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高雄市政府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台灣每隔幾年，總要上一堂全民食安課。 只是這堂課沒有教室，餐桌就是考場；沒有老師，媒體與爆料者就是臨時講師；至於教材，可能是一瓶油、一盒蛋，或某項民眾早已吃下肚的問題食品。 從2013年震驚全台的假油事件，到近期「中聯大豆沙拉油」檢出致癌物超標，兩起事件性質固然不同，劇情卻熟悉得令人疲乏：先是業者聲稱不知情，主管機關表示正在了解，接著名單遲遲不公布、責任彼此推移，等到輿論燒大了，再宣布全面下架、徹查到底、從重處罰。 每一次都說痛定思痛，每一次也都痛過就算。十餘年來，政府陸續建置「食安五環」、「食品雲」及各式追溯系統，名稱一個比一個科技，簡報一張比一張漂亮。照理說，從農場、工廠、倉儲、物流到賣場，食品的來龍去脈早該無所遁形。 然而現實卻是，食品雲高高飄在天上，問題食品仍一路流進市場，最後流進民眾肚子裡。 這也說明，台灣食安真正缺少的，可能從來不是資料，而是讓資料產生作用的治理能力。 目前最大的荒謬，在於政府手上其實握有大量資料，卻往往要等媒體揭露、民代質疑，甚至消費者已經吃下肚後，系統才突然醒來。衛生、農業、海關、地方政府、檢驗機構與企業各自擁有資料，卻因格式不同、平台不同、權限不同，彼此看不見，更無法即時比對。 於是，我們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食品資料倉庫，卻忘了裝火災警報器。 這正是台灣食安必須從「科技建置」提升為「智慧治理」的原因。所謂智慧治理，不是政府再採購一套昂貴系統，也不是把紙本表格搬上網路後，就宣布完成數位轉型；而是讓資料跨部門流動，讓系統主動辨識異常，讓主管機關在風險擴散前介入。 在這套架構中，區塊鏈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不應被當成另一顆科技萬靈丹。其不可任意竄改、可追溯與即時共享的特性，可將種植、進口、加工、檢驗、倉儲、物流及零售資訊串成完整數位軌跡。消費者掃描QR Code，便能掌握食品來源；主管機關發現異常，也能迅速鎖定批號與流向，不必再上演「到底賣到哪裡去了」的全民猜謎。 但只有區塊鏈還不夠。若區塊鏈只是保存紀錄，卻沒有人分析紀錄，它充其量只是一本比較難被塗改的電子帳簿。真正能改變治理模式的，是進一步整合物聯網、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例如，在農場、工廠、冷凍倉儲及運輸車輛裝設感測器，即時蒐集溫度、濕度、保存時間與環境數據；再由AI比對邊境查驗、業者違規史及市場抽驗結果。當某批原料數值異常、冷鏈溫度失控，或同一業者反覆出現問題，系統便應自動發出警訊，而不是安靜等待公文旅行。 這才是智慧治理的真正意義：不是資料躺在資料庫裡等人調閱，而是資料主動走出來提醒政府，問題正在發生。 國際間早已朝此方向前進。美國大型零售業者Walmart曾運用區塊鏈改善食品供應鏈追溯效率，相關技術亦被應用於海鮮產地、物流溫度與魚種資訊管理。 中國部分電商與供應鏈業者也推動區塊鏈溯源；歐盟則透過「從農場到餐桌」策略，將食品安全、供應鏈透明、跨境監管與數位化整合為整體治理架構。 相較之下，台灣仍是中央一套、地方一套、民間又一套。每個單位都有系統，最後反而沒有一個完整系統。我們解決了紙本碎片化，卻又創造了數位碎片化。 因此，政府應優先針對食用油、肉品、乳製品、校園營養午餐及高風險進口食品，建立分階段智慧追溯制度，並統一資料格式、批號規則及介接標準。同時提供公版平台、設備補助與數位訓練，避免智慧食安最後只剩大型企業玩得起，中小業者仍困在紙本時代。 更重要的是，行政院應成立跨部會「智慧食安預警中心」，整合衛福、農業、海關、地方衛生局、檢驗機構及企業通報資料，建立AI風險分析模型。一旦源頭檢驗異常，系統即自動比對批號、物流、通路及流向，同步通知主管機關與下游業者。 若一批問題原料已流向數百家廠商，治理速度就不該取決於公文跑得多快，而應取決於資料能否在幾秒內完成比對。 當然，科技不會自動帶來誠實。業者若故意輸入假資料，再先進的區塊鏈也只會忠實保存謊言；主管機關若不願稽查，再聰明的AI也只能在螢幕上閃紅燈。因此，智慧治理仍須搭配源頭抽驗、第三方檢驗、吹哨者保護與嚴格稽查。 「徒有科技，也不足以治理。」如果每一次食安危機，都必須靠記者替政府按下警報器，那麼食品雲、食安五環與數位治理，恐怕都只是昂貴的政策布景。唯有讓食品雲落地、讓資料真正流動、讓AI主動預警、讓跨部會即時聯防，台灣食安才可能從「吃出問題再處理」，進步到「問題食品根本上不了桌」。 否則，下一次風暴來臨時，政府大概仍會熟練重複那套標準台詞：立即下架、全面清查、依法嚴辦。而民眾唯一能做的，還是摸摸自己的肚子，猜想這一次，又吃進了什麼！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焦點新聞
