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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過去一年，台灣公共討論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幾乎所有與教育有關的重大新聞，都逐漸被「霸凌」串連起來。 從高雄一位不幸墜樓身亡的教師，引發全國教師對行政壓力、校事會議制度與支持系統的反思；到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再到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拍攝羞辱影片，引爆社會對教師尊嚴與校園秩序的討論；接著，韓劇《鐵拳教育》在台灣掀起熱議，「鐵腕管教」與「人本教育」形成鮮明對照；教育部、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團體圍繞校園管教制度激烈交鋒；而近期，民進黨立委賴瑞隆因高雄教師事件的回應受到政治檢視，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投入選舉後，又因遭指涉求學階段的校園互動與言行爭議，被部分輿論納入「校園霸凌」的討論脈絡。這些事件原本彼此沒有直接關聯，卻在媒體與政治場域中，被逐漸編織成一條共同的敘事。 霸凌，不再只是教育問題，而逐漸成為政治語言。 高雄教師墜樓事件發生後，第一線教師真正關心的是制度是否出了問題。行政程序是否過重？校事會議是否失衡？教師申訴與支持系統是否足以承接壓力？教師工會與教育界普遍呼籲，應重新檢討現行制度，而不是讓悲劇一再重演。 然而，隨著事件持續延燒，政治焦點很快介入。 由於賴瑞隆被視為民進黨高雄市長熱門人選，他的回應時間、發言內容與態度，迅速成為政論節目與媒體討論焦點。「神隱」、「慢半拍」等評論接連出現，原本應聚焦於教師工作環境與制度改革的議題，逐漸轉向政治人物是否失職、是否失分的攻防。 教育事件，也因此開始轉化為政治事件。 接著，岡山林晏如老師事件，以及宜蘭教師遭學生戳屁股事件，再度引發社會譁然。第一線教師開始擔憂，當教師權威持續弱化、學生權利意識提高，而行政體系又傾向程序自保時，教師是否仍有足夠空間維持教學秩序？ 就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鐵拳教育》爆紅。 劇中教師以暴制暴、鐵腕對抗問題學生，讓不少觀眾產生情緒宣洩，也讓「強硬管教是否才有效」成為熱門話題。媒體順勢將韓劇中的「鐵拳教育」，與教育部政策、人本教育基金會倡議的人權教育及校園民主治理放在同一個討論框架內，使原本複雜的教育治理問題，被簡化成「鐵腕」或「人本」的二元選擇。 緊接著，國民黨立委萬美玲之子佀廣洋宣布投入地方選舉後，媒體與社群平台陸續出現昔日同學與師長的指控與爆料，內容多被放在「校園互動不當」乃至「疑涉霸凌」的語境之中。支持者強調相關說法仍待釐清，不宜未審先判，認為部分指控可能受到選舉攻防與派系角力影響；批評者則主張，政治人物及其家人一旦跨入公共領域，就應接受更高程度的品格檢驗與過往行為的公開討論，尤其當爭議涉及權力不對等的人際關係時，更難與「霸凌」的語彙切割。 如果把這些事件放在同一條時間軸來看，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高雄教師墜樓、林晏如老師事件、宜蘭教師遭戳屁股、《鐵拳教育》、教育部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制度辯論、賴瑞隆的政治表態，以及圍繞萬美玲與佀廣洋的相關爭議，彼此未必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卻在媒體與政治論述中，共同被納入「霸凌」這個議題框架。有的被視為「體制霸凌教師」，有的被理解為「學生霸凌教師」，也有的被延伸為「疑似校園霸凌延伸到政壇」，不同主題最終都被編碼進同一套情緒化語彙。 從傳播學角度來看，這正是「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框架理論」（framing）的典型案例。媒體決定哪些事件值得持續關注，政治人物決定如何詮釋事件，社群平台則透過演算法與群眾情緒互動，放大特定關鍵字與敘事模式。於是，社會開始感覺，霸凌似乎突然無所不在：從教室到辦公室，從校園到選舉場，似乎每一場衝突，都可以被命名為「霸凌」。 真正增加的，未必是霸凌事件本身，而是霸凌被政治化、情緒化與高度媒體化的程度。 當「霸凌」成為最容易動員情緒的標籤時，其實也就成為一種極為便利的政治語言。