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黃心華議員辦公室提供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瑠公圳曾經是大臺北地區最為知名的重要灌溉水圳，但是隨著經濟型態改變，從農業變成工業以及邁向服務業，瑠公圳的重要性也漸漸降低，到後來慢慢被遺忘，甚至變成都市中的排水溝。尤其因為原本的活水源頭，不知何故受到了阻礙，更讓曾經清澈美麗的瑠公圳，從排水溝淪為人見人嫌的臭水溝。 黃心華議員是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博士，一直希望瑠公圳有朝一日可以變成讓臺灣驕傲的文史亮點，所以他長期關心這個議題，在西元2026年更親自下到瑠公圳的地下水道，勘查阻斷瑠公圳的神秘構造物（位於北新路地下），發現沒有實際功能，所以在新北市水利局的努力下，阻斷瑠公圳的神秘結構已經打除，瑠公圳全線恢復流通。 過去瑠公圳在捷運動工之後，水流就被阻斷，外界以為是捷運構造物造成。黃心華議員實際勘查後發現不是，而是不明的神秘構造物。神秘構造去除之後，在活水加速沖刷之下，水質應該會逐漸有明顯的改善，加上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的努力，整個瑠公圳的體質未來一定會更好。 消息曝光之後，不少人除了高興瑠公圳的恢復流通，也很好奇那個神秘的構造物到底是什麼？黃心華議辦公室蔡副主任表示，阻礙水流的神秘物是一個水泥構造物，不算高，但是足以阻礙水流的流動，現在水利局已經將其打除。這個神秘的構造物，從日前拍攝的照片其實有點難顯示出來，因為在溝渠的深處。 至於這個神秘的構造物到底原本的功能是什麼，又是由誰建造，目前都還有待釐清。 根據《穿越臺灣趣歷史》，瑠公圳在清朝乾隆五年、西元1740年鑿通，從新店溪的碧潭一帶取水，圳溝貫穿了新店及大臺北地區。必須指出的是，現代人以為的瑠公圳，其實包括了霧裡薛圳。霧裡薛圳跟瑠公圳的水道路線與規模都相當接近，鑿通時間是清朝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這比起瑠公圳還早了足足十六年。 霧裡薛圳的灌溉水源頭是霧裡薛溪，也就是現在的景美溪，灌溉臺北西側的大加蚋堡一帶的農田，實際覆蓋範圍包括大半的臺北市區。霧裡薛是平埔族語的發音，原意是美麗的。《穿越臺灣趣歷史》指出，日治時期推動「公共埤圳組合」，霧裡薛圳在西元1915年被併入瑠公水利組合，後來逐漸被遺忘。
焦點新聞
照片為美國國家檔案館影像截圖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初期，第一批登陸基隆的國軍，一直被描述為「乞丐兵」或「叫化子兵」，似乎成為主流論述。《穿越臺灣趣歷史》作者賴祥蔚教授指出，美國國家檔案館後來公開的影像證明，第一批接收的國軍是西元1945年10月17日登陸的七十軍，當時是在美軍第七艦隊的隨同之下抵達。真實影像會說話，登陸的部隊根本不是「乞丐兵」或「叫化子兵」，反而稱得上軍容整齊、意氣風發。 臺灣光復，軍容整齊的接收國軍為什麼後來被說成乞丐兵？知名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書中提到：「七十軍，在台灣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他就是一個『流氓軍』、『叫花子軍』。」龍應台大感好奇：「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從前述文字可知，龍應台似乎也傾向相信臺灣光復時的接收國軍是「乞丐兵」。 《穿越臺灣趣歷史》回顧發現，有文字可循的記載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文學小說，二是回憶錄。前輩作家吳濁流在西元1968年發表的《無花果》小說裡面這樣描述：「我盡量站高身子去看，但那些軍人都背著雨傘，使我產生奇異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的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的陸軍第七十軍嗎？」 吳濁流在另一本小說《台灣連翹》也有類似描述：「 受這隆重歡迎的七十軍，卻非常寒酸。