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在台北大安區的芳蘭山半山腰，有一片仿佛被時間遺忘的眷村，叫芳蘭山莊。 一片老舊、低矮的克難房中，幾面高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其間迎風招搖，非常惹眼，它像一塊尷尬的補丁，縫在台北不斷向外蔓延的新織錦上。 芳蘭山莊中有兩座四、五層樓的空軍榮民退舍，走近看，歷史的經緯畢現：屋齡超過半個世紀的單身宿舍，牆皮剝落、陳灰撲撲。一層樓，幾十扇門，共用盡頭的廁所與澡間。你很難想象如今竟還住著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其中大部分，是陸配。 目前，這座退舍還有十六個老兵活著。最年輕的，九十八歲，他眼色渾濁，看見陌生人，嘴角偶爾抽動一下，仿佛從一場很長的夢中醒來。他是這裡「榮民自治會」的會長。自治，這個詞在這條走廊裡沒有回聲。管理這棟樓的，是時間本身。 另一半住戶，是老兵們走後留下的女人，她們有一個統稱榮民遺屬。她們從海峽那邊來，如今，牆上掛著的、玻璃框裡微笑的、早已不說話的，是她們的丈夫。她們便成了這棟樓裡的「遺屬」，如今，她們風燭殘年，頭上卻懸著一場不知何時降臨的滅頂之災。 要理解她們為何蜷縮於此，得先拂開一層更久遠的歷史濃霧。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一百二十萬人渡海而來，其中六十萬是軍人。他們多是鄉間少年，被抓了壯丁，懵懵懂懂穿上軍裝，一路南退，稀裡糊涂上了船，眼睛望著漸行漸遠的海岸線，再回頭，已是暮年。為了「強化戰斗意志」，一九五二年，一紙〈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落下：作戰部隊、軍校學生、未滿役期者，一律不得婚嫁。禁令在1959年略有放寬，到1974年才把限制范圍縮小到直接參戰者、執行緊急防務者和軍校學生。 直到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探親開放，最先湧向碼頭和機場的，正是這群老人們。他們看見故鄉的田野依舊，父母卻已白髮蒼蒼，或者青山埋骨，而他們新兵變成老兵，卻依舊孑然一身。傳宗接代也好，情感陪伴也好，總之，雖然大多已經年過六旬，但他們終於有機會趁著能力所及在大陸娶親，一時間，重新娶年輕老鄉回台生活，蔚然成風。 她們三、四十歲，或離異，或喪偶，臉上有風霜，眼裡有猶疑。海峽那邊的日子清苦，這邊的承諾雖然薄一間宿舍，一份（往生之後的）半俸卻是一份安穩的指望。 一九九一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台；一九九二年，陸配來台定居有了法源。兩岸婚姻的潮水，正式漲起來了。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公開資料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台榮民有配偶者30.27萬人，佔榮民總數67.2%；其中榮民的大陸配偶累計來台32,656人，佔全國陸配總數的一成有餘。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整代被禁婚令延誤了青春、又在戒嚴解除後倉促補上婚姻這一課的老人，以及一群遠渡海峽、用後半生賭一個安穩晚年的女人。 芳蘭山莊的黃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七十八歲，浙江人，腰板還算挺直。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剛五十三歲。她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就是來做保姆的。」榮民丈夫九十七歲往生，她便留在了這間不用付租金的宿舍裡，她無處可去，也無力承擔另尋住處的成本。冰箱壞了，修不起。即便修好，也捨不得用電。所以她很少買菜，靠著每月一萬三千塊台幣的半俸度日。 我問了那個台灣人經常問陸配的問題：這麼苦，為什麼不回大陸？ 她苦笑：「回去怎麼活？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回去，只能拖累兒女。」那是她跟大陸前夫生的孩子，如今，兒女也快60歲了。 她們從未在大陸繳過社保醫保，在最需要花錢看病的年紀，回去只能一無所有。而在這裡，有健保，有榮總醫院對榮民眷屬的優惠。這是她們無法拔腿離開的最大理由。 八十八歲的楊大姐，是另一種況味。她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已六十三歲，先生九十八歲離世。她出生在上海，年輕時支邊貴州，如今滿口貴陽話，讓我這個四川人聽起來莫名地親切。她有兒女在貴陽，在她前幾年病重得不能生活自理的時候，曾來照顧過她，之後便回去了。但她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回去。她有一萬七的半俸，加上八千多的老人年金，在遺屬中算「寬裕」的。可這寬裕，不過是在這四樓的小屋裡「等死」的盤纏。她一隻眼睛失明了，雙腿站不久，與人說兩句就得坐下，於是聊個天，她得頻頻道歉「對不起啊，我只能坐著」。就這樣的腿，卻要每天端著助行器，顫顫巍巍地，一級一級，從四樓挪下去，再挪到超市，買一把青菜，幾顆雞蛋。 項大姐七十三歲，浙江人，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些。一九九二年她便來了，是最早合法落地的那一批。她很難說自己幸不幸運她和老兵先生結婚的第一天，就看見他在吃藥。可泡在藥罐子裡幾十年，竟然一晃眼成為了101歲的人瑞。長壽未必幸福，他已經阿茨海默症多年，無法走動，卻又「精力旺盛」，一個人在家或者夜深人靜時，就喜歡用身體「咚咚咚」地撞門。