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杜聖聰專欄】台北市長選戰進入最後一個多月，網路上傳開一則像花邊的新聞：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可能到民視八點檔《豆腐媽媽》軋一角。目前這件事還停在「敲碗」階段，劇組沒有正式表態，角色和播出時間也都還沒有消息。 多數人把它當成選戰中的笑料看，我倒覺得這件小事值得認真想一想。把時間拉長來看，台灣政治人物從上政論、跑綜藝到走進連續劇，已經有二十多年。每多走一步，政治、媒體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就跟著調整一次。 ■ 一句直播玩笑，如何變成新聞 10月7日，沈伯洋上TVBS《少康戰情室》接受趙少康專訪。這個節目長期被認為泛藍色彩鮮明，所以他這次上節目被解讀為「破圈」。媒體人徐嶔煌貼出的數據顯示，沈伯洋受訪時段的收視率是2.11，超過節目平常的兩倍。他離開後的第二個小時，收視率就掉到0.85。即使如此，同時段的冠軍還是《豆腐媽媽》，收視率2.82。 隔天，沈伯洋和黃捷、吳沛憶在YouTube節目《加開零食會》聊到這件事。吳沛憶也是沈伯洋競總的執行總幹事，她笑著說「我們的目標就是前進《豆腐媽媽》，請邀約、請邀約」。黃捷接著許願，希望看到他在劇裡演一個「PUMA爸爸」。 9日沈伯洋到木新市場掃街，記者問起這件事，他回答得很直接： 希望有各種不同的曝光機會，也知道不是每個地方都歡迎政治人物出現，但只要有機會都會爭取。 話題從政論節目的收視數字開始，被網路直播的一句玩笑放大，再經新聞報導帶回傳統電視戲劇。這條路徑本身就很能代表今天的政治傳播。以前政治人物進戲劇，多半是電視台或劇組主動安排。這一次，話題先在社群上發酵，戲劇反而成了被點名的一方。 ■ 二十六年來，政治人物怎麼走進戲裡 政治和戲劇交會，在台灣已經有不少前例。仔細看會發現，各案例的形式和引起的爭議差別很大。 ● 《阿扁與阿珍》（2000年，三立）： 陳水扁就任總統後，三立以他和吳淑珍相識相戀的故事拍成八點檔。這齣戲5月22日開播，共57集，由陳昭榮、李淑楨主演，是三立台灣台第一部自製八點檔大戲。收視表現亮眼，觀眾的評價則很兩極。陳水扁本人沒有參與演出，這是把政治人物的人生故事改編成戲劇。 ● 高嘉瑜與《娘家》（2008年，民視）： 高嘉瑜當上台北市議員之前，曾在這齣八點檔客串廟裡的義工。多年後網友把畫面翻出來，她在臉書證實「這是16年前的我沒錯」。這屬於從政前的素人演出，當年幾乎沒有人注意。 ● 陳亭妃與《幸福來了》（2018年，民視）： 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期間，陳亭妃穿著單車服出現在劇中，對劇中人說自己要「行遍遍、走遠遠，去聽民眾的需要」，還代替台南果農向他們道謝。 她一開始說是騎車掃街時剛好遇到劇組，後來網友貼出劇本，上面寫著「本場為立委陳亭妃的置入場次，相關內容勿刪」。民視高層也承認是他主動邀約，並交代製作單位寫進劇本。NCC後來認定違反廣電法的置入規定，罰民視35萬元。 ● 盧秀燕與《女兵日記女力報到》（2019年，TVBS歡樂台、台視）： 剛上任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在劇中「巧遇」到花博拍婚紗的男女主角，對他們說「謝謝你們選擇台中，選擇花博」，這段劇情約8分鐘。NCC認定是置入性行銷，罰電視台20萬元。 台北地院一審認為雙方互有報償，維持罰款。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二審則認為卷證無法證明有對價關係，撤銷罰款，全案定讞。 ● 陳亭妃與《新台灣奇案》（2021年起，民視）： 陳亭妃後來在民視的單元劇裡演過媽祖、觀世音菩薩等角色。外界拿盧秀燕案來比較，質疑標準不一。她表示角色沒有影響節目編輯，演出前也向NCC確認過。這次她沒有以本人身分出現，而是演一個虛構角色，又是另一種做法。 ● 張善政與《喜事樂桃桃》（2026年，桃園眷村文化節）： 就在沈伯洋話題延燒的同一個星期，桃園市長張善政登上市府主辦的沉浸式舞台劇，客串新娘的舅舅。他在祝福新人時，順勢提到市府加碼的生育津貼和科技產業發展。 ■ 形式不同，問題也不同 把這些案例放在一起，大致可以分成幾類。《阿扁與阿珍》把政治人物的故事拍成戲。高嘉瑜是從政前的素人客串。陳亭妃在《幸福來了》、盧秀燕在花博的演出，是以參選人或首長身分走進劇情，台詞直接連到選區、政績或城市行銷。陳亭妃演媽祖，是政治人物去扮演虛構角色。沈伯洋的情況如果成真，會是話題先在社群形成，再由戲劇接手，而且時間就在選前。 這些差別很重要。如果把它們混為一談，一種結果是全部當成無傷大雅的趣聞，另一種是一律扣上置入的帽子。兩種講法都會錯過真正該討論的問題。 ■ 政治傳播的三層意義 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政治人物走進八點檔至少有三層意義。 第一層是政治娛樂化（politainment）。 政治人物透過娛樂內容提高能見度，接觸平常不看政論、對政治不太關心的人。八點檔有長期穩定的家庭觀眾，這群人很難靠政論節目或網路直播接觸到。沈伯洋上《少康戰情室》，收視翻倍還是輸給《豆腐媽媽》，光看這組數字，就知道八點檔觀眾和政論觀眾是兩個不同的群體。 第二層是敘事說服。 觀眾會透過角色、家庭和人際關係對戲劇產生情感投入。傳播研究稱為「敘事傳輸」：人沉浸在故事裡的時候，對其中的訊息比較不會設防。這種影響比政見辯論溫和，也比較不容易被察覺。不過，觀眾的好感能不能變成選票，還需要實證研究，現在不宜推論太多。 第三層是跨媒體傳播。 今天的政治曝光常常同時出現在電視、直播、新聞和社群，在不同平台之間一再轉述、互相放大。沈伯洋這次還沒進棚錄影，相關新聞已經在各家媒體報導了好幾輪。光是這個話題，就已經替他帶來曝光。 ■ 置入與否，不能只看有沒有收錢 接下來是倫理問題。政治人物客串戲劇，本身不等於置入性行銷。但陳亭妃和盧秀燕兩案也說明，判斷標準不能只看有沒有付錢。 陳亭妃案的劇本明白寫著「置入場次」，NCC據此開罰。盧秀燕案雙方都說沒有金錢往來，NCC和一審法院還是認為電視台得到話題、市府得到宣傳，構成互為代價，直到二審才以證據不足撤銷。同樣是政治人物入戲，主管機關、法院和輿論的判斷一再改變，可見這方面的規範到現在還不明確。 所以，大家該問的問題要比「好不好玩」具體得多。劇組有沒有保有製作和編劇的自主權？是誰先提出邀約？過程是否公開透明？台詞會不會變成政見或政績宣傳？播出時間是不是落在選舉期間？如果是，其他候選人能不能得到相當的機會？電視台使用公共頻譜，選舉期間的戲劇演出又缺少清楚的規範，這些問題不應該只用一句「大家輕鬆一下」帶過。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總統府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賴清德總統在國慶演說宣布，政府將行政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列為常設性任務編組，整合內政、法務、數位與金融監理力量，從廣告、通訊、帳戶到金流阻斷犯罪鏈。這項宣示方向正確，因為詐騙早已不是單一刑案，而是橫跨平台、電信、金融、虛擬資產與境外機房的犯罪產業。但問題也正在這裡：台灣缺的真的是另一個常設中心嗎？還是缺一套真正能即時阻斷犯罪市場運作的治理系統？ 過去幾年，台灣打詐並非沒有專案、沒有會議、沒有中心、沒有口號。從165反詐、金融聯防、打詐國家隊，到各種平台下架、臨櫃攔阻與專案掃蕩，政府並不是沒有動作。真正的問題是，這些動作能否在犯罪發生前阻斷風險，而不是在被害人匯款後才統計戰果。 從犯罪經濟學來看，詐欺集團早已不是幾名騙子在電話那頭亂槍打鳥，而是一條完整產業鏈。上游有人蒐集個資、投放廣告、經營假帳號；中游有人架設假網站、假APP、投資群組與客服系統；下游有人提供人頭帳戶、車手、幣商、水房與地下匯兌；境外還有機房、金主與保護傘。這不是單純「騙術」問題，而是犯罪供給鏈問題。 更麻煩的是，AI正在大幅提升這條犯罪供給鏈的效率。過去詐團要靠人工撰寫話術、打電話、篩選被害人、製作假網站、假客服與假投資群組；如今生成式AI可以批量產出釣魚訊息、偽造客服對話、模仿名人與主管語氣、快速生成假廣告文案，甚至協助整理被害人資料與話術腳本。過去一名詐團成員一天只能接觸有限對象；未來AI可以同時對上千人進行客製化攻擊。犯罪的邊際成本下降，詐騙產業的獲益效率就會上升。 這也意味著，政府若仍用查獲車手人數、移送嫌犯件數、宣導場次、下架廣告數量作為主要績效，就很容易出現一種漂亮卻空洞的打詐成績單。車手抓了一批，詐團再招一批；假廣告下架一批，平台上再投一批；帳戶警示一批，水房再開新管道。政府看似每天都在破案，人民卻仍每天在新的詐騙劇本裡受害。 因此，打詐中心常設化若只是把臨時編組變成永久機關，意義有限。真正應該檢驗的是：詐騙廣告從上架到下架平均多久？接觸多少人？可疑帳戶從出現異常到被風險處置多久？虛擬資產錢包從被鎖定到凍結多久？多少犯罪所得被查扣、沒收並返還被害人？多少水房、幣商、門號商、假網站工程師與境外核心幹部被瓦解？這些才是打詐中心是否有效的真正指標。 更重要的是，打詐不能只治理犯罪供給，也要降低被害需求。這裡所謂「需求」，不是指人民想被騙，而是指詐團可利用的心理與制度弱點：高報酬投資幻想、孤獨情感需求、債務壓力、對假檢警權威的恐懼、對平台廣告的信任，以及遇到疑問時找不到單一可信窗口。若政府只叫人民「不要貪、不要怕、不要點」，其實是把制度責任推回被害人。 這也正是教育端最薄弱的一環。政府近年確實推動校園防詐宣導，提供教材、學習單、簡報與宣傳素材，相關努力並非毫無意義；但必須誠實承認，這些仍多屬淺層宣導，距離真正把金融安全與數位安全素養內化為學生的基本公民能力，仍有明顯落差。防詐教育不應只是偶發性講座或宣傳活動，而應制度性納入中小學課程與課綱，並配合師資培訓、教材設計與學習評量。學生不只要知道詐騙很多，更要理解帳戶責任、個資風險、AI深偽、平台演算法、虛擬資產與金融交易背後的風險邏輯。否則，詐團已用AI提升犯罪效率，政府卻仍期待學生靠幾張宣導圖卡自我防衛，這不是教育，而是把風險留給下一代自行摸索。 換言之，政府在被害需求端仍太依賴「宣導場次」與「懶人包」。今天辦一場防詐講座，明天發一張宣傳圖卡，後天播放一支微電影，這些都能列入成果表，但學生是否真正理解「出借帳戶就是犯罪供給」、「點擊釣魚連結就是交出數位身分」、「高報酬投資廣告背後可能是產業化詐騙漏斗」？若沒有課程化、評量化與生活化，再多宣導也可能只是把海報貼滿校園，卻沒有真正進入學生的判斷能力。 金融與數位安全素養，不能繼續被當成補充教材或宣導活動。它應該像交通安全、法治教育一樣，成為學生理解現代社會風險的基本能力。國中生要知道不能出售帳戶、不能代收包裹；高中生要理解投資詐騙、信用貸款與虛擬資產風險；大學生要學會辨識假求職、假實習、海外打工與金融帳戶責任。否則，詐團已經用AI進入自動化作業，政府卻仍用一學期幾次宣導活動期待學生「提高警覺」，這不是教育，是賭運氣。 常設打詐中心若要有意義，就必須建立全國性AI防詐預警與跨機關風險交換機制。平台應即時提供高風險廣告、帳號群聚與導流連結；電信業者應提供異常門號與簡訊模式；金融機構應回報高風險帳戶、異常提領與短期增貸；虛擬資產業者應納入即時凍結與鏈上追蹤；警政、檢調與法院則應讓被害款返還與犯罪所得剝奪成為核心績效。教育部門則不能只做宣導支援，而應成為降低被害需求的第一道制度防線。 打詐中心變永久，並不代表詐騙會自動變少。組織常設只是起點，不是成績；跨部會開會只是程序，不是治理。真正成熟的打詐，不是等被害人受騙後展現破案能力，而是在犯罪市場形成前，就讓詐團買不到流量、拿不到帳戶、洗不了錢、招不到車手、搬不走贓款，也讓人民從學生時期就具備金融與數位安全判斷能力。 