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飛碟聯播網YT頻道截圖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雖然有點lag,但羅大佑唐湘龍那個專訪,我覺得蠻值得深入談一下。 此一訪談還引出了Doris(閃靈團長,大港開唱的共同創辦人)出來講話,她特別發臉文,強調大港開唱已經「幾年」沒有補助了「獨立經營、自負盈虧」。 「幾年」到底是幾年? 我好奇隨手查了一下,發現至少在2024年客委會還有補助大港開唱200萬的紀錄,這還不算國營事業的品牌合作等。既然如此(n=2),話其實不該說得那麼滿。 而羅大佑的原話,其實主要也不是針對大港開唱。 這又是另一個悲哀,大家去吵一些枝微末節,真正的大問題卻讓他們輕輕躲開。(有沒有生育的事情也是) 羅大佑唐湘龍他們在談的,其實是大家整體水準降低,然後這個水準降低的原因,是因為民進黨把這種文化的國家大計,當成選舉的工具。 避免大家被網上充斥的問A答B簡單帶偏了,相關段落的逐字稿我放在後面,相當值得一讀的。 看文字稿比用聽的更能一邊思考。 照例,請各位容許我講個古。 寫這一篇的初心,是因為看到閃靈的Doris跳出來,讓我想起了2006、07年的幾件往事。 每年二二八都會舉辦中樞紀念儀式,儀式中,照例都有「受難者或遺族代表致詞」。對受難者或遺族而言,那是一年一度,能在國家元首面前說出親人遭遇、提出疑問、表達訴求的機會,每年大家都是搶破頭要爭取。 二二八跟閃靈有什麼關係? 那是因為,偏偏到了2006年,殺老師的那位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主辦中樞儀式,卻以聽取年輕人心聲為由,改由閃靈的林昶佐以「臺灣新世代」的身分致詞,完全拿掉了受難者或遺族代表致詞的例行環節。 拙著《我聞二二八》紀錄了這件事,並放到更長的歷史中去觀察它的意義。早在2004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的選舉團隊就進入二二八基金會處理與牽手護台灣等選舉造勢的協調事宜。 這種堂而皇之拿國庫全額支應的基金會的團隊配合政黨選舉動員,放在今日,那可能就成了公益侵佔,但又可能因為他們是民進黨,所以沒關係。 後來發生的事情,可能Doris也還有印象。 當年為了「UN for Taiwan」(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選舉議程,行政院動支了第二預備金,部分靠年度預算、部分轉攤他政府機關的方式,湊了好幾千萬,做短片、買廣告、辦活動、印T恤,其中就有622萬是「閃靈樂團赴美巡迴演出(2007.7.12 - 9.15),推動參與聯合國國際文宣」。 由閃靈到美國巡迴演出的方法來宣傳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否合理、有沒有效(事實證明失敗了)、是不是明知下台前的最後一撈這都先不論。這整件事後來被監察院糾正,糾正案文與調查報告網路上都查得到(099教正0005)。 監察院說得也很好,政府要推動入聯,這並不是什麼急迫的事情,可從長計議,為什麼不能好好編在年度預算接受民意的事前審查?還有,閃靈赴美宣傳等項目,為什麼由新聞局國內處來執行動支?干他們的業務屁事? 當然,這些事跟Doris沒有關係,閃靈他們只是拿錢辦事的,不用管錢怎麼來、成敗也不用她負責;但他們有另一個身分是中華民國公民,這種違反預算法的事情,她還是可以知道一下。 再後來的事情,我之前已經講過了,2007年9月,林昶佐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分進入二二八基金會當董事。將近兩年的任期間,十五次董事會只出席了一次。 林昶佐唯一出席的那一場董事會,是該屆第六次董事會,開在2008年4月24日下午四點半。董事李桐圳病故未出席,李是以受難者代表的身份當的董事。李董事桐圳在該屆的每一次董事會,維持全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相較於林董事昶佐的幾乎掛蛋的出席率,我們應該要知道,在二二八受難者與遺族間,基金會董事,那是大家搶破頭的位置,是莫大的撫慰與莫大的責任。 當年為了把林昶佐捧成焦點,排開了所有擠破頭想要致詞的受難者與遺族,你們真的在乎二二八中受苦的人,還是更在乎二二八能不能作為你們的政治工具與提款機? 現在大家批評民進黨拿國產當黨產,其實具體而微當年早就在做了。 二二八基金會也好、新聞局也好、外交部也罷,都在幹同樣的事。拿二二八基金會來說,二二八條例明定基金會的宗旨是「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這些任務是人民給他們預算的理由,但民進黨的楊振隆當執行長,偏偏就可以自己定調「二二八的意義已經昇華為台灣主權獨立」,用公帑宣傳「二二八的本土專屬性」,拿公帑印製向全世界發送的會訊、以粗鄙字眼,辱罵時任總統的馬英九,也公審願意和國民黨接觸的受難者與遺族。 喂!給你錢是要你去促進族群融合、撫慰遺族,不是給你們攻擊政敵、推動台獨哎!你要攻擊政敵、推動台獨,要民進黨自己掏錢做啊! 但民進黨就可以拿國家的錢做,而且有辦法拿得心安理得。 或許也可以這麼說,民進黨這種做法,實際上正以自己的行為,證明了當年他們口中的威權政府所為根本沒有問題。 只是同樣一件事在他們眼裡,別人做就是「恩庇侍從」,他們做就是「扶植產業」。 沈伯洋也好、Doris也好,他們面對羅大佑的批評,不約而同都拿「多元」來辯護。 我特別想引一段Doris的原話: 「如今,流行、搖滾、電音、龐克、金屬、歌廳秀、喜劇、兒歌,都在同一片港邊。而這個宇宙最重要的,是每一個走進來的人,藝人也好、觀眾也好、工作夥伴也好,都有機會在這裡「長成自己的樣子」。每一年,我們也一定會邀請原住民、客家、台語,以及多元性別的藝人。生祥樂隊的客家歌、葛西瓦的原住民吟唱,今年李竺芯和變裝皇后妮妃雅同台,這些都是大港。台灣本來就是由這麼多族群、這麼多聲音組成的,大港只是把它放上舞台。」 為什麼要引這一段?因為我總覺得,Doris似乎是誤解了「多元」的意思。 一群人可以表面上穿著不同的衣服、唱著不同的曲風、擁有不同的族群與性別身分,卻共享十分接近的價值觀與利益,形成實質上的同溫層。 而我理解的多元,是百家爭鳴的那種。 羅大佑提出批評,Doris、沈伯洋出面反駁,連同雙方各自喜歡、不喜歡聽到的話,這整個,才構成多元。 多元從來不保證大家開開心心,更不保證自己的創作與主張得到理解。以及得到補助。 「尊重差異」真正受考驗的時候,是有人唱反調的時候。「長成自己的樣子」,是否也包括長成一個不認同你、不替你鼓掌的人? 例如,長成一個統派?長成一個重視傳統價值、重視婚姻神聖性的保守派? 很多人是把這些人打成「多元的敵人」,來圓自己邏輯上的無解漏洞。 如果所謂「多元」,最後只剩彼此欣賞、互相肯定、互相守護,那這份圈內的和樂的確值得珍惜,但和「同溫層」、「花花轎子人抬人」,其實難以做實質上的區別。 甚至和「反對多元」,都難以區別。 特別是當這樣主張的人,掌握權力的時候,把同溫層當成公共世界的邊界,還自以為「我可是多元」,那才是問題。 私人交往可以選擇同好,音樂會也可以有自己的風格,但當你開始決定誰代表臺灣文化、誰值得國家扶植「成為台灣該有的樣子」、公共資源應該分配給誰,問題就不只是你喜歡和什麼人一起玩了。 如果只有認同你和你認同的人,才有資格「長成自己的樣子」,那麼這種多元的邊界,哪怕你講得再天花亂墜,其實就是你的同溫層的邊界。 