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照片為華視官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學者從媒」的華視總經理劉昌德，上周向董事會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期到了，他隨後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成績，並砲打文化部與在野黨拖延公廣集團董監事改選。但華視員工說，真正讓他必須離開的原因應該是經營成績不佳，華視去年虧損將近三億，幾創歷史新高。 6月11日華視召開董事會，劉昌德在大部份董事都沒有先知道的情況下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日期在7月底到期。隔天6月12日，劉昌德在華視某高層親人可以安排刊出的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上，立即發表【告別政治惡鬥改選公視董事，公廣華視轉型前進刻不容緩】的投書，砲打文化部和在野黨。一位公廣集團主管說，這種先公開要辭再用投書砲打中央的方式，應該是先安排好的劇本，但公廣高層是否先知道就難說了。 劉昌德在投書中說，文化部與在野黨盡速完成換屆改選，才能讓華視與公廣集團透過中長期布局策略，掌握當前轉型契機，健全公共媒體發展。華視人看到這段文字解讀說，因為文化部與在野黨延遲改選公視董監事，才造成同為公廣集團的華視不能布局中長期策略，不能掌握轉型契機，這是劉昌德砲打主管機關文化部和在野的民眾黨、國民黨的邏輯。雖然劉昌德用的文字很「學者」：「基於傳播學者進入業界的實務經驗，我對當前公共媒體發展的困局，提出急切呼籲」、「主管機關與在野黨儘速依照公視法完成公視董事改選，以公共利益優先，而非以政治對抗為念」、「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因為公視董事會換屆延宕，導致資源更顯不足而有後繼乏力之憂。」、「董事會延任過渡期間都難以開展，甚至連經營日常運作與人事管理，也難免受到各種干擾」。 但華視有員工仍認為，去年華視虧損將近3億元，是歷任總經理很少見的，劉昌德對董事會很難交待，不得不藉著借調日期已到，要回學校去。不過，也有人說，華視虧損累累，始終都是每位總經理最大罩門，劉昌德也難逃。 教育文化立委柯志恩曾在今年初質詢時指出，華視累計虧損已達35至40億元，如果扣除大樓租金收益，本業年虧損恐怕將達6億元。曾當過華視總經理的文化部長李遠（小野）回應說，華視民股買回或是資產活化，因為涉及到很多法律上問題，「你說它被折磨20年，我本來以為就在我那時候要結束了，它能夠拖20年，可以想像政府機關想盡辦法在不同時候撥預算給它。」李遠隨後承認，20年前將華視納入公廣集團卻要求自負盈虧是錯誤設計，但面對資產活化與公安問題，目前僅能期待新任董事會解決。 劉昌德2024年1月擔任華視總經理，兩年多任期毁譽參半。他自己在投書中說，塑造華視的運動與娛樂品牌，成功轉播2022世足賽與2024巴黎奧運，持續投入MLB與引入年輕觀眾關注的F1，今年九月更將轉播亞運，擦亮「體育看華視」招牌。不過，媒體界的人對華視標榜體育招牌，但正在舉行的世足賽卻沒有轉播，感到很奇怪。更早前3月的2026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轉播也是緯來電視網、東森電視、台視，華視沒份。 「學者從媒」的劉昌德，雖以政大借調期到了為由請辭，再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績效，但華視董事會的態度與政大的借調規則是他能否離開的關鍵。不過衡量華視總經理的功過從來不是董事會與學校借調期，反而經營虧損或是獲利，才是跟著華視總經理上下台的成績單。華視人認為，去年華視虧損近3億元，才是劉昌德離開的真正原因。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國安局官網截圖 【聚論壇張競評論】媒體詢問國家安全局設置吸收中國大陸「民眾聯繫窗口」，期待藉此「拓展多元情資管道」，此種情報蒐集手法是否適當？ 國家安全局選擇在週日假期發佈新聞稿，並且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對比臺灣本地以及全球各地都是處於週末假期，就新聞傳播手法來說，確實是令人相當難以理解。 從國家安全局能夠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首先證明整個前期作業相當完整，絕對是有備而來。此因外交部透過官方網站發佈新聞稿，以便表達國家政策立場時，經常是先有中文稿，而往往要等好幾天，才會刊登相同新聞稿外文翻譯版本。 因此吾人必須認識到，國家安全局能夠同步發佈英文新聞稿，所預期投送與訴求對象，若非駐臺北他國外交官員，顯然就應該是其他國家政府相關部門。 但若是深入分析，考量各地上班時間以及時差因素，國家安全局發佈新聞稿所選擇時機，顯然不太高明。但是否因為考量外媒轉述報導，可能需要前置作業時間，才能夠產生鏈波效應，讓報導繼續發酵產生政治影響或宣傳效果，這恐怕就要媒體專業人士繼續掌握分析才能確認。 在此更要強調，若是嘗試登入國家安全局所提供聯繫網址，其實就會發現國家安全局無法辨識登入者帳戶所用位址，甚至亦無法辨識是否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登入，就資安防護與資訊攻防水準來說，可能還有相當大繼續努力空間；此種資訊安全防護能力，顯然是不足以提供適當之反情報防護能量。 