面對高雄教師的悲劇，民眾可以質問體制是否「在制度上霸凌第一線教師」；面對學生攻擊教師的案例，輿論可以控訴「教師在教室裡被學生霸凌」；一旦事件牽動選舉版圖，則可以進一步將政治人物或其家人的言行，放入「過去是否曾霸凌他人」的品格審判框架中。不同立場的陣營，往往只需決定要把「霸凌者」的角色套在誰身上。 民主社會當然需要揭露霸凌、監督政治人物，也需要保障教師與學生的權益；但如果每一場校園事件、每一次與教育相關的悲劇，最後都只剩下政黨攻防、人物評價與流量競逐，制度改革反而容易被擠到公共討論的邊緣。當輿論花大量時間討論某位立委回應是否慢半拍、某位政二代過去是否有瑕疵言行時，我們對教師工作條件、校務分權機制、申訴與輔導體系的關注，往往就悄悄退場。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某位政治人物是否慢半拍，也不只是某位參選人是否應承擔政治責任，而是：我們是否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政治輸贏，而太少時間放在教育制度如何避免下一場悲劇？我們是否更習慣用「霸凌」這個情緒強度極高的詞，來標記我們不滿的人與事，而不願意花力氣在繁瑣卻關鍵的制度設計與執行細節？ 當霸凌成為政治攻防最容易動員情緒的語言時，真正需要被修補的校園制度，反而可能在一波又一波新聞熱潮與選舉攻防之中，再次被遺忘。這或許才是這一年來，一連串「從校園到政壇」的霸凌討論背後，最值得我們警惕的集體盲點。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圖片為台灣高等法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有人問，近年最能代表台灣司法現況的案件是什麼？不是動輒數十億元的詐欺集團，不是跨境洗錢，不是毒品犯罪，也不是黑幫暴力，而是一杯七十五元的燕麥奶拿鐵，以及一個曾經鬧上新聞版面的電鍋。 一名超商店員，在連續工作十八小時之後，因疲勞忘記替自己沖泡的七十五元拿鐵結帳，竟一路歷經警詢、偵查、起訴及一審有罪判決，直到二審才獲判無罪，高等法院更罕見以旁論提醒雇主、檢察官及一審法院，刑法不應輕易介入本可由企業管理或勞資制度處理的問題。 這起案件讓人想起先前的「電鍋案」。兩案案情不同，卻共同映照出一個更值得憂心的現象：司法資源正逐漸陷入「大案難辦、小案重辦」的失衡困境。 真正值得檢討的，不是哪位法官、哪位檢察官，而是整個司法體系的風險管理邏輯。 所有現代政府都強調風險管理。警政有治安熱點分析，消防有火災風險分級，金融有洗錢風險評估，公共衛生有疫情分流，醫院急診更有檢傷分類制度。有限的人力、時間與經費，必須優先投入高風險、高危害事件，這是現代治理最基本的原則。 唯獨司法，似乎仍停留在「只要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就一路辦到底」的思維。 於是，一杯七十五元咖啡，可以動員警察、檢察官與法院；一個電鍋，可以歷經完整刑事程序；但另一方面，詐欺集團、毒品犯罪、跨境網路犯罪、人口販運及重大經濟犯罪，卻因案件龐雜、人力不足而審理曠日廢時。這不是司法太忙，而是司法沒有把有限資源配置到風險最高、社會危害最大的地方。 風險管理有一句重要原則：「不是所有風險都要用同樣的成本處理。」司法亦然。刑法本來就是最後手段，而不是第一選項。當企業管理失當、職場疏失、勞資爭議，甚至一時疲勞造成的失誤，都直接刑事化，司法便不再是守護社會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成了替企業管理善後、替組織紀律背書的工具。 高等法院這次判決最值得肯定的，不只是改判無罪，而是旁論中所透露的治理思維：雇主應承擔管理責任，檢察官應善盡公益代表人的把關義務，法院更應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審慎判斷是否真有不法所有意圖。這其實是在提醒整個司法體系，真正需要的是風險辨識，而不是程序慣性。 然而，一件案件最後改判無罪，並不代表制度沒有問題。對於當事人而言，警詢、移送、起訴、審判、前科陰影、工作壓力與社會眼光，都是真實存在的成本。制度若總是在二審才完成修正，代價早已由人民承擔。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真正成熟的司法，不是依靠二審一次次糾正個案，而是在偵查初期便建立風險分流機制，依據法益侵害程度、主觀犯意、社會危害性及公共利益，決定哪些案件應優先進入刑事程序，哪些案件應透過行政、民事、調解或企業內部管理處理。這不是放縱違法，而是讓刑法回歸最後手段，也讓司法資源發揮最大的公共價值。 七十五元拿鐵案與電鍋案，看似只是兩件生活小事，卻共同照見一個更大的制度盲點：我們一直要求政府做好風險管理，卻很少追問司法是否也需要風險管理。 如果司法連案件的輕重緩急都無法有效辨識，再多的人力、再大的預算，都可能只是把有限資源耗費在低風險事件，真正高風險、高危害的犯罪反而因此被延宕。 