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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陸委會影片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釋迦之亂延燒，可是陸委會的理由仍然是萬年不變的「拒絕大陸養套殺陷阱」，綠營支持者們也不斷渲染大陸「偷技術」的傳聞。就連台東地方農會參訪雲南的照片，最近都被編造成「把種植技術送給中國」。可是，這裡面有很多常識謬誤。 首先，全球農業史本來就是一部農作物遷移史，今天台灣的很多優勢水果，也並不原產自台灣。 台灣招牌水果金鑽鳳梨，原產南美洲，台灣在17世紀前後開始種植鳳梨，真正形成現代產業則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和戰後。 最近被陸委會推上風口浪尖的鳳梨釋迦，也原產於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後來台灣農業部門利用不同番荔枝品種進行雜交，培育出了鳳梨釋迦。 台灣最有名的愛文芒果，其實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培育的愛文芒果（Irwin）。20世紀引進台灣以後，因為南台灣氣候特別適合，品質反而超過很多原產地。更不用說來自馬來半島的蓮霧，來自印度的蜜棗了。 其次，大陸現在培養出了廣泛的外來優質水果，台灣水果只占一小部分。 比如嘉寶果（原產巴西）、車厘子（主要來自智利、美國）、榴蓮（東南亞）、朝鮮薊（地中海地區）、藍莓（北美）、牛油果（墨西哥）、陽光玫瑰葡萄（日本）、麒麟果（越南）等。 只要符合幾個條件：可以合法引進苗木（或經過授權引種），市場需求很大，有適合種植的氣候，有地方政府支持，就可以迅速突破技術瓶頸，實現規模化。 這是一個市場的自然選擇，並不是大陸針對某一地區刻意為之。 再說回綠營津津樂道的「偷技術」，可是最早的種植技術是台灣人自己帶到大陸進行推廣的，2010年左右台灣媒體就有報導。 到底什麼是偷技術？其實就是侵犯知識產權。比如沒有授權就大量繁殖受保護品種，盜取商業機密。 這種情況當然存在，但不是只發生在中國。例如日本就曾多次指控陽光玫瑰葡萄、草莓、和牛遺傳資源等新品種未經授權在海外擴散；歐美農業企業之間也長期存在類似的品種權糾紛。 還有，很多媒體把「水果被別人種」直接等同於「技術被偷了」，但法律上二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新品種沒有在對方國家申請品種權，即使別人種植，從法律上也未必構成侵權。如果品種權已經到期（植物新品種權通常有保護期限），新品種也會進入公共領域。如果只是學會了栽培方法，而不是未經授權繁殖受保護種苗，一般也很難主張侵權。 因此，國際農業競爭中經常出現一種情況：道德上覺得別人占了便宜，但法律上卻未必能夠勝訴。 當然，現實的確是，大陸總能快速把高檔水果的價格打下來，這是「殺」嗎？ 首先要明白，中國有幾個優勢：第一，市場足夠大。一個新品種剛出來，就有幾千萬潛在消費者。第二，產業鏈完整。從苗木到化肥、包裝、冷鏈、物流、直播電商全部一體化。第三，地方政府競爭。一個縣成功，隔壁縣馬上跟，形成產業集群。第四，科研推廣體系。各省農科院、高校、農業技術推廣站等，會不斷進行本地化試驗。 一旦一個新奇水果培育出來，價格迅速被打下來，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是，如今民進黨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指望通過污名化的方式，可以阻擋一個市場的自然選擇。 如果大陸停止進口台灣水果，會被解釋為「經濟脅迫」；如果大陸自己開始種台灣水果，又可能被解釋為「偷技術」、「削弱台灣農業」。 可是，從全球農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任何具有商業價值、且適合本地環境種植的作物，只要不存在法律障礙，都很難長期只由一個地區獨占。 縱觀歷史，番茄來自美洲，卻成為意大利料理代表；辣椒來自美洲，卻成為四川、湖南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馬鈴薯來自安第斯山區，卻改變了歐洲和亞洲的農業；橡膠原產南美，後來東南亞成為世界主要產區；獼猴桃原產中國，但經過育種和商業化，新西蘭一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國。難道新西蘭偷中國的技術？ 最後，台灣政府真正該做的，不是把問題全部拋給大陸和「中共同路人」，應該意識到這種問題：不要把競爭優勢建立在「別人不會種」。因為農業史幾乎證明了一件事：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價值高的水果，可以永遠只有一個地方能夠種。 因此與其阻止別人學會，更該思考如何讓自己永遠領先一代。另外，把科研重點放在持續育種，而不是保護單一品種。 