詐團早已企業化，甚至正在AI化，政府不能只編組化、宣導化。若常設中心最後只多了一塊招牌、多了一層彙整、多了一套報表，教育現場卻仍停留在偶發宣導，金融素養仍未真正紮根，那麼詐騙不會因中心變永久而消失，只會學會如何繞過另一個中心。 真正該問的是：打詐中心常設後，人民的錢能不能更早被攔下？被害款能不能更多追回？詐團金主會不會更難洗錢？學生會不會更早學會保護帳戶、個資與數位身分？如果答案仍然模糊，那麼這場改革就還只是行政升級，不是犯罪治理升級！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有時候，看某些網路言情小說和豎屏劇，我真的懷疑，中國大陸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比宮鬥劇還精彩。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婆婆想盡辦法刁難媳婦，丈夫動輒出軌背叛，親兄弟為了爭奪家產可以設局陷害，親生父母也可能為了利益犧牲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以為故事終於要有個圓滿結局，編劇卻又不甘寂寞，再安排一場認親、奪產、復仇，或者一個足以讓所有人重新翻桌的驚天反轉。 彷彿全天下的人都沒有正常說話的能力，所有問題都不能坐下來好好談，所有親情都藏著算計，所有婚姻都只是一場等待揭穿的騙局。 看得多了，我甚至忍不住想問：這些人究竟是來過日子的，還是來集體爭產的？ 當然，這只是嘲諷。 真正讓我在意的，並不是這些小說究竟有多麼狗血、多麼荒唐，或者有多少情節連最基本的邏輯都經不起推敲。 我真正擔心的是：當這樣的作品大量出現、反覆播放，甚至透過 AI 以更低的成本不斷複製相同的套路時，它們究竟會對觀看者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這些對中國大陸有一定了解的人，看到這類作品，可能一笑置之。知道這是為了製造戲劇衝突，知道編劇正在努力把一件小事鬧大，把一場誤會拖成幾十集，把一個普通家庭寫成人人都想害死彼此的驚世家族。 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樣的認知。 對一個不熟悉中國大陸社會的人而言，如果他接觸到的作品，總是反覆呈現相同的家庭糾紛、婚姻背叛、婆媳衝突與財產算計，那麼看久了，會不會逐漸以為這些情節就是當地社會的普遍現象？ 這才是問題所在。 一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作者的想像；十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題材的選擇。但當數量多到難以計算，呈現的又總是同一種醜陋面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思考：這些作品除了提供娛樂之外，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觀眾對某個社會的想像？ 而這種現象為什麼能夠不斷重演？ 我想，這就不能不談到人性對負面刺激的偏好。 人們往往比起平靜，更容易注意到衝突；比起日常的平凡，更容易被意外吸引；比起需要耐心理解的複雜事物，更容易對背叛、醜聞、憤怒與復仇產生立即的反應。 一個家庭幾十年來彼此扶持、安穩度日，可能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情節；但只要出現一場兄弟鬩牆、婆媳反目，或者為了財產不惜互相陷害的戲碼，注意力立刻就被抓住了。 這不代表人們真的認同這些行為，更不代表人性必然趨惡。 喜歡看復仇劇，不等於希望現實充滿仇恨；喜歡看家庭鬥爭，也不代表認為背叛親人是理所當然。 我們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人們對負面刺激的注意力偏好，與人們對負面價值的道德認同，本來就是兩回事。 然而，當這種注意力偏好遇上以流量為導向的商業機制，問題就來了。 平台需要觀看時間，創作者需要曝光，製作方需要回收成本。當激烈的衝突比平實的敘事更容易抓住觀眾，當憤怒與好奇比理性思考更容易引發互動，市場便可能不斷獎勵那些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 故事不一定要合理，人物不一定要立體，甚至不必符合真實生活的常態。只要衝突夠大、反轉夠多、人物夠壞，就可能換來更多觀看。 於是，原本只是為了吸引注意力而刻意放大的醜惡，開始被反覆複製。 過去，這樣的套路可能要靠編劇、製作團隊一部一部地生產；如今，AI 又進一步降低了內容製作與複製的門檻。技術本來可以讓創作擁有更多可能，但如果市場始終只獎勵相同的刺激公式，那麼生產效率愈高，也可能只是讓同一套套路被更快、更大量地製造出來。 這才是我所擔心的「趨惡性」與流量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 不是因為所有人都喜歡惡，而是因為醜惡更容易吸引注意；不是因為所有創作者都想扭曲現實，而是因為誇張的衝突比較容易換得即時回報。 當這種機制不斷運作，創作者可能愈來愈依賴極端情節，觀眾也可能愈來愈習慣以極端情節來理解故事。久而久之，原本只是娛樂市場的一種敘事偏好，就可能成為人們認知現實的偏差來源。 這裡必須說清楚，我並不是認為中國大陸不存在家庭倫理問題。 父母不慈、子女不孝、兄弟爭產、婚姻破裂、婆媳不和，這些事情當然可能發生。中國大陸有，臺灣有，其他華人社會也有。只要有人與人的關係存在，就不可能完全沒有衝突與矛盾。 真實個案值得被看見，社會問題也應該受到檢視。我們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作品，就否認其中可能存在的真實經驗。 