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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政治人物的孩子，似乎從來沒有「平凡」的權利。 一個普通孩子看到學校公告，回家跟媽媽說：「我想試試看。」 於是填表、準備資料、參加甄選，一關一關走過去。 最後錄取了。 如果這個孩子只是某個普通家庭的國中生，我們大概會怎麼看？ 「他想趁年輕去看看世界。」 「不錯啊，有勇氣。」 「既然考上了，就去闖闖看。」 故事大概就結束了。 偏偏這個孩子姓蔣。而且，他的爸爸叫蔣萬安，是台北市長。 於是，一件原本屬於一個孩子的人生選擇，很快就被拉進政治攻防。 交換學生、雙重國籍、25個名額、教育局補助、利益迴避……這些問題能不能問？ 當然可以。 而且我認為，本來就應該問。 因為只要牽涉公共資源，又涉及現任市長的家人，社會本來就有理由要求更高程度的透明與檢驗。 但問題是：「監督制度，和懷疑一個孩子所有的人生努力，是不是同一回事？」 我越看這件事情，越覺得真正值得討論的，也許不是「蔣得立到底配不配去美國」。 而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他不姓蔣，這還會是一則特權醜聞嗎？ 北市教育局這項國際交換學生計畫，並不是蔣得立考上建中之後，市府才突然端出來的一個「特殊機會」。 115學年度計畫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經公告，選送對象本來就包括國中九年級到高中二年級學生；甄選依照既有資格與程序辦理，115學年度一共選送25名學生赴美、加交換學習。 也就是說，他參加這項甄選的時候，是國三學生。 那時候，他甚至還沒有參加高中會考。 後來，他才依現行正常升學管道被建中錄取。 然後，依照原本就存在的交換學生計畫，選擇暫停一年台灣的學業，到海外生活、學習， 這個時間順序，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把時間線重新排好，就會發現： 這不是一個「考上建中以後，市長爸爸突然替兒子找到一條去美國的路」。 而是一個國三學生先參加既有的公開計畫、經過甄選錄取，之後才考上建中。 至於雙重國籍的問題，教育局9月2日也公開說明，這項計畫從未設有國籍限制，今年也有數名雙重國籍學生，過去亦有相同前例；學生是否需要簽證，則依各國入境規定辦理。教育局同時強調，這項計畫和教育部公費留學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所以，公共資源當然可以查。利益迴避當然可以問。 甚至我認為，因為孩子的爸爸就是台北市長，這套制度反而更應該把程序攤在陽光下。 但是，「可以查」和「一定有問題」，是兩回事。 這是我覺得現在討論最容易失去的分寸。 蔣萬安後來說，自己從頭到尾沒有介入甄選，兒子的申請「符合資格、符合規定、符合程序」。 這些話本身當然不能成為免死金牌。因為政治人物說自己沒有介入，不代表社會就不能檢驗。 真正應該檢查的是：制度有沒有為他修改？ 資格有沒有為他放寬？ 甄選標準有沒有因為他的身分改變？ 其他學生有沒有因此少掉一個機會？ 如果有，把證據拿出來。 該追究就追究。 該負責就負責。 這才叫監督。 而不是看到結果之後，再一路往回推論： 「他錄取了，但是他是市長的兒子，所以一定有問題。」 他考上建中，所以是不是也該懷疑？ 他拿了市長獎，所以一定有背景？ 他參加童軍，所以一定是靠爸爸？ 甚至連家長在寒流期間送衣服到山上，都可以被解讀成「開外掛」。 事情走到這裡，就開始讓我覺得有點奇怪了。 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在檢查一個交換學生計畫，而是在重新審判一個孩子過去幾年的整段人生。 蔣得立投入童軍，也不是這次交換學生事件之後才突然出現的履歷。 師大附中國中部早在2022年2月16日，就已經把童軍團等服務表現列入特殊市長獎相關評選項目。 那個時候，蔣萬安甚至還不是台北市長。 他是在2022年12月25日才正式上任，蔣得立則是到了2023年夏天才進入師大附中。 所以，至少從時間上看，「為了市長的兒子而新增一套制度」這種說法，首先就必須面對這些時間點。 而且，這個孩子後來確實投入了童軍。他參加童軍三年，並通過俗稱「童軍高考」的高級考驗。 那不是去郊遊六天拍拍照就回家。 考驗期間要長時間住在營區，面對下雨、寒冷、搭帳篷、炊事，以及各種團隊與生活上的要求。 這些事情，爸爸可以開車送衣服。 爸爸可以在旁邊鼓勵。 爸爸甚至可以替他買單。 但有一件事情，爸爸沒有辦法替他完成：那六天的考驗，終究得由他自己撐過去。 背景可以幫你撐過六天的考驗嗎？ 背景可以替你忍受下雨、寒冷、自己炊事、自己生活嗎？ 背景可以代替你在童軍團裡待上三年嗎？ 背景可以坐進考場，替你把考卷寫完嗎？ 如果真的可以，那台灣政治圈、教育圈、企業圈，甚至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的圈子裡，有背景的人應該早就全部變成菁英了。 可是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我不是天真地認為「背景完全沒有影響」。 當然有。 一個孩子出生在什麼家庭，擁有什麼資源、資訊、人脈、教育環境，他能看到多少世界，本來就可能不一樣。 這件事情沒有必要假裝不存在。 問題是：「擁有資源，跟有沒有努力，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一個孩子可能比別人更有資源。 但他仍然需要努力。 他也可能真的優秀。 甚至，他可能原本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孩子，卻因為一次次被父母鼓勵走出舒適圈，慢慢把自己變得更好。 這幾種可能性，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保留？ 