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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佛光山官網 【聚傳媒鄭功明投稿】 第一章：尋寶的人 原來明珠一直在手中，卻向外尋找 佛法常說：每個人都有佛性。 以前剛學佛、打坐、聽經的時候，我心裡其實一直埋著一個坎。 如果人人都有佛性，那我們現在這副被生活折磨得狼狽不堪的樣子，到底算什麼？ 如果我們本來就是佛，那每天清晨定時起來敲木魚、念佛號、壓抑自己的脾氣，又是在做什麼？ 那時候的我，很自然地把「佛性」當成了一種尋寶遊戲。 就像一般人常說的「靈魂」那個住在肉體深處、永遠不滅的「另一個我」。 當時的我總以為：這不就是佛性嗎？ 我總覺得，那個佛性應該藏在心裡很深、很隱密的地方。 有時候，我想像它像一團安靜發亮的能量； 有時候，又像一尊藏在體內密室裡的黃金佛像； 或者像一顆埋在泥沙底下、等待被找到的珍珠。 我要一直修、一直念佛、一直保持清淨，把身上的汙垢洗乾淨。 我總覺得：再精進一點，再多熬過一次腿麻的禪坐，總有一天，我能在一陣金光閃閃中，碰到那個「真正的自己」。 那時的修行，帶著一種焦慮的企圖心。 我像一個瘋狂的淘金客，在生活的沙礫裡翻找。 可是，修了一段時間，當我回到日常生活中，有些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了。 比如有一次，當我又因為生活上的瑣事感到一把火要燒起來，我立刻在心裡告訴自己：「定下來，我要找到那個不動的佛性。」 就在這個念頭升起的瞬間，我突然打了個冷顫。 我發現，當心裡升起「我要找到佛性」時，同時也出現了另一個聲音：「我正在找。」 那個「我」，非但沒有因為修行而縮小，反而變得無比巨大、無比明顯。 我開始像個局外人一樣，僵硬地觀察自己： 念頭來了，有一個「我看見念頭」的我。 情緒來了，有一個「我現在很生氣」的我。 修行稍微有了一點清明感，裡面立刻跳出一個沾沾自喜的聲音：「看吧，我現在比較清楚了。」 我被這個「我」給困住了。 如果連修行的我、念佛的我、想開悟的我，都像川劇變臉一樣一直在變，那到底哪一個面具，才是真正的自己？ --- ​第二章：極擬真的VR遊戲 生死懸於一線，看破極度擬真的幻相 為了解開這個結，我開始往自己身上動刀，試圖一層一層剝開。 我先看這個身體。 這具經歷過無數次感冒、疲憊、在鏡子裡一天天變老的肉身，是真正的我嗎？不是，它每秒鐘都在新陳代謝，它一直在變。 我再看情緒。那些在中港大排散步時突然湧上的孤獨，或者是想起往事時的酸楚，是真正的我嗎？不是，它們像午後的雷陣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只是在流動。 我再看念頭。腦子裡那些一刻不停的雜音、對明天的焦慮、對過去的抓取，是真正的我嗎？也不是，它們像跑馬燈一樣，根本留不住。 後來，我甚至走進了一個更深的死胡同。 我開始去觀察：「那個一直『知道』念頭在動的覺知，是不是就是佛性？」 可是走到這裡，我又卡住了。 當我自豪地認為「有一個不生滅的覺知在那裡」時，我是不是又在心裡的更深處，偷偷藏了一個更精明、更細微的「我」，在背後偷偷看著這一切？ 我想起了佛法一直強調的「不執著」。 那時候我才慢慢明白，佛法說的不執著，不是要我們去否定這個世界，也不是要我們把肉身和情感當成垃圾丟掉，而是在買了一張高鐵票後，坐在座位上，看著窗外風景一直在倒退。 不執著，只是提醒你：不要把任何一幅正在倒退的風景，抓過來當成真正的自己。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畫面。 ​想像一下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間老屋子。 ​從懂事以來，我們便一直住在裡面。 ​屋子裡堆滿了歲月留下的東西：童年泛黃的記憶、深夜痛哭過的情緒、社會賦予的身份與角色、曾經引以為傲的成就，以及那些始終放不下的失敗與遺憾。 長久以來，我們天天看著這些東西，開始深信不疑：這些就是我。 牆上那一道一道被刻下、記錄著自己長大的痕跡，是我。桌上放著的那座象徵成就的獎盃，是我。角落裡那些因為自己的固執而錯過某個重要的人、至今還在隱隱作痛的遺憾，也是我。 因為把這些東西當成「自己」，他開始活得無比恐懼。他害怕失去桌上的成就，害怕牆上的記憶被抹去，害怕這間屋子隨著歲月變舊、變塌。 他每天戰戰兢兢，像個守財奴一樣守著滿屋子的雜物，因為他以為一旦這些東西沒了，他也就消失了。 這就像我之前經歷過的那場嚴重的車禍。 在撞擊發生的那一瞬間，金屬碎裂的巨響、身體傳來的劇痛、整個世界彷彿被按下慢速鍵的那一刻，平時我所執著的身份、存款、別人對我的看法，全部變成了這間屋子裡最沒用的雜物。 在生死懸於一線的剎那，那些東西，根本救不了我。 那時候我才驚覺：我們每個人，都把這個人生玩得太認真了。 這就像是一款「極度擬真的虛擬實境（VR）遊戲」，解析度太高，像素太逼真。當我們戴上頭盔，痛覺、哭聲、心跳、名利全都被完整模擬，我們在裡面追逐、掙扎、哭泣，甚至忘了自己正戴著頭盔，把遊戲裡的一切當成了自己的命。 而修行，不過是這個在 VR 遊戲裡玩到快要崩潰的人，終於累了。 他開始坐在這間塞滿雜物的屋子中央，決定開始大掃除，慢慢整理這一切。 --- ​第三章：老屋與窗的發現 停下清掃的手，才看見牆上那扇窗 一開始整理屋子的時候，動作通常很大、很用力。 我們把那些明顯的垃圾清掉，比如點燃一炷香，試圖把自己的壞脾氣、表面的執著、粗重的煩惱給掃出門外。 這叫「修心」。 後來，越整理越深，我們開始去碰觸那些藏在衣櫃深處的觀念。 我們去整理自己的「身份」 我是個好人。 我是個修行者。 我是個受害者。 我們開始去梳理那些一直以來認為「非我不可」的責任與重擔。 整理到最後，當屋子漸漸空了，這個人突然感到一陣巨大的疲憊。 他連那個最初的目標「我要找到真正的自己」這件事，也決定放下了。 他累得坐在地板上。 就在他徹底停下來，不再東張西望，不再試圖證明什麼，不再繼續追趕答案的那個瞬間他發現了一件奇妙的事。 原來，他長久以來一直低著頭、駝著背、紅著眼睛在整理屋子裡的雜物，他太專注於「清掃」這個動作了，以至於他從來沒有抬起頭來看過在他的正前方，那面斑駁的牆上，其實一直有一扇窗。 那扇窗戶，不是今天才裝上去的，它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靜靜地待在那裡。 只是因為之前，不是忙著和角落的垃圾吵架，就是忙著擦拭桌上的獎盃，把所有注意力都給了屋內的物件，反而忽略了窗戶本來的存在。 窗戶和屋裡其他器物不同，它真正的本質，其實是中間那一片靜靜連通內外世界的虛空。 它存在，彷彿只是為了讓人終於明白：原來屋外的陽光與世界，早就透了進來這屋子的內部與屋外，從來就不是完全隔開的。 那一刻，這個人愣住了。 陽光透過窗戶灑在空曠的地上，那是溫暖的、平等的、不帶任何條件的光。 這道光不是因為今天把垃圾清乾淨了才突然出現，也不是因為修行修得好、開悟了才創造出來。 即使在屋子最髒、最亂、塞滿陳年垃圾的那些年裡，這道光也始終都在，從來不是後來才照進來的。 自己這麼多年來在屋子裡折騰，做的其實不是創造光，而只是把那些擋在窗前、遮住視線的陳年舊物，慢慢移開而已。 那一刻，我坐在房間裡，看著窗外中港路流動的車潮，突然心開意解。 原來佛性，真的不是藏在某個隱密地方的寶物，它更像那道一直都在的光。 它不是你後來修出來的，不是某一天突然在腦袋裡長出來的，它是一直都在的底色。 只是長久以來，我們被大腦裡停不下來的念頭、被對名利的執著、被原生家庭帶來的習氣、被一次又一次在 VR 遊戲裡認錯的自己，暫時遮住了。 以前，我總以為「開悟」是一種偉大的得到得到宇宙的終極答案，得到一種大徹大悟的境界，得到永遠不會再動搖的清明。 但現在我覺得開悟其實很平凡，平凡得像是一場誤會的冰消瓦解。 開悟更像是一個人在屋子裡過了一輩子，突然有一天抬起頭說：啊，原來我一直住在有窗的屋子裡啊。 原來光，從未離開。 屋子沒有消失，你的肉身、你的家庭、你明天要面對的工作、你偶爾還是會起伏的念頭，它們通通沒有消失。 只是你終於不再像過去一樣，把屋子裡所有的雜物，認成你自己。 --- 第四章：手指與月亮 莫執手指，抬頭即是月光 如果讀到這裡，你可能會很自然地想追問：「那，你說的這個『光』，到底是不是就是佛性？」 如果為了說話方便，一定要給個名字，答案是：「是的。」 但你千萬不要誤會，它不是一個真的會發亮的東西，也不是宇宙中某種神祕的能量。 光只是我借過來用的一個比喻。 它指向的是佛法裡所說的那份我們每個人本來就完整具足、能看見、能明白、卻沒有任何形狀與邊界的「覺性」。 過去，我們以為佛性藏在窗外，於是拼命想逃離俗世，去尋找清淨。 後來，我們以為佛性在窗戶上，於是死死抓住那個「覺知」的狀態不放。 