都市開發,這兩種方案在土地使用上當然必須取捨。但這不代表兩個方案的價值不能同時評估,更不能因此認定,我真正想表達的只有前半句,後半句只是陪襯,而我又不敢明白表態。 我想我們討論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 松山機場如果繼續保留,原址當然不可能同時進行全面的土地再開發。這一點我沒有意見,我也從來沒有主張兩個方案可以同時實施。 松山機場現址的這塊土地具有高度開發潛力,是一回事;松山機場所提供的交通便利、時間價值、離島航線、國防、救災與備援能力,是另一回事。 最後確實必須做出選擇。也正因為必須選擇,才更需要把兩邊的效益、成本與替代條件評估清楚,而不是因為土地開發可能創造12兆元產值,就直接推論松山機場應該遷走。 有網友認為,我原先那句話的前半句壓過後半句,所以我是在迴避表態。但我文章裡明明寫著:「如果用一個機場,換來一座更有競爭力、更宜居的台北,那麼值得談。」 這算不算表態? 我的立場其實很清楚:我不預設松山機場一定要保留,也不預設它一定要遷走。我要求的是,在完整比較兩種方案的效益、成本、風險與替代條件之後,再判斷遷建是否能帶來比保留現況更大的整體公共利益。 至於這位網友說我把經濟性當成唯一度量衡,這一點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的文章不只談土地產值,也談時間、離島交通、國防、救災、城市生活品質與戰略韌性。如果這些內容都不算經濟以外的價值,那麼究竟還要談什麼,才算不是只看經濟指標? 這位網友引用休謨對實然與應然的區分,我反而認為,這恰好能說明我的觀點。 「遷走松山機場可能創造12兆元產值」是一項預估;「所以松山機場應該遷走」則是政策結論。前者不能不經其他論證,就自動推出後者。中間還有公共利益的判斷、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各種成本與風險需要評估。 而我也正是因為不認為GDP或產值能代表一切,才會在文章裡提醒:12兆元只是北市府對未來產值的推估,不能被當成一張必然兌現的支票。 所以,我並不反對您對我的文章提出質疑。如果您認為我漏算了什麼成本、忽略了什麼效益,或者哪一段推論存在問題,我很樂意討論。 但如果只是因為兩個方案最後必須二選一,就認定同時討論兩者的價值是廢話;又或者,文章沒有預先替其中一個方案宣布勝負,就被認為是不敢表態,那麼我想,我們對公共政策討論的理解,恐怕真的有所不同。 我的文章不是拒絕做選擇,而是拒絕在必要的論證尚未完成之前,就把選擇當成已經有了答案。 我們或許可以靠口號與編織願景來贏得選舉,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靠口號與編織願景來確實執行地方建設甚至治理好一個國家。 願景可以凝聚共識,口號也可以喚起人們對未來的期待。但真正的城市建設與國家治理,不能只停留在願景與口號之中。 我們需要知道,目標如何實現、成本由誰承擔、風險如何處理,以及當原先的假設不成立時,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我並不否定口號與願景的價值。我只是要求提出口號與願景的人,同時交代實現願景的方法。 立場可以鮮明,但不能取代理由;願景可以宏大,但實現願景的方法必須說得清楚。 如此而已。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鐘志明》當乖乖不再乖乖——乖乖罷工圓滿落幕的省思

照片取自乖乖食品官網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乖乖不再乖乖」這句看似幽默的標語,背後卻反映出勞工在面對工作權益問題時的無奈與抗議。 當勞資雙方無法透過協商解決歧見,罷工便成為勞工爭取權益的最後手段,此次「乖乖罷工」圓滿落幕,值得我們從勞工權益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場勞資爭議的發生,往往不只是薪資或福利的問題,更涉及資方能否尊重勞方進而對等溝通,以及勞工在職場中應有的尊嚴對待。 一、錯失良性互動與溝通先機。  勞資關係就像一艘船,雇主與勞工都是船上的重要成員,任何一方的聲音被忽略,都可能使航行失去平衡。企業經營固然有成本與效率的考量,但勞工也有合理工作條件與表達意見的權利,如果雙方能在問題尚未擴大之前,建立固定而且有效的溝通管道,讓勞工有機會、有管道可以表達訴求,其實也讓資方有機會充分說明經營上的困難,那麼許多衝突或許便能在協商桌上獲得解決。 然而,一旦溝通管道失去功能,彼此從對話走向對立,甚至必須透過罷工才能讓對方正視問題,此時,無疑代表雙方已錯失良性互動的先機。由此可見,真正健全的勞資關係,不應等到衝突爆發後才開始溝通,而應把溝通視為平日維繫信任的重要工作。 