還是只要知道「爸爸是蔣萬安」，後面的所有答案就只剩下一個：「因為背景。」 今年6月，蔣得立因童軍等表現獲得「傑出表現市長獎」，而依照市長獎的制度，由市長親自頒獎；今年的市長，剛好就是他的父親蔣萬安。 這個畫面當然很容易引起瓜田李下的質疑。 我也不認為「爸爸是市長」這件事情，就可以叫大家閉嘴。 相反地，這種情況更需要把評選規則、推薦過程、相關程序交代清楚。 但請問：「我們到底是在檢驗評選制度，還是在因為得獎的人姓蔣，又剛好就是市長的兒子，就先判定這個獎沒有價值？」 這兩件事情不一樣。 如果評選過程真的有問題，就把問題說清楚。 如果有人動用政治力量，就把證據拿出來。 如果規則被改過，就把前後版本攤開來比較。 可是不能因為最後拿到獎的人是市長兒子，就倒過來認定： 「所以他的童軍表現一定不算數。」 那對其他真正參與童軍的孩子，又公平嗎？ 因為你今天說蔣得立的努力不能算數，明天是不是也可以說其他政治人物的小孩拿到的成績、獎項、學歷全部都要重新打折？ 再下一步，是不是只要父母是有頭有臉的人，孩子就不應該得獎？ 那我們究竟是在追求公平， 還是在創造另一種不公平？ 所以我其實很能理解蔣萬安那句話：「我們都希望對認真、努力付出的孩子給予鼓勵，也不希望讓他們失去追求夢想的權利。」 這不是政治人物就不能說。 因為在這件事情裡，他首先也是一個爸爸。 看到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自己決定想去看看世界，自己去參加甄選，最後真的錄取了。 父母會怎麼想？ 大概不會先想著政治學。 大概只是想：「孩子想去，那就讓他去吧。」 可是當這個孩子的爸爸是台北市長，普通家庭餐桌上的一句「去試試看」，突然就變成了政治事件。 蔣萬安最後又宣布，在和太太、兒子討論後，決定不領教育局原本提供的補助。 這個決定，我認為至少值得肯定它所釋放的訊息： 既然社會對公共資源有所疑慮，那就把這一塊爭議主動拿掉。 不是說「因為我兒子符合資格，所以你們誰都不能講」。 而是：「制度你們可以繼續查，我們也願意把能避免爭議的地方先處理掉。」 這並不能取代利益迴避制度的檢驗。 但至少，「不領補助」是一個具體的行動，而不是一句口號。 真正讓我在意的，反而是另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正在慢慢把一個孩子的人生，全部改寫成他的父親？ 他三年的童軍，是因為爸爸。 他的市長獎，是因為爸爸。 他的建中，是不是也因為爸爸？ 他的交換學生資格，是不是還是因為爸爸？ 甚至他在寒流裡面淋雨、搭帳篷、自己煮飯，也因為爸爸的一通電話送了衣服上山，於是這些努力全部變成了「特權」。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三年童軍。通過高級考驗。考上建中。又透過公開甄選取得交換學生資格。 我們大概會怎麼形容他？ 也許會說： 「這孩子很勇敢。」 「他願意走出舒適圈。」 「童軍讓他變得更獨立。」 「他想在高中之前先去看看世界。」 甚至，我們可能還會把他的故事寫成一篇勵志文章。 可是當他的爸爸叫蔣萬安，同一段人生，突然全部換了一套解讀方式。 這才是我真正覺得值得警惕的地方。 政治人物當然不能因為「是家長」就免受監督。 這一點，我從來不反對。 政治人物的家人如果取得公共資源，也不能因為是未成年人，就讓制度完全沒有檢驗。 這一點，我同樣不反對。 但是，保護一個孩子正常競爭的權利，也不等於替政治人物背書。 這兩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時存在。 我們可以說：「教育局，把程序全部公開。」 同時也可以說：「不要因為他的父親是市長，就預設這個孩子一定作弊。」 我們可以說：「利益迴避制度還需要檢視。」 同時也可以說：「孩子符合公開資格，就應該有參加競爭的權利。」 我們甚至可以說：「蔣萬安作為市長，應該接受比普通父母更嚴格的檢驗。」 但是，那個被檢驗的人，首先應該是掌權的大人，而不是拿孩子的人生履歷開刀。 我不知道蔣得立當初是不是看到學校公告之後，真的只是回家跟媽媽說：「我想去試試看。」 也不知道他當時究竟有沒有想那麼多政治問題。 我只知道，對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來說， 「我想去看看世界」， 本來可以是一件很單純的事。 如果他努力準備，通過甄選，那是他的成績。 如果制度真的為他開後門，那就把後門找出來。 如果沒有，那麼請不要因為他的父親是誰，就把他一路走來的努力全部歸零。 尤其我自己看童軍，更在意的其實不是他爸爸是誰。 我更想知道的是：這個孩子經過三年的童軍生活之後， 有沒有比三年前更勇敢？ 有沒有更獨立？ 有沒有學會合作？ 有沒有在很冷、很累、很想回家的時候， 告訴自己：「再撐一下。」 如果答案是有，那麼童軍教育就在他身上留下了真正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不是「市長獎」。不是「建中」。甚至也不是「交換學生」。 而是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點一點長出來的自己。 所以，我還是想問那個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他不姓蔣，不是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兒子， 這還會是一則特權醜聞嗎？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平凡家庭的孩子， 我們是不是會說：「他放棄直升名校的機會，想先去看看世界。」 如果今天這個孩子在童軍裡面撐過六天的高級考驗， 我們是不是會說：「這孩子真的很有毅力。」 如果今天他因為童軍表現獲得學校推薦，我們是不是會說：「原來童軍真的可以讓孩子找到自己的舞台。」 可是只因為他的爸爸叫做蔣萬安，是現任台北市長， 同一段人生，就必須全部重新解讀。 這公平嗎？ 我不是在說蔣得立不能被檢驗。 恰恰相反。 