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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台灣最近上演了一場「憲法魔術秀」：立法院負責三讀，行政院負責宣布違憲，總統再與行政院合作，讓法律「不能實現」。 行政院長卓榮泰四度不副署，已有七項三讀法案卡關，卻仍宣稱權力來自《憲法》第37條。 問題是第37條究竟寫了什麼？條文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它至少具有行政院共同承擔責任、制衡元首單獨行權的制度意義，卻從未白紙黑字寫著：「行政院長得否決立法院通過之法律。」 如今賴卓政府最神奇之處，就是把「須經副署」四個字，變戲法翻譯成「可以拒絕副署」，再從「拒絕副署」進一步推導成「可以讓國會法律不能實現」。這到底是依法行政，還是「以法玩法」？ 尤其這次兒少未來帳戶條例，總統先認為法律侵犯行政權，要求行政院採取必要作為，卓榮泰隨後不予副署。這哪裡是行政院長拿副署權制衡總統？分明是總統出題、院長作答；總統說違憲，行政院長負責把門鎖上。 憲法裝在總統權力上的一道安全鎖，如今竟被府院聯手拆下，反鎖在立法院門口。 更荒謬的是，《憲法增修條文》早已設計覆議制度。行政院認為法律窒礙難行，可以提出覆議；立法院依法維持原案後，條文寫得清清楚楚：「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到了「卓式憲法學」卻成了：應即接受，但可以不簽；覆議失敗，但不代表真正失敗；國會維持原案，但行政院仍可決定法律能不能出生。 這就像球賽九局打完，重播判決也輸了，總教練卻抱走比賽紀錄冊宣布：「比分我接受，但我不簽名，所以比賽不算結束。」 如果這叫權力制衡，那覆議制度乾脆改名叫「第一次否決權」；第一次沒擋成功沒關係，最後還有行政院長的一支筆。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這套說法似乎吃定多數人民不熟悉憲法條文，不清楚「副署」、「覆議」與「違憲審查」原本是不同制度，於是把複雜的憲政概念混在一起，再以「守護憲法」四個大字包裝。 人民只要聽見「違憲」，很容易直覺認為行政院是在阻止違法；問題是，行政院可以主張違憲，卻不能因為自己主張違憲，就同時取得最終判定違憲的權力。 否則不就成了自己起訴、自己審判、自己執行？ 這已不是解釋法律，而更像利用法律知識落差玩文字魔術：把「限制行政權」解讀成「擴張行政權」，把「應即接受」說成「仍可拒絕」，最後再告訴人民這叫依法行政。 這種玩法最危險之處，在於它披著法治外衣。公開違反規則容易被看穿，真正高明的權力擴張，往往是拿著憲法說自己正在保護憲法。 今天賴卓可以如此解釋，明天政黨輪替，國民黨行政院長同樣可以宣布民進黨國會多數通過的法律「違憲，因此不副署」。屆時今天鼓掌的人，是否仍願意稱讚這是憲政制衡？ 憲法不是魔術道具，更不能因執政需要隨時變出新的權力。如果「依法行政」最後變成「依需要解釋法律」，而人民因不熟悉繁複憲政程序，只能看著政治人物把法律術語變來變去，那麼真正被戲法困住的，就不只是立法院，而是人民對法治最基本的信任。 國會負責立法，行政院負責判定違憲，總統負責要求行政院阻止實現最後府院再一起告訴人民： 別擔心，這一切都叫「守護憲法」。這恐怕才是整場憲政魔術最諷刺的一幕！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網路搜尋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台灣政治最近出現一種頗為奇特的「全方位服務」。國際情報太複雜，有政治人物替你解讀；英文縮寫太難懂，有立委替你翻譯；都市生活太忙碌，政策簡報甚至連家長幾點休息都替你畫好了。 從北戴河、「DPP 100萬」到晚上八點的睡眠圖卡，看似三件毫不相關的事情，卻意外拼出同一幅政治心理圖像：政治人物愈來愈習慣替人民決定，什麼是真的、應該怎麼理解，甚至應該如何生活。 賴清德日前在高雄談到北戴河會議，警告中共介選、假消息、假民調與假影音。中國介選當然應高度警戒，民主國家也有責任防範認知作戰；但問題在於，當國安訊息與地方選舉綁在一起，甚至連不利民調都可能被納入「假民調」的政治敘事，人民自然要問：判斷真假的究竟是抽樣方法、統計誤差與證據，還是政治人物的一句話？ 照此邏輯，以後統計學恐怕可以簡化成政治學。民調領先叫「民意支持」，民調落後則先研究是否受到境外勢力干擾。就像球隊比賽落後，教練不是先檢討防守，而是懷疑記分板遭到敵軍駭客入侵。問題是，觀眾真正想知道的還是：現在到底幾比幾？ 