二、勞工只想拿到應有的尊嚴。 一般人談到勞工爭取權益,容易將焦點放在薪資、獎金或福利,然而對許多勞工而言,他們真正希望獲得的,還包括被看見、被聆聽與被尊重的尊嚴。勞工付出時間、體力與專業為企業創造價值,自然期待自己的付出能獲得合理對待。 當勞工選擇罷工,並不代表他們不在乎工作或企業的未來。相反地,許多人正是因為重視自己的工作與勞動價值,才願意站出來爭取應有的權利。 企業若能理解,勞工訴求並非單純「要求更多」,而是希望在工作關係中擁有公平與尊重,便能以不同角度來看待勞資爭議。因此,唯有讓勞工感受到自己的聲音有被聽見、有被重視,勞資關係才能穩固,勞資雙方也才能建立真正長久的信任。 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此次罷工最值得反思的,並非哪一方在衝突中取得多少利益,而是為何原本可以透過協商處理的問題,最後必須走到罷工這一步。若資方早一點傾聽、早一點理解勞方的訴求與立場,或許就不必付出衝突所帶來的成本,也就是俗話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後追究誰對誰錯,而是從這次事件中學到教訓。對企業而言,應建立尊重勞工意見的制度。對勞工而言,亦應透過理性、合法的方式來表達訴求。勞資雙方若能把衝突視為改善關係的契機,而非彼此對抗的戰場,那麼換個角度來看,罷工就不是事件的終點,更能成為勞資雙方重新建立信任的起點。 今天「乖乖」之所以選擇「不再乖乖」,提醒我們勞工的沉默不代表沒有訴求,順從也不代表放棄尊嚴。企業要想永續經營,不能只看產品與市場,更必須珍惜共同打拚的勞工,唯有以尊重為基礎、以溝通為橋梁,讓勞資雙方都能有尊嚴地工作與合作,如此一來,才能真正創造勞資雙贏的未來。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鄭自隆》電影評論:《消失的金鳳娜》

照片為電影預告截圖 【聚論壇鄭自隆專欄】死亡有價碼嗎?一群人可以賭別人死亡的時間,自己的死亡也可以標價,多麼衝突多麼有張力的劇情! 製作方的宣傳,故事是這樣的「曾在臺灣風靡一時的秀場天后何真真,藝名金鳳娜。在賭博成癮、債臺高築後,她從此人間蒸發,甚至拋棄年幼的女兒,斷絕一切聯繫。當她在多年後的某日醒來,發現身處於一間詭異的療養院。在這個看似平靜的地方,隱藏著一場扭曲遊戲 將垂死病患的壽命作為賭注來下注。為了逃離這場地獄並尋找失散多年的女兒,她奮力掙扎,卻逐漸意識到超乎想像的現實」 但本事如果寫成「過氣藝人金鳳娜因癌末昏迷被送至療養院,院長表面上是慈祥如同牧師的長者,但暗地是糾集賭徒賭院內病人死亡時間的莊家,金鳳娜發現後試圖逃走,但被抓回後毒打囚禁,她認知無法脫離後,於是決定把自己的死亡也加入賭局,期待贏得的賭金可以交給女兒」 電影內容一樣,但本事可以寫得不一樣,導演謝庭菡在映後記者會說,此片是強調母女愛與恨的糾結,導演是女生,具備母性的思考,但母女的愛恨衝突是尋常不過的劇情,微調至對死亡的思考,或許更吸引人。 所以劇情安排上可以主客線對調,主線是對死亡的賭注與思考,客線才是烘托主線的母女愛與恨;當然如此安排會比較像東野圭吾的推理劇,而不是導演期待的親情與溫馨。 戲中還有一個地方是導演刻意隱晦的,她沒有把院長逕稱為「牧師」,院長披著道袍,帶領祝禱、唱「平安夜」,言必稱神的教誨,但私底下卻在平安夜做莊賭病人的生死,是典型披著道袍的狼,最後他在聖壇被金鳳娜刺死,打架中倒下的蠟燭也把聖壇和療養院燒光;導演可能擔心褻瀆牧師,遭致教會抗議,所以隱晦了牧師稱謂,但觀眾應該都瞭解,哪個地方都有好人與壞蛋,或許教會也是。 Ending的女兒奔跑,母親金鳳娜在河邊吟唱,是多餘的情感回扣,直接在女兒接受偵訊時,談死亡的價碼或價值就可以溶黑結束了。 片名若改為《死亡的價碼》,或許更能吸引人,更具攬客效果,英文片名《The Evil Inside》,就是中文的「心魔」,無法形容女主角金鳳娜,只能形容院長牧師;金鳳娜由陳冲扮演,院長牧師是喜翔,演技不用評論,就是到位。 情節緊湊,剪輯俐落,很好看的片子,即使下午進電影院,也不會睡著。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陳朝平》AI評估AI發展的風險