直到最後才發現它不住內，不住外，它不屬於任何人，卻也從未離開過任何人。 所以，人人有佛性。 不是每個人肚子裡都裝著一顆像舍利子一樣的佛性，也不是最後所有人融合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大我」。 它的意思是：此時此刻，不論你多麼痛苦、多麼迷茫，你本來就泡在這份清明之中。 只是你太習慣低頭看著腳下的泥濘，忘了抬頭。 修行，只是慢慢停止把屋子裡那些會生滅、會壞掉的東西，誤認為是永恆的自己。 直到某一天，你突然發現窗一直在，光一直在，而你，也從來沒有真的離開過。 這就像你在深山裡兜兜轉轉了幾十年，受盡風霜，最後精疲力竭地回到家。 推開門，發現老屋子裡的那盞燈，竟然一直為你亮著，從未熄滅。 以前我們說：「我要找到佛性。」這帶著一種追逐的飢餓感。 然而，走到最後的最後，心終於徹底安靜了。 你發現原來沒有一個「我」需要千辛萬苦地走到光裡，也沒有一個叫做「佛性」的東西躲在遙遠的彼方。 屋子依然是這間屋子，人生依然是這個人生，念頭依然像中港大排的水一樣，潮來潮去。 只是，你開始不再急著去回答：「我是誰？」 因為當你不再試圖抓住任何一個標準答案，你會發現看見的能力還在，知道的清明還在。 念頭生起時，這份清明沒有增加一分；念頭消滅時，這份清明也沒有減少一毫。 你精進修行時，它沒有變得比較完美；你偶爾迷失、在紅塵裡大哭時，它也從來沒有真正拋棄過你。 那個一輩子都在找答案、找佛性、找自己的人，在這一刻，輕輕地、安靜地坐了下來。 他沒有消失，他只是終於不再需要「成為」什麼了。 那一刻。 他終於明白，自己這些年並不是在尋找光。 而是在移開遮住光的東西。 直到後來，我才慢慢明白，佛陀廣說八萬四千法門，卻又說法尚應捨，也許並不是矛盾。 所有的語言、譬喻與法門，都只是渡河的船。 船能載人過河，卻不是彼岸。 若執著於船，就忘了它原本只是方便。 所以，窗不是佛性，光不是佛性，連此刻寫下的文字，也只是伸向夜空的一根手指。 它不是要你抓住它，也不是要你研究它的模樣。 它只是提醒你：順著它指引的方向，抬起頭，看見那輪一直都在的月亮。 當你真正抬頭的那一秒，你會突然鼻酸，甚至流下淚來。 因為你會看見原來一直以來，你放不下的，根本不是這個世界。 你只是放不下那個，一輩子都在苦苦抓著答案不放的、傷痕累累的自己。 --- 第五章：正在發生本身 當理智走到盡頭，安住於正在發生 如果讀到最後，你的理智還是想轉圈圈，還是想問： 「那佛性到底是什麼？你能不能用最精準的話告訴我？」 走到這裡，我反而越來越不敢回答了。 因為在佛法裡，每說一句，都容易在讀者的心裡，又蓋出另一扇窗、製造出另一個執著。 如果我說它是「光」，但光畢竟是一個物件。只要你腦海裡出現「有一道光」，你的心就已經被語言切割成了兩半：一邊是那道神祕的光，另一邊是正在看光的「我」。 如果我說它是「清明」，清明也完了。因為「清明」一旦變成一個名詞，就變成了可以被追求、被抓住的一種心理狀態。 但佛性不是一種狀態。 狀態會來就會去，而佛性不來不去。 如果我說它是「覺知」，覺知也一樣。只要你把覺知當成「某個東西坐在大腦後面監督我」，那你就只是在心靈的更深處，又多造了一個「更高級的我」而已。 所以，問題不在於我給的答案對不對。 而在於： 「語言本身的限制」。 任何被文字描述出來的，都會立刻在我們的心智裡，變成一個可以被觀察的「物件」。 而佛性，絕不是一個物件。 如果我們再往最深的地方看，其實不是「佛性太玄、太難懂」，而是人類的語言和思維習慣，生來就只會做一件事： 切割。 只要我一開口說話，這個世界在邏輯上就會自動被切成三塊： 第一，有一個「正在說話的人」（我）。 第二，有一個「被說出來的概念」（佛性）。 第三，有一個「正在閱讀、試圖理解這句話的你」。 這三個元素一出現，原本完整無缺的世界，就瞬間變成分離的了。 但佛法真正想讓我們看見的，不是再去虛空中找一個更高、更玄的神祕主宰，而是要我們在當下看清楚： 這個「分成兩邊的動作」，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你才會慢慢發現，不是佛性太難解釋，而是一旦落入言語，就已經偏離了它本來的面目。 因為它不是一個可以被你「看見」的東西，不是一個埋在土裡等待被你「找到」的秘密。 它比較像什麼？ 它比較像 正在發生本身。 你能感覺到悲傷或快樂，不是因為有一個一成不變的「你」在旁邊承接情緒，而是情緒在顯現的瞬間，念頭生起的當下，「知道」已經同時在場。 你以為有一個獨立的「我在經驗這場人生」。 但如果仔細看，其實只有： 經驗正在發生。 其實並無一個固定的主體，在背後主宰。 可是，這裡往往是一般人最容易卡死、甚至落入虛無的地方。 如果說「沒有我」，很多人會立刻陷入另一種恐懼，或者建立起另一種執著好像有一個叫做「空無」的狀態，我要趕快住進去。 但那也錯了。 因為連「追求空的狀態」，也是一種微細的抓取。 所以走到最後，真正的體悟會停留在一個很奇怪、卻無比安靜的交界點。 它不是「有」，因為你抓不到它。 它也不是「沒有」，因為你此時此刻明明能看、能聽、能感受。 它不是「一」，因為萬事萬物各不相同。 它也不是「多」，因為萬物背後的覺性並無差別。 它甚至不是「超越這一切」。 因為當你說出「超越」這兩個字時，你的大腦就已經在潛意識裡定出了方向和位置。 那是一種文字無法觸碰的安靜。 不是世界消失了，也不是你這個人蒸發了。 而是長久以來，你大腦裡那個把世界硬生生分成： 「我和世界」 「主體與客體」 的那個根深蒂固的習慣，終於徹底鬆開了。 所以，如果一定要為「佛性」下一個勉勉強強的註腳，我只能用這句話來指向它： 它不是一個東西，它是此時此刻，所有正在發生的現象與「正在被知道」之間，那份從來不可分離的當下。 但這句話一說完，我也要立刻把這句話抹掉。 因為它留在你腦海裡，又會變成一個新的概念。 如果有人還要追問： 「為什麼我們用了幾千年的文字，還是說不清楚佛性到底是什麼？」 也許，不是因為它太深奧、太遙遠。 而是每當我們試圖把它說清楚、講明白的時候 心，就已經在一瞬間， 自然分成了「我」和「它」。 知道的人。 與被知道的東西。 當理智走到語言的盡頭，那個一直焦慮著想抓緊答案的大腦，才終於願意放手。 --- 第六章：推開門，茶還熱著 聲聲佛號裡，推開門，茶還熱著 放手了，大腦大概也累了。 當理智暫時安靜下來，那份被邏輯切割開的世界，才慢慢重新合而為一。 而真實，也始終都在那裡。 現在，當我再次沿著新莊的中港大排慢慢散步時，夜色正一點點漫上來。 水面映著兩旁亮起的街燈，粼粼的波光隨著水流微微晃動。 我走在水泥砌成的河岸步道上，腳步不急，迎面而來的風帶著初夏的微涼。 身旁偶爾有下班的行人匆匆走過，遠處馬路上傳來喧囂的車流聲。而我的心中，正在發生著這一切。 就在這個極其平凡的散步當下，一種與以前截然不同的敘事感悄悄浮現。 我看見那些被晚風吹散的落葉，聽見水流劃過石子發出的細碎聲響。 我看著這具在人間行走、活了五十多個年頭、開始顯露疲態的肉身。 也看著這個正在感受風、感受水、正在寫下這段文字的自己。 我突然啞然失笑。 在故事的最初。 三十多年前服役於屏東空軍一指部時，在那個安靜、規律、風扇嗡嗡作響的軍營寢室裡，我老老實實地坐著、雙手合十，拼命想找到一個叫做佛性的東西。 那時，我以為自己是這間塞滿了軍旅疲憊、人生迷茫的老屋子裡的垃圾，那些粗重的煩惱、委屈與痛苦，就是我。 我活得卑微，帶著飢餓的追逐感。 後來，在一句句佛號與大悲咒的綿延聲中，頭頂升起一股清涼，流遍全身，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法喜。 如今我開始寫作，在網路上發表一篇又一篇的生命體會，在聚傳媒投稿。 那時，我以為自己是那個拿著掃把、辛勤清理屋子的人。 我努力清掃，努力想成為一個更完美、更清淨、一塵不染的修行者。 我活得緊繃，帶著自我期許的驕傲。 甚至想起，當我經歷那場徹底改變人生的車禍。 那意外降臨的瞬間，聲音震動與身體感受忽然放大，時間彷彿慢了下來。 那時，我甚至以為自己就是那扇窗，以為終於掌握了那份絕對的清楚與覺知，以為自己已經看見了終極答案。 可是走到今晚，我望著窗前那片靜靜流淌的光。 聽著耳邊新莊街頭幾十年如一日的喧囂，我才慢慢明白： 垃圾不是我。 整理屋子的那個人不是我。 那場車禍留下的驚心動魄不是我。 連那扇窗，連網路上那些被人閱讀的文字，也通通不是我。 它們都只是生命這場旅途中，因緣聚合，暫時顯現的一段過程。 這個「分成兩邊」的切割動作，在實相中，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成立過，它只是思維習慣在一瞬間留下的幻影。 這份清明，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任何一個念頭，卻也從來不只是某一個特定的念頭。 它沒有離開過我的情緒，卻不是情緒。 