「DPP 100萬」的爭議，更把這種認知政治演繹得淋漓盡致。DPP當然可以有Digital Product Passport等不同英文解釋，三個英文字母本來就可能代表許多事物。但司法真正該追究的，從來不是英文縮寫測驗，而是那100萬元從哪裡來、去了哪裡、由誰取得、有何對價。 如果一看到敏感縮寫，第一件事不是查金流，而是翻字典，那未來辦案確實可以輕鬆許多。KMT未必是國民黨，CIA也可以找到其他英文全名，BMW更不一定是汽車。只要字典夠厚，每個縮寫都能重新做人；可惜銀行帳戶不懂英文，它只記得錢最後匯給誰。 至於沈伯洋提出家長喘息服務，本意是回應都市家庭的時間壓力，政策本身當然值得討論；然而相關簡報卻因呈現晚間八點至翌晨的睡眠區段，引來家長「哪有可能八點睡」的質疑。 這其實比一張圖卡是否畫錯更值得深思。現實世界的晚上八點，許多父母才剛開始「第二班」。陪孩子寫功課、洗澡、整理書包、洗衣服、倒垃圾，再回幾封主管訊息。結果政策簡報大筆一揮，家長已經蓋好棉被。 這不是時間管理，簡直像政治版自動關機。 從政治心理學來看，三件事情背後都有「菁英線索」與「框架效應」的影子。政治人物知道一般人沒有時間研究國安情報、民調方法、司法卷證與政策成本，因此提供一個簡單框架，讓人民降低判斷成本。這本身並不必然有錯；真正危險的是，當「提供解釋」慢慢變成「替人民決定答案」，政治便從政策說服走向「認知代管」。 更麻煩的是「動機性推理」。支持某一政黨的人，往往先有結論，再尋找證據。己方的解釋叫專業，對方的解釋叫話術；己方的不利消息叫認知作戰，對方的不利消息則叫民意反撲。久而久之，台灣不是沒有事實，而是每個陣營都擁有自己版本的事實。 所以民主社會真正需要強化的，恐怕不是更多「官方正確答案」，而是人民自己的認知主權。 看到民調，先問怎麼抽樣；看到DPP，先追那100萬元；看到國安訊息，先區分情報、研判與已證實事實；看到漂亮政策圖卡，也不妨看看牆上的時鐘，問一句：這真的是一般家庭的生活嗎？ 北戴河可以替你解讀，DPP可以替你翻譯，晚上八點甚至可以替你關燈。照這種政治邏輯發展下去，人民似乎只剩下一件事情還需要自己完成投票。 偏偏選票，就是最不能代填的那一格。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政治人物偶爾說錯一句話，而是權力逐漸養成一種傲慢：把「我希望你相信」，誤以為「你就會相信」。 民調不好看，就換個框架；金流說不清，就換個翻譯；現實太辛苦，就在簡報裡替人民早點睡。這已不像治理，倒像一間大型政治美容院：現實不好看就修圖，數字不好看就加濾鏡，解釋不好聽就換字幕。問題是，人民活在沒有濾鏡的世界。 到了投票那一天，政治人物或許才會發現：把人民當成需要被教導怎麼理解世界的傻瓜，最大的政治風險，就是最後被自己話術說服的，可能只有自己。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鄭麗文主席臉書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曾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大黨的國民黨，永遠被共產黨與民進黨玩弄於股掌之間？問題與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黨所建構的價值、都集中在崇拜「英雄偶像」的人物上，然後把整個黨的希望寄託給這「英雄」。這是一種政治鄉愿、沒有「團隊概念」的組織，敵營只要瞄準一個人，簡單的一槍就斃命。 我們先來理解一下共產黨。共產黨的鞏固政權在於「集權」後的遵行制度，尤其他的「四個服從」。 1938年陳雲提出「四個服從」之後，即刻被列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內容是： 1、「黨員個人必須服從黨的組織」：所有黨員必須在組織領導下方可行動，不得游離於組織之外。 2、「少數服從多數」：決策按多數意見通過，但允許針對少數意見充分討論，當有結論後，必須在決策下執行且服從。 3、「下級組織必須服從上級組織」：為確保上下級步調一致，維護政令暢通，下級組織機關，必須遵從上級的戰略指示。 4、「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絕對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是最高層次的服從，旨在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地統一領導。 