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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有時候，看某些網路言情小說和豎屏劇，我真的懷疑，中國大陸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比宮鬥劇還精彩。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婆婆想盡辦法刁難媳婦，丈夫動輒出軌背叛，親兄弟為了爭奪家產可以設局陷害，親生父母也可能為了利益犧牲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以為故事終於要有個圓滿結局，編劇卻又不甘寂寞，再安排一場認親、奪產、復仇，或者一個足以讓所有人重新翻桌的驚天反轉。
彷彿全天下的人都沒有正常說話的能力，所有問題都不能坐下來好好談，所有親情都藏著算計，所有婚姻都只是一場等待揭穿的騙局。
看得多了，我甚至忍不住想問：這些人究竟是來過日子的，還是來集體爭產的？
當然，這只是嘲諷。
真正讓我在意的，並不是這些小說究竟有多麼狗血、多麼荒唐，或者有多少情節連最基本的邏輯都經不起推敲。
我真正擔心的是：當這樣的作品大量出現、反覆播放，甚至透過 AI 以更低的成本不斷複製相同的套路時，它們究竟會對觀看者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這些對中國大陸有一定了解的人，看到這類作品，可能一笑置之。知道這是為了製造戲劇衝突，知道編劇正在努力把一件小事鬧大，把一場誤會拖成幾十集，把一個普通家庭寫成人人都想害死彼此的驚世家族。
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樣的認知。
對一個不熟悉中國大陸社會的人而言，如果他接觸到的作品，總是反覆呈現相同的家庭糾紛、婚姻背叛、婆媳衝突與財產算計，那麼看久了，會不會逐漸以為這些情節就是當地社會的普遍現象？
這才是問題所在。
一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作者的想像；十部小說如此，可以說是題材的選擇。但當數量多到難以計算，呈現的又總是同一種醜陋面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思考：這些作品除了提供娛樂之外，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觀眾對某個社會的想像？
而這種現象為什麼能夠不斷重演？
我想，這就不能不談到人性對負面刺激的偏好。
人們往往比起平靜，更容易注意到衝突；比起日常的平凡，更容易被意外吸引；比起需要耐心理解的複雜事物，更容易對背叛、醜聞、憤怒與復仇產生立即的反應。
一個家庭幾十年來彼此扶持、安穩度日，可能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情節；但只要出現一場兄弟鬩牆、婆媳反目，或者為了財產不惜互相陷害的戲碼，注意力立刻就被抓住了。
這不代表人們真的認同這些行為，更不代表人性必然趨惡。
喜歡看復仇劇，不等於希望現實充滿仇恨；喜歡看家庭鬥爭，也不代表認為背叛親人是理所當然。
我們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人們對負面刺激的注意力偏好，與人們對負面價值的道德認同，本來就是兩回事。
然而，當這種注意力偏好遇上以流量為導向的商業機制，問題就來了。
平台需要觀看時間，創作者需要曝光，製作方需要回收成本。當激烈的衝突比平實的敘事更容易抓住觀眾，當憤怒與好奇比理性思考更容易引發互動，市場便可能不斷獎勵那些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
故事不一定要合理，人物不一定要立體，甚至不必符合真實生活的常態。只要衝突夠大、反轉夠多、人物夠壞，就可能換來更多觀看。
於是，原本只是為了吸引注意力而刻意放大的醜惡，開始被反覆複製。
過去，這樣的套路可能要靠編劇、製作團隊一部一部地生產；如今，AI 又進一步降低了內容製作與複製的門檻。技術本來可以讓創作擁有更多可能，但如果市場始終只獎勵相同的刺激公式，那麼生產效率愈高，也可能只是讓同一套套路被更快、更大量地製造出來。
這才是我所擔心的「趨惡性」與流量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
不是因為所有人都喜歡惡，而是因為醜惡更容易吸引注意；不是因為所有創作者都想扭曲現實，而是因為誇張的衝突比較容易換得即時回報。
當這種機制不斷運作，創作者可能愈來愈依賴極端情節，觀眾也可能愈來愈習慣以極端情節來理解故事。久而久之，原本只是娛樂市場的一種敘事偏好，就可能成為人們認知現實的偏差來源。
這裡必須說清楚，我並不是認為中國大陸不存在家庭倫理問題。
父母不慈、子女不孝、兄弟爭產、婚姻破裂、婆媳不和，這些事情當然可能發生。中國大陸有，臺灣有，其他華人社會也有。只要有人與人的關係存在，就不可能完全沒有衝突與矛盾。