我是在說，該被檢驗的，就好好檢驗。 制度有沒有問題，查制度。 公共資源有沒有被濫用，查公共資源。 利益迴避有沒有做好，查利益迴避。 政治人物有沒有介入，查政治人物。 該查的，一樣都不要少。 但如果查完之後，發現一切都符合規定， 那麼也請還給一個孩子最基本的公平：他的努力，可以是他的努力。 爸爸的政治身分是爸爸的人生。 孩子的成長，是孩子自己的人生。 父親可以接受最嚴格的政治檢驗，但沒有必要讓兒子陪著一起坐上被告席。 因為，監督權力，是民主的責任。 但懲罰一個孩子的出生，從來不是公平。 而一個孩子到底優不優秀，答案或許從來就不應該只寫在他的姓氏上。 更應該寫在——他自己走過的路。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林楚茵立委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一名四十八歲高姓男子在台北車站捷運月台等朋友，拿出筆電收聽自己購買的線上投資理財課程。只因螢幕出現「2戰區光合系統」幾個字，便遭一旁民眾側錄上網，懷疑是不是「共諜出任務」，並一路向警政署、刑事局、陸委會、移民署及調查局檢舉。事情還沒查清楚，國安大片已經先上映。某立委更表示，「光合輿情監控系統」被指為大陸進行大數據監測與情報蒐集的平台，「若屬實」就是嚴重國安問題；甚至進一步推演，台北車站人流、周邊設施與民眾活動軌跡，都可能成為戰時攻擊甚至癱瘓交通的參考資料。 一台筆電，幾個中文字，劇情就從「捷運月台等朋友」，一路演到「戰時癱瘓台北交通」。結果警方找到男子後，「國安諜報片」瞬間下檔。沒有共諜，沒有情報蒐集，也沒有癱瘓台北車站的秘密任務，所謂「2戰區光合系統」，竟然只是他所購買的線上投資理財課程內容。 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大概只是一場令人莞爾的國安烏龍，偏偏真正值得警惕的故事，現在才開始。因為當大家忙著慶幸「原來不是共諜」時，這套投資課程所呈現的語言與運作模式，反而無意間掀開了新一代投資詐騙與高風險吸金話術的一角：AI算力、節點、戰區、生態系、鏈上收益、複利機制、虛擬資產、USDT這些過去一般民眾可能連聽都沒聽過的科技名詞，如今正在成為投資市場最時髦，也可能最危險的包裝紙。 詐騙，正在進行自己的數位轉型。以前的騙子說「老師帶單」、「保證獲利」、「穩賺不賠」，現在民眾聽多了會怕，銀行看到異常匯款也會攔阻。於是詐騙者學聰明了。不說投資，改叫「AI算力」；不說會員，改叫「節點」；不說上下線，改成「戰區」；不說拉人頭，而是「建立生態」；不談利息，而說「算力收益」、「鏈上獎勵」與「複利機制」。 連錢都不再叫錢，而是Token、USDT與數位資產。換湯不換藥，卻因為換了一套科技辭典，突然顯得高深莫測，這才是今天詐騙治理最棘手的地方。 因為AI是真的，區塊鏈是真的，GPU算力市場是真的，虛擬資產也是真的。現代騙局最高明之處，已經不是從頭到尾說假話，而是拿九個真的科技名詞，拼出第十個未經驗證的財富神話，一般民眾聽不懂，反而更容易相信 ! 因為聽不懂，所以覺得對方專業；因為模式複雜，所以不敢質疑；因為大家一起上課、一起加入群組、一起討論「戰區」、「節點」與「生態」，便逐漸相信自己不是被推銷，而是在學習一門新科技。 這就是新型詐騙最令人不寒而慄之處。它不急著先騙你的錢，而是先改造你判斷金錢的方式。當一個人開始相信「別人反對，是因為他們不懂AI」；家人勸阻，是因為「傳統思維跟不上時代」；媒體提出質疑，是因為「舊金融體系害怕新科技」，那麼詐騙集團甚至不必再替自己辯護。 受害人會自己完成最後一道防火牆替騙局辯護 ! 於是，最危險的受害人不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詐騙」的人，而是明明知道詐騙很多，卻堅信：「別人的都是騙局，我這個是真正的新科技。」 這也凸顯政府現行反詐宣導可能正在追趕上一代犯罪。政府提醒「不要相信投資老師」，對方就改稱導師；政府提醒「不要加入陌生投資群組」，就改稱AI社群；政府警告「保證獲利就是詐騙」，對方就不保證獲利，而改成算力回饋、節點收益與動態複利。 政府忙著更新反詐圖卡，詐騙產業卻已經開始更新自己的語言模型。因此，未來反詐不能再只是教民眾背關鍵字，而必須改成辨識「數位素養、金融結構」能力。 不管它名稱叫AI、Web3、算力平台、量化交易、節點經濟還是區塊鏈生態，只要同時出現收益來源不透明、高報酬或穩定回報、複利誘惑、層級推薦、封閉社群、虛擬貨幣入金，以及不容易說明真正營業收入從哪裡來等特徵，就應該立即列為高風險投資模式。 政府更應建立金融監理、警政、銀行及虛擬資產服務業者之間的早期預警機制，追查異常招募、集中入金、虛擬幣轉移與多層次推廣，而不是永遠等到資金盤崩潰、被害人排隊報案，再開記者會宣布「破獲重大詐騙集團」。 這起台北車站事件最諷刺之處，就在於所有人一開始都盯錯了地方。大家看到「戰區」，怕共諜；看到「光合系統」，想到國安威脅。最後證明國安是烏龍，但那台筆電卻意外替台灣打開了另一扇更值得警戒的窗：詐騙已經不再只是躲在電話另一端，用破綻百出的話術叫你匯款；它可能穿著AI、區塊鏈與金融科技的西裝，坐進教室、直播間與線上課程，堂而皇之告訴你，這叫「下一個財富趨勢」。 真正值得政府追查的，不只是「2戰區」是不是戰區，而是這些新型投資模式裡的錢到底從哪裡來、最後又流到哪裡去。 共諜抓錯了，可以一笑置之。但如果一場國安烏龍已經意外讓新型吸金話術現形，政府還把它當成笑話看完散場，那下一次真正被「癱瘓」的，恐怕不是台北車站，而是一個又一個家庭的銀行帳戶，這才是這場烏龍最不該烏龍到底的地方！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媒體畫面截圖 【聚論壇張競評論】昨晚在臺北被幾位外籍朋友問到中國大陸解放軍將領張又俠與劉振立懲處案，問題聚焦在為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先解除其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職務以及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而其黨內懲處卻還不見動靜？ 