照片為蔣萬安市長臉書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毒油的幕後老闆，背景太強，讓政府的處理荒腔走板。 攸關人民患癌生死關頭的毒油事件，不見大官道歉，只見官員四處跑行程，ㄧ心只有拚選舉！ 「政者，正也。」然而我們的政府，心術上不正也不政。 看「政治」只剩「選舉」、把「施政」只剩「造勢」。 人民如何相信，這是一個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政府？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食安對百姓是何等重要，致癌的毒油不是制度失靈、也不是監督失守，而是明目張膽的包庇遮掩。執政的傲慢，可見一斑！ 首都市長蔣萬安不忍了，終於號召民眾走上街頭！ 這個政府還不該敲一敲腦袋，打一打屁股？ 民進黨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與一般人理解的態度不一樣。他們靠撈國庫的錢及官位與支持者分贓，他們永遠只在乎選票與鞏固政權，至於其他的，毒死你又何妨？ 七月25日應該天氣會有一點熱，也可能會下些雨，但，我們無懼炎暑、風雨無阻。 是該讓紅軍大旗，再次飄揚、怒吼，給總統府來一次震撼教育吧！ 當天請盡量穿紅衣。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電影海報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魯冰花》不是回來重播，而是把三十七年前的眼淚重新叫醒，數位修復版魯冰花重返全台大銀幕引發熱議，首場試片近六百位觀眾擠滿戲院，片商甚至貼心地為每位觀眾準備一整包衛生紙，彷彿早已知道，這部電影真正催淚的，不只是片尾那首〈魯冰花〉，而是三十七年後依然沒有過時的教育現實。 更耐人尋味的是，有媒體報導，劇組曾希望聯繫當年的演員，一起見證這場跨越三十七年的重逢。然而，飾演美術老師郭雲天的演員始終沒有音訊。 看到這則新聞，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一位演員失聯，而是另一個更沉重的問題：今天的台灣，我們是不是也找不回那位美術老師了？ 《魯冰花》獲得坎城影展經典單元肯定，證明一部好電影足以跨越時空、感動世界；然而，它真正值得台灣重新觀看的原因，不只是電影修復得多麼清晰，而是電影裡批判的教育問題，竟然依舊如此鮮明。 片中，古阿明望著老師說出那句令人鼻酸的台詞：「老師，有錢人的小孩子，什麼都比較會。」三十七年前，那是一個孩子對貧富差距最單純、也最殘酷的理解；三十七年後，這句話依然刺痛無數家長的心。只是，今天的孩子輸的，不一定只是家境，而是更加龐大、更加精密的教育資源競賽。雙語教育、國際課程、AI學習、程式設計、海外營隊、學習歷程、競賽證照、一對一家教教育改革愈來愈多元，教育成本卻也愈來愈昂貴。表面上，每個孩子都有選擇；實際上，每一種選擇都需要家庭資源作為後盾。 教育原本應該是促進階級流動的重要力量，如今卻愈來愈像複製階級的工具。古阿明那句「有錢人的小孩子，什麼都比較會」，放到今天，也許更貼近現實的版本應該是：「有錢人的孩子，不一定比較會，但一定比較有機會。」 《魯冰花》真正令人懷念的，其實不是古阿明，而是那位美術老師。他沒有因為孩子成績不好，就否定他的未來；沒有因為家庭貧困，就放棄他的天賦。他相信教育，不只是教會孩子考試，而是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價值。即使與校方衝突，他依然願意替古阿明據理力爭。那是一位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的老師。 但今天，我們還找得到這樣的老師嗎？ 問題不是今天的老師沒有教育熱忱，而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否還容得下這樣的教育熱忱？三十七年來，教師的角色早已悄悄改變。他們除了教書，還必須處理行政填報、評鑑訪視、專案計畫、成果報告、學習歷程、各式研習；另一方面，又得面對家長申訴、輿論公審與行政究責。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治理逐漸形成一種弔詭的邏輯：不是賦權老師，而是防範老師；不是相信教師專業，而是不斷增加監督機制。行政愈來愈多，裁量愈來愈少；程序愈來愈完整，教育卻愈來愈失去溫度。 於是，我們看見愈來愈多依法行政的老師，卻愈來愈少願意為學生據理力爭的老師；愈來愈多符合程序的教育，卻愈來愈少真正改變孩子人生的教育。 如果《魯冰花》的美術老師活在今天，他或許不是輸給校長，而是輸給制度。 他可能忙著完成學習歷程、填寫成果報告、配合各項政策、應付各式評鑑；他依然想替古阿明奔走，卻不得不先考慮是否違反程序、是否引發爭議、是否遭到申訴。不是老師變了，而是制度讓老師愈來愈不像老師。 更值得反思的是，三十七年來，台灣教育改革幾乎從未停止。從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108課綱、多元入學、素養教育、雙語政策到AI教育，每一次改革都宣稱要打造更好的教育。然而，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卻始終沒有改變：教育改革愈多，家長愈焦慮；教師愈辛苦，學生卻未必更幸福。 家長害怕孩子輸在起跑點；老師疲於應付制度；學生則在升學、競賽、履歷與比較之中，承受愈來愈沉重的心理壓力。 