尤其是要把知識產權做到國際化，而不是只在台灣保護。建立授權輸出，而不是封閉技術，把技術本身變成利潤，而不是什麼秘密。 如果一個新品種只在台灣登記，而沒有及時在主要出口市場申請保護，後續維權空間就會有限。因此，對真正有商業價值的新品種，應盡早布局海外品種權、授權制度和國際合作，而不是等到擴散後再尋求補救。 不要把競爭力建立在「別人追不上」，而要建立在「即使別人追上了，我已經走到下一步」。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風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聚傳媒特約記者陳冠宇報導】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教授提早退休潮。近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申請提早退休的教授人數顯著攀升，過去被視為穩定、崇高的大學教授光環逐漸黯淡。 過去教授多半會任職到65歲才屆齡退休，甚至爭取延長服務；然而如今，許多教授卻紛紛選擇時間到了能退就退，甚至寧可放棄精華期的研究資源也要提早離開校園，以過去這個學年為例，就有好幾位國立大學的教授選擇提早退休。這波前所未有的退休潮，背後主要交織著三大令人無奈的校園困境。 困境一：學生沉迷AI與網路，課堂專注力不再 隨著生成式AI（人工智能）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學課堂的風景已徹底改變。許多教授感嘆，現在走進教室，放眼望去是一片「筆電海」與「手機海」。學生雖然坐在教室裡，但銀幕上顯示的往往是社群媒體、網絡遊戲或影音串流平台。 更讓教學者感到無力的是AI的濫用。從期末報告、課堂作業到程式撰寫，許多學生習慣第一時間交給AI代勞。當教授試圖引進深度討論時，習慣了短影音快節奏的學生往往表現出冷漠與不耐煩。一位不願具名的國立大學文學院教授指出：「我們花了數十年的學術累積想傳授給學生，但他們現在只想知道怎麼對AI輸入關鍵字。當教學變成單向的對牛彈琴，那種熱忱真的會被消磨殆盡。 困境二：缺乏學習動機，「無心學習」成校園常態 「少子化」的衝擊讓大學錄取門檻大幅降低，導致部分學生的基本能力與學習動機雙雙下滑。「無心學習」成為現代大學課堂最棘手的傳染病。 許多學生上課遲到、早退、睡覺，甚至無故缺席，對學業抱持著「只要能畢業就好」的消極態度。過去大學強調的獨立思考、批判性閱讀與論文寫作，在現在的校園中寸步難行。教授們不僅要負責教學，還得花費大量精力在課堂秩序管理與「求學生來上課」的行政勸導上。對於熱愛學術、渴望教學相長的教授來說，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讓教學逐漸變成一種痛苦的體力活。 困境三：匿名教學評鑑成惡意攻擊工具 而擊垮許多教授最後一根稻草的，往往是每學期末的教學評鑑。這項制度原本旨在建立健康的師生反饋機制，如今卻在網路匿名文化的催化下，流於部分學生宣洩情緒、惡意報復的工具。 由於評鑑完全匿名，部分因曠課過多被預警、考試作弊被抓，或是對成績不滿的學生，便利用評鑑系統對教授進行人身攻擊、抹黑或是留下情緒性的惡意負評。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校的校方高層迫於招生壓力或評鑑KPI，往往過度放大這些匿名負評，甚至以此作為績效考核、甚至續聘與否的依據。這種「顧客至上」的民粹式高教管理，徹底踐踏了學術尊嚴，讓認真管教、堅持品質的老師心寒，直言：「多教多錯，不如提早退休保全尊嚴。」

圖片取自南勢派出所臉書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新北市中和警分局南勢派出所陳姓員警，日前處理毒駕、鬥毆、移送犯嫌等勤務，連續工作十七小時才退勤，返家後隔日清晨猝逝。這起悲劇令人不捨，也令人憤怒。每當基層員警倒下，長官總會慰問，機關總會協助治喪，同袍總會發起募款，最後再補上一句「未來嚴格落實勤休制度」。只是，如果勤休制度原本就該落實，為何總要等到有人用生命提醒，制度才突然醒來？ 警察工作不同於一般職業。毒駕要攔查，鬥毆要壓制，犯嫌要移送，筆錄、通報、文書一項不能少。這些不是普通加班，而是高壓、高風險、高責任的執法現場。當一名員警從清晨做到深夜，身體與精神早已被壓榨到極限。 最諷刺的是，員警活著時，國家要求他撐住治安；員警倒下後，制度卻開始慢慢審查：這究竟算病故，還是因公死亡？ 現行撫卹制度將死亡區分為病故、意外死亡及因公死亡。若被認定為因公死亡，撫卹年資、一次撫卹金、月撫卹金、保險給付及相關慰問金，都可能較病故優厚。問題是，許多警察並不是倒在槍林彈雨，也不是死於歹徒攻擊，而是倒在長年輪班、日夜顛倒、睡眠不足、超時勤務與高壓執法累積而成的慢性傷害裡。心肌梗塞、腦中風、心因性休克、高血壓惡化，看似疾病，卻未必只是個人體質，而可能是數十年警察生涯所付出的健康代價。 這正是制度最冷酷之處。對看得見的流血，制度比較容易承認；對看不見的過勞，制度卻常常遲疑。