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總統府中華民國憲法簡介 【聚論壇陳朝平專欄】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數度提及三民主義，回顧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有關涉台部分，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和92共識基礎上，願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對話協商。習近平說，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空間，「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 針對習的講話，陸委會指稱，中共紀念孫中山活動由全國政協舉辦，目的是為了對台統戰、推促統一。陸委會避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裡的民族、民權，一味強調兩岸互不隸屬，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中共專制統治，台灣主流民意已堅定拒絕，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對照前不久賴清德和陸委會的發言，雖說，台獨從來不是選項，但和平統一也不是選項。 無獨有偶，260位台灣社會賢達同一天發起「兩岸和平倡議」，提出「和平優先」、「兩岸恢復對話」、「深化功能性事務合作」、「正視歷史與事實」等4項主張。兩岸和平倡議了半天，只談和平，不談統一？這底層的邏輯，豈不是和民進黨當局的主張，無分軒輊？ 賴政府和倡議兩岸和平的社會賢達，似乎都忘了，首先倡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人，可是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大功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率先提出來的呢！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就是要以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來統一中國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當中，可曾有戰爭的火藥味和血腥味？中國大陸拿實踐三民主義的具體成果呼籲兩岸統一，不就是和平統一嗎？台灣每每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而自豪，那麼，面對和平統一的挑戰，何不勇敢迎戰，相互砥礪？迴避和平統一，究竟是自行慚愧於實踐三民主義的成果不如對岸？還是根本已將國父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了？ 其實，2021年，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的講話裡就曾經用了很長的篇幅，詮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知此間人士可曾認真地思考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三者之間的關係？ 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願意討論兩岸如何實踐三民主義的大議！？敢說台灣主流民意不能接受「三民主義和平統一」的路徑和方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即時新聞
照片取自新北市政府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欣如報導】新北市交通局積極推動路邊停車智慧化，預計明（116）年1月底前完成全市超過3萬格路邊汽車停車格智慧設備建置，透過即時偵測停車格使用情形，讓駕駛人出門前就能先查詢哪裡有空位，不必再沿路繞圈碰運氣，省時、省油又環保。 交通局停車營運科科長王昶閔表示，新北市自111年起陸續導入智慧路側設施及地磁偵測設備，運用科技即時掌握路邊停車格使用情形，並將空位資訊整合至「新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以及「易停網」、「停車大聲公」APP，提供24小時即時停車資訊查詢服務，讓民眾在出發前或抵達目的地前，就能先掌握周邊停車格使用狀況，減少來回繞行找車位的時間。 王昶閔科長指出，這次全面智慧化建置，將依不同路段需求配置適當設備，其中約1萬2,500格設置智慧路側設施，兼具車位偵測、車牌辨識及無紙化開單收費功能；其餘格位則設置地磁偵測設備，掌握車位使用狀態，並輔助停車開單作業。透過智慧科技提升停車資訊透明度與管理效率，不僅讓民眾找車位更方便，也有助於減少車輛繞行衍生的交通負擔及碳排放。 王昶閔科長也提醒，隨著智慧停車無紙化開單範圍逐步擴大，請民眾善用各項查費、繳費管道或申請欠費自動通知，以避免逾繳衍生困擾。 交通局表示，除了找車位更便利，停車繳費也更輕鬆，新北市提供多元停車繳費管道，民眾可至4大超商查詢繳費，或透過金融、電信代扣繳及全國繳費網繳費；也可使用Pi錢包、歐付寶、停車大聲公、街口支付、一卡通、車麻吉、全支付、悠遊付、icash Pay及遠傳心生活等10家行動支付服務，透過手機輸入車號，即可查詢及繳納停車費，免去攜帶紙本停車單的不便。 交通局強調，推動路邊停車全面智慧化，不只是停車設備升級，更是讓科技真正融入市民生活。從出門前查詢空位、減少繞路找車位，到停車後便利繳費，讓停車服務更有效率，持續打造便利、低碳的智慧交通環境。
