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新聞畫面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2025年12月19日晚，台北車站、中山站一帶接連發生投擲煙霧彈、持刀隨機傷人事件，兇手張文墜樓身亡，造成四死五傷。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悲劇：密集人流地帶的無差別暴力，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震蕩。然而，在真相尚未厘清之前，社交媒體卻迅速選擇了另一個敘事主角——陸配。
在警方尚未完成調查時，網絡上已經出現了多套彼此呼應的故事版本：這是中共的第五縱隊，是壓力測試；嫌犯是中國人，在上海當過武警；更流傳最廣的說法則是——嫌犯是陸配二代。這種猜測的依據非常隨意：因為他名字是兩個字，很可能是大陸人。
這些故事版本在社交媒體迅速發酵，甚至有人借機呼籲加強對大陸配偶的安全審查，乃至更激進的排除措施，還tag「排華運動刻不容緩」。
第二天晚上，台北警方公開澄清：嫌犯為台灣籍，其母也並非大陸配偶，相關傳言純屬捏造。然而，在官方辟謠抵達之前，「陸配之子犯案」的敘事早已在社交媒體上完成了傳播、放大與情緒動員。
問題不在於謠言被戳破，而在於：為什麽台灣社會在第一時間，會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個陸配兇手？下一個公共事件到來時，陸配群體是不是也要在惶恐不安中度過，在時刻需要自證清白的泥潭里喘息？
如果這是孤例，或許還能歸因於偶發的網絡失控。但過去兩年，類似的情形已反覆上演。
2023年底，徐春鶯事件余波未平，台鐵出現椅背被抹排泄物的惡性事件，社群平台迅速「鎖定」一名鄭姓陸配，編織出完整的犯案路徑。三天後警方破案，嫌犯是台灣籍男性，與陸配無關。
今年震驚社會的「剴剴案」（保姆虐童案），在警方公布結果前，網絡上同樣盛傳「陸配姐妹作案」。最終調查顯示，兩名嫌犯均為台灣籍。
值得警惕的，並非單一謠言，而是其背後的邏輯結構。在這次事件中，許多人並不是「誤信」信息，而是迫不及待地假設嫌犯與陸配有關，然後在這個假設之上，推演出一整套看似自洽的因果鏈：大陸長大、身份未申報、兵役問題、通緝、不滿、報覆社會……事實是否成立，反而變得不重要。
正因如此，即便警方已經澄清張文並非陸配子女，過去24小時內陸配群體所承受的恐懼卻是真實存在的，許多陸配不敢外出、不敢回應、惶恐不安。
當然，這種模式並非台灣所獨有。任何民主社會在暴力發生後都會面對恐懼。在美國，大規模槍擊案常常引發針對移民、穆斯林或非裔族群的猜測；在歐洲，恐怖攻擊往往迅速被轉化為關於難民與邊境的政治爭論。然而，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直覺幾乎總是錯誤的。數十年來，美國、歐洲與亞洲的研究反覆得出同一結論：移民群體，包括無證移民，其暴力犯罪率，普遍低於本地出生人口。
原因非常簡單。移民本身具有高度選擇性：他們往往具備更強的自我約束能力與長期規劃。因為，對移民而言，任何失序行為的法律代價都極高——可能意味著遣返、家庭破碎、人生機會的永久喪失。此外，移民社群通常具有緊密的家庭與社區網絡，形成強烈的社會約束。
陸配也好，外配也好，本質上就是婚姻移民。今年數個針對陸配的驅逐、取消身份案例也說明了，婚姻移民，尤其是自帶地緣政治標簽的婚姻移民，被審判的尺度本來就遠遠高於本國人。所以，陸配一定活得比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每一次無差別襲擊這樣的悲劇之後，社會當然需要追查責任、檢討制度、改善安全與精神健康體系。但當第一個問題變成他是誰的人，而不是哪里出了問題，民主就開始被掏空。
即便退一萬步說，假設嫌犯的母親真的是陸配，又能怎樣？
張文27歲，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他的行為，應由他本人承擔全部法律與道德責任，而不是被轉嫁到母親的出生地，更不是擴散到整個群體。
台灣約有近40萬陸配家庭，粗略估計，至少有20萬名陸配子女是男性，其中大量已經服役、退役，甚至長期在軍中服役。正如學者蔡正元所指出的現實：今天台灣軍隊中，不乏母親來自中國大陸的軍官，甚至已有升任中將者。難道，這些二代，都要面臨更嚴苛的忠誠測試？
如果「母親是大陸人」本身就被視為潛在國安風險，那麽問題已經不再是安全，而是赤裸裸的血緣政治。這是社會失序，不是國安議題。
無差別殺人，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結構性難題，涉及精神健康、社會支持系統、兵役與司法制度、社會疏離感等覆雜因素。把它簡化為「外來者陰謀」，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遮蔽了真正需要被檢討的制度漏洞。
更嚴重的是，這種敘事正在制造一種持續性的內部恐懼：當某個群體被默認為「需要被懷疑的人」，那已經不是公共安全，而是社會分裂。
這次警方闢謠後，陸配群體終於暫時松了一口氣。但問題並未結束。
難道從此以後，台灣每發生一次公共惡性事件，陸配就要集體經歷一次恐慌？難道安心生活的前提，是等待官方證明這次不是你們？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真正需要被檢討的，恐怕不是某個嫌犯的動機，而是一個社會，已經習慣用身份標簽來安放恐懼、轉移焦慮。
就在最近，澳大利亞雪梨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慘案：在猶太光明節慶祝活動上，一對持槍者對參加活動的猶太裔人群掃射，造成16人死亡。槍聲響起的第一時間，輿論場幾乎自動完成了一次「合理推斷」——兇手必然是極端穆斯林，而挺身而出的英雄，必然是本地人，或者至少是猶太人自己。
但事實很快給了所有人一個反轉。
在混亂中上前與槍手搏鬥、成功阻止其中一名行兇者、挽救了更多生命的，是一名水果店老板——敘利亞裔穆斯林移民。而真正的槍手，則是印度裔。
現實再次證明：身份想象，往往與真實行為毫無關系。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台北。
就在張文行兇的那一晚，筆者有一位陸配朋友，正好身處台北車站。
她當時準備出站，忽然看到大量人群驚慌地向內湧來。一名台灣女孩沖上前攔住她，說了一句極其簡單、卻救命的話：別出去，有火災。——當時大多數人還以為只是火警，尚不清楚是有人投擲煙霧彈並持刀傷人。
正是這位素不相識的台灣女孩的提醒，讓這名陸配遠離了隨後發生的兇險場景。她非常感謝那位女孩的救命之恩。
這是一個極其普通、卻極其重要的事實：在真實的危機時刻，沒有陸配和本地人，只有人救人。
這兩件事情，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混亂和沮喪中，給了我們一針強烈的安慰。人性本能中的善良和真誠，是超越種族和政治語言的。
而那些偏見敘事最危險的地方，不在於它偶爾冤枉人，而在於它會重塑社會的道德直覺：來自「被懷疑群體」的善行，被當作例外、奇跡、反差；來自「被信任群體」的惡行，則被迅速個體化、去結構化。
久而久之，一個社會會陷入荒謬的狀態：善惡不再被當作人的選擇，而被當作身份的屬性。這樣的社會，會越來越容納不下真誠和善良。此時，任何一個族群，都將生活在一種隨時可能被指認、被懷疑的狀態中，永遠都要準備著，隨時被迫自證清白。
還好，那位雪梨的水果店老板，那位台北車站的台灣女孩，以及無數沒有被寫進新聞標題的普通人，才是這個世界在危機時刻真正依賴的對象。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