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一個國家的總統出訪，本來就該堂堂正正走出去。有航線，有安排，有公開行程，有可以攤在陽光下檢視的國格與體面。 出訪之所以叫出訪，不是因為人出去了就叫做出訪，而是因為那代表一個國家，可以正大光明把自己的元首送出國門。 如果一個總統離開自己的國家，不是走正常路線，不是公開起行，不是堂堂正正出境， 而是低調、借道、附載、藏進別人的專機裡離場——那這就不是什麼值得歌頌的外交突破。 這叫把本該堂堂正正的國家行為，硬生生做成一場技術性脫困。 人是出去了。 但出去的方式，已經說明了一切。 真正該問的從來不是：他有沒有到史瓦帝尼。 真正該問的是：一個國家的總統，為什麼得用這種方式離開自己的國家？ 網路上有人評論得非常貼切： 外交不是玩密室逃脫。 成功鑽出去，不代表路變寬了。 只代表門真的很小。 小到像牢門。 還得低頭彎腰，一個一個擠出去。 這不是突破。 這只是有人把「終於擠出去」包裝成了「我們走向世界」。 而最難看的地方就在這裡——不是他終於出去了。 而是他竟然得這樣出去。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卓榮泰院長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過了上周的4月30日最後期限，各界關心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新任委員提名完全沒有下文，大家對NCC恐怕要關門了的擔心，又向前邁了一步。媒體界人士提醒，民進黨不負責任地沒提新委員名單，要不要好好討論NCC的價值，或乾脆把NCC廢了，也算是負起了政治責任？ NCC委員本來7人缺4人，現有的3位委員任期將於今年7月31日屆滿。依據NCC組織法規定，在屆期3個月前要提出新委員的人選，即4月底前要送到立法院審查。若不補齊委員人數，有媒體形容，NCC過了今年7月底就會變成「如同空城一般」。結果如外界預料，4月30日過了，行政院並沒有再提出新的委員候選人。 行政院長卓榮泰在立法院曾表示，NCC委員名單已經多次調整，要再找新的人選，但參與獨立機關的人事同意權都非常困難。他說，過去也都是找優秀適任的人才，現在也有在積極嘗試，希望能讓機構正常運作，但很多被提名的人接受詢答後又被否定。他說「我盡力，但沒有十足把握」。立法院人士判斷，行政院短期內應該不會再提NCC新委員了。換句話說，府院對NCC的態勢看來就是「難以再有什麼作為」了。事實上，國民黨相關人早就對民進黨喊話，NCC委員人選可以來政黨討論，但執政黨向來對這個與媒體相關的獨立機關掌控性極強，不願意讓步，因此前兩次提名都「寸土不讓」。 NCC前主委陳耀祥、副主委翁柏宗、委員王維菁與林麗雲4人是在前年2024年8月1日卸任，行政院2024年4月依法提出新名單：翁柏宗主委、陳炳宏副主委、新委員羅慧雯、詹懿廉。這份名單完全是府院的意志延伸。但藍白佔多數的立法院於2024年7月三讀通過修正NCC組織法，將委員任期改為4年且僅能連任一次，導致翁柏宗的提名資格不符，因而該人事案連審查都沒有就撤回了。 之後，隔了將近一年，行政院2025年7月31日再提出新人選，包括：成功大學資工所特聘教授蔣榮先當主委、東吳大學法學特聘教授程明修當副主委，政大廣電所教授黃葳威、世新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羅慧雯為委員，其中羅慧雯兩次都被提名。這份新名單，仍然沒有先和在野黨商量取得支持；再看主委人選來自台南，過往沒有媒體經驗或研究，還被說這是「賴友友」。果然，2025年11月7日藍白立委聯手封殺4位被提名人，缺額懸到現在。 立法院人士認為，NCC委員監管電視，對這最有政治影響力的媒體，不管執政或在野，都想要伸手，特別是2020年NCC沒有讓中天新聞台換照，導致中天被從有線電視52頻道下架，更可見它的威力。過去2008年、2016年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執政8年，NCC名單都是執政者自己決定，沒和在野商量，因為都是完全執政，提了就過關。但2024年後的政治局勢就不同了，民進黨雖然拿下總統寶座，立法院並非多數，沒先協調溝通就送出後遭到杯葛，也是正常。且從這兩次提名過程與名單來看，賴政府沒有妥協的跡象，這也註定了NCC未來的命運了。 有媒體人分析，賴政府這兩次提名「寸土不讓」，既然要如此讓「火車對撞」，NCC未來也將陷入沒有委員做決定的空殼機關，不如重新檢討NCC的組織功能，也可以很負責地廢了NCC，把媒體監管任務分配給其他行政機構。