耍脾氣時，就拒絕進食，還逢人便喊：「她在下毒！」 項大姐曾帶他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可是，歸根哪有那麼容易。老人半夜撞門的聲音，鬧得鄰居們苦不堪言。請看護，一個月八千人民幣，而他的退休俸折合不到六千。沒有健保，在大陸看不起病。於是又把他帶回台灣，窩在這三坪大的屋裡，繼續聽著那「咚咚」的撞門聲，日復一日。 最讓我無法忘懷的，是林大姐。 她七十八歲，來自浙江舟山。可在台灣生活了20多年的她，竟瘦得像一截枯枝，目測不足四十公斤。每月只有八千多塊的低收入補助。她將一把青菜按腐爛程度分成四份：「這蔫了，今天吃；這兩根好一點，明天。」四天，就靠這一把青菜煮稀飯，毫無油葷。一個月吃四顆雞蛋，一個星期一顆。實在饞了，就買最便宜的龍骨，六十塊錢四小塊，每月只捨得「奢侈」一次。其餘時候，便告慰自己：「信佛，吃素。」 冰箱是壞的，骨頭沒法冰，便放在碗裡泡著水，她相信這樣能壞得慢一點。這樣的生活品質，在中國最貧困的山村，也得被驚呼一句「可憐人」。 她渾身是病，甚至有身心障礙證，可是去區公所問有沒有一點點補貼可以改善生活，得到的答復是：一分沒有。 為什麼沒有拿到已故老兵先生的半俸？說起來，像根針扎在心上。先生走後，她本有一萬五的半俸。但先生一生念著落葉歸根，可老家早已無親，根本不知魂歸何處。最終，她決定，把先生的骨灰帶回自己的老家舟山安葬。跨海的後事，花費巨大。她把半俸一次性取了出來，全用在完成先生遺願上面。錢花光了，她只能申請八千多塊的老人年金。 就這樣，她還在存錢。因為先生的百歲冥誕快到了，她想給他做法事。「他生前很尊重我，我們感情好，」她說，「人要講情義。」 她每天吃兩根青菜煮稀飯，卻要攢錢給亡夫做一場法事。這荒謬的對比裡，有一種令人心碎的人性莊嚴。情義二字，在這樣的角落裡，卻開出最重的花。 然而，她們都面臨同一個命運：被強制驅離。哪怕就是如此老舊的單身宿舍，也容不下她們的風燭殘年。 因為這些單身宿舍名義上是屬於榮民老兵的，按照慣例，等最後一位老兵也走了，就只能讓所有遺屬搬走，騰出這棟老樓。至於遺屬們去哪裡？官方的回答是：可以申請榮民之家，免費。可她們去問了，台北榮家的名單，已排到七百九十號。有生之年，怕是等不到了。新建的養老國宅，在木柵更深的山上，要收費，而且生活和交通極不方便。七、八十歲的老人，經不起再一次遷徙了。 可她們還算「幸運」至少眼下不用交房租。而在五分鐘車程外的忠勤三莊，情況更糟。 忠勤三莊看似偏遠，卻具有相當好的區位條件：緊鄰文山森林公園，距離捷運站只有5分鐘腳程，超商也很近。 這裡緊挨著一片光鮮的青年社會住宅。甚至忠勤三莊這一棟樓都被一分為二，四、五層被粉刷一新，是侘寂風的青年公寓；一到三層，卻斑駁破敗，像印度貧民窟。一眼望去，天上地下。 這裡原是遠在郊區的憲兵看守所，解嚴後，國防部拆了高牆，安置那些負傷、無家、單身的老兵。他們在這裡住了超過五十年，人多的時候，一間4坪大的房間要擠四個人。如今，人少了，整個房子仿佛也奄奄一息：公共廁所被鎖的鎖，堵的堵；走廊堆滿了雜物，暗不見光；公共廚房的菜板只剩一半，空氣裡是黴味與腐朽的味道。 一樓，一間宿舍的門永遠開著，裡面坐著這裡的「鎮宅之寶」九十七歲的廣西老兵伯伯。他嚴重耳背，無法走動，最遠的距離是大門口那張沙發。每天，小他三十歲的陸配太太扶他出來透氣，他就看著對面公園裡運動的人們發呆。他是忠勤三莊最後一位活著的榮民，等他走了，一到三樓的宿舍將立即被接管，改造成四、五樓那樣的青年社宅。那十幾位陸配遺屬，將失去最後的棲身之所。 她們的「代表」，是來自湖北隨州的米大姐。 四十多歲時，她大陸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她在工廠上班，認識了來大陸探親的老兵，之後二〇〇二年嫁來台灣。那位老兵退休後只有1.3萬的半俸，因為中途退役去打工謀生了。那點錢根本不夠兩個人生活，更無法在讓她在先生往生後領半俸，於是嫁來台灣的她一天福也沒享過，就外出做看護補貼家用。十二年後，老兵病故。按政策，她必須在一個月內搬離宿舍。就在她遭遇流落街頭的命運時，鄰居另一位老兵向她伸出了手不如我們結婚，妳照顧我，我往生後，妳能領我的半俸，也能繼續住在這裡。 於是，她開始了第二次「保姆」生涯。為第二位老兵丈夫把屎把尿近十年。新冠期間，這位老兵也走了。她終於辦下半俸，以為人生可以安定了。可只領了不到一周，退輔會一紙公文撤銷了她的資格因為規定，要領半俸，須滿五十五歲且結婚滿十年。而她與第二任丈夫，從結婚到他往生，偏偏差十三天才滿十年。十年的屎尿與辛勞，在那「差十三天」的冷冰冰的規定面前，化為一縷青煙。 現在，她每月只領八千多老年金，還要交三千多的「房租」，生活極度困苦。而驅離的命運，卻一天天向她們逼近。 可是，為什麼同樣是榮民單身宿舍，芳蘭山莊不用交錢，忠勤三莊條件更差、環境更差，卻還要交錢呢？ 原來，這是一樁多年的頑疾。早在二〇一六年，就有媒體報道，台北市政府打算收回文山區忠勤三莊的單身退舍，因為這裡的土地屬於台北市政府，地上建築（宿舍）則屬於國防部。台北市政府為了協助青年租屋，打算運用忠勤三莊單身退舍的閒置空房，採「混居」模式，讓青年以便宜租金入住。 於是為了讓國防部退出房子，市政府要求國防部除了趕走居住其間的老榮民，還要繳納土地補償金。理由是：北市府無償借給國防部忠勤三莊當榮民單身宿舍，租約已經到期，軍方並未續借。國防部自然不願出錢，於是一邊要求資格不符的有眷屬住民遷出，一邊把這筆錢轉到宿舍裡的榮民和遺屬身上。 這就是她們每月要交3000元的原因。其實，同樣的命運未來也可能降臨到芳蘭山莊。 雖然二〇一六年新聞曝光後，台北市社會局曾強調，未強迫住民集中搬遷，但周圍的青年社宅已輕逐漸修建起來了，一間房間可以租到1.5萬到2萬，瑜伽室、閱讀空間、公共廚房一應俱全，YouTuber們紛紛來拍片開箱，稱讚這項政績。而對於僅存的老兵遺屬們來說，包圍得越來越緊的青年社宅，卻成為懸在她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更微妙的是，任何想要為她們發聲的媒體，在眼下的輿論環境中，都無奈地避開「陸配」二字。