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蔡詩萍專欄】錢復不是政治性格鮮明的專業技術官僚。
如果時代腳步不那麼快，如果，還是蔣經國的年代，他非常可能是一位國民黨的開明派技術官僚，做到像李國鼎、孫運璿那樣的高位，都大有可能。
畢竟，從回憶錄來看，他的家世好，父親錢思亮與蔣家關係不錯，又能與自由派學者交往，何況，他自己也是一位自律甚嚴，進退有節的謙謙君子，在國民黨文化裡，是會被重用的「自己人」。
但，他時運不濟，他從政的跨幅，從蔣經國到李登輝，恰巧是台灣政治典範的遞移變遷，最劇烈的階段，他一方面，是要被李登輝拉攏的「外省精英中生代」，另方面，他又不太能適應，或認同，新時代政治典範的價值，於是，當李登輝的權力意圖愈為明顯之後，錢復也只能被迫淡出了。
他回鍋外交部擔任部長，完成了他「外交才子」的事業最後拼圖，但同時，竟也是他與李登輝時代，或者說，台灣意識張揚之年代的告別！
由於他在外交部，仍堅守蔣經國年代的，低調，忍辱，只求務實外交收穫的對策，而無法理解，李登輝動輒走出去，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思維，究竟有何意義？！
雙方漸行漸遠，勢所必然。
也因為，李登輝知道外交部不能完成他的外交佈局，李登輝才從總統府內，直接發號施令，以總統府，以國安會，以國民黨黨營事業的金脈、人脈，為主幹，鋪陳他個人的外交突圍。
我們現在回頭看，當然不能不同意錢復的思慮，認為此舉破壞了台美斷交後的非官方接觸默契，讓1992年兩岸初步達成的兩會交涉（即後來的「九二共識」）失去後續的著力點，然而，錢復所不能理解的，不又正是台灣民主化趨勢必然的浪頭嗎？這浪頭不可能平靜無波的。
蔣經國當了總統之後，就沒有再出訪的紀錄，他個人健康因素可能是原因之一；他低調風格，只想在美國傾向中共的壓力下守住對台有利的形勢，也是原因之一；在這些因素下，他不主動挑釁現狀，是合理的對策。
可是，蔣經國晚年，政治典範已經逐漸蛻變了，他說「我也是台灣人了」，他解嚴，開放兩岸探親，開放報禁，他擴大國民黨台灣化的步調，在在都顯示，「中華民國台灣化」是強人亦不能不有所承認，有所讓步的趨勢。
只是李登輝非比尋常的，強勢的，更大動作的催化這趨勢，造成了國民黨內舊有權力結構的不安與反彈，終造成「主流」與「非主流」的對峙，乃至於分裂。
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在台美關係上，確實造成震撼效應，導致之後，台灣官員的訪美，駐美代表的想與國務院高層會晤，都被嚴重的阻擋了。這對外交部而言，是很沉重的代價。
不過，換個角度看，中國對李登輝之行的憤怒，對隔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的強力干預（兩顆導彈危機），卻也換來了，台灣民意的反彈，台灣集體意識的凝聚，讓李登輝高票當選，亦換來了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艦隊群巡弋台灣海峽，形同沒有台美防禦條約下防禦實質的宣示？！這不也是，台灣民主化，台灣試圖闖關國際，讓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另一種效果嗎？
錢復所不能理解的趨勢，說明的，是他個人，或他那個時代，那個族群，在台灣新時代裡，很痛苦的掙扎與選擇！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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