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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總統府中華民國憲法簡介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數度提及三民主義，回顧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有關涉台部分，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和92共識基礎上，願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對話協商。習近平說，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空間，「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 針對習的講話，陸委會指稱，中共紀念孫中山活動由全國政協舉辦，目的是為了對台統戰、推促統一。陸委會避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裡的民族、民權，一味強調兩岸互不隸屬，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中共專制統治，台灣主流民意已堅定拒絕，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對照前不久賴清德和陸委會的發言，雖說，台獨從來不是選項，但和平統一也不是選項。 無獨有偶，260位台灣社會賢達同一天發起「兩岸和平倡議」，提出「和平優先」、「兩岸恢復對話」、「深化功能性事務合作」、「正視歷史與事實」等4項主張。兩岸和平倡議了半天，只談和平，不談統一？這底層的邏輯，豈不是和民進黨當局的主張，無分軒輊？ 賴政府和倡議兩岸和平的社會賢達，似乎都忘了，首先倡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可是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大功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率先提出來的呢！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就是要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來統一中國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當中，可曾有戰爭的火藥味和血腥味？中國大陸拿實踐三民主義的具體成果呼籲兩岸統一，不就是和平統一嗎？台灣每每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自豪，那麼，面對和平統一的挑戰，何不勇敢迎戰，相互砥礪？迴避和平統一，究竟是自行慚愧於實踐三民主義的成果不如對岸？還是根本已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了？ 其實，2021年，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的講話裡就曾經用了很長的篇幅，詮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知此間人士可曾認真地思考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三者之間的關係？ 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願意討論兩岸如何實踐三民主義的大議！？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能接受「三民主義和平統一」的路徑和方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全臺灣的目光都集中在造勢會場、民調數字與網路聲量上。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臺灣周邊與國際上接連發生的幾件大事，任何一件放在平時都足以讓社會停下來嚴肅討論，如今卻幾乎完全被選戰的喧囂淹沒。 先看軍事。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近日公開表示，超過一百艘解放軍艦艇與海警船進入西太平洋活動。美國戰爭研究所（ISW）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分析則指出，這次部署動用東部、北部與南部三大戰區的水面兵力，包括遼寧號與福建號兩艘航艦，在臺灣與關島之間形成外圍兵力，海警船則在臺灣周邊形成內圈，規模超過去年底的「正義使命202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這次既沒有替演習命名，也沒有公開宣布。不宣布，不代表不重要，而是要把包圍臺灣變成常態，把「隨時可以孤立臺灣」變成一種日常感受，同時壓縮外界判讀平時轉入戰時的預警時間。這是軍事行動，也是心理作戰，目標是臺灣人民對自身防衛的認知，也是對美國和印太區域盟友，對於支持臺灣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考驗。 再看看外交領域，巴布亞紐幾內亞以「一個中國」為由要求關閉我駐處並限期驅離人員，外交部交涉數月無果，最終只能主動撤館，並停止採購對方液化天然氣作為回應。而在歐洲方面，立陶宛媒體披露，維爾紐斯曾致函要求「臺灣代表處」更名，總統瑙塞達沒有否認，而北京外交代表團恰好同步前往維爾紐斯商談關係正常化，當年被視為臺歐關係突破象徵界線的「臺灣」二字，如今成了對方與北京談判桌上的籌碼。 第三是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大敗，民主黨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川普進入任期後半段，國內施政空間明顯受限。