但反過來說，有人做過這件事，不代表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一個家庭發生這種問題，也不代表整個社會的家庭倫理都出了問題。 這本來就是最基本的邏輯。 我們不會因為看見一部描寫臺灣婆媳衝突的戲劇，就斷言臺灣所有婆婆都在欺負媳婦；也不會因為某部作品裡的兒子為了家產陷害父母，就認定這個社會的親子關係已經徹底崩壞。 既然如此，為什麼當故事的背景換成中國大陸，我們就可能放下同樣的判斷標準？ 更何況，當一個人原本就對某個地方抱有成見時，這些作品甚至可能成為他替自己尋找證據的材料。 他不會記得這只是一個編劇虛構的故事，只會記得：「你看，我早就知道那裡就是這樣。」 接著，一段劇情被剪輯，一個片段被轉發，一則嘲諷的評論被反覆引用。原本為了製造戲劇效果而虛構的情節，轉眼間竟成了某些人眼中證明另一個社會低劣的「證據」。 這時候，娛樂內容便不只是娛樂內容了。 它可能成為刻板印象的來源，也可能被拿來嘲笑、貶低，甚至攻擊一整個群體。 小說可以虛構，但虛構情節不能直接充當社會調查；戲劇可以誇張，但反覆出現的戲劇套路，不等於一個社會的普遍真相。 我們可以不喜歡中國大陸某些作品，也可以批評其中的價值觀與敘事方式。但如果我們因為這些作品，就認定中國大陸的家庭倫理、婚姻關係與人際互動普遍如此，那麼我們與那些只看幾個網路短片，就急著替整個社會下結論的人，又有什麼不同？ 批判偏見的人，自己也可能成為偏見的傳播者。 這句話，恐怕比批評幾部爛小說更值得我們記住。 當然，問題也不能全部推給創作者與平台。 如果一部作品立意高尚，卻把故事寫得枯燥乏味，我們不能只因為它宣揚正向價值，就要求觀眾必須買單。正面的作品不會因為正面就自然優秀，有深度的內容也不能免除創作者在敘事技巧上的責任。 反過來說，描寫醜惡也不代表作品必然低俗。真正優秀的作品，完全可以直面人性的黑暗，描寫家庭中的控制、婚姻裡的背叛，以及人在利益與親情之間的掙扎。關鍵在於，這些衝突究竟是為了探索人性，還是只為了刺激情緒？ 這兩者並不相同。 好的作品可以讓我們看見人性的醜惡，卻不會因此讓我們誤以為世界只剩下醜惡；可以呈現一個家庭的崩壞，卻不會把一個家庭的故事，冒充成整個社會的縮影。 反觀某些不斷複製的網路小說與短劇，人物的名字換了，背景換了，服裝換了，骨子裡卻仍然是同一套劇情。它們或許成功製造了無數次情緒高潮，卻未必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東西。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愈來愈習慣這種敘事，也可能逐漸失去耐心去理解那些不夠戲劇化、卻更接近現實的生活。 一個社會的文化困境，不一定是好作品不再存在，而可能是好作品愈來愈難取得被看見的機會；不一定是人們不再嚮往美好，而是美好往往需要時間才能理解，醜惡卻可以在幾秒鐘內引發情緒。 因此，我們不能只把責任推給演算法，也不能只責怪創作者迎合市場。 每一次點擊、每一個按讚、每一次轉發，都可能成為下一次內容生產的參考。觀眾不是整個產業的唯一決定者，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的旁觀者。 我們一方面抱怨低俗內容氾濫，一方面卻不斷為它們貢獻流量；一方面批評社會缺乏深度，一方面又可能把自己的時間交給最不需要思考的刺激。 如果我們完全不願意反省自己的選擇，那麼所謂批判，最後也可能只是一種讓自己感到清醒，卻不必改變任何事情的安慰。 我並不主張創作者只能歌頌真善美，也不認為娛樂作品必須肩負起教化大眾的責任。 我只是認為，當我們享受娛樂的時候，仍然應該保有分辨虛構與現實的能力；當我們看見一個社會的問題時，也應該避免用少數個案代替整體判斷。 尤其當我們想要了解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社會時，更不應該只從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裡，拼湊出對那個社會的全部想像。 我們不需要替所有作品背書，也不需要否認現實中的醜惡。 但可以批評，不等於可以任意概括；可以懷疑，不等於可以拿虛構情節取代現實證據；可以不喜歡一個社會，卻不應該因為幾部迎合流量的作品，就把生活在那裡的人一概而論。 畢竟，真實的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如果連娛樂作品都只剩下迎合情緒的套路，而我們又把這些套路當成理解現實的依據，那麼最後被扭曲的，恐怕就不只是故事裡的家庭。 還有我們看待他人的眼光。 一個社會的文化高度，不只取決於它能生產多少好作品，也取決於我們是否還有能力，不把戲裡的荒唐，當成戲外的真相。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蔣萬安市長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綠營的沈伯洋上了藍軍趙少康的TVBS節目後，收視率和流量都飆升，成為茶餘飯後的政治話題。不過媒體人心理清楚，在台灣，若不是為了收視率高後的廣告，就是流量帶來的收入，再不然也是有置入的好處，媒體有了這三種可能，黨派與新聞專業都可拋棄的。不信，問問三立，會單純為了有新聞的價值邀請蔣萬安上新聞專訪節目嗎？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10月7日接受中廣前董事長趙少康在TVBS的《少康戰情室》專訪，節目上線播出後就引起很大關注，直播結尾狂飆14萬、有線收視一度飆到3.09，登全台第一，平均收視率2.11，排全台第二；但前一天6日《少康戰情室》收視率才0.64，第二天8日又掉回0.63；洋流在YouTube上，13小時也創下近93萬次瀏覽。對此，有媒體人表示，這是「洋流」穿透客廳的現象級破圈！再經過其他平台的再轉發流串，連蔣萬安自己都說，全台灣只有台北市在選舉，民進黨全黨攻他一人。