照片為吳統雄教授臉書截圖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台灣民調界的權威學者吳統雄教授批評「民調蟑螂」 ，並且具體描述其特質是「擅於打自己知名度的個人，遊走於各民調機構之間，長期收受利益而不實，不過還是會被業主發現，多次被開除或請走」，吳統雄教授說可稱之為「民調蟑螂」。 針對民調亂象，已退休的吳統雄教授在《聚論壇》撰文指出，今年因為「認知注射」而更擴大。 吳統雄表示，民調亂象可分非故意造成或故意製造，非故意包括：對民調研究方法一知半解，與對數據分析缺乏辨識能力；故意製造則源於一些民調蟑螂。今年出現極強大的「認知注射」操作與媒體遮蔽，使無意扭曲的民調也無法排除擴大誤差。 吳統雄說，以TVBS臺北市長電視辯論會民調為例，原文如下：「有59％的臺北市民有收看今天的電視辯論，有高達93%臺北市民表示會去投票。其中高達52％的民眾支持沈伯洋，蔣萬安支持度則為41％；不過在沒有收看辯論的民眾中，蔣萬安的支持度高達54％，遠勝於沈伯洋的27％。」 電視收視率是採用收視記錄器測量，絕對比短期的電話調查準確。其數據如下：三立：1.78，TVBS 55臺：1.46，民視：1.46，TVBS 56臺：0.58，合計5.28%。 網路直播最高峰人數占全國選舉人數（亦即從寬認定，不以人口總數認定）的百分比為：沈伯洋官方站：0.88%，新台派（三立）：0.27%，TVBS：0.20%，三立：0.13%，合計1.48%。 以上可能有重複，從寬合計為6.76%，而台北市選舉人占全國約為 10.3%。 吳統雄表示，看這場辯論會的台北市選民最多只有0.69%，怎麼會有59%的台北市民收看？ 吳統雄表示，當前坊間民調平均誤差約為±5.44％，個別機構的最大誤差可達±12.85％。常發表民調的機關，有2家誤差高於全體，為「改組前的美麗島」與「求真」。至於故意扭曲或完全作假就是「蟑螂民調」，以打擊對手、詐騙讀者為目的。好一點的是只調查篩選後的樣本；狠的是根本沒做，直接做假。 吳統雄強調，「還有一些擅於打自己知名度的個人，遊走於各民調機構之間，長期收受利益而不實，不過還是會被業主發現，多次被開除或請走」，可稱之為「民調蟑螂」。 吳統雄教授提到「民調蟑螂」時，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描述，由於符合這些條件的業者不多，讓人好奇吳教授是不是意有所指？有針對特定的民調人士？
照片為AI生成 【論壇禾流專欄】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全臺灣的目光都集中在造勢會場、民調數字與網路聲量上。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臺灣周邊與國際上接連發生的幾件大事，任何一件放在平時都足以讓社會停下來嚴肅討論，如今卻幾乎完全被選戰的喧囂淹沒。 先看軍事。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近日公開表示，超過一百艘解放軍艦艇與海警船進入西太平洋活動。美國戰爭研究所（ISW）與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分析則指出，這次部署動用東部、北部與南部三大戰區的水面兵力，包括遼寧號與福建號兩艘航艦，在臺灣與關島之間形成外圍兵力，海警船則在臺灣周邊形成內圈，規模超過去年底的「正義使命202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這次既沒有替演習命名，也沒有公開宣布。不宣布，不代表不重要，而是要把包圍臺灣變成常態，把「隨時可以孤立臺灣」變成一種日常感受，同時壓縮外界判讀平時轉入戰時的預警時間。這是軍事行動，也是心理作戰，目標是臺灣人民對自身防衛的認知，也是對美國和印太區域盟友，對於支持臺灣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考驗。 再看看外交領域，巴布亞紐幾內亞以「一個中國」為由要求關閉我駐處並限期驅離人員，外交部交涉數月無果，最終只能主動撤館，並停止採購對方液化天然氣作為回應。而在歐洲方面，立陶宛媒體披露，維爾紐斯曾致函要求「臺灣代表處」更名，總統瑙塞達沒有否認，而北京外交代表團恰好同步前往維爾紐斯商談關係正常化，當年被視為臺歐關係突破象徵界線的「臺灣」二字，如今成了對方與北京談判桌上的籌碼。 