歷史經驗顯示，內政受挫的總統往往更想在外交上取得成績，而川普最在意的，正是與北京的「大交易」。當他手上的籌碼變少，交易的代價就可能轉嫁到談判桌上最容易被拿來交換的議題，臺灣不能天真地假設自己不會出現在那張清單上。 第四是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半導體。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承認與一名被美方懷疑涉及中國情報工作的女子有婚外關係，輝達董事會已啟動獨立調查，而兩人多次同場的地點正是臺北。董事會雖強調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國安或公司機密受損，但在美國對中國晶片管制高度敏感的氛圍下，華府若因此對以臺灣為核心的供應鏈產生疑慮，衝擊的將不只是一家企業，而可能是臺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 軍事壓力正在常態化，外交空間面臨壓縮，美國政治出現新的不確定性，半導體產業也面對地緣政治風險。這些事情單獨來看已經不輕鬆，放在一起，更說明臺灣面對的是結構性的戰略挑戰，每一件事都直接牽動臺灣的生存空間。 然而，臺灣的公共討論正在忙什麼？打開電視、滑開社群，盡是選舉造神與反造神的對抗、人設的包裝與拆穿，以及對不同立場者的嘲諷與仇視。政治人物忙著爭取掌聲，支持者忙著護航與攻擊，卻少有人抬頭問一句：面對眼前的國際變局，臺灣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 民主需要選舉，但選舉不等於國家方向。當政策辯論淪為口號，政治只剩情緒動員，民主就只剩被選舉技巧煽動的激情，以及無能為力的善良。政治人物把價值掛在嘴邊，把溫暖演在鏡頭前，卻拿不出應對現實挑戰的具體方案。更令人憂心的是，社會逐漸習慣用好惡取代判斷，用立場決定真相。如此一來，選舉再熱鬧，也只是讓臺灣在掌聲中失去方向。 政治人物可以選擇造神，媒體可以追逐聲量，但人民不能放棄思考。民主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有權選擇相信誰，更是有能力判斷誰值得相信。世界不會因為臺灣忙著選舉，就停止改變；臺灣也不能因為忙著造神，就忘了自己要走向哪裡。臺灣的未來，不該交給被塑造的英雄，而應該由不願再被愚弄的人民來決定。 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早春晴朗》截圖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在現代都市的叢林中，辦公室不僅是高壓生產力的修羅場，也往往成為男女情感滋長的溫床。 陸劇《早春晴朗》描繪了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欒念與北漂新鮮人尚之桃之間的隱密戀情。在這段上下級禁忌之戀，表面上是勢均力敵的浪漫拉扯，但在現實與法理的放大鏡下，它卻觸碰了當代職場最敏感的神經，那便是當情感發生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之中，究竟是兩情相悅的辦公室戀情，還是帶有強迫色彩的職場性騷擾？兩者之間的界線，不僅是一道情感選擇題，更是一門涉及權力不對等下勞工自主權的人性思辨。 要釐清兩者的界線，首要核心在於「真實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與「主觀感受」。健康的辦公室戀情建立在雙方自願、平等的基礎上，即使職級有別，其情感的發生也必須排除組織權力的脅迫。然而，職場性騷擾的本質正是對這種自主權的侵害。依據法理，職場性騷擾通常分為兩類：一是「交換型性騷擾」，即主管以職務晉升、考績或解雇為籌碼，暗示或明示下屬提供性利益；二是「敵意工作環境型性騷擾」，意指任何不受歡迎的性言語、肢體觸碰或視覺刺激，導致員工感到受辱或威脅，進而影響工作表現。 在《早春晴朗》的劇情初期，男主角欒念作為總監，其毒舌與絕對權威對女主角尚之桃，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上級在追求過程中，使用不對等的權利暗示，或下級因恐懼職涯受挫而不敢拒絕，此時即便是看似浪漫的追求，本質上也已然越界，並落入了性騷擾的深淵。 其次，「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是決定這條界線是否模糊的關鍵變數。在崇尚績效的高壓職場中，高階主管對新進員工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早春晴朗》之所以能將這段禁忌之戀導向「浪漫」，是因為劇情賦予了尚之桃極具韌性的蛻變與野心，使她最終能在專業上獨當一面，與欒念並肩前行。但在現實職場中，這種勢均力敵的狀態，往往只是倖存者偏差。當上司向部屬發出帶有情感或性暗示的信號時，部屬的默許往往不等於同意，而可能是一種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協。因為權力的陰影會扭曲真實的意願，而這也正是為何當前許多跨國企業紛紛制定反裙帶關係或辦公室戀情申報制度，要求上下級戀人必須主動迴報、甚至調整部門，目的正是為了切斷權力對情感的綁架，確保職場環境的公正。 再者，職場戀情與性騷擾的另一個分水嶺，在於專業與私領域的切分。如《早春晴朗》所述，兩人在步調緊湊的都市職場中並肩前行，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平衡。健康的職場戀情要求雙方在工作時間保持專業尊嚴，不因私情影響公務判斷，更不將私領域的親密或衝突帶入辦公環境。反之，若在辦公空間內進行不受歡迎的過度凝視、言詞調情、甚至利用職務之便製造獨處與肢體接觸，這不僅破壞了職業倫理，更直接建構了「敵意工作環境」。當浪漫的演繹剝離了劇集的粉紅濾鏡，我們必須看清在辦公室裡，任何以愛為名的逾矩，只要違背了對方的意願、破壞了專業界線，都不能以辦公室戀情來粉飾太平。 總結而言，陸劇《早春晴朗》為觀眾示範了一段理想化的都市愛情，在情與愛之間，雙方跨越了權力不平等的鴻溝，實現了靈魂與能力的雙向救贖。然而，這面鏡子也同時警示著現實世界，辦公室戀情與職場性騷擾的界線，從來不在於兩人的顏值高低，也不在於表白的形式多麼華麗，而在於權力的節制與對主觀意願的絕對尊重。