最後不得不提醒，國家安全局所拍攝策反影片，其實真是破綻百出，專業水準簡直慘不忍睹，不但在購買可棄式手機情節，完全脫離大陸購物行為現實樣態，更在茶杯道具上顯現荒唐不可思議之臺灣圖像，證明影片拍攝後，審查過程缺乏「反覘」試閱安排；此種影片恐怕很有可能變成「全民大吐草」被嘲弄之標的物！ 作者為英國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國軍艦長 ●評論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教育部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文章】「依托咪酯」毒駕之所以成為近年道路安全的新噩夢，並不是因為社會突然多了一群明知故犯的亡命之徒而已，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毒品型態已經變成電子煙、喪屍煙彈與混合毒品的「社交型流通」，但國家的檢驗工具、執法程序與司法證據制度，卻仍追不上新興毒品變化的速度。 夜店、酒吧、派對場合裡，幾個朋友哈啦幾句，電子煙彼此分享；吸的人未必知道裡頭是什麼，只覺得「很鬆」、「很飄」、「很爽」，吸完便騎車、開車回家。於是，毒駕不是以犯罪宣言登場，而是以社交娛樂之名，悄悄擴散到道路上。 這正是第一線警察最尷尬的地方。過去臨檢酒駕，有酒測器、有呼氣值、有明確標準；但面對依托咪酯，警察常常看得出來駕駛人神情恍惚、肢體抽搐、反應遲鈍，卻未必能立刻取得足以支撐刑事偵辦的證據。尿液檢驗不適合路邊立即操作，血液採樣又涉及侵入性與程序法問題；偏偏依托咪酯代謝速度快，等到人帶回、流程走完，毒品反應可能已經降低甚至轉陰。換言之，警察不是不知道危險在哪裡，而是制度經常要求他們在危險消失前，先把證據變出來。 所幸，警方近來導入唾液毒品快篩，總算讓毒駕執法從「只能看表情猜測」進步到「可以初步檢測」。這當然是必要進展，卻還不是萬靈丹。依托咪酯屬新興毒品，國外試劑未必能完整對應本土流通型態，偽陰性問題不容低估。結果就是，第一線員警往往只能挑選那些已經明顯失控、強陽性、身體反應劇烈的駕駛人處理；至於剛吸不久、尚未完全發作，或混合物濃度未達試劑敏感門檻者，反而可能成為制度縫隙中的漏網之魚。這種執法困境若不補強，社會最後看到的，恐怕仍是「出事後才知道他是毒駕」。 更嚴重的是，當第一線員警沒有一套明確、有效且具有公信力的現場檢測制度時，後端司法也很難順利銜接。警察在路邊面對疑似毒駕者，即使已觀察到駕駛人眼神渙散、言語遲滯、肢體抽搐、步態不穩，甚至車內查獲電子煙載具或可疑煙彈，仍可能卡在「合理懷疑有餘、司法證據不足」的尷尬位置。此時若沒有足以支撐判斷的快篩結果，或快篩工具本身對依托咪酯偵測能力不足，警方要進一步採取強制採驗、搜索扣押、限制人身自由等處分，就容易面臨程序正當性的質疑。 這也使地檢署檢察官陷入兩難。檢察官不是不願配合第一線執法，而是在沒有客觀、穩定、可供司法審查的檢測基礎之前，若貿然指揮強制處分，日後很可能被辯方主張違法取證、侵害人權、欠缺相當理由。司法實務最重視證據能力與程序合法性，不能只因員警現場「看起來像毒駕」就啟動高度侵入性的強制措施；但若完全不啟動，短半衰期毒品又可能在等待中代謝消失。於是警察在現場無所適從，檢察官在後端難以背書，最後形成「大家都知道有問題，卻沒有人敢往前跨一步」的制度困局。 更荒謬的是，社會每逢毒駕肇事，總習慣把問題推給警察：為什麼沒有攔到？為什麼沒有早點抓？為什麼讓他上路？這些質問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卻常忽略一件事：法律若沒有給足工具，程序若沒有設計完整，司法若沒有建立穩定採信標準，第一線員警就算再有經驗，也不能用「我覺得他有吸毒」取代證據。法治國家不能要求警察神通廣大，卻又不給他們合法有效的武器；不能一方面高喊人權程序，另一方面出事後又責怪警察沒有預知能力。 因此，毒駕治理的關鍵，應是建立「前端快速篩檢、後端精密確認」的雙軌制度。唾液快篩適合用於路邊臨檢，功能是即時判斷風險、阻止駕駛繼續上路，並作為後續採證的啟動依據；液相層析質譜儀等精密儀器則應定位為實驗室確認檢驗，用來建立具有司法公信力的最終證據。前者求快，後者求準；前者處理道路即時危險，後者支撐刑事責任認定。若兩者定位混亂，不是讓警察在路邊等待不可能完成的實驗室檢驗，就是讓快篩結果承擔它本來不應承擔的定罪重量。 修法也必須跟上。《刑法》第185條之3雖已規定毒駕構成要件與致死、致重傷加重刑責，但現行規範對新興毒品快速變化、唾液檢體採信、短半衰期毒品保存證據等問題，仍有不足。立法者應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公告唾液快篩適用品項、性能標準、判讀程序與確認檢驗流程；對於依托咪酯等代謝快速毒品，應建立急迫採驗機制，避免證據在行政流程中蒸發。更應明定，只要駕駛人具有異常駕駛行為、身體或精神異常徵候、車內查獲疑似毒品或電子煙載具，且經唾液快篩呈陽性或拒絕受測，即可作為啟動後續採尿、採血、扣押載具及送驗確認的相當理由。如此，檢察官才有明確法源可以指揮必要強制處分，員警也不必在現場憑經驗、賭風險、等出事。 此外，毒駕不能只從道路端處理。電子煙已成為新興毒品進入青少年社交圈的重要載具，校園若只在學生明顯抽搐、僵直後才沒入載具、通知家長與啟動輔導，恐怕已經太慢。對初犯學生，固然不宜一律司法化、污名化，但也不能用「輔導」兩字輕輕帶過。教育、衛生、警政、少年保護與毒防中心必須建立分級處遇機制：被誘導、初次使用者走醫療與輔導；涉及轉讓、販售、揪團、分裝者，則應往上追查供應鏈。若只處理吸的人，不處理賣的人；只處理學生，不處理通路，校園防毒終究只是另一場作文比賽。 同樣重要的是，執法不能淪為績效競賽。毒駕者拒檢逃逸時，若警方一味追逐，可能讓無辜路人成為代價。因此，毒駕執法應建立風險分級與科技攔截機制，善用車牌辨識、路口監視器、後續通知到案與區域圍捕，而非每次都演成街頭追逐戰。毒駕治理的目的不是創造漂亮的查緝數字，而是降低道路上的即時危害。