其實由於中國大陸中央軍事委員會係採取黨政雙軌並行體制，基本上受懲處對象從被立案審查調查開始，其最終中箭落馬命運已經原則確認；亦都會立即中止其履行所有黨政軍職務，並且公開將其除名。後續則是依據黨政體系不同制度規範，依序完成所有人事懲處與調整程序。 就目前看來，張又俠與劉振立已經不在履行其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職務，但其黨紀處份則須由黨內中央軍事委員會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最終決定則是呈請黨內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審議追認。所以若是要在今年十月份所召開五中全會處理這兩名將領之黨內懲處案，基本上就必須在九月底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列入議程加以處理。 提問的外國朋友聽解說後，對於為何要如此講究程序十份輕視，但我特別提醒對於政治運作而言，若無程序正義即無實質正義；所以若要體制運作不受置疑與挑戰，符合程序正義依循章法辦事是最基本要求。 許多讓國際社會關注北京政壇脈動之政治觀察家與評論者跌破眼鏡的人事變化，只是因為打破傳統未曾依循慣例發展，但是絕對不會不去照章辦事。但是由於研究中共黨政專業社群人士經常輕視中共黨政白紙黑字遊戲規則，總是認為高層政治意志將凌駕一切，所以才會在解讀中共政情時屢屢失誤。 最後這幾位外國朋友問我，今年十月五中全會議程將會有何重點？我提出現行《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十九條：「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如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並且據以點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籌辦期程很長，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與選舉辦法都要經過審議，各方代表選舉過程亦將耗時甚久；因此今年十月五中全會，應該會通過明年秋天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案。 總而言之，判斷中國大陸黨政情勢、政壇脈動與政治進程，各項法條規章還是必讀資料，但是在臺灣凡事講求政治正確，一切都跟著感覺走之政治文化氛圍下，期待研究者認真落實基本功，其實是很不識時務啊！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賴清德總統臉書影片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AI持續影響台灣的媒體發展，這時候賴清德總統喊出「AI紅利，全民共享」普發一萬元案，但媒體業顯然得不到什麼紅利。有媒體人就建議說，其實政府可以在媒體減稅或是免稅上動動腦筋，畢竟媒體在台灣的民主進步發展中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媒體議價法談了5年還在原地踏步，賴政府該展現關切媒體發展的誠意。 賴清德總統8月宣布明年普發每人一萬元現金，財源是透過中央政府總預算增列2357億元，在歲入歲出平衡及實質零舉債的前提下支應，納入明年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根據報導，歲入實質成長430億元，加上歲計賸餘1930億元，沒有動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達成「零舉債」與「AI紅利，全民共享」的目標。 不過媒體也提到，普發現金是因為股市超收太多，政府錢多多，估計今年上半年政府稅收增加將近6000億元。財政部長莊翠雲6月時也承認，今年證交稅確實受惠於市場成交量提升，1月至4月日均成交量約9800億元，1月至5月約達1.1兆元，5月更超過1.2兆元，以當時來看，增列5700億元應該可以。按這速度，今年台灣可能因為股市大好，超收稅金1兆元以上。而這紅利主要來自台積電等相關AI產業，所以賴總統說AI紅利，也是合理。 但問題來了，AI雖給台灣股市與國庫帶來歡欣鼓舞，可是，有些產業不但沒有獲得好處，還因此受害，媒體業就是如此。因為AI可以生成新聞，讓很多媒體新聞部門大量裁員，大自台灣領導品牌電視台TVBS裁了百人，其他電視台也跟進在默默裁掉第一線的記者。不只電視台，台灣原生網媒的前二名，也早對新聞部門下手了。 新聞界這20多年來的確跌跌撞撞，先有網路衝擊，還沒站穩，AI橫空出世揮了一拳，再來又有國際網路平台在台灣攻城掠地，讓新聞媒體界傷痕累累。 媒體老闆看了這些數字，能夠苦撐者越來越少。先看這兩年主要的廣告收入，前年2024年，不斷上升的數位影音廣告有186億台幣，無量下跌的電視廣告為171億台幣，輸給數位影音。去年，差距更大，數位影音廣告再上調到199億元，電視廣告則降至150億元。如果再看看20年前的2005年，台灣五大媒體（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報紙、雜誌、廣播/戶外）總廣告量約為新台幣 490億元，那時候，被稱為新興數位媒體的數位網路廣告市場，規模才剛突破新台幣26億元。這20年一差距就是百億元起跳，廣告都跑到臉書、Google等國際網路串流平台上去了。 因為讀者取得新聞的管道，過度依賴數位社群與搜尋引擎演算法，使國際平台享有龐大流量與廣告收益，卻沒有合理分潤給原創新聞內容的媒體。台灣媒體與學術界2021年起開始強力呼籲推動新聞議價相關立法，朝野立委也陸續提出多個版本的草案，多數參考澳洲的議價概念並納入新聞基金機制，要重建新聞與民主共生秩序。