它沒有離開過我這趟酸甜苦辣、在柔道隊摔投、在鋼琴前彈奏的人生，卻也從來不只是這趟人生。 分別與名相依然存在，世界依然運轉，只是我終於看清楚了： 分別原本就只是地圖上的標記，不是土地本身。 文字可以指向，比喻可以提醒，但它們終究不是月亮，因為月亮，從來不是那個被指出來的物件，月亮，就是我此時此刻，正在看見的本身。 而我忽然想到 若無量無邊的眾生，都重新看見自己的佛性，那會是怎樣的風景？ 那並不是差別被抹去，也不是眾生最後融合成一個大我。 而像無數光明，各自圓滿，各自完整。 彼此映照，彼此含容。 重重交織，卻互不障礙。 所謂各自圓滿，不是彼此隔絕，而是在無分別的佛性中，綻放不同的光明。 在那份覺性裡，早已大而無外，小而無內。 每一道光都安住自身。 而每一道光裡，也映現著整個法界。 像無盡帝網，影中有影，光中有光。 彼此存在，卻不彼此消滅。 長久以來，我們的大腦總被物質世界的空間感所欺騙，以為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外面的宇宙無邊無際，身體裡的心靈渺小無依。但回到覺性裡，空間的隔閡被徹底粉碎了。 所謂「大而無外」，是當你散步在中港大排，抬頭望向那片包容了無數星系、無盡虛空的蒼穹時，你會驚覺，那整個浩瀚的宇宙，其實都只是泡在你此時此刻這份「能知道的清明」之中，原來宇宙從來沒有在外面。 而所謂「小而無內」，則是當你收回目光，去看一粒微塵，甚至是心中一粒剛剛生起的微細念頭。在那細微到無法再分的當下，居然完整地具足了佛性的妙用。 每一粒微塵像一面鏡子，彼此交互映照，層層重重如同無盡鏡室相照，光光交疊似乎沒有一個真正的「裡面」或「外面」可以分開。 因此，一個微小的點能映照浩瀚的宇宙，這沒有錯；但它從來不是孤立存在。在彼此互照、彼此成就的圓融中，每一點都映現整體，整體也映現在每一點之中，重重無盡。 最細微處與最浩瀚處，本是同一個圓滿。看似有層次、有遠近，但本質上並沒有兩個世界，只是這同一個圓滿，在截然不同的方式中自在流動。 因此，方便說，可以說微小的一點映照著浩瀚的宇宙；但就實相而言，無所謂「大包容小」，也無所謂「小映現大」因為連大小、內外的界線都從未劃開，它們始終是同一個圓滿的展現。 而再往深處看，又會忽然明白 不只是空間沒有真正的內外，連時間裡的每一個念頭，也從未真正停留。 其實念念生滅，如夢幻泡影。 每一念都在極細微處生了又滅、滅了又生，快到讓人以為有一個始終不變的自己。 我們以為身體是一個完整固定的存在，以為情緒一直延續，以為有一個從出生到現在都不曾改變的「我」。但若真正去看，就會發現身體一直在變，念頭一直在變，感受一直在變。 不是世界不存在，而是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曾經以固定不變的實體存在過。 一切都在顯現，卻沒有一樣能夠被永遠抓住。 直到看清才明白 顯現是真，自性為空； 變化是真，停留是幻。 當我回到中華路社區的家中，在平常的聲音與夜色之中安靜地坐下來。 從家中那扇面向社區後門的窗戶望出去，中港路正流淌著下班的車潮。 霓虹與車水馬龍的喧囂依然如常。 但我心裡會無比明白，原來一直以來，我放不下的，真的不是這個世界，我只是放不下那個在屋子裡滿身塵土、一輩子都在抓著答案不放的、傷痕累累的自己。 而最溫暖的秘密是 此時此刻，你能知道腦海裡有念頭在動，不是因為有一個「在看的人」在後面看著念頭，而是念頭一生起，「知道」已經同時在場。 念頭不是在佛性之外發生的事情，它的出現，就是佛性正在顯現的方式。 也正因如此，那個苦苦追尋了一輩子、一直想抓住答案的我，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那份常寂光，不是後來才回到，而是一直就在其中。 那正是佛性本自具足、具常樂我淨的體用不二之顯現。 而「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只是形容當這一切被經驗時，它原本就是如此的自然樣貌。 回頭看才發現，連那個在尋找的人、那個在懷疑的人、那個在打坐念佛的人，乃至於此刻能覺知念頭的清明本身，都沒有離開過這份當下。 這些名字常寂光、常樂我淨、體用不二其實只是佛經裡，用來指向的一種說法。 它們不是要被抓住的結論，也不是某種可以被定義的答案。 比較像是在說：一直以來，它就在這裡。 只是突然明白：原來，一直都沒有離開。 我流下了眼淚。 那不是委屈的淚水，而是經歷了生命無數次破碎與重組後，徹底釋懷、法喜充滿的感恩。 我想起了星雲大師那段豁達而慈悲的生命開示。 大師一生弘法中，常提醒我們： 生命的終點不是消失，而是在因緣流轉中走向圓滿；人間的苦樂、流淚與跌倒，也都是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即使遭遇失去與傷痛，自性佛也從未因此減少一分。 原來大師所說的「佛光普照」，並不是從外面照進來的，而是那份體用不二的常寂光，從來沒有嫌棄過我這個滿身塵土的浪子。 那份慈悲的提醒彷彿在我耳邊響起。那一刻，我彷彿聽見一個溫暖的聲音提醒自己： 「不要哭，回頭看看，你本來就是佛。當一念清淨時，整個生命都會為你放光。」 而淨空老法師一生苦口婆心、心心念念弘揚的，也正是這句阿彌陀佛背後的宇宙實相。 多年聽聞老法師講經，我慢慢體會到，他常提醒我們： 常寂光土不在遙遠的地方，就在當下；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這八個字，正是指向自性的真實樣貌。念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慢慢放下妄想分別，讓自性光明顯現。 此時此刻，常樂我淨就在這念心水裡，不必向外尋找。 這番話，在我的耳邊與一聲聲鐘磬聲中交織共鳴。 那一刻，我整個人彷彿被一團溫柔無比的法喜包裹住了。 大腦裡那個一輩子都在轉圈圈、找答案、計較成敗的「我」，在兩位大師的慈悲法音中，如同春雪遇到了日光，徹底消融。 沒有兩邊。 沒有生死。 沒有來去。 原來，兩位老和尚一生不辭勞苦地講經說法、推動人間佛教，不是要我們去修出一個高不可攀的境界。 他們只是像兩位慈祥的父親，站在大門口，對著還在 VR 遊戲裡哭喊、在老屋子裡瘋狂大掃除的我們，微微笑著，招招手說： 「孩子，別玩了，也別找了，外面風大，推開門，茶還熱著，你本來就在家。」 任眼淚滑落，但心卻無比輕盈，那是一種全宇宙最深沉、最溫暖的安寧。 隨後，我雙手合十，慢慢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 回到眼前時，桌上那杯早已倒好的茶，居然還帶著餘溫。 那一刻。 窗沒有打開，光沒有進來。 只是突然明白： 原來，佛性從未離開。 🔔 阿彌陀佛 🔔 阿彌陀佛 作者為佛法修行者 ●投稿文章，不代表J-Media《聚傳媒》立場

照片取自賴瑞隆立委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每一次酒駕事故，都可能毀掉一個家庭；每一句「酒駕零容忍」，都代表政治人物向社會作出的承諾。然而，真正考驗政治誠信的，從來不是麥克風前的宣示，而是面對自己人時，是否還敢堅持同一套標準。 八月一日民間團體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發起「拒絕毒酒駕」大遊行。這場活動的訴求很簡單：不要再讓酒駕與毒駕奪走無辜生命，也不要再讓制度對加害者過度寬容。 但就在遊行前夕，民進黨卻留下了一個最尷尬、也最諷刺的問號。苗栗縣陳姓議員酒駕事件爆發後，地方黨部認定其屬累犯，決議停權三年，相關案件也已送交黨中央中評會處理。然而，直到今天，中評會遲未完成最終處分，陳姓議員甚至仍完成議員參選登記，引發外界質疑黨中央是否「已讀不回」。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民進黨中評會主任委員正是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 另一方面，高雄市某黃姓議員酒駕事件發生後，賴瑞隆第一時間高調宣示「酒駕零容忍」，強調政治人物應接受最高標準檢驗，展現鐵腕態度。 同樣是酒駕，同樣涉及民進黨公職，一個高喊「零容忍」，一個卻讓案件長期躺在中評會抽屜裡。人民不禁要問：民進黨的酒駕標準，到底是依《黨紀》辦理，還是依《選情》辦理？ 如果酒駕零容忍是真的，就不該有「地方處理、中央沉默」；如果黨紀人人平等，就不該有「選舉需要時雷厲風行，涉及自己人時靜悄悄」。 更諷刺的是，當全台民眾站上凱道，高喊拒絕毒酒駕時，執政黨若連自己黨內的酒駕案件都無法給社會一個清楚交代，再多的反酒駕口號，都可能淪為大型政治宣傳。 酒駕之所以令人痛恨，不只是因為違法，更因為它代表對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視。