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立法院長韓國瑜敲槌直播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少子化真的可以靠發錢解決，那麼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國家，應該就是最會發錢的國家。可惜，現實剛好相反。
立法院三讀通過《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政府將為每位未滿十八歲兒少每年提存六萬元，估計每年支出超過二千億元。支持者形容，這是替孩子存下人生第一桶金；反對者質疑財政負擔。其實，真正值得討論的，既不是六萬元太多，也不是二千億元太少，而是一項本來應該解決少子化的政策，最後卻變成一場全民發紅包的福利政策。
這不是少子化政策，而是台灣公共治理愈來愈嚴重的一種病──目標與工具錯置。少子化的政策對象，本應是還沒生、不敢生，以及想生第二胎、第三胎卻有所顧慮的家庭。然而，新法卻把所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全部納入。依目前估算，首年約二一六二億元經費中，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就占去約七百億元，今年出生的新生兒卻僅約一百二十億元。 說要催生，錢卻大多花在已經長大的孩子身上；說要提高出生率，主要受益者卻是早已完成生育決策的家庭。更諷刺的是，政府與朝野似乎都相信，只要政策名稱掛上「少子化」，任何福利都能變成催生政策。
協助青年累積資產，是青年政策；改善兒少福利，是社會福利政策；降低家庭貧窮，是所得重分配政策。這些都值得推動，但與提高出生率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如今卻一股腦全塞進「少子化」的大帽子裡，彷彿只要名稱取得漂亮，政策目的便能自動成立。
真正令人擔心的，不是這部法律，而是它背後反映的治理文化。近年來，台灣公共政策似乎逐漸形成固定模式：遇到青年低薪，就發補助；遇到產業困境，就發津貼；遇到少子化，就發現金；遇到選舉將近，就提出更大的福利方案。政策是否真正解決問題，逐漸退居其次；人民是否「有感」、宣傳是否容易、受益人口是否夠多，反而愈來愈像政策設計的重要考量。
於是，公共政策開始從解決問題，慢慢變成經營民意；從制度治理，逐漸演變成管理選票。這在公共政策領域有個名字，叫做福利競價（welfare bidding）。民主政治本來就鼓勵政黨競爭，但當競爭逐漸從比改革、比治理、比制度，退化成比誰發得更多、補助更廣、金額更高時，政策便容易失去原本的目的，而成為討好最多選民的工具。
放眼世界，沒有先進國家把提高出生率寄望於單一現金補助。法國、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長期投入超過GDP三％的家庭政策，包括公共托育、育嬰留職停薪、彈性工時、職場友善以及育兒支持，一度維持相對較高的生育率，但近年仍面臨出生率下降，顯示即使完整制度也無法單靠福利扭轉人口趨勢。
新加坡投入了巨額「寶寶紅利」、住宅補助、育兒津貼與延長有薪育嬰假，甚至把婚育列為國家戰略，但總生育率仍跌破一，官方也承認，婚育選擇受住房、就業、安全感及社會價值等多重因素影響。南韓二十年來投入數百兆韓元催生預算，卻依然寫下全球最低出生率紀錄；匈牙利祭出購屋補貼、稅賦優惠等措施，雖曾短暫改善，仍未能回到人口替代水準。 OECD近年的跨國研究更指出，影響出生率的不只是補助金額，而是住房成本、就業穩定、工時文化、公共托育、性別平權及家庭政策是否具有長期一致性。單一現金補助只能降低部分養育成本，卻無法消除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這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今天，年輕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孩子出生沒有六萬元，而是不知道十年後房貸怎麼繳、托育排不排得到、工作會不會因育嬰而中斷、薪資是否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當真正阻礙生育的是制度成本，政府卻只願意支付財政成本；當需要改革的是住宅政策、勞動市場與托育體系，最後卻選擇最容易宣傳的補助方案，政策自然容易流於治標，而非治本。
更重要的是，任何少子化政策都應接受結果檢驗。二千億元究竟買到了什麼？是總生育率提高？第一胎年齡下降？第二胎比例增加？還是只是讓更多家庭帳戶裡多了一筆存款？如果政府連政策績效指標都說不清楚，只剩下「人人有錢領」作為成功標準，那麼這就不是人口政策，而是一場跨黨派的福利競賽。
最令人憂心的是，今天各黨競逐的已不再是誰更會治理，而是誰更會設計一張人人都願意收下的支票。六萬元，也許可以養大一個帳戶；二千億元，也許可以養出一項新福利。但如果公共政策繼續把選票當作目標，把補助當作改革，把口號當作治理，那麼真正被透支的，恐怕不是國庫，而是下一個世代對政府治理的信任。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本愈來愈厚的存摺，而是一個讓年輕人願意放心把孩子生下來的未來！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