第三是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大敗，民主黨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川普進入任期後半段，國內施政空間明顯受限。歷史經驗顯示，內政受挫的總統往往更想在外交上取得成績，而川普最在意的，正是與北京的「大交易」。當他手上的籌碼變少，交易的代價就可能轉嫁到談判桌上最容易被拿來交換的議題，臺灣不能天真地假設自己不會出現在那張清單上。 第四是臺灣最引以為傲的半導體。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承認與一名被美方懷疑涉及中國情報工作的女子有婚外關係，輝達董事會已啟動獨立調查，而兩人多次同場的地點正是臺北。董事會雖強調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國安或公司機密受損，但在美國對中國晶片管制高度敏感的氛圍下，華府若因此對以臺灣為核心的供應鏈產生疑慮，衝擊的將不只是一家企業，而可能是臺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 軍事壓力正在常態化，外交空間面臨壓縮，美國政治出現新的不確定性，半導體產業也面對地緣政治風險。這些事情單獨來看已經不輕鬆，放在一起，更說明臺灣面對的是結構性的戰略挑戰，每一件事都直接牽動臺灣的生存空間。 然而，臺灣的公共討論正在忙什麼？打開電視、滑開社群，盡是選舉造神與反造神的對抗、人設的包裝與拆穿，以及對不同立場者的嘲諷與仇視。政治人物忙著爭取掌聲，支持者忙著護航與攻擊，卻少有人抬頭問一句：面對眼前的國際變局，臺灣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 民主需要選舉，但選舉不等於國家方向。當政策辯論淪為口號，政治只剩情緒動員，民主就只剩被選舉技巧煽動的激情，以及無能為力的善良。政治人物把價值掛在嘴邊，把溫暖演在鏡頭前，卻拿不出應對現實挑戰的具體方案。更令人憂心的是，社會逐漸習慣用好惡取代判斷，用立場決定真相。如此一來，選舉再熱鬧，也只是讓臺灣在掌聲中失去方向。 政治人物可以選擇造神，媒體可以追逐聲量，但人民不能放棄思考。民主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有權選擇相信誰，更是有能力判斷誰值得相信。世界不會因為臺灣忙著選舉，就停止改變；臺灣也不能因為忙著造神，就忘了自己要走向哪裡。臺灣的未來，不該交給被塑造的英雄，而應該由不願再被愚弄的人民來決定。 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新北市政府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欣如報導】2026新北城市展「New Taipei Band：共奏未來」以三大主題、七大展區，透過數位科技、互動裝置及多元藝文活動，邀請民眾從不同角度認識新北。其中，3樓展區「新北大聚院：全民玩馬戲」由新北市傑出演藝團隊「馬戲之門」策劃，將馬戲藝術融入日常生活，讓大小朋友從觀眾變成參與者。此外，11月21、22日還有「新北樂放映」免費電影欣賞活動，精選《超級瑪利歐兄弟電影版》及《樂高玩電影》，11月14日(六)上午10點開放線上及現場索票，邀請親子走進城市展，享受充滿趣味與想像力的藝文時光。 新北市文化局表示，3樓展區的「新北大聚院：全民玩馬戲」以城市日常為靈感，打破傳統馬戲只能坐在台下觀看的形式，將展場轉化為人人都能參與的遊樂空間。設有趣味互動裝置，民眾可以運用拍攝角度與視覺錯覺，將影像旋轉180度，就能呈現彷彿倒立、挑戰高難度動作的馬戲效果，讓大小朋友體驗馬戲藝術的樂趣。 除了展區互動體驗，「新北大聚院」也規劃定點導覽、馬戲快閃及劇場演出等活動。3樓快閃演出《遊戲時刻》由新北市傑出演藝團隊「馬戲之門」演員穿梭展區，與現場裝置展開即興互動，讓馬戲驚喜出現在觀眾身邊；4樓展演廳《遊戲進行式》則以童年遊戲為靈感，結合雜耍、特技與現場即興，邀請觀眾加入表演，體驗馬戲與遊戲交織的趣味。相關活動及演出場次每週更新，民眾可至新北城市展官方網站查詢最新節目表。 延續新北城市展的親子藝文體驗，新北文化局所屬館舍府中15也將於11月21日(六)、22日(日)下午2點，在三重安芯中心4樓展演廳推出「新北樂放映」活動，11月21日放映《超級瑪利歐兄弟電影版》，11月22日則帶來《樂高玩電影》，透過充滿創意與冒險的故事，邀請大小朋友一同感受電影魅力。每場次前150名入場觀眾，還可獲得「1哥5弟」限量版造型氣球，讓親子觀影增添驚喜。「新北樂放映」免費參加，將於11月14日（六）上午10時同步開放Accupass線上索票及現場實體票券索取，實體票券可至新北市政府三重安芯中心1樓大廳，或府中15一樓服務台領取，每人每次限領2張，票券數量有限，索完為止。 2026新北城市展「New Taipei Band：共奏未來」展期至12月27日，於新北市政府三重安芯中心（新北市三重區安芯路1號）免費展出，每周一休展。民眾可搭乘捷運中和新蘆線至先嗇宮站，由3號出口步行前往。歡迎民眾提前規劃週末行程，除了欣賞電影，也能走訪城市展各樓層展區，享受豐富的親子藝文活動。
