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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文化部官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文化部長李遠和在野提名的公視審查委員這兩天隔空互嗆，媒體人說，這一來，公視新董監事產生更難了；更有人預測，部份審查委員的適格性，將是未來被拿出來檢驗的劇本。 文化部長李遠（小野）3月29日發了封措詞強烈的信說，審查委員公然違反公視法，「你們到底是代表人民，還是服從政黨？這是不是一種自廢武功，重返過去黨政軍控制媒體的威權時代」？李遠強調，依《公共電視法》可清楚理解，為維持公視獨立自主，公視董監事會的選任是取決於「公正人士」、「專業」的判斷，而非立法院「政治」的決定，而審查委員就是代表法規所定義的「社會公正人士」。當過公廣集團下華視總經理的李遠強調，公視董監事的產生，完全沒有「依政黨協商產生」的選項。 在文化部長臉書發這封信件的前兩天，8位國民黨、民眾黨推薦的審查委員，先聯名寫了公開信；這封以「文化部應速與國會各政黨協商公視董事人選」為題的信，在3月26日發出，連署委員包括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吳永乾、國民黨提名委員董保城、廖元豪、許良源、羅國俊、馬詠睿、潘祖蔭及民眾黨提出的杜聖聰。信中指出，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共15名委員，依國會政黨席次比例推舉產生，依此制度精神，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理應廣納各政黨意見後再行提出。回顧過往慣例，即便執政黨掌握國會多數，提名前仍會先與在野黨溝通協商，再正式公布人選；信件中所說的過往慣例，就是指蔡英文執政時，曾與在野的各政黨協商人選，才選出這屆、正在公視任職的董監事們。 連署的8名在野委員又說，去年12月31日首次審查會議時，文化部所提名單便未事先徵詢多元意見，當時雖勉強通過4名董事及4名監察人。但包含會議主席吳永乾在內的多名委員已明確建議，日後提出候選人名單前應先廣徵國會與社會各界看法。然而文化部近期公布的第二波名單，依然未依循相關制度精神與過往慣例進行事前諮詢。這些連署的委員認為，與審議民主理念相悖。 這屆公視董監事首次審查會議在去年底12月31日，經過三輪投票，只通過包括朱宗慶、王亞維、張杏如與林劭仁四人，未達法定人數。行政院文化部去年提名14名董事候選人分別為丁菱娟、王亞維、朱宗慶、汪兆謙、林劭仁、施振榮、洪馨蘭、張杏如、陳湘琪、舒米恩‧魯碧、黃兆徽、廖嘉展、聞天祥、盧彥芬。這14名候選人中，還有7名現任董事會成員包括施振榮、洪馨蘭、陳湘琪、舒米恩・魯碧、黃兆徽、廖嘉展與盧彥芬，但全部未獲通過。 隔了不到3個月的3月12日，文化部再提名10人，包括江前緯、吳其勲、李智凱、阮金紅、林照真、高翊峯、陳潔瑤、彭政閔、黃韻玲、詹怡宜；另1名監事候選人為專精於智慧財產權、娛樂法的林佳瑩。文化部這次提出體育界亮點人物，還有偏藍的媒體前主管，被認為有替藍白政黨著想了，本預定4月中再審查。 現在雙方一來一往，主責的文化部長發信反擊審查委員，且措詞強硬，連「你們到底是代表人民，還是服從政黨？這是不是一種自廢武功，重返過去黨政軍控制媒體的威權時代？」這樣的指控都出來了。媒體報導說他們在互嗆，媒體人士判斷，文化部，甚至是民進黨高層看來鐵了心，要照自己的步調走下去，在野審查委員的要求恐難如願。過往選任公視董監事拖延的爛戲，恐怕會再度上演了。 根據《公共電視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須經全體審查委員3分之2以上同意方能通過；之前的設計還要4分之3的審查委員通過才能產生一位董監事，被稱為比修憲的門檻更高，民進黨再執政後修正了。公視法當年立法有這項高門檻設計的用意，就是要各政黨拋棄政黨之私，政黨推薦的審查委員公正。但從公視成為公廣集團後的2006年開始，20年來可以說風波不停。目前的15位審查委員中，國民黨有7人、民進黨7人、民眾黨1人。 現在事實證明，沒有先讓藍白參與提名是不算數的，因此有媒體人悲觀地說，這場公視董監事選任的爛戲還會繼續。 今年審查的公視董監事為第8屆，但之前第5屆、第7屆分別延宕968 天、966 天，橫跨民進黨與國民黨執政期間，文化部也因拖延組成董監事會被監察院糾正過。但從小野部長這次與在野審查委員互嗆來看，雙方僵局短期難停。有部份媒體人也預測，接下來審查委員的背景將成為被討論的劇本之一。 依據《公共電視法》規定，公視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11人至15人，其中1人為員工代表；置監察人3人至5人。董監事候選人由行政院提名後，送交由立法院依政黨比例推舉的15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查委員會。且小野部長在信中特別提出，依《公共電視法》法規可清楚理解，為維持公視獨立自主，公視董監事會的選任是取決於「公正人士」、「專業」的判斷。因此，接下來就要談談審查委員公正專業嗎？也就是要討論委員的適格性了。看來要組成一屆公視董監事，沒有拖延幾百天是不行的，這個年預算50億元左右，全台灣最重要的媒體集團，資源多，仍然很迷人的，朝野政黨才會吵不停。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臺灣經濟研究院官方網站 【聚論壇蔡詩萍專欄】顏慧欣女士請辭不久即病逝的新聞，引發出一連串社會漣漪。 但我更揪心的是，她才五十二歲，正值盛年，突然離世，對她高齡的父母，不啻是人間至痛，尤其又牽涉到女兒是否在職場上飽受霸凌，那份疼痛裡必然還帶著幾許憤怒，兩位老人家婉拒了行政院要頒的一等功績獎章與撫卹金差額，凡是認真養兒育女過的父母，都應該可以領會其「婉拒」的沉痛！ 從個別家庭角度言，要栽培一個女兒到顏慧欣女士這程度，是多麼的不容易！ 從國家社會的角度看，要培育一位像顏慧欣女士這樣的優秀專業公職人員，有多麼的不容易！ 如果於公於私，都這麼難得的女士，竟然讓她長期在政府高階的體制裡承受壓抑，承受不當的霸凌，請問：這是誰的責任？ 我尤其感動的是，辭職信裡說了，她始終不願逾越行政倫理越級報告，但「偏偏就是這份單純」害慘了她，不是嗎？ 她大可以離職不幹了，以她的資歷，她理應可以找到民間更寬闊的發展，不是嗎？ 她家世不差，她若要拜託長輩出面，說真的，應該也不至於沒有管道，但她看起來沒這麼做，我推測，她真的還是很謹守本分的人，但偏偏，在我們這體制，在我們這社會，守本分的人，往往就是要吃悶虧的人！ 