政治人物比一般人握有更高的公共信任，也因此必須接受更高的道德標準。若今天可以因為派系、選情或地方布局，而讓黨紀停擺、程序延宕，那麼人民看到的就不是「零容忍」，而是「零一致」。 一個成熟政黨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口號，而是標準一致。標準若能因人而異，公平就會因權而變；黨紀若能因選舉而轉彎，人民自然也會懷疑，所謂改革是否只是競選廣告。 拒絕酒駕，從來不是藍綠問題，而是公共安全問題。凱道可以聚集十萬人反酒駕，卻比不上黨中央在一紙處分上展現決心。因為真正的酒駕零容忍，不是在舞台上喊得最大聲，而是在面對自己人時，仍然願意舉起同一把尺。 否則，人民最後記住的，不會是凱道上的標語，而是那一句最刺耳的政治反諷：對別人的酒駕叫零容忍，對自己人的酒駕叫已讀不回！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新北市政府提供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位於塭仔圳第二區、緊鄰地方信仰中心後港慈惠堂的公（兒）十六公園，即日起正式開放使用。新北市地政局表示，該座公園面積2,514平方公尺，人行步道寬闊舒適，不但為在地居民與香客提供優質休憩空間，更與陪伴地方一甲子的慈惠堂完美相融，一同見證塭仔圳從工廠林立蛻變為宜居新城。 地政局指出，後港慈惠堂建廟超過60年，是居民長年信仰與凝聚地方情感的核心，市府規劃塭仔圳市地重劃計畫時，秉持尊重地方文化及宗教信仰的理念，將後港慈惠堂完整保留並劃設為宗教專區，且為妥善維護周邊進出動線，於廟宇周邊劃設公（兒）十六公園，讓前來參香的民眾擁有更友善的步行環境、更舒適的駐足休憩空間，也讓土地開發與宗教信仰共存共榮。 地政局表示，目前已經通車的新富三路可方便民眾前往後港慈惠堂及公（兒）十六公園，隨著公園、道路等各項公設逐步到位，廟方期盼在塭仔圳開發完成後進駐的新住民，也能「聞香而來」走訪慈惠堂，重新認識在地文史並延續社區情感，讓地方信仰中心成為新舊居民交流的重要場域。 地政局也補充，塭仔圳二區土地分配及登記作業已陸續完成，重劃成果正逐步落實於居民生活。公（兒）十六公園是塭仔圳裡第三座完工的公園，即日起正式開放，歡迎市民朋友走訪，體驗塭仔圳新舊兼容的宜居魅力。

照片為行政院提供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三十年前，校園裡最讓學生害怕的人，是教官、訓導主任和導師。三十年後，學生最不怕的人，或許也是他們。 這不是老師失去了熱忱，而是制度逐步拿走了他們原本維持校園秩序的權力。當年教改，高舉「學生主體」、「多元開放」、「友善校園」的大旗，希望擺脫威權教育，培養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新世代。這樣的理念，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改革的鐘擺一路擺向另一端，把「管理」視為威權，把「要求」視為壓迫，把「紀律」視為落伍，最後留下了一座愈來愈自由，卻也愈來愈脆弱的校園。 據報導，一名十七歲高中生第一次吸食「喪屍煙彈」，只是因為同學一句「免費試試看」。幾次之後便深陷毒癮，最後甚至成為詐騙集團車手籌措毒資。他說校園裡「至少兩成學生在吸」。這個數字或許未必精確，但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比例，而是另一個問題：毒品為什麼能如此輕易走進校園？ 答案或許不是毒販變得更厲害，而是校園變得更容易進入。 今天的教師，面對疑似吸食電子煙的學生，不能任意檢查書包、不能翻找置物櫃、不能查看手機，稍有不慎，還可能面臨家長投訴、行政調查，甚至被貼上侵犯學生權益的標籤。校園愈來愈強調程序保障，卻逐漸忽略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價值──安全保障。 最諷刺的是，制度一方面不斷削弱教師管理權，一方面又要求老師對校園安全負起全部責任。老師既不能多管，也不能不管；出了事要寫報告、接受檢討。沒有足夠權限，卻要承擔全部責任，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是巨大的反諷。 教改三十年來，我們努力讓學生不再害怕老師；如今換成老師開始害怕學生、害怕家長，更害怕一紙申訴。 當教育現場失去必要的管理工具，最先補上空缺的，不是民主，而是犯罪。犯罪集團比教育制度更早看見這個破口。他們知道老師不能搜查，知道學校缺乏即時查察工具，也知道學生普遍依賴社群媒體，因此把電子煙設計成修正帶、口紅膠、隨身碟，透過社群平台聯繫、超商物流配送、匿名支付交易，再以「免費試抽」建立成癮市場。毒販研究的不只是毒品，而是教育制度；利用的不只是人性，更是制度。 於是，校園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景象：老師要取得學生一支手機都困難重重，毒販卻能輕易把毒品送進學生口袋；老師一句勸導可能被質疑侵犯權益，犯罪集團一句「免費試試」卻比任何生命教育都更有吸引力。這不是教師失職，而是制度失能。 當然，沒有人主張回到體罰、威權管理的年代，也不能把校園毒品問題全部歸咎於教改。新興毒品、電子煙、社群媒體、地下物流、跨境犯罪，都是近年快速變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當教師管理權與校園紀律機制長期被削弱，而新的風險治理工具又遲遲沒有建立，校園的防線自然愈來愈薄弱。 真正成熟的教育，不是在自由與管理之間二選一，而是在尊重學生權利的同時，也賦予教師依法維護校園安全的能力。學生的人權需要保障，其他學生免於毒品侵害的權利，同樣需要保障；教師不能濫權，但也不能因此被迫「無權」。 回頭檢視三十年的教改，我們或許該問的，不是改革是否失敗，而是改革是否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教育的第一個功能，不只是啟發學生，更是保護學生。 今天滲入校園的，不只是喪屍煙彈，而是一種「教師不能管、學校不敢管、制度管不到」的治理真空。毒販之所以能把校園當市場，不只是因為電子煙變得更先進，而是因為教育制度留下了太多無人防守的空白。 如果一場教育改革，最後讓老師失去了守護學生的能力，那麼真正需要重新檢討的，恐怕不是教師是否夠盡責，而是我們究竟把「友善校園」理解成了什麼。 友善，從來不應該是放棄管理；自由，也從來不是失去界線。當紀律被誤解為威權、權威被等同於壓迫，校園失去的不只是秩序，更可能是一整個世代面對誘惑時最重要的保護網！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在台北大安區的芳蘭山半山腰，有一片仿佛被時間遺忘的眷村，叫芳蘭山莊。 一片老舊、低矮的克難房中，幾面高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其間迎風招搖，非常惹眼，它像一塊尷尬的補丁，縫在台北不斷向外蔓延的新織錦上。 芳蘭山莊中有兩座四、五層樓的空軍榮民退舍，走近看，歷史的經緯畢現：屋齡超過半個世紀的單身宿舍，牆皮剝落、陳灰撲撲。一層樓，幾十扇門，共用盡頭的廁所與澡間。你很難想象如今竟還住著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其中大部分，是陸配。 目前，這座退舍還有十六個老兵活著。最年輕的，九十八歲，他眼色渾濁，看見陌生人，嘴角偶爾抽動一下，仿佛從一場很長的夢中醒來。他是這裡「榮民自治會」的會長。自治，這個詞在這條走廊裡沒有回聲。管理這棟樓的，是時間本身。 另一半住戶，是老兵們走後留下的女人，她們有一個統稱榮民遺屬。她們從海峽那邊來，如今，牆上掛著的、玻璃框裡微笑的、早已不說話的，是她們的丈夫。她們便成了這棟樓裡的「遺屬」，如今，她們風燭殘年，頭上卻懸著一場不知何時降臨的滅頂之災。 要理解她們為何蜷縮於此，得先拂開一層更久遠的歷史濃霧。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一百二十萬人渡海而來，其中六十萬是軍人。他們多是鄉間少年，被抓了壯丁，懵懵懂懂穿上軍裝，一路南退，稀裡糊涂上了船，眼睛望著漸行漸遠的海岸線，再回頭，已是暮年。為了「強化戰斗意志」，一九五二年，一紙〈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落下：作戰部隊、軍校學生、未滿役期者，一律不得婚嫁。禁令在1959年略有放寬，到1974年才把限制范圍縮小到直接參戰者、執行緊急防務者和軍校學生。 