而那種真正能和你組成「多元」的人,則變成了「其餘人」、「雜質」。 我們可以回到羅大佑了。 其實羅大佑講的事情,不是什麼大港開唱水準高不高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水準降低的問題。 相關段落的逐字稿我放在文末,我讀起來,羅大佑要說的,是:我們怎麼可以只有這樣?我們這樣就覺得很厲害了?我們要和韓國、和世界一流的音樂產業碰撞競爭啊!我們要寫出傳唱二十年以上的歌詞啊!不要眼睛只看著政府補助,那個只是為了選舉啊! 我在聽這段專訪時,腦袋裡第一個蹦出來的,竟是拙著《究竟二二八》中提到的一則史料。 那是在光復初期,臺大校長羅宗洛和其他台籍教授之間的一段爭論。 光復了,日本籍的教授怎麼處理?羅宗洛認為學術是不分國界的,好的研究者應該留下,避免台大的學術水準降低。 但台籍教授反對:「寧可降低水準,也決不留日籍教授」 我當初看到這則史料是非常震撼的,特別在書中紀錄了這一則談話。 很多很多年以後,李敖在他的節目中、在面對台文與中文的問題上,也做出了類似的評論,李敖認為,我們(台灣)沒有時間等台文長大、慢慢長出好作品。 或許這些年,我們就是處於只能閉嘴等待某些人長大的過程吧。 這其實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該撕下自己的一部分,把已經建立好的東西推倒重練、等待新的東西慢慢長出來,整體的水準降低也在所不惜?還是就該抱著已經累積的東西繼續走下去?若要折衷,如何拿捏? 但看著陳慕義在那邊叫囂,說「在別人的地方講話客氣一點,這裡是台灣,這裡不是你的家」。 心裡想著,還要忍受這些人多久。 〈羅大佑、唐湘龍訪談逐字(節錄)〉 羅大佑:老實說,選舉對我來說倒是其次,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性格的改變,是很嚴重的事情。 唐湘龍:性格的改變? 羅大佑:性格的改變剛剛我講的不要臉的那個事情,像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文化部長,文化部長,小野嘛。大家都很熟,好朋友嘛。我就覺得說「哎,小野,你要晚節不保了哎!」 唐湘龍:很早就不保了好不好(笑)。 羅大佑:文化人最忌諱這個嘛。在我們那個年代因為小野出道跟我差不多時間,70年的時候,我77年〈閃亮的日子〉,跟念真吳念真,我們那時候寫幾首歌、寫幾本書、寫幾個劇本,怎麼敢講自己是「文化人」呢?「文化人」起碼二十年、三十年你專業的薰陶以後,你跟各種其他的因素、行業、社會現象結合在一起以後,你才能叫「文化人」。現在寫一兩本書、拍一兩個紀錄片,就可以叫文化人這個就是不・要・臉你就是專業、你就是創作而已嘛,你憑什麼講自己是文化人?上千個哎!我一看,這個兩本書、這個一本書、這個一個紀錄片,這個叫文化人啊?民進黨已經把臺灣的文化門檻降低很多,而且⋯⋯所以我說,文化水準降低的最後,就是民族性的一個墮落。文化人要求是很高的,你起碼要三十年、四十年在行業上面。今天羅大佑在圈子裡面就五十年,我勉強稱得上是文化人。湘龍在他這個media、journalist上面,也幾十年。 唐湘龍:四十年(笑),我都不敢(稱文化人)⋯⋯ 羅大佑:可以算的嘛!三年五年你好意思叫自己是文化人?就為了拿個輔助金、輔導金?這個就是不要臉嘛。整體創作人的水準降低,跟這種臉皮不要、就是整個民族水準的降低。我們的好朋友馬世芳,怎麼會變成這麼綠的呢?為了要一口飯吃嗎?欸,馬芳你不是這樣的人哎。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唐湘龍:我當然知道有很多人其實⋯⋯當然,有時候「相濡以沫」,那個圈子現在「錢從哪裡來」大家都知道嘛。 羅大佑:就為了錢嗎!?在以前的時代,在國民黨的時代還有校園民歌啊。現在,所有的演出,在高雄,你看,大的場子、漂亮的場子,都是韓國人的,自己的場子、自己人,到小港去大港開唱。什麼玩意嘛!我們那個年代,台灣的音樂不會比韓國差的!民進黨執政,就是整個水準降低你知不知道?有什麼對的歌、好的歌,唱出來聽聽啊?有什麼歌詞留下來二十年?沒有嘛。整個水準在降低。所以我覺得不是選舉的問題,是為了選舉,那些人,把整個水準降那麼低,然後讓他們convince(改變對他人的心態、想法或認知)那些人,進到綠營的投票圈裡面去。我說藍營這些人,你們外省人,國民黨你們這些外圍的、這些本土的,再不覺醒的話,他們一路會殺到底的,跟毛澤東「反右」一樣殺到底,一路會被踩成「賤民」。一路一路,兩年一次,就是期中選舉⋯⋯中間嘛、總統選舉,一路會被踩成賤民。真的,這些人不會停,賴・清・德・不・會・停・的。不・會・停・的。 唐湘龍:是啊。 羅大佑:以上言論不代表飛碟廣播電台的。 唐湘龍:沒有沒有,我背書。我背書。 羅大佑:你「不副署」就行了(笑)。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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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百度百科 【論壇禾流專欄】因收到訪問學者邀請,筆者上學年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度過一段充實而緊湊的日子。除了未名湖的波光、博雅塔的倒影,以及圖書館前盛開的海棠,也有一些意外插曲。 某日中午,我在家園食堂端著餐盤找座位,突然聽見鄰桌學生抱怨:「我們教授上課可囉嗦了,唧唧歪歪的,講半天也不下課。」一旁女生隨即附和:「可不是嘛,動不動就拖堂。」我不禁停下腳步,在臺灣,「唧唧歪歪」通常帶有嫌人囉嗦、不乾脆的負面意味,但這些北大學生雖是抱怨,語氣卻透著幾分熟稔親暱,彷彿在數落自家嘮叨的長輩。同一個詞,隔了一道海峽,竟有了不同的溫度。 好奇之下我問他們,知不知道這是臺灣用語?大家紛紛搖頭,只說唸起來輕快好聽,連老師也常講。其實,大陸流行的臺灣用語還真不少,從大咖、吐槽、龜毛、抓狂、抓包、躺平、傻眼、小確幸、很機車,到碎碎念、來喬一下、拿香跟拜、事情大條了,都是我親身聽過的用法。甚至在廈門市人民政府,還看過「愛拚才會贏」的標語。對岸民眾未必知道這些詞來自臺灣,但用得自在、用得開心,不也挺好? 反觀臺灣,網路社群也早已充斥不少大陸流行語,例如網紅、吃貨、打臉、閨蜜、學霸、破防、社死、小鮮肉、高富帥、老司機、内卷、情緒價值、顏值擔當等。有些人卻將這種語言交流視為文化霸權入侵,擔心影響下一代,甚至上綱到中共統戰,將大陸用語貶稱為「支語」,網路上還出現專門糾正人家的「支語警察」。 其實大可不必如此緊張。語言流行往往是自然而然的文化現象,不是靠槍桿子、師長教誨或政府命令就能強迫形成。成千上萬的大陸用語,真正能在臺灣流傳的終究只有少數,正如淘金一般,經過使用者反覆篩選,留下的自然是好用、好懂、好傳播的詞彙。而且流行語也有賞味期限,過時了自然淘汰。如今還有多少人掛在嘴邊說「藍瘦香菇」(難受想哭)?又有多少人還想跳「科目三」? 更何況,大陸用語早已進入臺灣公共生活。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就常用「接地氣」形容政策貼近民意;力挺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的小水滴則期待聲勢「破圈」,匯聚成大洋流,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陸流行語。國人應該還是會接受他們的遣詞用字,而不會無聊到當成是「中共同路人」吧!