這樣，稍微挽回點顏面，因為「沒有選出新委員」，這是不負責任的政府作為。 一位媒體主管提到台灣媒體發展說，2006年2月，民進黨因為終結了國民黨黨政軍介入媒體，才另設獨立機關NCC，彰顯民進黨對媒體民主自由的尊重：「行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特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民黨在馬英九連任後，呼應了媒體公平自由的主張，在2012年5月20日就職也終結了新聞局，業務改分配給外交部、文化部及行政院發言人室，標誌著新聞資訊與文化傳播管理體系的重大轉型。 但經過10多年的演變，歷史不會騙人，凡執政者都想掌握媒體，手段不同而已，政黨喊媒體民主自由都淪為口號。既然如此，何不重新檢討如何應對媒體，包括網路發展樣態？這些通通提出來討論，再關了三黨都頭痛的NCC，執政者不也是很負責任？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張競評論】網路上為賴總統搭乘他國總統專機或是他國軍機吵翻天，我早就講過，臺灣社會如此極化，大家已經不再去思考，為何國家元首搭乘他國領袖專機？1994年李登輝總統出訪南非，為何要請史瓦濟蘭國王派遣專機接送，要是當年我國總統專機能在該國起降，會有這種要求受訪國派機接送情事登場嗎？ 其實2014年11月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訪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時，由於紐西蘭霍巴特國際機場及威靈頓國際機場跑道較短，因此中國國際航空依據實際飛航需求與機場條件，必須另外派出一架波音737-800(編號B-5342)執行坎培拉─霍巴特─雪梨，澳洲至紐西蘭跨國往返以及紐西蘭境內奧克蘭往返惠靈頓之專機任務。 再舉兩個美國總統座機空軍一號案例，1973年蘇共領袖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曾受尼克森總統邀請共同搭乘空軍一號總統座機；而在1983年英國女王依麗沙白二世與王夫更受美國雷根總統伉儷邀請，共同搭乘空軍一號專機跨越美洲大陸，自東岸前往美國加州。 同時再提個小故事，英國女王依麗沙白二世與王夫亦曾多次搭乘協和式(Concord)超音速專機訪美，儘管美國民航主管機構杯葛此型超音速客機在美國境內營運，只准其通航紐約巴黎與紐約倫敦兩條航線，但英國女王可是搭乘協和式超音速皇室專機，在美國境內四處飛航。 至於國家領袖搭乘他國軍機，其實亦不乏前例，先總統 蔣公多次搭乘美軍直升機視導國軍演習與參訪美軍航艦。所以假若真是要政治解讀或是刻意貶抑，什麼故事都可以編得出來。所以賴清德總統搭乘他國行政專機出訪，不論是如何極力吹捧或是刻意抵毀，客觀困境並不會改變，國內政壇與其互相潑糞，毋寧思考此種突破究竟是顯露出何種真相呢？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115學年度教育部受託辦理公立高中教師甄選，總缺額617名，自然科四科合計62名，占10.0%。其中物理22名、化學18名、生物10名、地球科學12名。物理加化學共40名，占自然科缺額64.5%。新北市高中聯招更明顯。總缺額156名，自然科24名，占15.4%；若只看一般科130名，自然科占18.5%。新北物理6名、化學14名，兩科合計20名，占自然科缺額83.3%。 這些比例比單看人數更有警訊。自然科在高中師資缺額中已經占一成以上，部分縣市接近兩成。物理、化學又是自然科裡最吃緊的兩科。這代表高中科學教育的壓力點，集中在最靠近理工、半導體、AI、材料、能源與工程基礎的科目。 物理老師教力、運動、能量、熱、波、光、電磁與近代物理。學生要理解晶片、電路、太空、能源、AI硬體，物理是底層語言。 化學老師教原子分子、週期表、鍵結、化學反應、莫耳、溶液、酸鹼、氧化還原、有機化學與材料能源。學生要理解電池、藥物、材料、環境、晶片製程，化學是基本入口。 最麻煩的是人才流向。理工背景的人可以去半導體、AI、工程、製程、材料與資訊產業。薪水高，職涯清楚，社會評價也直接。高中教職很難用同樣條件競爭。 學校現場又沒有把教學專業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年輕老師一進校園，備課、帶班、親師溝通之外，還要接行政、辦活動、寫計畫、帶競賽。