若政策只要求警察多抓幾件，卻不替他們設計更安全、更合法、更有效的程序，最後只是把制度失靈包裝成基層辛勞。 毒駕是一個跨部會問題，不是警察單兵作戰可以解決。法務部要處理毒品列管、司法採信與刑責設計；衛福部要處理毒品檢驗、成癮治療與毒防網絡；教育部要處理校園電子煙與青少年預防；交通部要處理道路安全與駕照管理；內政部則要讓警察擁有明確、可操作、可防守的執法程序。這些環節少了任何一個，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個荒謬場景：肇事後開記者會，記者會後喊重罰，重罰後讓警察繼續在路邊賭運氣。 真正的毒駕零容忍，不是口號喊得比誰大聲，而是讓第一線員警在面對疑似毒駕者時，有明確法源、有效工具、標準流程、快速送驗與司法支持。否則，依托咪酯繼續藏在電子煙裡流通，青少年繼續在社交圈中誤吸，毒駕者繼續在道路上游走，而無辜用路人則繼續替制度破口買單。這樣的治理，不是零容忍，而是零準備！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所拍攝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二○一八年出品並在Netflix平台播映的《集中營的攝影師》電影是以反抗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法蘭西斯科．博依科斯（Francisco Boix） ，被納粹德國關在「毛特豪森」集中營（Mauthausen）真實事件改編作品。 在該片，這些人配戴代表政治犯的藍色三角形布章。不過同時期亦有加入納粹德國的西班牙志願軍，即所謂的「藍色師」，其番號是德國陸軍第二五○步兵師。 而反抗佛朗哥的流亡人士。亦加入同盟國的法國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和地下組織，也有加入英、蘇陣營組成的部隊。 也就是說二戰期間西班牙雖是中立國，卻有西班牙人分屬兩個陣營上戰場。因為二戰最後是同盟國勝利，所以西班牙人加入納粹德國的史實甚少人知道，但是拜民主自由之賜，還是有《被遺忘的師團：武裝親衛隊隱密的戰鬥組織，暫譯》（Forgotten Legions :Obscure Combat Formations of the Waffen-SS）這類書籍將這段歷史清楚記錄下來。書中記錄即使一九四三年佛朗哥下令撤回「藍色師」，依然有許多志願者回到納粹德軍麾下奮戰到底！分別在第三五七步兵師、第三山地師、布蘭登堡師、親衛隊西班牙第一○一及第一○二志願連、親衛隊第二十八「瓦隆」志願裝甲擲彈兵師中。 近七十年後的二○一四年開場的烏俄戰爭打到如今二○二六年，不乏外籍志願者參戰，連台灣都有志願者參戰陣亡！ 如今，台海局勢變化萬千，如果戰事一起，憑中華民國台灣軍力絕不可能獨撐，那麼我們有可能號召外籍志願者加入台灣保衛戰嗎？ 二戰期間，連納粹德國都能成功吸引號稱中立的西班牙人加入戰場，甚至還有人堅持到最後加入柏林保衛戰，憑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的信念！台灣是不是能以堅持享有各種言論自由、尊重彼此的民主制度，抵禦中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為號召，團結一致，吸引全球的志願者為後盾呢？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兩起發生在高雄的教師事件，以驚人的密度撞擊台灣輿論。苓雅區四維國小嚴姓自然科男教師，請假三個月後，在5月25日悄然返校墜樓身亡；告別式才剛結束，岡山林姓女教師旋即傳出被強制送醫，在網路上引爆更大的風暴。兩件事的交集，只有一個詞：「社會安全網」。 ■ 林老師感受到的，是強迫還是保護 林老師出院後在臉書描述了自己被送醫的過程：市府人員突然出現，她措手不及；被以束帶固定上救護車，身體與心理都承受了強烈的恐懼與屈辱。她的文字在網路上引發高度共鳴，留言清一色認為這與強制關押無異。 這是她親身經歷的真實。 她在被帶走那一刻感受到的，不是數據，不是法條，是最赤裸的尊嚴問題。無論外部條件如何解釋，這份感受無法被否認，也不應該被迴避。更何況，她在此之前曾多次揭露校園問題，輿論自然地把被送醫與被消音連結在一起，這條敘事線一旦成形，就很難被官方聲明切斷。 ■ 社會安全網，在網路已然變形 社會安全網原本是整合自殺防治與精神危機的服務體系，設計初衷是不讓高風險個案落入制度縫隙。但當這個詞出現在一個揭弊教師的新聞標題裡，它的意義瞬間翻轉。 網友開始用被精神病化、公權力濫用、政治收押等框架來詮釋這件事。語言不再只是描述事件，它本身在製造新的政治現實。嚴老師的墜樓也在這個邏輯下完成了符號建構。 一年內台北、新竹、高雄三起基層教師校內輕生，三個分散的個案，被符號化為一個集體控訴：老師在台灣，活不下去。符號真實不靠邏輯，靠情感共鳴，靠重複出現取得可信度。 ■ 官方說合法，但問題還在那裡 衛生局的立場是：林老師自6月2日起已被通報為高風險個案，屢次拒絕關懷訪視；6月4日介入時，經專業評估、取得本人同意後護送就醫，沒有身體強制，程序符合精神衛生法規範，林老師於9日出院。 可供查核的事實是：有評估，有程序，有出院。但官方說法沒有回答的問題更多。誰在場評估？同意是在何種壓力條件下取得的？介入的啟動，是純粹的醫療判斷，還是疊加了市政危機管理的算計？嚴老師那邊的客觀真實同樣破碎。學年主任否認了遭學生霸凌一說，但請假三個月、在上課時間突然返校後墜樓。這條時間軸本身，就是一份系統失守的冷峻紀錄。這三個月，有人持續追蹤他嗎？目前沒有任何公開資訊說明。 ■ 三種真實撕裂，輿論必然選情感 主觀真實說「我被強迫了」；符號真實說「政府在壓制老師」；客觀真實說「程序合法、本人同意」，三者並存且相互矛盾。在注意力經濟的時代，情感共鳴永遠壓過程序合法性。