每個人都背著一把雨傘，看來格外稀奇。有些還挑著鍋子、食器、寢具等。 」 在個人回憶錄的部分，代表民進黨參選過總統的知名學者彭明敏教授在「自由的滋味」寫到：「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還有當年老兵回憶提及：「航行中，官兵大多頭暈、嘔吐、也有胸悶、心悸，未進飲食，由於艦艇超載，官兵在大艙內，只能以背靠背，支撐坐著，連腿都無法伸展。艦靠基隆碼頭，約二小時登陸，此時官兵尚在頭昏昏沉沉，站立、行動艱難之際，加之以顫動、搖擺之棧橋登陸，更增加行動之困難。」 在這些文字記載的影響之下，七十軍的乞丐兵形象深入人心。獨派當然據此批評國軍，連立場偏統的戚嘉林教授也這麼記載：「17日中午首批登陸基隆並旋抵台北的第70軍國軍，士兵多穿草鞋、背著雨傘、甚至挑著鍋碗棉被，這與台灣人民習見的日軍軍容相異，也與台灣人民想像中贏得抗戰勝利的軍隊不同。」 《穿越臺灣趣歷史》指出，直到七十軍登陸的影像終於揭露，才完全翻轉了前述的許多論述，否則七十軍的形象大概永遠難以翻案了。但問題是：影像與文字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如果文字記載並非刻意扭曲，則有幾種可能的解釋：第一、七十軍最先登陸的應該是軍官，其後或有士兵軍容稍差；第二、前述的若干文字記載，本來不是指七十軍登陸基隆，例如吳濁流描述的是市區遊行所見，彭明敏回憶的是高雄登陸。後人不察，混為一談。市區遊行與高雄登陸的真實情況究竟又如何，從前述七十軍登陸基隆的影像來看，恐怕也有再確認的空間。至於網路上流傳的一些乞丐兵照片，早已被指出並非七十軍，甚至不是在台灣，卻仍然有許多人相信。 《穿越臺灣趣歷史》認為，臺灣歷史存在太多的積非成是與扭曲，真相需要有更多認真的研究與考證，這是還原歷史的嚴肅公共論述，可惜許多人只看政治與立場，未必關心歷史真相。《穿越臺灣趣歷史》以生動文筆呈現有趣的歷史新觀點與新發現，已經出版1～3集，最新的是2026年九月剛出版的《穿越臺灣趣歷史3》一書。
照片取自趙少康先生臉書 【聚論壇「明」理專欄】趙少康因為二次專訪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引發爭議，藍營內部甚至傳出要求開除黨籍，即便這是媒體自主與政治立場之爭，但是根本問題在於，趙少康究竟理解多少藍營底層的集體焦慮？ 趙少康長期以「戰鬥藍」自居，如今「破圈」專訪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站在一個媒體專業立場無庸置疑，但若站在「政媒兩棲」的多元身分，恐怕不能只看行為本身，也要理解支持者如何解讀。事實上，問題不在能否訪問沈伯洋，而是看懂藍營底層為何如此的不信任。 政治學者坎貝爾等人在《選民的決定》中分析，認為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對於一般選民來說，政黨不單只是政策選項，更是代表價值認同與政治歸屬。尤其，藍營支持者隱性長期支持國民黨，期待的是政黨能夠代表自己的政治立場，當熟悉的政治人物採取會被解讀為「背離陣營」行動，爭議自然不是節目該不該播，而是彼此是否仍是「志同道合」。趙少康與其批評支持者不夠開放，不如先去理解他們的底層邏輯。 趙少康可以主張媒體自主，也可以捍衛價值多元，但如果「戰鬥藍」只剩個人聲量，卻沒有去理解基層，那麼究竟是為藍營而戰，還是為個人影響力而戰？政治可以跨出同溫層，但不能忘記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才是趙少康該看懂的底層邏輯。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政治人物最怕沒有被看見，更怕終於被看見之後，選民仍說不出他究竟代表什麼。賴瑞隆過去屢被批評能見度不足、形象模糊，近日推出「百變隆隆」競選廣告，一人分飾阿公、漁民、勞工、學生、工程師等十六種角色，企圖用十六張面孔搶救一個不夠鮮明的人設。這表面上是創意行銷，深層看來，卻更像一場用力過猛的形象急救。 從政治傳播角度而言，這是典型的補償性包裝：個人特色不夠突出，便增加造型；政策辨識度不夠清楚，便用假髮、鬍子、皮衣與石斑魚製造記憶點。只是，政治人物的辨識度，從來不是看他能扮成多少人，而是人民能否用一句話說出他堅持什麼。