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日前也表示,兩岸語言相同、詞彙互通本來不足為奇(例如英文與美語的字彙差異)。他自己是不會使用帶有歧視或貶義意味的「支語」,而且因為工作常看大陸資料,有時也會不自知地使用大陸用語,例如講「出台」政策而非台灣常用的「發布」。但如果雙方關係不好、一方不斷欺負另一方,語言的使用就會變成敏感問題。 對此,筆者認同一半。面對兩岸實力不對等與政治壓力,臺灣當然需要保持警覺;但真正值得關切的,不是自己用了多少大陸用語,而是有沒有足夠的文化底蘊去消化、轉化這些外來詞彙;甚至更進一步發揮軟實力,讓更多臺灣用語也能「反攻大陸」,風靡對岸。 友人旅台日本資深媒體人本田善彥曾在著作中觀察,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二、三十年間,電視台反而一窩蜂製作「日本好棒棒」的節目,藉由少數外國人的讚美與過往榮光,安慰國民的失落感。反倒是在經濟蓬勃發展的1960至1980年代,日本社會更願意接納外來觀念與批判性言論,甚至連批評日本的韓國著作,也能在知識界受到重視。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臺灣社會這幾年的氛圍和生態不也近乎如此?開放與國力往往相互呼應,國民愈有自信,愈能包容不同聲音與文化。臺灣人自許具有海洋精神,珍視多元價值,難道面對區區幾十個大陸流行語,就要如臨大敵、懷憂喪志?大陸人使用臺灣用語可以非常自在,而臺灣人使用大陸用語卻必須如此糾結,這又是什麼道理?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競選廣告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十一月十七日,賴瑞隆推出壓軸競選廣告,陳菊以當年爭取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歷史影像出現;至於她是否親赴選前之夜,目前仍屬傳聞。歷史畫面的運用,不等於拿病況催票,這條事實界線必須先說清楚,批判才不會變成另一種情緒操作。 然而,這則消息仍讓人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仍在休養的陳菊,有一天出現在高雄市民面前,台下有人紅了眼眶,那份感動,應該由誰來解釋,又可以被拿來交換什麼? 市民不捨熟悉的「花媽」遭受病痛,懷念她走過的民主歲月,都是人之常情。陳菊今年因健康因素請辭監察院長,二月一日生效;她的康復值得祝福,個人意願與尊嚴也應受到尊重。 但慰問病人是一回事,選擇市長是另一回事。市民可以為陳菊落淚,卻沒有義務讓任何候選人替這滴眼淚指定投票方向。 陳菊若基於自主意願、在健康狀況允許下表達政治支持,那是她的權利。不能因為她生病,就否認她仍有政治意志;同樣不能因為她支持誰,就要求市民把對她的感情,連同選票一起移交。 賴瑞隆的新廣告串聯謝長廷、陳菊與陳其邁的施政,訴求市政接力,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競選選擇。但三十秒能剪接二十年的建設,剪接不出下一任市長的治理能力。前輩的政績可以介紹,不能自動轉帳成後輩的本事;市民對前任的肯定,也不是指定接班人的兌換券。 廣告強調「只有接力,才有未來」,這句話尤其值得推敲。政策需要延續,民主也保留換人的權利。城市建設由納稅人出資、公務體系執行,無數市民共同參與,不能最後都登記在某個政黨名下,再由政黨宣布下一位繼承人。接力棒可以交給同志,市長印信卻必須由選民決定。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政治團隊若把不捨加工成虧欠,把懷念包裝成投票義務,讓選民彷彿不支持指定人選,就是辜負前輩。走到這一步,致敬便成了催收,市民的善良則被當成一筆選前可以提領的政治存款。 倘若未來真有站台,更應避免讓病容、輪椅與復健中的身體,蓋過候選人應該回答的問題。交通安全如何改善?土地管理如何落實?長照人力從哪裡來?青年如何獲得足以安居的薪資?這些答案,不能請陳菊代答,也不能靠全場喊她一聲「花媽」就算交卷。 掌聲再響,危險路口不會自行改善;眼淚再多,照顧者肩上的重擔也不會因此減輕。候選人若要繼承光榮,就必須接受對治理成績與不足的完整檢驗,不能只認領歷史照片裡的掌聲,卻把現實生活中的追問留在畫面之外。 這條界線同樣約束在野者。沒有證據,就不應指控陳菊被迫站台,更不能嘲弄病況。拿病痛催票與拿病痛攻擊,都把一個人的尊嚴降成了選戰工具。 高雄人可以懷念陳菊,也可以對下一任市長提出不同選擇。感念過去,不必預支未來;祝福一位前輩,也不等於替她支持的人免試授權。 我們可以為陳菊紅了眼眶,卻不能閉上檢驗市政的眼睛。病者需要關懷,候選人必須受檢驗;至於選票,沒有任何人有權憑一場感動代為簽收!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合成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深圳的紅地毯即將迎接三位世界強人,也迎接三份難看的內政帳單。習近平面對消費疲弱,普丁背負戰爭消耗,川普則得收拾期中選舉敗北的殘局。 十一月十九日三人在APEC場邊同桌,台面上談世界和平,桌底下各有必須算清的利益。三強都想解套,誰的安全會被列入成本? 「兩層賽局」指出,領袖對外談判,也得對內交代。對外讓步若被國內算成認輸,協議就可能落空。加上地緣政治,深圳更是一場三角競逐:各方既想減輕自身壓力,也要避免另外兩方靠近,使自己失去議價位置。需要合作,不代表願意替對方解圍。 北京的難題,先得說準。十月消費品零售年增僅○.四%,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仍增四.八%。生產沒有停擺,消費卻顯疲態。經貿降溫有助穩定出口與投資。就地緣利益推演,中國也看重俄國提供的能源、陸上安全,以及分散美國戰略注意力的作用。俄美靠近,可能減少北京對莫斯科的影響力;承擔過多戰爭外溢成本,同樣傷及自身利益。合作有價值,代價也有上限。 普丁則要同時處理戰爭成本與對中依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指出,俄國在貿易、金融與相關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賴加深。對美接觸,因而可能成為莫斯科增加選擇的工具。然而,依賴越深,轉向的代價也越高。把一次握手看成俄國準備背棄中國,未免把外交想成換桌吃飯。 川普的算盤也不能只看笑容。民主黨將掌握兩院,新國會明年一月三日就任,涉及立法、預算的承諾將受牽制。若華府想藉俄美緩和減少兩面承壓,甚至牽制中國,就得提出足以抵銷俄國失去中國支持的條件。但拿歐洲安全壓價,可能傷害盟友信任;給不出可靠回報,「聯俄制中」便只剩標語。川普可以說國會不准他讓,對手也能反問:你的支票,國會肯兌現嗎? 核軍控更暴露三方利益的不對稱。美方希望把大陸納入談判,北京則主張美俄先削減龐大核武庫。大家都說要和平,爭的卻是誰先受約束、誰保留較多力量。坐在同一張桌子,不表示願意接受同一把尺。 這場三角賽局的關鍵,是合作能否比持續對抗更划算。美俄靠近,可能增加北京的警覺;中俄合作深化,也可能提高美國的拉攏成本。歐洲戰場、印太安全與科技供應鏈,因此可能被放進同一套議價盤算;但議題可以連結,讓步未必能等價交換。關稅能調,安全承諾一旦折價,信任未必補得回來。