但馬上也有人說，民進黨全黨靠洋流一人救！ 開始有人批判藍軍的TVBS《少康戰情室》主持人趙少康，身為戰鬥藍的領導人，2024年還被國民黨提名參選副總統，怎麼會去助長洋流？有媒體主管就說了，媒體追逐流量，追求收視率，都是為了廣告與收入，這很正常，趙少康擁有中廣，在TVBS當主持人，這兩家都是媒體，都要生存。當候選人給你廣告，為你帶來流量，或是有下置入新聞給你，你不收嗎？媒體為了生存，其實政黨利益或是新聞價值，都可以擺在ㄧ邊的。有媒體人就反問，可以問問三立電視台的主事者，如果撇開廣告、流量、置入考慮，單純從新聞價值去衡量，蔣萬安有機會上三立的新聞專訪嗎？ 再退一步來說，有媒體人分析，也許趙少康以媒體人立場，都是站在中立角色看這場選舉，所以邀請沈伯洋上新聞節目，同樣也會邀蔣萬安。但是，三立等綠媒，會站在中立的立場，公平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嗎？媒體人並不看好綠媒這點。 不過，也有媒體人提到說，跟進2018韓流的洋流不比當年自然產生的韓流，洋流操作痕跡不少，抓議題能力很強，也有外圍部隊藏在民間出手。這點，蔣萬安陣營就比較弱，也許因為這樣，最近再找回前黨主席朱立倫時代的操盤手幫忙，也合理。 雖然有媒體人講說，在台灣這種藍綠媒體分明的政媒環境中，洋流上趙少康節目後，有穿透了同溫層，向傳統藍營客廳展示政策思維形象。但，更多人關心，台灣的媒體有機會因為藍軍趙少康訪問綠軍沈伯洋，讓藍綠媒體審思，媒體本來就應該站在中立的角色嗎？所以說，如果三立等綠媒能拋棄政黨色彩，純以新聞價值考慮而邀訪蔣萬安上節目，也許台灣媒體才有機會向中間靠攏。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查察賄選是為了保護民主機制，此無庸置疑。然而，沿用25年的選舉贈品30元門檻，既跟不上物價，也讓合法宣傳與意圖買票的界線難以掌握，而逼得候選人提心吊膽。政府若真重視選舉公平性，就該檢討這個陳舊標準，而不是每逢爭議，才搬出難以說服國人的不同解釋。 首先必須釐清，《選舉罷免法》中並沒有「贈品超過30元即違法」的條文。這個數字源於2001年9月24日最高法院檢察署的一、二審檢察長會議，並見於同年10月8日法務部函釋。當時認為，文宣附著於30元以下的原子筆、面紙、便帽等物品，尚不足以動搖投票意願。它最初只是查賄參考，不是法定價格上限；但長期宣導下，卻成了候選人不敢跨越的紅線。 今年的幾起案件，更凸顯判定標準難以理解。新北市泰山陳姓里長候選人舉辦義剪、招待里民約50元豆花，即遭到搜索並以10萬元交保；新莊也有里長候選人因醬油、牙膏禮盒涉案。國民黨彰化縣議長謝典霖更因餐會案遭羈押。不過，檢方指控謝案涉及公款、洋酒及蛋黃酥，每人利益逾千元，不能把它簡化成「超過30元就被辦」。更重要的是，這些案件也都不能以偵辦來代替有罪判決。 另一方面，民進黨臺中市長參選人何欣純在大里、霧峰成立後援會，現場提供包含炒麵、香腸、滷蛋、油豆腐的餐盒，被質疑鐵定超過30元。桃園市長候選人黃世杰也被指控出席農田水利署活動，現場高喊「凍蒜」，並發放市價300元的雞蛋禮盒，這些爭議更引發「辦藍不辦綠」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10月6日法務部長鄭銘謙已表示，黃世杰相關案件已由桃園地檢署依法立案，並非無視。但是真正該追問的是：不同案件啟動調查與採取處分的理由能否一致、清楚地向社會說明？ 鄭銘謙後來解釋，30元只是發動偵查的門檻，超過未必構成賄選，仍須判斷有無投票對價。這個法律說明本身沒有錯，也不是今天才有。然而，政府既承認金額不是定罪標準，就不該讓僵化的金額數字與模糊的「社會常情」並存，讓候選人只能猜測辦案尺度，而導致雙標疑慮。 30元的不合時宜，來看看當今物價便知。20多年前，一片雞排的行情才35、40元；時至今日，三重老字號飲料店的招牌雞排已漲到99元，連鎖品牌的售價也要80至95元。雖然雞排不能代表全部物價，卻足以說明30元購買力早已大不如前。人工、布料、印刷、水電都漲了，文宣品的參考金額卻不動，等於不斷縮小合法宣傳的選擇和文宣創意的發揮。 再從競選傳播的角度來看，假設某候選人花了100萬元，製作1萬件、每件100元的T恤，印上姓名、肖像與競選口號公開發送，就會面臨賄選的指控。但同樣100萬元，他去購買100面1萬元的戶外廣告，甚至等值的電視、報紙廣告，卻是正常的競選支出。平平都是《廣告學》教科書上明訂的文宣媒體，為何前者卻會讓人動輒觸法？當然，贈品讓選民取得實質價格的物品，與媒體廣告終有不同。但這個差異，在今日生活條件下，是否足以讓百元文宣T恤跟選民有足夠的對價關係和期約行為，而承受如此高度的法律不確定性？ 還有，30元究竟要怎麼算？是製造成本、實際購入價，還是大盤、小盤或零售價？法務部2003年就曾討論過：同一個皮包零售50至100元，批發32元，大量採購只要28元。若連計價基準都難以一致，候選人又如何事先遵循？司法又何必把力氣耗在幾元價差？ 政府理應盡速修訂老舊陳年的30元參考門檻，按物價定期檢討，並公布計算方式與單純文宣品的明確判定準則。對意圖以利益交換選票者一定要嚴辦，但對選舉文宣則應給予創意的發揮空間。所謂的選舉公平，需要的是執法一致性，而不是停在25年前的價格想像。可別讓一件100元T恤，比1面1萬元戶外廣告更令人害怕。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2026年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從嘉義、彰化一路到屏東，出現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政治現象，正在一站一站成形。國民黨的選舉資源面臨分配壓力，民眾黨又缺乏能夠全面覆蓋各縣市的基層組織，兩黨的合作方式開始跨出中央協商、候選人禮讓的老路，往結合網路聲量、地方政治人物與跨黨派動員的方向走。 