十六張面孔看似豐富，若缺少一套清楚而穩定的中心思想，最後拼出的恐怕不是多元，而是模糊。 當然，一支變裝廣告本身，不能直接證明候選人前後不一或政治雙標；但「百變」二字一旦成為競選標誌，也等於主動邀請選民檢驗：面對不同群體時，他的立場是否跟著改變？站在勞工面前是一種說法，面對企業又換另一套台詞；選舉時要求改革，談到執政成績又強調延續，究竟哪一個才是「正牌隆隆」？ 尤其影片中的角色提出捷運太慢、路不平、路燈不亮、水溝不通等問題，再由候選人本人負責解答，更形成一幅耐人尋味的畫面。賴瑞隆一方面以民進黨接班人自居，要承接高雄執政成績；另一方面又透過不同角色質問現有市政缺失。做得好的，是我要延續的政績；做不好的，則由另一個造型代替市民發問。今天扮演執政接班人，明天化身在野改革者，這才是「百變」最危險的政治隱喻。 更反諷的是，廣告號稱呈現百工百業的市民心聲，鏡頭裡卻沒有真正的漁民、勞工、家長與青年，而是由賴瑞隆一個人演完所有市民。問題由他提出，答案也由他回答。原來傾聽民意不必真的讓人民開口，只要換一套衣服，便能完成一場與自己的公民座談。 這種設計也容易落入討好所有人的陷阱。阿公想要敬老福利、漁民需要通路、家長關心育兒、青年期待工作，於是每一個角色都得到一句承諾。然而，市政治理並非綜藝節目的模仿單元，資源有限，政策必然涉及優先順序與利益取捨。如果十六種身分都要討好、十六個問題都能迅速答應，呈現的未必是包容，更可能是沒有選擇、不敢得罪，也不願說明代價的選舉型人格。 穿上勞工背心，不代表理解低薪與職災；抱著石斑魚，不等於解決冷鏈與通路；換上工程師皮衣，也不會讓產業政策自動升級。高雄需要的，是能處理交通、空汙、房價、產業轉型與市政弊端的領導者，不是一位忙著在攝影棚換裝、努力向每一種選民證明「我也是你」的政治演員。 這支廣告確實創造話題，也出現肯定創意與演技的聲音；但對手隨即以「與其變變變，不如上場辯論」反攻，也說明它並未形成單向正面效果。現階段沒有具代表性的民調足以斷言中間選民已普遍反感，但網路評價出現分歧，至少證明「被看見」不等於「被認同」。 對核心支持者而言，變裝可能是親切與幽默；對尚未決定的選民而言，過度設計的人設卻可能顯得刻意，甚至流於譁眾取寵。政治廣告最怕的不是沒有人討論，而是觀眾只記得候選人戴過幾頂假髮，卻想不起他提出什麼政策。當「百變」成為最大的記憶點，也可能被重新解讀為善變、立場游移與見人說人話。原本想增加辨識度，最後反而替對手免費製作了一枚「變來變去」的標籤。 政治人物真正有力的人設，來自穩定價值、代表政績、決策能力，以及面對爭議時是否敢於負責。賴瑞隆想用十六種角色證明自己能代表所有人，卻可能適得其反：因為真實的自己不夠鮮明，才必須借用十六種身分增加存在感。 十六套戲服可以製造一時聲量，卻縫製不出領導能力；十六種聲音可以營造熱鬧，卻未必組成一套一致的市政哲學。當一名候選人必須扮成十六個別人，才能讓選民注意到他，真正該問的已不是「賴瑞隆還能變成誰」，而是卸下假髮、鬍子與戲服之後，那個不再百變的賴瑞隆，究竟相信什麼，又準備為什麼負責？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陳其邁市長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當舞台燈光熄滅、巨星搭機離開，演唱會經濟真正的考試才開始。高雄留下的究竟是在地訂單、專業人才、穩定職缺與原創作品，還是一次性的旅宿消費、場館赤字，以及等待清理的垃圾？ 高雄市政府宣稱，二○二三年至二○二六年七月共舉辦逾四七一場演唱會，吸引約五七七萬人次，創造約一八九億元觀光產值。這張成績單數字閃亮，彷彿巨星多唱幾首，高雄就能從工業城市直接升級為文化產業之都。 演唱會帶來人潮、住宿、餐飲及交通消費，當然不容否認。但觀光消費不等於產業形成，飯店客滿一晚，也不代表高雄增加一家音樂製作公司；歌迷吃完一頓宵夜，更不等於青年從此擁有穩定的文化工作。 若所謂「產業」只是把外地藝人、外地主辦單位與外來歌迷請進高雄，再把他們的消費乘上一個漂亮係數，那麼高雄擁有的恐怕不是音樂產業，而是一套精熟的產值計算機。 審計部公布的資料，更替這場華麗演出打開了後台。二○二三年一月至二○二四年三月，高雄國家體育場出借舉辦十七場大型演唱會，全部以促進觀光、提升城市形象為由，免收場地及設施費。然而，該場館二○二一年至二○二三年的營運短絀，卻由一三五○萬餘元擴大至二七六二萬餘元，再增加到三三六八萬餘元。巨星在台上收票房，場館在台下擴大虧損；掌聲歸主辦單位，帳單留給納稅人。