台灣產學界具體提出新聞有價原則立法，主張「新聞有價」，認為平台利用新聞內容吸引用戶點閱並賺取廣告，必須分潤給實質付出成本進行採訪與內容生產的媒體。 但2000天過去了，有權力決定的立法與行政機關，都有氣無力，媒體業判斷政府有很大的國際壓力。 既然如此，就有媒體主管說，現在AI一年為政府帶來上兆的稅收紅利，媒體業卻是AI的受害者，政府難道不能替媒體業做點什麼嗎？例如減稅？這也是多年前媒體相關組織提出過的建議。 再看看也是8月底的消息，微軟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發表6千字文章，直指AI與機器人技術快速發展，將導致「許多工作永遠消失」，並警告全球政府恐怕還沒有準備好面對AI帶來的巨大衝擊，還提出「人類保留區」概念，應對AI計算量與機器人課稅，讓企業使用AI付出成本，減少取代人類的速度。他警告說，現在是人類歷史上最動盪的時期之一。 政府當然有在為媒體收入著想，例如中央及地方政府長期用專案養媒體，但這是直接影響新聞內容的事，政府只能遮遮掩掩地做。如果政府可以運用減稅或免稅，或是其他對媒體產業補助的措施，正大光明來做，就算是杯水車薪，也許可以讓在數位洪流中載浮載沉的媒體業，多找到些浮萍。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問蒼生》影片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一部只有二十六分鐘、由一名創作者借助AI完成的短劇，最近竟成了兩岸現象級作品。 大陸創作者「青瓜蛋」8月17日在B站推出《我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寫成了妖》，又名《妖異簿．問蒼生》，取材自東晉干寶《搜神記》的漢代災異，再揉入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影片上線一週即突破千萬觀看，截至8月28日更累積逾一千六百萬次瀏覽。 真正打動人的卻不只是AI畫面，而是劇中的「你們不是天生該跪」、「苦難曾經真實到需要借鬼神開口」等台詞，以及片尾那句「後人讀妖，勿問鬼神，問蒼生」。 故事中的裴令史奉命調查天下「妖異」，最後才發現，那些被朝廷寫成妖魔鬼怪的人，許多不過是被飢荒、苛政與亂世逼到無路可走的百姓。為了不讓他們遭到清算，只好把「人禍」寫成「妖異」。 因此，他才有了那句沉痛自白：我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寫成了妖。 AI是最現代的科技，《搜神記》是近兩千年前的文字，兩者最後問的竟然仍是最古老的政治問題：人民說的話，權力究竟聽不聽得見？ 看完《問蒼生》，再回頭看看今天台灣的政治網路世界，竟有一種令人莞爾不起來的熟悉感。兩千年前，朝廷把解釋不了的人寫成妖；兩千年後，部分綠營側翼型帳號與激進青鳥支持者，也發展出自己的數位《妖異簿》。 批評能源政策，是唱和北京；質疑兩岸政策，是替大陸說話；批評司法尺度，是藍白帶風向；對國安論述提出不同意見，再嚴重一點，便可能升格成「第五縱隊」、「中共同路人」。 政策是真是假，可以晚一點再查；你是哪一邊，必須立即判決。這大概是台灣民主最神奇的數位轉型。 《問蒼生》的裴令史，至少還要跋山涉水，查清楚眼前究竟是人還是妖；今天只要一支手機、幾則Threads貼文、幾張截圖，便可能完成一個人的政治身分鑑定。 8月底發生在台北車站的「共諜疑雲」，更把這齣台灣版《妖異簿》演成近乎黑色喜劇。一名48歲男子在台北車站捷運月台等朋友，拿出筆電收聽自己購買的線上投資理財課程。因螢幕出現「2戰區光合系統」字樣，便遭民眾側錄上網，懷疑是不是「共諜出任務」，並向警政署、刑事局、陸委會、移民署及調查局檢舉。 事情還沒有查清楚，國安大片已經先上映。民進黨有立委表示，「光合輿情監控系統」被指為大陸進行大數據監測與情報蒐集的平台，「若屬實」即屬嚴重國安問題；甚至進一步推演，台北車站人流、周邊設施與民眾活動軌跡，可能成為戰時攻擊及癱瘓交通的參考資料。 一台筆電，幾個中文字，劇情就從「捷運月台等朋友」，一路演到「戰時癱瘓台北交通」。結果警方找到男子後，國安諜報片瞬間變成線上理財課。 男子重新播放相關課程音檔，警方確認內容與其說法相符，「2戰區光合系統」只是理財課程中的名稱，所謂共諜疑雲最終研判是一場烏龍。這一幕，簡直比《問蒼生》還像《問蒼生》！ 以前看到怪樹、黃人、白衣，懷疑是不是妖；現在看到簡體字、「戰區」、「光合」，便懷疑是不是共諜。妖還沒有查清楚，《妖異簿》已經先翻開了。 國安當然不能兒戲，民眾遇到真正可疑情況向警方反映亦無可厚非；立委也使用了「若屬實」的前提，不能倒過來指控她直接認定男子是共諜。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什麼樣的政治氛圍，竟會讓一個普通人在公共場所打開筆電，因為幾個敏感字眼便被陌生人偷拍、上網、檢舉，再一路推演成國安事件。 這不是單純提高警覺，而是政治心理學上的「威脅泛化」。當「認知作戰」、「第五縱隊」、「中共同路人」成為日常政治語彙，久而久之，社會便可能養成一種危險習慣：先尋找敵人，再尋找證據；先審查身分，再理解事實。 更荒謬的是，這恰恰可能成為另一種認知作戰。最高明的認知作戰未必需要製造一百則假新聞。只要讓一個社會形成條件反射──看到簡體字想到滲透，看到不同意見想到北京，看到批評政府就懷疑政治動機，等到人民開始彼此監視、彼此猜疑，撕裂的工作其實已完成一半。 政府天天談「民主韌性」，部分支持者卻忙著替異議者貼標籤；口口聲聲防範認知作戰，最後卻可能把整個社會訓練成全民猜諜。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反諷。 今年AI諷刺影片「油不得你」遭檢舉疑似合成賴清德總統聲音後，刑事局即派員前往製作者住處查證，後續並報請北檢偵辦。