照片為秦始皇AI短劇截圖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很多人都發現，最近開始在YouTube等網路平台，興起一波中國AI歷史短劇的熱潮，內容透過時空穿越、歷史改寫及現代科技介入古代發展，改變歷史，呈現中國國力強盛的想像。例如，穿越到秦朝末年，幫秦始皇延年並推動改革；以及穿越到明朝末年，讓崇禎皇帝中興大明等等。作家吳思賢在《聚論壇》指出，這些作品表面上是娛樂，背後卻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敘事的強化：從過去強調百年屈辱，轉向展現國家要強盛；從提醒人民不要忘記歷史創傷，轉向讓中國人對於今天的民族復興充滿熱血期待。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長期建立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及日本侵華等歷史記憶上。「百年國恥」不只是歷史教材，也成為凝聚民族認同的重要情感來源。 吳思賢表示，AI歷史短劇出現另一種敘事：讓過去受盡屈辱的中國人，得以想像另一種強大，進而投射在如今已經是世界兩強之一的國力之上。這可以理解為「補償型民族主義」。過去無法改變，但是今天的國家強盛，可以重新賦予當代進一步強盛的想像。歷史上的失敗與犧牲，也幻化為當代不該再容忍的意義。民族主義的情緒，因此從歷史上的悲憤與屈辱，逐漸增加當前的自豪與勝利想像。 吳思賢說，這類短劇另一個特色，是將古代中國的文明成就與現代科技發展連結。讓古人看到現代科技的厲害，實際上是在建立一種跨越千年的文明連續性。背後涉及「科技民族主義」的概念，也就是將科技實力視為國家尊嚴、民族地位與國際競爭力的象徵。 吳思賢指出，中國曾經擁有輝煌的古代文明，近代卻因科技與軍事落後而遭受列強欺凌；如今透過現代科技發展，重新取得國際地位。這種敘事不只是強調中國正在追趕西方，更試圖傳達中國正在恢復歷史上曾經擁有的領先地位。當前的科技，關鍵之一就在AI與晶片。 為什麼不直接拍攝現代的科技成就，而要穿越時空？因為可以結合娛樂，讓歷史人物成為情感媒介。直接展示當代武器，可能只是國家成就宣傳；但讓歷史屈辱轉弱為強、振衰起敝，更能刺激當代人思考：衰弱都可以轉為強大，那麼已經強大可以怎麼樣？如此一來，便能產生更強烈的情緒共鳴。 這種手法將抽象的國家實力轉化為具體的人物故事，讓觀眾在娛樂過程中產生民族榮譽感。國家認同不必透過口號傳達，也可以透過穿越、反轉與感動的情節進入日常生活。 吳思賢認為，這波AI短劇熱潮未必都是官方宣傳，也有商業市場的推動。短劇本來就擅長運用逆襲、復仇、反轉與打臉情節，而民族主義恰好可以套用這種模式：過去被欺負，有機會強勢反擊；過去被認為落後，現在更要讓世界刮目相看。 另一方面，AI大幅降低影像製作成本，使小型團隊也能製作戰爭、歷史穿越與現代軍事科技場景。當這些作品透過短影音平台傳播，強烈的情緒與戲劇反轉便容易形成流量。 吳思賢強調，這種現象最值得關注的，是歷史功能可能產生的轉變。歷史原本應該幫助人民理解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戰爭苦難與統治者的錯誤。但當歷史主要被用來宣揚國家強大，歷史的複雜性就可能被簡化，甚至變成民族主義的放大器。 當歷史評價愈來愈重視疆域、軍事與科技實力，人民生活、制度缺陷及社會苦難便可能被忽略。歷史也可能從「理解過去」，逐漸轉向「認同當下」。 吳思賢說，就像兩位美國總統雷根與川普都曾經喊出讓美國再次強大，這波AI歷史短劇所呈現的，正是「讓中國更加強大」。
照片為《早春晴朗》截圖 【聚論壇鐘志明文章】在現代都市的叢林中，辦公室不僅是高壓生產力的修羅場，也往往成為男女情感滋長的溫床。 陸劇《早春晴朗》描繪了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欒念與北漂新鮮人尚之桃之間的隱密戀情。在這段上下級禁忌之戀，表面上是勢均力敵的浪漫拉扯，但在現實與法理的放大鏡下，它卻觸碰了當代職場最敏感的神經，那便是當情感發生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之中，究竟是兩情相悅的辦公室戀情，還是帶有強迫色彩的職場性騷擾？兩者之間的界線，不僅是一道情感選擇題，更是一門涉及權力不對等下勞工自主權的人性思辨。 要釐清兩者的界線，首要核心在於「真實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與「主觀感受」。健康的辦公室戀情建立在雙方自願、平等的基礎上，即使職級有別，其情感的發生也必須排除組織權力的脅迫。然而，職場性騷擾的本質正是對這種自主權的侵害。依據法理，職場性騷擾通常分為兩類：一是「交換型性騷擾」，即主管以職務晉升、考績或解雇為籌碼，暗示或明示下屬提供性利益；二是「敵意工作環境型性騷擾」，意指任何不受歡迎的性言語、肢體觸碰或視覺刺激，導致員工感到受辱或威脅，進而影響工作表現。 在《早春晴朗》的劇情初期，男主角欒念作為總監，其毒舌與絕對權威對女主角尚之桃，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上級在追求過程中，使用不對等的權利暗示，或下級因恐懼職涯受挫而不敢拒絕，此時即便是看似浪漫的追求，本質上也已然越界，並落入了性騷擾的深淵。 其次，「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是決定這條界線是否模糊的關鍵變數。