直到審計機關要求改善，市府才在二○二六年增訂演唱會收費標準。 市府為將歌迷導入商圈，自二○二三年起發行商圈夜市券，截至二○二五年底累計支出二七四二萬餘元。但審計報告顯示，四項計畫發放率僅百分之十九點一八至三十三點四四，發出後的兌付率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九二至六十六點八一。官方網站資訊未即時更新，部分合作店家甚至未依法開立全額發票，審計機關直指刺激消費效果受限。 這才是「演唱會之都」最反諷的畫面：新聞稿上的產值以億元計算，真正發到民眾手中的優惠券卻大量躺在倉庫；市府忙著證明人潮如何外溢，審計部卻發現連導流到商圈的基本功都未做好。原來經濟效益可以先用模型算出來，至於錢究竟流到哪裡，似乎等掌聲結束再研究。 面對這個缺口，柯志恩提出「演唱會經濟二點○」，主張建立在地演出產業認證與地方採購加值機制，五年培育五千名文化及影音人才；賴瑞隆則提出「文化高雄．世界舞台」，規畫表演藝術人才鏈及港區、鳳山、左營、岡山四大文化內容基地。兩套政策共同承認了一個市府過去不願明說的事實：巨星來高雄演出，不等於高雄已經擁有音樂產業。 但「二點○」不能只是替舊口號更新版本，四大基地也不能淪為新的建築清單。五千名人才由誰培訓？結訓後有多少工作？在地業者能取得多少訂單？四大基地需要多少預算，又能輸出多少作品？若沒有時程、經費、商業模式與績效指標，所謂產業升級，可能只是把競選支票印得比演唱會門票更精美。 真正的演唱會經濟，應公開在地採購比率、文化企業新增家數、全職就業人數、平均薪資、地方稅收、場館收支與原創IP輸出成果；同時完整計入免費場租、行政支援、交通疏運、場地修復及行銷補貼。不能只計算歌迷花了多少錢，卻故意略過政府替活動付了多少錢。 高雄當然可以繼續舉辦演唱會，但不能把「有人來消費」直接包裝成「產業已經升級」。否則，巨星帶走掌聲，主辦單位帶走票房，政治人物帶走聲量，市府留下新聞稿，納稅人留下場館赤字。至於高雄市民，除了散場後的交通壅塞與滿地垃圾，還得替這場名為「經濟奇蹟」的安可秀，繼續付帳。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臺江內海圖片，取自臺南市安定區公所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颱風幾乎每年都有，伴隨著所有臺灣人的成長。回顧清朝時期，臺灣最大的颱風會是哪一場？文史新書《穿越臺灣趣歷史3》指出，當時的記載不夠精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如果以對臺灣地形地貌的影響來看，可能是道光三年、西元1823年的颱風。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鄭成功孫子鄭克塽投降，一開始清朝還猶豫要不要放棄臺灣，隔年才決定統治臺灣。在兩百多年的統治時期，官方文獻裡很少出現颱風這個名詞，而是使用颶風或是大風雨等名詞。《穿越臺灣趣歷史3》提到，康熙二十四年、西元1685年，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很認真想要區別颶風和颱風兩者的不同之處，這本書認為「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常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止，颱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接連累月，俗稱九降風。間或有颱，則驟至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為，遇颱不受也。」 簡單說，《臺灣府志》認為颱風比颶風厲害，颶風是突然出現、可能突然消失，颱風則是逐漸形成、一連多日，出現的月份也不一樣。 前述的這些說法，不同於現代的颱風定義：發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及南海的熱帶氣旋，中心風速達到每小時118公里或以上的稱為颱風；發生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中部及東部的熱帶氣旋，風速每小時119公里以上的是颶風。 