員警若遭車撞、遭歹徒攻擊，較容易被歸入因公或殉職；但若因長期勤務壓力造成疾病惡化，最後以「病故」處理，家屬便可能面臨撫卹落差。換句話說，警察把健康耗在國家勤務上，倒下後卻可能被制度歸類為個人疾病。這不是精準審查，而是把職業風險切割成個人命運。 因此，真正應該改革的，不只是個案從優認定，而是建立符合警察職業特性的「職業疾病推定制度」。凡在職警察因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或其他經醫學證實與長期高壓、輪班、超時勤務高度相關的疾病死亡，只要勤務紀錄顯示其長期承受異常負荷，除非機關能提出明確反證，否則應推定與職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從優比照因公撫卹。 更進一步說，警察職務具有高度公共性與危險性，國家應研議建立「在職病故從優撫卹」制度。不是毫無條件地將所有病故一律等同因公，而是對長期服勤、輪班、超勤、高壓勤務明顯者，給予優於一般病故的保障。警察保護人民，國家也必須保護警察；警察撐住治安，制度也必須撐住他的家庭。 陳姓員警的離去，不應只換來一場告別式、一筆募款與一份檢討報告。募款是情義，不是制度；慰問是溫度，不是責任。若政府一方面要求基層員警用健康補足勤務缺口，另一方面卻在員警倒下後用「病故」降低國家責任，那麼最沉痛的反諷便是：人民有警察守護，警察卻等不到制度守護。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中時電子報》同步刊登。

圖片取自台北市政府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文章】行政院通過《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電子煙從過去偏向健康風險管理的範疇，進一步推進到治安、毒品與毒駕聯防的治理架構之中。這項修法方向值得肯定，因為近來俗稱「喪屍煙彈」的依托咪酯之所以快速擴散，關鍵不只在毒品本身，更在於電子煙提供了低門檻、易偽裝、易流通、難辨識的載具。 當毒品不再只是傳統粉末、藥丸或針劑，而是藏身於外觀時尚、包裝精緻、口味多樣的煙彈之中，法律若仍停留在舊型態毒品想像，執法自然處處受限。 此次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地方，在於建立刑罰與行政罰的雙軌機制。對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及展示電子煙者，最高可處七年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對持有、使用電子煙者，則可處三萬元至十萬元罰鍰。入境旅客若少量攜帶電子煙入境，也將面臨二十萬元至一百萬元罰鍰，若一年內再犯，還可能進入刑罰程序。這代表政府已不再把電子煙視為單純消費品，而是將其納入毒品載具、校園安全與道路安全的風險治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正草案也明確規範網路業者的管理義務與資料保留責任，並導入限制接取、停止解析等屏蔽措施。這項設計具有源頭阻斷意義，因為電子煙與毒品煙彈的流通，早已不是單純店面販售，而是結合網路廣告、社群導流、物流配送與跨境小包的地下供應鏈。若能從平台端、資訊端、物流端同步切斷，才有機會避免基層警察只能在第一線「撿煙彈」，卻難以追查真正獲利的上游網絡。 然而，修法通過並不等於治理完成。更現實的問題是，行政院修法雖然方向正確，但未來第一線主管機關與實務執法人員，勢必會面臨不少執行困境。 首先，是物品辨識的困難。 電子煙、加熱菸、指定菸品、類菸品、必要組合元件，在法律上或許可以精細分類，但在第一線查緝現場，員警、衛生稽查人員、海關人員未必能立即判斷手中物品究竟屬於哪一類。 若外觀相似、標示不明，甚至刻意偽裝成一般生活用品，就可能導致認定不一、裁罰爭議，甚至影響後續行政處分與刑事偵辦。 其次，是權責分工的困難。電子煙問題橫跨衛生、警政、海關、檢調、教育、交通、數位平台與地方政府。 若只是修法加重處罰，卻未同步建立跨機關SOP，第一線很容易陷入「人人有責，卻人人難以獨立處理」的窘境。舉例而言，衛生單位負責菸害管理，警察負責治安查緝，海關負責邊境攔阻，學校負責校園通報，平台業者負責違法資訊下架；但當案件同時涉及電子煙、毒品、未成年人、網路販售與跨境物流時，究竟由誰主政、誰蒐證、誰裁罰、誰移送，若沒有明確流程，制度美意就可能在公文往返中被消耗。 第三，是證據保存與送驗能量的問題。電子煙本身可能只是載具，真正關鍵在於煙油或煙彈內是否含有依托咪酯、毒品或管制藥品成分。 若現場查獲物品後，缺乏標準化封存、快篩、送驗、鑑驗與保管流程，不僅可能影響證據能力，也會增加基層人員執法風險。尤其依托咪酯等新興毒品變化快速，若檢驗量能不足、送驗時間過長，將使案件處理速度跟不上毒品市場變化。最後變成民眾看到政府重罰，第一線卻苦於無法快速確認成分，形成「法律很重、執行很慢」的落差。 第四，是網路執法與平台治理的挑戰。修法要求網路業者負管理義務，並可採取限制接取、停止解析等措施，方向固然正確，但實務上，販售電子煙與喪屍煙彈的資訊多半不會明目張膽標示，而是使用暗語、代稱、表情符號、限時動態、私密社群或境外平台導流。