在崇尚績效的高壓職場中，高階主管對新進員工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早春晴朗》之所以能將這段禁忌之戀導向「浪漫」，是因為劇情賦予了尚之桃極具韌性的蛻變與野心，使她最終能在專業上獨當一面，與欒念並肩前行。但在現實職場中，這種勢均力敵的狀態，往往只是倖存者偏差。當上司向部屬發出帶有情感或性暗示的信號時，部屬的默許往往不等於同意，而可能是一種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協。因為權力的陰影會扭曲真實的意願，而這也正是為何當前許多跨國企業紛紛制定反裙帶關係或辦公室戀情申報制度，要求上下級戀人必須主動迴報、甚至調整部門，目的正是為了切斷權力對情感的綁架，確保職場環境的公正。 再者，職場戀情與性騷擾的另一個分水嶺，在於專業與私領域的切分。如《早春晴朗》所述，兩人在步調緊湊的都市職場中並肩前行，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平衡。健康的職場戀情要求雙方在工作時間保持專業尊嚴，不因私情影響公務判斷，更不將私領域的親密或衝突帶入辦公環境。反之，若在辦公空間內進行不受歡迎的過度凝視、言詞調情、甚至利用職務之便製造獨處與肢體接觸，這不僅破壞了職業倫理，更直接建構了「敵意工作環境」。當浪漫的演繹剝離了劇集的粉紅濾鏡，我們必須看清在辦公室裡，任何以愛為名的逾矩，只要違背了對方的意願、破壞了專業界線，都不能以辦公室戀情來粉飾太平。 總結而言，陸劇《早春晴朗》為觀眾示範了一段理想化的都市愛情，在情與愛之間，雙方跨越了權力不平等的鴻溝，實現了靈魂與能力的雙向救贖。然而，這面鏡子也同時警示著現實世界，辦公室戀情與職場性騷擾的界線，從來不在於兩人的顏值高低，也不在於表白的形式多麼華麗，而在於權力的節制與對主觀意願的絕對尊重。唯有當權力不再成為威脅與誘餌，當拒絕能夠被坦然接受、同意能夠自由表達時，職場上的早春晴朗，才不會演變成窒息的漫長暴風雨。 作者為獨立記者、勞權部落客、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慈濟基金會提供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慈濟邁入一甲子，佛教慈濟功德會與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11月12日至15日，在臺北大巨蛋盛大舉行一連四天、共計八場的《無量義 法髓頌》經藏演繹。慈濟近三十年推動經藏演繹之集大成，也是大巨蛋啟用以來動員人數最可觀的宗教文化藝術盛會。現場由國家級表演藝術團隊攜手逾萬名慈濟素人志工，將抽象深奧的經典轉化為震撼人心的「立體動態經變」，帶領全場觀眾走入橫跨二千五百年的佛陀智慧與慈濟六十年的行願歷程。 《無量義 法髓頌》以被譽為《法華經》精髓的《無量義經》為法髓核心，將「經」化為具體行動與藝術展現。相較於南北朝隋唐時期以壁畫與石窟呈現的靜態經變圖，慈濟經藏演繹融合西方音樂劇、歌仔戲、京劇、武術、特技及現代數位影音聲光科技，構築出立體的動態舞臺。 全劇以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宣說大乘菩薩法為起點，貫穿東晉鳩摩羅什法師、唐代玄奘大師西行取經與鑑真大和尚六度東渡弘法的艱苦足跡，並緊扣慈濟創立六十年來，於全球一百三十九個國家地區展開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真實紀錄，具體展現佛法落實於當代人間的慈悲利他力量。 本場展演展現了臺灣頂尖藝文團隊與民間素人極致融合的藝術高度。國家文藝獎得主唐美雲率領「唐美雲歌仔戲團」，以優雅身段與動人唱腔演繹悉達多太子悟道與佛法傳承；國光劇團傳藝金曲獎京劇大師唐文華跨界加盟，以蒼勁厚實的京劇功底生動詮釋鑑真大和尚渡海盲目傳法的堅忍願力，以及海外志工捨身投入戰亂難民援助的柔腸鐵骨；「臺灣特技團」則以高難度翻騰、疊羅漢與人體橋梁等技巧，逼真重現1973年娜拉風災慈濟初次急難救助冒險渡溪，以及災後興建大愛屋的震撼場景。 世界知名的「優人神鼓」在此次演繹中大膽突破既有風格，跳脫過往純粹鼓禪架構，融入流行音樂、現代舞與饒舌（Rap）等嶄新肢體語言，節奏明快地呈現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慈濟醫院全心抗疫，以及志工走入馬來西亞泥灘貧困黑區點亮希望的行經紀實；由三十餘位資深影視演員組成的「法髓劇團」，則生動復刻1966年花蓮傳統菜市場三十位家庭主婦日存五毛錢救人的「竹筒歲月」，以真摯寫實的對白重現慈濟草創初期的市井溫情。 更令人動容的是，每場演繹由一萬兩千名志工與志業代表組成浩瀚法海。在總導演呂慈悅歷時半年的規劃編導下，演繹者由北中南三處模擬舞臺「化整為零」分區嚴謹排練，終在大巨蛋合體匯聚。 場中跨越老中青世代，演繹者在長達一百五十分鐘內精準轉換出慈濟會徽、千手觀音、五百人巨大法船等十七種壯闊圖騰。素人志工「以身行經」，他們演繹的不是他人劇本，而是數十年來自己親身走過的救災、訪貧、醫療與環保足跡。在這座體育殿堂中，沒有單一主角，萬人融為一體，以無我修行的謙卑心境，演繹慈濟一甲子始終如一的善念，向世界傳遞和平與大愛祈福。 在這場萬人合體的磅礡法海中，舞臺上的每一位素人志工都是真實的生命實踐者。