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輝達微博官網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黃仁勳與黃樂的關系，引發了一個大眾熟悉的間諜敘事——一個年輕、漂亮、訓練有素的中國女性，奉命接近一位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外國男性，通過親密關系，逐步取得對方的信任，最終獲取情報。
這種故事並不陌生，影視作品比比皆是：女性利用美貌和性吸引力接近目標，似乎已經成為大眾理解情報工作的一個固定模板。桃色想象，加上驚險的諜戰劇情，對普通人的吸引力巨大。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現實中：一個專業的情報機構，真的會把利用身體和感情作為女性情報人員的標准訓練項目嗎？如果一段關系需要維持幾年、十幾年，甚至發展到婚姻，情報機構又如何保證執行任務的人不會真的愛上目標？甚至反過來成為雙面間諜？
畢竟，情報人員不是沒有感情的機器。要求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把愛情當作工具，持續多年進行表演，這其實是一件充滿巨大風險的事情。畢竟，在伴侶和孩子面前，立場和忠誠似乎不再固若金湯。
所以，或許我們對所謂「美人計」的理解，需要重新審視。
首先，美人計存在嗎？確實存在，但它並不是情報工作的全部，也不是目的。
利用性吸引力和親密關系獲取情報，確實是世界各國情報史上存在的手段，而且並非中國獨有。
蘇聯克格勃的確曾利用女性情報人員接近外國外交官、軍事人員和政商界人士。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燕子」（Swallows）來描述這類女性行動人員。——這個詞現在也經常被很多批評中國者濫用，來指代那些被懷疑背景有問題的中國女性。
但情報人員也有男性，冷戰時期，東德國家安全部曾經發展過一套相當有代表性的行動方式，後來被稱為「羅密歐間諜」（Romeo Spies）。東德情報人員會派遣男性特工接近西德政府部門、外交機構和其他重要單位中掌握機密的女性工作人員。他們可能以普通社交關系為起點，逐漸發展成戀愛關系，甚至求婚、結婚。
這些人往往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情報人員直接索取文件，而是在長期的親密關系中，逐漸向伴侶透露工作信息，或者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提供資料。這類行動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性關系本身，而在於情感信任。
但是，利用女性的吸引力，不等於利用女性的身體；利用親密關系，也不等於親密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假的。
「色誘」是否存在？或許存在，但這不是目的，甚至不是必須的手段。
現代情報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作人力情報，即通過人與人的接觸獲取信息。
你可以理解為，通過私人關系獲取情報，也是情報工作的方式一種——建立社會關系。社會關系有很多，通過商務合作、朋友介紹、行業交流、共同利益和社交圈，都可以建立聯系。或許有些人會使用異性吸引力。
其中，尋找、接近和發展能夠提供信息的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情報人員需要了解人的心理需求，判斷對方的利益和動機，建立信任，並在適當的時候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可能依靠的是傾聽能力、語言能力、專業知識、社會經驗和對人性的理解。
一個漂亮的女性，如果同時具備這些能力，外貌當然可能成為她進入某些社交圈的優勢。但這不意味著她必須與目標發生性關系，更不意味著情報機構會去培養這種技能——賣淫集團和殺手組織到又可能。就像開頭說的，這樣風險太大，很容易反噬自己，讓整個情報工作功虧一簣。
換句話說，情報機構真正需要的，不是讓目標愛上自己，而是讓目標願意相信自己。可是如果關系太近，又會有風險。
假設一個女性情報人員奉命接近某位重要人物。一開始，她可能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務。她知道自己為什麼接近對方，也知道需要獲取什麼信息。
但如果兩個人的關系持續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會發生什麼？
她可能真的喜歡上對方，對方也可能真的愛上她。兩個人可能共同生活，分享秘密，經歷疾病、事業挫折和家庭變故。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由任務開始的關系，可能逐漸變成真正的私人關系。這時，情報人員面臨的就不再是簡單的任務執行問題。她可能開始保護對方，不願意傷害對方，甚至為了維護這段關系而違背組織的指令。她也可能出現另一種心理狀態：長期扮演某種身份，逐漸把這個身份變成真實自我的一部分。
而且，這種風險是雙向的。
情報人員可能愛上目標，目標也可能察覺對方的真實身份，反過來利用這段關系。目標甚至可能主動發展情報人員，使其成為自己的信息來源。
因此，長期親密關系並不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情報手段。人不是機器，感情也不是可以隨時開關的電源。
而且，還要需要區分情報機構的正式工作人員、執行特定任務的行動人員，以及被招募的當地情報來源，這些身份、角色，不可能同時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從目前公開的情報史和人力情報研究來看，情報人員確實需要學習如何建立關系、判斷人的心理需求、識別利益動機，以及通過社交互動獲取信息。但是「色誘」，不太可能是正規情報機構的培訓項目。
那麼為什麼大眾總是傾向於把她們的價值理解為美貌和性吸引力？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狹隘、刻板，也不公平的性別想象。
男性情報人員利用女性的感情、婚姻和信任獲取情報時，媒體未必會特別強調他的身體和性吸引力。但女性情報人員一旦與重要男性建立親密關系，公眾很容易把她的行為歸結為美色、誘惑和肉體交易。
這相當於把女性的情報價值簡化成了身體，把男性的情報價值理解成智力、策略和職業能力。這種敘事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性別偏見。
那麼，如果情報人員，或者情報工作的招募人員，真的跟目標有關系，那麼可能是什麼情況呢？
更有可能的，是一段關系最初可能是真實的（包括朋友關系和親密關系），後來才具有情報價值。情報機構不一定需要事先設計這段感情，也不一定需要要求當事人通過身體換取情報。它可能只是發現了一個已經存在的關系網絡，並試圖從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
回到黃仁勳和黃樂的事件。
如果美國情報部門確實掌握黃樂具有中國情報背景的證據，那麼應該這樣去釐清：
第一，黃樂是否具有情報背景？第二，她與黃仁勳的關系是否具有情報任務屬性？第三，這段關系是否從一開始就是情報機構預先安排的？第四，她是否通過這段關系獲取了商業機密，或者試圖影響美國的芯片出口政策？
不能因為一個女性被指控具有情報背景，就直接推導出她與某位男性的親密關系必然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色誘行動。
當然，更可能的是：雙方確實存在私人關系，但目前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這段關系具有情報任務屬性。
如果沒有證據，僅憑親密關系和身份猜測，就把整個事件解釋成一場美人計，是非常不夠嚴謹的，而且容易導致對女性的集體污名化。
很明顯，目前美國並沒有掌握到這些證據——美國自己也承認了。
尤其是黃仁勳本身就是美國科技產業和芯片出口政策討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公開立場、商業利益和政策主張，本來就有獨立的分析價值。普通親密關係如果能影響他的決策，那麼他的決策應該搖擺很多次了——畢竟他有好幾組背景不同的婚外關係對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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