刑事局強調依法受理、並未強迫下架，此案當然存在深偽與冒用身分的法律問題；但國家機器面對政治諷刺時，介入尺度是否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同樣值得民主社會檢驗。 於是，兩岸出現了一幅頗具黑色幽默的畫面。大陸AI創作者借《搜神記》寫苛政、寫黃巾、寫百姓不肯再跪，作品一路突破千萬觀看；海峽這一邊，號稱守護自由民主的部分政治支持者，卻忙著尋找誰是「中共同路人」，甚至一台筆電也能先演成共諜。 《問蒼生》裡那句話，或許因此有了台灣版：這個世道裡，人說的話不算數，只有標籤說了算。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應該忙著抓妖，而應該先問究竟是誰把普通人寫成了妖。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也不必把每一個異議者都想像成敵人的代理人。政策遭質疑，就回答政策；數據被挑戰，就拿出數據；不同意見，就用論證說服。因為民主真正的韌性，從來不是讓全民學會互相懷疑，而是讓人民相信：即使我不同意政府，我仍然是國家的公民，而不是等待政治鑑定的「中共同路人」。 兩千年前，裴令史至少知道，把人寫成妖是一種罪。兩千年後，如果把異議者寫成側翼、第五縱隊、中共同路人甚至共諜，還以為自己是在「守護民主」，那麼《問蒼生》真正該問台灣的，恐怕不是妖從哪裡來，而是：當人人都忙著抓妖，還有誰願意先問真相？ 到底是妖變多了，還是寫《妖異簿》的人變多了？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殘酷的實習生》海報截圖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韓劇《殘酷的實習生》最令人刺眼的地方，不是它描寫了多少職場惡意，而是它揭穿了一個許多人不願承認的事實，即在企業制度裡，勞工往往不是「人」，而是一組可以被計算、調度與淘汰的數字。 劇中的高海拉，曾是業界能力出眾的商品企劃人員，為了育兒離開職場七年。然而，當她四十多歲重新求職時，過去的資歷突然像被橡皮擦抹去，無奈只能從「實習生」重新開始。這不是單純的中年求職故事，而是一場關於誰有資格工作、誰有資格休息，以及誰又必須為家庭付出職涯代價的審判。 更殘酷的是高海拉得到的不是重新開始的機會，而是一項「生存考驗」。只要她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須設法讓兩名育兒中的女同事離開公司。於是，制度造成的歧視被包裝成女性之間的競爭，企業不願承擔育兒制度的成本，卻把代價轉嫁給另一個女人。而這正是該劇最值得批判之處，真正的殘酷從來不是某一個惡毒主管，而是一套讓每個人都必須互相殘殺才能留下來的制度。 如果說韓劇提供的是虛構的職場切片，那麼近年的 IKEA Korea 歧視爭議，則讓這個問題活生生走出螢幕。2026 年，IKEA Korea 一名女性員工指控在育兒假後遭降職，原本的管理職被要求改任一般職位，而該名員工拒絕後，據報又面臨必須在降職與離職之間作出選擇的壓力。韓國勞動主管機關因此展開調查。而IKEA Korea 總部則表示相關報導有多處與事實不符，並強調個別人事案件涉及員工資訊，無法公開說明。 事件之所以值得社會關注，不只因為它牽涉一名員工，而是因為它碰到了韓國勞動尊嚴最敏感的議題，一個女性離開職場去照顧孩子之後，回來時還是不是原來那個「有價值的人」？如果育兒假是法律保障的權利，那麼休假本身就不應該成為職涯的原罪。 當然不能在調查結果出爐之前，逕自替任何一方定罪。但真正值得追問的，恰恰不是「IKEA 到底是不是壞雇主」這種簡化的二分法，而是為什麼現代企業總是能用「組織調整」「績效管理」「人才配置」「商業需求」等等漂亮的詞彙，將一個人的不安與失去工作機會，包裝成理所當然？ 勞動歧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歧視兩個字寫在紙上。可能只是一個暫時調職，可能是一句你的職位已經沒有了，也可能是一個看似體面的離職方案。制度不必大聲說你不受歡迎，只要讓你每天都感覺自己不再被需要，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最後自己主動離開，這就是《殘酷的實習生》與《 IKEA Korea 歧視爭議》之間最深的交集。因此，勞動歧視往往不是赤裸裸的拒絕，而是透過制度性的安排，讓某些人默默地承擔最後的代價。 其實一個人出售自己的時間、專業與體力換取薪資，並不代表他同時出售了尊嚴。企業可以要求績效，可以進行合理的組織調整，也可以因應市場改變重新配置人力。但這些「管理權」都不應該成為無限上綱的通行證，當管理權凌駕於人的基本尊嚴之上，所謂的效率就可能只是更漂亮的剝削。 真正值得稱為「好雇主」的企業，不是在員工年輕、健康、沒有孩子、永遠加班時給予掌聲，而是在一個人申請育兒假、年齡增長、工作能力改變，甚至有一天不再符合企業最理想的模型時，仍然承認他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一名員工，這才是勞動尊嚴真正的底線。 否則，再漂亮的企業理念，再溫暖的品牌廣告，再精巧的家具設計，都只是在替問題遮上漂亮的布，而布底下躺著的正是這個時代最不願正視的勞動真相。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橋頭地檢署影片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日前媒體報導高雄橋頭地檢署發生一起令人遺憾的墜樓事件。一名四十六歲女子因將郵局帳戶與提款卡交給網路認識者，帳戶後來被詐騙集團用來收取三名被害人共約十三萬元款項。法院判處她有期徒刑四月、併科罰金一萬元；若以每日一千元易科罰金計算，總額約十三萬元。她前往地檢署執行科報到後墜樓身亡。至於事件原因，仍待檢警調查，不宜逕自將悲劇歸因於罰金或司法程序。 但這起事件留下的問題，不能隨著案件的調查結束而消失。她不是詐騙集團首腦，也不是跨境洗錢金主。