真正值得人民擔心的，不是一杯咖啡值七十五元，也不是一個電鍋價值多少，而是司法若持續欠缺風險治理思維，下一次被送進刑事程序的，也許只是另一個疲憊工作後忘記結帳的人；而真正危害社會安全的犯罪，卻仍在有限資源中排隊等待。 司法最大的風險，從來不是偶爾判錯一件案子，而是整個制度，把有限的司法能量放錯了地方。 作者為大學兼任老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臺灣高等法院官方網站 【聚論壇蔡詩萍專欄】在政治議題滿天飛，謠言與真實很不容易辨明的此刻，我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台灣高等法院對一樁關於便利超商控告夜班店員「業務侵占」一杯拿鐵咖啡的案子，做出了無罪判決！ 而且，法官還特意批評了現行的便利超商文化，以及，檢察官和士林地院在這件案子上的「法匠心態」（這詞彙是我用的，並非判決書上的詞彙，但我覺得意思差不了多遠。） 第一時間看到這新聞，我便被感動了。 一位值夜班的便利超商店員，午夜以後，只因為要提神喝了一杯拿鐵，一時間忘了結帳，就被雇主以業務侵占為由，送交司法。 但店員很清楚的解釋了，他本來就預購了32杯咖啡，還剩寄杯26杯，根本無意貪圖這一杯，何況，他還是在監視器之下，進行這一杯的操作，若真想「偷」這一杯，大可閃躲監視器。他只是一時間太累，晃神，才忘了。 雇主沒接受這說詞，檢察官沒接受這說詞，士林地院一審亦沒接受這說詞，於是判刑三個月。 若店員摸摸鼻子，心想算倒楣吧，默默接受了呢，我們不會知道原來這起小案子背後有多少辛酸血淚，是在我們引以為傲的「24小時經濟」的便利裡？！ 還好，店員不服，上訴了！ 才爭取到：台灣高等法院推翻一審判決，宣告無罪，並批評了便利超商現行的二十四小時營業，以及五花八門的種種便利服務，之所以能推動，不就因為每一位平凡的「萬能店員」與他們付出「廉價的便利」服務，所締造的嗎？ 判決書批評雇主沒體恤這些夜班員工，為了一杯忘了結帳的咖啡，竟然以刑事罪追究員工？檢察官呢，竟也忘了司法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一味以追求訴追為已任，（意思是這案子實在不符比例原則）而士林地院，則明顯缺乏「審判者應具備的實踐智慧」，對一般人在極度疲累下，可能的短暫疏忽，動輒以法條伺候？ 高等法院提醒的真好：法乃善與公平之藝術，不要讓冰冷的法條，凌駕了「被告過勞處境的同理與實質正義之上。」 我無法詳細記下高等法院法官這篇動人的判決。 以及，法官對便利超商龐大商機與造福消費者之正面效應的「勞動者關切」議題的沉痛呼籲。 但我很感動，在這樣一個人人視「外在於自己的世界」常常是一個「與自己無所謂的世界」裡，竟然，法官注意到了可能的不公，與可能的剝削！ 他也許不能撼動什麼商業體制，改變什麼僱用關係的不對等，但至少他能以「法官的角色」、「司法的功能」，採取實際行動，以判決，提醒了我們：一杯咖啡在「控訴侵占」與「溫暖體恤」之間，那完全是龐大商業體制在盈利之外有無人性，社會正義在冰冷法治之內有無公平之準則的考驗。 我不認識這位店員，我不認識這位寫判決書的法官，但我相信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件，足以撐起：我們相信人心不死，公道必在的信念。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張榮發基金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張榮發三個字，曾是臺灣企業精神的一面旗幟。 靠著勤奮、膽識與紀律，打造出長榮王國，當長榮船隊在大洋中承載著貨櫃，更承載著臺灣經濟起飛時代的標旗與驕傲。 但張榮發殞落之後，家族後裔卻因爭產而醜態畢露，令人嫌惡，長子又因涉及內線交易引發社會譁然；媒體暴露這個家族多年來，遺產與經營權問題糾葛不斷，甚至曾傳出黑道恐嚇家族高階主管等爭議情節。 這些令人羨慕、坐擁千億資產的富豪，仍貪得無厭陷。這究竟是個別家族的不幸，還是臺灣資本主義道德崩壞的一面鏡子？ 古人說：「富而無德，富不久矣；貴而無義，貴不安矣。」財富本身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為富不仁；資本本身並非罪惡，罪惡的是利用資訊不對等、權力不對等，去剝削市場中最弱勢、最無知、最相信制度的弱小股民。 內線交易與小偷強盜又有何區別？ 小偷強盜，是明火執仗搶人錢財；內線交易則是穿著西裝、坐在家裡，利用未公開的資訊，從散戶、投資人、退休族與市場信任者身上既偷又搶！ 資本主義最可貴之處，在於鼓勵創造、承擔風險、累積效率；但資本主義最可怕之處，即在於當資本失去道德制衡，便可能成為合法外衣下的掠奪工具。 