有熱心的媒體曾來報道，痛陳榮民居住的環境惡劣，但鏡頭裡，卻只能無奈地呈現那唯一在世的陳姓老兵。於是光看新聞，讀者會困惑：難道這一切改造，只為了他一個人？答案當然不是。但答案到底是什麼，竟很難提及。陸配，成了一個台灣社會的一個敏感詞。 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底層，「老榮民娶大陸配偶」這件事，早已被簡化為一場交易：老男人出房出錢，大陸女人出青春出勞力。一旦老兵過世，陸配繼承遺產，便有「假結婚」、「黑寡婦」、「粉紅收屍隊」的標簽飛過來。 甚至在老兵陸配來得最多的那幾年，不少新聞滿天飛：一人多嫁、房事索求無度、給榮民濫用藥物，盼榮民早亡⋯⋯獵奇、成見中帶著羶腥色，在主流媒體上被大肆渲染。 可這與事實和台灣的政策根本相反。 所謂「盼榮民早亡」，毫無邏輯。因為根據政策，陸配與老兵必須結婚十年以上才有半俸。老兵活得越久，她們才越有指望熬到那份保障；老兵一旦提前撒手人寰，等著她們的往往是一場空就像米大姐那樣，她們怎麼可能盼老兵早早離世呢？ 再說到「假結婚」。自從2003年底，台灣大大加強了針對陸籍配偶的結婚面談。根據移民署2007-2011年的數據，陸配假結婚率最多的時候也就是2008年的6.8%，其他時候就2-4%左右，完全稱不上高。更不要說「圖利身份」「洗人口」了，陸配入籍比例不到四成，是所有外來配偶中比例最低的。可是直到現在，整個陸配群體身上的「假結婚」「圖利身份」「洗人口」「沖垮健保」的污名仍然如影隨形。 她們就這樣，懸在三重敘事的夾縫裡：社會一邊相信她們「假結婚」「圖財產」，一邊又下意識否認她們被不平等對待；而同時，大家又默認，要對她們施以同情，就必須回避她們的身份。 霧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散。或許永遠不會散。但至少，有人該走進霧裡，看清她們的臉，聽清她們的名字。她們不是符號，不是標簽，不是燙手的山芋。她們是林翠女，是米大姐，是許許多多把一生碾碎了，撒在異鄉土地上的、無名的人。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焦點新聞
照片取自卓榮泰院長臉書 【聚論壇「明」理專欄】中聯毒油事件震驚全國，原本應該聚焦食品安全、流向追查與民眾健康保障，在賴政府的危機處理下，演變成為一場中央與地方互相指責的政治攻防。 當行政院長卓榮泰質疑台中市政府「搶快」公布流向資訊，甚至出現輿論竟將矛頭指向台中市政府，彷彿真正問題不再是毒油流入市場，而變成誰是「肇事者」。 台中市政府作為食品業者所在地的主管機關，依法追查流向且公布調查結果，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職責，也讓民眾提早面對可能危害全民健康的食安事件。反觀中央第一時間卻認為地方「搶快」，擔心資訊不一造成混亂，還不鼓勵地方積極揭露資訊，已讓外界質疑政府究竟是在維護食安，還是在維護「發布權」。 詭異的是，行政院一方面責怪地方政府搶快公布資訊，卻有輿論開始將毒油事件的責任推向台中市政府，認為四年只查驗一次，這是暗示地方政府成了「肇事者」。如此一來，對於食安問題延遲通報的中央，隱匿資訊的業者反而逐漸淡出焦點，中央監管是否失靈也被政治攻防掩飾，整起事件的責任歸屬已經出現嚴重錯置。 回顧事件發展，卓榮泰事後強調中央與地方應攜手合作，共同面對食安危機，但在初期傳遞出的訊號，對於地方揭露資訊有所不滿，而非一同追究業者責任，難免會讓社會感受政府危機管理的優先順序出現偏差。 食安事件不應淪為政治攻訐，也不該變成中央與地方互相卸責的舞台，人民真正期待的是資訊透明、責任明確以及完善的食品安全防線，而不是一場誰才是真正食安肇事者的政治羅生門。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立法院長韓國瑜敲槌直播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如果少子化真的可以靠發錢解決，那麼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國家，應該就是最會發錢的國家。可惜，現實剛好相反。 立法院三讀通過《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政府將為每位未滿十八歲兒少每年提存六萬元，估計每年支出超過二千億元。支持者形容，這是替孩子存下人生第一桶金；反對者質疑財政負擔。其實，真正值得討論的，既不是六萬元太多，也不是二千億元太少，而是一項本來應該解決少子化的政策，最後卻變成一場全民發紅包的福利政策。 這不是少子化政策，而是台灣公共治理愈來愈嚴重的一種病──目標與工具錯置。少子化的政策對象，本應是還沒生、不敢生，以及想生第二胎、第三胎卻有所顧慮的家庭。然而，新法卻把所有未滿十八歲兒少全部納入。依目前估算，首年約二一六二億元經費中，十二至十七歲青少年就占去約七百億元，今年出生的新生兒卻僅約一百二十億元。 說要催生，錢卻大多花在已經長大的孩子身上；說要提高出生率，主要受益者卻是早已完成生育決策的家庭。更諷刺的是，政府與朝野似乎都相信，只要政策名稱掛上「少子化」，任何福利都能變成催生政策。 協助青年累積資產，是青年政策；改善兒少福利，是社會福利政策；降低家庭貧窮，是所得重分配政策。這些都值得推動，但與提高出生率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如今卻一股腦全塞進「少子化」的大帽子裡，彷彿只要名稱取得漂亮，政策目的便能自動成立。 真正令人擔心的，不是這部法律，而是它背後反映的治理文化。近年來，台灣公共政策似乎逐漸形成固定模式：遇到青年低薪，就發補助；遇到產業困境，就發津貼；遇到少子化，就發現金；遇到選舉將近，就提出更大的福利方案。政策是否真正解決問題，逐漸退居其次；人民是否「有感」、宣傳是否容易、受益人口是否夠多，反而愈來愈像政策設計的重要考量。 於是，公共政策開始從解決問題，慢慢變成經營民意；從制度治理，逐漸演變成管理選票。