她是高職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境清寒，並具有輕度身心障礙的帳戶提供者。法律必須追究她的責任，但司法也不能假裝，她和躲在境外操控金流的詐團主謀，站在同一個犯罪位置。 許多人會說：「人頭帳戶也是幫兇，犯罪當然要付出代價。」這句話沒有錯。三名被害人的損失是真實的，帳戶持有人也不能只用一句「我不知道」就完全卸責。然而，若討論到此為止，我們只看見司法的終點，卻沒有看見犯罪的起點。 詐騙集團真正高明之處，不只是話術，而是懂得把犯罪風險全部外包。 主謀躲在境外，工程師架設網站，金主控制資金，幹部透過社群平台招募；最後留在司法機關面前的，往往只剩一張提款卡，以及一個急著找工作、需要借錢、渴望情感支持，甚至欠缺完整風險辨識能力的人。 政府不斷宣導「不要把帳戶交給別人」，卻常假設每個人都具備同樣的資訊、社會經驗與判斷能力。但詐團不會拿著寫有「犯罪契約」的文件上門，而是把交付帳戶包裝成貸款審核、求職驗證、網拍收款、投資交易或網路交友協助。 對生活穩定的人而言，這些說法可能漏洞百出；對一個失業、負債或急需現金的人而言，眼前看到的卻可能不是犯罪陷阱，而是一根救急的稻草。 於是，資訊落差成為詐團最廉價的犯罪工具，經濟弱勢則成為最好取得的消耗品。 用一句「帳戶不能交付」完成宣導，等到弱勢者真的受騙，再用四個月的徒刑檢驗他有沒有聽懂。這與其說是犯罪預防，不如說是一場事後才公布答案的考試；考不及格的人，不只失去帳戶，還可能同時面臨刑事紀錄、民事求償、工作不保與家庭破裂。 進入刑事執行階段後，第二層不平等又出現了。十三萬元對有資力者，是一筆可以計算的司法成本；對清寒者，卻可能是一張買不起的自由門票。同樣判刑四個月，有錢者繳款回家，沒錢者入監服刑。法律表面上一千元折抵一天，人人平等；實際上卻是富者用金錢換取自由，貧者用自由償還貧窮。 法律雖設有分期繳納及易服社會勞動等制度，但制度寫在網站上，不代表每個人都看得到；程序存在，也不代表弱勢者能夠理解並完成。 司法若是只確認當事人是否簽收文件，卻沒有確認他是否真正明白還有哪些出口，那麼「依法告知」有時也只是另一種精緻的形式主義。 因此，司法機關有必要建立「執行脆弱性分流」。當報到者具有身心障礙、清寒、失業、重大債務、家庭支持薄弱，或是出現「抓我去關」等高度挫折語句時，程序不應只剩繳款與發監，而應主動說明分期、社會勞動與法律扶助，必要時連結社政及心理衛生資源。 這不是要求書記官兼任心理師，而是要求司法制度不要只看卷宗，也看見站在櫃台前的人。 打詐當然不能手軟，但精準打詐，不該只是精準找到最容易抓的人。如果每次都只抓得到帳戶提供者、車手與經濟弱勢者，卻抓不到招募者、金主與境外主謀；最後再把起訴、判刑及入監人數當成治理績效，那麼這張漂亮的成績單，恐怕正是詐團最樂於看見的結果。 因為他們只要再找到下一個生活困頓、資訊不足的人，犯罪產業鏈就能重新啟動。 最令人心酸的，不是一個帳戶變成人頭帳戶，而是一個原本就站在社會邊緣的人，先因資訊落差成為詐團的工具，最後又成為司法程序中最容易被找到、也最容易被遺忘的人。 當詐團躲在雲端，弱者卻倒在了司法門前，制度若只證明法律已經運作，卻沒有阻止悲劇再次發生，那麼真正需要接受檢驗的，恐怕不只是一名帳戶提供者，而是整套打詐與司法治理！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南台灣泡在水裡，賴政府卻似乎忙著替政治責任築堤。賴清德總統廿五日南下高雄勘災，面對外界追問多年治水預算成效，竟表示不要中南部一淹水，就責問「治水的錢花到哪裡去」，並稱若只拿近年預算比較南北，「數字也失真」。 這句話聽來頗有氣勢，只是人民若真的聽話去查經濟部公開資料，恐怕馬上會發現一件尷尬的事：數字並沒有消失，只是政府不希望你用那個角度問。 根據經濟部公開網站公布，二○一四至二○二六年間，全國累計治水預算一八五一點一一億元，其中北北基一○六點七二億元、台南二九五點四五億元、高雄一七五點九六億元；台南一地就接近北北基的二點八倍。這不是在野黨製作的哏圖，而是政府自己的統計。當然，經濟部也說得很清楚，大台北早在一九八二至二○一三年間就投入約一六四九點五九億元，歷經四十多年建設，目前防洪標準較高。 所以，賴清德說南北不能只看近年的數字，有他的歷史脈絡；但這並不能推導出另一個結論：因為北部以前花得比較多，所以南部現在花了多少、效果如何，人民就不該問 ? 這才是整場論述最值得警惕之處。 民主政府面對質疑，正常作法應該是拿出績效指標：哪些易淹水區改善了？淹水面積減少多少？退水速度提升多少？哪些工程仍有瓶頸？極端降雨超過設計標準多少？而不是總統親自告訴人民，「不要淹水就問錢花去哪裡」。 如果公共預算花到最後，人民連「錢花到哪裡」都不宜問得太大聲，那預算究竟是公共財政，還是執政黨家務事？ 更荒謬的是，賴政府對大錢與小錢，似乎又是採取兩套截然不同的認知標準。 一八五一億元治水經費，政府希望人民理解極端氣候、歷史差異與工程限制；但行政院長卓榮泰少了五五三萬元「施政推展聯繫費」，卻立刻告訴全國，因立法院刪預算，他「只能用電話」跟地方聯繫。行政院隨後證實，遭刪九成的正是這筆聯繫費，而不是治水、救災或第二預備金。 更精彩的還在隔天。 卓榮泰廿五日人已經站在屏東勘災，並承認中央第二預備金、災損金並未遭刪，在野立委提出其他經費可以運用後，他也表示「欣然接受」，透過調整內部業務費用即可克服。 昨天沒有五五三萬元，只能打電話；今天五五三萬元一毛都沒有回來，公務車卻突然會動了。 原來困住行政院長的不是立法院，而是一張會計科目表；原來所謂「沒有預算不能勘災」，只要隔一天換個科目，就能奇蹟式治癒。 這若不是政治話術失控，就是行政能力令人擔憂。 最令人反感的，並不是政府替自己辯護。任何政府都可以說明治水困難，也有權批評國會刪預算不精準；真正的問題是，把不同性質的預算故意放進同一個政治敘事裡：一方面淡化一八五一億元治水經費的績效追問，一方面放大五五三萬元聯繫費遭刪的政治效果。 大的不能問，小的必須記；治水要看四十年，刪預算卻只看昨天。 這種資訊操作若不是愚民，至少也是把人民當成不會Google、不會查經濟部網站、不會做小學算術。