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近來，中國大陸諜戰題材戲劇「沉默的榮耀」熱播，主題是台灣1950年的「第一匪諜」案吳石案，沒想到，在海峽對岸的台北，竟也帶動了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斃吳石之刑場）的市民和遊客獻花現象。據媒體報導，陸委會表示已前往觀察，認定花束署名卡片多為陸籍人士，目前沒有看到來自台灣人的獻花。他們認為由於不少陸籍人士可以用商務交流等名義來到台灣，或許也是藉由這個機會到馬場町紀念公園打卡、獻花。
根據移民署前不久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的數量達46萬7,456人次，除去小三通遊金馬的15萬，商務交流5萬3,779人次、專業交流1萬829人次，剩下近30萬人來到台灣本島的陸籍人士是通過第三地來台觀光的，平均每天大概有數百位陸籍遊客來台。所以獻花的都是這些觀光客，而沒有台灣人嗎？於是10月24日，我來到了現場，發現了出人意料的真相。
當天儘管陰雨綿綿，但是遠遠就能看到馬場町紀念丘前確實鋪滿花束，除此之外還有鳳梨酥、金門高粱等祭品。其中有一小部分花束的確附帶著簡體字的卡片，寄託對「烈士」的哀思，直言向吳石致敬。但是獻花者並非都來自觀光的第三地大陸客。在那裏停留的十幾分鐘里，我遇到了三波獻花者。
第一波是一位澳門青年和一位台灣女士，他們帶著關於台灣族群政治的研究文獻，談論著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為紀念丘獻上了鮮花，並倒上高粱酒。他們說，他們每年都會來獻花，今天已經有四波台灣同仁過來獻花了。
第二波，是一位台灣年輕女士，攜帶著一大堆花束。她說，很多大陸人在抖音上討論「沈默的榮耀」，她也參與討論，於是很多大陸網友委託她幫忙獻花，以表達對吳石等人的哀思，這已經是她第三次過來了。言語間，她正將一束花、一瓶酒、一張來自四川綿陽網友的卡片放在紀念碑前。原來，有一些簡體字的卡片是這樣來的。
第三波獻花者，是幾位穿著「統一義勇軍」馬甲的幾位阿伯。他們似乎常上新聞，是比較活躍的統派群體。
至少這三波人裡，沒有一位是大陸觀光客。
有趣的是，民視新聞對這些獻花者有過報導，文中直言：「小粉紅來台灣，不先去景點觀光，而是先到馬場町公園，朝聖＂紅色景點」。
可是，馬場町並不是什麼紅色景點，而是是陳水扁時期就認定的「白色恐怖」遺址，1998年，时任台北市長陳水扁決定在馬場町、六張犁設立「白色恐怖紀念公園」，以紀念白色恐怖時代犧牲之政治犯。更是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被文化部認定的白色恐怖不義遺址。現在卻被媒體描述成紅色景點，實在諷刺。
另外，陸委會發言人還提到，「《沉默的榮耀》在對岸引起一些討論，不過台灣沒有聽過有人討論，對於台灣來說，這是翻過去的一頁，對岸把這個事情拿出來重新炒作，把這些人當做英雄，其實對於台灣人來說較無感。」
「這些人」是誰？吳石？還是馬場町的犧牲者？這些事情真的翻篇了嗎？
在民進黨的敘事里，馬場町是一種國民黨威權主義的象徵，他們的存在，既有人權價值、轉型正義的表達，也在為本土派的「受害者敘事」服務。既然還要為民進黨的本土化敘事服務，那麼馬場町就不會是「翻過去的一頁」，哪怕對民進黨來說也是如此。更何況，吳石的家屬，前幾年也得到過政府的補償。
當時吳石等人被槍斃後，整個案子牽連者甚眾，包括吳鶴予、方克華、黃德美、吳石的妻子王碧奎之家屬、江愛訓等人。2013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受牽連之吳鶴予等人合計690萬元，其中受補償之人就有吳石之妻王碧奎之家屬。直到2019年，監察院還通過受昔日吳石牽連之「冤案」調查報告。為諸多受牽連者平凡。這件事情，並沒有翻篇。
其實，在早已民主轉型的台灣，這種『彼之「匪諜」，我之「轉型正義」，他之「烈士」』的魔幻現實，不止上演一次。終極問題在於，台灣的執政黨一再地迴避，或者放棄跟大陸相關的歷史敘事。以二二八的敘事為例。
學者黃種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辨證》一著中寫道：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國民政府在事後陸續發表幾篇解釋及推卸責任的文章後，緘口不談，反而使事件的詮釋權落在其他人手中；中共在政治考量之下，大量製造相關論迹，成為現今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
學者尹章義認為，緝菸事件引爆了民眾久蓄的不滿，形成蔓延全島的抗爭，這段時期全臺灣陷人無政府狀態，島內一部份人有獨立的傾向，一部份人士亟望回歸日本統治，少部分臺共份子附和，加上退伍的臺灣青年，造成動亂。軍隊鎮壓之後，暴動消失，但臺灣社會的許多菁英份子在鎮壓中受到摧殘，在臺人心中留下難以平復的傷痕，政府則刻意淡化事件，視為禁忌，並將錯誤的責任推給中共，中共也樂於認定就是他們策動臺灣人民「起義」。
當時能找到的相關資料，包含當事人的證言，幾乎集中在中國大陸。畢竟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很快戒嚴，眾人緘口不談此事。而不少當事人逃奔對岸，後來多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反而暢所欲言。
比如《大明報》的編輯陳季子、文野、薛慕等人都逃亡到臺灣旅滬同鄉會，撰寫二二八經歷，交由中共宣傳部的田漢等人發表，作為攻擊國民黨之用。而逃到香港的楊克煌、蘇新等人，也借用臺共前輩莊嘉農、林木順之名，分別撰寫《憤怒的臺灣》與《臺灣二月革命》，一方面攻擊國民政府，另一方面悄悄奪取了二二八事件詮釋的主導權。最初中共將二二八定位為「反抗國民黨的民主自治運動」：二二八事件之性質是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臺灣人民的獨立運動。
這和現在民進黨卻急於擺脫與大陸歷史的聯繫，而中國官方順勢將光復節納入中國歷史正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或許，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在馬場町獻花」，而是「誰有權詮釋這些花的意義」。在一個早已民主化、卻仍被歷史邊界劃分的台灣，記憶往往成為政治的工具——人權成為儀式，烈士成為立場，連哀悼都必須先被檢查國籍。馬場町的花束因此成為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僅是兩岸之間記憶的斷裂，也反射出台灣內部敘事的困境。當一個社會無法誠實地面對與他者交纏的歷史，只能在意識形態的坐標中選擇遺忘，那麼「轉型正義」也將失去方向。那些花，不只是獻給吳石或白色恐怖的亡靈，它們更像是獻給一個被撕裂的共同記憶——提醒我們，歷史從未真正翻篇，只是等待被重新閱讀。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