林老師的眼淚，比衛生局的聲明更有傳播力，這不是媒體的錯，這是人的本能。 社會安全網的設計預設了一個前提： 當事人在危機中可能無法為自己做出最佳判斷。這在精神醫學上有其依據，在倫理上卻永遠充滿張力。這個困境碰上一個因揭弊而受壓的教師身份，碰上剛剛有教師墜樓的城市脈絡，碰上2026選前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圍，三種真實的衝突就注定爆炸。 ■ 老師，才是被遺忘的那個主詞 嚴老師走了，帶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真相。林老師出院了，但走出醫院的她，能回到一個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嗎？ 真正的問題不是社會安全網對不對？程序合不合法？而是在老師被逼到詢問學校最高幾樓之前，這個系統在哪裡？在老師請假三個月、帶著心理創傷一天天枯萎的時候，這個系統又在哪裡？社安網是危機的最後防線，卻不應該是唯一防線。當所有支持機制都失效，只剩末端的強制介入時，我們看到的不是系統在「運作」，而是系統在「善後」。 接住一個人，不是等她已經站在窗邊。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針對日本與菲律賓啟動專屬經濟海域談判一事，中國大陸繼派出海警船「岱山艦」巡弋台灣東部海域外，周日再派出四艘大型公務船到台灣東部海域，展開「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海巡署則派出七艘艦艇，持續「監視」中。 海委會主委管碧玲指稱，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不享有主權權利，其執法行動違反國際法規範，嚴重背離事實。管碧玲還說，「海巡在，主權就在」，海巡一定會站在第一線，全力捍衛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 隔天，國防部長顧立雄鸚鵡學舌，也說中方此舉是挑釁行為與認知戰，是藉機宣稱台灣東部海域是其執法區域，是對我方國家主權嚴重傷害。國防部與海巡會持續嚴密協調配合，隨時依照支援協定，維護國家主權及台海安全。 只不過，管碧玲和顧立雄絕口不談日菲談判經濟海域劃界，公然瓜分我經濟海域的問題，不提日菲談判影響我漁民權益的問題，也不提兩岸海上軍警實力懸殊，國軍與海巡署如何捍衛主權與海洋權益的問題。 6月5日臉書貼文，「請君入甕的陰謀詭計?還是推動和平統一的契機?」評論本案時，便已指出: 戀殖媚日的賴政府，迄今仍然沒想通一個關鍵因素:「主權」! 端看這幾天的後續發展，賴政府不知是「戀殖媚日」已成基因一部分，還是凡事只知從「抗中保台」的角度出發，渾然不知日菲瓜分我海域、漠視我主權的嚴重性! 日本和菲律賓啟動海域劃界談判，理由是兩國的專屬經濟區（EEZ）有重疊處。專屬經濟區是指沿海國從領海基線向外延伸，最遠不超過 200海里（約 370.4公里）的海域，其概念與制度，則是源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儘管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也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但是，按民進黨說法，日本向來友善台灣，菲律賓與我因廣大興28號事件，雙方於2013年簽署了《台菲漁業執法合作協定》，且台日菲三國均為《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會員國，依所謂的國際慣例，日菲明知兩國專屬經濟區與台灣專屬經濟區，亦有重疊，日菲啟動談判，何以無視台灣的存在?刻意排除台灣參與? 想來，日菲兩國早有「共識」，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也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約國，因而不邀台灣參與談判，直接排除台灣的權益。 說得更明白些，日菲兩國打從心裡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也根本不承認台灣對東部海域具有主權和管轄權。兩個主權國家談判，何必找來一個雙方都不承認、又不具有主權的實體來參與? 主張主權是一回事，能不能維護主權又是一回事。日菲兩國很清楚，台灣不過就是美國腳下的軟骨哈巴狗，只有口頭嚷嚷主權的能耐，真要捍衛主權，能力有限! 因此，不論顧立雄、管碧玲、或是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將「台灣擁有東部海域主權」喊得再大聲，日菲都無動於衷。這是日菲兩國吃中華民國台灣的豆腐、是對賴政府無情的羞辱! 不過，日菲兩國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在北京眼裡，中華民國的領海及專屬經濟區都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範圍。日菲兩國，自顧自地宣布啟動涉及台灣專屬經濟區的重疊海域劃界談判，視中國有如空氣，豈不是老虎嘴邊拔鬚!? 無論如何，事情演變至此，日菲兩國合唱的這齣戲，居然幫著坐實了中國對台的主權主張，還讓中國公務艦艇、海警船巡弋台灣東部海域成為常態化的操演課程! 無心插柳?還是有心栽花?賴政府坐視日菲侵犯中華民國主權、瓜分台灣專屬經濟區，導致中國大陸海警船巡弋台灣東岸海域、執法管控，勢將成為日常，而其背後的意義就是中國即將藉著實力，落實對台灣的主權宣示! 研判未來，兩岸在台灣海峽的「動態發展」，「新局」將現。 