如果改革的結果，是讓每一個角色都更加疲憊，那麼，我們究竟改革了什麼？ 《魯冰花》真正留下的，不是一首歌，也不是一句台詞，而是一位老師願意改變一個孩子命運的信念。 三十七年來，我們增加了教育預算、推出了更多課綱、建立了更多制度；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把教育變成績效，把老師變成行政，把孩子變成數據，把家長變成焦慮。 劇組仍期待找到當年那位美術老師。或許有一天，他真的會出現在重映首映會上。但比找到一位演員更重要的是，台灣教育是否還找得回那樣一位老師。 《魯冰花》修復的是膠卷，真正等待修復的，卻是台灣逐漸褪色的教育初心。否則再過三十七年，《魯冰花》依然會讓人流淚；只是那時候，我們懷念的不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個曾經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的台灣！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網路訊息部分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獵巫陸配店鋪的行動又悄然興起了。 去年，在驅逐陸配風波中，一系列針對陸配的獵巫行動也在展開，其中包括，大量歧視陸配者，在Google 地圖上羅列一份店鋪數量高達超千家的「紅色店家指南」，指控這些店家有滲透嫌疑，並動員大眾抵制，這件事不僅沒有受到阻止，還引來三立、民視等主流媒體饒有興致地報導。數月後，估計因為涉嫌歧視，名單被谷歌下架，沒想到，這種獵巫行動並沒有隨之消散，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再次興起。 在threads上，一個叫bididi art的網友一條串文下面，發文者逐一列舉自己去過的多家店家，強調店員「都是中國人」、老闆「來自四川」、餐廳裡「沒聽到有台灣人」，留言區則有更多網友接力補充大量由陸配經營，或者僱傭陸配服務的店家。短時間內，貼文獲得上萬按讚、上千次分享。 這種獵巫，不僅讓陸配創業者心驚膽顫，更讓在這種氛圍下還願意僱傭陸配的台灣人業者坐立難安。因為這種公然的群體歧視行動，大規模的獵巫活動，不斷地興起，證明這種社會心理一直在被忽視甚至縱容，數十萬陸配的工作、創業環境受到影響，卻沒人能阻止。 更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有人整理名單，而是整理名單這件事本身，已經變成一種值得炫耀、值得分享、值得集體參與的公共行為。 在這些貼文裡，被討論的不是食物是否衛生，不是服務是否周到，也不是店家是否有任何違法紀錄。唯一重要的資訊，是老闆是不是大陸人、店員是不是帶有大陸口音。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時期，納粹衝鋒隊給每一家猶太人經營的商鋪都標上記號，號召大眾抵制。 支持者可能會說，這只是「資訊分享」，每個人都有消費自由。的確，消費者有權決定去哪一家餐廳。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消費自由，而是分類標準。如果今天有人在網路上整理：「哪些餐廳都是越南人開的？」「哪些店都是印尼移工經營？」「哪些商店都是原住民老闆？」恐怕許多人會立刻意識到，這種分類本身已經帶有歧視意味。那麼，為什麼對象換成陸配，這件事就變得理所當然？而且迅速變成一種狂歡？ 法治社會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在於它保護哪一個群體，而在於它使用的是一致的標準。 很多人說，這只是少數個別極端者的行為，不代表台灣社會氛圍和言論自由有任何變化。但是，納粹主義者在德國何嘗又不是少數人？納粹黨的支持率常年徘徊在個位數，經過操弄後最高也才36%，又何嘗不是少數？這少數人是因為國家公器縱容、利用和推波助瀾，以及大多數人的一再沈默和退讓，才最終把一個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選票和政黨輪替的國家帶向了極權主義。 當一家店開始因為老闆的身份而被公開標示；當一群人開始認為「提醒大家避開」是一種公共服務，是一種迎合執政者的「國安危機」敘事；當社會開始接受「這些店值得特別注意」；當一群本來就已經生活得謹小慎微的弱勢群體被冠以身分可疑而不再被視為弱者，而被當作強權的代理人時⋯⋯社會難道一點警覺都不應該有？ 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不是那篇 Threads 貼文，而是它所可能產生的寒蟬效應。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雇用陸配，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聘請大陸籍店員，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餐廳不能宣傳自己的料理來自四川、湖南或東北。 但是，如果一家餐廳只因為員工口音就可能成為網路公審對象，老闆會如何選擇？ 