清朝臺灣最大的颱風，《穿越臺灣趣歷史3》從文獻來推論，很可能是道光三年、西元1823年的颱風。擔任過臺灣道的姚瑩把對臺灣的觀察寫成《東槎紀略》一書，裡面記載：「道光三年七月，臺灣大風雨，鹿耳門內海沙驟長變為陸地。」 所謂大風雨，應該就是颱風。至於鹿耳門內海，又被稱為臺江內海。鹿耳門就位於內海的出入口，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形如鹿耳，分列兩旁，中有港門，鎮鎖水口」。 前述這場颱風帶來的大雨，讓曾文溪上游發生大洪水，洪水挾帶大量泥沙進入臺江內海，於是「海沙驟長」，填平本來很寬廣的臺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本來在大海中的安平，從此與陸地上的赤崁直接相連。 十七世紀時，臺南海邊地形是成群羅列的洲潟海岸，後來因為曾文溪改道等因素而日漸淤積，終於因西元1823年的颱風而消失。 《穿越臺灣趣歷史3》是以趣味散文方式，寫出近百則臺灣歷史的考證或是翻案，陪伴讀者模擬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
照片為行政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詐騙集團大概沒想到，苦練多年的話術，竟會被拿來反制自己。俄羅斯電信業者Beeline推出「數位家人」，讓AI扮成阿嬤、父母與青少年，接聽詐騙電話。業者稱，今年累計通話約十四萬小時。騙子以為就要得手，對方卻可能連一分錢都沒有，只有一套不會疲倦的程式。 澳洲Apate更進一步，讓AI與騙子周旋，蒐集可疑帳號、網址等線索，供澳洲聯邦銀行加強預警與阻斷。騙子忙著建立信任，反而可能把自己的收款工具交代出來。這些做法未必能終結詐騙，卻提供了值得台灣認真研究的方向。 台灣在先進晶片與AI伺服器供應鏈舉足輕重，科技實力確實值得自豪。但AI強國的成績，難道只能看製程、產值與出貨量？我們有能力替全球打造運算設備，政府更應設法把這份實力，用在保護人民的生活。不能一談AI，就要百姓分享國家的光榮；一談受騙風險，又要百姓回家各憑本事。 台灣已有AI辨識詐騙廣告等工具，政策的問題應問得更深：這些技術能否及時配合，讓民眾少接觸一通詐騙電話、少匯出一筆款項？展示了模型、建置了系統，距離真正守住存款，還有多少工作沒做？科技強國的招牌，不能只掛在展場與簡報裡。 晶片製造與犯罪防治各有專業，硬體領先不會自動變成打詐成績，這正是政府必須組織、協調與投資的理由。若只把新技術當成宣傳素材，卻未處理資料如何查證、機關如何接手，買再多設備，也可能只是讓舊問題換上昂貴的新外殼。 宣導當然需要，但「請提高警覺」不能包辦所有責任。詐團專職行騙，民眾還要上班、顧家，不可能全天候研讀最新劇本。治理應設法讓騙子更難接觸被害人、更難收到錢，而非每逢手法升級，就再替人民加開一堂識詐課。不能騙子用科技節省工夫，人民卻得花更多時間提心吊膽。 政府應結合電信、金融與軟體團隊，從限定範圍試辦AI誘捕與應答服務，發展符合台灣語言及常見騙術的模型，再把取得的線索交由銀行、平台與檢警查證。研發經費應支持這些具體應用，採購也要看實際效果，別把「用了AI」本身當成驗收合格。 更關鍵的是，誰負責接手、多久必須回覆？可疑帳號多久查核、詐騙網址多久處置，行政院應督促相關部會訂清楚。資料若只在機關與業者之間兜圈，錢已轉走，公文才找到承辦人，再聰明的AI也只能陪著事後檢討。不能讓犯罪流程一路暢通，防詐流程卻處處等候。 電信、銀行與平台也不能只當通報的收件人。掌握資訊、收取服務費，就應負起相應責任，提出可查核的處理成果。醒目的警語，不能成為出了事便要求用戶自行負責的護身符；第一線警察，也不該成為所有制度漏洞最後的收拾者。 但處理要快，仍須有界線。AI取得的資料可能有誤，騙子也可能故意嫁禍他人。限制交易或凍結帳戶，必須有依據、有人查核，並保留紀錄與申訴管道。打詐若讓正常用戶領不出自己的錢，卻找不到能處理的人，同樣是治理失職。 成效更要接受獨立評估。接聽幾通、陪聊幾小時，只能呈現工作量，還須檢驗民眾少受害多少、每筆情資是否加快處置。拿國外業者自行公布的數字作為參考可以，直接拿來替國內採購背書，未免太省事。人民要的是錢留在帳戶裡，不能只有成果留在報表上。 AI未必能讓詐騙絕跡，政府卻有責任把可用的技術轉成可靠的保護。台灣既能供應世界所需的AI硬體，也該讓軟體應用與公共治理跟得上。晶片可以做到奈米，保護人民的政策，總不能只做到一句「你要小心」。