她去年九月就請病假了，看來她還是很想繼續從事她喜歡也專業的國際談判事務，並未立即請辭，直到今年三月一日，她寫了這封辭職信，卻在十幾天後病逝，這不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現代寫照嗎？ 她在寫這封信時，應該已經是將近油盡燈枯的虛弱了，但她若非仍懷抱著一股熱愛這工作的使命感，她何必還想奮力一搏！若非她心中猶有一股積怨之氣不吐不快，她何必要在最後關頭春蠶吐絲呢！ 但凡有兒有女的父母，一定不願看到自己的孩子含冤莫辯；但凡在公務機關工作的朋友，一定不願看到職場霸凌這種事竟然無從申訴！ 顏慧欣女士走了！ 在我們這個波動無常的社會裡，她留下的辭職信與一身冤屈，她的「長官們」能給她，能給她的家人，一個合理交代嗎？ 至少，我會睜大眼睛看著！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中國國民黨官網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近來圍繞蕭旭岑事件的風波，以及網路上出現將馬英九、宋楚瑜、李登輝、王金平、朱立倫，並列為「亡黨者」的視頻，表面上看似情緒化的歸罪敘事，實則揭露了一個深層且難以逃避的結構性危機，前台北縣長周錫瑋又爆料小馬與小刀多年前的秘辛，依照黨內資深的大佬直言，長期被指亂黨亡黨的，應該再加一把金小刀。 中國國民黨的衰敗，本質上並非全是外力所致，而是一種長期內生的「組織性自我侵蝕」（organizational self-erosion）。 核心也不在於「誰背叛了黨」，而在於這個政黨，人腐、心腐、早已失去最低限度的「集體行動能力」（collective action capacity）。可謂「黨魂」難尋啊！ 鄭麗文當選主席之後，著實激起了一波振奮人心的士氣，似乎讓失魂落魄的國民黨重回戰鬥發起線！ 但角落裏，一撮一撮懷著私心，槍口向內扯後腿的「黨賊」，無時無刻不在角落裏蠢蠢欲動！ 晚清之敗，不在外敵之強，而是國體的政治失序，亦源於權力碎片化與名義中央的空洞化。 當組織無法形成有效統一意志時，所謂的改革與整合，終將淪為更高層次的分裂。因此，此刻的「強黨」之道，在於自我清心正心、才能整合人心。 針對目前的危機，智庫應該啟動重建內部約束與信任的機制，並呼籲藍營支持者堅定鞏固黨中央的唯一信念、清除黨賊，不吃另開小灶的菜飯。 否則，再多的敵人想像、與外部歸因，都無法掩蓋「黨賊將亡黨」的這個根本事實。讓我們一起支持鞏固鄭麗文、聲援後起之秀蕭旭岑！ 作者為伊尹學院院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台灣人吃鴨，有自己的一套語法。 冬至前後，薑母鴨的紅瓦鍋咕嚕作響，老薑、麻油、米酒的香氣從街角小店溢出來，提醒你冬天真的到了。宜蘭人逢年過節端出鴨賞，琥珀色的煙燻鴨肉切薄片直接入口，甘蔗皮煙燻留下的焦糖尾韻在舌根縈繞；屏東眷村的冰糖醬鴨三代傳承，甜潤鹹香，是許多外省家庭記憶的味覺密碼。台灣人對鴨肉的感情，細膩而在地，各有脈絡。 然而，同樣以鴨為魂、同樣歷經繁複工序的湖南醬板鴨，在台灣的知名度長期只停在「湘菜餐廳菜單上的一行字」。大多數台灣人說得出薑母鴨，卻對醬板鴨陌生。 直到2026年3月，一隻鴨子從雪山裡走出來，改變了這一切。 一支廣告，五小時，五十億次 事情的起點是中國貴陽一家醬板鴨店的四人創作小組。負責人艾林俊吉從事新媒體逾十年，他們注意到一段AI生成的狐狸報恩影片，靈機一動：「把書生手裡的野雞換成醬板鴨，然後反轉，讓醬板鴨回來復仇，不是報恩。」影片製作耗時五小時，成本不到人民幣四十元。2026年2月27日，短片在小紅書上線，一夜爆火。 劇情精簡到幾乎是一個謎語： 大俠在雪山救了受傷的狐狸，從懷裡掏出醬板鴨說「希望你能熬過這個冬天」，轉身離去。多年後，白衣女子上門叩問：「你可曾在雪山救過一隻狐狸？」就在觀眾以為浪漫報恩故事即將展開之際，女子拔劍冷然說道：「我不是狐狸。我是那隻醬板鴨。」 這個反轉在一秒鐘內引爆全網，播放量三月初破五十億次。 蔡依林入場，台灣徹底引爆 台灣網路大約在三月上旬接收到這波浪潮，幾天之內，「你是否在雪山救過一隻狐狸」成為社群上最高頻出現的句式。真正讓這個梗在台灣從「有人知道」升級到「無人不知」的關鍵，是蔡依林的加入。Jolin以真人在演唱會後台重拍這支短片，邊演邊笑，完全受不了狐狸和醬板鴨的梗。影片一出，留言區瞬間炸開：「Jolin完勝AI」、「醬板鴨這下真的贏了」、「天后親自背書，醬板鴨可以直接漲價」。這股話題熱度反過來帶動更多台灣人主動搜尋：醬板鴨究竟是什麼？是好吃的東西嗎？ 高雄內門的野森動物學校也趁勢以真實狐狸入鏡喊話「救狐狸不必跑去雪山，高雄就看得到」，各地品牌借梗導流，讓整個三月的台灣社群幾乎被這隻鴨子佔領。 醬板鴨到底是是什麼？ 對台灣人而言，薑母鴨的溫補屬性、鴨賞的煙燻甘甜、鹹水鴨的清爽鮮嫩，構成了一套已然熟悉的鴨肉座標系。醬板鴨站在這個座標系的邊緣，等了很久，終於在這個三月被大量注視。 醬板鴨起源於湖南常德，以洞庭湖區放養的土麻鴨為主角。整隻去骨後壓扁展平成板狀，以三十多種香料醃漬，歷經重鹽壓醃、風乾脫水、低溫烤製、香料慢滷、大火收汁等十五道工序，最後刷上麻油靜置風乾，才算完成。 如何形容醬板鴨的口感？第一口是醬香與冰糖的甜，第二口辣意漸起，第三口骨髓油脂的香氣從齒縫間滲出來，連「骨頭都是入味的」，有點像台灣的薑母鴨，只是薑母鴨靠鍋底滲透，醬板鴨靠工序滲透，一個是湯的力量，一個是時間的力量。 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辣度與乾燥度。台灣的薑母鴨以薑辛為主、偏溫潤；醬板鴨則麻辣醬香俱全，成品乾燥緊實，更接近台灣人熟悉的鹵味質地，卻多了一層立體的辣香層次。習慣吃鹽酥雞配辣椒粉的人，大概就能理解醬板鴨入口時那種豪放的衝擊感。 迷因解鎖，飲食的摩擦與接觸 《雪山救狐狸》讓台灣人認真解鎖醬板鴨，倚靠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接觸模式。 迷因的特性是讓人在笑聲裡降低戒備。台灣人搜尋醬板鴨，不是為了弄清楚湖南飲食文化，而是笑完那個反轉之後，出於好奇心多問了一句。好奇心一旦啟動，搜尋行為就跟上了。這是迷因行銷最具穿透力的地方：在毫無防備的娛樂情境下，完成對陌生事物的初始認識。 這樣的接觸模式，台灣並不陌生。韓國泡麵因為奧斯卡金像奬電影《寄生上流》爆紅、珍奶因各國網紅的短影音打卡席捲全球，都是同一個邏輯：流行文化做了飲食外交最難做到的事，讓人主動靠近一個原本不熟悉的東西。 一隻鴨子的媒體傳播路徑 傳播學的角度，《雪山救狐狸》有幾個面向值得細細拆解。 首先，是低成本引爆的結構意義。 