這在公共政策領域有個名字，叫做福利競價（welfare bidding）。民主政治本來就鼓勵政黨競爭，但當競爭逐漸從比改革、比治理、比制度，退化成比誰發得更多、補助更廣、金額更高時，政策便容易失去原本的目的，而成為討好最多選民的工具。 放眼世界，沒有先進國家把提高出生率寄望於單一現金補助。法國、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長期投入超過GDP三％的家庭政策，包括公共托育、育嬰留職停薪、彈性工時、職場友善以及育兒支持，一度維持相對較高的生育率，但近年仍面臨出生率下降，顯示即使完整制度也無法單靠福利扭轉人口趨勢。 新加坡投入了巨額「寶寶紅利」、住宅補助、育兒津貼與延長有薪育嬰假，甚至把婚育列為國家戰略，但總生育率仍跌破一，官方也承認，婚育選擇受住房、就業、安全感及社會價值等多重因素影響。南韓二十年來投入數百兆韓元催生預算，卻依然寫下全球最低出生率紀錄；匈牙利祭出購屋補貼、稅賦優惠等措施，雖曾短暫改善，仍未能回到人口替代水準。 OECD近年的跨國研究更指出，影響出生率的不只是補助金額，而是住房成本、就業穩定、工時文化、公共托育、性別平權及家庭政策是否具有長期一致性。單一現金補助只能降低部分養育成本，卻無法消除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這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今天，年輕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孩子出生沒有六萬元，而是不知道十年後房貸怎麼繳、托育排不排得到、工作會不會因育嬰而中斷、薪資是否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當真正阻礙生育的是制度成本，政府卻只願意支付財政成本；當需要改革的是住宅政策、勞動市場與托育體系，最後卻選擇最容易宣傳的補助方案，政策自然容易流於治標，而非治本。 更重要的是，任何少子化政策都應接受結果檢驗。二千億元究竟買到了什麼？是總生育率提高？第一胎年齡下降？第二胎比例增加？還是只是讓更多家庭帳戶裡多了一筆存款？如果政府連政策績效指標都說不清楚，只剩下「人人有錢領」作為成功標準，那麼這就不是人口政策，而是一場跨黨派的福利競賽。 最令人憂心的是，今天各黨競逐的已不再是誰更會治理，而是誰更會設計一張人人都願意收下的支票。六萬元，也許可以養大一個帳戶；二千億元，也許可以養出一項新福利。但如果公共政策繼續把選票當作目標，把補助當作改革，把口號當作治理，那麼真正被透支的，恐怕不是國庫，而是下一個世代對政府治理的信任。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本愈來愈厚的存摺，而是一個讓年輕人願意放心把孩子生下來的未來！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調查局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每逢選舉，政府總會高喊一句熟悉的口號：「嚴防境外勢力介選、全面掃蕩選舉賭盤。」今年也不例外。行政院長卓榮泰七月二十日才要求檢警調廉全力斬斷地下賭盤與介選金流，兩天後，檢警調便高調宣布破獲涉及四海幫、地下水房及跨國洗錢網絡的大案，清查不法金流高達八十四億元。一時之間，彷彿政府終於向黑金宣戰。 然而，真正值得人民思考的，不是政府「抓到了什麼」，而是這八十四億元究竟是怎麼長大的？ 如果地下金流可以累積到八十四億元，代表它不是一夜暴富，而是在銀行體系、公司登記制度、虛擬貨幣交易、地下匯兌與司法監理的縫隙中，一天天、一筆筆慢慢壯大。今天宣布破案固然值得肯定，但若每逢選舉才突然發現黑金橫流，這究竟是展現執法效率，還是暴露平日治理失能？ 更耐人尋味的是，新聞中特別強調偵辦方向與「中資介選」、「選舉賭盤」有關。這當然是選前必須重視的國安議題，但也反映出台灣早已進入另一個更危險的新時代：政治風險已不只是選票被操弄，而是地下金融體系逐漸凌駕正式金融體系。 過去我們認為，詐欺歸詐欺、博弈歸博弈、毒品歸毒品、黑道歸黑道。如今事實證明，它們早已不是四條平行線，而是一條完整的犯罪供應鏈。詐騙集團負責騙錢，博弈平台負責吸金，幫派負責暴力與招募，地下匯兌負責跨境轉帳，而水房則成為所有犯罪資金的金融中樞。今天被起訴的，不只是幾名犯罪嫌疑人，而是一座運作成熟的地下金融市場。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新聞提到該集團透過六十三家人頭公司開立銀行帳戶。六十三家公司，不可能一天成立；六十三家公司，也不可能全部沒有任何異常交易紀錄。從公司設立、銀行開戶、金流往返，到跨境匯兌，竟一路暢行無阻。這暴露的已不是單一案件，而是制度監理的集體失靈。 於是，一個諷刺的畫面出現了。政府一方面要求民眾臨櫃提領一百萬元，就得接受警方層層關懷提問；另一方面，犯罪集團卻能藉由數十家公司建立地下金融網路，累積高達八十四億元的不法金流。守法人民領自己的錢，比犯罪集團洗別人的錢還麻煩，這究竟是哪一種風險治理？ 這也是近年打詐政策最值得反省之處。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攔阻提款、宣導防詐、查緝車手，但是真正掌握犯罪命脈的，從來就不是提款的人，而是洗錢的人。沒有水房，再成功的詐騙也只是帳面數字；沒有地下金融網絡，再龐大的犯罪所得也難以變現。可惜，政策焦點長期放在犯罪末端，卻未真正從金融治理源頭下手。 事實上，世界各國近年打擊組織犯罪，都逐漸由「追人」轉向「追錢」。因為犯罪集團最害怕的，不是少幾個車手，而是整條金流被切斷；最害怕的，不是再招募新人，而是無法將犯罪所得安全洗白。真正能摧毀犯罪組織的，不是一次次掃蕩，而是讓地下金融沒有生存空間。 因此，這起案件真正敲響的警鐘，不應只是選前掃黑，更應是制度改革。