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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論壇吳思賢專欄】立法院三讀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案，針對「換照遭駁回的電視台，在行政爭訟終結前，仍可依原執照行使權利」作出明確規範，並要求若原頻道已被使用，主管機關須召集業者協調補救措施。主管機關第一時間回應「回到原頻道在實務上窒礙難行」，乍聽之下似乎是技術與現實的困境，但若從制度精神來看，這句話反而恰恰點出了修法的核心價值。
正因為「難行」，才更提醒主管機關：電視執照的取消或不續發，從來不該是一個可以輕率做出的決定。
頻道不是一張可以隨時回收、重新分配的紙張，而是一個長期累積的公共資源配置結果。它牽動的是新聞工作者的生計、觀眾長期形成的收視習慣，以及整個媒體生態的多元平衡。一旦主管機關決定不予換照，實際效果往往不是「暫時停權」，而是直接造成頻道被他人取代、市場被重組，等到司法救濟走完，縱使原業者勝訴，也早已「物是人非」。這種不可逆的結果，本質上就是一種事實上的「媒體死刑」。
此次修法關鍵，不在於實務上如何「回到原頻道」，而在於透過制度設計，讓主管機關在按下「不續照」或是「撤照」的按鈕之前，必須更審慎。當立法者明白告訴你：「如果你現在否決，未來可能很難善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提醒與制衡。
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法帶有某種「媒體廢死」的精神。所謂廢死，並不是縱容犯罪、否定管理，而是要求國家權力在作出最終、不可逆的處分前，必須承受更高的舉證責任與程序正義檢驗。主管機關當然有管理與裁罰的權力，但執照處分，影響之深、後果之重，應被視為「最後手段」，而非日常工具。
主管機關所謂的「實務窒礙難行」，正好說明了過去制度的問題：行政處分一旦做出，市場與頻道配置就迅速往前走，卻沒有為「如果政府判斷錯誤」預留任何回頭的空間。修法不是要製造混亂，而是要迫使權力行使者意識到，媒體不是一次性審批的物件，而是民主社會中高度敏感的公共存在。
換言之，這次修法真正的訊息是：國家可以監理媒體，但不該輕易「宣判媒體死亡」。當取消執照的代價被制度性地放大，主管機關自然會更謹慎、也更自律。這不是削弱管理，而是讓管理回到比例原則與民主精神的正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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