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法國總統府官網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法國高中生走上街頭，原本只是希望教室能修好、上課有足夠的老師。這些再基本不過的要求，後來匯聚了民眾對生活困頓的不滿，卻也遭縱火、搶掠的暴力吞沒。看著市政廳陷入火海，令人痛心的，還有一個國家為何走到連下一代都看不見希望的地步。 總統馬克宏宣布救助受損商家、檢討維安，並要求總理召集各界協商。然而，對教育與民生的困境，仍未交出明確的改善方案。年輕人等待的，是下學期能否安心上課、未來能否好好生活。總統說理解他們的焦慮，總得讓這份理解，落實成看得見的改變。 法國今年第二季末公共債務已達GDP的119％，想靠增加支出平息民怨，愈來愈困難。但預算再吃緊，也應說清楚誰多負擔一些、哪些保障必須優先守住。若每逢財政困難，就先請下一代忍耐，當年那些漂亮承諾，豈不都成了要孩子日後償還的欠條？ 回頭看台灣，青年面對的難處，常被一句「現在的年輕人不肯吃苦」草草帶過。勞動部二○二四年調查顯示，有意轉職的青年勞工中，53.4％因薪資福利不符期待，35.2％認為工作沒有發展前景。想替自己找一條更好的路，何以就成了抗壓性不足？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工作除了餬口，也該讓生活有所盼望。他們希望付出能得到合理回報，下班後有自己的時間，談到成家，不必先為開銷愁眉苦臉。這樣的期待，究竟有多奢侈？上一代教孩子認真打拚，政府更有責任讓他們相信，認真不會只換來勉強過日子。 內政部資料顯示，今年第一季全國房價所得比仍達9.47倍。沒有家人幫忙，光是存下購屋頭期款，就可能是一段漫長的路。當政府忙著宣布經濟成長、產業起飛，年輕人卻還在房租、通勤與日常開銷之間反覆盤算，再亮眼的數字，也很難讓他們安心。新聞稿裡的繁榮，畢竟不能拿來付房租。 政治最令人失望的，莫過於選舉時把青年捧為國家希望，執政後卻只盼他們體諒政府。青年願意熱情相挺，就稱讚他們關心公共事務；開始追問房價、薪資與預算，便嫌他們不懂大局。若一個政黨只能接受青年的掌聲，容不下青年的質問，那份重視，終究只是選票的需要。 台法財政情況與債務計算方式不同，不宜直接畫上等號。但無論國防、建設或社會福利，每一筆支出都應交代財源、效益及往後的負擔。朝野不能爭著宣布好處，卻沒人願意說明代價。選舉承諾有任期，留下的帳單卻沒有。 青年也應珍惜自己的判斷。喜歡一個政黨，不必連它的失誤都幫忙辯護；關心台灣，更應追問台灣被治理得好不好，若把查證的工夫全用在對手身上，對自己支持者卻只剩護航，再熱烈的政治參與，也未必能換來更好的政府。 法國街頭的暴力必須依法追究，和平示威者的訴求也不能隨之被抹去。警察能保護商店、制止衝突，卻無法代替政府解決教育與分配問題。當政治遲遲找不到答案，便讓第一線員警用傷勢、讓無辜商家用損失來承擔，這樣的代價，何其沉重。 巴黎的火不必然燒到台北，但對未來的信心，可能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熄滅。政府應拿出讓青年住得起、工作有盼頭、敢於規畫人生的成績。年輕人只有一次青春，禁不起政客一場又一場的承諾。若真把他們當作國家的未來，就別在選前請他們做夢，選後只叫他們認命！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立委洪孟楷審查提問，中天新聞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第三波NCC委員審查今天再展開，藍白立委再提行政院不副署NCC在法制與專業原則下提出，立法院三黨都同意通過的廣電三法修正案。媒體界估計，對付不尊重立法院所有黨派的行政院，再投票也可能都過不了關。朝野不妨去認真思考，把NCC滅了，業務要如何轉移？或是該將它改組為更小但不獨立的組織？ 近3個月前被提名的7位NCC委員，終於在今天和星期三審查，但媒體界預測，再投票可能也會全部被封殺。一位立委說，民進黨再不好好與藍白先溝通人選，再不尊重立法院，沒有一位獨立機構被提名人過得了關。特別是今天在立法院質詢的藍白代表性委員洪孟楷和陳清龍都提到，NCC支持、立法院三黨通過、基於法制及專業原則的廣電三法修正案，竟然被行政院不附副署而推翻了，立委問了被提名人，不但沒有站在立法院的立場，還將了上屆NCC委員會一軍。