沒有誰能靠一場峰會,就把另外兩國的長期利益重新編排。 「重複賽局」則要求把承諾拆成可履行、可查核的步驟。共同聲明可以一夜寫成,信任不能靠合照量產。先交換有限讓步,再驗證對方是否照辦,才有繼續合作的基礎。 世界需要談判,但和平若只供領袖兌換聲望,代價卻由別人承擔,紅地毯再長,也遮不住帳單。深圳散場後,要問的仍是:當三個人都宣布贏了,誰輸在他們的勝利裡?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英偉達微博官網 【聚論壇王其專欄】AI教父黃仁勳涉及桃色風暴並且辭去輝達的職務,成全球新聞焦點,台灣媒體也跟進報導、分析、討論,甚或捕風捉影影射。有媒體人提醒,縱或有桃色糾紛,或是共諜疑慮,但不要忘了黃仁勳對台灣AI產業的貢獻,和努力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的點滴,台灣媒體對這位國際級的台灣之子報導分寸得拿捏好,不應隨外媒起舞。 輝達是全球人工智慧AI運算的骨幹,市值約4兆美元;但對台灣人來說,黃仁勳從來不只是一家美國科技公司的CEO。這位從從台灣走出來的孩子,花了33年,熬過幾次幾乎要公司倒閉的危機,才穿著黑皮衣,站上全球科技舞台的中央,穿梭在國際科技與政治圈,並且不斷回台灣吃路邊攤,幫台灣的市井小民搶攻國際媒體版面,形塑台灣的形象。台灣的股市不斷創新高,超過40000點,政府超收股市的稅收後普發現金,這些股市紅利來自台積電等科技業的貢獻,輝達更是功不可沒。台灣人不該感激台灣之子黃仁勳嗎? 今年3月,黃仁勳上 Lex Fridman 的節目,談到台積電時說:合作30年,生意做到幾百億、上千億美元,「我們沒有合約」。說完他補了一句:「Thats pretty great.」。他把這件事當成優點,互相信任,不用逐條談判。這種關係很珍貴,但它是兩個組織、兩組人花了30年磨出來的,不存在任何一份雙方文件上。 出身台灣的CEO,還是用這樣的台灣信任方式與台灣最有影響力企業在打交道。 《中國時報》上星期六的報導標題說,「黃仁勳辦公室只放台灣糖果 一票人看哭:台人最不該落井下石」。那是因為有人臉書發文聲援,分享一段輝達員工透露的辦公室小故事,黃仁勳桌上的木製盤子只擺放台灣糖果,讓人感動,直言「他的離職對台灣來說是重傷,我們應該給他更多溫暖」。 《聯合報》上星期的社論有一段話說:「黃仁勳對妻子不忠,損及自身和企業形象,他難辭其咎;但他是否出賣了輝達和美國AI科技的利益,則仍有待調查。對台灣而言,自不必見獵心喜,看到外媒指黃樂是中國間諜,就急著拿來炒作抗中,那就太過淺薄。畢竟,台灣半導體產業與輝達的關係千絲萬縷,黃仁勳若垮台,相關產業不會受到重挫嗎」?《聯合報》這正是最中肯的聲音。 但,台灣還有媒體標題聳動:「讓人早就不愛了?黃仁勳擁Lori跳舞片瘋傳 全程避看妻眾嘆:滿是敷衍」、「早就不愛了?黃仁勳夫婦共舞影片被翻 冷淡動作洩外遇端倪」、 「揭穿黃仁勳雙面人設!傳記作者曝他私下暴君真面目:狂飆高層1小時 」、「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外電報導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推測,或是片面解讀,但有台灣媒體為了網路流量而大量引述。 不只有些媒體只有看外媒或自己在台灣拍到的照片說故事,再用標題大酸黃仁勳,連台灣政治界、科技業和企業人士,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針對黃仁勳發出聲援聲音。是11月28日要選舉投票,時機太敏感了?或是不敢介入中美的科技戰爭?或是不想得罪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黃仁勳花了33年建立運算帝國,深信規則、技術實力與商業契約。但權力遊戲中有一個殘酷的真相,沒有政治保護傘的頂級戰略科技與財富,可能成為被瓜分的籌碼。黃仁勳私人關係引發的信任危機,延伸到國家安全調查、美中科技競爭與華府政治角力,內含川普的個人外交,這場國際政治與未來科技大戰,仍在往上燒中。 先看NVIDIA兩大重量級機構股東正式聯名致信給董事會。信中講得很白: 「面對近期的動盪,董事會千萬不要病急亂投醫、倉促找人取代黃仁勳。在所有事實水落石出前,必須保留所有選項,包含讓黃仁勳重返執行長大位」。有人說,看到這兩位大股東聯手信,總覺得有一種強烈的 OpenAI 既視感,它的執行長被開除5天後又回去了。 黃仁勳宣布辭職當天,川普在自己的社群平台發文,稱讚黃仁勳「做得非常出色」,並點名蘋果的庫克是接任輝達執行長的唯一人選。 科技媒體 TechCrunch報導,線上連署「Stand with Jensen」截至美西時間14日下午已經超過11.5 萬人。網站顯示,簽署者包括 5965 名輝達現任員工、1108 名前員工和 6萬3063名股東,訴求是「Jensen 應該得到正當程序,而不是暴民審判」。這其中包括第一時間聲援他的馬斯克。 台灣媒體應該深入分析追蹤,黃仁勳希望美國技術持續參與中國市場,有何商業邏輯?是否因為美國企業若完全退出,中國可能加速發展替代技術,美國也可能失去市場影響力?但對美國國安體系來說,先進AI晶片可能影響軍事、情報與未來國力? 有人形容,同一顆晶片,在企業家眼中是產品,在國安官員眼中,卻可能是戰略武器;甚至,美國政府自己,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白宮考慮產業投資與外交談判,商務部門要考慮出口管制,情報機構則擔心技術流失,國會議員還要回應選民與它自己的政黨立場;黃仁勳面對的,不只是一個美國政府,而是許多彼此制衡、互相衝突的權力中心。有媒體形容,這位台灣人先成為一個創造市場的人,現在反成了「被政治權力重新定價」的人,這是巨大的反差。這才是台灣媒體最應該告訴台灣人的故事。 黃仁勳花了33年,告訴全球如何相信AI的未來。如今,這位台灣之子卻必須面對一個比AI更難預測的世界,並且連AI都算不出答案。 對台灣而言,黃仁勳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國際媒體有立場,也有種族態度,甚至也參雜政黨因素,所以有些報導充滿偏見或有不實。一位媒體人提醒,台灣媒體在藍綠白選舉中充滿政治立場,碰到黃仁勳怎麼就沒有台灣人立場?新聞內容來自外電,可以保持中立,並忠於事實,但言論與分析應有台灣自己的立場,這才是台灣媒體該守住的原則。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沈伯洋候選人官方網站 【論壇禾流專欄】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把政治認同當作可以辯論、可以修正、可以用選票替換的選項。政黨競爭再激烈,對手仍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裡的競爭者,而非必須被消滅的異端。傳統民主政治中,政黨競爭主要圍繞政策理念、施政績效與公共利益展開,選民根據經濟情勢、社會需求及候選人的政見,決定支持誰、反對誰。 選舉成為純淨與雜雜質的鬥爭 然而,民進黨近年的執政軌跡,恰恰在系統性地拆毀這條界線:它把「臺灣認同」從一個政治立場,升格為一套不可質疑的信仰體系;把選舉從政策競爭,改造成一場區分「純淨」與「雜質」的信仰征戰。當政治認同被信仰化,臺灣內部便不再是民主競爭,而是一場沒有停戰機制的「民主內戰」。 