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連署平台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在台灣，引進印度移工的決策討論了多年，但是勞動部突然宣布，台灣最快將於年底前引進首批印度移工，這迅速在社會上引發劇烈反彈。
這場反彈，表面上看，是對治安風險、非法移工問題與管理能力的擔憂。但若仔細觀察輿論場域，就會發現，這其實是民進黨多年來把排外情緒培養成主流敘事習慣，縱容和煽動排外情緒的回旋鏢。也是民進黨為了煽動仇中、排斥移工，煽動台灣人被剝奪感的連帶效應，以及污名化特定族群的反噬作用。
在各大新聞平台與社群媒體的評論區，關於印度的討論往往迅速滑向極端：性犯罪、衛生問題、文化衝突等，而且被拼貼成一種高度簡化且情緒化的「國族形象」。這些說法，當然多半缺乏具體數據支持，卻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但這並非台灣社會第一次出現這種現象。過去幾年，每次需要政治動員，民進黨就會煽動「抗中」和排外敘事。慢慢地，他們就習慣了這種簡單、快速、有效的「風險敘事」，在這樣的語境下，陸配、移工，經常被置於一種模糊但持續的懷疑之中。陸配的忠誠度、政治立場、甚至日常生活，都可能被解讀為潛在風險。移工的工作能力、治安風險，也都被轉化為對台灣人的相對剝奪感。
排外情緒被培養成敘事習慣，一種政策遺產。一旦有新的外來群體出現時，社會會自動套用既有的恐懼模板。印度移工，正是在這樣的模板中，被迅速「定位」。
從結構上看，台灣正面臨典型的勞動市場困境：少子化、高齡化、特定產業缺工，使得引進外籍勞動力幾乎不可避免。然而，政策的經濟理性，正與社會的情緒結構發生衝突。
民進黨政府一方面需要更多移工來支撐產業，另一方面卻未曾有效建立一套穩定的社會溝通機制，去處理大眾對外來人口的焦慮。
如今，台灣移工（外籍工作者）總人數已突破 81 萬人。廣泛分布於制造業、營建業、農業與家庭照護體系之中。尤其在長照領域，外籍看護幾乎支撐起整個制度的基層運作。但是仍然無法覆蓋台灣的勞工缺口。與此同時，由於監管不足、文化隔閡、仲介問題，使得十萬逃逸外勞成為一種頑疾。
然而，民進黨政府並沒有有效地實現風險管理和責權平衡。反而只是習慣性地在每次的政治動員中，默許、利用甚至推動社會對「他者」的負面想像，如今，這種社會想像終於開始反過來制約政策本身。
在社群平台與新聞評論區中，大量關於印度的論述，集中於性犯罪、公共衛生與文化沖突等極端案例。這些內容往往脫離統計背景，被反復傳播，最終形成一種「以個案代表整體」的認知錯覺。這種脫離實際的群體印象，陸配群體肯定是最感同身受的。
這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政策悖論：一個社會越依賴外來勞動力，卻同時越難接受外來人口。
更戲劇性的是，面對社會對印度移工的恐懼，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為了為政策辯護，開始采用一種看似「反歧視」的辯護方式，例如聲稱：「台灣男性的性侵案發生率其實高於印度男性。」
首先，不同國家之間的犯罪統計，受到報案率、法律定義、執法能力與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並不具備直接可比性。將其簡化為「誰更危險」的排名，本身就是對復雜現實的誤讀。
其次，這種論述實際上復制了同樣的思維模式——只是把「污名對象」從印度人，轉移到了台灣男性。
結果不是消除偏見，而是製造新的對立。當公眾意識到這些說法存在明顯漏洞時，反而會進一步削弱對政策支持方的信任，使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問題，重新滑回情緒對抗。
印度移工爭議，不只是一次政策風波，而是一場關於社會心理的測試。它揭示出一個更深層的現實：當一個社會長期依賴情緒動員來理解「他者」，最終將同時失去兩種能力——既無法理性地接納他人，也無法誠實地面對自己。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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