菜鳥老師先被行政磨掉，教學熱情很快消耗。 年齡結構也要看。以臺中市112學年度高中教師為例，40到49歲占39.98%，50歲以上占31.08%，兩者合計超過七成；未滿30歲只有6.98%。年資20年以上教師占36.45%。這不是單純缺幾個人，而是新陳代謝速度跟不上現場變化。 高中自然老師的稀缺，是教育系統的結構式稀缺。上游培育不夠快，中段甄選補不齊，下游工作環境留不住。當自然老師短缺，影響的不只是一張課表，還會影響學生進入科學世界的第一道門。 台灣談半導體、談AI、談科技國力，不能只看大學實驗室與產業投資。高中教室裡有沒有足夠的物理、化學、生物、地科老師，才是科技人才鏈最早的韌性。這個缺口不堵住，AI時代將會更難補救。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管碧玲主委臉書 【聚論壇張競評論】針對海洋委員會管碧玲主委藉「南援九號」演習，順勢高調登上中洲礁同時藉由淨灘，向越南表達我國維護南海主權立場，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於管碧玲此舉，基本上應予肯定與支持；但是首先要提醒，政府對政策與主權表述必須一體，外交部是主管對外政策與關係權責部會，因此外交部應適時發表聲明，才是正確完整處置方案。 其次我也要指出，假若登礁淨灘是經過審慎評估嚴密算計之處置方案，其實就必須趁機立碑為記，如此才顯得從從容容進退有節舉止有方。再者就是登礁人員服裝仍有改善空間，除登礁必須承擔可能衝突風險外，服裝亦須顯現紀律決心，搞成像觀光客出遊般，實在是有點敗筆。 此外更必須呼籲，海委會與海巡署既然表達出守土有責維護主權決心，就必須面對所有對象採取相同標準與立場，同樣處置措施希望亦能夠搬到釣魚臺，讓振奮人心士氣好戲再度上演，千萬不要雙重標準逢日就軟，這樣就會被越南更看不起。 至於此時登中洲礁表態時機是否適當？在此必須強調國家安全保衛主權沒有假期，選日不如撞日，只要是行為正當時，每天都是黃道吉日。至於當前南海多國正在實施軍事演習，與我登礁表態維權並無衝突矛盾，不必無謂聯想。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南海問題是北京對臺統戰營建共識重要操作課題。而管碧玲主委如此作為，必然會被北京方面積極正面重視；但是由於管碧玲主委在處理兩岸互動態度強硬，因此究竟會如何回應與評價，必須審慎評估與處理。此外美方也有可能對此指三道四，海委會、外交部與陸委會要密切聯繫，國安高層亦須善盡指導責任。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總統府官網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民進黨政府近兩年通過操作「雙重國籍」，不斷否定陸配群體的合法身份和憲法權益，給大家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在台灣，「雙重國籍」是個罪不可赦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個不被鼓勵的事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19501960年代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曾經存在一種「準雙重國籍」的政策實踐，尤其針對東南亞華僑，在操作層面上，允許甚至鼓勵華僑同時維持當地國籍與中華民國國籍的某種重叠身份。 被劉世芳一直掛嘴邊的中華民國《國籍法》最早制定於1929年，之後沿用至台灣時期，這部法律原則上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但這個條款在戰後現實中執行非常寬松，甚至選擇性忽略。為什麼呢？ 在冷戰背景下，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在爭奪誰代表中國，而當時東南亞華僑成為關鍵對象，因為他們數量龐大、經濟實力強。建國之初的大陸，和退台之初的國民黨政府，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東南亞華僑的外匯進行建設。 蔣介石把華僑視為「革命之母」，同時希望華僑作為「反共先鋒」。為了拉攏他們，台灣采取的是，沿用 「華僑即國民」的觀念，只要你認同中華民國，國籍問題可以模糊處理。 於是， 當時的台灣政府，主動向東南亞華僑發放或承認「中華民國護照」。