所謂「基本盤信仰化」,是指政黨支持者不再只是基於政策認同或施政表現而支持某個政黨,而是逐漸將政黨、政治領袖與自身的身分認同、價值信念,甚至情感歸屬緊密結合。對他們而言,支持政黨不再只是一種政治選擇,而成為一種身分表態;所認同的政黨受到批評,彷彿就是個人受到攻擊;對於政治立場歧異者,則將其視為價值觀念、道德立場乃至對臺不忠誠的表徵。 當政治從理念競爭轉變為身分認同的捍衛,民主社會的競爭規則與公共討論便會產生深刻變化。這次選舉中,綠營側翼展現的政治霸凌變本加厲,他們動輒出征,不但對手陣營的候選人備受征討,連一些客觀就事論事的學者專家也飽受非理性聲討。這正是「基本盤信仰化」的惡質行為:政治不再是說服與被說服,而是表態與清算。 這種現象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政治、社會、媒體與心理結構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綠營支持者逐漸將群體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並將政治選擇視為保護自身群體利益與價值的方式。 敵對陣營施加狂暴的征討行動 接收訊息主要來源的社群平臺,其演算法越來越讓使用者持續接觸符合既有立場的資訊,強化原有認知;具有衝突性、煽動性及情緒張力的內容,則被如痴如狂地接收。久而久之,許多人不僅不接收不同的政治資訊,也可能生活在與一般民眾隔絕的認知世界中:對自己陣營的錯誤訊息完全寬容,對敵對陣營則採取嚴格的檢視標準與狂暴的征討行動。 對民進黨而言,動員既有支持者比說服立場不同的選民更直接。當政治人物不斷強調對手執政將帶來災難,或將不同意見者描繪成國家與社會的威脅,其支持者便容易產生危機感。政治競爭因此逐漸從「誰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轉變為「如何阻止對方取得權力」。 教育程度、居住區域、職業、宗教及文化背景等因素,遂與政黨認同逐漸結合;政治立場不再只是對公共政策的不同看法,而成為個人社會身分的一部分。當朋友、家庭、職場乃至媒體來源都呈現政治同質化,支持者的行動便更容易走向狂暴。 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文化參照座標 這場「內戰」的基礎工程,首先鋪設在教育與文化領域。民進黨當局長期在課綱中推動「去中國化」,將臺灣史從中國史脈絡中剝離,改以「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學,後又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高中國文文言文從六十篇大幅刪減至十五篇。其結果不是培養出更具本土意識的公民,而是製造出歷史認知斷裂的世代:有學生把「桃園三結義」理解為在桃園市結盟,不知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甚至對南京大屠殺茫然無知。 當一個社會的年輕世代被系統性地剝奪共同的文化參照座標,政治認同便不再有對話的語言基礎,只剩下「我們」與「他們」的敵我劃分。這正是信仰征戰的第一道工序:先讓對手失去可以被理解的歷史面孔。 緊接著上場的,是輿論與司法兩把刀。民進黨掌握中央行政與司法權力後,網路出征、側翼霸凌與司法追殺形成一套組合拳。臺中市長盧秀燕曾公開批評,民進黨「透過網路出征、霸凌羞辱及司法迫害等方式對付異己」,連民眾打卡按讚都可能遭到霸凌,如今更將手伸向司法,追殺持不同意見者。當司法檢調被質疑選擇性辦案,當網路圍剿讓非綠與中間選民不敢表態,民主社會本應具備的多元表達空間便被壓縮為單一聲道。有學者觀察到的「沉默螺旋」,背後正是「被查水表」的政治恐懼。民眾因擔心被貼標籤、被孤立、被舉報而選擇沉默,真實民意只能隱藏在匿名選票之中。 而驅動這場征戰的核心引擎,是「抗中保臺」這套信仰話語。每逢選舉,民進黨便慣性操作「亡國感」,將兩岸議題化約為敵我動員,把在野黨貼上「親共」「急統」標籤,再以戰爭恐懼加固支持者的危機意識。 抗中保臺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 問題在於,這套話語一旦成為選舉的萬用鑰匙,政治競爭就不再關乎治理績效、經濟分配或社會福利,而關乎「誰更忠誠」。賴清德在「大罷免」期間拋出的「雜質說」,正是這種信仰邏輯的極致表現。異議者不是政策上的對手,而是需要被清除的雜質。 然而,中間選民對這種仇恨動員並不買帳。親綠民調顯示,賴清德在中間選民中的不贊同度高達五成五;「大罷免」以三十二比零完封,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投下不同意票者中,不乏淺綠甚至深綠背景的年輕人,他們直言「抗中保臺」已走向民粹,有不同意見就會被貼標籤的氛圍令人不安。信仰征戰或許能鞏固基本盤,卻正在把愈來愈多的中間選民推向對立面。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政治對立由政策分歧轉為情感敵視,形成「情感極化」:不僅支持自己的政黨,更對其他政黨及其支持者產生厭惡、不信任甚至道德上的否定。塑造民意不擇手段的綠色政黨,早已陷入基本盤依賴。 當支持者已高度忠誠,政黨便可能降低爭取中間選民的誘因,轉而透過更強烈的立場、口號與情緒訴求維持基本盤。獨立判斷的選擇能力不再是民主政治自我修正的重要力量,淪為政治信仰的公共論壇便不復存在。這場「民主內戰」的代價,最終由整個臺灣社會承擔。 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的報告顯示,臺灣「司法獨立」評分從「高績效」落入「中等績效」;美國自由之家也將臺灣自由度評分下調,指出值得警惕的倒退訊號。更深的傷害在於社會信任的瓦解:不同陣營的民眾生活在高度割裂的同溫層中,一切政策討論都難以在理性氛圍下展開。 民主制度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當政治認同變成信仰,妥協就被視為背叛,對話就被當成通敵,民主制度用以吸納衝突、調和利益的機制,便被信仰的絕對性一點一點侵蝕。 「基本盤信仰化」最大的危機,在於政治支持從有條件的認同變成無條件的效忠,從政策選擇變成身分歸屬,從競爭對手變成必須排斥的敵人。當政黨只在乎鞏固基本盤,選民只在乎自己的陣營勝敗,政治便失去解決公共問題與就事論事討論的能力。 民進黨或許在這場內戰中贏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選舉動員,但它正在輸掉的,是臺灣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繼續存續的黏合劑。 政黨可以有堅定的信念,但不能要求人民把政黨當成信仰;選民可以有鮮明的立場,但不能把政治對手視為敵人。 唯有如此,民主政治才有機會擺脫基本盤信仰化的束縛,重新回到理性競爭、政策辯論與公共利益的軌道。把政治認同搞成信仰征戰,最終不會帶來團結,只會留下一道道難以癒合的裂痕。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飛碟聯播網YT頻道截圖 【論壇禾流專欄】羅大佑在廣播節目受訪時,針對政府、執政黨、拿補助的文化人,甚至整個臺灣的政治文化,砲聲隆隆強烈批評,立場鮮明且用詞辛辣。剎時捲起千堆雪,正反各種意見風起雲湧,在選戰期間幾乎讓網路爆炸。原本窩在沉默螺旋裡的「非綠」民眾,更是覺得終於可以抬頭挺胸貼文留言去與一向兇狠的青鳥大戰一番,好好吐了一口悶氣。 