第一線機關若沒有足夠的數位偵查工具、即時保存資料權限與平台快速配合機制，違法資訊往往在被發現前已經成交，在下架前已經轉移。這也是未來制度落地時最需要補強的部分。 第五，是入境旅客裁罰與宣導的問題。部分國家或地區對電子煙管理較為寬鬆，旅客未必知道台灣已全面禁止攜帶。修法雖參考非洲豬瘟防疫模式，對少量輸入者處以高額罰鍰，具有嚇阻效果，但若機場、港口、航空公司、旅行平台與入境申報系統未能事前明確告知，實務上恐怕會引發不少爭議。法律可以嚴，但宣導也要清楚；否則第一線海關人員將承受大量陳情、抗辯與行政救濟壓力。 更關鍵的是，防制毒駕不能只靠《菸害防制法》單點補強。依托咪酯真正嚴重之處，在於它會直接影響駕駛能力，形成高度公共安全風險。因此，毒駕治理仍須回到「可檢測、可舉證、可起訴、可裁判」的核心。警方若在道路上發現疑似毒駕，仍需要明確的唾液快篩法源、標準採驗程序、複驗制度與證據能力支撐。否則，即使第一線員警察覺危險，也可能因檢測程序不明、送驗耗時或司法認定困難，而陷入「有懷疑、難舉證；有危險、難處置」的困境。 因此，此次修法應被視為毒駕治理鏈條中的關鍵拼圖，而不是最後答案。政府接下來至少要同步補上幾項配套：第一，建立電子煙與毒品煙彈的辨識、快篩、封存、送驗及裁罰標準流程，避免各地執法標準不一；第二，明確劃分衛生、警政、海關、教育、交通、數位平台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分工，建立單一窗口與跨機關通報機制；第三，強化校園、夜店、物流、網路平台與邊境之間的即時查緝能量，不能等到學生吸食、駕駛上路、撞傷路人後才宣示嚴辦；第四，針對高風險使用者建立輔導、戒治與駕駛資格管理制度，讓毒品使用者不只是被處罰，更能被納入持續監控與再犯預防。 電子煙納管與重罰入法，確實是防毒與防毒駕的重要一步。只是公共安全治理不能停在修法掌聲裡，更不能把制度壓力全部推給第一線。真正有效的政策，不只要讓法條看起來有力，也要讓執法人員拿得到工具、分得清權責、走得完程序、撐得住司法檢驗。唯有讓源頭進不來、平台賣不了、青少年拿不到、毒駕上不了路，這次修法才能從政策宣示，真正轉化為守護社會安全的制度力量。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陸委會截圖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近日，上海、福建旅遊業者的踩線團申請來台遭到駁回。對此，陸委會表示，大陸旅遊業者來台踩線考察必須先經過「觀光小兩會」溝通，對於中方片面決定安排的行程，「我方礙難配合」。因為單方面的安排「會產生失序情形」。 這實在太耐人尋味了，因為就在去年，民進黨當局面對另一項涉及兩岸行政事務的重大政策時，自己也單方面安排，採取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態度。 當時，內政部要求1.2萬名已經入籍台灣超過二十年的陸配重新提出大陸除籍證明，否則可能面臨撤銷台灣身份的風險，甚至陸委會副主委還傲慢地以「不要考驗政府的耐心」相威脅。 這一決定來得突然，涉及人數龐大，卻沒有經過任何兩岸層面的協調與溝通。而這個行政命令的突然而至，還是依據2004年修改的《兩岸關係條例》。政府自己的行政解釋變動，卻粗暴地要求已經入籍20年以上的陸配來承擔。 於是這一行政命令造成陸配群體的大面積恐慌，被迫耗時耗力耗成本回鄉補辦除籍公證。 事實上，許多陸配早已離開大陸二十年以上。二十年間，戶籍制度發生變化，基層行政機關經歷多輪改革，許多檔案早已遷移甚至遺失。對於不少人而言，要重新取得當年的除籍證明，本身就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更重要的是，這類證明文件並非由台灣方面核發，而是必須依賴大陸各地公安、戶政、公證等機關配合辦理。 如果按照陸委會現在的邏輯，這種涉及數萬人、橫跨兩岸行政體系的大規模文書作業，難道不更應該事先溝通協調嗎？ 然而現實是，大陸方面沒有太多選擇，總不能刁難陸配吧？於是相關單位手忙腳亂、被迫應對，也造成很多證明的格式和標準不一。可笑的是，部分政治人物與媒體後來反過來質疑這些證明「不夠標準」，甚至將此作為攻擊李貞秀立委身分合法性的依據。 當時就有學者和新住民團體質疑：政府這樣做不僅是對陸配群體的霸凌，更打破了兩岸一直以來的行政默契，這麼大規模的文書往來，竟然不做雙邊溝通，恐會給未來埋下隱患。 兩岸關系長期處於特殊狀態，許多事務雖然沒有正式外交渠道，卻依賴各種技術性、事務性的合作機制維持運作。無論是旅游、航班、探親、婚姻、戶籍還是文書認證，本質上都需要雙方行政體系保持最低程度的協調。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陸委會今天要求通過「觀光小兩會」溝通是否合理。事實上，任何跨境事務都需要協調，本來就是常識。 真正的問題在於：這種原則如今被民進黨任意雙標地執行。 當大陸旅遊業者來台踩線時，陸委會說必須先經過兩會溝通，否則會造成失序。