台灣海峽最窄處是新竹到福建平潭島處，約130公里，最寬處則是屏東鵝鑾鼻到福建澳角，約400公里。基於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中國主張的主權和專屬經濟海域範圍，自然涵蓋了台灣海峽的全部。 那麼，當中國漁船、科研船、調查船、海警船進入由福建沿岸基線向台灣西岸方面延伸的「專屬經濟區」，突破虛擬海峽中線，從事作業或執法時，台灣海巡署艦艇將如何因應? 民進黨當局和高層當然可以持續叫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是，在北京和全世界其他180個國家都不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且兩岸並未就專屬經濟區達成協議的前提下，台灣海巡和海軍憑甚麼採取廣播驅離手段?又有甚麼實力能夠執行驅離任務? 當中國海警船艦長驅直入台灣海峽這片「專屬經濟海域」執法時，船艦上的各型直升機隨之進入，那麼，本就虛擬的「海峽中線」，豈不等同於消失了? 不僅如此，由於台灣自我放棄主權和專屬經濟區管轄權，北京若以捍衛中國主權、執行經濟海域管轄權、保護台灣漁民的名義，宣布不承認台灣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單方面設定的禁止中國大陸船舶進入的海域(即所謂24海里的禁限制區)，賴政府又該如何因應? 譬如，日昨，大陸派出的四艘大型公務船航經鵝鑾鼻西南方「禁限制海域」、並未進入領海線時，他們若是對海巡署艦艇的主權宣示廣播，充耳不聞，海巡署的船艦，其實是無可奈何的! 再譬如，6月1日進入台灣東部海域巡弋的中國大陸海警船「岱山艦」，迄今仍在距離台灣東岸若干海里處的海域停留，海巡署除了說些「海巡在、主權在」的廢話，繼續嚴密監控外，又能如何呢? 進一步設想，假如，有一天中國海警船在台灣禁限制海域內。抓捕、驅離日本或菲律賓的漁船、軍方艦艇、甚至是其他國籍的貨輪、走私船舶時，賴政府又該如何?幹譙中方違反國際法?要他國船舶不要理會中國海警船? 不客氣地說，在兩岸分離的現狀下，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中華民國(台灣)，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認同「一個中國」的現狀下，台灣宣稱的主權、專屬經濟區、海洋權益，僅僅真實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在真實世界裡，台灣的主權、專屬經濟區、海洋權益多半是虛擬存在的! 很多時候，台灣要想體現海域主權和專屬經濟區權益，必須仰賴兩岸彼此的善意。兩岸有敵意無善意的時候，北京不承認或不同意台灣的某些主張，顧立雄、管碧玲、邱垂正口中的海域主權和權益，等同於不存在!正如我門口口聲聲說甚麼台灣有權參與國際組織，但在現實世界裡，台灣就是無緣於各類國際組織。 2011年、2014年間，兩岸互有善意，大陸海上救助船可以到台灣港口駐留，開放民眾上船參觀，兩岸還能在馬祖附近水域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練。 兩岸善意不存焉，海巡署船艦廣播驅離，喊破了喉嚨、弄壞了擴音器，大陸船艦不動如山，海巡署又能如何?船艦噸位不如人，艦艇規模不如人，武力設備不如人，三不如人，真能強制驅離對方嗎? 從兩岸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或許，兩岸共享主權，分區共管專屬經濟海域，更能有效地執行管轄權，阻卻他國海上勢力的入侵呢!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圖片取自北市衛生局 【聚論壇賴祥蔚、莊伯仲專欄】「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希望世界怎麼對待我？」這個問題，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變得越來越真實。當我們談論「生前契約」時，通常想到的是身後事的安排；談到「器官捐贈」，則是生命延續的選擇。然而，有一種更迫切、卻仍被忽視的準備，正悄悄影響無數家庭那就是「失智前契約」。 失智症並非單純的記憶衰退，而是一種逐步侵蝕人格、判斷力與自我認同的疾病。許多患者在病程中，會出現情緒失控、行為異常，甚至做出與過去價值觀截然相反的選擇。例如，一向重視隱私的人，可能在公共場合失去界線；曾經理性克制的人，可能變得衝動甚至具攻擊性。對旁人而言，這是疾病的表現；但若換位思考，這些行為，可能正是當事人在清醒時最不願意發生的。 問題在於，當一個人已經失去完整判斷能力時，他已無法為自己做決定。此時所有醫療、照護、甚至生活安排，往往落在家屬身上。然而家屬所面臨的，往往不是「怎麼做才對」，而是「怎麼做才不會違背他原本的意願」。在缺乏明確指引的情況下，照顧決策容易陷入情感與現實的拉扯，也常引發家庭衝突與心理負擔。 因此，「失智前契約」的概念應運而生。它指的是個人在尚具完全行為能力時，預先針對未來若罹患失智症所可能面臨的各種情境，做出明確的選擇與指示。例如：是否接受特定醫療處置、是否願意被約束以防止走失、對於長照機構的偏好、財務管理方式，甚至對於生活品質與尊嚴的底線。這些決定，並非冷冰冰的文件，而是對未來自我的一種守護。 從倫理角度來看，失智前契約體現了「自主權延續」的精神。它讓一個人在意識清楚時的價值觀，能夠延伸到意識模糊之後，避免由疾病主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與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或安寧緩和醫療的理念相似，但更進一步涵蓋了日常生活與人格尊嚴的層面。 