照片取自川普Truth帳號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川普宣布設立「超級智慧部隊」,由情報總監克雷頓領軍,並兼任AI沙皇。 根據「超級智慧部隊」的章程,這個特別組織將負責辨識AI可能帶來的威脅與機會,研擬因應方案,同時避免過度監管或法規被利益團體綁架而壓抑創新與競爭。 克雷頓表示,美國政府將參考金融業與聯準會、證券管理委員會共同發展風險模型的做法,和AI產業透過對話建立風險辨識的機制。 超級智慧部隊和業者,會運用AI評估AI發展的風險嗎?不知道AI會給出甚麼樣的風險評估報告? AI模型的資料和邏輯是業者「餵食」的,不同的AI模型會給出相同的風險評估、還是不同的風險評估?AI會自行評估自個兒的發展具有風險嗎?必須避險嗎?AI會自行評斷各AI模型和代理都應該接受監管嗎?會自行評估AI沒有被利益團體綁架的風險嗎? 或者,業者開發餵食的AI真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風險評估嗎?AI會不會自行評估人類應該放飛AI競爭?讓AI有一天能夠倒頭過來統理、統治開發、餵食AI的人類嗎? 眼下,新聞報導、評論、廣告與藝文視頻創作、甚至民意調查、選舉文宣和造勢、資料蒐集和演算法,都已被不同的AI模型控制,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誰還能相信AI能自我節制? 就算AI能自我評估AI模型的發展風險,人類的野心和貪婪恐怕不是AI能夠評估的!現實環境裡,AI模型的開發者,不論是黃仁勳的輝達、蘇丰姿的超微半導體、Open AI、Anthropic、xAI的馬斯克等,都是市場的獲利者,他們願意放棄自己的野心和貪婪嗎?他們願意誠實地評估AI發展的風險嗎? 川普2.0以還,他的野心和貪婪,誰能事先評估?有效掌控?如果,AI不能評估、掌控川普的野心和貪婪,那麼,川普設立的「超級智慧部隊」和他的AI沙皇,又怎能回過頭來評估和掌控AI發展的風險呢? 成立「超級智慧部隊」與AI業者合作評估AI可能帶來的威脅和機會,研擬因應方案、避免過度監管,怎麼看,都像是與虎謀皮呢! 不!應該說,是一群既得利益者聚在一起、商量著如何管控、分配下一階段大夥兒在AI市場攫取的暴利!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梁幼祥》2023年F-16V不交機的懷疑與臆想——致台獨支持者的一篇參考文

照片為國防部提供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2019年台美拍板軍購66架F-16V戰機,原定2023年台灣付款完畢之後開始交付戰機,然而2400億付了,美方卻用各種理由搪塞一架也不給。你能奈我何的姿態,就擺在那裡! 拖拖拉拉的,近日才將兩架F-16V飛抵志航基地。然而拖了這麼多年、卻違約「缺項交機」、為什麼會少了內建的「蝮蛇之盾」(Viper Shield)電戰系統呢? 這不是一筆小買賣。幾千億付了這麼久,為何2023年不交機? 我們從過去複雜的國際關係史中,「強權的承諾」總令人存在「懷疑」與「臆想」! 而針對F-16V不交機的懷疑合理性,是來自美國科技工業的能力,是一直引以為傲的,且大國多對「合約承諾」是必須講信用的! 那麼2023年是美國應依合約的法定交機日,卻為什麼卡住了呢? 讓我們回顧應交機的2023年台海兩岸之間的氛圍觀察。 2023年前後,「抗中保台」的論述讓民進黨的聲勢不斷高漲,隨即蔡英文大張旗鼓的過境美國前往會晤眾院議長麥卡錫。中共高層覺得兩岸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和平」,如今的民進黨執政後,只為了鞏固政權、恣意破壞難得的「兩岸和平」,於是共軍開始加大力道在台灣周邊「環台軍演」。 2023年上演了「聯合利劍」的「圍台軍演」、應驗了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早在此前就曾以封面直指 「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報導! 2023年兩岸開始陷入長期的「對峙內耗」。從歷史觀察,這正是霸權最喜見的,而我們從美國近代的國際衝突發展中看到,哪一次類似衝突後的最大獲利者,不都是美國? 因此,美國表面用嘴說對台的支持,背底下鼓勵民進黨加大「抗中保台」的論述。 民進黨開始對美國大預算軍購,且大量採購多年前他們喊打喊殺、聲稱反對有問題的農畜產品。 這一來ㄧ往中、呈現的是今天民進黨控制的台灣政府,對美搖尾乞憐、對大陸狗仗人勢的姿態,不僅讓台灣內部反對黨的知識分子氣結,更讓中共將軍演逐漸轉變為「常態化、系列化」的演出。 2023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旗下的「預防行動中心」發布報告,將中國對台灣升高施壓列為嚴重衝擊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首位。 台美軍購產生一堆的不合理,許多跡象準備「棄子」,讓台灣被大陸收走? 華盛頓的戰略評估中,台海的最終結局已經不再是一個開放變量,那麼對台軍售是否仍需高科技裝備?