那麼之前上萬名陸配被要求重新補辦除籍證明時，為什麼同樣涉及兩岸行政體系的大規模作業，卻不需要事先溝通？ 當大陸沒有即時回應時，民進黨當局批評對方「已讀不回」；但當陸配群體面臨現實困難時，民進黨政府卻以「不要考驗政府的耐心」作為回應。 在阻擋踩線團這件事上，民進黨當局煞有介事地高舉「程序正義」，其雙標令人失笑，就是因為，需要阻擋某件事情的時候，程序被高舉為不可逾越的原則。需要推動某件事情的時候，程序又成為可以繞過的障礙。一個政府若不斷訴諸程序正義，卻又選擇性地適用程序，那麼程序本身最終將失去公信力。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泰國媒體官網截圖 【聚論壇「明」理專欄】台灣在泰國竊聽站曝光的網路傳言甚囂塵上，引發國外軍事、外交與資安領域關注，即便相關細節尚未獲得官方證實，但是相較傳聞本身，究竟是誰運用公開資訊來做破解？這類開源情報（OSINT）的快速發展，導致涉及軍事情報透過公開資料而無所遁形，儼然已是全新戰場。 開源情報透過人工智慧、社群媒體、大數據、衛星影像以及高解析地圖等技術普及，已經成為現代情報蒐集的重要工具，不必透過特務滲透、秘密監聽才能取得資訊。如今，有心人士藉由公開資料交叉分析，從俄烏戰爭到中東衝突，各種軍事部署與部隊動向，傳出也被民間研究機構透過商業衛星影像成功揭露，顯示資訊透明已是不可逆的趨勢。 若以此次泰國竊聽站曝光傳聞為例，無論最終是真實事件還是認知作戰，已反映出當代軍事情報環境的變化，任何通訊設施、衛星接收站或疑似軍事據點，可能都會成為開源情報的分析目標。因此，傳統依靠隱蔽性維持安全的情報模式，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於台灣來看，開源情報具有雙重意涵，一是透過公開資訊掌握區域軍事動態，藉此分析周邊國家軍力部署；二是台灣自身的重要設施與軍事活動，可能會被國際研究機構或情報社群長期監督。現代情報競爭已不再是蒐集機密，而是快速整合、分析並驗證資訊的過程。 民進黨政府面對開源情報時代，應從三個面向強化國安體系。第一，建立跨部會開源情報整合機制，整合國防、外交、資安與科技部門資源，強化情資研判效率。第二，強化資訊安全及數位足跡管理，避免公開資訊形成潛在情報漏洞。第三，提升認知作戰的應變能力，針對未經證實的敏感訊息，建立快速查核與說明機制，降低錯假訊息對社會及國際的衝擊。 台灣在泰國設置竊聽站的傳聞真假仍待釐清，但已凸顯開源情報正在改變軍事生態。未來國家安全關鍵，不僅在於死守秘密，在於如何管理公開資訊並提升資訊韌性，在資訊高度透明的環境中取得戰略優勢。情報是戰爭本身的一部分，開源情報能力也是未來衡量國力的重要指標。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日本外交部檔案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日本隊在世足小組賽以四比○大勝突尼西亞，原本應是一場單純的足球勝利，卻因看台上有日本球迷揮舞旭日旗，引發韓媒痛批，韓國教授徐坰德也表示將向FIFA檢舉。這不是日韓之間第一次為旭日旗爭執，2022年卡達世足亦曾發生類似事件，當時相關旗幟遭大會人員制止。 問題在於，旭日旗到底只是一面球迷加油旗，還是一個軍國主義符號？這個問題若只由日本社會回答，答案當然可以很輕巧；但若由韓國、東亞受害民族，甚至曾經被殖民、被戰爭碾壓過的亞洲社會回答，答案就沉重得多。日本或許可以說那是傳統圖樣，是海上自衛隊旗幟，是民間祝賀符號；但韓國人看到的，卻是殖民統治、皇民化、慰安婦、強制動員與帝國擴張的歷史陰影。歷史的可怕之處就在於，加害者可以選擇遺忘，受害者卻未必有權利遺忘。 FIFA的規範並非毫無標準。2026年世界盃球場行為準則明定，具有政治、冒犯或歧視性質的旗幟、布條、衣物與展示物，均可能被禁止帶入或要求移除。因此，這場爭議不能簡化為韓國人「太敏感」，也不能只用「體育歸體育」四字打發。當一面旗幟足以喚起殖民與戰爭創傷，它就不再只是球場裝飾，而是歷史記憶進入公共空間後的衝突現場。 更值得台灣深思的是，我們的年輕人能否真正理解韓國社會這份情懷？台灣近年對歷史的教育與公共敘事，長期在不同政治立場中被切割、被重組、被選擇性強調。有時強調殖民現代化，便淡化殖民統治的壓迫；有時強調本土主體性，便急於切斷與大中華歷史的連續；有時為了政治需要，又把日本統治包裝成一種帶著懷舊濾鏡的文明想像。結果是，許多年輕人不是沒有歷史感，而是被餵養了一種片段式、立場式、情緒式的歷史觀。 於是，當韓國人對旭日旗憤怒時，台灣社會可能出現兩種極端反應：一種是完全跟著韓國譴責日本，卻未必理解韓國人憤怒背後的民族記憶；另一種則是以「韓國人玻璃心」輕率嘲笑，甚至把日本球迷的行為視為無傷大雅。這兩種反應看似相反，其實同樣貧乏。因為它們都沒有真正回到歷史現場，只是把別人的痛苦拿來服務自己的立場。 台灣的歷史教育最該反省之處，不是年輕人不知道日本殖民過台灣，也不是不知道韓國曾受日本統治，而是他們常常缺少一套完整理解歷史創傷的能力。殖民統治可能留下制度建設，也可能留下身份撕裂；現代化可能帶來鐵路、教育與衛生，也可能伴隨壓制、同化與不平等。成熟的歷史觀，不是只選自己喜歡的那一半，而是能同時看見進步與壓迫、秩序與暴力、建設與傷痕。 