五小時、四十元人民幣、五十億播放次數，這組數字翻轉了廣告預算與傳播效能之間的慣常關係。AI工具徹底壓低製作門檻，讓小型創作者得以與大品牌站在同一個注意力競技場。對台灣的中小型食品業者而言，這是訊號，也是警示：好故事比高預算更有力，但好故事不等於病毒式傳播，《雪山救狐狸》的成功有其難以複製的偶然性。 其次，是注意力的脆弱性。 今天台灣人記住了醬板鴨，明天可能又有新的梗浪打來，把醬板鴨沖回遺忘的角落。迷因帶動的認識，往往淺層且易消逝，能否轉化為真實的消費行為與文化理解，取決於後續是否有更厚實的內容接力。食物如此，文化傳播亦然。 台灣人的吃鴨從薑母鴨、鴨賞到鹹水鴨，每一道都帶著自己的地理與記憶。今年三月之後，醬板鴨因為一個荒謬反轉的AI廣告，悄悄擠進了台灣人的味覺詞彙表。至於，台灣人的味蕾買不買單？恐怕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司法院判決摘要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喧騰數年的京華城案，昨日（115年3月26日）地方法院做出判決，認定柯文哲違法圖利威京集團並收受賄賂（以政治獻金的名義收受210萬的前金，至於1500萬的部分，證據不足），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地方法院另認定柯文哲觸犯兩個公益侵占罪及背信罪，四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7年。關於京華城開發容積從郝市府時期堅持的392%，在柯市府任內先上調到560%，再大幅躍升到840%的適法性，這兩天媒體已有很多探討，筆者本文則想針對地院判決中「公益侵占罪」的部分，加以分析。依地院判決所述，柯文哲違法侵占了6,735萬捐給柯文哲或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詳言之，柯文哲從支持者的捐款中，有6,735萬元並未申報進入柯文哲個人或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戶，其中有600萬去向不明，甚至有450萬元明確進入了柯文哲的私人帳戶： 1.​公益侵占600萬元（侵占給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周王美文（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的妻子）、林曼麗（基隆市長謝國樑的母親）以及林命群（東方文華董事長）各捐給民眾黨200萬元；但是，這合計600萬元的政治獻金，沒有進入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戶，也沒有向監察院申報，最終去向不明。 2.​公益侵占6,135萬元（透過木可公司侵占柯文哲的總統選舉募款） 1)​柯文哲「肖像權」授權金：1,500萬 柯文哲以肖像權授權金的名義，從「柯文哲政治獻金專戶」中挪用1,500萬元，其中並有450萬元，進一步從木可公司轉匯至柯文哲「個人帳戶」。 2)​木可公司員工薪資：約124萬 柯文哲自政治獻金專戶中陸續匯款124萬1,036元至木可公司帳戶，支付該公司員工薪資。 3)​KP募款小物：約4,134萬 柯文哲FB、IG、民眾黨官方網站所收取的募款、「斗內」、販售募款小物所得，均未存入柯文哲政治獻金專戶，而是進入民眾黨以及監察院無法查核的木可公司私帳，此部分合計4,133萬5,588元。 4)​KP Show演唱會盈餘：約77萬 KP Show募款演唱會每張門票票價8,800元，收入合計531.4萬，扣除約454萬支出後，盈餘77萬均未匯入政治獻金專戶，而是匯入木可公司。 5)​採風情資分析股份有限公司政治獻金：300萬元 採風公司負責人孫丁君表示欲支持民眾黨，先後匯款300萬元給木可公司，這筆錢也未進入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 當然，柯文哲的支持者可能會宣稱，木可公司就是民眾黨的黨營事業，所以捐款進入木可公司，就是進入民眾黨。問題在於，此一說法，明確跟政黨法牴觸（政黨不可經營營利事業）。而且，不論是柯文哲或是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專戶，都依法受到監察院的監督。支持者的捐款匯入木可公司，基本上就不受政府的監管，可由柯文哲自行決定流向。事實上，從木可公司直接匯款450萬元到柯文哲個人帳戶中就可看出，木可公司並不是單純的「黨營事業」，營業所得並不是全部回歸給民眾黨。 退萬步言，假設進入木可公司的錢就等於給民眾黨，柯文哲還是必須要說明，為什麼有600萬捐款給民眾黨的政治獻金去向不明？又為什麼木可公司要匯款450萬元進入他個人帳戶？這合計超過1,000萬元的款項，是柯文哲要重建政治形象，不能不解釋的部分。 柯文哲當初的崛起，是標榜著藍綠之外的不同選擇。柯文哲在批判法院政治迫害之外，還是必須針對支持者熱心捐款的流向，做出更清楚的說明，民眾黨才能重建支持者的信心，繼續在國內的政壇發展、茁壯。 作者為中華民國法律政策協會名譽理事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林銘聰專欄】1936年03月，發生一件有點冷門但也不是太冷門的歷史事件，即是「祖國事件」! 何謂「祖國事件」？1936年3月，「臺灣新民報」組織「華南考察團」前往大陸各地考察。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解大陸現狀，但在深層意義上，這是台灣菁英對漢文化母體的尋根之旅。在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大禮堂的華僑聯合會歡迎茶會上，林獻堂感性地說出：「林某此次回到祖國，見到諸君熱誠歡迎，深感榮幸。」 返台後，日本軍方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施壓。1936年6月17日，所謂「始政紀念日」的當天，林獻堂在台中公園應邀出席慶祝大會。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唆使日本右翼團體份子賣間善兵衛，當眾要求林獻堂辭去公職、公開謝罪並退出公共活動。隨後在眾目睽睽下，大聲喝斥「為什麼你說回到了祖國？」並狠狠地對林獻堂施予暴力搧右臉頰耳光，此事件即為轟動一時的「祖國事件」。 「回到祖國」這句話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其實是稀鬆平常的。