政府若真有決心，就不能只在選舉前成立專案，而應建立跨警政、司法、金管、稅務、數位發展及虛擬資產監理機關的常態化聯防機制，運用人工智慧分析異常金流、人頭公司、虛擬貨幣錢包與跨境交易，做到犯罪資金尚未形成規模前便及早預警，而不是每次都等到金流累積數十億元後，再開記者會宣布「重大成果」。 黑金不會因一次掃蕩而消失，地下金融更不會因一次起訴而瓦解。真正需要被斬斷的，不只是選舉賭盤，而是讓犯罪資金得以自由流動的制度漏洞。否則，每逢選舉就高喊掃黑，每逢破案就公布天價金流；選後，地下金融照樣運作，詐欺、博弈、幫派繼續共生。如此循環往復，人民看到的恐怕不是「政府打贏犯罪」，而是犯罪一次又一次證明：它們比制度更懂制度，比政府更會運用制度！ 當八十四億元地下金流都能悄然流竄多年，真正需要被偵辦的，也許已不只是犯罪集團，而是那些讓犯罪一路暢行無阻的治理漏洞。因為，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黑道有銀行，而是黑道比政府更懂得如何經營一套屬於自己的金融體系！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潘孟安秘書長臉書 【聚論壇高思安專欄】真正讓一個政府陷入危機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面對危機時的反應。 中聯油脂毒油事件持續延燒，人民最想知道的是：問題油流向何處？還有多少食品受到影響？政府究竟哪一道把關失靈？然而，社會等到的，不是完整說明，而是一連串令人錯愕的畫面。 民進黨發言人吳崢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聲幹嘛」，雖然事後道歉，卻瞬間點燃民怨；接著，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面對媒體追問毒油事件時，因抬手碰觸記者及麥克風，引發爭議。總統府強調只是走道狹窄、避免碰撞設備，但對外界而言，真正留下印象的，不是哪隻手碰到了什麼，而是一個政府似乎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人民的問題。 如果這只是單一事件，可以說是個人情緒或臨場失誤；但當兩起事件接連發生，就不得不令人懷疑，執政團隊面對這場食安風暴，是否早已亂了方寸。 危機管理有一項基本原則：人民最不能接受的，不是政府犯錯，而是政府逃避。 回頭檢視毒油事件爆發以來，主管機關先是不願公布流向，理由是下游也是受害者；輿論沸騰後，又改口全面追查。衛福部次長林靜儀談的不是監管漏洞，而是「雞排本來就不是健康食品」；如今，民進黨發言人更直接說出「沒有人逼你吃」。 這些發言看似彼此無關，其實都有同一種邏輯：不是先回答政府哪裡失守，而是先告訴人民，你自己也有責任。 然而，人民之所以繳稅成立衛福部、食藥署，正是因為沒有人有能力在買一瓶沙拉油之前，先做致癌物檢驗；也沒有人會吃一塊雞排之前，先追查油品的來源與批號。食品安全本來就是政府最基本的公共責任，而不是消費者自行承擔的風險。 一句「沒人逼你吃」，真正刺痛人民的，不是語氣，而是它背後透露出的治理思維：只要政府不是親手把毒油倒進人民碗裡，就彷彿可以降低自己的責任。 潘孟安事件，同樣折射出這樣的困境。 身為總統府秘書長，面對重大食安事件，即使只有短短十秒鐘，說一句「政府正全力清查，稍後會完整向社會說明」，都足以展現負責任的態度。但執政團隊留給外界的印象，卻是急著穿越媒體、避開提問。於是，原本只有毒油危機，又多了一場政治危機。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第一次。回顧陳建仁擔任行政院長期間爆發的蘇丹紅事件，政府同樣遭到外界批評資訊揭露緩慢、究責不夠明確，如今毒油事件再次重演，社會看到的依舊是相似的劇本：先安撫、再澄清、後修正，最後才開始全面究責。從蘇丹紅到毒油，改變的是食品名稱，沒有改變的，卻是面對食安危機時的應變模式。 食品安全最大的成本，不是下架多少產品，也不是裁罰多少業者，而是人民對政府信任的流失。問題油終究可以回收，產品終究可以銷毀，違法業者也可以依法究辦；唯有政府公信力，一旦流失，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修補。 從「沒人逼你吃」，到疑似揮開追問的麥克風，再到不斷重演的食安危機處理模式，人民看到的已不只是幾位官員的失言或失態，而是一個執政團隊面對重大公共危機時，逐漸失去節奏、失去論述，更失去人民信任。 麥克風可以推開，問題卻不會消失；一句道歉可以平息失言，卻掩蓋不了制度失靈。真正需要回答的，始終不是人民為什麼吃下那桶油，而是政府為什麼讓那桶油，走上了人民的餐桌！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李鴻章與美國總統格蘭特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清末名臣李鴻章1896年訪美，天天西餐怎得了。廚師為了幫這主解饞，用肉絲、青椒、豆芽、香菇⋯一些亂七八糟的蔬菜大火快炒。此菜一出，不僅大受李大人的歡欣，連老外都喜歡不已。接著這道好吃的「李鴻章雜碎」，風靡北美餐飲界一百年！ 近日民進黨中常委選舉，也端上了一盤「炒雜碎」，也就是開始要把臥底已久、政治騎牆派的「雜碎」炒魷魚啦！ 說的這「雜碎主角」，就是非常有名的王八千委員，這廝睡人妻不付費、月睡議員只付八千、現在幹女主自稱離婚了有執照。本以為這廝只是下半身亂，原來他腦袋裡裝的漿糊既髒也亂！ 這廝被起底爆料，讀書的時候就是「抓耙仔」，專門出賣同學還有老師。這廝為了搜集資料，濳入當時的黨外運動、甚至施明德的身邊。久而久之，發現自己利用外省人二代的身份大罵外省人，大受綠營的歡迎，且有利可圖。 2008這廝為博版面，當著媒體前、指揮群眾往台南孔廟、推倒大陸海峽會來訪的張銘清教授，以致其腰傷。自此之後大紅綠營、名利雙收！ 《論語》有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傢伙，打著外省人旗幟、反外省人的抓耙仔，攀附權貴、出賣親友的傢伙，不正是小人？ 