韓國對旭日旗的憤怒，正是這種歷史傷痕的集體反射。對韓國人而言，那不只是日本球迷在世足看台上揮舞的一塊布，而是戰後日本對歷史責任始終曖昧、亞洲受害記憶未被充分尊重的象徵。若台灣青年無法理解這一點，那不是韓國太情緒化，而是台灣自己的歷史教育出了問題。 世足場邊的旭日旗，真正照出的不是日本隊的勝利，也不是韓媒的憤怒，而是東亞歷史至今未能和解的陰影。我們若只把這件事當成日韓吵架，就錯過了一堂最真實的歷史課。歷史不是用來服侍政治立場的工具，更不是任人剪貼的宣傳材料。當我們連別人為何憤怒都無法理解時，又如何期待下一代真正理解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過去，以及自己在亞洲歷史中的位置？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照片為退輔會官網截圖 【聚論壇苑丹東專欄】行政院準備把「第五級保全」納入校園防毒體系，消息一出，看似雷厲風行，實則叫人捏一把冷汗。面對毒品入侵校園、青少年接觸新興毒品年齡下降，政府想強化防線，方向不能說錯；但問題在於，校園安全不是喊出「聯防」兩個字，就能把原本為關鍵基礎設施設計的人力制度，直接平移到學校裡。若角色、權限與法源沒有先釐清，今天要補的是防毒漏洞，明天恐怕先打開的是法制漏洞。 第五級保全這項制度，設立之初不是為了校園而來，而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公家機關、國營事業等高風險場域的安全維護所設計。它背後的邏輯，是重要目標防護，是設施安全，是外部威脅阻絕。校園，則是另一種治理空間。學校不是機場，不是電廠，更不是軍營。校園處理的是成長中的學生，是教育、輔導、預防與支持，而不是把每一個風險都先視為治安目標來管理。如今政府把第五級保全直接拉進校園防毒，最讓人不安的，不是態度太硬，而是思考太快。 尤其令人質疑的是，第五級保全到底準備在校園扮演什麼角色？若只是門禁管理、周邊巡守、可疑事件通報，當然還有討論空間；但若政策語言一路往「與警方聯防」、「有情資即可進校查緝」推進，那麼社會自然會問：保全究竟是保全，還是準警察？如果只是民間保全，何來查毒、辨毒、介入學生事件的正當性？如果又期待他們在第一線承擔某種準執法功能，誰來授權？誰來監督？出了爭議誰負責？政府連這些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回答，就急著把制度推進校園，未免太把校園當成政策試驗場。 更何況，現行校園安全並非毫無制度。教育體系本就有校安通報、學務輔導、特定人員篩檢、春暉輔導、警校合作等既有架構。換言之，校園本來就有一套以教育預防為主、治安支援為輔的運作邏輯。現在再加上一個第五級保全，若沒有明確切開與校安人員、學務系統、教官體系與警察機關之間的分工，只會讓指揮鏈更混亂。學生出現可疑狀況，到底該由導師、學務處、輔導室、校安中心、保全還是警察先介入？若保全先接觸學生，能做到哪一步？能詢問、能蒐證、能陪同、能限制行動，還是只能通報？這些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權利邊界問題。 最值得擔心的，是這套制度把校園安全過度「治安化」。政府近來一遇重大事件，便慣性以專案、聯防、掃蕩、進駐等高強度語言回應，彷彿只要場面夠大、制服夠多、口號夠強，問題就會被震懾。問題是，毒品進入校園的根源，從來不是校門口少了一名能跑三千公尺的保全，而是學生的風險辨識不足、家庭支持薄弱、同儕誘惑增強、數位販毒滲透加快，以及教育現場缺乏足夠的前端預防資源。這些問題若不處理，今天校門口多一個第五級保全，明天毒品仍可能透過社群、通訊軟體、熟人引介一路進到教室。 說穿了，政府現在的做法，像極了看到屋內漏水，先去買更大的拖把，卻不肯修屋頂。第五級保全或許能在特定場域發揮設施防護功能，但是校園防毒若要有效，核心仍應是教育、輔導與前端識別，而不是把學校一步步推向準治安場域。若真有必要引進外部安全人力，也應先限縮其角色在環境安全維護、校園周邊巡查與緊急通報，不得模糊介入學生調查、搜索或任何帶有警察權色彩的行為。否則今天是防毒進駐，明天會不會變成「凡校園問題皆可保全先上」？那才是真正的制度滑坡。 政府若真要做，就請先把話講清楚、把制度補完整。第一，說明第五級保全在校園的法定角色，不要讓保全穿著制服卻活在灰色地帶。第二，切清與警察、校安、學務、輔導的權責邊界，不要把所有人都塞進同一張「聯防」大網。第三，校園毒品防制的主軸必須仍是教育預防，而不是用關鍵基礎設施的管理思維，覆蓋校園治理的專業邏輯。 校園安全當然要強化，但不能強化到連校園是什麼都忘了。當一項原本為關鍵設施設計的保全制度，被倉促搬進學校，政府若只看到「人力可用」，卻看不到「場域不同、法源不同、對象不同、治理邏輯不同」，那麼這項政策恐怕不是補破網，而是另開新洞。毒品防制需要的是深思熟慮，不是急就章；需要的是完整制度，不是看起來很有氣勢的臨時拼裝。