這四條確立了共產黨「黨內秩序」，強調在充分討論基礎上，一旦形成決議，全黨必須無條件執行，以保證行動一致和中央決策的貫徹落實。 大家仔細看，這樣的組織依歸，是不是和民進黨很像、很像。 而國民黨內的大佬，常常ㄧ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不僅不懂如何鞏固領導中心、甚至都自以為自己是菁英，沒事搞內鬥內批，誰也不服誰，挑釁、下黑手、開亂槍、戲碼總是演得荒腔走板！長期的內耗、正是積弱自己的最大原因。 我們回顧蔣經國辭世之後，國民黨冒出的崇拜英雄人物，宋楚瑜、趙少康、韓國瑜⋯這些人，非常容易讓對手目標集中，簡單的瞄準、一槍斃命！人亡黨亡。 反觀與國民黨鬥爭的民進黨，只要鞏固支持度的38%，簡單的放個屁，就讓亂鬥的國民黨灰飛煙滅⋯⋯！ 國民黨的素質，在專業、問政、執政，可謂人才濟濟。但這些菁英總改不掉自視甚高的缺點，永遠批鬥別人，誰也不服誰、總抱持「捨我其誰」的命根子瞎整。 民進黨不會執政，但是搞大罷免、不副署、押里長、抓陸配、嚇小編、抹紅抹黑、搞詐耍騙、轉移焦點⋯ㄧ串ㄧ串的烏賊爛招⋯搞得素質低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結果就是讓藍白兩黨人仰馬翻，除了不停的接招之外，也只能靠控壓預算來行使民主制度下的制衡！ 然而韓國瑜顧及院長應有的職責、雖沒錯，但卻忘了自己仍是國民黨的一員，更是鬥爭中，成敗的關鍵。 「放話」批鬥的文化、一直是國民黨沒有團隊只有自私的篇章，從中央到地方，從沒消停過，國民黨好不容易出了ㄧ位有戰鬥力的鄭麗文、但雜碎的雜音從沒斷過！ 這些自家人是想毀黨？搞個人利益？還是民進黨派來的抓耙仔？不得而知。 獨木不成林，單弦不成音！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必須要把個人魅力轉化為制度、齊心完成組織與政治責任！ 如若迷失無解，長此以往、未來的盧秀燕、蔣萬安，任誰都無法打敗那38%。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作家李展平臉書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文化部及公廣集團的預算被刪，部長李遠質疑這是「欲滅其族，先滅文化」。對此，知名作家李展平再度公開批評公視抄襲及竄改歷史。 李展平說，公視《聽海湧》劇本公然抄襲他的原著並竄改歷史。 李展平在李遠部長發言的新聞底下留言指出，二戰中華民國派駐北婆羅洲領事卓還來大使，因1842年山打根淪陷，卓還來率部下燒毀官方檔案，拒不投降，被關押古晉戰俘營；其夫人趙世平及兩名幼子也隨同關押，直到1945年7月，盟軍大舉轟炸古晉；日軍將卓還來領事及四名歐美外事人員，移駕到根地咬機場附近，並於同年7月6日淩晨，日警兩名槍殺卓還來等五名外交人員，並殘酷分屍，讓野狗吞食；這樣的歷史公案、慘案，當地僑胞立即主動收屍、埋葬、立木材碑，僑界萬分悲痛，對岸南京總統府有專題圖像悼念，同時亦在菊花台設置卓領事衣冠塚，台灣的總統府及行政院外交部檔案，都有總統及行政院長頒發追悼公文書。 卓還來領事是一代才子，27歲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28歲留學英倫敦大學政治研究，深得東馬西馬僑界的尊敬；兩名日警經遠東盟軍審判死刑後，交星加坡樟宜監獄絞死。李展平說，這些歷史班班可考，而公視胡董事長及孫介珩導演，不但竄改史實，還讓在日本投降前一個月，即七月六日被槍殺的卓領事，在電視劇中在盟軍法庭構陷台灣軍伕判死，劇情則有戰俘監視員柯景星，化名星海輝，開槍射擊夫人趙世平及兩名幼子。 李展平憤怒表示：卓還來夫人趙世平不但當時未死，戰後在聯合國任職，活到96歲，直到2010年姪女卓以定來台訪視恩人柯景星，後來兩個月柯老往生，而卓以定返美告知卓夫人，圓滿完成，夫人也在三個月往生。如此兩岸人血水交濃，故事在公視扭曲後，竟變成毀人名節，重創忠烈之士。