在我們成長的眷村，都稱之為「雜碎」。相當於「人渣」或者是「敗類」，其實比小人還不如，人人喊打不說、連狗都會不屑！ 如今民進黨斷了他連任中常委的路，只是「炒雜碎」的開始！ 蔡正元曾罵這廝是鬼，我覺得正元兄侮辱了鬼。但想想，我似乎也要對「李鴻章雜碎」這道菜，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才是，因為把這廝比喻成「雜碎」，不也是侮辱了雜碎！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取自高雄市政府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台灣每隔幾年，總要上一堂全民食安課。 只是這堂課沒有教室，餐桌就是考場；沒有老師，媒體與爆料者就是臨時講師；至於教材，可能是一瓶油、一盒蛋，或某項民眾早已吃下肚的問題食品。 從2013年震驚全台的假油事件，到近期「中聯大豆沙拉油」檢出致癌物超標，兩起事件性質固然不同，劇情卻熟悉得令人疲乏：先是業者聲稱不知情，主管機關表示正在了解，接著名單遲遲不公布、責任彼此推移，等到輿論燒大了，再宣布全面下架、徹查到底、從重處罰。 每一次都說痛定思痛，每一次也都痛過就算。十餘年來，政府陸續建置「食安五環」、「食品雲」及各式追溯系統，名稱一個比一個科技，簡報一張比一張漂亮。照理說，從農場、工廠、倉儲、物流到賣場，食品的來龍去脈早該無所遁形。 然而現實卻是，食品雲高高飄在天上，問題食品仍一路流進市場，最後流進民眾肚子裡。 這也說明，台灣食安真正缺少的，可能從來不是資料，而是讓資料產生作用的治理能力。 目前最大的荒謬，在於政府手上其實握有大量資料，卻往往要等媒體揭露、民代質疑，甚至消費者已經吃下肚後，系統才突然醒來。衛生、農業、海關、地方政府、檢驗機構與企業各自擁有資料，卻因格式不同、平台不同、權限不同，彼此看不見，更無法即時比對。 於是，我們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食品資料倉庫，卻忘了裝火災警報器。 這正是台灣食安必須從「科技建置」提升為「智慧治理」的原因。所謂智慧治理，不是政府再採購一套昂貴系統，也不是把紙本表格搬上網路後，就宣布完成數位轉型；而是讓資料跨部門流動，讓系統主動辨識異常，讓主管機關在風險擴散前介入。 在這套架構中，區塊鏈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不應被當成另一顆科技萬靈丹。其不可任意竄改、可追溯與即時共享的特性，可將種植、進口、加工、檢驗、倉儲、物流及零售資訊串成完整數位軌跡。消費者掃描QR Code，便能掌握食品來源；主管機關發現異常，也能迅速鎖定批號與流向，不必再上演「到底賣到哪裡去了」的全民猜謎。 但只有區塊鏈還不夠。若區塊鏈只是保存紀錄，卻沒有人分析紀錄，它充其量只是一本比較難被塗改的電子帳簿。真正能改變治理模式的，是進一步整合物聯網、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例如，在農場、工廠、冷凍倉儲及運輸車輛裝設感測器，即時蒐集溫度、濕度、保存時間與環境數據；再由AI比對邊境查驗、業者違規史及市場抽驗結果。當某批原料數值異常、冷鏈溫度失控，或同一業者反覆出現問題，系統便應自動發出警訊，而不是安靜等待公文旅行。 這才是智慧治理的真正意義：不是資料躺在資料庫裡等人調閱，而是資料主動走出來提醒政府，問題正在發生。 國際間早已朝此方向前進。美國大型零售業者Walmart曾運用區塊鏈改善食品供應鏈追溯效率，相關技術亦被應用於海鮮產地、物流溫度與魚種資訊管理。 中國部分電商與供應鏈業者也推動區塊鏈溯源；歐盟則透過「從農場到餐桌」策略，將食品安全、供應鏈透明、跨境監管與數位化整合為整體治理架構。 相較之下，台灣仍是中央一套、地方一套、民間又一套。每個單位都有系統，最後反而沒有一個完整系統。我們解決了紙本碎片化，卻又創造了數位碎片化。 因此，政府應優先針對食用油、肉品、乳製品、校園營養午餐及高風險進口食品，建立分階段智慧追溯制度，並統一資料格式、批號規則及介接標準。同時提供公版平台、設備補助與數位訓練，避免智慧食安最後只剩大型企業玩得起，中小業者仍困在紙本時代。 更重要的是，行政院應成立跨部會「智慧食安預警中心」，整合衛福、農業、海關、地方衛生局、檢驗機構及企業通報資料，建立AI風險分析模型。一旦源頭檢驗異常，系統即自動比對批號、物流、通路及流向，同步通知主管機關與下游業者。 若一批問題原料已流向數百家廠商，治理速度就不該取決於公文跑得多快，而應取決於資料能否在幾秒內完成比對。 當然，科技不會自動帶來誠實。業者若故意輸入假資料，再先進的區塊鏈也只會忠實保存謊言；主管機關若不願稽查，再聰明的AI也只能在螢幕上閃紅燈。因此，智慧治理仍須搭配源頭抽驗、第三方檢驗、吹哨者保護與嚴格稽查。 「徒有科技，也不足以治理。」如果每一次食安危機，都必須靠記者替政府按下警報器，那麼食品雲、食安五環與數位治理，恐怕都只是昂貴的政策布景。唯有讓食品雲落地、讓資料真正流動、讓AI主動預警、讓跨部會即時聯防，台灣食安才可能從「吃出問題再處理」，進步到「問題食品根本上不了桌」。 否則，下一次風暴來臨時，政府大概仍會熟練重複那套標準台詞：立即下架、全面清查、依法嚴辦。而民眾唯一能做的，還是摸摸自己的肚子，猜想這一次，又吃進了什麼！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蔣萬安市長臉書截圖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毒油的幕後老闆，背景太強，讓政府的處理荒腔走板。 攸關人民患癌生死關頭的毒油事件，不見大官道歉，只見官員四處跑行程，ㄧ心只有拚選舉！ 「政者，正也。」然而我們的政府，心術上不正也不政。 看「政治」只剩「選舉」、把「施政」只剩「造勢」。 