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中時電子報》、《聚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為華視官網截圖 【聚論壇王其專欄】「學者從媒」的華視總經理劉昌德，上周向董事會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期到了，他隨後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成績，並砲打文化部與在野黨拖延公廣集團董監事改選。但華視員工說，真正讓他必須離開的原因應該是經營成績不佳，華視去年虧損將近三億，幾創歷史新高。 6月11日華視召開董事會，劉昌德在大部份董事都沒有先知道的情況下請辭，理由是政大借調日期在7月底到期。隔天6月12日，劉昌德在華視某高層親人可以安排刊出的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上，立即發表【告別政治惡鬥改選公視董事，公廣華視轉型前進刻不容緩】的投書，砲打文化部和在野黨。一位公廣集團主管說，這種先公開要辭再用投書砲打中央的方式，應該是先安排好的劇本，但公廣高層是否先知道就難說了。 劉昌德在投書中說，文化部與在野黨盡速完成換屆改選，才能讓華視與公廣集團透過中長期布局策略，掌握當前轉型契機，健全公共媒體發展。華視人看到這段文字解讀說，因為文化部與在野黨延遲改選公視董監事，才造成同為公廣集團的華視不能布局中長期策略，不能掌握轉型契機，這是劉昌德砲打主管機關文化部和在野的民眾黨、國民黨的邏輯。雖然劉昌德用的文字很「學者」：「基於傳播學者進入業界的實務經驗，我對當前公共媒體發展的困局，提出急切呼籲」、「主管機關與在野黨儘速依照公視法完成公視董事改選，以公共利益優先，而非以政治對抗為念」、「但是這樣的努力，卻因為公視董事會換屆延宕，導致資源更顯不足而有後繼乏力之憂。」、「董事會延任過渡期間都難以開展，甚至連經營日常運作與人事管理，也難免受到各種干擾」。 但華視有員工仍認為，去年華視虧損將近3億元，是歷任總經理很少見的，劉昌德對董事會很難交待，不得不藉著借調日期已到，要回學校去。不過，也有人說，華視虧損累累，始終都是每位總經理最大罩門，劉昌德也難逃。 教育文化立委柯志恩曾在今年初質詢時指出，華視累計虧損已達35至40億元，如果扣除大樓租金收益，本業年虧損恐怕將達6億元。曾當過華視總經理的文化部長李遠（小野）回應說，華視民股買回或是資產活化，因為涉及到很多法律上問題，「你說它被折磨20年，我本來以為就在我那時候要結束了，它能夠拖20年，可以想像政府機關想盡辦法在不同時候撥預算給它。」李遠隨後承認，20年前將華視納入公廣集團卻要求自負盈虧是錯誤設計，但面對資產活化與公安問題，目前僅能期待新任董事會解決。 劉昌德2024年1月擔任華視總經理，兩年多任期毁譽參半。他自己在投書中說，塑造華視的運動與娛樂品牌，成功轉播2022世足賽與2024巴黎奧運，持續投入MLB與引入年輕觀眾關注的F1，今年九月更將轉播亞運，擦亮「體育看華視」招牌。不過，媒體界的人對華視標榜體育招牌，但正在舉行的世足賽卻沒有轉播，感到很奇怪。更早前3月的2026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轉播也是緯來電視網、東森電視、台視，華視沒份。 「學者從媒」的劉昌德，雖以政大借調期到了為由請辭，再投書媒體強調自己兩年半任期的績效，但華視董事會的態度與政大的借調規則是他能否離開的關鍵。不過衡量華視總經理的功過從來不是董事會與學校借調期，反而經營虧損或是獲利，才是跟著華視總經理上下台的成績單。華視人認為，去年華視虧損近3億元，才是劉昌德離開的真正原因。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聚傳媒》、《風傳媒》同步刊登

照片取自教育部官網 【聚論壇范振家文章】「依托咪酯」毒駕之所以成為近年道路安全的新噩夢，並不是因為社會突然多了一群明知故犯的亡命之徒而已，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毒品型態已經變成電子煙、喪屍煙彈與混合毒品的「社交型流通」，但國家的檢驗工具、執法程序與司法證據制度，卻仍追不上新興毒品變化的速度。 夜店、酒吧、派對場合裡，幾個朋友哈啦幾句，電子煙彼此分享；吸的人未必知道裡頭是什麼，只覺得「很鬆」、「很飄」、「很爽」，吸完便騎車、開車回家。於是，毒駕不是以犯罪宣言登場，而是以社交娛樂之名，悄悄擴散到道路上。 這正是第一線警察最尷尬的地方。過去臨檢酒駕，有酒測器、有呼氣值、有明確標準；但面對依托咪酯，警察常常看得出來駕駛人神情恍惚、肢體抽搐、反應遲鈍，卻未必能立刻取得足以支撐刑事偵辦的證據。尿液檢驗不適合路邊立即操作，血液採樣又涉及侵入性與程序法問題；偏偏依托咪酯代謝速度快，等到人帶回、流程走完，毒品反應可能已經降低甚至轉陰。換言之，警察不是不知道危險在哪裡，而是制度經常要求他們在危險消失前，先把證據變出來。 所幸，警方近來導入唾液毒品快篩，總算讓毒駕執法從「只能看表情猜測」進步到「可以初步檢測」。這當然是必要進展，卻還不是萬靈丹。依托咪酯屬新興毒品，國外試劑未必能完整對應本土流通型態，偽陰性問題不容低估。