此外，這樣的契約也能大幅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當家屬知道「這是他當初的選擇」，在面對困難決策時，較能獲得心理上的依據與安定。照顧不再只是被動承擔，而是一種協助實現當事人意願的過程。對整個家庭而言，這是一種減少衝突、增加理解的重要工具。 當然，推動失智前契約並非沒有挑戰。首先是文化層面的避諱。許多人對於談論疾病與失能仍感到不安，甚至認為「現在還好好的，何必想那麼多」。其次是制度上的不足，目前相關法律與執行機制仍在發展中，如何確保契約的效力與落實，仍需更多社會共識與政策支持。 然而，正因為這些困難存在，更顯示出提前準備的重要性。失智症並非少數人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正在面對的共同未來。與其在事情發生後倉促應對，不如在還擁有清晰意識時，為自己留下清楚的指引。 「失智前契約」並不是悲觀的預設，而是一種理性的自我安排。它不是放棄未來，而是確保未來仍然保有「我」的痕跡。在記憶可能消失之前，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如何被記得、如何被對待。 或許真正的尊嚴，不是在生命結束時才被討論，而是在逐漸失去自我的過程中，依然能夠忠於當初的自己。當我們願意面對這個議題，其實是在為未來的自己，留下最後一份清醒而堅定的聲音。 作者賴祥蔚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莊伯仲為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大九學堂2024年參訪北京大學 【聚論壇廖馨華投稿】身為「大九學堂」的學員，近日看見馬英九基金會捲入風波，心中難免感到遺憾與不捨。大九學堂雖隸屬於馬英九基金會，外界也常將這項備受肯定的青年培育成果，歸功於馬前總統的號召與支持；然而，真正走進其中的人都明白，這個兼具深度、溫度與視野的青年營隊，之所以能一步步累積今日的口碑，背後更少不了蕭旭岑前執行長與王光慈前主任長年以來的用心經營與默默付出。 回想當初與大九學堂結緣，其實源於一份單純的好奇。那時，我常在一位朋友的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中，看見她與馬前總統餐敘、交流的照片。起初，我心裡十分疑惑：「為什麼她能和卸任元首一起用餐、出訪？」後來忍不住詢問，她才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因為參加了大九學堂，才有機會近距離互動、聆聽他的想法，也與不同領域的青年彼此交流。那一刻，我心中冒出的第一個念頭很直接：「這也太好了吧！參加一個營隊，竟然能有這樣難得的機會，那我一定要報名。」 大九學堂，是我在求學階段參加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營隊。它對我而言，不只是一段課程經驗，更像是一扇窗，讓原本視野有限的我，看見更遼闊的世界。在紮實的課程安排中，主辦單位邀請了許多知名專家學者前來授課，而在我的記憶裡，最深刻的兩堂課，一堂來自蕭旭岑前執行長，另一堂則是邱坤玄教授的課。 蕭前執行長在課堂上談到《中華民國憲法》中，「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概念。那是我過去從未真正深入理解過的知識。課後，我帶著好奇自行查證，才發現憲法上的確有這樣的法理脈絡。那堂課對我而言，不只是一次知識上的補足，更像是一個提醒：理解兩岸關係，不能只憑情緒與口號，而應該回到歷史、法理與現實之中，冷靜思考和平的可能與必要。 邱教授的「中美關係」課程，對當時的我來說同樣陌生。還記得看見投影幕上的大標題時，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是：「這和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然而，隨著課程一步步展開，我才漸漸明白，台灣、大陸與美國之間的三邊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台灣所需要的，不是倉促地倒向某一邊，也不是用簡化的立場取代理性的判斷，而是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尋找最精準、也最負責任的平衡點。唯有如此，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才不只是口號，而能成為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 除了在台灣的課程，大九學堂更帶領學員遠赴歐美、大陸等地進行實地參訪。那些旅程，對許多學生而言，都是難得而珍貴的經驗。我們有機會走進當地的知名大學與政府單位，與不同背景的人面對面交流，也親眼看見各國政策背後的思考與未來走向。課堂上的知識，因為這些實地經驗而變得具體；書本中的國際局勢，也在一次次參訪與對話中，逐漸有了真實的輪廓。 而在每一次出訪之前，王光慈前主任總是親自踩點，細心張羅大小事。從行程安排、交通銜接，到住宿與安全，她總是一再確認，只為了確保這群年輕學子在異地能夠平安、順利地學習與交流。參訪途中，她也總是惦記著大家有沒有吃飽、睡好；一旦有學生身體不適，最緊張、最放不下的，往往就是她。行程結束後，她仍會細心詢問每位學員：「這次的安排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並真誠地把大家的回饋納入下一次規劃。這些看似細微的照顧，累積起來，其實正是一個青年教育團隊最動人的地方。 