照片為《經濟學人》官網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經濟學人》以「台灣的自由正從內部遭到背叛」形容當前的政治困局，文字聳動，論證卻透露一種熟悉的西方傲慢：先從華盛頓、倫敦的戰略利益，設定何謂「正確的台灣」，再拿這套標準評判2300萬人的民主選擇。 文章最值得商榷的核心，是把「台灣民主」工具化為嚇阻大陸的戰略資產。按照這套邏輯，台灣之所以值得民主，不只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活，而是民主會增加北京接管成本；國會之所以應該合作，是因為不能妨礙軍購；政黨之所以不該激烈競爭，是因為政治內耗可能削弱嚇阻大陸力量。 聽起來是在捍衛台灣，其實仍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視角：台灣的價值，必須放進西方對抗中國的戰略座標，才容易被看見。 問題是，民主如果只能在符合西方安全利益時才叫民主，那究竟是台灣人的民主，還是西方需要的民主？ 美國國會可以為預算爭到政府關門，歐洲政黨可以因移民、財政與國防政策激烈對抗，那叫民主制衡；台灣國會若質疑軍購、刪凍預算，卻可能被描述成「從內部背叛自由」。原來民主也有地理差別待遇：西方的政治衝突叫制度正常運作，台灣的政治衝突只要碰到中國，就可能升級成國安危機。這才是《經濟學人》評論最狹隘之處。它看見台灣位於第一島鏈，卻沒有真正看見台灣社會；看見21萬架無人載具，卻較少追問一般家庭在乎什麼；看見北京影響力，卻容易把年輕人的政治疏離納入中國因素解釋。彷彿台灣人只要不像西方戰略家期待的那樣焦慮，就代表危機意識不足。 然而，一名30歲台灣青年每天真正面對的，可能不是解放軍有多少飛彈，而是薪資追不上房價；一對年輕夫妻猶豫要不要生孩子，首先計算的也不是台海兵推，而是托育、房貸與工作穩定；中年世代擔心的是父母長照、子女教育與退休保障。 這些不是沒有「國家主體性」，而是台灣已經從高速成長的「增量社會」，進入害怕失去既有生活的「存量社會」。 相較之下，大陸過去數十年經歷快速城市化、高鐵、電商、新能源與科技產業崛起，不少民眾形成「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好」的發展心理；台灣則更在乎健保能不能維持、工作能不能穩定、房子買不買得起、下一代會不會過得比自己差。這是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集體心理，不宜粗暴塞進「民主對威權」的二元框架。 更諷刺的是，《經濟學人》一方面讚美台灣民主，一方面又對民主運作的結果顯得不耐煩。國會最好不要阻擋軍購，政黨最好不要過度衝突，人民最好保持高度危機意識。如此推論下去，竟會得到一個荒謬結論：為了保衛民主，台灣最好少一點民主；為了避免北京統戰，最好少一點內部異議。 這不是民主的勝利，而是把民主安全化。 中國大陸對台軍事壓力與影響力操作當然存在，台灣朝野惡鬥也確實消耗制度信任。但這並不代表所有國防預算都不能質疑，更不代表所有兩岸和解主張都可以直接歸類為「背叛」。否則民主最後只剩下一道忠誠測驗：支持軍購叫愛台灣，要求審查叫拖延國防；主張嚇阻叫民主，主張降低衝突風險便形跡可疑。這樣的民主，恐怕比《經濟學人》所擔心的還脆弱。 兩岸之間真正不能忽略的，恰恰是西方地緣政治論述最容易遺忘的「人」。台灣青年擔心房價，大陸青年同樣面對就業與住房；兩岸父母都擔心孩子，老人都關心醫療養老。制度不同、政治認同不同、歷史記憶不同，當然不能假裝不存在；但人民也不該永遠只是飛彈射程圖上的兩群符號。 倫敦看到民主前哨，華盛頓看到第一島鏈，北京看到統一問題。但台灣人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家。因此，真正的台灣主體性，不是北京告訴我們應該成為誰，也不是西方媒體告訴我們怎樣才算「沒有背叛民主」，而是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要守護什麼、承擔多少風險，以及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經濟學人》警告台灣「分裂，然後被征服」。這句話值得警惕；但西方也應警惕另一種思想慣性：不要一手高舉民主，一手卻要求台灣的民主必須產生符合西方戰略期待的答案。 台灣不是西方民主櫥窗裡的標本，更不是印太戰略棋盤上的一枚棋子。若《經濟學人》真心尊重台灣民主，第一件事或許不是教台灣人如何當一個「合格的民主盟友」，而是承認：台灣人有權用自己的歷史經驗，回答自己的未來！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上午十點，警報準時響起，道路管制、車輛停駛，警察與民防人員各就各位，民眾依照指示進入防空避難場所。三十分鐘後警報解除，交通恢復、商店繼續營業，手機訊號照樣滿格，家裡水電也沒有中斷。 恭喜，我們又完成了一場「準時結束」的戰爭。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城鎮韌性與全社會防衛，方向當然沒有錯。台灣身處高度地緣政治風險環境，從防空避難、民防動員，到能源、通訊、醫療與交通備援，本來就該提早準備。