這就造成，當時很多華僑同時持有當地護照和中華民國護照；即便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台灣也往往不主動注銷其中華民國國籍，可以說，當時很多東南亞華僑都是名副其實的、被台灣鼓勵的雙重國籍。 當然，這在當時也算一種「雙向奔赴」。因為195060年代，東南亞正經歷去殖民化，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新國家興起， 這些國家要推動本土民族國家建設，對華人實施一定程度的同化或限制政策。很多華人面臨兩難，留在當地就需要加入當地國籍，但是又不願完全切斷與中國的聯系。 而台灣則提供了一個折中方案：你可以在法律上歸屬當地，但政治、文化上仍屬中華民國。 雖然最初幾年，北京也熱衷於和台北爭奪華僑，因為希望華僑作為「民間外交」的橋梁 畢竟當時大陸政權不被聯合國承認。但是北京很快放棄了：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意識到，如果不解決雙重國籍問題，中國將無法與東南亞鄰國建立外交關系。於是，北京率先做出了重大讓步，與印尼簽署了《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鼓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選擇加入當地國籍。一旦選擇當地籍，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喜劇的是，蔣介石不幹了。台灣方面強烈抨擊周恩來的做法是「背叛祖宗」、「剝奪僑胞權利」，另一方面，更加堅持華僑即國民。 這導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便華僑加入了印尼籍或馬來西亞籍，在台灣的檔案里，他們依然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直接「被雙重國籍」了。 這種有些單方面的執著雖然在情感上拉攏了一批保守派華僑，但也讓東南亞政府對台北的政治動機長期保持警惕。 直到今天，某些東南亞國家的華僑即便持有著當地護照，但在前往台灣時，仍能申請到某種形式的「華僑證」或特殊的入台許可。這就是當年「血統主義」留下的法律尾巴。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台灣的法律里可以看到「無戶籍國民」這種奇怪形態的原因，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概念，因為這些華僑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生入境證），在國際法身分上被視為國民，但是，他們在台灣沒有戶籍（不能直接投票、領身分證）。 所以，推行「不在籍投票」之所以有難度，除了政黨分歧、選舉考量，也有這個源遠流長的原因。 可是，後來，為什麼這種大規模發放護照，給東南亞華僑雙重國籍的狀態沒有持續下去？ 主要是因為六十年代東南亞國家自己的變局。比如印尼，在經歷1965年的排華潮之後，對華人的忠誠度要求很高就是認為華僑擁有雙重國籍，有「滲透印尼」的嫌疑。如果國內的經濟命脈掌握在一群既是本國居民、又效忠於北京或台北的「外國人」手里，國家安全如何保障？ 戲劇性的是，民進黨政府現在很迷戀這套敘事，可台灣曾經也背負過「潛在的台灣間諜」嫌疑。 同時，當時的台灣為了跟反共的蘇哈托派系保持友好，也主動不再發放護照給華僑。 到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中華民國國籍的實際效力更加減弱。 到了90年的， 台灣開始采取更清晰的國籍管理，對雙重國籍采取更明確規範，但今天在某些情況下，根據政治需要，會仍存在執行上的彈性。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韓國瑜院長臉書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1970年福斯電影公司拍製了一部美國傳記式戰爭電影《巴頓將軍》！ 不意外的是，美國電影一向以朔造英雄主義為其核心價值，儘管電影將巴頓做了許多美化的修飾，但修飾不了他的粗暴與魯莽！尤其當我們換位思考時、這點更加明確！ 巴頓與英國的蒙哥馬利相互爭鋒，對軍事將領來說，理所當然。 