真實個案值得被看見，社會問題也應該受到檢視。我們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作品，就否認其中可能存在的真實經驗。
但反過來說，有人做過這件事，不代表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一個家庭發生這種問題，也不代表整個社會的家庭倫理都出了問題。
這本來就是最基本的邏輯。
我們不會因為看見一部描寫臺灣婆媳衝突的戲劇，就斷言臺灣所有婆婆都在欺負媳婦；也不會因為某部作品裡的兒子為了家產陷害父母，就認定這個社會的親子關係已經徹底崩壞。
既然如此，為什麼當故事的背景換成中國大陸，我們就可能放下同樣的判斷標準？
更何況，當一個人原本就對某個地方抱有成見時，這些作品甚至可能成為他替自己尋找證據的材料。
他不會記得這只是一個編劇虛構的故事，只會記得：「你看，我早就知道那裡就是這樣。」
接著，一段劇情被剪輯，一個片段被轉發，一則嘲諷的評論被反覆引用。原本為了製造戲劇效果而虛構的情節，轉眼間竟成了某些人眼中證明另一個社會低劣的「證據」。
這時候，娛樂內容便不只是娛樂內容了。
它可能成為刻板印象的來源，也可能被拿來嘲笑、貶低，甚至攻擊一整個群體。
小說可以虛構，但虛構情節不能直接充當社會調查；戲劇可以誇張，但反覆出現的戲劇套路，不等於一個社會的普遍真相。
我們可以不喜歡中國大陸某些作品，也可以批評其中的價值觀與敘事方式。但如果我們因為這些作品，就認定中國大陸的家庭倫理、婚姻關係與人際互動普遍如此，那麼我們與那些只看幾個網路短片，就急著替整個社會下結論的人，又有什麼不同？
批判偏見的人，自己也可能成為偏見的傳播者。
這句話，恐怕比批評幾部爛小說更值得我們記住。
當然，問題也不能全部推給創作者與平台。
如果一部作品立意高尚，卻把故事寫得枯燥乏味，我們不能只因為它宣揚正向價值，就要求觀眾必須買單。正面的作品不會因為正面就自然優秀，有深度的內容也不能免除創作者在敘事技巧上的責任。
反過來說，描寫醜惡也不代表作品必然低俗。真正優秀的作品，完全可以直面人性的黑暗，描寫家庭中的控制、婚姻裡的背叛，以及人在利益與親情之間的掙扎。關鍵在於，這些衝突究竟是為了探索人性，還是只為了刺激情緒？
這兩者並不相同。
好的作品可以讓我們看見人性的醜惡，卻不會因此讓我們誤以為世界只剩下醜惡；可以呈現一個家庭的崩壞，卻不會把一個家庭的故事，冒充成整個社會的縮影。
反觀某些不斷複製的網路小說與短劇，人物的名字換了，背景換了，服裝換了，骨子裡卻仍然是同一套劇情。它們或許成功製造了無數次情緒高潮，卻未必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東西。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愈來愈習慣這種敘事，也可能逐漸失去耐心去理解那些不夠戲劇化、卻更接近現實的生活。
一個社會的文化困境，不一定是好作品不再存在，而可能是好作品愈來愈難取得被看見的機會；不一定是人們不再嚮往美好，而是美好往往需要時間才能理解，醜惡卻可以在幾秒鐘內引發情緒。
因此，我們不能只把責任推給演算法，也不能只責怪創作者迎合市場。
每一次點擊、每一個按讚、每一次轉發，都可能成為下一次內容生產的參考。觀眾不是整個產業的唯一決定者，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的旁觀者。
我們一方面抱怨低俗內容氾濫，一方面卻不斷為它們貢獻流量；一方面批評社會缺乏深度，一方面又可能把自己的時間交給最不需要思考的刺激。
如果我們完全不願意反省自己的選擇，那麼所謂批判，最後也可能只是一種讓自己感到清醒，卻不必改變任何事情的安慰。
我並不主張創作者只能歌頌真善美，也不認為娛樂作品必須肩負起教化大眾的責任。
我只是認為，當我們享受娛樂的時候，仍然應該保有分辨虛構與現實的能力；當我們看見一個社會的問題時，也應該避免用少數個案代替整體判斷。
尤其當我們想要了解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社會時，更不應該只從最能刺激情緒的內容裡，拼湊出對那個社會的全部想像。
我們不需要替所有作品背書，也不需要否認現實中的醜惡。
但可以批評，不等於可以任意概括；可以懷疑，不等於可以拿虛構情節取代現實證據；可以不喜歡一個社會，卻不應該因為幾部迎合流量的作品，就把生活在那裡的人一概而論。
畢竟，真實的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如果連娛樂作品都只剩下迎合情緒的套路，而我們又把這些套路當成理解現實的依據，那麼最後被扭曲的，恐怕就不只是故事裡的家庭。
還有我們看待他人的眼光。
一個社會的文化高度，不只取決於它能生產多少好作品，也取決於我們是否還有能力，不把戲裡的荒唐，當成戲外的真相。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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