然而,為什麼羅大佑的地圖炮會成為稀有聲音?這才真是奇怪的事。臺灣人從羅大佑的歌崛起(戒嚴晚期),看著解嚴、組黨解禁、媒體開放,加上野百合、紅衫軍、太陽花、同婚等街頭運動一路走來,不是應該很習慣「人民痛罵政府」嗎?羅大佑很嗆,嗆得過當年的李敖嗎?其實連戒嚴前後的龍應台,有時都寫得比這個辣啊。更別說廢除刑法一百條抗爭、百萬人民倒扁、對馬英九丟鞋,還有因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遲遲不推同婚法案而痛罵她的同運(按:不容青史盡成灰,同志平權運動在2016年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嚴厲批判蔡英文騙票的;絕不像現在某些人簡直把蔡英文捧為彩虹母親那樣疼愛),哪個人的「嗆度」會低於羅大佑? 照理說,臺灣人應該已經習慣「嗆聲有權者」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為什麼今日聽到羅大佑一席隨口地圖炮,會讓人這樣驚訝(或驚喜)? 因為近五、六年來,「批判執政黨」的聲音,漸漸成為少數、弱勢,甚至禁忌。尤其在賴政府時期,罵在野黨才是風潮,批評執政黨反而是忌諱。就算批評,也是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地抓一、兩個錯誤來說說。幾乎沒人像羅大佑這樣,直接罵政府高官與文化人「不要臉」、「就是條狗」、「被管理的人怕你們,這就是你們墮落」辛辣之至。但想想,當年在馬英九執政時,這樣罵他的人少了嗎?回想陳水扁、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不也有這種罵總統的聲音嗎?只是在這幾年,整個風向變了,羅大佑的話才令人覺得好新鮮好解氣。而光是這個改變,就足以讓人擔心臺灣民主的扭曲。 你或許會好奇,政府雖然偶爾有查水表之事,但整體來說真的因為言論而被逮捕拘禁處罰的人還是極少數,為什麼民主化超過三十年的臺灣,會突然變得歌功頌德之聲漫天蓋地,批判之聲反而會招來炎上出征呢?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當以往最常見的批評者,現在都眼巴巴地期待政府發錢照顧,那發聲批評勢必會猶豫再三。甚至許多人拿錢拿多了拿久了,會覺得跟政府(本來應該是受批判的對象)好像生命共同體,相濡以沫,你儂我儂,做得再爛也罵不出口,那乾脆就讓政府覺得我是好朋友,努力罵在野黨吧。知識界、媒體界、藝文界,在政治上淪為「專罵罵政府的人」。 政府靠發錢(補助、獎勵、標案)來影響言論市場,這的確是個麻煩,而許多民主國家也正在關心這個問題。美國諸多名校大學在川普第二任總統期間,因為政府扣住或停發各種補助,驚惶失措,紛紛求饒沒有川普,都還不知道原來大學這麼「依賴」政府的錢。在此之後,大學與大學教授「公開唱反調」的聲量也就降低了。 不過像臺灣搞得這麼嚴重,文人雅士、社運團體、學術組織簡直成一言堂的情況,在民主國家還真少。這些團體或人士,對於政治社會議題,要嘛閉嘴不說話,要嘛就是明顯選邊站在執政黨這一方。偏偏在言論市場上,這些人就是議題設定者。所以當他們有了立場,網路上也就很難找到罵政府的聲音了。 在大學方面,由於有憲法保障的大學自治,政府的介入並不直接。但由於大學財源難覓,極度依賴政府裁量性的補助獎勵,而「跟著領導走」好像比較容易得到經費補助;公然逆鱗當今,成為不受歡迎的小眾。而廣電報紙媒體,在今日媒體匯流時代,個個為存活而掙扎,政府與執政黨的標案成為重要財源。這也使得原先自詡為「第四權」與政治分庭抗禮的媒體,淪為看天吃飯的社福受益人,哪裡還能毫無顧忌痛罵當今? 至於藝文界,就更悲哀了。最該有文人傲氣,以自己的作品風靡閱聽者的人,卻念茲在茲「下一個申請案」要怎麼寫,或是「怎樣能得獎」。在這樣的結構下,藝文界哪還會有創造力,或是怎能打出市場呢?當他們發現,順著政府鼓勵的方向,同時關係打好,至少可以靠補助款存活,那怎會好意思去罵自己的衣食父母? 會弄成這樣仰人鼻息,也不都怪「文化人」,它也有兩個結構因素:一是臺灣的市場太小,如果沒能擴展出去爭取全華人市場,那藝文圈的確不容易過好日子;二是民進黨政府很大力直接補助,又很敢引導,因此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受補助者自然學會「看眼色」。要解決這樣的結構困境,有許多制度面與政治面的問題需要處理,本文無法贅述。但我們可以看到,為何羅大佑可以大聲說話? 因為他當年出道時不靠政府補助,現在更不靠政府豢養。羅大佑一個人在華語音樂界的地位與影響力,就足以名留青史、生活富裕。這種大師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最好證明。被他罵了的「文化人」,如果嚮往羅大佑的境界和氣魄,或是喜歡陶淵明的氣節,那就該想想怎樣擺脫領補助的日子;反之,若是早已氣短,就覺得靠納稅人養也不錯,那被大師罵幾句就逆來順受甘之如飴吧,反正你又不靠羅大佑吃飯。為衣食父母挨罵,還是個勳章呢。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輝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黃仁勳與黃樂的關系,引發了一個大眾熟悉的間諜敘事一個年輕、漂亮、訓練有素的中國女性,奉命接近一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外國男性,通過親密關系,逐步取得對方的信任,最終獲取情報。 這種故事並不陌生,影視作品比比皆是:女性利用美貌和性吸引力接近目標,似乎已經成為大眾理解情報工作的一個固定模板。桃色想象,加上驚險的諜戰劇情,對普通人的吸引力巨大。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現實中:一個專業的情報機構,真的會把利用身體和感情作為女性情報人員的標准訓練項目嗎?如果一段關系需要維持幾年、十幾年,甚至發展到婚姻,情報機構又如何保證執行任務的人不會真的愛上目標?甚至反過來成為雙面間諜? 畢竟,情報人員不是沒有感情的機器。要求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把愛情當作工具,持續多年進行表演,這其實是一件充滿巨大風險的事情。畢竟,在伴侶和孩子面前,立場和忠誠似乎不再固若金湯。 所以,或許我們對所謂「美人計」的理解,需要重新審視。 首先,美人計存在嗎?確實存在,但它並不是情報工作的全部,也不是目的。 利用性吸引力和親密關系獲取情報,確實是世界各國情報史上存在的手段,而且並非中國獨有。 蘇聯克格勃的確曾利用女性情報人員接近外國外交官、軍事人員和政商界人士。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燕子」(Swallows)來描述這類女性行動人員。這個詞現在也經常被很多批評中國者濫用,來指代那些被懷疑背景有問題的中國女性。 但情報人員也有男性,冷戰時期,東德國家安全部曾經發展過一套相當有代表性的行動方式,後來被稱為「羅密歐間諜」(Romeo Spies)。東德情報人員會派遣男性特工接近西德政府部門、外交機構和其他重要單位中掌握機密的女性工作人員。他們可能以普通社交關系為起點,逐漸發展成戀愛關系,甚至求婚、結婚。 