軍購的邏輯就此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交機越多,意味著未來可能被解放軍繳獲的戰術科技就越多。「蝮蛇之盾」的電子戰參數、F-16V的雷達特徵、資料鏈的加密方式這些都不是可以輕易更換的技術。一旦這些裝備落入大陸的手中,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空戰中的技術優勢將面臨實質性的削弱。 所以象徵性地給你兩架,已經夠用來證明「美國還在支持台灣」的政治敘事。這看起來是交付,卻是另一種封口及針對爛帳的交差。 美國對盟友的「棄子」紀錄,不勝枚舉、也常令人不安。 1973年簽署《巴黎和平協約》時,美國總統尼克森曾去信給南越總統阮文紹,強烈承諾若北越如若進攻越南,美軍將出兵、盡全力保護越南! 1975年北越兵臨西貢城下。美國駐西貢的軍方電台突然重複播放賓哥羅士比(Bing Crosby)的歌曲《白色聖誕》(White Christmas),而這是所有在越美國人心照不宣的大撤退信號! 當美國最後一架直升機從大使館樓頂起飛時,美國曾承諾協助移民上萬為美國效力的南越民眾、被無情的留在了原地。 北越雖然沒有全面屠殺、但全部被認定破壞民族團結者、均遭就地處決!(台獨支持者得注意了) 2019年10月川普與土耳其總統通話後,美軍從敘利亞北部撤出,默許土耳其對庫爾德武裝發動進攻。 庫爾德人曾是打擊「伊斯蘭國」最得力的美國盟友,卻在一夜之間被當作棄子、美國公然背棄戰場上的盟友、迫使庫爾德人被迫轉向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求助。 2021年8月,美軍從阿富汗倉皇撤離,喀布爾機場的混亂畫面傳遍全球。二十年來為美國效力、冒着生命危險支持西方軍隊的阿富汗人,在塔利班進城時被拋棄、之後根據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與人權觀察(HRW)記錄指出、許多前政府官員、軍警或安全部隊人員遭到處決、酷刑或強迫失蹤!(台獨支持者更要注意了) 這些案例的共同模式是:美國在需要的時候把盟友當作資產,在成本超過收益的時候把盟友當作負債。 台灣的處境,與這些案例的結構性相似之處,不需要太多想像力就能看出來。「棄台論」和「疑美論」的反覆出現,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這種歷史模式的直覺反應。 台灣無奈之下已成了「棄子」的命運,民進黨根本無視百姓是否能安穩的生存在和平樂利的環境之下。 因此藍營耆老關中、丁守中⋯等知識分子為了臺灣安全、正籌知識分子組織「和平倡議」的團隊。 兩相對比之下,我提醒那些高喊「愛台灣」卻「搞台獨」的綠營朋友、看F16-V交機案面臨的實境、好心提醒、要對自己此刻的行逕,做一些意識調整的準備了。 因為如果有一天台灣的美軍電台、一直重複播放席琳狄翁的鐵達尼《我心永恆》(My Heart Will Go On)⋯⋯很可能就是美國拋棄你們的時候!(台獨支持者注意了)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高思安》高雄不能丟?先問高雄是誰的!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近日媒體報導,引述民進黨及地方人士指出,黨主席賴清德已下令「高雄絕不能丟」,前總統蔡英文四度南下輔選,也曾私下關切「高雄會不會掉」;加上許立明操盤、陳其邁地方班底入隊,綠營正以「高雄隊」全面固守。由於相關談話來自匿名消息,仍應保留查證空間;然而,這句「絕不能丟」,已意外說出了政黨政治最深層的心態。 問題是,高雄究竟是誰的,怎會有「丟不丟」的問題? 「不能丟」是政黨守城的語言,不是市民選市長的語言。彷彿高雄是一塊已登記在特定政黨名下的政治地產,只要繼承人沒有守住,就是敗掉祖產;至於住在裡面的市民滿不滿意,反而成了選戰帳冊上的次要欄位。 高雄不是民進黨的祖產,也不是國民黨準備攻下的戰利品。市民不是哪個政黨的固定資產,選票更不是每四年自動續約的政治租約。 如果執政黨開始擔心「高雄會不會掉」,首先該追問的,不是還有多少政治大咖尚未南下,而是市民的信任為何鬆動。總統可以下令黨員固守,卻不能命令市民繼續支持;前總統可以一次又一次站台,也不能替候選人完成治理能力的考試。 當一位市長候選人,需要黨主席親自盯盤、前總統多次助陣、現任市長班底全數入隊,市民自然會問:選票上的名字究竟是賴瑞隆,還是一整套政治組織? 賴瑞隆自稱要接下高雄執政的「第四棒」,問題是,接棒不能只接掌聲、不接責任;不能只繼承剪綵照片,卻把工程缺失、土地管理及行政監督的問題留給下一任。所謂「延續」,也不能成為一把政治雨傘,天晴時拿來遮光,出事時便說那是前一棒留下的風雨。 高雄人關心的,從來不是誰的輔選陣容比較豪華,而是豪雨來時會不會淹水、道路會不會突然出現坑洞、長輩能不能獲得妥善照顧、青年能否找到有前景的工作,以及傳統產業如何在AI與半導體浪潮中完成轉型。 