然而，二戰的戰場是全面性的，某些勝利是要有取捨的、從「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觀點，軍隊並非單純的戰鬥機器，而是一個嵌入制度規範與權力結構中的行動體，最忌諱的便是「個人主義」尤其是英雄主義！ 在「先入關中者王之」的約定下、劉邦先入卻不先稱王，這正是體現了戰略層次上的「政治理性」。相較之下，巴頓一介軍人莽夫「戰勝唯一」，是一種典型的「軍事本位主義」，即將小戰場的勝利，視為唯一當然目標，而忽略整體政治後果與聯盟運作的結構性。毫無「全方位」的概念，他的傷害，非常可能遠遠超過他的戰績！ 巴頓的自以為是，無視士兵的精神崩潰 而「掌摑」基層士兵！專業觀研士兵出現的戰鬥恐懼與疲勞（battle fatigue，今稱PTSD）時，巴頓選擇以暴力回應，而非制度性理解，反映出這武夫對「軍事組織行為」（milita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認知不足。其結果被降職！衍生到最後管不了自己的嘴「被免職」，都是因其個人英雄主義衝昏了頭。 視角轉向今日所有頭版頭條、季麟連於常會公開砲轟韓國瑜，其根本無視大批媒體於現場，他只用媒體報導做為其個人資訊，在毫不查證與黨內機制求證下、揚言不惜開除韓國瑜，呈現出類似的「組織失序」現象。 此話一出不僅令國民黨高層當場傻眼，傅崐萁現場善意勸阻他的不當發言。這老季卻與巴頓如出一轍，一介「武夫狂徒」般的大放厥辭⋯讓綠色媒體撿到了「核彈」！ 用文至此，再回頭看看咱們季大將軍的過往。用巴頓與其比擬、似乎嚴重侮辱了巴頓。 這季某並沒有什麼戰功彪炳的事蹟，但用口才倚老賣老卻有一流功力，過去對黨的忠誠屢屢遭質疑。自己號稱深藍的他、於2007卻跑去幫民進黨的李文忠站台助選！2018年被蔡英文收買獲聘為戰略諮委！ 其他檯面下的事就不說了。此人只求虛榮、沽名釣譽一身，他為博媒體版面音量、在自家會議上炮轟調和鼎鼐的韓國瑜，看來極其諷刺。藍營委員認為「丟臉至極」、「親痛仇快」！ 沽其量，這季某也只是一個分支的老大、卻誇口要開除誰誰誰。武夫一介不自量力，毫無政黨倫理秩序可言，難怪之前黃復興在他手上，因個人的失控，黃復興遭刑被廢。 制度化約束，便容易演變為「去制度化衝突」（de-institutionalized conflict），進而侵蝕組織的整體形象與選民信任。 季某劣跡斑斑可考。如仍有一絲軍人氣魄，自請告老返鄉、往韓國瑜處負荊請罪，仍有掙回一點點眷村漢子稱謂的可能。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楊秉儒專欄】有網友在問，堂號是不是福建才有？中原地方有修族譜，卻沒聽過有「堂號」這回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常見的誤解。 事實上，堂號不僅不是福建特有，它本來就是整個漢人宗族文化共有的東西，而且源頭恰恰在中原。只是後來在福建、廣東、台灣保存得特別完整，才讓很多人誤以為那是「福建特產」。 簡單講： 1. 堂號不是福建發明的，它本來就是中原宗族制度的一部分 堂號本質上是宗族的識別名，常見於祠堂匾額、族譜首頁、神主牌、祖先牌位、墓碑、燈籠與祭祀器物。 它的作用很簡單：告訴後代，你的先祖這一支人是誰、從哪裡來、屬哪個支派。 像李氏「隴西」（甘肅）、陳氏「潁川」（河南）、楊氏「弘農」（河南）、王氏「太原」（山西）、林氏「西河」（山西）等，這些堂號／郡望所指的地名，基本都在中原、關中、河洛一帶，不在福建。這恰好說明，堂號的文化源頭本來就在北方。 換句話說，堂號不是福建地方民俗，而是中原士族文化的縮影。 2. 為什麼堂號在南方（閩粵、台灣）特別顯眼？ 福建、廣東與台灣之所以特別重視堂號，主要是因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移民社會，而移民社會最需要的，就是一套能夠快速辨認「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跟誰是同宗」的身份標誌。 對南遷移民而言，堂號就是這塊招牌。 當中原百姓因戰亂南遷（如衣冠南渡）時，堂號成了他們與故土之間最穩定的血緣聯繫。在人生地不熟的南方，掛起「清河堂」「太原堂」「隴西堂」，同宗同脈的人一眼就能認出彼此，知道彼此來自哪一支、同出哪一脈。 這也是為什麼閩南與客家建築特別喜歡把堂號刻在門楣、掛在正廳、寫在祖龕、印在燈籠上。 因為對南方移民社會而言，堂號不只是祖先的名字，更是宗族辨識、族群凝聚與文化認同的公共標誌。 3. 