唯有當權力不再成為威脅與誘餌，當拒絕能夠被坦然接受、同意能夠自由表達時，職場上的早春晴朗，才不會演變成窒息的漫長暴風雨。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羅大佑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網友問羅大佑和唐湘龍講到二二八，然後有人批評他們這是ngationnisme（歷史否定），認為羅大佑他們在否認或淡化二二八，問問我的意見。 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批評者是把二二八視為死亡達萬人級規模的事件，然後許多想法仍然是「屠殺了一整個世代菁英」那一套論述。這已經是他們的信仰了，其實沒什麼好表達意見的。誰才是歷史否定，將來自有印證。 我倒是建議，其實反對他們這種「至少死萬人」論調的，從今以後不妨大聲說出來，不用怕。 這個死亡萬人的說法，是一個「過時」的說法。 三十年前，的確，台灣有許多人（學界也好、民間也好）都認為，二二八死亡的台灣人絕對不低於一萬人。請注意，這個數字基本是用喊的，喊兩萬、三萬、甚至十萬的比比皆是，檔案、史料中寫「統計」、「估計」的，全部都是誆你的，實際就是憑感覺喊。 事實上，1995年二二八開始要補（賠）償死難者的時候，到底需要多少預算，就是用「死亡至少一萬人」來估計的。當時「六百萬」的上限，就是怕來領的太多，政府預算不夠。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賠償期限從「施行日起兩年內」，之後一延再延，搞了十幾年，直至今日死亡加上失蹤獲賠者僅八百多人（其中還包含明顯非因二二八死亡者約五十人）。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二二八的賠償後來又賠了第二次。為什麼敢賠第二次？有一說，就是因為最初的「六百萬」的賠償是以「至少萬人死」來訂的，實際核定的死亡失蹤案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些人認為可見原本的「六百萬」訂太低。 回到「過時」這件事，我的意思是，今日，一個理性的人，起碼應該可以對「早年喊的數字」（至少萬人）和「二十餘年間實際核定的失蹤與死難者」（約800人）中間，何以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做出解釋。 沒有人說「受死亡失蹤賠償」的人數就嚴格等於「真正的死難」人數，但你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中間能夠出現十倍、甚至數十倍的差距？你要算給我看啊。 而且，如果你都認為這個實證性強的數字你不滿意，為什麼大家要採信你隨口喊的數千、一萬、甚至數萬的數字？ 其實，201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時候，中研院台史所和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合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就有台大的林邑軒與吳駿盛挑戰了早期的估計結論，得到一千四百人上下的新估計，這是從理論上大幅下修了早期的估計。當時引起了在場人士的譁然與攻擊，在場就有知名教授用「三月初報紙上就寫死了三四千人」這種無法驗證、隨口喊的東西，來質疑這個在理論上完全可以驗證的新估計。 如果連學者都這這樣，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前幾年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首任館長廖繼斌先生合辦活動，曾請到中研院管中閔院士來評論林邑軒與吳駿盛當年的論文，管院士對該論文的方法與結論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 順帶一提，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也支持死亡約一千人的說法。學者吳乃德（政治立場不用我多說），也公開說他研究就是千人死亡。 也順便提一下，我和廖館長的算法是，將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之後出版的政府資料、口述等全部算進，只要有名有姓可以追查死於二二八的，不用甄別了，就當作全部都是國民政府殺的，這樣統計起來，滿打滿算大概1200人左右。（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可實證數字的上界） 後來薛化元等人也做了所謂二二八「官方紀錄中的死亡失蹤人數」，得到8000-12000的數字，這個我和廖館長已經講到爛了，基本上如果你看過他們是怎麼算的、還相信，那你可能連基本的邏輯都有問題。 可笑的是，許多人一看到受死亡失蹤賠償者「只有」800多人，一下說「可能有人未申請賠償」，一下挑剔「存在無法證明的案件」，一下又拿「可能有人家族斷絕」，各種理由來挑剔這個可以驗證的數字。 你當然可以挑剔這個800人的數字，但你也要用同樣標準看待「至少萬人」的說法啊！ 喔，對800人極盡挑剔之能事，一個人一個人跟人家爭，結果碰上隨口喊的「至少萬人」，突然又不挑了。 我告訴各位，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出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也是這樣幹，外省人死難，他跟你一個案件一個案件挑剔；本省臺灣人死難，那是數百、數千人完全不用查核，直接加總起來。連重複都沒想到要扣除。 說到前陣子二二八得獎的那位法國學者盧松，他在2018年有一篇論文，裡面最終是採「thousands（數千）」的說法，不過他繞來繞去也認為「萬人」是可信的數字。可是你去看他提出所謂萬人的根據，喔，是另一位學者的專書，那另一位學者憑什麼講「萬人」？嘿嘿，引的只不過是當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導。 