由蘇偉碩擔任團長，歷史哥李易修與黃士修參與推動的救援台灣戰鬥團，正好提供一個很好的觀察案例。從嘉義市、彰化縣到10月10日的屏東場，這個團體把政治評論者、網路直播主、國民黨政治人物、民眾黨代表與地方參選人，全都拉上同一個舞台。 屏東這一場特別有意思。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親自站台，民眾黨主席黃國昌透過影片聲援，秘書長周榆修到場，和地方候選人蘇清泉共同撐起一場跨黨集會。台上站了多少政治明星，我反而覺得是其次。我更在意的，是政治動員的組織邏輯正在悄悄轉彎。 ■ 傳統政黨的資源壓力，逼出新的動員方式 過去國民黨最具代表性的選舉資產，是綿密的地方派系、民意代表系統、黨部組織與基層動員網絡。但政黨競爭結構改變，組織維持成本越來越高，加上全國多個縣市要同時投入選戰，傳統的動員方式勢必要重新調整。 國民黨並沒有失去地方組織，也不能把每個縣市都看成資源短缺。地方組織、人力、經費與媒體曝光，本來就是不同性質的資源，而且分布相當不均。有些縣市基層動員很強，卻缺少全國性聲量。有些縣市候選人知名度高，仍然需要跨黨派或網路社群來擴大觸及。 在這種條件下，借用既有的網紅社群、政治直播頻道與跨黨宣講團體，就成為一種固定成本低、又能跨區域運作的動員方式。政黨不必每個傳播平台都自己蓋，透過共同活動，就能用上外部已經累積好的關注度與傳播網絡。 ■ 藍白合作多了一層外部聲量 2026年3月，國民黨正式通過藍白合作協議，採取先提名、再整合、共同推舉一人的方式，並規劃跨黨聯合助選。藍白合作在制度上原本就有安排。歷史哥戰鬥團呈現的，是制度之外的另一個層次。兩黨高層協調之外，黨外的傳播人物也開始動手搭建共同的政治活動平台。 這套模式，有三個特徵。 ● 政治直播主提供跨區域的媒體觸及與固定受眾。 ● 國民黨提供地方候選人、既有組織與部分基層政治網絡。 ● 民眾黨透過政治人物、支持者社群與中央代表參與，讓合作帶有跨黨派的公開象徵。 三方的資源還談不上完成整合，目前看到的，是各自不同的資源開始出現在同一個政治傳播場域。這套模式也不完全依附任何單一政黨。活動可以視地方選情需要，邀請不同的政治人物與網路意見領袖參加，組合相當有彈性。 ■ 嘉義、彰化、屏東，三種地方合作樣貌 嘉義市的模式，是候選人協調加上外部宣講。張啓楷經過藍白協調，成為共同支持的市長參選人，戰鬥團再把跨黨政治人物與網路傳播者帶進地方活動。正式的選舉整合，就這樣延伸成公開的政治動員。 彰化的情況不太一樣。戰鬥團即將透過巡迴宣講，把中央政治議題和地方參選人連在一起，嘗試在既有的地方政黨結構之外，另外開一條跨區域的曝光管道。至於公開宣講是否代表地方派系與競選組織真的整合完成，現在下結論還太早。 屏東最有觀察價值。 10月10日的活動，國民黨主席親自出席，民眾黨中央派代表到場，黨外政治評論者擔任主持，地方候選人則是全場的政治焦點。這場活動已經超出單一候選人的競選格局，成為多個政治組織共享舞台、議題與傳播資源的案例。 三地放在一起看，藍白合作並沒有一套全國統一的公式。各地依照候選人條件、現有組織和外部傳播資源，長出各自不同的組合。 ■ 網路聲量能不能變成地方組織 這是整個趨勢裡最關鍵的問題。 網路聲量和地方選票之間，沒有一條可以直接換算的公式。直播觀看人數多，不代表活動現場人多。現場人多，也不代表這些人一定投給同一位候選人。但外部聲量確實可能改變地方選舉的傳播方式。 傳統地方選舉靠的是候選人服務處、地方民代、村里組織與面對面接觸。網路政治傳播靠的是議題、影像、直播與社群互動，能夠突破原本的地域限制。兩者結合之後，地方候選人有機會取得更廣的媒體曝光，網路政治人物也能藉由實體活動，和地方組織建立連結。能否產生穩定的組織效益，還要看活動前後的網路討論、志工參與、基層合作與選民支持有沒有變化。 流量換不成選票，聲量也替代不了組織。可是聲量可以成為組織整合的媒介，這一點不能小看。 ■ 政治動員正在平台化 從政治傳播理論來看，這個現象可以理解為政黨組織與外部傳播網絡之間的資源互補。 傳統政黨掌握候選人提名、基層網絡與選舉組織。網路政治人物掌握社群關注、議題詮釋與跨區域傳播能力。雙方透過共同活動合作之後，政治動員就不再只靠單一政黨的垂直組織，逐漸變成政黨、地方候選人與外部傳播者共同參與的網絡。 這種平台化政治動員的模式有其效益，但平台化也可能有風險。 ● 政治議題過度依賴立場鮮明的網路意見領袖，地方公共政策很容易被全國性的政治衝突蓋過去。 ● 參與者如果只是短期共享舞台，缺少共同決策機制，表面上的團結未必能轉成長期合作。 未來，需要持續追蹤的，是戰鬥團每到一個縣市之後，有沒有留下能夠持續運作的地方合作網絡。至於下一站到哪裡，反倒沒那麼重要。 ■ 當政黨組織遇上網紅流量 2026年的藍白合作，替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案例。 傳統政黨資源分布不均，第三勢力的地方組織還在發展，跨黨派宣講平台就在這個縫隙裡長出來，成為連結地方候選人、政黨高層與網路社群的媒介。歷史哥戰鬥團在嘉義、彰化與屏東的活動，顯示這種合作模式已經進入不同的地方選舉場域，動員成效則還有待實證。 過去是政黨組織帶著候選人走進群眾。現在出現的，是外部傳播者先把舞台搭好，再讓政黨、候選人與地方組織一起上台。這是台灣地方政治的組織模式，正在和數位傳播網絡重新組合。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著有《解碼臺灣史1550-1720》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國防部提供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媒體報導，美國外交與軍事官員齊聚東京，討論解放軍與北韓動向；北韓官媒則針對首批抵台的F-16V戰機，警告美國應衡量與大陸對抗的後果。同一個東亞，美方強調區域協調，平壤發出威嚇，北京與各國各有盤算。台灣若只擷取自己喜歡的訊息，便可能把複雜的國際局勢，讀成一篇結局早已寫好的安心故事。 