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紐約時報》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前幾天，《紐約時報》報導了閆麗夢事件。她因2020年4月底前往美國後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製造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而受到關注，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她被塑造成一個科學吹哨人，一個反中共體制的勇士，後來隨著郭文貴的司法困境、川普政府鷹派系統的邊緣化，而逐漸淡出。這次的報導顯示，她一直處於和家庭撕裂以及封閉的環境中。這件事不得不讓人深思，這反映了幾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是閆麗夢是如何被塑造成一個抗中科學吹哨人的。
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無論是不是實驗室泄露，其實都存在大量尚未被充分論證的漏洞。它應該是一個可以通過純科學方式、長期開放討論的問題。但現實是，這個議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迅速納入了當時正在加速的美中對抗框架，以及美國國內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閆麗夢的身份雖然是科學家，但她從來沒有真正被當作一個科學家來對待。她被迅速塑造成一個從中共體制中逃離出來的科學吹哨人，而她個人的專業能力、論文質量、學術爭議，反而在敘事中被系統性地忽略了。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結果是，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美國，閆麗夢反而在自由世界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一個信息繭房。她對丈夫、家人、導師的信任逐漸瓦解；而來自家人和同事的勸阻，在她的認知中，全部被等同為中共試圖對她封口的一部分。
最終，她形成了一種高度封閉的認知結構：仿佛只有極少數盟友構成了真實世界，其余的一切都是陷阱。
其次，就是極端抗中陣營對「工具人」的持續尋找。
在整個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個極端化的抗中陣營。他們不斷尋找可以被動員、被使用的工具，而這一次，這個工具恰好落在了閆麗夢身上。本質上，這是一種高度工具化的過程。在川普執政時期，閆麗夢迅速獲得了資金、律師、庇護所和媒體曝光，被安排進入福克斯新聞，被班農、郭文貴等人包裝成關鍵證人。
但《紐約時報》這篇報導所揭示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她個人在心理層面所需要的支持，長期以來幾乎是被忽視的。隨著政治周期的變化，川普下台，疫情敘事降溫，閆麗夢也不再是共和黨動員的重要資源，郭文貴本人又陷入司法困境。閆麗夢幾乎是在極短時間內，被整個系統邊緣化了。
她既沒有獲得她所期待的大學職位，也沒有穩定的收入或資助，更沒有主流平台。她的高光時刻可能也就止於一次進入塔克·卡爾森節目的亮相。
這一過程反映出的，是一個並不能被簡單稱為公民社會的極端抗中陣營。它雖然存在於民主社會中，但更像是在特定歷史窗口期形成的一條敘事產業鏈，是否直接牟利可以討論，但至少，它確實構成了一種完整的敘事運作結構。
可是，為什麽這樣歪曲事實的敘事，依然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並形成一個強大的敘事產業鏈，影響大眾的判斷，牽動大眾的情緒？
為什麽這種抗中敘事產業鏈能夠長期運轉？為什麽大量無法核查的陰謀論依然被反覆消費？
我並不認為所有相信這些敘事的人，真的完全相信其中的內容。包括一些台灣觀眾，未必真的信。但他們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強烈的道德感，一種「我站在正義一邊」的確定性。同時，他們需要被強化一種認知優越感：你們都是被洗腦的，只有我們看得清楚。
在當下高度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這種敘事還提供了一種情緒出口，對焦慮、憤怒、無力感的宣泄，以及對群體歸屬感的渴望。這在心理學層面，是非常具體、也非常現實的需求。
正因為大眾有了這種情緒依賴，於是一種深層敘事路徑依賴出現了，這二者互相依存。
如果往近一點追溯，它來源於冷戰之後的反威權敘事。這套敘事主要存在於民主社會中，並且因為言論自由的光環，而被天然地賦予正義性和道德優越感。如果再往前追溯，它最早的對象是蘇聯，並形成了一種高度二元對立的結構：民主對獨裁。獨裁意味著謊言、陰謀和遮蔽真相；自由世界則充滿了正義的吹哨人，勇敢地揭露威權的黑暗。
但問題在於，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當年的蘇聯。中國並沒有按照這套敘事預期解體，反而變得更大、更覆雜，也逐漸脫離了我們過去對它的想象。
當然，這背後有全球化、科技、供應鏈深度交織的因素，但更根本的一點在於：世界的真相並不是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
即便是中國，很多時候也只是部分年代、部分混亂、部分制度性失靈，在不少情況下，它依然具備一定程度的自我糾錯能力，這一點，恰恰是抗中陣營里經常被忽略的。
那麽，為什麽《紐約時報》不是更早，而是現在才發表這篇報導？有些批評無非是：《紐約時報》被買通了，是中共同路人等等。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篇報導並沒有否認中國在疫情早期存在信息壓制；它也承認遠程監控和騷擾的存在。它真正拒絕的，是這樣一種邏輯：因為這些問題存在，所以所有極端敘事就必然是正當的、成立的。
為什麽《紐約時報》現在才出手？或許，它並不是現在才知道這些問題，而是必須等到圍繞閆麗夢的敘事紅利期結束之後，新的敘事空間才逐漸出現。在此前，任何事實核查都極有可能被指為替中共護航。
這其實也是傳統媒體在當下時代面臨的困境，它們往往只能等待舊敘事的動員效力衰退之後，才有可能重新進行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學、甚至人類學式的回溯。
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哀。但即便如此，遲來的社會解剖，雖然無法構成及時的糾偏，但依然是必要的。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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