這樣的被提名人，如何能得到立法院的支持？ 今年7月24日，行政院公布最新NCC提名名單，此次提名7位委員，其中提名袁秀慧為委員並為主委，蕭蘋為委員並為副主委，王怡惠、游家牧、張春炎、張克豪、陳春木為委員。其中，袁秀慧、蕭蘋及王怡惠3人任期至119年7月31日止，餘4人任期至117年7月31日止。 行政院在提名公布後表示，7位提名人選經考量性別比例，橫跨電信、資訊、傳播、法律或財經等專業領域，符合通傳會組織法及相關規定，延攬年輕新血加入，也借重資深專業人員的經驗傳承，期盼立法院儘早依法定程序完成審查，以利通傳會業務步上正軌、順利運作。 根據政院資料，袁秀慧現為長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曾任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局長、國防部法規會委員，也曾任富邦金控董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董事、兆豐國際商銀獨立董事，兼具法律與財經專長；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擔任過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全國律師聯合會常務理事，以及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第8屆董事。 蕭蘋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主要研究媒體科技與社會、性別與媒介、廣告與文化、媒介內容分析、文本分析等學術領域，也曾任新聞記者工作，並參與有線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公視基金會新聞諮詢，以及通傳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等工作。 正副主委提名人各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行政院都略過未提。袁秀慧曾擔任民進黨2016年當政後專門清算國民黨黨產的新組織黨產會委員，蕭蘋也曾任自由時報記者。這兩個職務被認為她們與綠軍有關係而未被公布，即便今天蕭蘋在立法院的口頭報告中，也很技巧地說，她在媒體服務過兩年，也不提哪家媒體。 再來說，NCC委員會必須超越黨派，但國民黨立委萬美玲詢問有民進黨籍的袁秀慧，根據NCC組織法，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袁秀慧是民進黨籍，過去還擔任過黨職，如何說服外界，她可以獨立行使職權、落實行政中立？袁秀慧卻仍回應，「我應該還是不會退出民進黨」。她表示，長期在民進黨，也認同該黨的理念。 行政院過去已經二度提名NCC委員名單都未獲通過，這是第三次，被提名人還被戲稱為「三軍」。不過，仍有媒體人估計，接下來的投票應都不會過關。 媒體人分析這份名單被否決的三個可能原因。其一，七人中有四人任期到2028年的7月31日。換句話說，就算是立法院在11月通過名單上任了，他們頂多也只有1年8個月任期，對一位新手委員，需要半年才可能了解NCC業務，再加上任期屆滿前3個月，往例就是不會作重大決策，這樣去頭去尾，有四位恐怕只當一年實質委員，這樣選出來的委員對產業界到底有何貢獻？又有何意義？更何況有位被提名續任的委員，連立法院協商有共識的廣電三法法條有幾條都搞不清楚，還說，NCC業務多而繁雜。 其次，NCC在四位委員出缺的2024年7月後就形同虛設，因為不能開委員會作決策。今年7月另三位委員任期滿了，NCC等同癱瘓。一個兩年多沒有正常運作的政府機關，但媒體產業界的時鐘照樣往前走，那還需要這個機構嗎？ 第三，賴政府面對朝小野大的立法院向來寸土不讓，七位NCC委員不但一席不讓，還是提綠油油的名單，不是擺明要與藍白在立法院對撞嗎？距離九合一選舉剩ㄧ個多月，現在來投票，監察院27席都已全砍了，何況NCC這7席？退一步要來談他們適任與否，恐怕都是浪費時間的。因為本質上，藍白認為NCC應該是獨立機構，卻被民進黨染上政治綠，早已經不公正獨立了。 尤其是今天洪孟楷再問被提名人何時被徵詢?答案是6月中或是5月初。