真正值得檢討的，不是該不該演，而是究竟怎麼演。 一方面要模擬戰時狀況，另一方面又強調盡量降低對民眾生活與經濟活動的影響。這在行政管理上或許十分體貼，但若放到真正戰爭情境裡，多少帶著幾分黑色幽默。 因為戰爭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一定會擾民。 敵人的飛彈不會避開上下班時間，無人機不會先通知里長，基地台遭到攻擊，更不會先發簡訊提醒：「今日上午十時至十時三十分暫停通訊，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於是台灣出現一種很特殊的全民防衛：警報可以響，但最好不要響太久；道路可以封，但最好半小時恢復；可以模擬戰爭，但不能真的停電、斷網，也最好不要影響生意。 這究竟是在讓人民理解戰爭，還是在努力讓人民「不要太有感」？而這背後，恐怕還有一層更微妙的政治矛盾。 政府需要告訴人民台海風險升高，因為只有如此，增加國防預算、強化民防、推動全社會韌性，才有足夠的政策正當性。但另一方面，政府似乎又不能讓人民真的產生太強烈的戰爭臨場感。 因為一旦警報變得太真實、斷網太逼真、避難太具體，人民開始認真思考「戰爭是不是可能真的發生」，政治效果可能就完全不同。 民眾可能開始追問：為什麼台灣會走到這一步？政府的兩岸政策是否降低了風險，還是提高了風險？今天要求人民準備避難，是否代表政府自己也認為戰爭已不是遙遠想像？ 這些問題一旦浮上檯面，就不只是國防問題，而是選票問題。於是最理想的政治狀態，似乎變成一種非常精密的劑量控制：戰爭風險要讓人民知道，但不能知道得太深；危機感要存在，但不能變成恐慌；演習要逼真，但不能逼真到讓選民開始害怕。 換句話說，戰爭最好「有感」，但千萬不能「太有感」。這恐怕才是城鎮韌性最詭譎的地方。 如果演習真的模擬數小時停電、通訊中斷、交通失序與物資搶購，民眾確實會更理解戰爭的代價，但同時也可能開始質疑執政者：既然危險已經逼近到需要如此演練，那麼政府這些年的兩岸政策究竟帶來了多少安全？ 對任何執政者而言，這都是一個極不舒服的問題。因此，最安全的演習，就是讓人民知道政府有做事，卻又不要真的感受到戰爭。 警報響了，表示政府很重視國安；三十分鐘後解除，則提醒大家生活仍然歲月靜好。政治上可謂兩全其美。 更值得追問的是，近年「全社會防衛韌性」也是美方高度關切的議題。台灣從後備改革、民防整備，到能源、通訊與基礎設施韌性，都不斷強化。 這些改革本身沒有錯，台灣當然需要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問題是，當政策逐漸變成一套套演練、視察、成果簡報與「圓滿完成」新聞稿時，難免讓人懷疑：我們究竟是在建立自己的生存能力，還是在向華盛頓證明「台灣有在準備」？ 國家安全最怕的，就是從生存工程變成績效工程。中央訂項目、地方排劇本、各單位準時就位，官員視察、媒體拍攝，最後所有表格打勾，演習宣告成功。但兩千三百萬人民是否真的知道戰爭來臨時會發生什麼，反而可能沒有人認真回答。 真正的戰爭，不是躲三十分鐘。它可能是凌晨突然停電，基地台失效，LINE斷訊；ATM領不到錢，電子支付不能使用；交通號誌故障，加油站無法供油；醫院湧入大量傷患，高樓住宅因抽水馬達停止而缺水。 更危險的是資訊混亂。當社群平台突然流傳「某水庫遭污染」、「某醫院被摧毀」、「政府準備撤離南部」，甚至出現AI生成的假總統談話，人民究竟相信誰？ 這些才是真正的城鎮韌性。因此，下一階段演習不能只驗證「大家會不會按照SOP行動」，而應逐步轉向城市壓力測試。可以選定特定區域，模擬通訊失效、電子支付中斷、交通號誌故障、醫療量能暴增、物流受阻與假訊息攻擊，甚至加入一定程度的無腳本演習。 因為真正值得測試的，不是大家把劇本背得多熟，而是劇本被撕掉之後，政府還能不能治理，社會還能不能運作。 台灣當然需要美國支持，也需要讓國際社會看到自我防衛決心。但國防不是演給盟友看的成果展，更不應成為選舉風險計算下的舞台劇。 真正可能承受飛彈、停電、斷水與通訊中斷的，不是美國官員，也不是選舉造勢台上的政治人物，而是台灣人民。 所以城鎮韌性真正的觀眾，首先應該是我們自己。如果一次演習結束之後，人民唯一記得的是「警報響時不要在路上亂跑」，那麼我們建立的恐怕不是全民韌性，而只是全民配合。 真正的戰爭不會按照劇本進場，也不會配合選舉時程。到了那一天，更不會有人拿著麥克風宣布：「感謝各位配合，本次戰爭圓滿成功，也請大家不要因此影響投票意願。」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慈濟基金會提供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連慈濟都可能在一場涉及專業人士的交易中付出十億元代價，那麼政府每天告訴民眾「提高警覺、不要受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蒼白？ 