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高分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杜聖聰專欄】一紙判決，徹底掏空社會信任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鍾姓女大生遭性侵、勒斃、棄屍山區，一、二審與更一審都判處梁育誌死刑，理由很清楚：長期踩點獵殺目標、曾犯強制性交未遂、犯後載屍遊走並棄屍，惡性重大、再犯風險極高。
如今更二審卻改判無期徒刑，關鍵理由竟是「非預謀殺人，尚有教化可能，未達情節最重大」。在所有案情都沒有變、更沒有任何悔悟行動的前提下，法官只靠一份未排除教化可能的鑑定，就把三次死刑推翻，這不只是法律見解差異，而是對整個社會安全感的正面挑戰。
從性偏差到性侵殺人，這不是偶發
回頭看梁育誌的軌跡，很難說他是「一時失控」。少年時期起，他就反覆展現針對女性的偏差行為：闖空門、偷女性貼身衣物，對女性身體有長期物化與占有慾。到了案發前一個月，他在長榮大學附近首次鎖定女大學生出手，強制性交未遂後逃離現場，此案日後亦被獨立判刑。
也就是說，長榮命案不是一記突如其來的暴衝，而是「從偷、到摸、到實際性侵未遂，再到性侵殺人棄屍」一路升級的終點。司法對這條「累犯與升級」軌跡不是不知道，而是選擇在更二審時，把這全部壓縮成一句輕描淡寫的「尚有教化可能」。
「可教化」四個字，踩在馬國父母心上
對鍾姓女大生的父母而言，這份判決最大的殘酷，不在於法律條文，而在於它所透露的價值排序。更一審時，父母遠從馬來西亞飛來台灣，只求一個「一命換一命」的最低限度公道；更二審改判後，母親寫下長文，明白說「無法認同，也無法接受」，直指法院竟讓「可教化」凌駕「再犯風險」與「被害人的死亡」。
在傳播學的語言裡，這叫做「訊息框架」：當法院反覆強調的是「非預謀」、「可教化」、「情節未達最重大」，被家屬與社會接收到的實際訊息，是「就算你被跟監踩點、被性侵勒殺、被載屍棄屍，對國家而言仍不足以稱為最極端的惡」。這不是單純的判決結果，而是一種用國家話語進行的二度羞辱。
司法語言，如何成為公關災難
令人震驚的，是司法機關顯然毫無「訊息後果」的敏銳度。這樣一紙判決流向新聞與社群，只會被濃縮成幾個殘酷的畫面：加害人三度被判死、第四次翻成無期徒刑；聽到逃過死刑當庭連聲說「謝謝」；判決理由是「尚有教化可能」。在影像、標題與短影音主導輿論的年代，法官可以辯稱「我們只是依法判決」，卻無法否認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形容詞，都將被轉化成一句句扎進人心的標語。尤其是對馬國父母而言，他們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人權，而是具體的訊息：女兒的命，在台灣司法眼中，不值得給加害人最後一道極刑門檻。
這不是要你迎合民意，而是要你面對人民
我不認為法官應該為了輿論按讚數而量刑，也不主張以一時情緒決定死刑存廢。但在這起案件裡，真正需要被質疑的，是司法體系對「誰值得保護」的答卷：
當一個從性偏差一路升級到性侵殺人的加害人，可以被視為值得再賭一次教化的對象；當一個遠道求學卻遭擄走、性侵、勒殺、棄屍的外籍女大生，其父母的痛哭，只被留在判決書角落幾行字；當整個社會對女性安全、校園安全與外籍學生安全的恐懼，被一句「未達情節最重大」輕輕帶過。這不是司法獨立，而是司法主動把自己從人民的情感共同體中切離出去。
真正有力的結語，不是高舉「法官也有人權」的防禦姿態，而是司法願不願意承認：在這件事情上，你們的判決就是錯得離譜。錯在看不見一條命的重量，也錯在低估了馬來西亞父母與台灣社會，對基本公道感的最後一點耐心。
作者為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
●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