他或許不討厭陸配，但他可能會想：「我還是不要惹麻煩。」於是，原本能力最好的求職者，不一定能得到工作；原本充滿地方特色的餐廳，不一定敢強調自己的文化背景；原本願意分享創業故事的陸配，也可能選擇沉默。 當身分成為創業的障礙，當老闆不敢雇用特定身分的員工，這個社會會發生什麼？那就是越來越擴大的噤聲效應，越來越極端的社會對立，和越來越岌岌可危的社會公平。 更現實的是，隨著年底選舉接近，這樣的風險尤其值得關注。不出意外，「國安問題」再次會成為特定的敘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敢對這樣的獵巫行動說不，因為那樣可能會丟失選票，可能會被貼標籤，被做文章。 那這個社會，如何能稱為民主？如何再能在國際上擁有道德感召力？ 歷史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因為今天已經發生了昨天的悲劇，而是因為昨天的悲劇，往往都始於一些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日常行為，或者少數極端者的偶發行為。因為真正可怕的，不是是極端者的個人行為，而是他們的行為從未被阻止，甚至被默默鼓勵。就像上次的「紅色店家指南」，不僅沒有受到阻止，反而迎來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而這次的獵巫事件，也沒有被阻止，反而一直在擴大範圍，形成狂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
圖片為檔案資料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多數人都聽過人工智慧（AI），卻未必知道量子科技究竟是什麼。若用音樂來比喻，傳統數位科技就像一位鋼琴家或小提琴家，必須依照樂譜一步一步完成演奏；量子科技則更像一整個交響樂團，不同樂器能在同一時間彼此協作，演奏出單一樂器無法完成的樂章。它真正的突破，不只是運算速度提升，而是以全新的方式處理極其複雜的問題。 未來從新藥研發、能源開發、金融風險分析，到網路安全、國防科技與太空探索，都可能因量子運算而被重新改寫。人工智慧改變的是工作的方式，量子科技改變的，則可能是未來世界運作的規則。 當全球聚焦於人工智慧競逐算力之際，美國已悄悄把科技競賽搬上國家戰略舞台。白宮邀集IBM、PsiQuantum、D-Wave、Quantinuum等重量級量子企業舉行峰會，搭配行政命令、預算支持及後量子密碼部署等政策，顯示華府已將量子科技從科研議題提升為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戰略。這背後透露一個清楚訊號：AI競爭比的是算力，量子競爭比的卻是國力。AI可由企業帶動創新，但量子科技牽涉國防、密碼安全、能源、材料、半導體、通訊及供應鏈重組，沒有任何國家敢完全交由市場自由發展。誰能率先建立量子生態系、制定技術標準與安全規範，誰就更有機會主導下個世代的科技秩序。 真正的競爭，不再只是企業間的競賽，而是國家治理能力、產業政策與科技戰略的全面較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競賽早已不是美國的獨角戲，而是美中科技霸權的新戰場。近年來，大陸已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的重要布局，從《十四五規劃》到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目標，量子資訊始終位居核心位置。 大陸在量子通訊、量子衛星、量子保密通信網路及量子運算等領域持續投入資源，建立政府、科研院所、軍工體系與企業協同發展模式。從「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京滬量子保密通信幹線，到大陸科學技術大學在量子運算領域的多項成果，都顯示大陸已不再只是追趕者，而是全球量子科技的重要競爭者。 美國近年明顯加快腳步，正是因為意識到：量子競賽不能重蹈過去半導體供應鏈的被動局面。從《國家量子倡議法》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到近年持續加碼量子研發、推動後量子密碼標準，以及要求政府部門提前展開資安轉型，美國的思維早已從「支持科研」提升到「維護科技領導地位」。如果過去十年的美中科技競爭，焦點集中在晶片、5G與人工智慧；那麼未來十年，量子科技很可能成為決定下一輪科技霸權的核心戰場。晶片競爭爭的是市場，量子競爭爭的則是下一個世代國際秩序的主導權。 若從台灣角度觀察，美國近期的量子布局至少透露三項值得深思的訊息。 首先，美國重視的不是「投入多少錢」，而是「投對什麼地方」。量子科技充滿想像空間，從藥物研發、能源突破到破解現行密碼系統，各種願景層出不窮。然而，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推動「量子基準測試計畫」（QBI），要求不同技術接受一致的驗證標準，只問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未來十年內，究竟能否真正發展出具有工業價值的量子電腦？ 