面對美濃盜採、光電土地違規使用及公共工程監管等爭議,市民需要的是責任說明與制度改革,不是把所有質疑都貼上「唱衰高雄」的標籤。若一座城市只能被歌頌,不能被檢驗,那不是有自信的治理,而是把市政報告寫成競選文宣。 民進黨應該把「高雄絕不能丟」,改成「高雄絕不能再辜負」。前者在意的是政權歸屬,後者關心的才是市民生活;前者想守住版圖,後者才會檢討治理。 同樣地,在野黨也不必急著把高雄描述成等待攻下的城池。柯志恩若只高喊「下架新潮流」,卻沒有提出更好的土地治理、產業轉型、交通安全、長照與公共工程方案,那也只是把別人的派系換成自己的隊伍。嘴上說要打倒派系,當選後卻換一批自己人進場,不叫政黨輪替,只叫櫃檯換人、帳房照舊。 一個成立數十年的派系,至今仍叫「新潮流」,本身已是政治反諷。「新」字彷彿沒有保存期限,派系可以代代接班,權力結構卻不一定更新。高雄真正需要的,不是那個「新潮流」,而是一股真正「新」的治理潮流。 這股新潮流,應讓重大土地及開發案件可以公開查詢,讓公共工程出現缺失時找得到負責的人,讓市府重要人事不再只看政治關係,也讓預算與標案經得起陽光檢驗。公共資源的分配,應先問能替市民創造什麼效益,而不是先問誰與誰比較熟。 如今柯志恩與賴瑞隆均已接受媒體辯論邀約,兩人最該回答的,不是哪個政黨更不能輸,而是哪一套治理更值得高雄人選擇。賴瑞隆必須證明自己不是只能依靠前任光環的接班人;柯志恩也必須證明自己不只是善於揭弊的反對者,而有能力提出可執行的改革方案。 高雄不需要政治人物替它決定「不能丟」,而需要候選人向市民證明「值得託付」。 對執政黨而言,高雄不是必須守住的祖產;對在野黨而言,高雄也不是等待插旗的戰利品。這座城市唯一真正的主人,是生活在這裡、承受政策後果,也有權改變選擇的高雄市民。 別再問高雄會不會掉。真正該問的是:誰讓市民的信任先掉了?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杜聖聰》蔣萬安臉書「破世界紀錄」,究竟是聲量還是選票?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杜聖聰專欄】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在臉書針對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過去的毒品政策發文質疑,要求對方「不要以美沙冬計畫遮掩」。沒想到貼文一出,留言區瞬間遭到海量灌爆,甚至被媒體形容為「破金氏世界紀錄」。 距離投票日只剩55天,這股驚人的網路能量究竟代表什麼?我們從三個角度來拆解: 把數字攤開來看:到底「破」了什麼紀錄? 這則貼文的留言成長速度極快: ◉ 發文約2小時:突破10萬則 ◉ 清晨到中午(短短數小時):從28.7萬一路飆升至41.1萬則 ◉ 發文未滿一天:累積超過43萬則留言 媒體口中的「世界紀錄」,指的是金氏世界紀錄「24小時內單一Facebook項目最多留言」(目前官方最高紀錄為2012年印度團體創下的377,004則)。蔣萬安這則貼文在14小時內就超越了這個數字,確實創下臉書上的驚人紀錄。 不過若放眼全球所有社群平台(如IG)全球短時間內湧入最多留言的前幾名通常是: * 阿根廷音樂人 Bizarrap Paulo Londra(IG,2,300萬留言) * 美國網紅 MrBeast(IG,約1,300萬留言) * 球王梅西的世界盃奪冠照(IG,700萬以上留言) 蔣萬安的臉書貼文,如果放到全球跨平台排行榜來看,大約落在第7名左右。 別人是「共襄盛舉」,這裡是「怒氣沖沖」 觀察全球其他破紀錄的貼文,多半是「號召型」的慶典或挑戰(例如留言滿多少就發新歌、抽獎或響應環保),情緒基調是歡樂、支持與期待。 但蔣萬安這則貼文完全相反: ◉ 反彈聲浪巨大: 留言主力多為不滿的網友,不僅翻出他過去擔任立委時的提案質疑其標準,更因「刪留言」的爭議引發新一波灌爆潮。 ◉ 異常的比例: 在留言突破41萬則時,表情按讚數卻僅有約9.4萬,留言數高達按讚數的4倍以上。這種現象在網路上通常代表反對聲浪遠超支持者。 雖然藍營陣營認為是網軍灌水、經費在燃燒,但這也顯示出:同樣是破紀錄的留言數,其他案例像是一場慶典,而這則更像是一場罕見由政治爭議引爆的「網路抗議」。 網路動能已成形,傳統組織還在沉默螺旋? 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陣營在網路上已經展現出高度動員、隨時能被點燃的龐大能量。 相對地,藍營陣營過去倚靠的是里長、地方樁腳、社團、宮廟與基層黨部等傳統組織。在網路一面倒的聲量下,支持者往往容易陷入傳播學上的「沉默螺旋」而選擇靜默。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存在,也不代表他們不會去投票。 