日本殖民台灣13年後的1907年6月15日，霧峰林家林幼春在致梁啟超的信函，寫道「幼春竊竊私喜，以為祖國中興，我海島之民其有后來其蘇之一日也。」殖民32年後的1926年11月13日，在日本警察監視下，黃白成枝（或稱白成枝）在台北的演講時，公開稱「我們的祖國是中國」。甚至於日本官方的《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都提及「本島人的祖國是支那」。所以在殖民42年後的1936年，林獻堂很自然地說出「回到祖國」這句話。 事件本質是日本殖民者刻意策劃，旨在震懾台灣知識份子，壓制民族意識。接著1937年，就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略我中華。1941年0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日本人妄想把台灣人改造成次等日本人，然後派遣到大陸與自己的同胞互相殺戮，這是非常惡毒的心態。所以他們長時間壓制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意識，以達到手足相殘的狀況，這場事件認識到日本人殘忍醜惡的心態。 「祖國事件」是台灣近代史上的一道傷痕，今天回首這場90年前的風暴，我們不只看到那一記耳光，更應看到在那個黑暗時代，台灣人如何在強權壓迫下，依然試圖守住心中那份對文化、對民族的堅持。這場「祖國事件」不僅是林獻堂個人的命運悲歌，更是國人在追求民族認同道路上，必須銘記的一堂沉重歷史課。 作者為洪霞文化交流協進會執行長、霧峰林家第九世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世界貿易組織官方網站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世界貿易組織(WTO)預定本週於喀麥隆舉行第14屆部長會議(MC14)，但主辦國無視臺灣在WTO的正式名稱：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卻在簽證文件上將臺灣矮化成為中國大陸的一省，臺灣在交涉抗議無效後被迫缺席。 部長會議為WTO的最高決策機構，每兩年召開一次。臺灣自2001年參與通過臺灣入會案的第4屆部長會議以來，為首次缺席。本案凸顯WTO另一脆弱點，即最重要的部長會議實際運作高度依賴主辦國，當主辦國受到中國大陸政治壓力，即使WTO在制度上維持會員主體性，亦難以確保會員實質參與權不受侵蝕。另外，也有訊息指出WTO奈及利亞籍的秘書長協調作為有限，未能有效維護臺灣權益，亦反映現行保障機制之不足。 臺灣長期積極參與WTO運作，並作出實質貢獻。就在此次事件發生前，2025年底WTO仍發布新聞，指出臺灣捐助WTO下能力建構基金(Global Trust Fund)，顯示臺灣不僅為制度建構參與者，具備實質功能與責任的成員，更是對WTO具體投入資源的貢獻者。然而，臺灣卻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參加部長會議，形成「有貢獻卻無法參與」，不僅對臺灣極不公平，也損害到WTO的完整性。 若此事件未獲妥善處理，未來風險將不僅止於名稱爭議，更可能形成制度性先例。後續部長會議主辦國可能透過簽證、註冊、證件核發或會場安排等技術性環節，對特定會員進行差別待遇，進而使WTO的會員平等原則受到侵蝕，削弱整體制度的穩定性與可信度。 基於此，臺灣應提前啟動對未來會議主辦國的風險掌控與因應機制。鑒於WTO早已公布MC14由喀麥隆主辦，顯示相關風險其實具有因應空間。此次事件顯示，當主辦國於簽證或預註冊文件中使用不符正式會員稱謂時，缺乏即時糾正與後續處理規範。因此，臺灣可聯合理念相近會員，推動WTO建立更明確的主辦國義務與秘書處保障機制。例如可包括會員名稱須依正式名單處理、主辦國不得附加政治性註記，且若違反平等待遇原則，秘書處應即時更正並提供替代參與安排，以強化制度韌性。 第15屆部長會議(MC15)將於2028年由沙烏地阿拉伯主辦，臺灣應及早展開部署，審慎評估潛在風險，以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 在論述策略上，臺灣亦應將焦點由個案轉向制度，強調此事涉及WTO運作的公平性與正當性，而非單一政治爭議，以爭取更多重視法治與程序正義會員的支持。 綜合而言，此次事件是對WTO運作機制的警訊。臺灣策略應從「爭取公平參與」進一步提升至「確保制度保障」，將個案問題制度化、將抗議行動轉化為規則改革訴求，並建立前瞻性風險管理機制。唯有如此，方能確保臺灣WTO的權利不被侵蝕。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張若彤專欄】幾位網友來訊問二二八黃本根的事情，其實我的新書《我聞228》對此有詳細的考證，有興趣看細節的不妨去看看。 黃本根牽涉到的是二二八事件高雄縣的事情，會成為焦點是因為他是駐芬蘭代表林昶佐的外公。 林昶佐早在2007年，就以「社會公正人士」的身分進入二二八基金會當董事，後來因為兩年任期中15次的董事會他只出席過1次（出席率7%），還在他2021年擔任立委期間被提案罷免時成為話題。 2023年，林昶佐發布《輸入：黃本根》，這是他發現外公在二二八事情的影像紀錄。後來接受三立《話時代人物》專訪時，林也提到他本來認為外公的政治立場偏藍，他父親也認為外公「不支持臺灣這一邊」，沒想到外公居然是二二八受難者，之後外公一家人還因此不斷南北遷徙，他才知道，外公是支持台灣的。 黃本根有列入二二八基金會第五批「可能受難名單」中，後來也獲得蔡英文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根據《輸入：黃本根》，林昶佐理解的黃本根，在二二八大致有如下遭遇： 1.擔任高雄縣政府公務員，但因為參與二二八，遭到逮捕、撤職 2.協助政府清鄉，但都說抓不到人 3.撤職後在彰化銀行工作，不斷調單位、搬家，並囑咐後代不要參與政治 本文考證如下： ・黃本根擔任高雄縣政府公務員？ 是的。黃本根在臺灣光復後第一時間就擔任高雄縣政府的課長，二二八當時是縣府的指導員兼山地行政指導室主任，薦任，在當時的台灣人中算是極高的職位。而且他在日本時代只是記者，沒有擔任總督府公務員的經歷，這代表他不是從總督府留任的台籍公務員，而是光復後才進入政府任職、且一入職就是薦任課長。由於他「日本國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學士」的大學學歷，在陳儀主政期間，可以直接比照薦任資格加以任用，這是一種針對臺灣公務員任用上的優惠。