這項計畫真正值得借鏡的，不只是技術評估，更是一種治理思維。科技政策不能只是補助企業，更重要的是建立判斷能力，辨別哪些值得長期投入，哪些只是包裝華麗卻難以落地的科技泡沫。政府最大的責任，不只是花錢支持創新，而是替國家降低錯誤投資的風險。 第二，美國已把量子科技視為國家安全問題，而不只是科技發展議題。量子電腦一旦成熟，今日金融、政府、軍事、通訊及網際網路普遍採用的加密技術，都可能面臨重新洗牌。若等到量子電腦真正具備破解能力後才開始更換系統，就如同颱風登陸後才修補屋頂，看似節省成本，實際上代價最高。因此，美國積極推動後量子密碼，本質上就是替未來二十年的數位安全預先投保。 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台灣沒有量子技術，而是至今缺乏一套完整的國家量子戰略。相較於美國已由白宮統籌，整合商務、國防、能源及國安體系共同推動量子布局，台灣目前仍多以各部會及研究機構分頭推動，量子政策主要聚焦科研補助與人才培育，尚未形成結合國家安全、產業政策及供應鏈整合的一體化戰略。沒有整體藍圖，即使擁有世界級半導體能力，也未必能自然延伸為量子競爭優勢。 科技實力，不等於科技戰略。一個國家可以擁有世界級工程師，卻未必能制定世界級科技政策；可以成為全球重要供應商，卻未必能成為下一個世代規則的制定者。 第三，量子競爭終究回到供應鏈競爭。許多人談量子，只想到量子位元與運算突破，忽略需要低溫設備、光子元件、雷射系統、控制電子、特殊材料、精密量測、半導體製程、封裝及系統整合等完整工業能力支撐。不同技術路線，需要不同供應鏈，而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是某一項技術突破，而是整個產業體系是否能協同運作。 半導體的成功，容易讓台灣形成一種迷思，以為只要技術夠強，市場自然會找到我們。然而，量子科技未必遵循相同邏輯，它更依賴國家戰略、國防需求與產業政策共同驅動。如果仍抱持「等市場成熟再投入」的心態，等到量子產業真正起飛時，全球供應鏈的位置，很可能早已分配完成。 台灣當然不必急著宣示打造世界最強的量子電腦，也不需要追逐量子位元數的口號競賽；真正該思考的是，如何善用半導體、異質整合、光電元件、低溫電子、精密機械及測試驗證等既有優勢，在全球量子供應鏈中建立不可取代的位置。 美中今天競逐的，已不只是量子電腦，而是下個世代全球科技規則的制定權。對台灣而言，真正重要的，也不是一定要率先造出世界最強的量子電腦，而是能否在這場新的科技重組中，占據一個不可取代的位置。半導體讓台灣抓住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量子科技，很可能就是下一次。 AI競爭比的是算力，量子競爭比的是國力；AI改變的是產業，量子重塑的可能是國際秩序。當世界正重新描繪下一個世代的科技版圖時，最危險的不是技術落後，而是戰略仍停留在上一個時代。真正的競爭，從來不是在鳴槍那一刻開始，而是在多數人覺得「現在還不急」時，勝負便已悄然拉開。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張榮發基金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張榮發三個字，曾是臺灣企業精神的一面旗幟。 靠著勤奮、膽識與紀律，打造出長榮王國，當長榮船隊在大洋中承載著貨櫃，更承載著臺灣經濟起飛時代的標旗與驕傲。 但張榮發殞落之後，家族後裔卻因爭產而醜態畢露，令人嫌惡，長子又因涉及內線交易引發社會譁然；媒體暴露這個家族多年來，遺產與經營權問題糾葛不斷，甚至曾傳出黑道恐嚇家族高階主管等爭議情節。 這些令人羨慕、坐擁千億資產的富豪，仍貪得無厭陷。這究竟是個別家族的不幸，還是臺灣資本主義道德崩壞的一面鏡子？ 古人說：「富而無德，富不久矣；貴而無義，貴不安矣。」財富本身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為富不仁；資本本身並非罪惡，罪惡的是利用資訊不對等、權力不對等，去剝削市場中最弱勢、最無知、最相信制度的弱小股民。 內線交易與小偷強盜又有何區別？ 小偷強盜，是明火執仗搶人錢財；內線交易則是穿著西裝、坐在家裡，利用未公開的資訊，從散戶、投資人、退休族與市場信任者身上既偷又搶！ 資本主義最可貴之處，在於鼓勵創造、承擔風險、累積效率；但資本主義最可怕之處，即在於當資本失去道德制衡，便可能成為合法外衣下的掠奪工具。 亞當・斯密講資本主義市場，是需講道德情操的，沒有德性的市場，不是自由經濟，而是弱肉強食、可惡至極的強盜黑社會，資本主義的敗類。 遺產之爭已讓墓裡的張榮發痛心，如今老張更在墓裡哭泣！ 張家的後代只看見搶奪、未看見使命。偌大的家產，也不過是《紅樓夢》裡「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之前的一場繁華幻影。 《左傳》：「多行不義必自斃。」今日批評的，不只是張家子弟，而是一種社會病灶：有些人富可敵國，卻貧於人格；有些人繼承財產，卻沒有繼承風骨；有些人坐擁資本，卻把市場公平踩在腳下。 張榮發大概只教了勤奮賺錢、卻忽略了教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以及回饋社會的義舉。