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黃珊珊專欄】從歷史上來看，人類經歷過幾次大規模的流行病，都改變了原本社會運作的方式。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在1918年發生的西班牙大流感。
那時的世界各國才剛剛經歷一次大戰的洗禮，這場由H1N1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就迅速地在全球傳播，在1918至1920年之間造成全球4000萬到5000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比起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還要高出一倍。各國的經濟受到巨大的波動，全球平均的GDP下降了6%，特別是原本經濟實力不強的國家更是受到巨大打擊。
西班牙大流感，其實更恰當的名稱為「1918大流行流感」，起源地其實並不在西班牙，只是因為戰爭期間，各國政府的報導並不透明，只有當時採取中立態勢的西班牙提供較公開自由的報導，才會有這樣的名稱。當時人類對大規模傳染病的應對體系尚未出現，也缺少疾病匯報的機制，政府和民間更是沒有多少公共衛生的觀念，因此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沒有太多病理學和歷史資料的紀錄。
但也是在這場全球性疾病過後，病毒學做為微生物學的重要分支快速發展，世界各國更重視公共衛生部門的建立和改善，建構傳染病報告和預防體系。特別是在當時，一些較為發達的歐美國家和蘇聯開始試著建立全民醫療保險，背後顯現的意涵是，國家提供全體國民應有的醫療保障這件事情的浮現。如果更廣一點來看，一場疫病，讓人類發現無論自己屬於哪些族群、階級、身分，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全面而基本的社會力量保護。
我一直記得曾經在一篇文章看過，1918年的美國費城舉行的一場遊行，病毒是如何潛伏在人群當中，短短數十個小時內，就讓所有醫院的病床上都擠滿了感染的病患。那篇文章是由一名神父書寫，記錄了當時站到第一線不眠不休照護病患的修女回憶。在現代化的醫療體系尚未建立完全的年代，照顧窮苦病患全然是一種慈善行為，而不是一門專業的護理工作。
而當時另一座原本也要舉行遊行的城市，聖路易斯，因應報導漸增的流感新聞，取消了這場活動。一個月後，對照費城和聖路易斯兩座城市，因為流感死亡的人數，是超過一萬人和七百人的差距。這樣的案例成為後來推動社交距離概念的的實證，那些及早暫停公共活動的城市地區，在1918大流感的期間死亡率降低許多。
現在的我們已經很難想像，距離我們不過才一百年的時間，公共衛生系統建立以前，過去的醫生挨家挨戶拜訪看病的景象，以及比一次大戰死亡人數還更嚴重的疾病死亡率。從1918，到2020，一個不變的事實是，在病毒的威脅面前，只要是人，都有染病的風險。這個事實會使得人類想起：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存的社會。
一個人能不能活在安全、有保障、有尊嚴的社會裡面，其實取決於每個人能不能同樣安全、有保障、有尊嚴的活在社會上。
既然疫情的問題永遠不只是公共衛生的議題這麼簡單，我們面對的難題，就永遠不只有病毒本身，更是對整個社會的體質做出一次健檢和調整。在抗疫的同時，我們如何時時刻刻關注疫情下加速擴張的社會問題？全球逐漸步入後新冠時代的現在，帶著從大疫之年復甦的抑鬱以及疲倦感，我們的社會體系，又可以怎麼做好彌補、振作、療癒的準備？
疫情之下，能夠擊垮我們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然而，能夠治癒我們的，也只有人性。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答案。
作者為前台北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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