但洪孟楷說，NCC委員任期7月31日結束，應該在法律規定的4月30日前送立法院，但行政院拖延說謊，到了7月24日才送，而且還是在5月才開始徵詢。面對染指獨立機構，又不把立法院當回事的行政院，要投下贊成票，恐怕也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啊！ 因此，有產業界的人建議，與其不斷被砍，再來提「四軍」或「五軍」名單，朝野不如認真思考，廢了NCC，現在業務要怎麼轉給數位部或是交通部？或是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或是新設政府協助處理媒體網路的組織，但不需要假惺惺喊要獨立機關了。 媒體產業界的人認為，如果「三軍」再被砍，民進黨政府有可能將NCC委員提名拖延到2028年，如果綠軍大勝，全面執政，那就有機會奪回NCC的提名與通過權利，不用再看在野黨臉色。但如果不是呢？2028年後仍然朝小野大？或是丟了執政權呢？到那一刻，朝野僵局更大了。現在握有主動權的賴政府應該深思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高醫大附設醫院官網截圖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十月十五日晚間，高醫心臟血管內科醫師朱志生騎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巷道，與突然竄出的貓發生碰撞，倒地重傷，經搶救於翌日下午不治。媒體報導，當時他正要返回醫院工作。一位守護病人心跳的醫師，自己的生命卻在通往醫院的路上戛然而止。 諷刺的是，朱醫師平日工作，就是替病人爭取時間、搶救生命；沒想到這回，自己卻沒能闖過生死關卡。依目前報導時序，他的死亡發生於事故後二十四小時內，符合A1分類的死亡時間條件。一位努力阻止死亡的醫師，最終也被死亡統計收錄。對家人與病患而言，那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人；到了行政報表上，卻只剩死亡人數增加一人。這個反差，讓「交通安全」四個字格外沉重，也讓政府必須回答：報表能精確記下失去多少生命，治理究竟有沒有同樣認真地減少危險？ 社會感念他的醫術與仁心，政府與相關機構更應交代：當醫療人員努力把生命從死亡邊緣拉回來，制度是否也努力降低他們在醫院之外承受的風險？我們期待醫師接獲通知便及時投入救治，對於救人者如何安全抵達工作現場，也應提出具體保障。倘若對醫師的期待是「分秒必爭」，對道路風險的處理卻只剩「請多小心」，所謂生命至上，就成了醫院必須實踐、其他機關可以宣示的口號。 政府最常用數據與KPI驗證政策是否達標，但交通A1事故的二十四小時，是死亡分類的時間窗，並非醫療救治期限；傷者即使超過二十四小時才因事故傷勢死亡，於事故後三十日內死亡者，仍納入三十日交通死亡統計。因此，不能把「撐過二十四小時」說成防制死亡達標，更不能將延後死亡誤認為成功救治。醫療團隊替傷者爭取到的每一小時，都值得珍惜；政府也應清楚說明，哪些成果來自事前預防，哪些仰賴事後搶救。若道路危險依舊，只因醫院更會救人，就宣布交通治理進步，那麼替政績止血的，依然是醫護人員。 醫師可以搶救傷者，卻無法替道路改善視距、補足照明，更無法用心導管排除動物突然進入車道的風險。倘若可預防的危險始終留在街頭，醫療體系就得持續承接後果。道路安全留下的治理功課，不能一再交給急診室補考。 本案的事故原因與責任，仍須依調查釐清。貓是否有飼主、現場照明與視距是否適當、是否曾有動物出沒或是相關通報，都應逐一查明。調查若發現可改善因素，就應該公布權責、措施與完成期限。「意外」可以描述事件的突然，卻不該成為行政追查的終點。 動物管理也應納入道路安全。辨識高風險地點、建立通報處置流程、落實飼主責任，需要交通、動保及地方行政共同處理。事故之後提醒騎士提高警覺，當然必要；但提醒寫得再完整，也不能代替現場改善。 政府若只會叮囑人民小心，安全責任便又被原封不動地退回人民手中。政府評估道安成績，應交代死亡與重傷是否下降，也應交代危險路段改善多少、風險通報處理多少。醫師在病床邊替生命爭取時間，安全治理就應在道路上替生命減少威脅。 救人者最後成為死亡統計中的一人，已令人痛惜；政府必須確保，報表增加一筆之後，改善也確實向前一步。否則，數字有人統計，危險卻留待下一個人承受！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