人民如何相信，這是一個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政府？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食安對百姓是何等重要，致癌的毒油不是制度失靈、也不是監督失守，而是明目張膽的包庇遮掩。執政的傲慢，可見一斑！ 首都市長蔣萬安不忍了，終於號召民眾走上街頭！ 這個政府還不該敲一敲腦袋，打一打屁股？ 民進黨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與一般人理解的態度不一樣。他們靠撈國庫的錢及官位與支持者分贓，他們永遠只在乎選票與鞏固政權，至於其他的，毒死你又何妨？ 七月25日應該天氣會有一點熱，也可能會下些雨，但，我們無懼炎暑、風雨無阻。 是該讓紅軍大旗，再次飄揚、怒吼，給總統府來一次震撼教育吧！ 當天請盡量穿紅衣。 作者為泛藍協會副理事長 ●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電影海報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魯冰花》不是回來重播，而是把三十七年前的眼淚重新叫醒，數位修復版魯冰花重返全台大銀幕引發熱議，首場試片近六百位觀眾擠滿戲院，片商甚至貼心地為每位觀眾準備一整包衛生紙，彷彿早已知道，這部電影真正催淚的，不只是片尾那首〈魯冰花〉，而是三十七年後依然沒有過時的教育現實。 更耐人尋味的是，有媒體報導，劇組曾希望聯繫當年的演員，一起見證這場跨越三十七年的重逢。然而，飾演美術老師郭雲天的演員始終沒有音訊。 看到這則新聞，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一位演員失聯，而是另一個更沉重的問題：今天的台灣，我們是不是也找不回那位美術老師了？ 《魯冰花》獲得坎城影展經典單元肯定，證明一部好電影足以跨越時空、感動世界；然而，它真正值得台灣重新觀看的原因，不只是電影修復得多麼清晰，而是電影裡批判的教育問題，竟然依舊如此鮮明。 片中，古阿明望著老師說出那句令人鼻酸的台詞：「老師，有錢人的小孩子，什麼都比較會。」三十七年前，那是一個孩子對貧富差距最單純、也最殘酷的理解；三十七年後，這句話依然刺痛無數家長的心。只是，今天的孩子輸的，不一定只是家境，而是更加龐大、更加精密的教育資源競賽。雙語教育、國際課程、AI學習、程式設計、海外營隊、學習歷程、競賽證照、一對一家教教育改革愈來愈多元，教育成本卻也愈來愈昂貴。表面上，每個孩子都有選擇；實際上，每一種選擇都需要家庭資源作為後盾。 教育原本應該是促進階級流動的重要力量，如今卻愈來愈像複製階級的工具。古阿明那句「有錢人的小孩子，什麼都比較會」，放到今天，也許更貼近現實的版本應該是：「有錢人的孩子，不一定比較會，但一定比較有機會。」 《魯冰花》真正令人懷念的，其實不是古阿明，而是那位美術老師。他沒有因為孩子成績不好，就否定他的未來；沒有因為家庭貧困，就放棄他的天賦。他相信教育，不只是教會孩子考試，而是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價值。即使與校方衝突，他依然願意替古阿明據理力爭。那是一位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的老師。 但今天，我們還找得到這樣的老師嗎？ 問題不是今天的老師沒有教育熱忱，而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否還容得下這樣的教育熱忱？三十七年來，教師的角色早已悄悄改變。他們除了教書，還必須處理行政填報、評鑑訪視、專案計畫、成果報告、學習歷程、各式研習；另一方面，又得面對家長申訴、輿論公審與行政究責。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治理逐漸形成一種弔詭的邏輯：不是賦權老師，而是防範老師；不是相信教師專業，而是不斷增加監督機制。行政愈來愈多，裁量愈來愈少；程序愈來愈完整，教育卻愈來愈失去溫度。 於是，我們看見愈來愈多依法行政的老師，卻愈來愈少願意為學生據理力爭的老師；愈來愈多符合程序的教育，卻愈來愈少真正改變孩子人生的教育。 如果《魯冰花》的美術老師活在今天，他或許不是輸給校長，而是輸給制度。 他可能忙著完成學習歷程、填寫成果報告、配合各項政策、應付各式評鑑；他依然想替古阿明奔走，卻不得不先考慮是否違反程序、是否引發爭議、是否遭到申訴。不是老師變了，而是制度讓老師愈來愈不像老師。 更值得反思的是，三十七年來，台灣教育改革幾乎從未停止。從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108課綱、多元入學、素養教育、雙語政策到AI教育，每一次改革都宣稱要打造更好的教育。然而，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卻始終沒有改變：教育改革愈多，家長愈焦慮；教師愈辛苦，學生卻未必更幸福。 家長害怕孩子輸在起跑點；老師疲於應付制度；學生則在升學、競賽、履歷與比較之中，承受愈來愈沉重的心理壓力。 如果改革的結果，是讓每一個角色都更加疲憊，那麼，我們究竟改革了什麼？ 《魯冰花》真正留下的，不是一首歌，也不是一句台詞，而是一位老師願意改變一個孩子命運的信念。 三十七年來，我們增加了教育預算、推出了更多課綱、建立了更多制度；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把教育變成績效，把老師變成行政，把孩子變成數據，把家長變成焦慮。 劇組仍期待找到當年那位美術老師。或許有一天，他真的會出現在重映首映會上。但比找到一位演員更重要的是，台灣教育是否還找得回那樣一位老師。 《魯冰花》修復的是膠卷，真正等待修復的，卻是台灣逐漸褪色的教育初心。