亞當・斯密講資本主義市場，是需講道德情操的，沒有德性的市場，不是自由經濟，而是弱肉強食、可惡至極的強盜黑社會，資本主義的敗類。 遺產之爭已讓墓裡的張榮發痛心，如今老張更在墓裡哭泣！ 張家的後代只看見搶奪、未看見使命。偌大的家產，也不過是《紅樓夢》裡「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之前的一場繁華幻影。 《左傳》：「多行不義必自斃。」今日批評的，不只是張家子弟，而是一種社會病灶：有些人富可敵國，卻貧於人格；有些人繼承財產，卻沒有繼承風骨；有些人坐擁資本，卻把市場公平踩在腳下。 張榮發大概只教了勤奮賺錢、卻忽略了教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以及回饋社會的義舉。沒有仁義的豪門，終究只是金碧輝煌的廢墟；沒有誠信的資本，最後也只會是歷史筆下的笑柄。 臺灣的毒油暴露政府的無能、以及另一為富不仁的商家。哀民們也只能與張榮發一起哭泣吧！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白宗祐文章】中聯油脂1300公噸大豆沙拉油檢出一級致癌物苯駢芘超標，波及二五七家業者、四十二所校園，讓民眾再次陷入「吃什麼才安全」的不安。 事件爆發後，主管機關陸續停產、下架、追查流向，食藥署也公布受影響業者名單並擴大預防性下架。這些措施都有必要，但真正令人憂心的是，許多作為都是在社會高度關注後才逐步加碼，而非第一時間主動採取。 七月六日，賴清德總統提出停產、下架、資訊公開、依法究責等四點聲明。方向沒有問題，但仔細檢視內容，幾乎都是行政機關已經開始執行的措施。這也讓人不禁思考：總統的角色，難道只是把既有措施重新宣示嗎？ 危機發生時，一個科長知道要公布資訊，一個處長知道要協調下架，一個局長知道要跨機關清查。如果總統提出的內容，沒有超越行政體系原本就會採取的措施，那人民期待的制度改革，又在哪裡？人民選出的總統，不應只是層級更高的發言人，而應是制度改革的領導者。 這次事件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今天如何下架，更是明天如何避免同樣事件再次發生。例如，現行自主檢驗制度是否足夠？高風險食品是否應提高檢驗標準？如何強化源頭管理？如何讓違規成本高於守法成本？這些，才是國家領導人應該提出的方向。 更令人擔心的是，近年幾次重大民生議題，從萊豬、缺蛋到這次食安事件，政府給外界的觀感往往都是先安撫、後調整，先處理社會壓力，再擴大行政作為。危機處理固然重要，但若政策總是在輿論升高後才逐步修正，人民難免會質疑：政府優先管理的，究竟是風險，還是政治壓力？ 食安無法保證零風險，但政府不能滿足於一次次的危機處理。每一次食安事件，都應成為制度改革的起點，而不是下一次事件的前奏。 人民真正期待的，不是一份聲明，而是一位能把制度漏洞補起來，讓下一次危機更不容易發生的總統。 作者為台中市民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賴清德總統臉書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政府的反應速度，其實很快。只是，要看面對的是食品安全，還是政治安全。中聯油脂大豆沙拉油驗出一級致癌物苯駢芘超標，問題油一路流向了食品加工業，甚至連校園營養午餐都受到波及。 事件曝光第一時間，食藥署告訴大家：「下游廠商也是受害者」、「加工後風險不高」，因此不必全面回收，也不公布流向。民眾只能一邊看新聞，一邊猜自己昨天吃的便當、今天買的麵包，到底安不安全。 然而，沒過幾天，畫風突然全變了。 全面下架、公布名單、預防性回收、全面究責；賴清德總統提出「四個該」，行政院高分貝要求追究責任，執政黨立委也紛紛提高批判力道，彷彿整個政府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事情真的很嚴重。人民心裡難免浮現同一個問號：既然最後證明這些措施都「該做」，那第一時間為什麼不做？ 如果全面下架是對的，何必等到輿論發酵？如果公開流向是對的，何必等社會質疑？如果究責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何必等政治壓力兵臨城下才全面啟動？ 真正成熟的食安治理，不應該是看風向，而應該是看風險。 面對可能致癌的食品，行政機關本應遵循「預防原則」，寧可先保護人民，再釐清責任；寧可多下架一批產品，也不要多一位民眾把問題食品吃下肚。因為食品不像一般商品，一旦入口，就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 但是這次事件最令人不安的，不是問題油，而是問題出在治理邏輯。原本應該由科學專業主導的風險治理，卻逐漸變成由輿論聲量推動的危機管理。政策調整的節奏，不像是跟著風險評估走，反而更像是跟著新聞熱度走；行政反應的速度，不像取決於食品流向，而更像取決於社群聲量。 