相較於黃本根，其他人的薦任資格，多半是因為在日本時代擔任過總督府的判任官（相當於中華民國最初階的委任級），才因為任用優惠拉成高一級的薦任資格。 ・黃本根參與二二八？ 是的。黃本根在二二八期間被控參與了鳳山鎮民眾大會，並擔任鳳山治安處理委員會的委員。 ・黃本根因參與二二八而遭逮捕、撤職？ 不，黃本根沒有遭到逮捕、也沒有被撤職。 《輸入：黃本根》下集一開始，影片秀出了一張二二八當時的名單，其實答案就在這張名單被影片切掉的部分（完整的請參閱附圖）。這張名單中有兩種人，一種是政府允許「自新」的人，另一種則是被軍方逮捕的人，黃本根列在「自新」這一邊，而不是被軍方逮捕的。 那黃本根會不會是先被逮捕、後來才因為獲准自新又放掉？不是的。這份名單是有說明的，這段說明如下： 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鈞鑒：⋯⋯代電規定《民意機關代表暨縣市行政自治人員參加「二二八」事變處分辦法》飭遵等因。 查「二二八」事變中，本縣民眾能深明大義，對外來暴徒加以制壓，內部錯誤份子，亦加約束糾正，爰能保持社會秩序，全縣始終安定。其中若干人士，煞費苦心，事後綏靖期間，情形複雜，加以地方派別互相攻擊，易受軍事制裁。為保持秩序起見，乃通知凡在事變中活動者，來縣自新，同時由縣府轉知駐軍予以保障，#免至逮捕，固與參加暴動而自新者不同。至少數因一時思想錯誤、認識不佳、環境誘惑而言語偏激或行動粗野者，事後均能自認過錯、深切痛悔，鴻溝漸平。 「二二八」事變距今半載，事過境遷，除首要及駐軍逮捕者，自應靜候法律辦理；自新之民意機關代表，當遵令處理；至縣行政自治人員，經半年來考查，如岡山區長洪石笋、潮州區署陳朝海經予免職，其餘考查尚能事公奮發，祈念本縣並未暴動，擬請從寬免予議處。 理合檢具本縣民意機關代表及行政自治人員自新名冊乙份，報請核示。高雄縣長黃達平 因此，黃本根不但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撤職。 但黃本根本來應該被撤職的，這是因為根據當時臺灣省政府（請注意此時陳儀已經去職了，新任的省主席是魏道明）的統一作法，所有參與二二八事件（但非首要份子）的公務員，雖然政府寬大不追究刑責，應該要先行「撤職留用」，待考核ok之後再行復職。 但偏偏高雄縣長黃達平（他是陳儀的人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擔任縣長之前主要就是幫著陳儀從廈門、海南島把滯留大陸的台胞送回臺灣）自己有自己的做法。他先是阻止了軍方逮捕相關人士，後來又擋住了「撤職留用」的上級命令。因此，黃本根不但沒有遭到撤職，即職位毫無中斷（如圖），甚至他任職的單位升格後，他無縫接軌繼續擔任正式的課長（原本是兼任）。 只不過沒多久他就辭職，但辭職之後，他任職的彰化銀行，一樣是省營的行庫。所以他後來才會填寫那張總統府的「人事調查表」，也就是《輸入：黃本根》影片中秀出來的那張，那是僅限中高階公務員才有資格填的。 ・黃本根協助政府清鄉？ 是的。正因為黃本根完全沒有被逮捕、撤職，他又是負責山地行政的官員，所以他有參與3/20開始的清鄉。 這裡要澄清一個迷思，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二二八的「清鄉」是多麼可怕的階段，實際上，二二八臺灣人這一邊的死傷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清鄉之前（3/9到3/16）的階段，也就是中央援軍登陸到國防部長白崇禧和蔣經國來臺宣慰這中間。 如果不是因為陳儀把蔣中正「除暴動共黨外，一律從寬或免究」的命令，改為「除暴動『首要與』共黨外，一律從寬或免究」，二二八的死亡數字會少很多。 這導致兩個結果： 第一，由於二二八民間是鬆散組織，因此不算有真正帶頭的。陳儀要殺「首要」，在沒有真正首要的前提下，哪些人會變成「首要」？ 第二，清鄉階段真正的問題，是亂放與亂舉報。 像是張七郎與其兩位公子那樣的例子，就是他們被台灣人舉報為共黨而殺掉的。 前面引高雄黃達平縣長給省主席魏道明的公文，也提到「事後綏靖期間，情形複雜，加以地方派別互相攻擊，易受軍事制裁」的事情，黃達平這種一人擋下所有舉報、清算的做法，也算是菩薩心腸了。 當然，這也是因為鳳山（當時高雄縣政府在鳳山）在二二八期間基本沒出什麼事情，黃達平是軍人出身，知道他一走，鳳山附近的軍火庫就遭殃了，因此他選擇衝第一線與民眾協商。隔壁的高雄市軍方死了那麼多人，到了後階段，怎麼可能說善了就善了？ 很多人誤以為蔣中正「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的命令，是針對二二八期間來臺的援軍。這是錯誤的，這道命令，是下給本來就在臺灣的那些，這些人在前階段被打殺，才會有後面要報復。高雄縣因為沒出什麼事情，所以後面黃達平要擋下清算，也相對容易，如果像是高雄市、嘉義市、基隆市，那就根本擋不住。 回到黃本根的事情，黃本根在清鄉時，沒有抓什麼人，這的確是事實，但這是因為縣長黃達平擋下所有清算的態度，以及蔣中正嚴禁報復的指令。因為當時高層就是讓參與二二八的人自己去善後（某種程度上就是讓他們自己產生哪些人是「首要」），現在大家說這是一種「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經過司法程序」，但放在當時，這就是一種寬大的政治處理，而不是司法處理，如果是司法處理，那就是該殺殺、該關關，而不會只處理「首要」，這樣一來就是腥風血雨了。當然，這個「誰是首要」裡面的確藏污納垢，殺到的很多都是外圍甚至根本是事件中的鴿派，但整體來說還是讓絕大部分的參與者脫離了事變責任。 ・黃本根後來在彰化銀行工作，不斷調單位、搬家，並囑咐後代不要參與政治？ 是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大家可能把這個狀況理解為政府持續騷擾、監控二二八的參與者，這樣的理解並不符合事實。 黃本根雖然離開高雄縣政府，但服務的彰化銀行還是省營，一定程度上還是吃公家飯，老闆林獻堂當時根本就是省政府委員（還是陳儀舉薦的）。根據黃本根於1956年自行填寫的「總統府人事調查表」，他辭去高雄縣政府的工作後，無縫接軌進入彰化銀行服務，輾轉工作於西螺、旗山、鳳山、板橋等分行，志願是經商，並不像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常常被政府騷擾的人所能擁有的經歷。 如果我們相信當時黃本根與家人的恐懼為真，這種恐懼最有可能來自什麼？ 主流見解以為二二八之後成為禁忌，大家不准談論，這一點與史實是有出入的，當時的報紙還刊登了諷刺某些參與二二八的人後來升了官，署名就是在二二八中死亡的那些人。 