中原不是沒有堂號，而是北方後來比較少把它「掛出來」 很多人會誤以為中原沒有堂號，不是因為它真的不存在，而是因為北方後來沒有像南方那樣，把它做成高度可見的建築符號。 這和歷史有關。 中國北方自宋元以後，歷經金元戰亂、明清改制、近代戰爭與土地重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被打散，祠堂制度也逐漸弱化，實體祠堂的保存率遠低於南方。 結果就變成： 北方有族譜，但祠堂制度較弱，堂號不一定高掛； 南方有族譜、有祠堂、有祭祖，堂號至今還掛在正廳之上。 再加上近現代的社會變動，北方不少祠堂被毀，門楣題字與堂號匾額的習慣也逐漸消失，導致很多後人只知道家裡有修族譜，卻未必知道自己家原本的堂號是什麼。 所以不是中原沒有堂號，而是北方後來淡化了；南方，尤其閩粵，則把它保存下來了。 4. 北方修族譜，照樣有堂號，只是你未必注意 中原、華北很多老族譜其實照樣有堂號，只是北方人更常講的是郡望、望族、家乘、世系，而不像閩南、客家那樣天天把「某某堂」掛在嘴上。 換句話說，北方不是沒有這套，而是它更多藏在譜牒文字裡；南方則把它做成公開可見的宗族標誌。 所以不是中原沒有堂號，而是中原更多把它留在紙上；福建則把它掛在門上。 打個比方： 中原像是「品牌總號」，族譜是存檔備查的底冊；福建、台灣則像是「海外分號」。 總號經營久了，歷經戰亂與改制，門上的招牌拆了，但庫房裡的底冊還在；分號為了在異地立足，反而把招牌擦得更亮、掛得更高。 久而久之，外人看見招牌都在南方，便誤以為這塊牌子是南方做的。 其實不是北方沒有，而是北方把堂號收進了族譜裡；南方把堂號掛上了牆。 北方人是把堂號當作履歷表寫在檔案裡；南方人則把堂號當作家徽紋在身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自從近年台灣有陸配開始參政以來，民進黨政府一直用《國籍法》否定陸配合法權益，進而圍繞「互不隸屬」的敘事否定兩岸關係的基礎。近日，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媒體上提及「一國兩區」，強調應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作為兩岸互動的政治基礎時，更是遭到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大量抨擊。 但矛盾的是，如果打開法務部的全國法規資料庫，你一定會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台灣並非沒有「一國兩區」的實踐，相反，它幾乎滲透在整個法律結構之中。 原來，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之外，還有至少15部法律是以「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為名制定的，這些制度設計以「大陸地區人民」為對象，細緻而龐雜，延伸出數十部行政命令與施行細則，從入境、居留、投資、就學、工作，到不動產、金融、出版審查乃至遺產繼承，無一不以「大陸地區人民」作為一個特殊法律類別來處理。 比如，《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這是陸配來台所有程序的詳細依據；《大陸地區人民赴臺灣地區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範陸生來台就學的申請與管理；《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影視作品、書籍進入台灣市場的審查機制。 這些法規有一個共同前提：大陸不是「外國」，但也不是「本國一般人民」。這正是「一國兩區」最具體的法律語言版本。 換句話說，台灣的制度早已回答了一個政治上不願明說的問題兩岸關係被放置在一種「非國與國，但也非單一法域」的灰色地帶。 然而，法律如此誠實，台灣承認兩岸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內部關係。但政治上敘事上，執政黨卻如此迂迴、逃避、扭曲，總試圖找出各種理由否認這種關係的存在或意義。 馬英九時期，這種矛盾被暫時表述為「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也就是承認模糊、維持操作空間。而民進黨執政至今，這種模糊被進一步壓縮不是透過修法（也不敢），而是透過「不承認其詮釋」。 