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行政院人權資訊網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筆者日前受邀參加《反歧視法》草案研討會；行政院於2024年5月初公布的《反歧視法》草案所引起之社會震盪，遠未平息；若干問題所涉之基本邏輯與價值取向爭議，值得進一步釐清。「歧視」這個詞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價值之形成，往往非一朝一夕之功。例如：在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會歧視見義勇為者，沒有人會歧視一個正在上學途中的學生，也沒有人會歧視一個正在吃冰淇淋的小朋友。換言之，當「歧視」發生時，必然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某種狀態或行為進行了價值判斷，內心給予較低評價，進而表現於外，甚且給予差別待遇。
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之間通常未見得會有價值取向衝突，例如：某甲之行為構成犯罪，某乙因而鄙視某甲，某甲即便心中不悅，卻也認為自己的犯罪行為並不可取。真正發生問題的是，某甲與某乙對某一狀態或事物之評價不同，而且至少其中一方感覺這種不同評價與因此導致之行為，將引發另一方不快。於此必須先澄清的是，人們往往會不假思索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設若甲方不接受，或不認可乙方的行為時，乙方就受到了來自甲方的歧視；實際上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推理。我們可以將上述情況例示為，甲方不接受，且不認可乙方之公然猥褻，但乙方認為這是個人自由，當甲方因此鄙視乙方時，乙方指責甲方以言行對其歧視，並通過某部法律限制甲方將其認可之價值取向表露於外；亦即，甲方有義務容忍乙方表現出其所認定之不合宜行為，而且必須限制自己之言論自由，以避免冒犯乙方。
於此之問題在於，何以甲方不認同乙方之行為時，甲方就必須三緘其口；而乙方卻可以不必顧慮其行為是否冒犯甲方，且得以繼續為之？於此即存在一重要價值判斷，就是哪一方才是對的？對錯之標準何在？何以某標準可作為評判對錯之準繩？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等三權，在這此類重大價值問題上之權力邊界？
從絕大多數人認可的民主憲政體制視角來看，上述問題並不難回答，因為不論是行政、立法，或是司法，其所代表的都必須是多數人的共識，當某一議題無法達成共識時，三權中的任何一權，都應當靜待社會爭議降低，待共識逐漸形成之後，才能據之提出草案，進而立法，並以之進行裁判。大法官在審理類此案件時，應提醒自己並非立法者，更非得以凌駕於民意之上的超人類；大法官是國家與民族的臉面，尤其不能自甘墮落為黨派政爭之工具；特別是要避免將大法官個人的那些說不清道不明，未經多重價值辯論與審視，且不知是否樸素之情感置於社會共識之上。
然而，檢視行政院版本的《反歧視法》草案可知，其具明顯價值預設，亦即以限制一方言論自由為代價，確保另一方之言行不但不能遭到區別待遇，甚至得因他人之不同評價，而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此舉無異於一旦立法通過，即禁止人民發表與此一議題或人事物之不同意見，違者須承擔法律責任。筆者於此不僅要提出質疑，有關單位究係根據何種「正當理由」？得以此方式箝制人民之言論自由？其之謬誤，筆者可將其翻譯為白話文如下：「既然你可以不在意我的價值取向，或是說你可以直接冒犯我的感受；為什麼我就不能反對你的價值取向？或是說不能冒犯你的感受？特別是當我的價值取向，至少截至目前為止還是多數人民的共識時，何以多數就必須服從少數？如果少數才是正確的？那為什麼選總統時，不讓獲得最低票的候選人當選，而是要讓獲得最高票的人當選？」
筆者並此甘冒不同價值取向者之大不韙，提出一具體實例，敬供各界方家指正：三年前，筆者正於臺北市環河北路開車，偶然聽到一檔廣播節目，主持人正與一位女性同性戀受訪者交流，該女同性戀者與其伴侶為了擁有自己的孩子，借用他人精子，並前往東南亞進行生育，因此行為在臺灣仍屬違法。此位受訪者為確保胎兒與其同性伴侶均有基因連結，便由其中一人提供卵子，受精卵則植入另一人子宮中。然而，由於基因不匹配，懷孕一方出現嚴重排斥反應，必須頻繁就醫，服用大量藥物，以降低排斥反應，身心飽受折磨。在節目中，主持人和受訪者談及這段經歷時，均哽咽落淚，認為她們為愛情付出巨大犧牲。
然而，從胎兒的權益角度來看，這名胎兒本應在與卵子匹配的子宮中成長，卻因其母親基於愛情之考慮，而被置於不利其生長的環境中孕育。具備一定醫學常識者均知，當胚胎的基因與懷孕之母體不匹配時，免疫系統很可能將胚胎視為「外來物」，從而引發排斥反應；部分女性必須使用免疫抑制劑，或其他藥物以減少排斥反應。現代醫學雖能通過免疫調控藥物減少風險，然而懷孕期間使用之藥物是否會對胎兒造成影響，取決於藥物是否能穿過胎盤屏障，以及是否具有致畸性。某些免疫抑制劑，例如：糖皮質激素和抗排斥藥物，可能影響胎兒的免疫系統或器官發育，或是增加胎兒早產、低出生體重、結構性畸形等長期風險。
由此可知，當主持人與受訪者在討論其個人之情感偉大與健康犧牲時，卻完全忽略了胎兒當下與未來的健康程度，甚至是生命安危。做出這種選擇的人們，何以能夠將其個人情感置於他人的生命權或健康權之上？更不必說，其行為已違反臺灣法律，且有相應之法律責任。
簡言之，《反歧視法》草案之核心問題在於，該法以限制一方之言論自由為代價，保護另一方仍有重大爭議之行為不受評價，甚至賦予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此舉不僅侵入一般人基於社會共識做出價值判斷的基本人權，更有凌駕主流民意的獨裁色彩。在民主憲政體制下，三權分力，且三權均應以多數人民之共識為基礎。我們從保障胎兒之生命權與健康權一案中可以感知，至少在華人世界範疇內之共識，人之生命健康等權利與人之愛情相衝突時，法律須優先保障人之生命與健康，而非人之情愛需求。
實際上，所有法律的基本精神都蘊含著公平訴求，當有歧視出現時，若非違法，就是該法律違反了公平原則，甚且可能違憲。換言之，當前制度本有匡正種種歧視行為之法律工具，實無必要另外制訂歧視法；因為歧視法一旦生效，等同於宣告對於不認同歧視法內容者之歧視與壓迫。其將付出之巨大社會代價，難以估量。2024年底美國大選結果，以及對覺醒運動之覺醒，即為前車之鑑。筆者相信不論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均能有所體會。當社會共識尚未形成時，最好的應對方式，應當是充分討論，充分反思，並靜待可能之優缺點盡可能的浮現，且參考他國之情況後，再行審慎決定不遲。
作者為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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