台中地檢署近日起訴彰化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陳昱瑄等十七人。依起訴內容，二○二一年新冠疫情最緊張之際，相關人士涉嫌以具有BNT疫苗採購管道等說法，取得慈濟三千萬美元、折合約新台幣十點六億元委任報酬，並涉嫌透過人頭公司、提領現金及購買黃金等方式處理資金。當然，起訴不等於有罪，相關刑事責任仍應由法院依法審判認定。 但這起案件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恐怕是慈濟也被騙。那麼一位退休老人面對「理財顧問」、一名企業主面對「律師」、一個家庭面對「代書」，政府憑什麼認為多發幾則「陌生連結不要點」的簡訊，就足以建立全民防詐網？ 這正是本案真正值得警醒的地方。我們過去對詐騙的想像，經常停留在「陌生人騙你」。所以政府教人民不要接陌生電話、不要相信陌生網友、不要加入陌生投資群組。問題是，詐騙產業也會進化。當陌生人愈來愈難騙，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讓自己不再像陌生人。 於是，詐騙開始借用銀行、檢察官、警察、名人乃至企業品牌的信用；更高階的風險，則可能透過律師、會計師、地政士、顧問等具有制度信任的專業身分降低交易對方的戒心。 這時候，詐騙賣的已經不只是故事，而是「信用」。一張律師證書、一個公會頭銜、一紙正式契約、一間登記有案的公司，甚至一場看起來完全符合商業規格的會議，都可能成為降低懷疑的工具。 這也讓台灣目前的反詐治理顯得格外諷刺。十九歲車手到銀行提領二十萬元，行員可能立即關懷提問；七十歲老人突然匯出一百萬元，銀行可能通報警方；派出所員警甚至必須趕到現場苦口婆心，問老人「阿伯，你真的認識對方嗎？」 但如果一筆交易穿上西裝、帶著專業資格、拿出正式契約，甚至涉及億元以上的委任關係，我們的制度警鈴反而可能安靜下來。 原來，小額詐騙看的是異常交易，大額交易有時看的卻是「這個人看起來很專業」。這才是反詐政策最值得反省的盲點。政府近年投入龐大資源打詐，檢警忙著抓機房、車手、人頭帳戶；銀行忙著攔匯、超商店員忙著阻止民眾買點數，這些工作當然重要。但車手及人頭帳戶只是犯罪產業鏈中最便宜、最容易替換的一環。 真正高階的犯罪風險，不是靠一個謊言完成，而是靠一整套「看起來合法」的結構完成。公司是真的、契約是真的、專業資格是真的，甚至交易程序可能都有文件；真正需要查證的，反而是最核心的那件事：他所宣稱能辦到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型公益、宗教與非營利組織的重大交易，更需要制度化的第三方盡職調查。尤其涉及跨境採購、巨額委任、特殊商品或高度資訊不對稱的交易，更不能因為對方具有專業身分，就把「資格」誤當成「履約能力」。 律師資格證明的是法律專業，不等於證明具有疫苗供應能力；公會職務代表的是專業組織身分，也不等於交易保證。 金額愈大，應該愈不相信單一背書；交易愈特殊，愈應交叉驗證供應來源、資金流向、實質受益人、履約能力與第三方證明。必要時甚至應採取履約保證、信託、分階段付款等方式降低風險。 反洗錢治理也必須從「帳戶管理」升級到「專業守門人治理」。如果犯罪資金能夠經由人頭公司、大額現金、黃金或其他資產形式轉換，政府就不能只在銀行帳戶前築起高牆，卻讓資金從旁邊的門走出去。 這起案件因此提供了一堂昂貴的全民反詐課。提醒我們，防詐最危險的時刻，未必是陌生人打電話給你的時候；反而可能是當一個人具有足夠頭銜、專業資格與社會地位，讓你決定「不用再查了」的那一刻。 所以，真正值得政府思考的，不只是如何讓人民「不要相信陌生人」，而是如何建立一套制度，讓人民即使面對看起來最值得相信的人，仍然知道如何驗證。政府更不能一邊要求人民提高警覺，一邊把反詐治理的重心繼續只停留在抓車手、攔帳戶與宣導陌生電話。 當詐騙已經穿西裝、拿證照、談專業，反詐如果還只會在ATM前面等車手，那麼下一個被騙的，恐怕是誰先相信了那個「最值得相信的人」！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教育部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現在不是學生怕老師，而是老師怕學生。」 一位即將退休的國中老師苦笑著說：「以前，擔心教不好學生；現在，更擔心一句話、一個動作，就被家長錄影、上網公審，甚至收到申訴通知。」