這就導致如今的台灣一種奇特現象：兩岸往來的制度繼續運作，如一頭房間裡的大象，但兩岸關係的正當性敘事被抽空，民進黨總扭曲著身子否認身邊這頭大象。 如果這只是抽象的憲政爭論，影響或許有限。但問題在於，這種制度與敘事的分裂，會轉嫁到具體人群身上。最典型的，就是大陸人在台最大群體陸配。 在法律上，她們被視為「大陸地區人民」，適用一整套不同於外國人的規範體系；但在政治上，這套體系卻從不被承認。結果就是陸配們既不是「外國人」，無法享有外配在創業、工作上的彈性；也不是「本國人」，在身分取得、權利保障上長期受限。 比如，《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在這條法規的約束下，陸配群體在拿到身分證之前，是無法創業的；《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地區人民購買台灣不動產的條件（即著名的「345條款」來源），實際上造成了陸配沒拿身分之前即使有錢也很難在台灣置業；《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擔任職務或為成員許可辦法》：規範大陸地區人民能否在台灣的法人、團體或機構擔任特定職務。這讓很多企業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對錄用陸配的邊界不夠理解，於是傾向於不錄用陸配。 換句話說：「一國兩區」在政治上被否認，但在法律上被執行，而在生活中，陸配成為這種結構性矛盾的具體受難者。 不管是被解職的陸配村長、里長、議員、立委，還是在大罷免期間，找工作屢屢受挫的普通陸配，或者買房數年，卻因為《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而一直拿不到土地權狀的依親居留陸配。 鄭麗文與國民黨試圖重新召喚「一國兩區」，其實不只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試圖讓法律與政治重新對齊。但問題在於，當民進黨的主流認同已經變化，「一國兩區」這種語言是否仍具有政治可行性，已經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當劉世芳說「憲法沒有解釋空間」時，她真正表達的，也許不是法律判斷，而是一種政治選擇選擇不再賦予這種制度以政治意義。 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一國兩區是否存在」，而是：當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與政治敘事出現長期背離時，誰來承擔這種不一致的成本？ 在台灣，答案已經很清楚不是政黨，也不是憲法學者，而是那些被制度分類、卻無法被完整承認的人，比如陸配。而這，才是這場爭論最現實、也最沉重的部分。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TVBS YT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台灣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連三年下跌，光三年的季廣告總量，就少了兩個華視的全年廣告量。剛出爐的今年第一季主要媒體廣告量又掉了8%，不少電視台大動作變革求生存，包括組織調整，要裁員只是多或少，還有時間的問題而已。 根據一份電視台廣告量的報告顯示，今年第一季的主要電視台廣告量總量為36億元，比去年的同季39億元掉了8%，再對比前年同季45億元，則掉了9億元。三年來以季統計的廣告量少了四分之一，等於三年三個季加總就掉了兩個華視的預估年廣告量，如果統計三年總掉了的廣告量，數字更驚人。根據這份季報告，在所有的媒體中唯一逆風向上的只有台視，廣告量比前一年第一季增加了7%，其他媒體，包括東森今年一到三月剩8.5億元、三立6.9億元。本來廣告量就少的無線電視台更少，中視只有1.6億元、民視剩1.78億元。 今年首季廣告量跌最多的電視台是華視，掉20%，第一季的廣告收入不到一億元，估整年度可能收不到四億元。夾在公廣集團「民不民、公不公」的華視，20年來沒有賺過錢，是最血淋淋的例子。2000年前後華視年廣告量還曾到40億元，10年後華視廣告一年剩14億元，再過個15年的2025年，華視每年廣告收入剩4億元，只有25年前的10分之一。廣告圈說，就算再賺錢的三立，10年前它的年廣告量接近40億元，現在恐怕要上30億都有困難，難怪三立電視台董事長張榮華媒體要增資，還要去接大同公司董事長，謀求三立新出路。 