沒有仁義的豪門，終究只是金碧輝煌的廢墟；沒有誠信的資本，最後也只會是歷史筆下的笑柄。 臺灣的毒油暴露政府的無能、以及另一為富不仁的商家。哀民們也只能與張榮發一起哭泣吧！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取自警政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每隔幾天，政府便高調公布「又破獲大型詐欺集團」、「查獲數百名車手」、「凍結多少帳戶」、「查扣多少贓款」。記者會鎂光燈閃個不停，數字一年比一年漂亮，彷彿只要抓得夠多，台灣就快要沒有詐騙了。 但諷刺的是，民眾每天接到的詐騙電話卻沒有變少，LINE、Facebook、Instagram、Threads上的假投資廣告依舊鋪天蓋地，AI假影音、AI假語音更是層出不窮。政府忙著發布捷報，人民卻忙著懷疑電話那頭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闆，甚至是不是自己。 這正是當前打詐最大的荒謬。當詐騙集團已經全面進入AI時代，政府卻仍停留在「抓車手」時代。 過去的詐騙，需要一通電話、一張人頭帳戶、一名提款車手；今天的詐騙，卻是一套完整的AI產業鏈。只要幾秒鐘的聲音樣本，就能複製家人的聲音；只要幾張照片，就能生成足以亂真的深度偽造影片；甚至AI聊天機器人還能二十四小時與被害人互動，不會疲倦、不會說錯話，更不會露出破綻。犯罪早已科技化，治理卻還停留在人力化。 更令人憂心的是，AI帶來的改變，不只是「騙得更像」，而是「找得更準」。 社群平台每天蒐集的瀏覽紀錄、搜尋習慣、消費偏好、交友圈、投資興趣，都可能成為詐騙集團訓練AI模型的素材。演算法可以分析誰最近搜尋股票、誰剛退休、誰經常瀏覽房地產、誰正在找工作，再自動生成不同版本的詐騙劇本。 換句話說，未來每一位民眾收到的詐騙訊息，都可能是專屬於自己的「客製化服務」。政府卻還在統計今天抓了幾個車手。 這就像敵軍早已派出無人機蜂群作戰，我方卻還在清點地上的步兵人數；又像網路病毒已經利用人工智慧自動變種，我們卻仍滿足於沒收幾台感染電腦。真正操控犯罪的AI系統仍在境外運作，真正獲利的幕後集團依舊逍遙法外，而國內卻把大量司法與警力資源耗費在最底層、最容易被取代的執行者身上。 車手抓得再多，詐騙集團只要多刊一則高薪徵才廣告，隔天又有人補上。 真正需要被追緝的，不只是提款的人，而是操控演算法的人；真正需要被瓦解的，不只是犯罪集團，而是支撐整個詐騙產業的科技基礎設施。 然而，目前政府各部會仍各自為政。警察掌握刑案資料，金融機構掌握金流，電信業者掌握通信紀錄，社群平台掌握廣告與帳號，數位主管機關負責網路治理，司法機關掌握證據，但彼此之間仍存在一道道制度高牆。犯罪集團共享資訊只需幾秒鐘，政府交換資料卻可能還要公文往返數週甚至數月。 這不是科技輸給犯罪，而是制度輸給速度。 AI時代需要的，不再只是刑事偵查，而是風險治理。 政府應立即成立「AI詐騙預警中心」，建立跨警政、金融、數位、通訊、資安及司法的即時聯防平台，讓AI協助政府分析異常匯款、異常通話、異常帳號與異常廣告，做到「比詐騙更早一步發現詐騙」。 其次，應建立跨平台資料共享制度。詐騙集團利用AI跨越平台，政府就不能再用部會本位思維各守一方。高風險帳號、裝置指紋、虛擬貨幣錢包、IP位址、AI生成內容特徵，都應納入即時共享的風險資料庫，在兼顧個資保護的前提下，形成真正的聯防機制。 更重要的是，司法體系必須及早建立AI證據驗證制度。當深度偽造影音愈來愈逼真，若沒有一致的數位鑑識標準，未來法庭恐怕連「眼見為憑、耳聽為實」都將失去意義。今天不建立驗證機制，明天法院面對真假難辨的AI證據，只會讓司法公信力遭受更大衝擊。 檢警角色也必須重新定位。未來檢警不應只是犯罪發生後的執法者，而應成為公共安全的風險管理者。利用AI預測犯罪熱區、分析詐騙趨勢、辨識高風險族群，並串聯金融機構、學校、社區及科技平台共同降低被害風險，才能真正從「事後破案」走向「事前防詐」。 打詐不能永遠只是在犯罪發生後舉行記者會，也不能把查獲多少車手當成政績櫥窗。AI正在重新定義犯罪，政府若仍用昨天的制度治理明天的風險，今天抓到的車手，只會成為明天新聞稿裡另一串漂亮的數字。 真正值得人民期待的，不是一場又一場破案記者會，而是一個能夠比AI更早預警風險、比詐騙集團更快共享資訊、比犯罪科技更早部署治理能力的政府。 否則，當AI每天都在學習如何騙人，而政府每天都在統計抓了幾個車手，這場打詐戰爭，恐怕早在起跑點就已經輸了一半。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陸委會影片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釋迦之亂延燒，可是陸委會的理由仍然是萬年不變的「拒絕大陸養套殺陷阱」，綠營支持者們也不斷渲染大陸「偷技術」的傳聞。就連台東地方農會參訪雲南的照片，最近都被編造成「把種植技術送給中國」。可是，這裡面有很多常識謬誤。 首先，全球農業史本來就是一部農作物遷移史，今天台灣的很多優勢水果，也並不原產自台灣。 台灣招牌水果金鑽鳳梨，原產南美洲，台灣在17世紀前後開始種植鳳梨，真正形成現代產業則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和戰後。 