接下來的選戰只剩兩種可能: ◉ 強強對決: 反蔣的網路能量成功轉化為實體投票行動,同時藍營組織全力催票,雙方正面對決。 ◉ 聲量與選票分道揚鑣: 網路上的憤怒停留在留言區,而沉默的一方在投票日靜靜出門投票。過去台灣「網路聲量大、選票卻輸」的例子並不少見。 這43萬則留言究竟是選情的預告?還是一場純粹的情緒宣洩?答案只能留待開票當天來揭曉了。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王其》AI之島台灣 媒體卻快被AI滅絕!政府做了什麼?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當教宗與英國國王都在警告AI發展,美國總統和7大科技巨頭簽署「類 AI 憲法」道德約定,被稱為AI之島的台灣,因AI而經濟成長率竟接近10%,但被AI與網路橫掃的台灣媒體,深陷其中難翻身,也始終看不出政府為媒體做了什麼? 全球科技巨頭正瘋狂進行同一件事:AI 算力,一年 要花30兆台幣,比台灣全年GDP還多的錢。而這場史上最貴的「軍備競賽」,最大的軍火庫還不在美國,也不在中國,它在台灣,台灣儼然就是「AI軍火庫」。受惠於AI強大供應鏈,台股加權指數從過去的2萬點一路攀升至4萬點以上,2026年上半年甚至單獨大漲近60%,2027年更有機會上看6萬點大關。並且,AI不再只是炒作股市題材,而是全面反映在台灣總體經濟數據上,行政院主計總處大幅上修2026年實質GDP成長率至9.64%。 近期,全球對人工智慧(AI)治理也開始掀起一場「創新」與「安全」激烈交鋒。比爾蓋茲先警示說,AI可能造成10億人死亡。天主教教宗良十四世9月28日公開警告,外界對人工智慧可能摧毀世界的擔憂並非「假新聞」,應被認真看待。教宗點名批評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一邊推出新的AI安全防護工具,另一邊卻主張不應對AI設限或進行政府監管,立場矛盾。隔天,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召集7大科技巨頭,包含輝達黃仁勳、Meta 祖克柏、OpenAI 布洛克曼、Google 皮查伊、特斯拉馬斯克、Anthropic 阿莫戴及超微蘇姿丰,共同簽署「超級智慧白宮協議」,川普形容這份協議是具有道德約束力的「憲法」,被稱為「類 AI 憲法」。 就在白宮會議同一天,川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在官方文件、報告和網站中,全面將人工智慧(AI)改稱為「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 SI)。 但全球都更關心,AI已對民主發展中的第四權新聞造成核心威脅。去年英國上議院內傳來「AI對獨立媒體構成生存威脅」的聲音。更早點,2023年底,紐約時報對微軟和OpenAI提起訴訟,指控OpenAI從網站和第三方資料集,收集了數百萬則紐時新聞,建立AI模型。連AI內部人員都認為,摘要可以取代新聞連結,不但點選率大幅降低,而且AI流量不會回到新聞機構。日韓媒體最近也對這種行為強烈質疑。 因為流量和流量帶來的廣告,對新聞媒體至關重要。網站流量分析的網站Similarweb數字顯示,2022年至2025年間,資訊網站的自然搜尋流量,下降了55%。 台灣呢?這個AI之島,經濟面和股市都受惠於AI產業,連政府與反對黨都在AI得利後大喊普發現金,從10000元到20000元,都想趕在2026大選前定案,春節前發。過去發的6000元,已經不符合不斷往上飆的AI行情。 但,可悲的是,這些慶祝行情最受傷的,竟然是不斷發表AI好消息的新聞媒體產業。 台灣大多數人仍然直接或間接從新聞媒體獲得新聞訊息,但2000年網路後,再過25年來了AI,有人開始問,這兩波對媒體的掠奪戰,看得到終點在哪裡嗎? 媒體資深主管深入分析,從台灣媒體這些年的營收結構來看,AI對台灣媒體影響最直接的並不只是收入,而是會改寫營運模式和重塑品牌價值,媒體並且要向可信度再更靠攏,才得以生存。 這位主管說,台灣新聞媒體受影響程度不一,電視、雜誌、紙媒與網媒要分開看。 以台灣第一名的商業電視台為例,假設它的年營業收入估60億元,其中有30億為廣告、10億元為政府專案、有線電視頻道10億元,其他為版權或其他業外等收入。AI與網路影響的為半數營收那30億元,這20年來從40多億降到30億,但這家電視台仍有獲利,也就是說它不斷找廣告之外收入來補,或是減少人事開銷。這是台灣電視台寫照,可以說,受網路AI打擊不小,短期內靠不斷增加的政府置入,來撐住門面。 至於台灣雜誌業,靠廣告及辦活動維生,當然這其中就有政府和企業的置入,台灣主流雜誌紙本都還在出版,顯示受AI與網路影響相對有限。