國際現實不會依照台灣的新聞偏好而運轉，更不會因為我們相信某種結局，就配合演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政治立場逐漸取代風險判斷：美日說支持，便解讀成必然保護；對手發出警告，便一概歸類為虛張聲勢。如此一來，判讀國際新聞彷彿只剩一項工作挑出讓自己舒服的部分。 日本外務省已確認，龐德偉、谷立言等美方官員在東京參與拜會，美方重申對印太地區的投入。但官方公告並未交代台海戰爭的介入條件，更沒有提供共同作戰保證。 外交官出席會議，值得重視；若一路加碼成「美日已替台灣安排妥當」，則是把會議名單當成保險契約，連保障範圍都沒看見，就先宣布理賠有望。 外交聲明從來帶有政策目的。美國需要安定盟友、嚇阻對手，也必須考慮戰爭成本與資源配置；日本關切台海安全，同樣須衡量本土及基地面臨的風險。 「支持台灣」是一項立場，「何時介入、如何介入、承擔多少代價」則是另一組問題。人民有權知道兩者之間的距離，政府不能只朗讀前半句，便把後半句交給民眾自行想像。 對中國與北韓，也應採取相同的證據標準。北韓此次官媒刊登的是分析者金明哲評論，並非金正恩宣布參戰；因此，不能直接推論中朝已有聯合作戰安排。 然而，辨識宣傳目的，也不等於可以忽略對手的能力與行動。不相信對手的說詞，不代表可以不研究對手的盤算；討厭一項風險，也不會使風險消失。 東亞各國更不是依照台灣期待而分配角色。美國重視區域力量平衡，日本考量周邊安全，南韓首先面對半島威脅，大陸追求對台政治目標，北韓則計算政權生存與談判利益。立場接近，未必願意付出相同代價；合作存在，也不表示利益毫無分歧。若把所有國家都想像成專為台灣安全服務的角色，便是把國際政治誤讀成外交應援團。 錯判的代價卻不能由新聞標題承擔。高估外援，可能削弱自主準備的急迫感；低估對手，可能錯失調整政策的時間；把任何接觸都說成和平保證，或把任何威嚇都說成戰爭倒數，同樣會扭曲社會判斷。能源、通訊、醫療與民生供應能否承受危機，終究需要具體準備，不能靠友好聲明補足。 政府與媒體的責任，是幫助人民理解事實、條件與不確定性，而非替特定立場剪輯世界。已確認的消息應清楚報導，尚未證實的說法應保留限定；盟友的承諾值得重視，其限制也應接受檢驗。若只報喜才能維持信心，那份信心本身就值得懷疑。 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更多讓人愛聽的國際消息，而是承受不好聽事實的政治能力。世界不會因為我們關掉警訊，就停止變動；危機也不會因為新聞播得令人安心，就自行解除。把願望當判斷，把聲援當保證，最後可能得到的，是一場事前滿堂喝采、事後無人負責的誤判。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陳朝平專欄】「松山機場這塊地值得開發，不代表松山機場就一定不值得保留。」這句話有很難理解嗎？ 如果討論的是完整保留現有的松山機場功能，與遷走機場後將原址全面改作都市開發，這兩種方案在土地使用上當然必須取捨。但這不代表兩個方案的價值不能同時評估，更不能因此認定，我真正想表達的只有前半句，後半句只是陪襯，而我又不敢明白表態。 我想我們討論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 松山機場如果繼續保留，原址當然不可能同時進行全面的土地再開發。這一點我沒有意見，我也從來沒有主張兩個方案可以同時實施。 松山機場現址的這塊土地具有高度開發潛力，是一回事；松山機場所提供的交通便利、時間價值、離島航線、國防、救災與備援能力，是另一回事。 最後確實必須做出選擇。也正因為必須選擇，才更需要把兩邊的效益、成本與替代條件評估清楚，而不是因為土地開發可能創造12兆元產值，就直接推論松山機場應該遷走。 有網友認為，我原先那句話的前半句壓過後半句，所以我是在迴避表態。但我文章裡明明寫著：「如果用一個機場，換來一座更有競爭力、更宜居的台北，那麼值得談。」 這算不算表態？ 我的立場其實很清楚：我不預設松山機場一定要保留，也不預設它一定要遷走。我要求的是，在完整比較兩種方案的效益、成本、風險與替代條件之後，再判斷遷建是否能帶來比保留現況更大的整體公共利益。 至於這位網友說我把經濟性當成唯一度量衡，這一點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的文章不只談土地產值，也談時間、離島交通、國防、救災、城市生活品質與戰略韌性。如果這些內容都不算經濟以外的價值，那麼究竟還要談什麼，才算不是只看經濟指標？ 這位網友引用休謨對實然與應然的區分，我反而認為，這恰好能說明我的觀點。 「遷走松山機場可能創造12兆元產值」是一項預估；「所以松山機場應該遷走」則是政策結論。前者不能不經其他論證，就自動推出後者。中間還有公共利益的判斷、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各種成本與風險需要評估。 而我也正是因為不認為GDP或產值能代表一切，才會在文章裡提醒：12兆元只是北市府對未來產值的推估，不能被當成一張必然兌現的支票。 所以，我並不反對您對我的文章提出質疑。如果您認為我漏算了什麼成本、忽略了什麼效益，或者哪一段推論存在問題，我很樂意討論。 但如果只是因為兩個方案最後必須二選一，就認定同時討論兩者的價值是廢話；又或者，文章沒有預先替其中一個方案宣布勝負，就被認為是不敢表態，那麼我想，我們對公共政策討論的理解，恐怕真的有所不同。 我的文章不是拒絕做選擇，而是拒絕在必要的論證尚未完成之前，就把選擇當成已經有了答案。 我們或許可以靠口號與編織願景來贏得選舉，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靠口號與編織願景來確實執行地方建設甚至治理好一個國家。 願景可以凝聚共識，口號也可以喚起人們對未來的期待。但真正的城市建設與國家治理，不能只停留在願景與口號之中。 