最近被陸委會推上風口浪尖的鳳梨釋迦，也原產於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後來台灣農業部門利用不同番荔枝品種進行雜交，培育出了鳳梨釋迦。 台灣最有名的愛文芒果，其實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培育的愛文芒果（Irwin）。20世紀引進台灣以後，因為南台灣氣候特別適合，品質反而超過很多原產地。更不用說來自馬來半島的蓮霧，來自印度的蜜棗了。 其次，大陸現在培養出了廣泛的外來優質水果，台灣水果只占一小部分。 比如嘉寶果（原產巴西）、車厘子（主要來自智利、美國）、榴蓮（東南亞）、朝鮮薊（地中海地區）、藍莓（北美）、牛油果（墨西哥）、陽光玫瑰葡萄（日本）、麒麟果（越南）等。 只要符合幾個條件：可以合法引進苗木（或經過授權引種），市場需求很大，有適合種植的氣候，有地方政府支持，就可以迅速突破技術瓶頸，實現規模化。 這是一個市場的自然選擇，並不是大陸針對某一地區刻意為之。 再說回綠營津津樂道的「偷技術」，可是最早的種植技術是台灣人自己帶到大陸進行推廣的，2010年左右台灣媒體就有報導。 到底什麼是偷技術？其實就是侵犯知識產權。比如沒有授權就大量繁殖受保護品種，盜取商業機密。 這種情況當然存在，但不是只發生在中國。例如日本就曾多次指控陽光玫瑰葡萄、草莓、和牛遺傳資源等新品種未經授權在海外擴散；歐美農業企業之間也長期存在類似的品種權糾紛。 還有，很多媒體把「水果被別人種」直接等同於「技術被偷了」，但法律上二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新品種沒有在對方國家申請品種權，即使別人種植，從法律上也未必構成侵權。如果品種權已經到期（植物新品種權通常有保護期限），新品種也會進入公共領域。如果只是學會了栽培方法，而不是未經授權繁殖受保護種苗，一般也很難主張侵權。 因此，國際農業競爭中經常出現一種情況：道德上覺得別人占了便宜，但法律上卻未必能夠勝訴。 當然，現實的確是，大陸總能快速把高檔水果的價格打下來，這是「殺」嗎？ 首先要明白，中國有幾個優勢：第一，市場足夠大。一個新品種剛出來，就有幾千萬潛在消費者。第二，產業鏈完整。從苗木到化肥、包裝、冷鏈、物流、直播電商全部一體化。第三，地方政府競爭。一個縣成功，隔壁縣馬上跟，形成產業集群。第四，科研推廣體系。各省農科院、高校、農業技術推廣站等，會不斷進行本地化試驗。 一旦一個新奇水果培育出來，價格迅速被打下來，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是，如今民進黨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指望通過污名化的方式，可以阻擋一個市場的自然選擇。 如果大陸停止進口台灣水果，會被解釋為「經濟脅迫」；如果大陸自己開始種台灣水果，又可能被解釋為「偷技術」、「削弱台灣農業」。 可是，從全球農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任何具有商業價值、且適合本地環境種植的作物，只要不存在法律障礙，都很難長期只由一個地區獨占。 縱觀歷史，番茄來自美洲，卻成為意大利料理代表；辣椒來自美洲，卻成為四川、湖南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馬鈴薯來自安第斯山區，卻改變了歐洲和亞洲的農業；橡膠原產南美，後來東南亞成為世界主要產區；獼猴桃原產中國，但經過育種和商業化，新西蘭一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國。難道新西蘭偷中國的技術？ 最後，台灣政府真正該做的，不是把問題全部拋給大陸和「中共同路人」，應該意識到這種問題：不要把競爭優勢建立在「別人不會種」。因為農業史幾乎證明了一件事：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價值高的水果，可以永遠只有一個地方能夠種。 因此與其阻止別人學會，更該思考如何讓自己永遠領先一代。另外，把科研重點放在持續育種，而不是保護單一品種。 尤其是要把知識產權做到國際化，而不是只在台灣保護。建立授權輸出，而不是封閉技術，把技術本身變成利潤，而不是什麼秘密。 如果一個新品種只在台灣登記，而沒有及時在主要出口市場申請保護，後續維權空間就會有限。因此，對真正有商業價值的新品種，應盡早布局海外品種權、授權制度和國際合作，而不是等到擴散後再尋求補救。 不要把競爭力建立在「別人追不上」，而要建立在「即使別人追上了，我已經走到下一步」。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教授提早退休潮。近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申請提早退休的教授人數顯著攀升，過去被視為穩定、崇高的大學教授光環逐漸黯淡。 過去教授多半會任職到65歲才屆齡退休，甚至爭取延長服務；然而如今，許多教授卻紛紛選擇時間到了能退就退，甚至寧可放棄精華期的研究資源也要提早離開校園，以過去這個學年為例，就有好幾位國立大學的教授選擇提早退休。這波前所未有的退休潮，背後主要交織著三大令人無奈的校園困境。 