它不只是把學生帶出去看世界，更是在每一個環節裡，讓我們感受到被珍惜、被照顧，也被期待成為更好的自己。在大九學堂這個大家庭裡，我不僅在知識上開闊了眼界，也更深刻體會到長輩對年輕世代的提攜與疼愛。更難得的是，我因此結識了許多來自不同領域、懷抱不同理想的朋友。這些相遇與學習，至今仍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溫暖而清晰的痕跡。 因此，我想特別感謝蕭旭岑前執行長與王光慈前主任在大九學堂中的付出。他們如同學員的兄姊，一位用課程與思辨，帶領我們理解更宏觀的兩岸與國際局勢；另一位則用細膩與耐心，守護著每一次學習旅程的順利與安穩。若沒有他們多年來的悉心栽培與默默承擔，就不會有今天這個視野更開闊、心中也更懂得珍惜的我。 大九學堂之於我，不只是一段曾經參與過的營隊經驗，更是一份珍貴的啟蒙。它讓我看見世界，也讓我明白，在每一項成功的青年培力背後，往往都有一些人不站在聚光燈下，卻長久而堅定地，把年輕人的成長放在心上。 作者為大九學堂第四期學員 ●投稿文章，不代表J-Media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台北市長蔣萬安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6月，全球都把焦點放在台灣在AI的角色，台灣之子AI之王黃仁勳也賣力宣傳台灣時；更巧的是美國《紐約時報》發行人沙茲伯格批判，生成式AI對全球新聞業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科技巨頭形同公然盜竊智慧財產權。 台灣朝野立委也在努力立法要國際平台分潤，要向AI科技業討公道。但已過了5年，仍沒進展，民進黨政府真的徹底讓台灣新聞媒體被踩踏在AI浪潮中，台灣新聞媒體與AI平台分潤距離好遠。 政界人士分析說，關鍵在執政當局不敢跟科技AI與國際平台開戰，因為顧慮美方立場，同時政府還想要用平台資源，更不敢出手。業界人士說，政府應該趕快想第二條路，否則只會越走越沒機會，台灣AI的全球地位有黃仁勳加持，但對新聞媒體內容分潤，一點幫忙也沒有。 國際網路平台和新聞媒體為了新聞內容分潤吵了多年，在歐洲、澳洲、加拿大等，當地政府都站在業者立場立法要平台付費，AI早也加入戰場。 《紐約時報》發行人沙茲伯格用很嚴厲的話指控。他說，生成式AI對全球新聞業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他批評科技巨頭在未提補償情況下，大規模抓取新聞機構受版權保護的內容以訓練其AI模型，形同公然盜竊智慧財產權，新聞業的未來與公共領域的健全將岌岌可危。他強調，新聞媒體若萎縮衰退，傷及報導品質的深度與廣度，最終受害的就是廣大讀者。儘管新聞出版業生產的內容被免費白嫖，但這些原創且高品質的內容，對於建構有效的AI工具確實「特別有價值」。沙茲伯格指出，AI公司「已是人類歷史上最富有、也最具權勢的群體」，而且他們在公共資訊生態系之中，也正在扮演越來越核心的角色。問題是，AI公司「未能承擔隨之而來的重要責任──確保公眾接觸到值得信賴的新聞與資訊」。沙茲伯格擔心他的批評會被單純認為是阻礙AI進步的保守言論，因此在演講中特別強調，《紐約時報》一直是運用科技推動獨立新聞使命的重要新聞機構，過去也跟科技公司建立過彼此尊重的合作關係，並且以新方式把新聞帶給讀者。 這是沙茲伯格在法國馬賽舉行的世界新聞媒體大會開幕演講中，對AI公司正在「剝削」內容產製者的嚴詞批判，「他們劫持公共領域的行為，這是一種大規模、厚顏無恥的智慧財產竊取」。 但沙茲伯格也表示，過去那些帶來顛覆性的科技公司領導人，通常與內容創作者建立的是一種互利關係，就像在歐洲，Spotify會付錢給音樂家們。問題是，今天的AI公司卻採取了明顯的「寄生姿態」。紐約時報為此將OpenAI及其合作夥伴微軟以「違反智慧財產權」為由一併告上法庭。 儘管科技對新聞行業的衝擊並不是新鮮事，過去20年光是美國就有超過3000家報紙關門，但薩茲伯格認為，AI帶來的衝擊很可能比過去都要更嚴重。Google做的是直接向使用者提供答案，業界發現，要讓Google的使用者點擊連結去看新聞原本說了什麼，今天比10年前困難了10倍。研究發現，AI模型帶來的引薦流量比Google搜尋少了96%。數據分析公司Comscore發現，他們追蹤的最大報紙過去四年的流量掉了超過45%。 國際新聞媒體的努力也不是沒有成績。國際平台（如Google、Meta）與AI科技巨頭（如OpenAI）提供分潤或授權費給推動立法強制議價或簽署商業授權協議的媒體，在澳洲，2021年通過全球首創的《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強制Google和Meta等巨頭支付新聞媒體使用費。加拿大2023年通過《線上新聞法》，要求平台與新聞業者協商付費機制。歐盟國家（如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則依據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版權指令》，促使科技平台與出版商達成新聞內容付費協議。在美國，Google等科技巨頭已主動與部分媒體（如紐約時報）達成數百萬美元的授權協議。除了國際搜尋平台與社群媒體外，生成式AI業者也開始向媒體支付版權或訓練費用。例如美國的OpenAI與法國的《世界報》等媒體簽訂了內容授權。另外，由英國廣播公司（BBC）等發起的SPUR聯盟，有30家歐美媒體加入，要求科技巨頭在使用新聞內容訓練模型時，必須支付合理費用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媒體業者已決心與科技平台及政府開啟新關係，呼籲建立基於「公平價值分享、內容保護及捍衛獨立新聞」的「新協議」。 《紐約時報》與亞馬遜達成了一項為期多年的協議，將把《紐約時報》的內容引入亞馬遜的AI平台。