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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特稿】進日赴山城重慶參訪，受邀到朋友家中或餐館吃飯，餐桌上總少不了一道綠油油的地瓜葉。起初以為，這是特別為我貼心準備的「台灣味」，沒想到眼前這盤菜竟是重慶的日常滋味。只是在這裡，它有一個更具地方特色的名字——紅苕尖。
所謂「紅苕」，是重慶人對紅番薯的稱呼；「尖」則指藤上最嫩的莖梢與葉片，也就是台灣人熟悉的地瓜葉。紅苕尖之所以能在重慶成為家常菜，首先與其地理和農業條件有關。重慶地處長江上游，山地、丘陵廣布，耕地往往零碎、坡度大；尤其部分地區土壤偏酸、肥力有限，並不適合一般作物大規模生長。而番薯耐乾旱、抗貧瘠、適應力強，地下塊根可當作糧食，地上藤葉也能成為蔬菜，對傳統農家而言，便成了「一株多用」的好作物。因此正是在早年糧食不足與土地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逐步形成番薯種植與食用的傳統，紅苕尖也隨之走上日常餐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地瓜葉在重慶特別常見，卻未必能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裡找到。這並不是說其他地方完全不種、不吃地瓜葉，而是各地的地形、土壤、氣候、農業結構與飲食習慣不同所致。
依據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的「歷史查核計畫」報告初稿，番薯原產於中南美洲，是隨著大航海時代而傳入亞洲的外來農作物。傳入中土的路徑，歷來有不同說法；較常見的記載是，16世紀末福建人陳振龍從呂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賓，帶回番薯藤，先在福建試種，之後再由地方官員、移民逐步推廣到各地。至於番薯何時進入重慶，地方史料有更具體線索：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津已有引種紅薯的記載；後來福建籍黔江知縣翁若梅又從福州取得薯種，推廣到黔江一帶。可見番薯是經過沿海引種、內地推廣，再透過水陸交通逐步深入西南。這是一條歷時甚久、輾轉多地的傳播路徑。
番薯傳入台灣的過程，同樣不是只有一條已獲完全證實的路線。一般研究認為，番薯可能由福建、廣東移民帶入，也可能經由菲律賓、東南亞及海上航路傳到台灣；17世紀初陳第《東番記》已記錄台灣物產中有甘藷。此後，番薯在台灣各地落地生根，也因其耐旱抗瘠產量高，而成為早期農村重要的糧食作物。這兩段農作物傳布的旅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同樣是外來作物融入了地方農業與庶民飲食，而成為人們再熟悉不過的日常味道。
除了紅苕尖，重慶餐桌上常見的青菜還有空心菜、青江菜（因其葉片形狀像瓢兒（即湯勺），當地人管它叫「瓢兒菜」，這和台語的「湯匙菜」根本一樣意思）。這些菜色不僅在台灣熟悉，連料理方式也有幾分相似，或清炒、或以蒜頭爆香，保留蔬菜本身的清甜。另一道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粉蒸肉，這是川渝經典名菜，選用肥瘦相間的五花肉，經豆瓣醬等香料醃製，裹上粗粒炒米粉，肉塊下方鋪著滿滿一層金黃色番薯來吸附肉汁與油脂，再進鍋蒸至軟糯。當筷子夾起軟嫩微燙的番薯入口時，甜味與肉香交織，那一瞬間，竟像把台灣記憶裡的味道一起帶到了重慶。
台灣與重慶相隔甚遠，山海之間各有不同的城市風景、生活節奏與地方文化，卻在一盤地瓜葉、一碟空心菜，甚至一塊粉蒸肉裡，找到彼此熟悉的味道。原來，家常菜從來不只是填飽肚子的食物，也保存著人們走過的路、土地給予的滋養，以及一代又一代共同累積的生活經驗。從台灣地瓜葉到重慶紅苕尖，這道跨越地理距離的綠色滋味，竟讓我在不經意間，在舌尖嚐出一種格外親切的味覺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