其實，二二八結束後陳儀去職，後來中央政府遷臺，來臺的人根本和二二八沒有淵源，後來連陳儀都被槍決了。 再加上，1949-50年上半年，美國公開宣布放生中華民國，中共即將渡海解放臺灣的說法甚囂塵上，就在可能在島內決戰的前夕，陳誠讓李友邦把因為二二八事件還關著的那些人儘量能放就放。要知道，二二八裡面反政府的大宗，就是李友邦主持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交給他決定保釋誰，這就隱含著對臺灣人釋出最大的信任與善意，你自己去處理你的人。只是後來韓戰爆發，美國轉了髮夾彎，中華民國就這麼在新的冷戰格局中撐了下來。 也因為這樣，二二八事件的暴動參與者： 先是被蔣中正「鎖定共黨暴動份子」的大原則放掉了一大批； 又被陳儀「鎖定首要（其實根本沒有首要可言）」的政策歷經複雜的過程逃掉了一大批（反而是外圍與鴿派大批被密裁、暗殺、失蹤）； 接著又是白崇禧來臺宣示中央寬大政策，在清鄉過程中透過「自新」的制度放掉了一批； 再接著是陳誠和白崇禧抬槓，認為白崇禧和陳儀亂搞，根本不該用軍法審判二二八犯人，因此把沒審完的都移交司法、並且在原本的減刑原則下再予以降低刑度，又放掉一批； 最後是陳誠讓李友邦去保釋剩餘的二二八犯人 換句話說，那些二二八裡面暴動的（不管是真的暴動，還是被舉報栽贓的），如果不是在3/9到3/17直接被殺掉，後來絕大部分都放出來在外面趴趴造。 所以才有人在報紙上，以二二八死難者的名義刊登「恭賀」當年一起參與事件，不但沒死，還升官的人。 這應該才是他們真正恐懼的來源。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照片為AI生成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每一個被稱為「轉型時代」的年代，親歷其中的人，往往只能在當下感受到混亂。文藝復興的人不知道自己身在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工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現代性。他們感受到的，是失業、動盪、對信仰意義的喪失，以及一個舊世界正在傾倒的聲音。 我們今天，也許就是這樣的處境。一個需要被重塑世代的處境。在「重塑」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我們處在甚麼位置，可能又會需要經歷什麼？在一條從過去延伸到現在、也指向未來的邏輯線：技術突破秩序崩壞價值混亂制度重建新的世代。文明每一次重大變遷，大致都遵循這個規律。 一、歷史語法的驗證 15世紀的印刷革命。谷騰堡的活字印刷術，讓知識傳播的成本崩潰，打破了教會對資訊的壟斷。隨之而來的，是秩序的崩壞：宗教改革撕裂了歐洲，宗教戰爭延燒數十年，舊的神學權威轟然瓦解。價值的混亂是真實的人們不再知道該信誰、信什麼。在混亂中，重建則悄然開始：《西發里亞條約》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體系、新的學術機構建立知識驗證標準、啟蒙運動給出了一套新的世俗理性框架。新世代，在這個框架裡誕生。 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蒸汽機改寫了生產關係，原有的農村秩序、手工業秩序迅速崩解。城市貧民窟、童工、14小時工作制，是那個「價值混亂」時代的日常風景。然而，在這次的混亂中，社會以新的制度回應：勞工運動、社會主義、哲學理論、公共教育體系、工會制度逐步建立。20世紀中葉的福利國家，是那場重建的成果。新世代，在相對穩定的時代框架裡長大。 20世紀中葉的資訊革命。電視、電腦、網際網路，每一波都重塑了人際溝通的結構與公共輿論的形態。社會也以全球化、自由化、現代化、城市化回應這個時代。新的回應也催生冷戰後的「歷史終結」幻覺，但這個幻覺很快被911、2008年金融海嘯、社群媒體的民主衰退打破。此刻仍在震盪之中，尚未走到「重建制度」的完成式。 三次歷史驗證指向同一個結構：技術突破是觸發器，不是決定者。決定文明走向的，是人類在秩序崩壞之後，能否建立足以承載新技術力量的制度與價值框架。 二、我們究竟在哪一個位置？ 技術突破仍在進行中。人工智慧的能力曲線在過去三年幾乎垂直上升，量子運算、生物技術、能源轉型各自都代表著結構性的技術變革。當代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帶來多條曲線的陡升。 我們雖未必清楚我們的位置，但秩序的崩壞卻已是進行式。全球化的分工在地緣政治的壓力下加速裂解；民主制度在民粹浪潮中疲於應對；勞動市場的結構正在被AI重寫，而新的社會契約尚未成形。比上兩次工業革命更快的是，這次失業不是從體力勞動開始，而是從知識勞動開始，一個沒有歷史前例可直接參照的衝擊。 價值混亂是最顯而易見的症狀。同一個社會內部，人們活在越來越不同的資訊宇宙裡，「共同事實」的基礎正在崩解。每一次的價值崩壞，都可能帶給社會邁向極權的風險。一戰後，舊帝國體制崩解，傳統秩序瓦解，經濟蕭條，民眾感到迷失與憤怒。就是在這種集體的不確定感中，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找到了土壤。如今的人們在這場崩壞中，重新看向極端與民粹主義。而這場崩解帶來的不只是政治觀點的分歧，而是更根本的解構人們對「什麼是真實」的基本感知。深層偽造技術的成熟與AI創作的突破，使這個問題被進一步激化。 而制度重建，才剛剛、勉強開始。AI治理框架、平臺監管立法、數位勞動保障，在各國以不同速度摸索推進。距離形成穩定的新秩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新世代將在什麼樣的廢墟上？ 如果進步鏈的規律再次成立，那麼這一代的年輕人現在的Gen Z 和alpha，將成為那個「新世代」：在重建完成後的框架裡，找到相對穩定的生存座標的人。 但新世代的身分，不是樂觀主義的保證，而是一個有條件的預測。歷史告訴我們，重建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幾個條件同時具備：有洞察力的少數人提出新框架、有組織能力的行動者將框架轉化為制度、以及有足夠判斷力的公民集體選擇正確方向。這三個條件，在當下都面臨威脅。 最令人憂擔憂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持續削弱的判斷力。當年輕人在演算法同溫層中成長，對批判思考、歷史縱深感與複雜性韌性持續下降，他們未來能否承擔起「重建世代」的角色，就成了一個真實的問號。 