直到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探親開放，最先湧向碼頭和機場的，正是這群老人們。他們看見故鄉的田野依舊，父母卻已白髮蒼蒼，或者青山埋骨，而他們新兵變成老兵，卻依舊孑然一身。傳宗接代也好，情感陪伴也好，總之，雖然大多已經年過六旬，但他們終於有機會趁著能力所及在大陸娶親，一時間，重新娶年輕老鄉回台生活，蔚然成風。 她們三、四十歲，或離異，或喪偶，臉上有風霜，眼裡有猶疑。海峽那邊的日子清苦，這邊的承諾雖然薄一間宿舍，一份（往生之後的）半俸卻是一份安穩的指望。 一九九一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台；一九九二年，陸配來台定居有了法源。兩岸婚姻的潮水，正式漲起來了。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公開資料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台榮民有配偶者30.27萬人，佔榮民總數67.2%；其中榮民的大陸配偶累計來台32,656人，佔全國陸配總數的一成有餘。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整代被禁婚令延誤了青春、又在戒嚴解除後倉促補上婚姻這一課的老人，以及一群遠渡海峽、用後半生賭一個安穩晚年的女人。 芳蘭山莊的黃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七十八歲，浙江人，腰板還算挺直。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剛五十三歲。她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就是來做保姆的。」榮民丈夫九十七歲往生，她便留在了這間不用付租金的宿舍裡，她無處可去，也無力承擔另尋住處的成本。冰箱壞了，修不起。即便修好，也捨不得用電。所以她很少買菜，靠著每月一萬三千塊台幣的半俸度日。 我問了那個台灣人經常問陸配的問題：這麼苦，為什麼不回大陸？ 她苦笑：「回去怎麼活？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回去，只能拖累兒女。」那是她跟大陸前夫生的孩子，如今，兒女也快60歲了。 她們從未在大陸繳過社保醫保，在最需要花錢看病的年紀，回去只能一無所有。而在這裡，有健保，有榮總醫院對榮民眷屬的優惠。這是她們無法拔腿離開的最大理由。 八十八歲的楊大姐，是另一種況味。她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已六十三歲，先生九十八歲離世。她出生在上海，年輕時支邊貴州，如今滿口貴陽話，讓我這個四川人聽起來莫名地親切。她有兒女在貴陽，在她前幾年病重得不能生活自理的時候，曾來照顧過她，之後便回去了。但她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回去。她有一萬七的半俸，加上八千多的老人年金，在遺屬中算「寬裕」的。可這寬裕，不過是在這四樓的小屋裡「等死」的盤纏。她一隻眼睛失明了，雙腿站不久，與人說兩句就得坐下，於是聊個天，她得頻頻道歉「對不起啊，我只能坐著」。就這樣的腿，卻要每天端著助行器，顫顫巍巍地，一級一級，從四樓挪下去，再挪到超市，買一把青菜，幾顆雞蛋。 項大姐七十三歲，浙江人，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些。一九九二年她便來了，是最早合法落地的那一批。她很難說自己幸不幸運她和老兵先生結婚的第一天，就看見他在吃藥。可泡在藥罐子裡幾十年，竟然一晃眼成為了101歲的人瑞。長壽未必幸福，他已經阿茨海默症多年，無法走動，卻又「精力旺盛」，一個人在家或者夜深人靜時，就喜歡用身體「咚咚咚」地撞門。耍脾氣時，就拒絕進食，還逢人便喊：「她在下毒！」 項大姐曾帶他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可是，歸根哪有那麼容易。老人半夜撞門的聲音，鬧得鄰居們苦不堪言。請看護，一個月八千人民幣，而他的退休俸折合不到六千。沒有健保，在大陸看不起病。於是又把他帶回台灣，窩在這三坪大的屋裡，繼續聽著那「咚咚」的撞門聲，日復一日。 最讓我無法忘懷的，是林大姐。 她七十八歲，來自浙江舟山。可在台灣生活了20多年的她，竟瘦得像一截枯枝，目測不足四十公斤。每月只有八千多塊的低收入補助。她將一把青菜按腐爛程度分成四份：「這蔫了，今天吃；這兩根好一點，明天。」四天，就靠這一把青菜煮稀飯，毫無油葷。一個月吃四顆雞蛋，一個星期一顆。實在饞了，就買最便宜的龍骨，六十塊錢四小塊，每月只捨得「奢侈」一次。其餘時候，便告慰自己：「信佛，吃素。」 冰箱是壞的，骨頭沒法冰，便放在碗裡泡著水，她相信這樣能壞得慢一點。這樣的生活品質，在中國最貧困的山村，也得被驚呼一句「可憐人」。 她渾身是病，甚至有身心障礙證，可是去區公所問有沒有一點點補貼可以改善生活，得到的答復是：一分沒有。 為什麼沒有拿到已故老兵先生的半俸？說起來，像根針扎在心上。先生走後，她本有一萬五的半俸。但先生一生念著落葉歸根，可老家早已無親，根本不知魂歸何處。最終，她決定，把先生的骨灰帶回自己的老家舟山安葬。跨海的後事，花費巨大。她把半俸一次性取了出來，全用在完成先生遺願上面。錢花光了，她只能申請八千多塊的老人年金。 就這樣，她還在存錢。因為先生的百歲冥誕快到了，她想給他做法事。「他生前很尊重我，我們感情好，」她說，「人要講情義。」 她每天吃兩根青菜煮稀飯，卻要攢錢給亡夫做一場法事。這荒謬的對比裡，有一種令人心碎的人性莊嚴。情義二字，在這樣的角落裡，卻開出最重的花。 然而，她們都面臨同一個命運：被強制驅離。哪怕就是如此老舊的單身宿舍，也容不下她們的風燭殘年。 因為這些單身宿舍名義上是屬於榮民老兵的，按照慣例，等最後一位老兵也走了，就只能讓所有遺屬搬走，騰出這棟老樓。至於遺屬們去哪裡？官方的回答是：可以申請榮民之家，免費。可她們去問了，台北榮家的名單，已排到七百九十號。有生之年，怕是等不到了。新建的養老國宅，在木柵更深的山上，要收費，而且生活和交通極不方便。七、八十歲的老人，經不起再一次遷徙了。 可她們還算「幸運」至少眼下不用交房租。而在五分鐘車程外的忠勤三莊，情況更糟。 忠勤三莊看似偏遠，卻具有相當好的區位條件：緊鄰文山森林公園，距離捷運站只有5分鐘腳程，超商也很近。 這裡緊挨著一片光鮮的青年社會住宅。甚至忠勤三莊這一棟樓都被一分為二，四、五層被粉刷一新，是侘寂風的青年公寓；一到三層，卻斑駁破敗，像印度貧民窟。一眼望去，天上地下。 這裡原是遠在郊區的憲兵看守所，解嚴後，國防部拆了高牆，安置那些負傷、無家、單身的老兵。他們在這裡住了超過五十年，人多的時候，一間4坪大的房間要擠四個人。如今，人少了，整個房子仿佛也奄奄一息：公共廁所被鎖的鎖，堵的堵；走廊堆滿了雜物，暗不見光；公共廚房的菜板只剩一半，空氣裡是黴味與腐朽的味道。 一樓，一間宿舍的門永遠開著，裡面坐著這裡的「鎮宅之寶」九十七歲的廣西老兵伯伯。他嚴重耳背，無法走動，最遠的距離是大門口那張沙發。每天，小他三十歲的陸配太太扶他出來透氣，他就看著對面公園裡運動的人們發呆。他是忠勤三莊最後一位活著的榮民，等他走了，一到三樓的宿舍將立即被接管，改造成四、五樓那樣的青年社宅。那十幾位陸配遺屬，將失去最後的棲身之所。 她們的「代表」，是來自湖北隨州的米大姐。 四十多歲時，她大陸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她在工廠上班，認識了來大陸探親的老兵，之後二〇〇二年嫁來台灣。那位老兵退休後只有1.3萬的半俸，因為中途退役去打工謀生了。那點錢根本不夠兩個人生活，更無法在讓她在先生往生後領半俸，於是嫁來台灣的她一天福也沒享過，就外出做看護補貼家用。十二年後，老兵病故。按政策，她必須在一個月內搬離宿舍。就在她遭遇流落街頭的命運時，鄰居另一位老兵向她伸出了手不如我們結婚，妳照顧我，我往生後，妳能領我的半俸，也能繼續住在這裡。 於是，她開始了第二次「保姆」生涯。為第二位老兵丈夫把屎把尿近十年。新冠期間，這位老兵也走了。她終於辦下半俸，以為人生可以安定了。可只領了不到一周，退輔會一紙公文撤銷了她的資格因為規定，要領半俸，須滿五十五歲且結婚滿十年。而她與第二任丈夫，從結婚到他往生，偏偏差十三天才滿十年。十年的屎尿與辛勞，在那「差十三天」的冷冰冰的規定面前，化為一縷青煙。 現在，她每月只領八千多老年金，還要交三千多的「房租」，生活極度困苦。而驅離的命運，卻一天天向她們逼近。 可是，為什麼同樣是榮民單身宿舍，芳蘭山莊不用交錢，忠勤三莊條件更差、環境更差，卻還要交錢呢？ 