至於報紙,恐怕是影響最大的,台灣三大報,除了聯合報系三代努力守住本業外,自由時報與中國時報有非本業的建築和食品在挹注,艱辛撐著。但是,這10多年來因為網際網路而興起的網媒,因為規模大小不一,應是最慘烈的。除了電視台、報紙、雜誌的網站,靠與母集團互通有無,還可以維持門面外,原生網媒的前二名ETTODAY、Nownews,本來就是虧損累累,現在不是不斷有裁員消息,就是縮編。 AI與網路當道,媒體除了在意營收增減外,最重要的還是在建立媒體與受眾間的互信,秀出優質品牌。當代新聞業信任度如何?無論是路透新聞學研究所、還是歐洲議會研究都指出,全球年輕族群對傳統權威新聞機構的信任度都在降低。 路透社2026年報告指出,全球新聞信任度跌至2015年開始追蹤以來的最低點,48個市場中有29個出現顯著下滑;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首次全面成為全球最廣泛使用的新聞來源,超越電視與新聞機構自有網站及應用程式,且此一平台化趨勢橫跨各年齡層。台灣方面,整體新聞信任度為25%,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明顯低於全球平均的37%。 看來,人們愈來愈依賴社群媒體、影音平台等數位匯流管道來獲取新聞資訊,並且更加信任YouTuber、KOL等個人創作者。 對於傳統新聞媒體來說,這不只是流量流失,更是AI時代發展浪潮下無可避免的品牌危機,媒體必須再築高可信度,並且重塑自己的品牌,才能在逐漸被AI網路淹沒的新聞波浪中被看到。 但,在媒體自救之後,大家更要問,除了朝野叫板普發現金,這20多年來,在網路與AI連兩波震盪中,政府為媒體做了什麼?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網路主宰了大部份媒體後,只見台灣媒體最主要的生命線廣告,收入不斷下跌,但不是廣告不見了,而是轉到國際社群與平台上了,如臉書與YT上,但台灣媒體與學界自救要比照歐洲澳洲與加拿大修法,要求分潤,5年來原地踏步。大家不願意說的真相就是,政府不敢開罪國際平台,所以冷處理這些媒體修法案嗎?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劉大年》在變局中重新思考兩岸經貿(禾流論壇)

照片為AI圖 【論壇禾流專欄】兩岸經貿正經歷重大變化。臺灣企業走向世界的腳步加快,兩岸距離卻愈來愈遠。然而兩岸經貿不只是進出口與投資統計,更涉及跨海設廠的企業、往返工作的員工及分居兩岸的家庭,是多年經營與生活累積的關係。面對市場與政治環境的劇變,臺灣須重新思考如何兼顧發展、安全與既有往來。 出口市場比重的消長,呈現了臺灣對外經貿重心的轉移。2026年前8個月,臺灣對美國出口1803億美元,占總出口31.4%;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1395億美元,占24.3%;對東協出口1151億美元,占20.0%。2020年全年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1515億美元,占43.9%;對美國出口約506億美元,占14.6%;對東協出口約532億美元,占15.4%。三個市場出口都在成長,但結構有明顯變化。美國重要性大幅提高、東協角色擴大,中國大陸的分量則顯著下降。 這並非將銷往中國大陸的產品直接改賣美國。AI帶動美國對伺服器及資通訊產品的需求;中國大陸與香港仍是電子零組件的重要市場;東南亞則承擔更多生產與組裝功能。不同市場對應不同產品與供應鏈環節,也彼此相連。若只看出口目的地消長,容易忽略企業正重新配置產能、客戶與合作關係,同時承受不同市場的政策風險。 投資流向轉變更為鮮明。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從2010年的83.8%,降至2016年的44.4%、2020年的33.3%;2026年前8個月更降至約1.05%,僅有6.6億美元。台積電今年增資美國200億美元,固然推高整體對外投資金額,壓低對陸投資占比,但對陸新增投資金額持續大幅減少,顯示這不只是大型投資案造成的比重變動,更反映臺灣海外投資已由集中於中國大陸,轉向全球多元布局。 然而新增投資減少,不代表既有事業的重要性消失。自1991年以來,臺商對中國大陸累計核准投資超過2100億美元。多年建立的工廠、員工、客戶與供應鏈,不會因新增投資下降而消失。企業即使不再擴廠,仍須維持營運。政策若只關注投資流量,可能低估既有事業的調整需求。目前課題已轉向保障投資權益、保護技術,並協助企業調整全球布局。 中國大陸對臺灣企業的角色也更複雜。它仍是部分產業的重要市場、客戶與生產據點;在另一些產業,當地企業已成為直接競爭者,並隨海外布局進入第三地市場。