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左為糜奇瑜、右為黃開基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特稿】談起重慶與台灣的連結，多數人會聯想到八年抗日戰爭時期的1937至1945年，此地曾作為中華民國臨時首都。然而，儘管山海相隔兩千公里，現有人口3千4百萬的重慶，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直轄市，早在清朝便已有重慶籍官員渡海來台，負責治台。
根據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的「歷史查核計畫」報告初稿，糜奇瑜與黃開基這兩位重慶人，先後在台灣任官，分別從治安、族群關係、行政建設與教育文化等面向，留下至今仍可追索的歷史印記。
糜奇瑜係清代四川酉陽直隸州秀山縣人（現為重慶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任官。嘉慶十六年（1811年）補授福建台灣道，翌年出任台灣兵備道兼督學政，成為當時台灣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長官，後加按察使銜。他面對海盜頻繁、械鬥不斷，以及漳、泉、粵派系對立的台灣社會。據地方志及相關行述記載，糜奇瑜購置快船巡緝海盜，並動員兵民協同防禦；對各地積累的械鬥與仇殺，則親自訪查地方長老，分辨爭端原委，再以說理、示法和救濟方式逐步化解，使政令得以推行。
糜奇瑜的治理不止於維持秩序。他擬定《訓士十條》與《勸民八條》，其中明令禁止漢人向原住民族放貸盤剝、侵占土地，對既有侵害要求返還並劃定界線，反映清代地方官在族群衝突與土地問題上的調處作為。身兼學政期間，他開放台灣五廳四縣優秀子弟進入台南府城的海東書院，對貧困學生提供糧食與經費，並推動各地設立義學；1813年親自主持考試，選拔林開烈等八人為拔貢、優貢。他也參與城垣、倉儲、屯餉與官渡等公共事務。台北市中山堂附近的「秀山街」與「酉陽街」，即被地方文獻視為紀念其原籍與治台功績的地名。
另一位黃開基，出生於清代四川重慶府永川縣（現為重慶市永川區），乃舉人出身。道光年間，他曾署理彰化縣，並歷任鹿港同知、台防同知及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足跡涵蓋台灣中部與北部的治安、海防及地方行政。黃開基最具體、至今仍有實物見證的事蹟，便是記錄彰化縣學重修成果。
國家圖書館與文化部典藏資料顯示，道光二十年（1840年），黃開基以彰化知縣身分撰寫《重新彰化縣學碑記》，詳述十年前彰化縣學與縣志重修工程。工程重整孔廟格局，增建名宦、鄉賢祠及禮樂器庫，並將欄柱、庭階改用石材、疏浚砌石池塘，歷時三十一個月，耗銀逾二萬四千兩。碑文並勉勵諸生追求真品實學、成為名儒與清廉官吏，顯示他重視學宮培育人才的功能，該碑現存於國定古蹟的彰化孔子廟內。值得一提的是，黃開基任內適逢第一次鴉片戰爭，他組織彰化軍民，協防英軍入侵。他還曾從家鄉永川引進胡豆（即蠶豆）至台灣，並將台灣甘蔗品種帶回永川推廣。
兩人的足跡提醒後人，重慶與台灣的關係不只存在於抗戰時的記憶，也曾透過清代官員渡海治理而交織。糜奇瑜以安民、理番與興學建立聲望，黃開基則以碑記保存地方教育工程；一人留下街名，一人留下碑刻，構成了台灣地方史中一段來自巴蜀山城的跨海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