原來，這是一樁多年的頑疾。早在二〇一六年，就有媒體報道，台北市政府打算收回文山區忠勤三莊的單身退舍，因為這裡的土地屬於台北市政府，地上建築（宿舍）則屬於國防部。台北市政府為了協助青年租屋，打算運用忠勤三莊單身退舍的閒置空房，採「混居」模式，讓青年以便宜租金入住。 於是為了讓國防部退出房子，市政府要求國防部除了趕走居住其間的老榮民，還要繳納土地補償金。理由是：北市府無償借給國防部忠勤三莊當榮民單身宿舍，租約已經到期，軍方並未續借。國防部自然不願出錢，於是一邊要求資格不符的有眷屬住民遷出，一邊把這筆錢轉到宿舍裡的榮民和遺屬身上。 這就是她們每月要交3000元的原因。其實，同樣的命運未來也可能降臨到芳蘭山莊。 雖然二〇一六年新聞曝光後，台北市社會局曾強調，未強迫住民集中搬遷，但周圍的青年社宅已輕逐漸修建起來了，一間房間可以租到1.5萬到2萬，瑜伽室、閱讀空間、公共廚房一應俱全，YouTuber們紛紛來拍片開箱，稱讚這項政績。而對於僅存的老兵遺屬們來說，包圍得越來越緊的青年社宅，卻成為懸在她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更微妙的是，任何想要為她們發聲的媒體，在眼下的輿論環境中，都無奈地避開「陸配」二字。有熱心的媒體曾來報道，痛陳榮民居住的環境惡劣，但鏡頭裡，卻只能無奈地呈現那唯一在世的陳姓老兵。於是光看新聞，讀者會困惑：難道這一切改造，只為了他一個人？答案當然不是。但答案到底是什麼，竟很難提及。陸配，成了一個台灣社會的一個敏感詞。 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底層，「老榮民娶大陸配偶」這件事，早已被簡化為一場交易：老男人出房出錢，大陸女人出青春出勞力。一旦老兵過世，陸配繼承遺產，便有「假結婚」、「黑寡婦」、「粉紅收屍隊」的標簽飛過來。 甚至在老兵陸配來得最多的那幾年，不少新聞滿天飛：一人多嫁、房事索求無度、給榮民濫用藥物，盼榮民早亡⋯⋯獵奇、成見中帶著羶腥色，在主流媒體上被大肆渲染。 可這與事實和台灣的政策根本相反。 所謂「盼榮民早亡」，毫無邏輯。因為根據政策，陸配與老兵必須結婚十年以上才有半俸。老兵活得越久，她們才越有指望熬到那份保障；老兵一旦提前撒手人寰，等著她們的往往是一場空就像米大姐那樣，她們怎麼可能盼老兵早早離世呢？ 再說到「假結婚」。自從2003年底，台灣大大加強了針對陸籍配偶的結婚面談。根據移民署2007-2011年的數據，陸配假結婚率最多的時候也就是2008年的6.8%，其他時候就2-4%左右，完全稱不上高。更不要說「圖利身份」「洗人口」了，陸配入籍比例不到四成，是所有外來配偶中比例最低的。可是直到現在，整個陸配群體身上的「假結婚」「圖利身份」「洗人口」「沖垮健保」的污名仍然如影隨形。 她們就這樣，懸在三重敘事的夾縫裡：社會一邊相信她們「假結婚」「圖財產」，一邊又下意識否認她們被不平等對待；而同時，大家又默認，要對她們施以同情，就必須回避她們的身份。 霧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散。或許永遠不會散。但至少，有人該走進霧裡，看清她們的臉，聽清她們的名字。她們不是符號，不是標簽，不是燙手的山芋。她們是林翠女，是米大姐，是許許多多把一生碾碎了，撒在異鄉土地上的、無名的人。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AI已進入真假難辨的時代。過去，一段錄音足以成為證據；如今，一段錄音，可能是幾分鐘生成的深偽（Deepfake）作品。 最近網路流傳疑似利用AI模仿總統賴清德聲音的影片，刑事局依法受理調查，消息曝光後，社會輿論分裂成兩派：有人認為警方終於開始打擊AI假訊息，也有人質疑這是不是又一次「查水表」。 耐人尋味的是，真正值得討論的，似乎不是這部影片，而是我們至今仍沒有一套清楚的深偽治理規則。 民主社會當然容許政治嘲諷，也保障言論自由。問題從來不在於能不能製作惡搞影片，而是在於是否故意讓閱聽者相信，那真的是本人所說的話。 戲仿，是創作自由；冒名，則是資訊欺騙；假借本人身分影響公共判斷，更可能涉及選舉公平。這三者的界線並不相同，法律處理方式當然也不應相同。然而，目前我們對於AI深偽內容，仍缺乏一套統一的認定標準，往往等到事件發酵，相關主管機關才開始調查，平台才開始下架，社會才開始爭論。最後，每一次案件都變成政治立場的對決，而不是法治標準的討論。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法律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風險。假如今天模仿的是執政者，公權力迅速介入；明天若模仿的是在野黨政治人物，是否也會採取相同標準？如果不同案件適用不同尺度，人民自然難免質疑執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法治最大的價值，不是保護哪一位政治人物，而是讓所有政治人物都受到同樣規則約束。 AI時代最大的敵人，不只是深偽，而是選擇性的深偽治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距離年底地方選舉已愈來愈近。生成式AI已將製作成本降到幾乎為零，一段幾十秒的假影音，只要搭配匿名帳號、跨境社群還有平台演算法，就可能在數小時內觸及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名使用者。當查證速度永遠追不上擴散速度，「事後澄清」往往已無法挽回資訊污染造成的影響。 過去，人們擔心的是假新聞；未來，更需要擔心的是「真假都分不出來」。 平台業者同樣不能置身事外。每當爭議發生，平台往往回應「收到檢舉後已下架」，彷彿完成了責任。然而，真正的問題並沒有因此消失。因為內容在被移除之前，可能早已被轉傳數萬次、備份數百次，甚至重新剪輯後再次散播。若平台始終採取消極反應模式，辨識真假內容的成本，就全部轉嫁給一般民眾。 AI不能只有生成能力，更必須具備可信治理能力。 歐盟《人工智慧法》（AI Act）已要求特定AI生成內容須揭露其為人工生成；美國多州也開始針對選舉期間的AI深偽廣告建立揭露義務與限制措施。 國際治理方向已逐漸形成共識：不是全面禁止AI，而是要求透明、可追溯、可驗證。 反觀台灣，目前仍多半依靠《刑法》、《選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社會秩序維護等零散規範處理個案，缺乏完整的深偽治理架構。每發生一次事件，就重新討論一次標準；每遇到一次爭議，就重新辯論一次言論自由。制度永遠慢一步，AI卻每天進步一步。 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刑責，而是一整套治理機制。包括由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數位發展相關機關共同制定深偽案件統一辦案指引，明確區分戲仿創作、藝術表達、冒名詐騙、商業欺騙及選舉操弄等不同態樣；建立政治性AI影音內容的標示制度，要求保留生成紀錄與來源資訊；並建立政府、平台及第三方查核機構之間的快速驗證與通報機制，讓真相的傳播速度至少不要永遠落後於謠言。 AI不會因為法律尚未準備好，就停止進步；深偽技術也不會因為選舉結束，就停止演化。 今天模仿的是總統；明天可能是重要官員、某公眾人物、企業董事長，甚至任何一位普通民眾。當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複製，每個人的影像都能被生成，法律若仍然停留在「個案處理」與「政治攻防」，真正失去信任的，將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而是整個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公共資訊秩序。 AI可以模仿任何人的聲音，但法治不能模糊到讓人民只能依靠政治立場判斷真假。真正需要被建立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保護傘，而是一套不分顏色、人人適用的深偽治理制度。只有如此，人民相信的才會是法律，而不是口水！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王其專欄】行政院終在上周提名新任7位NCC委員，這已是第三波提了，比較前兩次名單，有人說這份名單已非二軍，只能算是「三軍」了；還有媒體人說，正副主委不但又都是綠色人馬，更重要的，提名主委人選還曾經當過黨產會委員，清算國民黨產，要藍白如何投得下去？ 