換句話說，政府真正優先管理的，究竟是食品風險，還是政治風險？更耐人尋味的是，官方論述短短幾天內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起初，下游廠商被定位為「受害者」；隨著事件延燒，又開始強調要嚴辦、要究責，甚至有人直接將企業經營者定調為「加害者」。同樣的油、同樣的事實，政治語言卻可以迅速切換。到底是新的科學證據突然出現？還是政治空氣突然改變？答案，恐怕不言可喻。 回頭看看二○一四年的頂新油品事件。當年重創的不只是企業信譽，更重創了執政者的政治信任，也深刻影響地方選舉結果。十二年過去了，社會原本期待政府記住的是那場食安風暴留下的治理教訓：建立更完善的食品追溯、更即時的資訊揭露、更果斷的預警機制，以及真正以人民健康為優先的風險治理文化。 然而，從這次事件看來，政府似乎記住的，不是如何避免下一場食安危機，而是如何避免下一場政治危機。因此，事件爆發後，最先高速運轉的，不一定是食品風險管理系統，而是政治風險控管系統；最先被計算的，不一定是還有多少問題食品流入市場，而是事件會不會持續延燒、會不會影響政府形象、會不會衝擊年底選情。這正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民主政治當然需要回應民意，也必須接受輿論監督；但行政決策若總是等到網路炸鍋、媒體追打、民怨升高後才開始加速，就代表政府失去了主動治理的能力，而變成被輿論推著走。今天可以是致癌油，明天也可能是其他食品、藥品或公共安全事件。人民不應一次又一次扮演政策修正的警報器，更不該靠恐慌來換取政府應有的作為。 食安最大的成本，不是需下架回收幾百項產品，也不是企業賠償多少損失，而是人民對政府信任的一點一滴流失。 一次慢半拍的決策、一次延遲公布的資訊，都可能讓民眾未來即使面對正確的官方訊息，也選擇先懷疑、再相信。 政府常說要「超前部署」，這四個字，人民當然期待。真正的超前部署，不應是危機公關，不應是政治切割，更不應是選舉止血；而是在輿論尚未沸騰之前，就已經把人民健康放在所有政治算計之前。否則，下一次食安事件來臨時，恐怕還是會看到熟悉的劇本：先安撫、再改口；先觀望、再下架；先計算政治代價，再補救治理漏洞。 原來，政府真正超前部署的，不是食品安全，而是選舉安全。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臺北市政府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7月1日，中共正式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消息傳來，賴政府和民進黨的反應，按照網媒最愛用的形容詞，叫做氣炸了! 賴清德在民進黨中執會上表示，台灣是擁有多元族群、相互尊重與包容的「國家」。 陸委會指稱，該法對全體「台灣人」強加「強制統一」法律義務，實質上就是以「民族團結」為外衣包裝的「統一法」，台灣人民拒絕接受。 立法院民進黨團也提出決議，要求立法院不分黨派共同譴責中國，守護國人安全。藍白反對，表決未過，民進黨立委又一次氣炸了。 說來矛盾，賴清德三番兩次地表明:「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他回應該法時，也表明，台灣是擁有多元族群、相互尊重與包容的「國家」。 既然，台灣是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且和中國互不隸屬，那麼，中國制訂或實施甚麼《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與台灣何干呢? 說得粗俗一點，《促進法》關台灣屁事?跟台灣有個屌毛關係?你拒絕甚麼?民進黨團譴責個甚麼勁兒?又何必擔心中國因實施該法，便會將統戰黑手伸進台灣社會?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若有底氣，應該引用金庸小說裡《九陽真經》練功最高境界的 「我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來回擊，才不會落了下風! 綠營名嘴范某不屑地表示，該法，具有「假、大、空」三大特質。法律，重在有效施行。如果，范某眼裡，這套「假、大、空」的律法，無法有效實施於台灣地區，民進黨服膺上國指導，「以美謀獨」，國安五法，銅牆鐵壁，賴政府和民進黨高層身邊的共諜，都已一一現身，何須憂心忡忡呢?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的看法，則較為「務實」。他認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威嚇，不在於當下，而在於「統一」之後。