這些人往往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情報人員直接索取文件,而是在長期的親密關系中,逐漸向伴侶透露工作信息,或者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提供資料。這類行動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性關系本身,而在於情感信任。 但是,利用女性的吸引力,不等於利用女性的身體;利用親密關系,也不等於親密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假的。 「色誘」是否存在?或許存在,但這不是目的,甚至不是必須的手段。 現代情報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作人力情報,即通過人與人的接觸獲取信息。 你可以理解為,通過私人關系獲取情報,也是情報工作的方式一種建立社會關系。社會關系有很多,通過商務合作、朋友介紹、行業交流、共同利益和社交圈,都可以建立聯系。或許有些人會使用異性吸引力。 其中,尋找、接近和發展能夠提供信息的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情報人員需要了解人的心理需求,判斷對方的利益和動機,建立信任,並在適當的時候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可能依靠的是傾聽能力、語言能力、專業知識、社會經驗和對人性的理解。 一個漂亮的女性,如果同時具備這些能力,外貌當然可能成為她進入某些社交圈的優勢。但這不意味著她必須與目標發生性關系,更不意味著情報機構會去培養這種技能賣淫集團和殺手組織到又可能。就像開頭說的,這樣風險太大,很容易反噬自己,讓整個情報工作功虧一簣。 換句話說,情報機構真正需要的,不是讓目標愛上自己,而是讓目標願意相信自己。可是如果關系太近,又會有風險。 假設一個女性情報人員奉命接近某位重要人物。一開始,她可能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務。她知道自己為什麼接近對方,也知道需要獲取什麼信息。 但如果兩個人的關系持續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會發生什麼? 她可能真的喜歡上對方,對方也可能真的愛上她。兩個人可能共同生活,分享秘密,經歷疾病、事業挫折和家庭變故。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由任務開始的關系,可能逐漸變成真正的私人關系。這時,情報人員面臨的就不再是簡單的任務執行問題。她可能開始保護對方,不願意傷害對方,甚至為了維護這段關系而違背組織的指令。她也可能出現另一種心理狀態:長期扮演某種身份,逐漸把這個身份變成真實自我的一部分。 而且,這種風險是雙向的。 情報人員可能愛上目標,目標也可能察覺對方的真實身份,反過來利用這段關系。目標甚至可能主動發展情報人員,使其成為自己的信息來源。 因此,長期親密關系並不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情報手段。人不是機器,感情也不是可以隨時開關的電源。 而且,還要需要區分情報機構的正式工作人員、執行特定任務的行動人員,以及被招募的當地情報來源,這些身份、角色,不可能同時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從目前公開的情報史和人力情報研究來看,情報人員確實需要學習如何建立關系、判斷人的心理需求、識別利益動機,以及通過社交互動獲取信息。但是「色誘」,不太可能是正規情報機構的培訓項目。 那麼為什麼大眾總是傾向於把她們的價值理解為美貌和性吸引力?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狹隘、刻板,也不公平的性別想象。 男性情報人員利用女性的感情、婚姻和信任獲取情報時,媒體未必會特別強調他的身體和性吸引力。但女性情報人員一旦與重要男性建立親密關系,公眾很容易把她的行為歸結為美色、誘惑和肉體交易。 這相當於把女性的情報價值簡化成了身體,把男性的情報價值理解成智力、策略和職業能力。這種敘事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性別偏見。 那麼,如果情報人員,或者情報工作的招募人員,真的跟目標有關系,那麼可能是什麼情況呢? 更有可能的,是一段關系最初可能是真實的(包括朋友關系和親密關系),後來才具有情報價值。情報機構不一定需要事先設計這段感情,也不一定需要要求當事人通過身體換取情報。它可能只是發現了一個已經存在的關系網絡,並試圖從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 回到黃仁勳和黃樂的事件。 如果美國情報部門確實掌握黃樂具有中國情報背景的證據,那麼應該這樣去釐清: 第一,黃樂是否具有情報背景?第二,她與黃仁勳的關系是否具有情報任務屬性?第三,這段關系是否從一開始就是情報機構預先安排的?第四,她是否通過這段關系獲取了商業機密,或者試圖影響美國的芯片出口政策? 不能因為一個女性被指控具有情報背景,就直接推導出她與某位男性的親密關系必然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色誘行動。 當然,更可能的是:雙方確實存在私人關系,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這段關系具有情報任務屬性。 如果沒有證據,僅憑親密關系和身份猜測,就把整個事件解釋成一場美人計,是非常不夠嚴謹的,而且容易導致對女性的集體污名化。 很明顯,目前美國並沒有掌握到這些證據美國自己也承認了。 尤其是黃仁勳本身就是美國科技產業和芯片出口政策討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公開立場、商業利益和政策主張,本來就有獨立的分析價值。普通親密關係如果能影響他的決策,那麼他的決策應該搖擺很多次了畢竟他有好幾組背景不同的婚外關係對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總統府中華民國憲法簡介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數度提及三民主義,回顧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有關涉台部分,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和92共識基礎上,願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對話協商。習近平說,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空間,「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 針對習的講話,陸委會指稱,中共紀念孫中山活動由全國政協舉辦,目的是為了對台統戰、推促統一。陸委會避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裡的民族、民權,一味強調兩岸互不隸屬,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中共專制統治,台灣主流民意已堅定拒絕,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對照前不久賴清德和陸委會的發言,雖說,台獨從來不是選項,但和平統一也不是選項。 