他停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更耐人尋味的話：「教育最大的改變，不是課本，而是老師開始選擇沉默。」 台灣這三十多年真正改變的，也許不是教育制度，而是整個世代的價值結構。教育從來不是單純教知識，而是塑造價值；不是只培養能力，而是在回答一個文明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希望下一代成為什麼樣的人。 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是台灣教育史的重要分水嶺。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多元入學、能力導向課程、自主學習等政策，確實打破了過去過度僵化的升學制度，也讓更多孩子有不同的發展機會。這些改革成果，不應一筆抹煞。 然而，任何改革都有代價，三十多年之後，我們開始看見另一個現象：教育改革逐漸從制度改革，演變成價值重組。 學生權利愈來愈受到重視，學生責任卻沒有同步建立；教師依法仍然有合理輔導與管教權，但第一線教師普遍反映，在申訴制度、家長壓力及輿論環境下，「可以管」與「敢不敢管」已經成為兩回事。 於是，教育現場慢慢形成一種文化：少管一點，比較安全。最諷刺的是，法律沒有完全削弱教師權限，文化卻逐漸削弱了教師權威。 於是，老師愈來愈像服務提供者，學生愈來愈像教育消費者，家長愈來愈像客服監督者，而學校則逐漸被要求像一間必須維持顧客滿意度的企業。教育開始市場化，老師開始商品化。如果只是如此，問題或許還不算嚴重。真正令人憂心的是，當教師、家庭與學校三道價值防線同時鬆動時，其他力量便迅速補上空缺。 今天，許多孩子每天接觸最久的老師，不再是班導師，而是演算法。短影音告訴他什麼叫成功；直播主教他什麼叫價值；社群流量決定什麼值得相信；AI推薦系統形塑世界觀。老師退場了，演算法進場了。這不是一句反諷，而是數位時代最深刻的教育現實。 近年教育部持續關注校園霸凌、新興毒品、電子煙、網路成癮與校園安全；警政與司法機關也不斷查獲少年車手、未成年毒品案件與網路犯罪。必須強調，這些現象的形成涉及家庭功能、數位平台、經濟環境、犯罪組織及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不能簡單歸因於教育改革。 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校園作為價值養成第一道防線，其治理能力正面臨新的挑戰。從觀察犯罪治理的角度來看，犯罪集團真正利用的，從來不只是科技，而是價值的裂縫。 當一名十五歲少年願意為幾千元擔任詐欺車手；當學生把依托咪酯煙彈當成時尚；當暴力變成流量，誠信變成吃虧，這已經不只是刑法的問題，而是教育、家庭與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警察可以逮捕犯罪，但無法取代教育塑造價值；法院可以裁判是非，卻無法重新培養品格。 因此，一個社會如果把所有希望寄託在更重的刑罰、更大的警力、更高的監視科技，而忽略教育的根本功能，最後只能不斷在末端收拾前端失敗所留下的代價。 放眼國際，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教育體系，從來不是自由或紀律的二選一。 芬蘭重視自主學習，同時高度信任教師專業；日本強調生活教育與公共秩序；新加坡將品格教育、公民教育與法治精神列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OECD近年也持續強調，教育不只是提升學科能力，更包括公民素養、社會情緒能力與責任意識。這些國家的共同點，不是把學生變得更自由，而是讓自由建立在責任之上。 反觀台灣，過去三十年的教育改革，最大的失衡，也許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責任太少；不是自主不好，而是自律不足；不是批判思考有錯，而是缺乏同等重要的倫理教育、法治教育與公共責任教育。 更深層地說，真正改變台灣的，或許不是教改本身，而是一種新的治理思維。 過去，我們相信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責任感的公民；今天，我們愈來愈傾向把教育理解為保障個人權利、滿足個人需求與追求個人成就的制度。 權利固然重要，但沒有責任支撐的權利，終究會削弱共同體；沒有公共倫理維繫的自由，也可能讓社會失去共同的是非標準。 