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內政部新聞稿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花蓮陸配村長鄧萬華的解職與翻案，是台灣民主體系在面對陸配公民權的又一次矛盾，中央行政部門在利用個案制造「國家定位」輿論的危險壓力測試。
在台灣定居28年、育有三名子女、17年前取得中華民國護照、並以民選方式服務鄉里兩年多的鄧萬華，被地方政府認定「無瑕疵」，今年8月，被内政部以「未放棄中國國籍」為理由強行發文解職。更令人側目的是，就在11月15日，花蓮地方政府剛撤銷處分不到一天，內政部即公開「糾正」，強調解職「依法必須執行」。隨後，陸委會也跟隨表示，涉及擔任民選公職人員對國家與國民的忠誠義務，沒有模糊曖昧的空間，「陸委會充分尊重並支持內政部立場。」
這一切表明，這不僅是一起行政爭議，更是一次制度性的斷裂。它讓人直面兩個台灣長期暧昧的問題：
一、陸配在台灣究竟被視為「公民」，還是「有條件的公民」？
二、行政部門是否可以通過個案繞開憲法重塑台灣的國家定位？
台灣民主的核心困境：公民權是「權利」？還是「許可」？
鄧萬華案所呈現的最大問題不是「她是否具有雙重國籍」，而是——陸配到底適用哪一套法律？根據國籍法第20條：民選公職不得具備外國籍。但依台灣憲法、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中國大陸不是外國。那麽當內政部突然宣布“大陸籍 = 外國籍”，並要求“放棄中國國籍”，本質上是自行改變法律解釋、並且溯及既往。
花蓮縣府撤銷解職，體現的是地方政府對兩岸條例既有解釋的堅持；內政部的反制，則反映了中央政府試圖以“國籍法”覆蓋“憲法與兩岸條例”，形成法層級與對象不相符的跨法適用。換句話說：這是一次由中央推動、以行政解釋重建“陸配不是純粹的公民”的制度性動作。
鄧萬華嫁來台灣28年，取得身分17年。其家庭結構、納稅記錄、長期居住都與一般台灣公民無異。她的孩子都是台灣人，她的丈夫身患漸凍癥，她為了養家選擇參選村長並獲選——這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運作：居民選出他們信任的人。反映出她是合法入籍，她不是政治人物，她服務的是偏鄉、弱勢社區，她深受地方鄉親信任。
然而，中央政府以一句“必須放棄外國籍”即可推翻民意選擇；並以行政權直接介入地方自治。這暴露出台灣社會一個危險的邏輯：“你雖然是公民，但你的公民權是有條件的，一旦政治風向改變，你的身分隨時會被重新解釋。”
這與近年出現的：1.2萬名陸配被要求“補件，否則撤銷身分”、陸配從政被輿論視為“滲透風險”、陸配因為言論被驅逐和取消公民權……是同一結構性問題：陸配是台灣法律體系里“最不穩定的公民群體”。
此次事件同樣反映另一層結構性緊張：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沖突。花蓮縣府依法撤銷處分：體現地方自治精神。內政部公開否決：以“無解釋空間”直接壓制地方判斷。
這種中央集權式的操作，在許多民主國家，都會被視為執政黨中央對地方自治與多元權力分立的侵蝕。在台灣，則被政治化為“國家安全 vs. 個人權利”，這使得陸配的權利極容易成為政治攻防下的犧牲品。
結果就是：法律上是“陸配可以參政”，實務上是“陸配永遠無法符合資格”。這是典型的“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制度設計，與民主制度完全相悖。
台灣民眾多半對陸配友善，但政治輿論近10年走向極化，形成一個吊詭現象：
陸配越融入台灣，越想為台灣服務，她們越被視為風險。當一個群體的權利開始取決於政黨立場，而非法規條文——民主制度就已經出現裂縫。
行政部門繞過立法制造出來的“國家定位”壓力測試？
當然更重要的是：民進黨中央政府正在借行政權擴張，繞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以個案方式偷渡“台灣與中國互為外國”的兩國論。
內政部和陸委會一向的理由是：“陸配若未放棄中國國籍，就可能有忠誠風險。”“中國不給陸配開放棄國籍證明，那是中國的問題，與台灣無關。”“沒有退出中國國籍，就不能擔任公職。”⋯⋯
可是台灣現行法律體系中存在一個獨特的“法理雙軌”：《憲法》與《兩岸人民關系條例》明確界定：大陸地區與台灣同屬一國之不同地區，“大陸人民”並非“外國人”。而《國籍法》則用於處理台灣與真正外國（如美國、越南）之間的國籍關系。
這就成立了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中國大陸不允許陸配為了入籍台灣而“放棄國籍”。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中華民國憲法也規定兩岸同屬一中，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那麼，怎麽可能讓陸配給你一個你自己也不承認的「退出國籍證明」呢？ 要求陸配提供一份“台灣不承認、台灣也無法驗證、台灣也不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籍證明，這在法理上是荒謬且自相矛盾的。這不是自己打臉自己嗎？
可即便這樣，內政部和陸委會依然繞過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挪用《國籍法》來製造門檻，此舉效果直接等同：行政機關可以借個案單方面宣告“兩岸互為外國”。不僅繞過了憲政體系，也完全跳過應由修憲或修法程序進行的國家定位辯論。
換言之，這不是在執行《國籍法》，而是在借行政權反向重塑國家定位。
若行政機關得以以此邏輯無限延伸，後果將是全面性的：接下來的連鎖效應很可能會是：
陸配的入籍效力可能被全面重新檢討；
所有陸配公職人員（包括基層行政公職）都可能被追溯性解職；
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將被架空；
台灣的憲法地位將被架空；
台灣的“地位”將被行政機關以“個案執法”方式重新塑造；
這是對台灣整個憲政秩序的動搖。因為這意味著：不是立法院，也不是修憲會議，而是內政部可以在行政層級決定台灣的國家定位。如果這場壓力測試順利被台灣社會接納並形成慣性，那麽台灣的民主將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裂縫。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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