行政院在上周五下班前突然發布新聞，提名了7位NCC新委員，其中，最受關心的正副主委人選，馬上被批評為又是綠油油的，而且行政院應也沒有先與在野黨溝通。了解內情的媒體人表示，這份第三次提出的名單，可以用「三軍」來形容，正副主委與媒體產業的關係很少，真的很瞧不起傳播界。 行政院新聞稿說，袁秀慧現為長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曾任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局長、國防部法規會委員，也曾任富邦金控董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董事、兆豐國際商銀獨立董事，兼具法律與財經專長；此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擔任過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全國律師聯合會常務理事，以及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第8屆董事。 行政院沒有提到袁秀慧的另外個政府經歷，就是黨產會委員，這個機構可是在清算國民黨黨產的組織。其次，袁秀慧還當過民進黨青年會副主委，在民進黨派系內她被認為親謝長廷。曾有藍委批評她也是綠軍御用律師，立委質詢文化部黃牛票處理方式，爆料文化部法律諮詢標案「112年黃牛檢舉及法律諮詢專案辦公室採購案」決標790萬元，得標的長慧法律事務所所長袁秀慧，立委自己都說，她不僅跟前駐日代表謝長廷熟稔，還是前黨產會委員，質疑與綠關係匪淺。 不過，府院提名她恐怕也是要和民眾黨示好，看看行政院發布的新聞稿中特別點出她曾任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法制局長後，親行政院的網路媒體就拿這當新聞標題，隔天綠媒也以此當報紙標題。 但媒體人說，先不談政治，NCC掌管的是台灣媒體產業中最重要的電視、電信與網路，相關產業整體年產值規模約在4.4兆至4.5兆新台幣之間，其中單行動通訊服務營收就有1704億元，有線電視基本頻道營收約為227億元，而台灣線上影音(OTT)產業產值則約280億元。再說，新的委員會除了要決定新案，如6G的實施方式外，多年陳案如TBC股權、台數科的申請新聞台、台視新聞台上架52頻道案等，牽涉複雜的政治商業與媒體高層角力。但袁秀慧過往的經歷，幾乎看不到和媒體有關係，要如何做重要決策？難怪有媒體人說，行政院這種提名方式，先不談有沒有政黨協商，真的很瞧不起傳播界。而且她清算過國民黨黨產，將來會不會清算藍媒呢？ 再說副主委蕭蘋，行政院的新聞稿寫說，蕭蘋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主要研究媒體科技與社會、性別與媒介、廣告與文化、媒介內容分析、文本分析等學術領域，也曾任新聞記者工作，並參與有線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公視基金會新聞諮詢，以及通傳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等工作。 雖然是傳播學者，但蕭蘋在傳播界的份量並不高，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性別傳播，與傳媒產業也沒特別關係。更重要的，她也是綠友友，曾經當過綠媒記者，但行政院可能為了避免綠媒的敏感性，在新聞稿中也刻意只提她曾當過新聞記者，不寫哪個媒體。媒體界的人也多清楚，蕭蘋主要工作在南部，與民進黨執政的高雄與台南的地方首長、小內閣多有來往建立交情，這批綠朝高官過去在南部服務，不少人都跑到台北當官了。除此之外，蕭蘋被認為是綠友友，可能與其夫家也有關係。 不過，這已經是行政院第三次提名NCC委員了，有人說，這些人願意再出來打這場沒有把握的戰爭，也算勇敢了。但行政院到處徵詢找人，被很多傳播界與學界的大咖拒絕，因此有人就戲稱，這第三波名單，真的如「三軍」了。 掌管全台灣電視電信網路等傳播媒體產業的NCC，原主委陳耀祥、副主委翁柏宗、委員王維菁和林麗雲4人任期到2024年7月31日。行政院在2024年4月底，提名翁柏宗當主委、台師大大傳所特聘教授陳炳宏為副主委，及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羅慧雯、與NCC平台事業管理處處長詹懿廉為新委員，共4人送立法院審查，但立法院反對。國民黨團認為，NCC委員應依政黨比例任命，並提案入法，後來乾脆修法讓翁柏宗不能再被提名，行政院最終撤回第一次的提名。 2025年7月，行政院再新提名4位委員，指定成功大學資工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蔣榮先、東吳大學法學院專任特聘教授程明修擔任正副主委，立法院會去年11月進行人事同意權案記名投票，由於藍白都投下不同意票，這4位被提名人也遭全數否決。上周五再提名，已經是第三輪了。 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通傳會（NCC）委員現有4名空缺，並且現任3名委員任期將屆滿,（今年7月31日），經行政院積極徵詢人選，提名7位委員，其中袁秀慧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蕭蘋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王怡惠、游家牧、張春炎、張克豪、陳春木為委員。其中，袁秀慧、蕭蘋及王怡惠等3人，任期至119年7月31日止，餘4人任期至117年7月31日止。 這份新聞稿再次迴盪在政治媒體圈與學術界，但多數人對行政院不願意先協商就提名單感到不解，又提名綠友友的正副主委，擺明了就是要掌控NCC，指揮媒體產業，或是清算藍媒，「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卓榮泰院長臉書 【聚論壇「明」理專欄】中聯毒油事件震驚全國，原本應該聚焦食品安全、流向追查與民眾健康保障，在賴政府的危機處理下，演變成為一場中央與地方互相指責的政治攻防。 當行政院長卓榮泰質疑台中市政府「搶快」公布流向資訊，甚至出現輿論竟將矛頭指向台中市政府，彷彿真正問題不再是毒油流入市場，而變成誰是「肇事者」。 台中市政府作為食品業者所在地的主管機關，依法追查流向且公布調查結果，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職責，也讓民眾提早面對可能危害全民健康的食安事件。反觀中央第一時間卻認為地方「搶快」，擔心資訊不一造成混亂，還不鼓勵地方積極揭露資訊，已讓外界質疑政府究竟是在維護食安，還是在維護「發布權」。 詭異的是，行政院一方面責怪地方政府搶快公布資訊，卻有輿論開始將毒油事件的責任推向台中市政府，認為四年只查驗一次，這是暗示地方政府成了「肇事者」。如此一來，對於食安問題延遲通報的中央，隱匿資訊的業者反而逐漸淡出焦點，中央監管是否失靈也被政治攻防掩飾，整起事件的責任歸屬已經出現嚴重錯置。 回顧事件發展，卓榮泰事後強調中央與地方應攜手合作，共同面對食安危機，但在初期傳遞出的訊號，對於地方揭露資訊有所不滿，而非一同追究業者責任，難免會讓社會感受政府危機管理的優先順序出現偏差。 食安事件不應淪為政治攻訐，也不該變成中央與地方互相卸責的舞台，人民真正期待的是資訊透明、責任明確以及完善的食品安全防線，而不是一場誰才是真正食安肇事者的政治羅生門。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立法院長韓國瑜敲槌直播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少子化真的可以靠發錢解決，那麼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國家，應該就是最會發錢的國家。可惜，現實剛好相反。 立法院三讀通過《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政府將為每位未滿十八歲兒少每年提存六萬元，估計每年支出超過二千億元。支持者形容，這是替孩子存下人生第一桶金；反對者質疑財政負擔。其實，真正值得討論的，既不是六萬元太多，也不是二千億元太少，而是一項本來應該解決少子化的政策，最後卻變成一場全民發紅包的福利政策。 這不是少子化政策，而是台灣公共治理愈來愈嚴重的一種病──目標與工具錯置。