他語帶恐嚇地說道:「若有一天台灣被中國統治時，「這些國民黨立委，恐怕也將成為清算的對象。」 綜合賴政府、民進黨上下、名嘴側翼對中共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反應，或可歸納為三點: 一，若早已自覺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也不認為未來有機會回歸到中華民族的大熔爐裡，何必擔心對岸施行甚麼《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呢? 難道，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反中抗中、去中國化」這麼多年，良心未泯，心裡頭，還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二，眼下，兩岸互不隸屬，中國大陸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應該無法有效地施行於台灣地區，民進黨和台獨勢力如此害怕，或可推論，不是心虛，就是該法，的確重擊了民進黨和賴政府的要害! 三，陸委會批評該法是以「民族團結」為外衣包裝的「統一法」。足見，陸委會也知道台獨無望矣!假如，台獨成功在望，陸委會哪裡需要擔心中國大陸拿「民族團結」來包裝「統一」呢?名嘴教授又何必吹口哨壯膽，把台灣人民、藍白陣營、統派人士，通通拉下水，泡製敵愾同仇的表面文章呢? 《促進法》是否關係到長臂管轄、境外抓捕?現實國際政治，長臂管轄、境外抓捕，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而是「為長者折枝」，端看強國霸權，能步不能，為與不為! 美國的長臂管轄，可以境外抓捕委內瑞拉民選總統。也可以和以色列聯手轟炸伊朗，國際噤聲。美國長臂管轄，將台積電和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強行搬遷到美國，長期對台戰略與軍購，說詞模糊、食言而肥，台灣不也噤聲不語嗎? 美國在9500英里外，長臂管轄台海現狀和台灣政局，近在台海邊緣的中國大陸，難道就不能「攘臂抗爭」美國的長臂管轄?有為者亦若是!距離台灣140公里的中國大陸，當然也能有像學樣，「短臂管轄」本是同根生的台灣台獨政客、傳媒、網紅和綠頂商人。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不是一套嚴謹的律法，它是一份帶有預防性懲處措施的政治宣言，目的，應在於先期勸戒某些人和某些行為:「有則改過，無則嘉勉」!這，也是「不統而統」的步驟吧! 再說，國家要團結，要進步，軍隊要團結、要進步，民族，當然也要團結、要進步!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胡元輝董事長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世足賽正進入最後16強的決戰日，台灣很多體育迷在追逐這項國際大賽事，電視台轉播由愛爾達、東森、台視負責。很多人訝異2022年轉播世足賽的華視，這次怎麼缺席？正好今年華視加入公廣集團20年，同為老三台的台視民營化也滿20年，台視轉型成功的例子，讓華視人刮目相看。 本屆世界盃足球賽首度擴編為48支球隊參賽，賽程跨39天，共進行104場比賽，規模創下歷史新高。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球隊在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三國共同舉辦。熟悉的台灣足球迷可能會注意到，過去常在華視12頻道看世足賽，今年卻只能在第8頻道的台視看到。不少媒體人也回想起，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起就轉播世足賽的華視，到了2022 FIFA卡達世界盃那年，足球迷都記得華視主頻12台推出「2022世足看華視」，零時差Live轉播32強共22場精彩賽事。但今年，卻是台視取得無線電視轉播權。更諷刺的是，就在今天星期一早上，台視8號頻道正在轉播全世界眼球注目的英格蘭對墨西哥的16強賽，華視12頻道卻在重播30多年前製作的包青天連續劇。兩相對照，讓觀眾看到電視台的起落。 華視這幾年曾經企圖心強烈到要把原本的教育文化頻道強化為體育為主要內容頻道，以呼應中央政府體育部成立，並且也要區隔頻道的特性，打響公廣集團下的華視品牌。可惜，今年連續兩個重大國際體育賽事，包括3月的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和正在展開的世足賽，華視都缺席了，讓華視這體育頻道美夢如幻影般飄散了。 