報導中，身在南京的記者訪問了1947年3月28日從福爾摩沙返回中國的外籍人士，這些外籍目擊者估計，有一萬名臺灣人遭中國武裝部隊殺害。據稱，反政府示威是由沒有武裝、意圖和平的人士進行的。一名剛從台北抵達中國的美國人說，來自大陸的軍隊於三月七日抵達台北，進行了三天無差別殺戮與搶劫，有一段時間，凡是在街上被看到的人都遭到射擊，房屋被闖入、住戶被殺害，據稱，在較貧窮的地區，街上到處都是屍體，這名美國人說，還有斬首、毀損屍體及婦女遭強姦的情形。 我想，不用受過學術訓練，任何人都有辦法挑剔以上的報導。但偏偏一些學者挑不出來。 話說最近發生了一件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網友傳來，細節不交代了，總之是說我「張若彤主張8000-12000，這是明顯較低的二二八死難數字」。按！我是批判8000-12000是胡扯啊，怎麼變成我主張8000-12000？ 然後最好笑的是，反正是我張某人主張的數字，肯定是明顯較低的。被我沾到的數字，馬的連10000人都變低估計了。還明顯低！ 跟各位說，我是學法學方法的，法學方法有個著名的公案，就是有一些學者把「限縮解釋」、「擴張解釋」，都當成是解釋「方法」。我的老師很早就告誡我們，「限縮、擴張」是解釋的「結果」，不是解釋的「方法」！ 可是在二二八死難數字的這個公案中，許多學者煞有介事的在他們的研究裡，告訴你「500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十萬高得荒謬」「一萬是大家的共識」這種論調。這種喊價一般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把「高估計」「低估計」當作一種方法？ 研究者要指出自己的方法，然後按照方法出來多少就多少。方法不對，可以批評哪裡不對，這跟誰堅持較多的數字、誰堅持較少的數字沒有關係。 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一定要非死萬人不可？ 這種「非死萬人不可」的論調，恐怕才是ngationnisme吧。 關於「領取死亡失蹤賠償」人數和「真實死亡」人數之間的差距，我最後再雞婆補充一些資訊給各位，防止大家被簡單帶偏了。 有人試圖用「有大量未申請者存在」「有大量案件無法證明」「有大量死者後嗣斷絕」來說明這兩個數字中間十倍以上的差距，但實際上，賠償的政策是有為了這些疑慮做補救的。申請賠償的期限一延再延，原規定施行後兩年內申請，此後數次修法展延，到了2004年截止後，2013年又再開放四年，2018年公布後再開放四年，最後期限是2022年1月18日。你頭兩年可以說「未申請」者會影響真正的數字，但延長了十幾年後，民進黨都執政多少年了，我們還能理直氣壯這麼質疑嗎？ 此外，所謂的「存在大量無法證明的案件」，因為二二八賠償本來是以「補償」的名義發放的，本來就不需要嚴格證明死亡是因為公權力侵害所致，基金會自己就自承，有五十餘件其實根本不屬於二二八受難者（最多可以算成白恐的受難者）的案件，卻因故被核定為二二八的死難者。那些完全沒有資料的受難者，只要鄰居、甚至家人（！）幫他證明，也可以獲賠（例如著名的青山惠先案，雖然沒有任何資料、檔案可以證明，但審查小組採信了「在補償條例生效前即自行公開主張為受難者」的資料，意思是，當時沒有發錢、你也堅持家人是受難者，那這個證詞價值很高、我們願意採信）；還有那些，檔案中有相反的記載的，例如記載是被暴民殺死、不是被政府害死的；甚至！檔案中記載此人根本是暴徒被政府擊斃的，都不妨礙認定為「受公權力侵害致死者（或失蹤）」獲賠。 如此，在這樣寬鬆的認定下，仍被排除者，真案被排除的可能性已是極低。 最後是「後嗣斷絕」。二二八基金會在受理賠償案的最初幾年，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甚至都突破了法律的授權，用「有祭拜事實」（《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要點》第二之一條）來為沒有後代的受難者開啟申請後門（依照法律是要遺產繼承人來申請，但基金會用自己的內規來將「有祭拜事實達二十年」的人也納入了申請權人的範圍） 總之，為什麼他們主張的「至少萬人」，可以和受領死亡失蹤賠償者差到十倍、甚至數十倍？你要他們算給你看？應該是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說，已經是信仰了。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廖玉蕙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一輛垃圾車，竟替文化人做了一次公信力稽核。廖玉蕙指稱車上廣播替蔣萬安拉票，北市環保局公布音檔，說明播放的是公費疫苗宣導。她已於十一月九日晚間致歉，承認未經充分查證。滿腹經綸，最後竟過不了「先弄清楚再說」這道門檻。這場難堪，何須對手抹黑？自己下筆就辦到了。 作家最清楚文字能傷人，更該知道指控需要證據。小說可以虛構情節，公共評論卻不能拿個人理解替別人編排罪狀。誤聽可以解釋最初的錯誤，無法替省略查證的草率開脫。道歉是承擔責任的起點；讀者給予的敬重，從來不包括失實指控的豁免權。 選戰為何愛找文化人？政客自誇，選民知道要打折；換成作家、教授與公民團體，政治推銷便多了一張信用保證。頭銜愈長，背書愈響，競選團隊愈省力。倘若借出聲望的人自己不把關，社會多年累積的敬意，就成了政黨免費取用的宣傳資產。 楊双子參與罷免、現身助選，周婉窈等人發起沈伯洋學界後援會，都有政治參與的自由。既然選擇公開背書，也就該回答：支持的人講錯話，糾不糾正？政策經不起推敲，追不追問？學者敢在自己人的造勢台上提出難題，才看得出專業的膽識；掌聲再熱烈，也不能代替答案。 千餘人的連署，可以壯大聲勢，不能把口號自動變成治理能力。論文不能靠作者頭銜免審，市政也不能憑支持者學歷過關。若論壇只剩讚美，專業只負責替候選人補妝，那麼再盛大的學界集結，也只是替競選舞台添上一排博士袍。研究做得再深，站台時若把疑問全吞回去，學術獨立便只剩履歷上的裝飾。 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的爭議，更讓監督者自己的言行露了底。公督盟長期評鑑立委，其執行長卻因「聽話的狗」等用語，遭批羞辱柯志恩。他已於十一月十日表示道歉，並稱發言段落可能造成誤解。然而，批判政黨政治，何以需要這種貶低人格的字眼？滿口公民素養，總不能一開口就把素養留在辦公室。 