他們克服年齡、疾病、身軀障礙與生活挑戰，將真實生命歷程化為對經文最真切的註腳： 故事一、四代同堂14口齊登臺：曾家跨世代入經藏：臺中大里曾家四代同堂共14位成員齊聚大巨蛋演繹。從高齡阿祖、爺爺、奶奶到大專生姊妹，曾家客廳化身排練場。曾因長輩常做志工而心生抱怨的孫女，如今深刻體會善念傳承之美，全家克服年齡考驗，攜手圓滿慈濟一甲子殊勝因緣。 故事二、挺過46次化放療的約定：三寶媽余家馨：臺中三寶媽余家馨去年確診雙側乳癌全切除，歷經10次化療、25次電療與11次標靶等46次艱辛療程。她精算時間錯開治療，頂著光頭苦練步伐，更在登臺前一週再次住院，以無比堅定的心念克服病痛，為生命立下最勇敢的「登蛋」約定。 故事三、挺9個月孕肚練弓箭步：產後速歸隊的范瓊云：臺中志工范瓊云年初懷上二寶，堅持挺著日益隆起的孕肚參與彩排，即使臨盆前夕仍全力完成高難度弓箭步，以梵唄音聲完成最特別的胎教。剛坐完月子滿四十天的她迅速歸隊，克服產後體力挑戰，帶著孩子的祝福莊嚴挺進大巨蛋。 故事四、斷臂藏袖20年走出封閉：單手演繹的葉春蘭：志工葉春蘭早年因工傷意外失去左手臂，長年以長袖遮掩、害怕異樣眼光。在法親關懷下她打開心門走入環保站，今年更勇敢登上大巨蛋舞台，以單手克服繁複的手語與動線走位，用坦然堅毅的身姿證明人生缺憾無法阻擋願力，以缺為圓。 故事五、看不見舞臺卻聽見法：全盲志工邱秋香：雙眼全盲的志工邱秋香深信「有心就不難」，毅然發願入經藏。同區法親通力合作，將舞臺動線拆解為細緻文字並深夜錄音教學；看不見任何畫面的她憑藉聽力與心力反覆摸索苦練，在萬人法海中精準到位，展現心眼明淨、絕不退轉的生命力量。
照片為電影截圖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台灣居然成了日本電影同性戀聖地，算是「台灣之光」？政治大學退休的傳播教授鄭自隆在《聚論壇》撰寫《當風吹來奈義町》的電影評論有感。 鄭自隆說，《當風吹來奈義町》是一部「白開水」電影，內容真的平凡平淡，但就是好看，把「白開水」玩成可以端上檯面的飲料，顯示了導演和演員的功力。英文片名就叫《Nagi Notes》，直譯為中文就是「奈義町手記」或「奈義町筆記」，奈義町是真實的地方，在岡山縣勝田郡，位於岡山縣東北部，靠近鳥取縣邊界；稱為Notes，就是主角之一的友梨（石橋靜河）到訪奈義町的日記，片中就以日曆翻頁的方式，逐日展現她在奈義町的「度假」生活。 鄭自隆表示，說是「度假」也不太對，友梨是建築師，在面臨轉職空檔，猶豫是否要到台灣任職，所以來到奈義町找獨居的寄子（松隆子）尋找心靈的出口，寄子是友梨前夫的妹妹，友梨離婚，兩人仍然來往保持友誼，寄子是位沒名氣的雕塑工作者，專做木雕人像，但不賣；友梨此次來的目的之一就是當她的模特兒，雕塑是寄子業餘興趣，本業是養牛；片子就以兩人的日常互動展開。 兩個女人的互動可想而知，就是平淡，話話家常，存在婚姻關係的女人談老公，不外是罵老公的不爭氣或替老公從新包裝人設，以達到自己炫富的目的；友梨是專業人士，不會像三姑六婆說八卦，她只說婚姻中的疏離，終致離婚；而交談中，寄子展示了她認為最好的作品，是一位女同學的塑像，而這位同學和寄子有超過閨蜜的關係，也就是同性相戀；後來兩人分別結婚，同學就嫁給另一位男同學（松山研一），也生下一位兒子春樹，但早逝；在學校，這兩位女同學和這位男同學本來就是死黨，男同學後來留在奈義町的區公所任職。 寄子和這位女同學的同性情誼似乎刻骨銘心，一天寄子趴桌睡午覺，夢中大雨滂沱，她起身要收晾在戶外的衣服，卻發現這位讓她掛念的女同學站在她面前，等她去外面收完衣服回到室內，女同學已經不見；這時原先趴桌睡覺的寄子，緩緩抬起頭來，只見外面晴空一片；這段把寄子心理的糾結處理很好。 另一個同性戀的場景是這位女同學的兒子春樹，和他國中同學奎太，奎太向春樹表白要跟他交往，春樹思考一天答應了，但不久兩人商量要私奔到東京賺錢，等存夠錢就要去台灣，為什麼要去台灣？因為台灣可以同性結婚。 為籌湊到東京的旅費，他們居然去向寄子借錢，寄子也慷慨借給他們10萬元，就在私奔等車時，又是大雨滂沱，春樹與奎太的家長，寄子和友梨急忙開車找人，看到兩位國中尚未畢業的小男生狼狽淋雨，寄子率性借錢鼓勵離家，當然受到家長的責罵，寄子辯說有夢想就去追尋，免得以後後悔，反正碰到挫折就會回來。 鄭自隆認為，這是整部電影唯一的高潮，但寄子說「有夢想就去追尋，免得以後後悔」，固然是她內心對早年沒有和那位女同學「共結連理」的懺悔，因此借錢給兩位小男生就是自我的救贖，不過對嗎？很多同性戀是青春期的電光石火，可能瞬間即逝，不指責、不排斥即可，順其自然，但絕對不應該盲目鼓勵。 鄭自隆說，台灣居然成了日本電影同性戀聖地，算是「台灣之光」？此片還有一個地方和台灣有連結，就是《天烏烏》這首童謠，當區公所公共廣播播出這首只有旋律沒有詞的歌，表示町內有人過世，有一些評論認為這是殖民記憶。 另外，片中不時有演習的砲聲，因為鄰近是自衛隊基地，評論又說這是對地緣政治與戰爭的反省和思考；而從東京來到偏鄉的奈義町是「內部殖民」，因此「面對日本仍未消逝的帝國主義思維，面對內部殖民的未竟之業，任何『持續出走』的思考都可以作為一種方法」，哇，好沉重的結論。 鄭自隆表示，其實看這種「白開水」電影，要肩負這樣「偉大」使命嗎？看電影，和看其他傳播媒體一樣，都是「使用與滿足」，但看本片和看《零日攻擊》《梅花》的使用（觀看）動機及獲得的滿足絕對不同，看《零日攻擊》《梅花》是黨國意識的強化，但看《當風吹來奈義町》只是秋高氣爽的娛樂，不會有心理負擔，任河多餘的文本分析，可能就是蛇足。