我們需要知道，目標如何實現、成本由誰承擔、風險如何處理，以及當原先的假設不成立時，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我並不否定口號與願景的價值。我只是要求提出口號與願景的人，同時交代實現願景的方法。 立場可以鮮明，但不能取代理由；願景可以宏大，但實現願景的方法必須說得清楚。 如此而已。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乖乖食品官網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乖乖不再乖乖」這句看似幽默的標語，背後卻反映出勞工在面對工作權益問題時的無奈與抗議。 當勞資雙方無法透過協商解決歧見，罷工便成為勞工爭取權益的最後手段，此次「乖乖罷工」圓滿落幕，值得我們從勞工權益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場勞資爭議的發生，往往不只是薪資或福利的問題，更涉及資方能否尊重勞方進而對等溝通，以及勞工在職場中應有的尊嚴對待。 一、錯失良性互動與溝通先機。　 勞資關係就像一艘船，雇主與勞工都是船上的重要成員，任何一方的聲音被忽略，都可能使航行失去平衡。企業經營固然有成本與效率的考量，但勞工也有合理工作條件與表達意見的權利，如果雙方能在問題尚未擴大之前，建立固定而且有效的溝通管道，讓勞工有機會、有管道可以表達訴求，其實也讓資方有機會充分說明經營上的困難，那麼許多衝突或許便能在協商桌上獲得解決。 然而，一旦溝通管道失去功能，彼此從對話走向對立，甚至必須透過罷工才能讓對方正視問題，此時，無疑代表雙方已錯失良性互動的先機。由此可見，真正健全的勞資關係，不應等到衝突爆發後才開始溝通，而應把溝通視為平日維繫信任的重要工作。 二、勞工只想拿到應有的尊嚴。 一般人談到勞工爭取權益，容易將焦點放在薪資、獎金或福利，然而對許多勞工而言，他們真正希望獲得的，還包括被看見、被聆聽與被尊重的尊嚴。勞工付出時間、體力與專業為企業創造價值，自然期待自己的付出能獲得合理對待。 當勞工選擇罷工，並不代表他們不在乎工作或企業的未來。相反地，許多人正是因為重視自己的工作與勞動價值，才願意站出來爭取應有的權利。 企業若能理解，勞工訴求並非單純「要求更多」，而是希望在工作關係中擁有公平與尊重，便能以不同角度來看待勞資爭議。因此，唯有讓勞工感受到自己的聲音有被聽見、有被重視，勞資關係才能穩固，勞資雙方也才能建立真正長久的信任。 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此次罷工最值得反思的，並非哪一方在衝突中取得多少利益，而是為何原本可以透過協商處理的問題，最後必須走到罷工這一步。若資方早一點傾聽、早一點理解勞方的訴求與立場，或許就不必付出衝突所帶來的成本，也就是俗話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後追究誰對誰錯，而是從這次事件中學到教訓。對企業而言，應建立尊重勞工意見的制度。對勞工而言，亦應透過理性、合法的方式來表達訴求。勞資雙方若能把衝突視為改善關係的契機，而非彼此對抗的戰場，那麼換個角度來看，罷工就不是事件的終點，更能成為勞資雙方重新建立信任的起點。 今天「乖乖」之所以選擇「不再乖乖」，提醒我們勞工的沉默不代表沒有訴求，順從也不代表放棄尊嚴。企業要想永續經營，不能只看產品與市場，更必須珍惜共同打拚的勞工，唯有以尊重為基礎、以溝通為橋梁，讓勞資雙方都能有尊嚴地工作與合作，如此一來，才能真正創造勞資雙贏的未來。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電影預告截圖 【聚論壇鄭自隆專欄】死亡有價碼嗎？一群人可以賭別人死亡的時間，自己的死亡也可以標價，多麼衝突多麼有張力的劇情！ 製作方的宣傳，故事是這樣的「曾在臺灣風靡一時的秀場天后何真真，藝名金鳳娜。在賭博成癮、債臺高築後，她從此人間蒸發，甚至拋棄年幼的女兒，斷絕一切聯繫。當她在多年後的某日醒來，發現身處於一間詭異的療養院。在這個看似平靜的地方，隱藏著一場扭曲遊戲 將垂死病患的壽命作為賭注來下注。為了逃離這場地獄並尋找失散多年的女兒，她奮力掙扎，卻逐漸意識到超乎想像的現實」 但本事如果寫成「過氣藝人金鳳娜因癌末昏迷被送至療養院，院長表面上是慈祥如同牧師的長者，但暗地是糾集賭徒賭院內病人死亡時間的莊家，金鳳娜發現後試圖逃走，但被抓回後毒打囚禁，她認知無法脫離後，於是決定把自己的死亡也加入賭局，期待贏得的賭金可以交給女兒」 電影內容一樣，但本事可以寫得不一樣，導演謝庭菡在映後記者會說，此片是強調母女愛與恨的糾結，導演是女生，具備母性的思考，但母女的愛恨衝突是尋常不過的劇情，微調至對死亡的思考，或許更吸引人。 所以劇情安排上可以主客線對調，主線是對死亡的賭注與思考，客線才是烘托主線的母女愛與恨；當然如此安排會比較像東野圭吾的推理劇，而不是導演期待的親情與溫馨。 戲中還有一個地方是導演刻意隱晦的，她沒有把院長逕稱為「牧師」，院長披著道袍，帶領祝禱、唱「平安夜」，言必稱神的教誨，但私底下卻在平安夜做莊賭病人的生死，是典型披著道袍的狼，最後他在聖壇被金鳳娜刺死，打架中倒下的蠟燭也把聖壇和療養院燒光；導演可能擔心褻瀆牧師，遭致教會抗議，所以隱晦了牧師稱謂，但觀眾應該都瞭解，哪個地方都有好人與壞蛋，或許教會也是。 Ending的女兒奔跑，母親金鳳娜在河邊吟唱，是多餘的情感回扣，直接在女兒接受偵訊時，談死亡的價碼或價值就可以溶黑結束了。 片名若改為《死亡的價碼》，或許更能吸引人，更具攬客效果，英文片名《The Evil Inside》，就是中文的「心魔」，無法形容女主角金鳳娜，只能形容院長牧師；金鳳娜由陳冲扮演，院長牧師是喜翔，演技不用評論，就是到位。 情節緊湊，剪輯俐落，很好看的片子，即使下午進電影院，也不會睡著。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