困境一：學生沉迷AI與網路，課堂專注力不再 隨著生成式AI（人工智能）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學課堂的風景已徹底改變。許多教授感嘆，現在走進教室，放眼望去是一片「筆電海」與「手機海」。學生雖然坐在教室裡，但銀幕上顯示的往往是社群媒體、網絡遊戲或影音串流平台。 更讓教學者感到無力的是AI的濫用。從期末報告、課堂作業到程式撰寫，許多學生習慣第一時間交給AI代勞。當教授試圖引進深度討論時，習慣了短影音快節奏的學生往往表現出冷漠與不耐煩。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文學院教授指出：「我們花了數十年的學術累積想傳授給學生，但他們現在只想知道怎麼對AI輸入關鍵字。當教學變成單向的對牛彈琴，那種熱忱真的會被消磨殆盡。 困境二：缺乏學習動機，「無心學習」成校園常態 「少子化」的衝擊讓大學錄取門檻大幅降低，導致部分學生的基本能力與學習動機雙雙下滑。「無心學習」成為現代大學課堂最棘手的傳染病。 許多學生上課遲到、早退、睡覺，甚至無故缺席，對學業抱持著「只要能畢業就好」的消極態度。過去大學強調的獨立思考、批判性閱讀與論文寫作，在現在的校園中寸步難行。教授們不僅要負責教學，還得花費大量精力在課堂秩序管理與「求學生來上課」的行政勸導上。對於熱愛學術、渴望教學相長的教授來說，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讓教學逐漸變成一種痛苦的體力活。 困境三：匿名教學評鑑成惡意攻擊工具 而擊垮許多教授最後一根稻草的，往往是每學期末的教學評鑑。這項制度原本旨在建立健康的師生反饋機制，如今卻在網路匿名文化的催化下，流於部分學生宣洩情緒、惡意報復的工具。 由於評鑑完全匿名，部分因曠課過多被預警、考試作弊被抓，或是對成績不滿的學生，便利用評鑑系統對教授進行人身攻擊、抹黑或是留下情緒性的惡意負評。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校的校方高層迫於招生壓力或評鑑KPI，往往過度放大這些匿名負評，甚至以此作為績效考核、甚至續聘與否的依據。這種「顧客至上」的民粹式高教管理，徹底踐踏了學術尊嚴，讓認真管教、堅持品質的老師心寒，直言：「多教多錯，不如提早退休保全尊嚴。」
圖片取自南勢派出所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新北市中和警分局南勢派出所陳姓員警，日前處理毒駕、鬥毆、移送犯嫌等勤務，連續工作十七小時才退勤，返家後隔日清晨猝逝。這起悲劇令人不捨，也令人憤怒。每當基層員警倒下，長官總會慰問，機關總會協助治喪，同袍總會發起募款，最後再補上一句「未來嚴格落實勤休制度」。只是，如果勤休制度原本就該落實，為何總要等到有人用生命提醒，制度才突然醒來？ 警察工作不同於一般職業。毒駕要攔查，鬥毆要壓制，犯嫌要移送，筆錄、通報、文書一項不能少。這些不是普通加班，而是高壓、高風險、高責任的執法現場。當一名員警從清晨做到深夜，身體與精神早已被壓榨到極限。 最諷刺的是，員警活著時，國家要求他撐住治安；員警倒下後，制度卻開始慢慢審查：這究竟算病故，還是因公死亡？ 現行撫卹制度將死亡區分為病故、意外死亡及因公死亡。若被認定為因公死亡，撫卹年資、一次撫卹金、月撫卹金、保險給付及相關慰問金，都可能較病故優厚。問題是，許多警察並不是倒在槍林彈雨，也不是死於歹徒攻擊，而是倒在長年輪班、日夜顛倒、睡眠不足、超時勤務與高壓執法累積而成的慢性傷害裡。心肌梗塞、腦中風、心因性休克、高血壓惡化，看似疾病，卻未必只是個人體質，而可能是數十年警察生涯所付出的健康代價。 這正是制度最冷酷之處。對看得見的流血，制度比較容易承認；對看不見的過勞，制度卻常常遲疑。員警若遭車撞、遭歹徒攻擊，較容易被歸入因公或殉職；但若因長期勤務壓力造成疾病惡化，最後以「病故」處理，家屬便可能面臨撫卹落差。換句話說，警察把健康耗在國家勤務上，倒下後卻可能被制度歸類為個人疾病。這不是精準審查，而是把職業風險切割成個人命運。 因此，真正應該改革的，不只是個案從優認定，而是建立符合警察職業特性的「職業疾病推定制度」。凡在職警察因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或其他經醫學證實與長期高壓、輪班、超時勤務高度相關的疾病死亡，只要勤務紀錄顯示其長期承受異常負荷，除非機關能提出明確反證，否則應推定與職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優比照因公撫卹。 更進一步說，警察職務具有高度公共性與危險性，國家應研議建立「在職病故從優撫卹」制度。不是毫無條件地將所有病故一律等同因公，而是對長期服勤、輪班、超勤、高壓勤務明顯者，給予優於一般病故的保障。警察保護人民，國家也必須保護警察；警察撐住治安，制度也必須撐住他的家庭。 陳姓員警的離去，不應只換來一場告別式、一筆募款與一份檢討報告。募款是情義，不是制度；慰問是溫度，不是責任。若政府一方面要求基層員警用健康補足勤務缺口，另一方面卻在員警倒下後用「病故」降低國家責任，那麼最沉痛的反諷便是：人民有警察守護，警察卻等不到制度守護。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