照片取自羅大佑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網友問羅大佑和唐湘龍講到二二八，然後有人批評他們這是ngationnisme（歷史否定），認為羅大佑他們在否認或淡化二二八，問問我的意見。 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批評者是把二二八視為死亡達萬人級規模的事件，然後許多想法仍然是「屠殺了一整個世代菁英」那一套論述。這已經是他們的信仰了，其實沒什麼好表達意見的。誰才是歷史否定，將來自有印證。 我倒是建議，其實反對他們這種「至少死萬人」論調的，從今以後不妨大聲說出來，不用怕。 這個死亡萬人的說法，是一個「過時」的說法。 三十年前，的確，台灣有許多人（學界也好、民間也好）都認為，二二八死亡的台灣人絕對不低於一萬人。請注意，這個數字基本是用喊的，喊兩萬、三萬、甚至十萬的比比皆是，檔案、史料中寫「統計」、「估計」的，全部都是誆你的，實際就是憑感覺喊。 事實上，1995年二二八開始要補（賠）償死難者的時候，到底需要多少預算，就是用「死亡至少一萬人」來估計的。當時「六百萬」的上限，就是怕來領的太多，政府預算不夠。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賠償期限從「施行日起兩年內」，之後一延再延，搞了十幾年，直至今日死亡加上失蹤獲賠者僅八百多人（其中還包含明顯非因二二八死亡者約五十人）。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二二八的賠償後來又賠了第二次。為什麼敢賠第二次？有一說，就是因為最初的「六百萬」的賠償是以「至少萬人死」來訂的，實際核定的死亡失蹤案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些人認為可見原本的「六百萬」訂太低。 回到「過時」這件事，我的意思是，今日，一個理性的人，起碼應該可以對「早年喊的數字」（至少萬人）和「二十餘年間實際核定的失蹤與死難者」（約800人）中間，何以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做出解釋。 沒有人說「受死亡失蹤賠償」的人數就嚴格等於「真正的死難」人數，但你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中間能夠出現十倍、甚至數十倍的差距？你要算給我看啊。 而且，如果你都認為這個實證性強的數字你不滿意，為什麼大家要採信你隨口喊的數千、一萬、甚至數萬的數字？ 其實，201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時候，中研院台史所和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合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就有台大的林邑軒與吳駿盛挑戰了早期的估計結論，得到一千四百人上下的新估計，這是從理論上大幅下修了早期的估計。當時引起了在場人士的譁然與攻擊，在場就有知名教授用「三月初報紙上就寫死了三四千人」這種無法驗證、隨口喊的東西，來質疑這個在理論上完全可以驗證的新估計。 如果連學者都這這樣，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前幾年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首任館長廖繼斌先生合辦活動，曾請到中研院管中閔院士來評論林邑軒與吳駿盛當年的論文，管院士對該論文的方法與結論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 順帶一提，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也支持死亡約一千人的說法。學者吳乃德（政治立場不用我多說），也公開說他研究就是千人死亡。 也順便提一下，我和廖館長的算法是，將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之後出版的政府資料、口述等全部算進，只要有名有姓可以追查死於二二八的，不用甄別了，就當作全部都是國民政府殺的，這樣統計起來，滿打滿算大概1200人左右。（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可實證數字的上界） 後來薛化元等人也做了所謂二二八「官方紀錄中的死亡失蹤人數」，得到8000-12000的數字，這個我和廖館長已經講到爛了，基本上如果你看過他們是怎麼算的、還相信，那你可能連基本的邏輯都有問題。 可笑的是，許多人一看到受死亡失蹤賠償者「只有」800多人，一下說「可能有人未申請賠償」，一下挑剔「存在無法證明的案件」，一下又拿「可能有人家族斷絕」，各種理由來挑剔這個可以驗證的數字。 你當然可以挑剔這個800人的數字，但你也要用同樣標準看待「至少萬人」的說法啊！ 喔，對800人極盡挑剔之能事，一個人一個人跟人家爭，結果碰上隨口喊的「至少萬人」，突然又不挑了。 