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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論壇上官亂專欄】在台北大安區的芳蘭山半山腰，有一片仿佛被時間遺忘的眷村，叫芳蘭山莊。
一片老舊、低矮的克難房中，幾面高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其間迎風招搖，非常惹眼，它像一塊尷尬的補丁，縫在台北不斷向外蔓延的新織錦上。
芳蘭山莊中有兩座四、五層樓的空軍榮民退舍，走近看，歷史的經緯畢現：屋齡超過半個世紀的單身宿舍，牆皮剝落、陳灰撲撲。一層樓，幾十扇門，共用盡頭的廁所與澡間。你很難想象如今竟還住著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其中大部分，是陸配。
目前，這座退舍還有十六個老兵活著。最年輕的，九十八歲，他眼色渾濁，看見陌生人，嘴角偶爾抽動一下，仿佛從一場很長的夢中醒來。他是這裡「榮民自治會」的會長。自治，這個詞在這條走廊裡沒有回聲。管理這棟樓的，是時間本身。
另一半住戶，是老兵們走後留下的女人，她們有一個統稱——榮民遺屬。她們從海峽那邊來，如今，牆上掛著的、玻璃框裡微笑的、早已不說話的，是她們的丈夫。她們便成了這棟樓裡的「遺屬」，如今，她們風燭殘年，頭上卻懸著一場不知何時降臨的滅頂之災。
要理解她們為何蜷縮於此，得先拂開一層更久遠的歷史濃霧。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一百二十萬人渡海而來，其中六十萬是軍人。他們多是鄉間少年，被抓了壯丁，懵懵懂懂穿上軍裝，一路南退，稀裡糊涂上了船，眼睛望著漸行漸遠的海岸線，再回頭，已是暮年。為了「強化戰斗意志」，一九五二年，一紙〈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落下：作戰部隊、軍校學生、未滿役期者，一律不得婚嫁。禁令在1959年略有放寬，到1974年才把限制范圍縮小到直接參戰者、執行緊急防務者和軍校學生。
直到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探親開放，最先湧向碼頭和機場的，正是這群老人們。他們看見故鄉的田野依舊，父母卻已白髮蒼蒼，或者青山埋骨，而他們新兵變成老兵，卻依舊孑然一身。傳宗接代也好，情感陪伴也好，總之，雖然大多已經年過六旬，但他們終於有機會趁著能力所及在大陸娶親，一時間，重新娶年輕老鄉回台生活，蔚然成風。
她們三、四十歲，或離異，或喪偶，臉上有風霜，眼裡有猶疑。海峽那邊的日子清苦，這邊的承諾雖然薄——一間宿舍，一份（往生之後的）半俸——卻是一份安穩的指望。
一九九一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出台；一九九二年，陸配來台定居有了法源。兩岸婚姻的潮水，正式漲起來了。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公開資料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台榮民有配偶者30.27萬人，佔榮民總數67.2%；其中榮民的大陸配偶累計來台32,656人，佔全國陸配總數的一成有餘。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整代被禁婚令延誤了青春、又在戒嚴解除後倉促補上婚姻這一課的老人，以及一群遠渡海峽、用後半生賭一個安穩晚年的女人。
芳蘭山莊的黃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七十八歲，浙江人，腰板還算挺直。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剛五十三歲。她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就是來做保姆的。」榮民丈夫九十七歲往生，她便留在了這間不用付租金的宿舍裡，她無處可去，也無力承擔另尋住處的成本。冰箱壞了，修不起。即便修好，也捨不得用電。所以她很少買菜，靠著每月一萬三千塊台幣的半俸度日。
我問了那個台灣人經常問陸配的問題：這麼苦，為什麼不回大陸？
她苦笑：「回去怎麼活？沒有醫保，沒有社保。回去，只能拖累兒女。」那是她跟大陸前夫生的孩子，如今，兒女也快60歲了。