世足賽在台灣轉播權曾經是華視或體育界、媒體人記憶深刻的。華視是台灣最早開始轉播世界盃足球賽的電視台 ，從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 起，連續有20年間包辦了世足賽在台灣的轉播 。並在隔了多年後，2022年還取得無線電視台獨家轉播卡達世界盃。 世足賽在台灣還發生過轉播權糾紛。2000年期間接手華視轉播的年代電視，2014年因一場突發的台灣地區轉播糾紛，導致32強分組賽剩最後一天比賽時，年代被取得獨家轉播權的中華電信MOD愛爾達強制斷訊，轉由TVBS接手最後16強賽事。而包括今年在內，愛爾達連續五屆轉播FIFA世界盃，更連續四屆獲選台灣地區轉播總代理。台灣地區世足賽轉播權從華視、年代，再轉到愛爾達手上。 華視人津津樂道世足賽與華視的淵源，都認為華視如果轉型專攻體育，會是很不錯的策略方向。可惜，今年連兩項國際賽事錯身而過，華視人感到悲傷。特別是當過兩次華視總經理的王麟祥曾經在年代當總經理時取得世足賽獨家轉播權，王麟祥也是足球人出身，曾任中華足協理事長。不過，華視人更感到難過的還有，也喜歡體育的華視總經理劉昌德，不但錯失兩項重大國際賽事，連7月1日公廣集團20周年慶祝會在華視辦，他也缺席了，讓華視人難以理解。 2006年7月公廣集團成立，華視從國防部手上交出來，對照現今的台視，更讓華視人感嘆。20年前老三台都是黨政軍掌握，阿扁政府決定處理，華視股權交給公視，併入公視成為公廣集團。原是屬台灣省政府的台視，由非凡財經台的董事長黃崧取得；中視則是旺旺集團拿走。 今年2026年，成為新三台的原老三台命運不同。華視仍處在年年虧損階段，想轉型為體育頻道卻無力回天，中視也難逃虧損。只有台視，雖辛苦經營但轉型成功，也有獲利。台視20年來專攻三金（金鐘獎、金曲獎、金馬獎）轉播，並且年年推除夕紅白對抗大賽，今年起轉播WBC和世足賽，不斷擦亮台視的品牌，華視人刮目相看。華視總經理劉昌德7月底也要離開華視回政大教書，華視人雖有期待下任總經理能帶華視追趕台視，但對公廣集團的表現，也不敢有太多期待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書店照片截圖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 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就看這個地區是否有知與享的權利。作為自由世界的標竿美國，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能容忍各種言論的出現的確不簡單。 《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基本上從同情共黨的角度批判美國的外交政策。全書高度讚揚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古巴等國和亞洲的印尼等國的共產黨頗獲民心支持，可見一斑，全書幾乎是一面倒的褒揚共黨是民主人士、痛斥美國支持的一方是多麼的殘暴不仁，絲毫不提共黨也用同樣的方式對付對手。 不過這本書也讓我們能更全方位地得知真正的歷史真相。 因為歷史本來就充滿誰掌握詮釋權的問題，中華民國台灣很少出現疑美論的書籍，不過不代表民心不疑美，因為台灣有統獨之爭，但台灣又經歷了艱困的民主歷程後深知言論自由的可貴，目前幾乎是百家爭鳴，連賣國言論或行為其罰則都不痛不癢，引起討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地用文攻武嚇測試台灣後，台灣到底要如何面對與處置目前引起了論戰，讓台灣出現了「疑美論」的說法。 尤其不論是二戰及戰後初期的「中美關係」、及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美關係」都出現過裂痕，不能說這些歷史教訓對我們而言是刻苦銘心的教訓。因此美國這個國家到底值得我們信任嗎？ 所以這本批判所謂的「民主美國」的書能夠在台灣上市，讓我們能從親共角度來看是一件好事。否則一味地稱讚美式民主、但是又不省思為何共黨能獲得民心，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台灣目前朝野均知中國是威脅，連國民黨主席都說「我們會戰鬥，我們一定會還擊」，只是朝野對底線並無共識，隨著科技及戰術構想精進，所謂的戰爭模式已超過以往的認知，並不一定是真正的侵門踏戶才算。 