OpenAI已與多家新聞機構達成協議，包括《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梅鐸家族所屬的新聞集團。Google與美聯社達成協議，將美聯社的即時資訊用於其Gemini聊天機器人，為的是增加Gemini顯示給用戶的回答內容之實用性。Meta與路透社簽署了AI協議，允許其AI聊天機器人使用路透社的即時內容來回答有關新聞和時事的用戶查詢。 當今年5、6月，全球科技焦點都在台灣，台灣AI 供應鏈5月營收都不斷創新高。鴻海累計前5月營收狂飆至 3.8 兆元新台幣。半導體與IC設計的聯電5月營收創下三年半以來新高。賴清德總統宣布推動「AI新十大建設」，目標在加速台灣科技產業升級。5月底，台北電腦展首日，主辦單位說第一天開場的公司總市值超過10兆美元。市值最高的輝達單季營收從2023Q1的71.9億美元，增加到今年首季的816億美元，單季11倍的成長。 今年夏季，正當全球都把焦點放在台灣在AI的角色，台灣之子、AI之王黃仁勳在台灣待了2星期，賣力宣傳台灣時，台灣朝野立委雖努力立法要國際平台分潤，要向AI科技業討公道，但過了5個年頭仍沒進展，民進黨政府真的徹底讓台灣新聞媒體被踩踏在AI浪潮中。看看歐美各國媒體與國際平台、AI科技業者的協議成績，台灣現在與AI越近，台灣新聞媒體與AI平台分潤的距離反而更遠，夠諷刺的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刊登。

照片為紅十字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黃宏哲文章】我們是否準備好依法處理戰俘？ 二○二三年十月七日爆發加薩戰爭，二○二五年十月達成全面停火協議。據報導，剛開始以色列有兩百五十一人遭哈瑪斯武裝分子綁架，但加薩走廊被俘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三百人，約旦河西岸亦有一萬四千三百人被捕，而以色列境內亦俘獲約兩百名武裝分子。 哈瑪斯於二○二五年十月中旬釋放最後二十名以色列人質。以色列政府批准釋放一千七百一十八名來自於加薩的被拘留者及約兩百五十名原本在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但截至二○二六年以色列仍關押至少九千人以上甚至有未成年兒童。 另一場衝突烏俄戰爭，始於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雖然衝突延續多年，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雙方才在土耳其展開會談，僅就互換一千名戰俘達成共識，其實雙方已陸續透過外交途徑移交數千名被俘官兵，但已顯示「戰俘處理」已成為最基本也最難達成協議的事項之一。 烏俄戰爭本質上是東西方體制對抗，加薩戰爭則牽涉宗教、領土與族群糾葛，情勢更加複雜。 從中，我們是否應思考：中華民國台灣若面臨類似衝突，是否具備足夠的國際法認知與準備？ 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簽署《日內瓦公約》，但迄今未完成批准程序；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五二年正式簽署並批准。這一差異在歷史上產生具體影響。以韓戰為例（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雙方最終僅簽署停戰協定，並非正式和平條約，戰爭狀態理論上仍未結束。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後，中共所稱「第五次戰役」結束，雙方便長期僵持於北緯三十八度線。 在停戰協定談判中，戰俘遣返問題成為最大障礙。由於部分被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拒絕返回中國，堅持前往「自由中國」（即台灣），使得雙方立場分歧：中方堅持「全面遣返」、而聯合國軍主張「自願遣返」，最終雙方妥協，確立「不強制遣返」原則，並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簽署停戰協定。 韓戰讓中國深刻體會到《日內瓦公約》的重要性，其後與俄國、印度、越南等多起國際衝突中，逐步累積法律戰的經驗。反觀我國，則未曾以國家層級積極參與或熟悉此類國際法規。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由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等單位主辦的「台海防衛兵棋推演」假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攻占澎湖等離島，模擬雙方軍事衝突情境。在此情境下，雙方被俘人員的法律地位、待遇與遣返程序，將成為現實而迫切的問題。 儘管中方堅稱台灣問題屬於「內政」，我方卻不能以政治立場否認法律戰的存在與風險。我們是否準備好為國軍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是否具備《日內瓦公約》規範下處理戰俘的能力與認知？ 倘若政府目前基於政治考量不願、不能或無意批准《日內瓦公約》，至少應讓中華民國國軍明確瞭解：國際社會對戰俘的處理有其普世標準與法律規範，而不是完全任由戰場上的現實決定。 否則當衝突發生、戰俘產生時，我們將措手不及，不僅危及戰俘的人道處境，更恐損害我國國際形象與正當性。 作者為牙醫師，專研二戰納粹德國史三十年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