我告訴各位，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出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也是這樣幹，外省人死難，他跟你一個案件一個案件挑剔；本省臺灣人死難，那是數百、數千人完全不用查核，直接加總起來。連重複都沒想到要扣除。 說到前陣子二二八得獎的那位法國學者盧松，他在2018年有一篇論文，裡面最終是採「thousands（數千）」的說法，不過他繞來繞去也認為「萬人」是可信的數字。可是你去看他提出所謂萬人的根據，喔，是另一位學者的專書，那另一位學者憑什麼講「萬人」？嘿嘿，引的只不過是當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導。 報導中，身在南京的記者訪問了1947年3月28日從福爾摩沙返回中國的外籍人士，這些外籍目擊者估計，有一萬名臺灣人遭中國武裝部隊殺害。據稱，反政府示威是由沒有武裝、意圖和平的人士進行的。一名剛從台北抵達中國的美國人說，來自大陸的軍隊於三月七日抵達台北，進行了三天無差別殺戮與搶劫，有一段時間，凡是在街上被看到的人都遭到射擊，房屋被闖入、住戶被殺害，據稱，在較貧窮的地區，街上到處都是屍體，這名美國人說，還有斬首、毀損屍體及婦女遭強姦的情形。 我想，不用受過學術訓練，任何人都有辦法挑剔以上的報導。但偏偏一些學者挑不出來。 話說最近發生了一件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網友傳來，細節不交代了，總之是說我「張若彤主張8000-12000，這是明顯較低的二二八死難數字」。按！我是批判8000-12000是胡扯啊，怎麼變成我主張8000-12000？ 然後最好笑的是，反正是我張某人主張的數字，肯定是明顯較低的。被我沾到的數字，馬的連10000人都變低估計了。還明顯低！ 跟各位說，我是學法學方法的，法學方法有個著名的公案，就是有一些學者把「限縮解釋」、「擴張解釋」，都當成是解釋「方法」。我的老師很早就告誡我們，「限縮、擴張」是解釋的「結果」，不是解釋的「方法」！ 可是在二二八死難數字的這個公案中，許多學者煞有介事的在他們的研究裡，告訴你「500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十萬高得荒謬」「一萬是大家的共識」這種論調。這種喊價一般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把「高估計」「低估計」當作一種方法？ 研究者要指出自己的方法，然後按照方法出來多少就多少。方法不對，可以批評哪裡不對，這跟誰堅持較多的數字、誰堅持較少的數字沒有關係。 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一定要非死萬人不可？ 這種「非死萬人不可」的論調，恐怕才是ngationnisme吧。 關於「領取死亡失蹤賠償」人數和「真實死亡」人數之間的差距，我最後再雞婆補充一些資訊給各位，防止大家被簡單帶偏了。 有人試圖用「有大量未申請者存在」「有大量案件無法證明」「有大量死者後嗣斷絕」來說明這兩個數字中間十倍以上的差距，但實際上，賠償的政策是有為了這些疑慮做補救的。申請賠償的期限一延再延，原規定施行後兩年內申請，此後數次修法展延，到了2004年截止後，2013年又再開放四年，2018年公布後再開放四年，最後期限是2022年1月18日。你頭兩年可以說「未申請」者會影響真正的數字，但延長了十幾年後，民進黨都執政多少年了，我們還能理直氣壯這麼質疑嗎？ 此外，所謂的「存在大量無法證明的案件」，因為二二八賠償本來是以「補償」的名義發放的，本來就不需要嚴格證明死亡是因為公權力侵害所致，基金會自己就自承，有五十餘件其實根本不屬於二二八受難者（最多可以算成白恐的受難者）的案件，卻因故被核定為二二八的死難者。那些完全沒有資料的受難者，只要鄰居、甚至家人（！）幫他證明，也可以獲賠（例如著名的青山惠先案，雖然沒有任何資料、檔案可以證明，但審查小組採信了「在補償條例生效前即自行公開主張為受難者」的資料，意思是，當時沒有發錢、你也堅持家人是受難者，那這個證詞價值很高、我們願意採信）；還有那些，檔案中有相反的記載的，例如記載是被暴民殺死、不是被政府害死的；甚至！檔案中記載此人根本是暴徒被政府擊斃的，都不妨礙認定為「受公權力侵害致死者（或失蹤）」獲賠。 如此，在這樣寬鬆的認定下，仍被排除者，真案被排除的可能性已是極低。 最後是「後嗣斷絕」。二二八基金會在受理賠償案的最初幾年，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甚至都突破了法律的授權，用「有祭拜事實」（《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要點》第二之一條）來為沒有後代的受難者開啟申請後門（依照法律是要遺產繼承人來申請，但基金會用自己的內規來將「有祭拜事實達二十年」的人也納入了申請權人的範圍） 總之，為什麼他們主張的「至少萬人」，可以和受領死亡失蹤賠償者差到十倍、甚至數十倍？你要他們算給你看？應該是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說，已經是信仰了。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