否則再過三十七年，《魯冰花》依然會讓人流淚；只是那時候，我們懷念的不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個曾經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的台灣！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照片為網路訊息部分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獵巫陸配店鋪的行動又悄然興起了。 去年，在驅逐陸配風波中，一系列針對陸配的獵巫行動也在展開，其中包括，大量歧視陸配者，在Google 地圖上羅列一份店鋪數量高達超千家的「紅色店家指南」，指控這些店家有滲透嫌疑，並動員大眾抵制，這件事不僅沒有受到阻止，還引來三立、民視等主流媒體饒有興致地報導。數月後，估計因為涉嫌歧視，名單被谷歌下架，沒想到，這種獵巫行動並沒有隨之消散，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再次興起。 在threads上，一個叫bididi art的網友一條串文下面，發文者逐一列舉自己去過的多家店家，強調店員「都是中國人」、老闆「來自四川」、餐廳裡「沒聽到有台灣人」，留言區則有更多網友接力補充大量由陸配經營，或者僱傭陸配服務的店家。短時間內，貼文獲得上萬按讚、上千次分享。 這種獵巫，不僅讓陸配創業者心驚膽顫，更讓在這種氛圍下還願意僱傭陸配的台灣人業者坐立難安。因為這種公然的群體歧視行動，大規模的獵巫活動，不斷地興起，證明這種社會心理一直在被忽視甚至縱容，數十萬陸配的工作、創業環境受到影響，卻沒人能阻止。 更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有人整理名單，而是整理名單這件事本身，已經變成一種值得炫耀、值得分享、值得集體參與的公共行為。 在這些貼文裡，被討論的不是食物是否衛生，不是服務是否周到，也不是店家是否有任何違法紀錄。唯一重要的資訊，是老闆是不是大陸人、店員是不是帶有大陸口音。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時期，納粹衝鋒隊給每一家猶太人經營的商鋪都標上記號，號召大眾抵制。 支持者可能會說，這只是「資訊分享」，每個人都有消費自由。的確，消費者有權決定去哪一家餐廳。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消費自由，而是分類標準。如果今天有人在網路上整理：「哪些餐廳都是越南人開的？」「哪些店都是印尼移工經營？」「哪些商店都是原住民老闆？」恐怕許多人會立刻意識到，這種分類本身已經帶有歧視意味。那麼，為什麼對象換成陸配，這件事就變得理所當然？而且迅速變成一種狂歡？ 法治社會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在於它保護哪一個群體，而在於它使用的是一致的標準。 很多人說，這只是少數個別極端者的行為，不代表台灣社會氛圍和言論自由有任何變化。但是，納粹主義者在德國何嘗又不是少數人？納粹黨的支持率常年徘徊在個位數，經過操弄後最高也才36%，又何嘗不是少數？這少數人是因為國家公器縱容、利用和推波助瀾，以及大多數人的一再沈默和退讓，才最終把一個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選票和政黨輪替的國家帶向了極權主義。 當一家店開始因為老闆的身份而被公開標示；當一群人開始認為「提醒大家避開」是一種公共服務，是一種迎合執政者的「國安危機」敘事；當社會開始接受「這些店值得特別注意」；當一群本來就已經生活得謹小慎微的弱勢群體被冠以身分可疑而不再被視為弱者，而被當作強權的代理人時⋯⋯社會難道一點警覺都不應該有？ 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不是那篇 Threads 貼文，而是它所可能產生的寒蟬效應。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雇用陸配，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能聘請大陸籍店員，沒有任何法律規定餐廳不能宣傳自己的料理來自四川、湖南或東北。 但是，如果一家餐廳只因為員工口音就可能成為網路公審對象，老闆會如何選擇？ 他或許不討厭陸配，但他可能會想：「我還是不要惹麻煩。」於是，原本能力最好的求職者，不一定能得到工作；原本充滿地方特色的餐廳，不一定敢強調自己的文化背景；原本願意分享創業故事的陸配，也可能選擇沉默。 當身分成為創業的障礙，當老闆不敢雇用特定身分的員工，這個社會會發生什麼？那就是越來越擴大的噤聲效應，越來越極端的社會對立，和越來越岌岌可危的社會公平。 更現實的是，隨著年底選舉接近，這樣的風險尤其值得關注。不出意外，「國安問題」再次會成為特定的敘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敢對這樣的獵巫行動說不，因為那樣可能會丟失選票，可能會被貼標籤，被做文章。 那這個社會，如何能稱為民主？如何再能在國際上擁有道德感召力？ 歷史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因為今天已經發生了昨天的悲劇，而是因為昨天的悲劇，往往都始於一些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日常行為，或者少數極端者的偶發行為。因為真正可怕的，不是是極端者的個人行為，而是他們的行為從未被阻止，甚至被默默鼓勵。就像上次的「紅色店家指南」，不僅沒有受到阻止，反而迎來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而這次的獵巫事件，也沒有被阻止，反而一直在擴大範圍，形成狂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