替立委打分數時拿紅筆，輪到自己就拿橡皮擦，誰還相信這把尺？完整語境應當檢視，用語是否失當也得正面回答。若監督別人要求字字負責，檢查自己卻只求大家體諒，所謂道德標準，就成了只對外營業的招牌。 公督盟過往評鑑是否公平，應拿資料檢驗；執行長的失言，也應交代組織如何處理、如何避免重演。掛上「公民」二字，沒有取得文明的專利；站上監督的位置，更沒有獲頒羞辱別人的執照。再精密的評分表，也補不了對人最基本的尊重。 這些事件的警訊，在於聲望一旦被當成政治保證，支持者可能少問一句，發言者也可能少查一步。等到立場披上學問的外衣，偏好蓋上良知的印章，批評便容易被打發成不懂民主。倘若專業光環最後只用來阻擋檢驗，知識分子還憑什麼要求人民仰望？ 政黨總能找到下一位站台者，文化人卻只有一份清譽。真正有分量的獨立，是敢在自己人歡呼時指出錯誤，在掌聲最響時堅持證據。若連這點骨氣都要看陣營臉色，再多獎項、再長頭銜，也不過替政治轎子多添幾根好看的扶手。候選人尚未分出輸贏，抬轎的人，倒可能先把自己輸掉！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以色列國旗 【論壇禾流專欄】以色列反對派必須務實，而不只是堅持正確。 以色列總統（任期7年，非國會議員）賀佐格（Issac Herzog）經過一個星期與獲得國會席次的政黨領袖商談下任組閣的人選後，指定了正直黨的黨魁愛生科特（Gadi Eisenkot）。 這項決定反映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特殊性：總理尼坦雅胡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席次雖然多於任何單ㄧ政黨，卻未能取得國會過半；總統在聽取各黨的意見之後，認為愛生科特最有機會組成新政府，因此將組閣任務交給他。 依據以色列選舉委員會公布的選舉結果，利庫黨在120席的國會中贏得27席，其執政聯盟加總共53席，距離過半的61席還差8席。利庫黨固然是國會的單一最大政黨，但其黨魁並未獲指定進行組閣。另方面，愛生科特的正直黨獲得21席，反對陣營4個黨加總共48席,總席雖比執政聯盟還要少，但他獲得兩個擁有19席的阿拉伯政黨聯合的推薦，表面上在野黨聯盟合計67席，超過組閣所需的門檻。 依照以色列的基本法（按：沒有憲法），愛生科特有28天的時間組閣；若無法完成，經總統同意可以延長14天。這在以色列的政治中不乏先例。最近的一次是2021年3月第24屆國會大選後，總統授權尼坦雅胡組閣，由於右翼極端宗教政黨與阿拉伯政黨之間的矛盾，他無法達成多數結盟。期限屆滿後，總統將組閣權轉交給反對派領袖拉皮德（Yair Lapid），後者成功湊足跨光譜的大聯合政府，將尼坦雅胡拉下總理寶座。 表面上,愛生科特有三種可能的途徑：1、組成少數黨政府，與阿拉伯政黨在主要問題上合作。這一個選擇困難重重，愛生克特本人就反對與阿拉伯政黨合作組成聯合內閣。不過阿拉伯裔領袖都強烈反對尼坦雅胡，必欲去之而後快,認為他推動種族主義政策,讓他們這些以色列合法公民受到極為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仍然願推薦愛生科特組織內閣；2、與極端正統派政黨合作。若雙方結盟，席次加總剛好61席，但政策分歧鴻溝太大，尤其在年輕人是否應該服兵役問題上,目前還找不到妥協的辦法；3、與尼坦雅胡成立聯合政府。凝聚反對陣營的只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將尼坦雅胡趕下台。為了執政而與尼坦雅胡合作，違反他們的初衷；反對陣營的四個主要政黨都堅決反對此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選項。 真正的癥結，反而在反對派陣營內部。各政黨對國家的願景、國防政策、宗教與世俗關係，屯墾區擴張問題、對待阿拉伯裔公民的政策,甚至誰來當總理等問題上存在相當深刻的矛盾。唯一的共同交集就是要將尼坦雅胡拉下台；一旦進入實際執政，彼此的矛盾便可能浮上檯面。 猶太人是很務實的民族，不論在政治或商業上他們經常辯論或提出意異議，但最後會做出妥協。 正如以色列著名的詩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所說，「在我們自認正確的地方，春天永遠不會開花。我們堅持正確的地方，土地堅硬而且被踐踏；唯有懷疑與愛，才能使世界重新肥沃。」這段詩句提醒人們，唯有容納懷疑、理解差異，並以包容與愛對待彼此，生命才重新萌芽的可能。 這句話蘊含深層的政治哲理：1、堅持自己的「正確」，不代表能夠創造更好的結果。政治人物往往認為自己代表正義，對方代表錯誤，因此不願意妥協；但當所有人都死守立場，政治便陷入僵局。2、願意懷疑自己的立場，才是成熟政治的起點。阿米亥所說的「懷疑」，並非沒有原則，而是承認自己不一定完全正確，並願意理解不同立場的合理性。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3、包容與妥協才能讓社會重新展現生命力。政治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誰比較正確，而是為了讓國家繼續向前；有時候,適度妥協不是背叛原則，而是實現更大目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猶太人的經典《塔木德》有一句流傳千古的智慧：「這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那些也是永生上帝的話。」這句話表示，不同的意見未必沒有價值，政治的成熟不在於消除所有岐見，而在於懂得尊重差異、尋求共識。 以色列的政治領袖們不妨省思阿米亥的話，並參考先賢的智慧，尋找解決政治僵局之道。就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情況來看，如果反對陣營只顧堅持自己的政治潔癖或原則，不願與其他政黨妥協，最後可能反而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以色列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反對派能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取得ㄧ致，而是能否為了國家重建、社會團結、宗教與世俗平衡，以及巴勒斯坦問題，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政治聯盟。 