少子化的政策對象，本應是還沒生、不敢生，以及想生第二胎、第三胎卻有所顧慮的家庭。然而，新法卻把所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全部納入。依目前估算，首年約二一六二億元經費中，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就占去約七百億元，今年出生的新生兒卻僅約一百二十億元。 說要催生，錢卻大多花在已經長大的孩子身上；說要提高出生率，主要受益者卻是早已完成生育決策的家庭。更諷刺的是，政府與朝野似乎都相信，只要政策名稱掛上「少子化」，任何福利都能變成催生政策。 協助青年累積資產，是青年政策；改善兒少福利，是社會福利政策；降低家庭貧窮，是所得重分配政策。這些都值得推動，但與提高出生率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如今卻一股腦全塞進「少子化」的大帽子裡，彷彿只要名稱取得漂亮，政策目的便能自動成立。 真正令人擔心的，不是這部法律，而是它背後反映的治理文化。近年來，台灣公共政策似乎逐漸形成固定模式：遇到青年低薪，就發補助；遇到產業困境，就發津貼；遇到少子化，就發現金；遇到選舉將近，就提出更大的福利方案。政策是否真正解決問題，逐漸退居其次；人民是否「有感」、宣傳是否容易、受益人口是否夠多，反而愈來愈像政策設計的重要考量。 於是，公共政策開始從解決問題，慢慢變成經營民意；從制度治理，逐漸演變成管理選票。這在公共政策領域有個名字，叫做福利競價（welfare bidding）。民主政治本來就鼓勵政黨競爭，但當競爭逐漸從比改革、比治理、比制度，退化成比誰發得更多、補助更廣、金額更高時，政策便容易失去原本的目的，而成為討好最多選民的工具。 放眼世界，沒有先進國家把提高出生率寄望於單一現金補助。法國、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長期投入超過GDP三％的家庭政策，包括公共托育、育嬰留職停薪、彈性工時、職場友善以及育兒支持，一度維持相對較高的生育率，但近年仍面臨出生率下降，顯示即使完整制度也無法單靠福利扭轉人口趨勢。 新加坡投入了巨額「寶寶紅利」、住宅補助、育兒津貼與延長有薪育嬰假，甚至把婚育列為國家戰略，但總生育率仍跌破一，官方也承認，婚育選擇受住房、就業、安全感及社會價值等多重因素影響。南韓二十年來投入數百兆韓元催生預算，卻依然寫下全球最低出生率紀錄；匈牙利祭出購屋補貼、稅賦優惠等措施，雖曾短暫改善，仍未能回到人口替代水準。 OECD近年的跨國研究更指出，影響出生率的不只是補助金額，而是住房成本、就業穩定、工時文化、公共托育、性別平權及家庭政策是否具有長期一致性。單一現金補助只能降低部分養育成本，卻無法消除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這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今天，年輕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孩子出生沒有六萬元，而是不知道十年後房貸怎麼繳、托育排不排得到、工作會不會因育嬰而中斷、薪資是否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當真正阻礙生育的是制度成本，政府卻只願意支付財政成本；當需要改革的是住宅政策、勞動市場與托育體系，最後卻選擇最容易宣傳的補助方案，政策自然容易流於治標，而非治本。 更重要的是，任何少子化政策都應接受結果檢驗。二千億元究竟買到了什麼？是總生育率提高？第一胎年齡下降？第二胎比例增加？還是只是讓更多家庭帳戶裡多了一筆存款？如果政府連政策績效指標都說不清楚，只剩下「人人有錢領」作為成功標準，那麼這就不是人口政策，而是一場跨黨派的福利競賽。 最令人憂心的是，今天各黨競逐的已不再是誰更會治理，而是誰更會設計一張人人都願意收下的支票。六萬元，也許可以養大一個帳戶；二千億元，也許可以養出一項新福利。但如果公共政策繼續把選票當作目標，把補助當作改革，把口號當作治理，那麼真正被透支的，恐怕不是國庫，而是下一個世代對政府治理的信任。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本愈來愈厚的存摺，而是一個讓年輕人願意放心把孩子生下來的未來！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調查局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每逢選舉，政府總會高喊一句熟悉的口號：「嚴防境外勢力介選、全面掃蕩選舉賭盤。」今年也不例外。行政院長卓榮泰七月二十日才要求檢警調廉全力斬斷地下賭盤與介選金流，兩天後，檢警調便高調宣布破獲涉及四海幫、地下水房及跨國洗錢網絡的大案，清查不法金流高達八十四億元。一時之間，彷彿政府終於向黑金宣戰。 然而，真正值得人民思考的，不是政府「抓到了什麼」，而是這八十四億元究竟是怎麼長大的？ 如果地下金流可以累積到八十四億元，代表它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在銀行體系、公司登記制度、虛擬貨幣交易、地下匯兌與司法監理的縫隙中，一天天、一筆筆慢慢壯大。今天宣布破案固然值得肯定，但若每逢選舉才突然發現黑金橫流，這究竟是展現執法效率，還是暴露平日治理失能？ 更耐人尋味的是，新聞中特別強調偵辦方向與「中資介選」、「選舉賭盤」有關。這當然是選前必須重視的國安議題，但也反映出台灣早已進入另一個更危險的新時代：政治風險已不只是選票被操弄，而是地下金融體系逐漸凌駕正式金融體系。 過去我們認為，詐欺歸詐欺、博弈歸博弈、毒品歸毒品、黑道歸黑道。如今事實證明，它們早已不是四條平行線，而是一條完整的犯罪供應鏈。詐騙集團負責騙錢，博弈平台負責吸金，幫派負責暴力與招募，地下匯兌負責跨境轉帳，而水房則成為所有犯罪資金的金融中樞。今天被起訴的，不只是幾名犯罪嫌疑人，而是一座運作成熟的地下金融市場。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新聞提到該集團透過六十三家人頭公司開立銀行帳戶。六十三家公司，不可能一天成立；六十三家公司，也不可能全部沒有任何異常交易紀錄。從公司設立、銀行開戶、金流往返，到跨境匯兌，竟一路暢行無阻。這暴露的已不是單一案件，而是制度監理的集體失靈。 於是，一個諷刺的畫面出現了。政府一方面要求民眾臨櫃提領一百萬元，就得接受警方層層關懷提問；另一方面，犯罪集團卻能藉由數十家公司建立地下金融網路，累積高達八十四億元的不法金流。守法人民領自己的錢，比犯罪集團洗別人的錢還麻煩，這究竟是哪一種風險治理？ 這也是近年打詐政策最值得反省之處。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攔阻提款、宣導防詐、查緝車手，但是真正掌握犯罪命脈的，從來就不是提款的人，而是洗錢的人。沒有水房，再成功的詐騙也只是帳面數字；沒有地下金融網絡，再龐大的犯罪所得也難以變現。可惜，政策焦點長期放在犯罪末端，卻未真正從金融治理源頭下手。 事實上，世界各國近年打擊組織犯罪，都逐漸由「追人」轉向「追錢」。因為犯罪集團最害怕的，不是少幾個車手，而是整條金流被切斷；最害怕的，不是再招募新人，而是無法將犯罪所得安全洗白。真正能摧毀犯罪組織的，不是一次次掃蕩，而是讓地下金融沒有生存空間。 因此，這起案件真正敲響的警鐘，不應只是選前掃黑，更應是制度改革。政府若真有決心，就不能只在選舉前成立專案，而應建立跨警政、司法、金管、稅務、數位發展及虛擬資產監理機關的常態化聯防機制，運用人工智慧分析異常金流、人頭公司、虛擬貨幣錢包與跨境交易，做到犯罪資金尚未形成規模前便及早預警，而不是每次都等到金流累積數十億元後，再開記者會宣布「重大成果」。 黑金不會因一次掃蕩而消失，地下金融更不會因一次起訴而瓦解。真正需要被斬斷的，不只是選舉賭盤，而是讓犯罪資金得以自由流動的制度漏洞。否則，每逢選舉就高喊掃黑，每逢破案就公布天價金流；選後，地下金融照樣運作，詐欺、博弈、幫派繼續共生。如此循環往復，人民看到的恐怕不是「政府打贏犯罪」，而是犯罪一次又一次證明：它們比制度更懂制度，比政府更會運用制度！ 當八十四億元地下金流都能悄然流竄多年，真正需要被偵辦的，也許已不只是犯罪集團，而是那些讓犯罪一路暢行無阻的治理漏洞。因為，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黑道有銀行，而是黑道比政府更懂得如何經營一套屬於自己的金融體系！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