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曾說：「天公伯很公平，人做得好就沒淹水，做不好就淹水。」如今同一個政黨執政，這句話似乎也需要氣候變遷：水退得快，是政府英明；水淹得深，是極端氣候；院長不能勘災，是立法院刪錢；隔天突然可以勘災，則叫「克服困難」。 政治責任竟比洪水更懂得轉彎。沒有人要求政府保證台灣永遠不淹水，但人民絕對有權要求一八五一億元的公共投資接受檢驗。賴清德真正應該說的，不是「不要問錢花到哪裡」，而應該是「每一塊錢花到哪裡，我們全部攤開給人民看」。 否則，台灣最成功的治水建設恐怕不是滯洪池，也不是抽水站，而是賴政府精心打造的「政治分洪道」：洪水留給地方承受，極端氣候負責解釋，立法院負責挨罵，至於那一八五一億元，人民最好不要問得太失禮 ? 這樣的政府，真正需要防治的，恐怕已不只是水患，而是把政治話術當成治理工程的習慣！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內政部官網 【聚論壇「明」理專欄】內政部日前宣布將向憲法法庭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引發關注，理由在於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並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號稱此案依據蒐集的犯罪事證及相關法律提出聲請，而非單純因其主張統一；但卻不禁讓外界質疑，鼓吹獨立的政黨是否也該標準一致？ 法律必須超越政黨與立場，不能因為執政者喜好而有所不同，尤其民主國家普遍保障言論與結社自由，無論主張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只要能在法律容許範圍之內，透過和平、合法方式表達政治理念，皆屬民主社會應保障的政治自由。某種程度，難道鼓吹獨立在憲法概念上不會影響國家安全嗎？ 政治學者林茲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是所有政治競爭者共同接受相同的制度規則，而非意識形態相同。換句話說，一旦涉及接受境外勢力非法資助、暴力犯罪、危害國家安全或違反相關法律，都應依法究辦，不受政治立場而有所寬貸。因此，本案真正的關鍵並非「支持統一」的違法要件，而是政府能否證明相關政黨的違法行為達到法律要求的解散門檻？如果最終解散理由是建立在政治理念，那麼倡導獨立建國是否也該等同視之？ 回到「解散統促黨，那獨派政黨呢？」的核心問題，精確答案，在於「不是看統或獨，而是去看違法事實；不是只看政治顏色，而是法律證據。」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陳其邁市長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高雄市長陳其邁最近在「2026高雄城市與產業發展論壇」再度搬出招牌治理哲學「快快快」。為了台積電，土地整治要快，水電供應要快；為了留住人才，社會住宅要快，城市建設也要快。六年招商近2.7兆元、亞灣340家企業進駐、社宅興辦突破2萬戶，一串數字排開，高雄儼然成了台灣地方政府的「效率展示中心」。 問題是，當高雄從重工業城市走向半導體城市，再從半導體城市走向AI城市，「快」已經不是治理唯一的答案。例如，23,055戶社會住宅是「興辦」，究竟多少已經完工、多少已經入住，不能只用一個總數帶過；近2.7兆元招商，也應進一步說明多少已實際落地、多少正在建設、多少仍屬未來投資。公共治理最大的誘惑，就是把規畫中的未來提前搬到今天剪綵，把政策管線裡的數字全部先算進成績單。 真正更值得追問的，卻是另一個新聞稿裡不容易看見的問題：當高雄高喊AI、智慧治理與「主權AI」，城市資料的主權究竟掌握在誰手上？ 高雄與輝達、中華電信等企業合作推動AI燈塔計畫，整合交通、道路、水利、環保及城市影像資訊，當然值得肯定。問題在於，科技公司進入市政府，不像台積電進入楠梓產業園區那麼單純。晶圓廠占的是土地，AI平台接觸的卻是整座城市每天產生的資料。 市民經過路口形成的影像、車流、人流及事件資料，餵進模型訓練之後，原始資料屬於誰？衍生出來的模型、參數與資料庫又屬於誰？合作契約結束後，市政府能不能完整帶走？如果原廠停止更新、改變授權條件甚至退出市場，高雄的智慧治理還能不能繼續運作？ 如果這些答案都不清楚，「主權AI」四個字恐怕就只剩下三個字最重要「AI」；至於「主權」，則比較像簡報首頁上的形容詞。 今年《人工智慧基本法》已經上路，政府還有兩年時間完成相關法規調適。高雄既然自詡智慧城市領頭羊，就不應只等中央訂規則，而應該率先建立地方政府AI採購與資料治理標準。未來所有重大AI系統，至少都應把資料所有權、資料儲存位置、模型可攜性、演算法稽核權、資安事件通報及緊急接管權寫進契約。 否則今天為了「招商」歡迎科技巨頭進城，明天可能才發現，土地是高雄的、道路是高雄的、攝影機也是高雄買的，但資料存在別人的系統，模型由別人維護，甚至連出了問題能不能立即調取資料，都得先看看合約怎麼寫。那就形成科技城市最荒謬的一幕：政府忙著替科技產業準備土地、水、電，最後卻忘了替自己準備資料、算力與模型的鑰匙。 陳其邁「快快快」的治理風格，確實讓高雄在重大建設與招商上展現罕見行政效率；然而，工程治理講求速度，數位治理更需要邊界。因為道路蓋錯了還可以重鋪，資料主權一旦流失，往往連流到哪裡都不知道。 高雄下一階段真正要證明的，不是招商數字還能多幾個零，而是能不能從「替企業準備土地水電」，升級為「替城市守住資料算力模型」。 招商可以算政績，城市資料不能當招商贈品。高雄要打造科技S廊道，而不是把政府治理變成跨國科技公司的SOP。土地、水、電可以繼續「快快快」，但涉及城市命脈的資料、模型與控制權，可千萬不能「鬆鬆鬆」。否則有一天我們可能會發現，全球最先進的晶片在高雄生產，最智慧的城市系統也在高雄運轉，只是最後那顆決定系統能不能繼續運作的按鈕，並不在高雄市政府手上。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