臺商須判斷哪些產品仍具競爭力、哪些合作值得維持、哪些技術必須保護,以及當客戶成為競爭者時,業務如何調整。這些問題難以用單一立場概括。 過去常把「交流」與「避險」視為對立:支持交流,似乎不該強調風險;重視風險,彷彿只能減少往來,這種二選一已不足以回應企業現實。企業關心訂單能否延續、技術能否受到保護、產品能否符合規範,以及政治緊張時供應鏈能否運作。交流與避險應共同回應這些需求,讓企業維持合作,也能承受變動。 避險不只是分散市場或轉移產地。即使改在第三地組裝,關鍵零組件若仍依賴單一來源,風險並未真正分散;訂單轉向美國,也須面對當地政策與客戶要求的變動。企業應盤點技術、材料、產能與客戶,針對難以替代的環節建立備援。避險是否有效,關鍵在於環境變動時,能否持續營運與交貨。 政府也須正視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差異。大型企業能在多國設廠,配置法務與供應鏈團隊;中小企業尋找替代供應商、理解新市場規範,都可能需要協助。政府應提供及時可用的市場與法規資訊,協助保護技術、處理投資爭議,支持廠商開拓替代客戶與供應來源。整體出口成長,未必代表各產業都能順利轉型;投資流向改變,也不會消除個別企業的調整成本。 必要的兩岸溝通仍有實際意義。政治分歧不會因經貿往來自然消失,企業營運、投資權益與人民往返需求,也不會因政治緊張而消失。溝通的價值,在於資訊能否取得、問題能否反映、爭議能否處理。對仍在兩岸工作與經營的人而言,穩定且可運作的聯繫管道,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保障權益。 兩岸經貿條件已改變,臺灣的思考也須更新。知中,是掌握中國大陸市場、產業與政策變化,辨認合作空間與競爭壓力;避險,是找出難以替代的環節,建立備援、增加選擇;交流,是讓既有往來保有反映問題、處理爭議的管道。三者相互配合,才能維護自身利益。 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讓臺灣在市場重組與政治緊張中,仍能自主決定與誰合作、在哪裡投資,以及如何保護技術與人民。企業需要調整時有能力轉身,既有事業遭遇困難時有資源協助,兩岸出現爭議時有管道處理。兼顧安全、發展與人的處境,才能讓兩岸經貿調整更務實,讓臺灣走向世界的步伐更穩健。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苑丹東》毒品都變種了 政治還在替概念化妝?

照片取自新北市政府毒品防治辦公室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北市長選戰最近打起一場「毒品名詞戰」。某候選人十二年前文章被翻出,曾經主張建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針頭」,並稱應「把毒品和藥品劃上等號」;如今則解釋,當年談的是國外公共衛生「減害政策」。問題是,減害可以解釋清潔針具,也可以解釋美沙冬,卻不能一句「公共衛生」,就把「提供毒品」四個字自動消毒。 美沙冬替代治療當然有醫療實證,清潔針具也是降低愛滋及血液傳染疾病的重要政策。把減害說成鼓勵吸毒,是反科學;但把所有毒品政策爭議都塞進「減害」兩字,同樣是在偷懶。中華民國防疫學會即指出,美沙冬主要針對鴉片類成癮,並不等於社區可以開放供應非法毒品。 更大的問題是,今天的毒品世界早已不是十二年前。 昔日談海洛因、美沙冬,今天年輕人面對的卻可能是一顆偽裝成電子煙的「喪屍煙彈」。依托咪酯從二○二四年列管、升為二級毒品,到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再升列第一級毒品,短時間連續升級,正反映新興毒品的擴散速度與危害。警政署甚至將毒品與毒駕視為複合型公共安全風險。 毒販早已進化成「產品經理」:換成分、換包裝、換煙彈,甚至混合多種物質;我們的政治論戰卻還在爭論Drug翻成中文究竟是「藥」還是「毒」。毒品已經跑到下一個版本,政策卻還在替十二年前的文字更新註解,這才是真正令人憂心之處。 成熟的毒品治理從來不是「嚴打」與「減害」二選一。販毒要查、製毒要斷、成癮者要治療、清潔針具要依實證推動;但面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與各式新興毒品,更需要快速列管、校園預警、毒駕防制及跨部門監測。 政治人物可以修正十二年前的想法,但不能只修正十二年前的說法。 因為今天需要減害的,不只是成癮者,而是可能在校園碰到毒煙彈的孩子、可能在馬路遇上毒駕的市民。 減害不能變成語言減毒;公共衛生更不能成為模糊毒品紅線的政治卸妝棉。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