歷史上就有過重建失敗的案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也曾走到「重建制度」的岔路口，卻走向了法西斯主義。證明在錯誤的選擇前，沒有絕對的宿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混亂中被動搖的判斷力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就現在來看，我們距離那種失敗，並非遙不可及。 四、這個時代的備忘 對於個人，歷史提供的不是安慰，而是定位。知道自己身處哪個節點，比不知道要好即使那個節點是「混亂的中段」。定位是判斷力的前提，而判斷力是在混亂中不被席捲的唯一錨。 對於社會，最緊迫的工作不是追趕技術，而是修復那些支撐制度重建所需的認知基礎設施：教育中的批判思考訓練、媒體中的深度論述空間、公共討論中的歷史感與複雜性容納能力。這些，將是重建世代的基石。 每一個「新世代」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前一個世代在混亂中，有意識地為下一個世代鋪路的產物。 那我們，是否在為一個看不見全貌的未來鋪路？ 這件事，值得認真對待。 作者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大九學堂第五期學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總統府新聞稿 【聚論壇奔騰思潮專欄】賴清德總統多次公開場合將「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這是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戰略性的論述，其目的在於重新界定兩岸政策的正當性邊界。此一論述雖強化民進黨政府及其黨「拒絕九二共識」的正當性，並將其與「反統一、反一國兩制」綁定，以利鞏固其群眾支持基礎；但同時也壓縮未來兩岸政策的彈性空間。 此一論述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連結基礎，但在學理與歷史上仍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引發激烈爭辯。在兩岸關係概念論述及研究中，「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為兩個具高度關聯性，但性質卻不同的重要政治概念。兩者皆涉及「一個中國」框架，但在理論層次、政治功能與制度內涵上存在明顯差異。本文試圖分析兩者概念界定、相同點與分歧，及進一步探討兩者臺灣社會民意基礎與民調趨勢。 基本上，「九二共識」具有高度模糊性與戰略彈性，其關鍵在於「各自表述」，使兩岸能在不觸及主權爭議的情況下進行互動。此一設計本質上是一種「模糊共識」(constructive ambiguity)，目的在於維持兩岸對話空間及建立重啟對話協商共同基礎。但「一國兩制」則為制度性安排，具有明確主權指向與政治統一目標，其內涵較為具體且不可模糊。 一、概念界定 所謂「九二共識」，係指1992年兩岸兩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政治默契，其核心在於「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其內涵各自表述」，國民黨稱其為「一中各表」。其性質屬於一種模糊且具策略性的政治框架，目的在於降低主權爭議，為兩岸協商提供最低限度的共識基礎。 相較之下，「一國兩制」則為大陸提出的統一方案，其核心在於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允許不同地區維持不同制度。其制度設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政府為未來唯一主權國家及中央政府，臺灣地方保留有限自治權，但最終仍受中央統治。此一概念已在香港與澳門實踐，並被視為對臺統一的制度構想。 「九二共識」原係1992年兩岸會談後，由臺灣方面在2000年前後加以概括與詮釋的政治表述。其核心內涵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強調雙方對「一中」的理解存在差異。該概念被認為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教授於2000年提出命名，用以描述1992年當年兩岸協商的模糊共識。 相對而言，「一國兩制」則是由大陸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作為大陸處理香港、澳門以及對臺統一的制度構想，其核心在於「一個中國」前提下，允許不同制度即實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但主權與統治權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在概念層次上存在差異：前者為「談判框架」，後者為「制度方案」。賴清德總統多次將兩者等同，實質上是對「九二共識」進行重新詮釋，認為其最終導向即為「一國兩制」，因此在邏輯上予以連結，將兩岸對話基礎在邏輯上推演成一國兩制實施。 二、大陸對九二共識、一國兩制認知：一中框架與政治連動性 大陸對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概念界定，基本上兩者皆以「一個中國」為核心前提，均否定「兩個中國」或臺灣獨立的政治主張。兩者皆屬於兩岸關係的政治論述架構，並在大陸對臺政策中被納入同一政策體系。在大陸官方論述中，九二共識往往被定位為兩岸對話的政治基礎，而一國兩制則被視為最終統一的制度安排，兩者形成某種「過程結果」的政策連動。 然此種連動性主要存在於大陸的政治敘事中，在臺灣社會與政治實踐中，兩者並不必然被視為同一體系。國民黨雖倡議九二共識，但卻公開反對一國兩制，這顯示兩者具有差異性，未必具有連動性。賴清德總統倡議九二共識等於主張一國兩制，此具有標籤化國民黨為大陸在臺協力者、中共同路人及塑造親中賣臺形象。 三、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核心差異與分歧點 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根本性差異，可從四個層面加以分析。