二十一世紀，中美競爭表面上是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科技與軍事實力，真正競爭的底層，其實是文明治理能力。 誰能培養誠信守法、尊重專業、勇於負責、具備公共精神的下一代，誰就擁有更深厚的國家韌性。 因此，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哪一種課綱比較進步，也不是哪一種教材比較符合時代，而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下一代成為什麼樣的人？ 如果答案只是更會考試、更有創意、更具競爭力，那麼教育終究只是人才工廠。 如果答案包括誠信、責任、紀律、法治、尊重與公共精神，那麼教育才是真正的國家工程。 歷史從不會完全重演，但它總會以不同形式提醒世人。 文化大革命告訴我們，政治可以摧毀教育；而今天的台灣則提醒另一件事：教育若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失去平衡，未必會帶來劇烈的歷史災難，卻可能在數十年的歲月裡，悄悄改變對是非、倫理與責任的共同理解。 真正值得害怕的，不是一場改革，而是一場改革讓我們逐漸忘記，教育從來不是製造高分人才的流水線，而是一個國家塑造文明、維繫民主、累積社會信任最重要的基礎工程。 因為所有科技都可以購買，所有制度都可以修改，唯有共同相信的價值，需要一代又一代透過教育慢慢傳承。一旦流失，失去的將不只是校園紀律，而是最深層的競爭力！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圖片為慈濟基金會提供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慈濟基金會8月3日緊急調度200頂福慧隔屏集結前往桃園八德倉儲，於4日一早進行打包作業，近10位志工及同仁快速完成打包、整理作業後，中午前送往桃園機場，中華航空特別提供免費協助直飛日本福岡機場，投入後續的援助工作當中。 慈濟第一批送往熊本148張福慧床、40頂隔屏已於8月3日抵達熊本八代市緊急救援物資中心，支援避難所收容物資，後續將與八代市小野泰輔市長討論，設置在哪一個避難所；提供入住鄉親更舒適的睡眠品質、更安心的個人隱私，以及降低COVID-19疫情的傳染。 慈濟基金會表示，除持續關注災情發展，目前已有慈濟志工、同仁前往當地進行勘災及實訪，依據災區需求提供最即時的援助，並感恩中華航空及所有投入救災準備工作的夥伴，共同將愛與關懷送進災區。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李定年文章】我是上班族，生活規律，作息正常，假日則跑步運動，或參加馬拉賽事，而且以全馬為主，為了「騙」照片，經常奇裝異服跑馬拉松。 經常運動，照理說，應該愈來愈瘦，我卻愈來愈胖，我以為是吃太多的結果，那是水腫，不是胖，自認身體健康，沒有警覺性，也沒健康檢查。 五月份突然發病，發燒，血便，全身無力，5/15住進太平區長安醫院，因查不出病因，5/20轉院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並進一步檢查治療。 中國醫還是查不出原因，我已愈來愈嚴重，病危，就送進內科加護病房插管治療，插管是多麼痛苦，簡直生不如死。 我才領悟到健康檢查很重要，但來不及了。內人偷偷掉眼淚，這是什麼怪病，怎麼那麼嚴重。 我是馬拉松跑者，馬拉松精神是永不放棄，天天告訴自己我要活下去，不能讓家人失望，我要撐下去，不能放棄。 身體許多器官受損，醫院查不出病因，持續以抗生素治療，插管三週後突然好轉，身體各器官逐漸恢復正常值。然後就從加護病房轉至普通病房，並於7/28出院。 鬼門關前走ㄧ回，這場生死交鋒的馬拉松，真的是驚濤駭浪，驚險萬分。面對死亡，我沒有害怕，堅持與死神搏鬥，勇敢面對。 人生最多只有三萬多天的生命，每個人都會到達死亡這一天。生命要延續，要珍惜自己，愛護自己，尤其要有健康身體，才能快樂的生活。健康是財富，是本金，快樂是利息，擁有健康，才有快樂，有了健康，才能掌握方向盤，快樂的生活。 醫院至今仍查不出病因，究竟是治療過程，病毒自然陣亡，還是我的免疫力，防護力，生命力太強，打敗了病毒，至今是個謎。 增強免疫力的最佳方法是規律生活與運動，尤其運動能加速排毒，讓身體更強壯。我因平時在運動，才能咬牙切齒度過三週痛苦的插管日子。 要活就要動，生命要持續，運動不能休止。人生遇到困境，勇敢面對，面對死亡，沈著以對。愛護自己生命，勇敢活下去，馬拉松精神永不放棄。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