業界表示，台灣有線系統電視台廣告無量下跌本來就是趨勢，都被數位媒體平台拿走了也是事實。2023年的數位廣告為610億元，傳統廣告只剩220億元，其中最大宗還是電視廣告。媒體人分析說，這些數字的變化，代表一個數位時代的滾動，擋不住的，就看哪些媒體跟得上而已。 媒體當然也會自救，前陣子台灣媒體圈與學術界共同發起，要向國際平台要求內容分潤的活動，就是其中一例。可惜媒體議價法案牽動國際平台，如臉書、谷歌、Line的利益太大，政治因素成為其中關鍵，就算是朝野立委都支持，台灣紙媒與電視媒體都聯手，但推動5年多來都只聞樓梯響，執政的民進黨始終沒有動靜。 媒體的憂慮，不但對外顯現在要比照英國、加拿大、澳洲，向國際平台爭取分潤，對內則開始縮衣節食，組織調整，最明顯的就是裁員，第一名的新聞台TVBS出手後被廣泛關心就是例子。TVBS總經理劉文硯2026年4月14日發出內部信，就已將台灣的媒體局勢講得很清楚。她明確否認公司經營權出售傳言，並強調營運穩健，並非因虧損而裁員。她在信中指出，這次結構調整約影響5%的人員，未來將投入資源強化AI賦能與多元發展，以應對媒體產業結構性挑戰。其實媒體圈都清楚，其他電視台都有在裁人，只是低調沒被報導而已，因為媒體界對自己圈內消息都有保留，否則比TVBS裁更多人的電視台、網媒也是有。而媒體圈面對的正如T台總經理所說，是「媒體產業結構性挑戰」。 資深媒體與廣告業主管則提醒媒體老闆，面對數位變局要從根本的營收架構去調整，也就是說媒體策略要改變。他舉自己曾參與的例子說，一般電視台營運收入，直接的廣告收入約佔30%，有線電視授權費收入約20%，版權收入則是15到20%，其他才是政府專案或是租金等業外收入。他說，讓電視台憂心之一的有線電視户數在掉，授權費逐漸受影響而減少。2017年有線電視户數還有526萬戶，2024年已經掉到442萬戶，整整85萬戶不見了，2025年的第二季又剩下 431萬户，家庭普及率也跌至44%。有線電視集團給電視頻道的授權費幾佔電視台收入的五分之一，這成本最低的穩定收入也正在下跌中。其次，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佔三分之一收入左右的廣告收入，這筆費用，從10多年前的媒體數位化後就跌不停了。 產業界的心得是，媒體業營運策略調整的根本做法就是不要只靠廣告，要調整收入模式，包括面對AI的生存方式，並不是裁員了事。 有些擁有新聞台的媒體早已經開始將收入面轉向政府機關，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三立與民視，它們在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就開始經營中央機關，那時候其他電視台連車尾燈都看不到。國民黨立法院團就曾明白指出，根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民進黨蔡英文執政到賴清德接任，政府媒體採購案高度集中在三立、民視。9年來，三立電視共獲得251項標案，金額高達58億元，民視標得349項採購案，金額也有41億元。不過TVBS與東森在小英執政後急起直追，它們從地方政府上下手。根據2024年一份統計資料，當年1到9個月，5家新聞台拿下最少15億元政府標案，其中三立有3.72億元、民視3.71億元、TVBS2.9億元、年代2.32億元、東森1.96億元，TVBS最特別，2.9億元有9成7都在地方政府。更早前的2021年，三立4.6億元、東森3.78億元、民視3.77億元、TVBS3.11億元。可見，全台灣獲利最高、名利雙收又有影響力的新聞台調整最快。 讓電視台高興的是今年有縣市長九合一選舉，新聞台有機會撈選舉錢。但電視台老闆憂心的是，國民黨與民眾黨早就聯手砍了中央政府的宣傳預算，這筆2、30億元預算，本來是民進黨大內宣用的，眼看著大部份已進不了電視台的口袋了。 媒體界指出，台灣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連三年下跌，三年少了二個華視全年廣告量，剛出爐的第一季主要媒體廣告量又掉了，這些數字並不驚奇。讓媒體擔心的是，降的速度比找新收入速度快，三立向外投資，TVBS裁員加組織變革，其他新聞黃金區塊電視台都在求變，但整體經營策略改變應付不及，如部份新聞台早在10年前就開始變革，但仍趕不上國際數位化趨勢的大浪滾滾襲捲！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