首先，在性質上，九二共識屬於「政治默契」或「協商框架」，其主要功能在於創造對話條件；而一國兩制則為「制度安排」，涉及統一後的政治與法律結構。因此，前者偏向過程性，後者則屬結果性。邏輯上，九二共識未必導致一國兩制產生，但存在某種程度可能性，其因果關係不具必然性。 其次，在主權定位上，九二共識具有高度模糊性。在國民黨語境中，「一中各表」曾被詮釋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表述一中，保留雙方詮釋政治空間。然而，一國兩制則明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主權中心，地方僅享有限自治，主權並無模糊空間。國民黨公開倡議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大陸矮化甚至企圖消滅中華民國；但接受九二共識，互不否認對等地位，這顯示此兩個概念不盡然相同。 再者，在制度內涵上，九二共識本身不涉及具體制度安排，其功能僅止於政治定位及兩岸關係定位性質，可謂是一國兩區、互不否認對等政治實體及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定位之延伸性概念，此為創造性模糊及對等定位概念，並無涉及中央與地方定位；相對地，一國兩制則包含明確制度設計，包括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權力分配等，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徵，其概念具有清晰目標即完全否定中華民國主權，是中央對地方非對等定位，並非是兩岸重啟對話的共同基礎及通關密語。 最後，在政治接受度上，兩者在臺灣社會呈現顯著差異。九二共識在不同時期仍有部分政黨（國民黨、新黨）及部分政治勢力支持，特別是在強調恢復兩岸交流及合作、協商對話的語境下；但一國兩制在臺灣長期呈現高度負面形象，其接受度極低，不具主流民意支持基礎及支持度未及一成。 總結而言，兩者其核心分歧： 九二共識從一開始即為臺灣方面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教授倡議，其核心概念在於「一中內涵如何詮釋」及求一中原則之同、存一中涵義之異，兩岸關係定位為對等；而一國兩制的爭議，則在於「主權歸屬與制度安排」，為大陸單方面倡議矮化中華民國地位之統一訴求方案，此為鄧小平統一方案。 四、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臺灣民意基礎 在民意層面，2020年至2025年間臺灣社會對兩者的態度呈現穩定但有差異的趨勢。首先，就一國兩制而言，反對比例長期維持在極高水準。2021年民調顯示，反對比例約在八成以上；2024至2025年間，多項民調仍顯示約80%至85%的民眾不支持一國兩制。此一穩定的高反對比例，顯示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幾乎缺乏政治正當性及市場。 其次，就九二共識而言，其支持度則呈現較為複雜的變化。依據陸委會長期民調顯示，若以大陸版本的「一中原則」來理解，反對比例同樣約在七成左右，低於對一國兩制的反對程度。相關統計調查顯示，若以「恢復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來提問，九二共識支持度可能上升至三至四成左右。近年民調顯示，「九二共識」支持度多落在約三成左右，如2023年台灣民意基金會約30%，2026年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約31.7%；僅在特定問法下，2025年美麗島電子報曾達48%。整體而言，支持度波動且未曾穩定過半。這顯示九二共識具有一定程度的「語境依賴性」，其支持與否取決於詮釋方式與政治情境。 尤其九二共識在臺灣的支持度高峰，大致出現在馬英九執政初期，即2008至2012年間，甚至馬英九勝選源自於其倡議九二共識；當時因兩岸關係和緩、交流擴大，民調支持度約在40%至50%之間。其後隨政治環境變化及香港情勢影響，支持度逐步下滑，近年多數民調已降至三成左右。九二共識是否成為地方選舉的票房毒藥爭論，缺乏關連性研究，例如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高喊九二共識，最終仍是勝選。 最後，從整體民意結構來看，臺灣社會呈現「臺灣認同強化」與「維持現狀偏好」的雙重特徵。政治大學選研中心資料顯示，臺灣人認同持續上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約60%～65%，創歷史高點；認同「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約30%左右，純「中國人」認同已降至5%以下。顯示臺灣認同已成主流趨勢，且持續上升。而在統獨立場上，「維持現狀」始終為最大宗選項達八成以上。此一民意結構使得任何明確指向統一的制度方案，特別是一國兩制更難以被接受，但對九二共識則保留一定空間。 綜上所論，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雖同屬「一中框架」，但在理論性質與政治功能上存在根本差異。九二共識屬於策略性模糊的對話機制，其存在意義在於維持兩岸互動及重啟對話的可能性；而一國兩制則為明確的統一制度設計，其核心在於確立主權與制度安排，一國兩制下已無中華民國存在事實。 在臺灣民意層面，一國兩制長期處於高度負面評價，幾乎無法取得社會主流性支持；當前九二共識則呈現「部分接受、整體保留」的態勢，雖非主流對比於馬執政時期其詮釋政治空間縮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來是否再度成為主流論述頗值得關注。此一差異反映出臺灣社會對「兩岸交流及對話」與「被統一消滅主權」之區分：前者仍有討論空間，後者則普遍缺乏正當性。 賴總統說法或有助於臺灣社會及民進黨、泛綠陣營內部動員與立場清晰化；但卻以犧牲兩岸政策彈性與對話空間為代價，並對兩岸關係穩定帶來潛在風險及衝擊。未來關鍵在於，臺灣是否能在「安全、對話與發展」三者之間取得平衡，而非僅以單一敘事框架主導政策方向。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屬於結構性不可被接受方案；九二共識雖則在政黨及民意間具爭議，但仍存在操作空間的政治框架。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