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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傳媒李宗衡專欄】清朝中末期發生的血脈同源詛咒與血淚。如果說前兩篇紀事探討的是國族和意識形態的「非我族類」之殺，那麼芝山岩的同歸所，則揭示了最令人心痛的真相：「同源之殺」。
這裡埋葬的亡魂，不是被外族或特務所害，而是說著同樣閩南話、來自同一省份的同鄉——漳州人與泉州人。
這場「分類械鬥」（糾集同姓氏或祖籍群眾械鬥）零星不斷、規模大小不一，持續發生在清宣宗道光到文宗咸豐（1821-1861年）兩位皇帝統治期間的衝突。
其核心原因並非宏大的政治問題，而是最原始、最殘酷的土地、水源等生存資源因素所造成的武裝衝突。它證明了即使血緣、語言再相通，利益衝突仍能導致殺戮。
同歸所（俗稱大墓公）的歷史，可追溯至更早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反清事件，當時已有難民罹難者被合葬於此。然而，讓它深化到成為「同歸所」代名詞的，正是清咸豐年間在芝山岩周邊的漳泉械鬥。
當時，士林地區最重要的生命線是灌溉農田的八芝蘭圳。水源，決定了農作收成、土地價值和家族興衰。當水圳遇到枯水期，下游的泉州人與上游的漳州人便為了一瓢水發生口角。很快，口角演變成以地域為號召的大規模械鬥。
第一次較大衝突約在道光六年（1826年）。但最慘烈的，當屬咸豐三到九年(1853-1859年)台北地區發生多起激烈的漳泉械鬥，死亡人數甚多，有一部分身份不明或無親人領回的屍骨，又將他們合葬於大墓公。
特別是咸豐九年的械鬥，泉州人攻入八芝蘭街市，將漳州人的村落幾乎焚毀，漳州人退守芝山岩，以惠濟宮為堡壘，憑藉山勢和隘門死守。
衝突現場極為慘烈，雙方動員力量，參與者動輒數百甚至數千人，使用的武器多是農村常見的鋤頭、扁擔、竹篙。他們為了爭奪水路或村落，往往數日之內，血流漂杵，村落成為一片焦土，財產和性命損失慘重到無法細數。
械鬥平息後，最令人不勝唏噓的儀式便是收屍。雙方發現，無論勝敗，都付出了慘重代價。最終，為了避免這些無名屍骨無人祭祀成為厲鬼，人們將曾經自相殘殺的敵對雙方合葬於一處。
現存的同歸所墓碑，是在日治昭和四年（1929年）重建時所立，並正式定名為「同歸所」；墓楹對聯「同歸原有數，一所豈無緣」，為這場同源之殺留下了最後註解。
歷史學家和在地文史記載數據證明，同歸所內安放的屍骨數量，通常被認為有數百具之多。它代表了兩個曾經殺紅了眼的族群，最終在死亡面前無奈地達成和解。
同歸所的悲劇既視感，是對在地族群衝突的深刻反思，以及移民社會的內在矛盾與終局見證。
臺灣社會學與人類學學者莊英章教授分析：「在清代臺灣的移民社會，地方族群（漳泉、閩粵）的械鬥，實質上是對資源匱乏下的社會整合和地域邊界的重新劃分。當國家公權力無法有效仲裁時，暴力就成為了生存鬥爭的最終手段。」
這精準地指出了同源之殺的本質：它不是仇恨的誕生，而是生存權被擠壓後的極端體現。同歸所代表的「同歸」，不是生前的主動融合，而是死後被逼不得已的集體整合。
此外，械鬥也導致了地域邊界更為鮮明。為了防範泉州人的再度入侵，漳州人在此後的重建中，加強了如石砌隘門（至今仍有殘存）的防禦工事，使八芝蘭街市（士林舊街）形成了類城堡式街道，這也間接阻礙了族群間的文化與經濟交流。
同歸所強烈警示我們：利益分配的不均與資源的稀缺，足以凌駕於所有共同點之上。 真正的和平，需要的不只是血緣或語言相通，更需要在資源分配上達到公平與共存的微觀平衡。
（未完待續）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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