對個別政黨而言，堅持原則可以維護自己的尊嚴與理念，但懂得妥協，才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反對陣營若不妥協，結果可能就會讓「九命怪貓」尼坦雅胡繼續執政。 要打破目前的困局，就需要愛生科特展現政治領導力與協商能力，著手完成以下關鍵任務：1、與阿拉伯裔政黨建立穩定的合作安排，爭取其在國會信任投票及重大法案表決中持續支持，避免關鍵時刻倒戈。2、正面回應阿拉伯政黨提出的政策訴求，如民生資源的分配，治安的改善等方面的訴求，提出具體承諾；同時兼顧其承認以色列為猶太民族國家的基本要求，達成微妙的政治平衡。3、化解內部盟友的疑慮,接受與阿拉伯政黨非正式的合作。4、妥善分配未來各黨派在內閣中的權位，尤其是國防、財政、外交等，並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全國緊急政府施政綱領，建立具有共同目標的聯合政府。5、撬動目前執政聯盟內部小黨派如沙斯（Shas）黨及聯合妥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使其倒戈投向新的執政團隊。6、在重大議題上，凝聚差異極大的陣營立場,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彼此間的矛盾。7、爭取反對聯盟中其他政黨領袖的支持，化解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8、與各政黨領袖協商，提出一份各黨都能接受的執政綱領。 愛生科特從來就不是一位典型的政治領袖。他的大半生在軍中度過。他也許缺乏圓滑的的政治手腕，去處理上面所說的林林種種的問題，但阿米亥的詩句，恰好可以成為他組閣的政治哲學—打造ㄧ個彼此願意妥協、共同承擔國家責任的全國緊急政府。 作者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前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美國白宮官方形象照 【論壇禾流專欄】美國期中大選民主黨大勝，「藍潮」劇烈重劃政治版圖，共和黨在許多傳統紅州的地盤敗選，「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是否燈盡油枯，議論紛紛。然川普態度頑強，第一時間策立強硬驅逐移民政策推手的米勒擔任新幕僚長，未來從川普家族圖利到關稅問題，美國內戰好戲連臺。為了美化歷史定位，川普勢必將重心轉移至外交場域，結束烏克蘭和伊朗戰事，以及對中的經貿談判將是重點。 選後川普立即在白宮和俄羅斯特使見面，預告將達成一項涵蓋整個歐洲「大而美」的協議，談判代表隨即宣佈美俄烏三方將在阿布達比舉行和平會談，五點核心目標包括維護歐洲安全的持久架構、更高的軍事透明度等，結構上高度呼應普丁重新談判歐洲安全秩序的長期訴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擔心雅爾達密約再現。 在即將到來的深圳APEC峰會舉行美中俄三邊會談，提議出自普丁，該項會議不但有利俄國的大國形象，還可以兜售俄版對烏停戰協議，何樂不為？ 至於中國大陸，對川普雪中送炭是筆好投資，外交部已經確認三國正就相關會晤進行協商。基本上，北京試圖在俄烏衝突中保持「非當事方」的姿態，以免自陷尷尬，而「雅爾達密約」對中國的負面形象，亦非北京樂見。前此習近平在與德國總統會面時，已經表明「美俄中不會在深圳討論烏克蘭的命運」。 三國峰會前，中國大陸和中東接觸頻繁，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阿曼國王，這是兩國建交近半世紀以來，阿國元首首度訪中。接著，外長王毅分別接見沙烏地國安顧問以及伊朗最高國安會副秘書長。中國大陸購買百分之七十伊朗出口原油，為了因應能源價格飆漲，北京稍早特意減少自伊進口原油三成，有人認為布蘭特原油價格每桶因而降價三十美元，未來如何確保荷姆茲海峽暢通，美中利益一致。 川普對烏態度強硬，壓迫澤倫斯基下臺換取和平，建議烏國割讓俄軍佔領的百分之二十土地，烏國憂慮主權非無的放矢。在臺海和平現狀的前提下，強國兀自分贓主權交易難現。然而川習在五月北京峰會時，已經達成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共識，川普回程在空軍一號上表示與習近平就對臺軍售等臺灣議題進行了「非常深入的討論」，而對臺軍售自峰會前凍結至今，臺灣議題早已進入川普的外交交易清單。共和黨在期中選舉慘敗，歸因伊朗戰事導致油價等民生物價高漲，從荷姆茲海峽維持暢通到大豆、稀土，美國需要中國協力的面向廣泛。只要兩岸繼續存在難解的矛盾，在利益導向的國際博弈中，必須隨時提防成為強權的菜單！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前院長、陸委會前副主委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英偉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觀瀾專欄】川普出面挺黃仁勳，馬斯克在底下回了一句我同意。兩個人保的當然不是一段婚外情，甚至不完全是黃仁勳這個人。他們真正擔憂的是連鎖反應：英偉達的股價和軍心，市面上那筆天量的AI 投資，還有白宮和硅谷聯手講了快兩年的那套敘事政府讓路，企業家衝鋒，美國自然贏。 可這套敘事偏偏經不起黃仁勳出事。因為英偉達早已不只是一家芯片公司，而是美國AI戰略的重要支柱。這場風波真正涉及的，是美國AI 往哪走，誰說了算？誰能約束那些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又有誰會借機改寫中美芯片競爭的規矩？ 目前，英偉達董事會已啓動獨立調查，黃仁勳照常履行CEO 職責。董事會表示，尚無證據表明公司機密或國家安全受損。 川普公開力挺老黃，拿他對美國的貢獻為其背書。這等於給獨立調查預先加上一枚政治砝碼：黃仁勳對美國太重要，最好別動他。 問題恰恰在這裡：一個企業家重要到連總統都要出面護航，究竟說明美國AI 產業有多強大，還是暴露了它對少數關鍵人物的過度依賴？ 