從《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撤底揭開美國所謂民主虛偽的一面來看，它的確就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這種說法中共從國共內戰起就開始講了，而美軍在台灣駐軍時也發生反美事件，其實蔣介石跟蔣經國父子，對美國應當是既愛又恨，所以台灣目前雖然大敵當前，但是是否要抱緊美國大腿難怪很多人懷疑，在此情況下，目前在台盛行的「疑美論」一方其實應當多拿美國出版的《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這類書籍做為佐證，讓台灣內部思考，因為用對手和夥伴的角度思考，才能作出最準確的對應方式，一味的贊成或反對某種思想，絕對會陷入自以為是的死局裏。 從過往歷史來看，二十世紀初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及納粹主義間的錯縱複雜關係，更是充滿玄機，因為納粹德國在一九四五年被徹底擊垮，在戰後的紐倫堡憲章中「第六條：納粹主義是一種罪惡的陰謀」把納粹主義徹底妖魔化，絲毫不提及它反對共產主義的基本精神，但主審法官之一國，卻是今日危害全世界甚烈的共產主義老大哥俄國。但是，納粹主義真的是罪惡的陰謀嗎？從《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來看，今日以色列在中東的作為、「猶太復國主義」在加薩犯下的種族滅絕絕行為，不也是「罪惡的陰謀」嗎？而本書也提出美國在伊拉克跟阿富汗均犯下侵略戰爭罪行、甚至也執行種族滅絕行為，二○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跟以色列再次聯手攻擊伊朗，雖然這兩國振振有詞指控伊朗支持恐怖主義，不過從本書的角度看來又是「對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主要目標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目標包括確保石油的自由流通，以及防止敵對勢力在該地區建立霸權」與所謂捍衛民主自由無關，純粹就是捍衛美國掌握利益者的權益。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衛福部官網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某報的二版頭條「食藥署規則陳舊偏離實務」⋯一般民眾其實看得霧煞煞！ 我把它白話ㄧ點，就是這案件的爭議在於～業者製造的油品，檢出了致癌物，但衛福部食藥署的官員一再堅持，這些問題油品製作成「第二層」的食品，如泡麵、沙拉醬等成品後，致癌風險是很低的，吃不死人，其實可以不必回收！ 但到了昨晚，不知被誰敲了腦袋、搧了巴掌，又開始緊急的宣布，採取預防性全面下架。 其實台灣許多食藥法規，在多年前不足國際專業，於是把德國、日本版本拿來抄，反正標準再往上提高就得了。 於是發生危機事件的第一時間，先做政治評估、後做專業考量！不只是食藥署，在許多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台灣的民主制度，讓外行當官、領導內行，養成了公務員在心態上，少做少錯、多做多錯。衍生的問題是「乾脆不做」，讓應有的擔當良知、早已不復存在。 古代行業中的「良心」與「良知」往往超越法律的規範，深植於傳統文化與道德自律與職業的倫理之中。 我們拿古代的秤為十六兩制為例：桿秤上刻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福、祿、壽」三星，共十六顆星，其目的，就是讓拿秤的人不能「缺心」。 以前的「秤」，不僅是用來量物的工具，更是衡量人心的道德標準。 諸葛亮就說過「我心如秤，不能隨人低昂」。也就是以前的人認為「一兩減福、二兩損祿、三兩折壽」，以此警惕自己還有商家、在買賣上講究公平且童叟無欺。 從買賣公平的度量衡，到各司其職的行業祖訓，皆體現的不僅是人們應對商業誠信、還有人際信任、與社會秩序的極致追求。 過去各行各業的倫理，強調「醫乃仁術、醫者仁心」、要求「匠人精神、貨真價實」，即使是媒婆中介，也講究「成人之美」與「童叟無欺」，各個行業都憑藉公道與誠信在社會上建立威信。即便黑道的鏢局走鏢，也講究「忠義」與「承諾」。這就是古代儒家在「禮義廉恥」的遵循之道中、埋在心中的「契約精神」與信用的極致。 民進黨的酬庸文化、讓外行領導內行就算了，職場霸凌的氣焰從未停歇！此刻台灣從政府到民間的荒腔走板、都跟政治文化脫不了關係。綠營明目張膽的拆除禮義廉恥的牌匾，執行著「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淺規則已有多時。 台灣股票飛漲，一般民眾無感，執政者無視這將會衍生爾後極嚴重的「國體崩壞」。公務員的窒滯、沒了尊師重道、毒品氾濫、詐騙橫行、社會笑貧不笑娼。 執政者不僅不講究政治良心，甚至還在人心餵毒，食藥署的荒誕又算得了什麼呢？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