無獨有偶,260位台灣社會賢達同一天發起「兩岸和平倡議」,提出「和平優先」、「兩岸恢復對話」、「深化功能性事務合作」、「正視歷史與事實」等4項主張。兩岸和平倡議了半天,只談和平,不談統一?這底層的邏輯,豈不是和民進黨當局的主張,無分軒輊? 賴政府和倡議兩岸和平的社會賢達,似乎都忘了,首先倡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可是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大功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率先提出來的呢!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就是要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來統一中國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當中,可曾有戰爭的火藥味和血腥味?中國大陸拿實踐三民主義的具體成果呼籲兩岸統一,不就是和平統一嗎?台灣每每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自豪,那麼,面對和平統一的挑戰,何不勇敢迎戰,相互砥礪?迴避和平統一,究竟是自行慚愧於實踐三民主義的成果不如對岸?還是根本已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了? 其實,2021年,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的講話裡就曾經用了很長的篇幅,詮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知此間人士可曾認真地思考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三者之間的關係? 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願意討論兩岸如何實踐三民主義的大議!?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能接受「三民主義和平統一」的路徑和方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全臺灣的目光都集中在造勢會場、民調數字與網路聲量上。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臺灣周邊與國際上接連發生的幾件大事,任何一件放在平時都足以讓社會停下來嚴肅討論,如今卻幾乎完全被選戰的喧囂淹沒。 先看軍事。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近日公開表示,超過一百艘解放軍艦艇與海警船進入西太平洋活動。美國戰爭研究所(ISW)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分析則指出,這次部署動用東部、北部與南部三大戰區的水面兵力,包括遼寧號與福建號兩艘航艦,在臺灣與關島之間形成外圍兵力,海警船則在臺灣周邊形成內圈,規模超過去年底的「正義使命202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這次既沒有替演習命名,也沒有公開宣布。不宣布,不代表不重要,而是要把包圍臺灣變成常態,把「隨時可以孤立臺灣」變成一種日常感受,同時壓縮外界判讀平時轉入戰時的預警時間。這是軍事行動,也是心理作戰,目標是臺灣人民對自身防衛的認知,也是對美國和印太區域盟友,對於支持臺灣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考驗。 再看看外交領域,巴布亞紐幾內亞以「一個中國」為由要求關閉我駐處並限期驅離人員,外交部交涉數月無果,最終只能主動撤館,並停止採購對方液化天然氣作為回應。而在歐洲方面,立陶宛媒體披露,維爾紐斯曾致函要求「臺灣代表處」更名,總統瑙塞達沒有否認,而北京外交代表團恰好同步前往維爾紐斯商談關係正常化,當年被視為臺歐關係突破象徵界線的「臺灣」二字,如今成了對方與北京談判桌上的籌碼。 第三是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大敗,民主黨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川普進入任期後半段,國內施政空間明顯受限。歷史經驗顯示,內政受挫的總統往往更想在外交上取得成績,而川普最在意的,正是與北京的「大交易」。當他手上的籌碼變少,交易的代價就可能轉嫁到談判桌上最容易被拿來交換的議題,臺灣不能天真地假設自己不會出現在那張清單上。 第四是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半導體。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承認與一名被美方懷疑涉及中國情報工作的女子有婚外關係,輝達董事會已啟動獨立調查,而兩人多次同場的地點正是臺北。董事會雖強調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國安或公司機密受損,但在美國對中國晶片管制高度敏感的氛圍下,華府若因此對以臺灣為核心的供應鏈產生疑慮,衝擊的將不只是一家企業,而可能是臺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 軍事壓力正在常態化,外交空間面臨壓縮,美國政治出現新的不確定性,半導體產業也面對地緣政治風險。這些事情單獨來看已經不輕鬆,放在一起,更說明臺灣面對的是結構性的戰略挑戰,每一件事都直接牽動臺灣的生存空間。 然而,臺灣的公共討論正在忙什麼?打開電視、滑開社群,盡是選舉造神與反造神的對抗、人設的包裝與拆穿,以及對不同立場者的嘲諷與仇視。政治人物忙著爭取掌聲,支持者忙著護航與攻擊,卻少有人抬頭問一句:面對眼前的國際變局,臺灣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 民主需要選舉,但選舉不等於國家方向。當政策辯論淪為口號,政治只剩情緒動員,民主就只剩被選舉技巧煽動的激情,以及無能為力的善良。政治人物把價值掛在嘴邊,把溫暖演在鏡頭前,卻拿不出應對現實挑戰的具體方案。更令人憂心的是,社會逐漸習慣用好惡取代判斷,用立場決定真相。如此一來,選舉再熱鬧,也只是讓臺灣在掌聲中失去方向。 政治人物可以選擇造神,媒體可以追逐聲量,但人民不能放棄思考。民主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有權選擇相信誰,更是有能力判斷誰值得相信。世界不會因為臺灣忙著選舉,就停止改變;臺灣也不能因為忙著造神,就忘了自己要走向哪裡。臺灣的未來,不該交給被塑造的英雄,而應該由不願再被愚弄的人民來決定。 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