結果就是，第一線員警往往只能挑選那些已經明顯失控、強陽性、身體反應劇烈的駕駛人處理；至於剛吸不久、尚未完全發作，或混合物濃度未達試劑敏感門檻者，反而可能成為制度縫隙中的漏網之魚。這種執法困境若不補強，社會最後看到的，恐怕仍是「出事後才知道他是毒駕」。 更嚴重的是，當第一線員警沒有一套明確、有效且具有公信力的現場檢測制度時，後端司法也很難順利銜接。警察在路邊面對疑似毒駕者，即使已觀察到駕駛人眼神渙散、言語遲滯、肢體抽搐、步態不穩，甚至車內查獲電子煙載具或可疑煙彈，仍可能卡在「合理懷疑有餘、司法證據不足」的尷尬位置。此時若沒有足以支撐判斷的快篩結果，或快篩工具本身對依托咪酯偵測能力不足，警方要進一步採取強制採驗、搜索扣押、限制人身自由等處分，就容易面臨程序正當性的質疑。 這也使地檢署檢察官陷入兩難。檢察官不是不願配合第一線執法，而是在沒有客觀、穩定、可供司法審查的檢測基礎之前，若貿然指揮強制處分，日後很可能被辯方主張違法取證、侵害人權、欠缺相當理由。司法實務最重視證據能力與程序合法性，不能只因員警現場「看起來像毒駕」就啟動高度侵入性的強制措施；但若完全不啟動，短半衰期毒品又可能在等待中代謝消失。於是警察在現場無所適從，檢察官在後端難以背書，最後形成「大家都知道有問題，卻沒有人敢往前跨一步」的制度困局。 更荒謬的是，社會每逢毒駕肇事，總習慣把問題推給警察：為什麼沒有攔到？為什麼沒有早點抓？為什麼讓他上路？這些質問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卻常忽略一件事：法律若沒有給足工具，程序若沒有設計完整，司法若沒有建立穩定採信標準，第一線員警就算再有經驗，也不能用「我覺得他有吸毒」取代證據。法治國家不能要求警察神通廣大，卻又不給他們合法有效的武器；不能一方面高喊人權程序，另一方面出事後又責怪警察沒有預知能力。 因此，毒駕治理的關鍵，應是建立「前端快速篩檢、後端精密確認」的雙軌制度。唾液快篩適合用於路邊臨檢，功能是即時判斷風險、阻止駕駛繼續上路，並作為後續採證的啟動依據；液相層析質譜儀等精密儀器則應定位為實驗室確認檢驗，用來建立具有司法公信力的最終證據。前者求快，後者求準；前者處理道路即時危險，後者支撐刑事責任認定。若兩者定位混亂，不是讓警察在路邊等待不可能完成的實驗室檢驗，就是讓快篩結果承擔它本來不應承擔的定罪重量。 修法也必須跟上。《刑法》第185條之3雖已規定毒駕構成要件與致死、致重傷加重刑責，但現行規範對新興毒品快速變化、唾液檢體採信、短半衰期毒品保存證據等問題，仍有不足。立法者應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公告唾液快篩適用品項、性能標準、判讀程序與確認檢驗流程；對於依托咪酯等代謝快速毒品，應建立急迫採驗機制，避免證據在行政流程中蒸發。更應明定，只要駕駛人具有異常駕駛行為、身體或精神異常徵候、車內查獲疑似毒品或電子煙載具，且經唾液快篩呈陽性或拒絕受測，即可作為啟動後續採尿、採血、扣押載具及送驗確認的相當理由。如此，檢察官才有明確法源可以指揮必要強制處分，員警也不必在現場憑經驗、賭風險、等出事。 此外，毒駕不能只從道路端處理。電子煙已成為新興毒品進入青少年社交圈的重要載具，校園若只在學生明顯抽搐、僵直後才沒入載具、通知家長與啟動輔導，恐怕已經太慢。對初犯學生，固然不宜一律司法化、污名化，但也不能用「輔導」兩字輕輕帶過。教育、衛生、警政、少年保護與毒防中心必須建立分級處遇機制：被誘導、初次使用者走醫療與輔導；涉及轉讓、販售、揪團、分裝者，則應往上追查供應鏈。若只處理吸的人，不處理賣的人；只處理學生，不處理通路，校園防毒終究只是另一場作文比賽。 同樣重要的是，執法不能淪為績效競賽。毒駕者拒檢逃逸時，若警方一味追逐，可能讓無辜路人成為代價。因此，毒駕執法應建立風險分級與科技攔截機制，善用車牌辨識、路口監視器、後續通知到案與區域圍捕，而非每次都演成街頭追逐戰。毒駕治理的目的不是創造漂亮的查緝數字，而是降低道路上的即時危害。若政策只要求警察多抓幾件，卻不替他們設計更安全、更合法、更有效的程序，最後只是把制度失靈包裝成基層辛勞。 毒駕是一個跨部會問題，不是警察單兵作戰可以解決。法務部要處理毒品列管、司法採信與刑責設計；衛福部要處理毒品檢驗、成癮治療與毒防網絡；教育部要處理校園電子煙與青少年預防；交通部要處理道路安全與駕照管理；內政部則要讓警察擁有明確、可操作、可防守的執法程序。這些環節少了任何一個，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個荒謬場景：肇事後開記者會，記者會後喊重罰，重罰後讓警察繼續在路邊賭運氣。 真正的毒駕零容忍，不是口號喊得比誰大聲，而是讓第一線員警在面對疑似毒駕者時，有明確法源、有效工具、標準流程、快速送驗與司法支持。否則，依托咪酯繼續藏在電子煙裡流通，青少年繼續在社交圈中誤吸，毒駕者繼續在道路上游走，而無辜用路人則繼續替制度破口買單。這樣的治理，不是零容忍，而是零準備！ 作者為企管學博士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風傳媒》、《聚傳媒》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