馬斯克那三個字，同意的是什麼？ 最耐人尋味的聲援來自紅杉資本的肖恩馬奎爾。他沒給黃仁勳留面子，直接說這事極其愚蠢，甚至「對美國有害」，但話鋒一轉：黃仁勳不可替代，美國輸不起。馬斯克隨即回覆：我同意。 這三個字不是替婚外情開脫，更不是給情報疑慮打包票。它是在排座次：黃仁勳可以罵，但不能動。爭論的焦點，於是從他做錯了什麼，悄悄換成了「換掉他，整個AI 體系要付多少學費」。 「不可替代」聽著提氣，細想卻是警報。一家世界級超大公司的命脈，如果真攥在創始人一個人手裡，這到底是黃仁勳的本事，還是英偉達的隱患？ 阿克曼把話說得很白：我不主張豁免，真要查出國家安全問題，那是另一回事。我只希望「這只是一場婚外情，而不是國家安全風險」。 這三層要分清：桃色新聞會過期，領導層危機動的是公司治理，國安調查動的是政策環境和市場預期。支持黃仁勳的人怕失去他，懷疑他的人怕英偉達真的離不開他。股票先跌，政治隨後補刀。 英偉達出事之前，AI 股票已經在跌。市場正在重新算賬：投了這麼多錢，回報在哪？估值撐不撐得住？監管什麼時候來？黃仁勳的調查只是往這堆柴上又澆了一勺油，只不過這回燒到的是最關鍵的那個人。 過去兩年，AI 的敘事乾淨利索：投得越多，算力越大，美國越強。現在問題追上來了。 錢什麼時候變成利潤？數據中心的天價電費誰掏？一個國家的產業戰略，憑什麼系在幾個企業家的判斷上？ 民主黨拿下國會兩院，AI 和數據中心監管很可能成為新一輪政治攻防的焦點。安全測試、企業責任、電費分攤，都可能成為議題。白宮當然不願看到自己的AI 戰略被國會處處掣肘。 兩邊爭的是同一樣東西：給這輪AI 繁榮下定義的權力。川普管它叫新工業革命，對手要問的是，誰賺錢，誰買單，出了事誰負責。黃仁勳這一跤，恰好給了後者一個現成的入口。 川普當然懂這個。他的AI 戰略不是政府下場造芯片，而是把企業的技術優勢包裝成國家實力。白宮推動全棧AI出口，賣的不只是芯片，還有美國的技術標準和治理模式。 這齣戲里，黃仁勳是最賣座的主角。挺他，就是挺自己選的那條路，也是挺自己的執政招牌。 沒有導演，戲照樣往一處演 別急著想象有什麼陰謀論幕後指揮部。其實不需要。 安全鷹派想鎖緊對華技術出口，監管派想給科技巨頭套上繮繩，投資者怕公司治理暴雷，民主黨想拆掉川普「老王賣瓜，自吹自擂」的AI政績。這幾路人馬未必互相通氣，目標也不完全一致，但都可能把勁兒使向同一個人。政治向來如此：不需要共享目的，只需要共享一個突破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風波可能成為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芯片出口的新籌碼。黃仁勳一直主張，在國家安全允許的範圍內繼續參與中國市場。這本來是一個商業判斷，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產業政策問題。 但現在，爭論可能從「哪些芯片能賣」，滑向「主張賣的人可不可靠」。一旦賣芯片變成忠誠度測試，任何正常的商業主張都可能先挨一頂政治帽子。國家安全當然重要，但如果什麼都能裝進國家安全這個筐里，商業理性還有多少立足之地？ 要注意台灣的戲台，和華裔的標籤。台灣那邊的政治算盤也不會停。英偉達的投資、蔣萬安的招商政績，沈伯洋的空心允諾，本來就捲進選舉攻防。黃仁勳一出事，又多了一個可以借題發揮的話柄。企業想躲政治，政治卻從不躲企業。 更深一層，是黃仁勳甩不掉的出身。台灣出生，美國長大，一路做到英偉達掌門。平時這是資本：懂中文，懂兩邊市場，能幫公司跨過國界。可地緣政治一緊，同樣的履歷就可能 變成疑點：你怎麼這麼懂中國？你為什麼還想繼續賣？你為什麼話說得不夠硬氣？ 當然，批評黃仁勳的商業主張，不等於歧視他的華裔身份。但有一個問題值得追問：換一張白人臉，同樣的對華銷售主張，會被當成商業判斷，還是忠誠問題？ 說到底，這場風波不需要什麼陰謀論總導演。投資者看估值，監管者要抓手，鷹派盯著技術流向，民主黨尋找攻擊特朗普AI 政策的突破口，而川普要保住自己那套美國AI領先、邁向超級智能的宏大敘事。 黃仁勳恰好站在所有這些利益的交匯點上。 作者為美籍華裔學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輝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黃仁勳如果只是普通公司的老闆，婚外情，大概就是幾天娛樂新聞；道歉、回家、關門處理，外界也沒有必要拿著放大鏡檢查別人的婚姻。 問題是，他不是普通人，黃仁勳掌握的是全球AI時代最重要的算力入口之一。輝達晶片能不能賣到中國大陸、賣多少、賣哪一款，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決策，而是華府國安政策的一部分。因此，當他的私人關係被美國情報圈質疑可能牽涉中國情報活動時，事情就從臥室走進董事會，再從董事會走進國會，如今甚至走到了中美外交記者會。 十一月八日，黃仁勳公開承認對妻子不忠，向家人與員工道歉。輝達董事會同日宣布，由獨立董事與外部律師展開調查，同時強調，目前沒有理由相信美國國安或輝達機密已受到損害。換句話說，婚外情已經是事實，但國安疑雲仍然只是待查事項。 然而，政治從來不需要等待司法定讞才開始運作。美國眾議院外交、中國問題及情報等三個委員會的共和黨主席，已要求黃仁勳進行閉門簡報，說明他與Megaspeed高層Alice Huang的互動，以及輝達如何防範外國情報活動。這代表華府早已不把此事當成單純的CEO家庭危機。 北京的反應同樣值得注意，十一月九日，中國外交部面對法新社提問，再度否認所謂「中國間諜」說法，稱相關指控是捕風捉影、污蔑抹黑。 問題來了，如果這只是一樁企業家的婚外情，大陸外交部何必一再回應？如果只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私人關係，國際媒體又何必一路追問到美中高層互動？ 答案恐怕就在這裡：黃仁勳的價值，早已超過黃仁勳本人！對華府而言，他是美國AI霸權的重要支點；對北京而言，他則是美國科技產業中，少數長期公開主張不能完全放棄大陸市場的重量級企業領袖。 黃仁勳一直強調，美國如果把大陸市場完全讓給中國自己的AI企業，長期而言可能削弱美國科技生態系的全球影響力。從商業角度來看，這套邏輯並非沒有道理；但在華府國安鷹派眼中，問題恰恰相反。 AI晶片不是可樂，也不是手機。它可以訓練大型模型，也可以強化軍事推演、情報分析、無人系統與網路作戰。因此，當一名最積極主張「大陸市場不能丟」的科技巨頭，又同時捲入大陸情報疑雲，過去那些商業主張，自然會被重新放在國安放大鏡下檢視。 而事情發展到這裡，北京的敘事也開始轉向。部分大陸媒體認為，這場風暴真正的目的未必是把黃仁勳定罪，而可能是藉國安危機，迫使輝達從「高度創辦人中心」走向更符合華府安全要求的制度化管理。換句話說，與其說是抓黃仁勳，不如說是「收黃仁勳的權」。 這個說法目前仍屬政治推演，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華府已經設計好所謂「接管輝達」的劇本。但它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假如最後調查結果是「沒有洩密，卻存在治理漏洞」，那麼真正留下來的後果，可能不是刑事追訴，而是制度收緊！董事會可以增加國安及合規審查，海外敏感客戶可以受到更嚴格監督，甚至黃仁勳本人對大陸市場、晶片出口與政策遊說的自主空間，也可能被重新界定。 真正的「收編」，未必需要有人拿著行政命令走進輝達總部。只要從今以後，黃仁勳每一次談大陸市場，都必須多過一道國安審查；每一次主張放寬出口限制，都要先證明私人關係沒有影響商業判斷，那麼權力結構其實就已經改變。 這也讓人不免想起孟晚舟，二○一八年，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遭逮捕，美國要求引渡。二○二一年，她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緩起訴協議，美方撤回引渡要求，孟晚舟返抵中國。美國司法部文件顯示，她當時涉及銀行及電匯詐欺等案件。 孟晚舟與黃仁勳最大的差別，在於身分與法律結構。孟晚舟是大陸公民，在第三國面對美國司法追訴；黃仁勳則是美國自己的科技企業領袖，而且目前仍然是輝達最核心的權力人物。輝達最新年報顯示，他自一九九三年創辦公司以來一直擔任總裁、執行長及董事，二○二六年更進入美國總統科技顧問體系。 因此，黃仁勳未必會成為「下一個孟晚舟」。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他會不會被抓，而是他會不會被重新「定價」。 他的大陸政策主張還剩多少政治信用？未來如果再要求放寬AI晶片出口限制，國會是否會先問一句：這究竟是商業判斷，還是私人關係曾經影響判斷？董事會會不會因此收緊他的決策權限？他在華府科技政策圈裡的說服力，又會不會因此打折？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內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川普目前仍公開支持黃仁勳，稱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另一方面，美國國會與FBI的調查壓力卻持續升高。 於是出現了一幅很有意思的畫面：美國國會在查，北京在否認，川普暫時沒有切割；美方開始討論國安風險，中方媒體則開始談「強迫收編」。 雙方的說法南轅北轍，卻共同證明了一件事黃仁勳已經不是單純的企業CEO，他成了美中科技戰中一個需要被爭取、被防範，也必須被重新估價的戰略人物。 所以，這件事情真正值得看的，從來不是黃仁勳究竟愛上誰。婚外情只是引線。晶片、情報、出口管制、企業治理與美中科技霸權競爭，才是火藥庫。 孟晚舟讓世界看見，一名科技企業高層如何成為司法與外交角力中的象徵；黃仁勳事件則提出了另一個更尖銳的問題： 當一家企業重要到足以左右國家科技戰略，創辦人究竟還是企業家，還是早已成為國家必須管理的一項戰略資產？ 如果答案逐漸偏向後者，那麼這場風暴最後真正被重新定價的，恐怕不只是黃仁勳的名聲，而是他手中還剩多少可以自由決定輝達方向的權力！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李華球評論】​​​媒體報導指出沈伯洋擬拜會蔣友柏和黃珊珊，蔣萬安輕回「尊重」。其實沈營想打出這招，就是日前拜會國民黨本土大老前台北市議長陳健治初嘗甜頭，食髓知味，馬上就想到拜會蔣友柏與黃珊珊，再進一步深入藍白陣營。蔣萬安輕回「尊重」，似乎未察覺到沈營的深沉伎倆。 一，沈營深知，蔣友柏不久前曾表態「命決定能坐多大的椅子」，引發眾議。網路以及媒體人直言，「雖然蔣友柏說的是投資理財，但網路議論者及媒體人認為這應該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有沒有危機意識的警覺性的問題。就此而言，沈營想打這招就是想再製造裂解蔣家的「家和」以及藍營的「團結」問題，蔣陣營不能小覷。 二，沈想拜會黃珊珊，就是要突穿藍白合的用意，雖然黃與民眾黨越來越疏離，予人有漸行漸遠的感覺，但沈只要能成功切入就有話題，操作藍白難合就有空間，這對蔣萬安及台北市議員，還有國民黨其他縣市的藍白合，都將形成突破口，若被攻破，將對九合一選舉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旨在未來2028大選的先期攻挫之意。 三，選舉最後階段，就是正、反、合，三個辯證邏輯的衝突與對撞作術之鬥。維基百科指出：「正、反、合」辯證法（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是哲學史上非常著名的概念模式，用來描述思想或事物演進的三個階段： 正題（Thesis）：提出一個最初的概念、觀點或現象。 反題（Antithesis）：產生與正題矛盾、對立或否定的概念。 合題（Synthesis）：雙方的矛盾經由「揚棄」（克服並保留其合理部分）後，統一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全新階段。 沈陣營在此時提出擬訪蔣友柏與黃珊珊，其邏輯辯證之術，就是正反合三階段的統合之技，誰敢於、先於、勇於鬥爭，誰就有機可乘，就有票可催，蔣萬安及國民黨陣營，不能僅以「尊重」就能脫身，就能安過，戒慎恐懼方為上策。 選舉最後階段，吃得到肉就大口吃，吃不到肉就喝湯，至少有喝到湯頭、喝不到湯，就啃骨頭，有骨頭香可啃也別有滋味，這個選戰邏輯就是沈營最後的殺手輓歌，絕對不能輕覷，務須嚴陣以對，始能迎刃而過。 作者為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 ●作者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