她們從未在大陸繳過社保醫保，在最需要花錢看病的年紀，回去只能一無所有。而在這裡，有健保，有榮總醫院對榮民眷屬的優惠。這是她們無法拔腿離開的最大理由。
八十八歲的楊大姐，是另一種況味。她二〇〇〇年來台時已六十三歲，先生九十八歲離世。她出生在上海，年輕時支邊貴州，如今滿口貴陽話，讓我這個四川人聽起來莫名地親切。她有兒女在貴陽，在她前幾年病重得不能生活自理的時候，曾來照顧過她，之後便回去了。但她回不去了，也不可能回去。她有一萬七的半俸，加上八千多的老人年金，在遺屬中算「寬裕」的。可這寬裕，不過是在這四樓的小屋裡「等死」的盤纏。她一隻眼睛失明了，雙腿站不久，與人說兩句就得坐下，於是聊個天，她得頻頻道歉「對不起啊，我只能坐著」。就這樣的腿，卻要每天端著助行器，顫顫巍巍地，一級一級，從四樓挪下去，再挪到超市，買一把青菜，幾顆雞蛋。
項大姐七十三歲，浙江人，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些。一九九二年她便來了，是最早合法落地的那一批。她很難說自己幸不幸運——她和老兵先生結婚的第一天，就看見他在吃藥。可泡在藥罐子裡幾十年，竟然一晃眼成為了101歲的人瑞。長壽未必幸福，他已經阿茨海默症多年，無法走動，卻又「精力旺盛」，一個人在家或者夜深人靜時，就喜歡用身體「咚咚咚」地撞門。耍脾氣時，就拒絕進食，還逢人便喊：「她在下毒！」
項大姐曾帶他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可是，歸根哪有那麼容易。老人半夜撞門的聲音，鬧得鄰居們苦不堪言。請看護，一個月八千人民幣，而他的退休俸折合不到六千。沒有健保，在大陸看不起病。於是又把他帶回台灣，窩在這三坪大的屋裡，繼續聽著那「咚咚」的撞門聲，日復一日。
最讓我無法忘懷的，是林大姐。
她七十八歲，來自浙江舟山。可在台灣生活了20多年的她，竟瘦得像一截枯枝，目測不足四十公斤。每月只有八千多塊的低收入補助。她將一把青菜按腐爛程度分成四份：「這蔫了，今天吃；這兩根好一點，明天。」四天，就靠這一把青菜煮稀飯，毫無油葷。一個月吃四顆雞蛋，一個星期一顆。實在饞了，就買最便宜的龍骨，六十塊錢四小塊，每月只舍得「奢侈」一次。其餘時候，便告慰自己：「信佛，吃素。」
冰箱是壞的，骨頭沒法冰，便放在碗裡泡著水，她相信這樣能壞得慢一點。這樣的生活品質，在中國最貧困的山村，也得被驚呼一句「可憐人」。
她渾身是病，甚至有身心障礙證，可是去區公所問有沒有一點點補貼可以改善生活，得到的答復是：一分沒有。
為什麼沒有拿到已故老兵先生的半俸？說起來，像根針扎在心上。先生走後，她本有一萬五的半俸。但先生一生念著落葉歸根，可老家早已無親，根本不知魂歸何處。最終，她決定，把先生的骨灰帶回自己的老家舟山安葬。跨海的後事，花費巨大。她把半俸一次性取了出來，全用在完成先生遺願上面。錢花光了，她只能申請八千多塊的老人年金。
就這樣，她還在存錢。因為先生的百歲冥誕快到了，她想給他做法事。「他生前很尊重我，我們感情好，」她說，「人要講情義。」
她每天吃兩根青菜煮稀飯，卻要攢錢給亡夫做一場法事。這荒謬的對比裡，有一種令人心碎的人性莊嚴。情義二字，在這樣的角落裡，卻開出最重的花。
然而，她們都面臨同一個命運：被強制驅離。哪怕就是如此老舊的單身宿舍，也容不下她們的風燭殘年。
因為這些單身宿舍名義上是屬於榮民老兵的，按照慣例，等最後一位老兵也走了，就只能讓所有遺屬搬走，騰出這棟老樓。至於遺屬們去哪裡？官方的回答是：可以申請榮民之家，免費。可她們去問了，台北榮家的名單，已排到七百九十號。有生之年，怕是等不到了。新建的養老國宅，在木柵更深的山上，要收費，而且生活和交通極不方便。七、八十歲的老人，經不起再一次遷徙了。
可她們還算「幸運」——至少眼下不用交房租。而在五分鐘車程外的忠勤三莊，情況更糟。
忠勤三莊看似偏遠，卻具有相當好的區位條件：緊鄰文山森林公園，距離捷運站只有5分鐘腳程，超商也很近。
這裡緊挨著一片光鮮的青年社會住宅。甚至忠勤三莊這一棟樓都被一分為二，四、五層被粉刷一新，是侘寂風的青年公寓；一到三層，卻斑駁破敗，像印度貧民窟。一眼望去，天上地下。
這裡原是遠在郊區的憲兵看守所，解嚴後，國防部拆了高牆，安置那些負傷、無家、單身的老兵。他們在這裡住了超過五十年，人多的時候，一間4坪大的房間要擠四個人。如今，人少了，整個房子仿佛也奄奄一息：公共廁所被鎖的鎖，堵的堵；走廊堆滿了雜物，暗不見光；公共廚房的菜板只剩一半，空氣裡是黴味與腐朽的味道。
一樓，一間宿舍的門永遠開著，裡面坐著這裡的「鎮宅之寶」——九十七歲的廣西老兵伯伯。他嚴重耳背，無法走動，最遠的距離是大門口那張沙發。每天，小他三十歲的陸配太太扶他出來透氣，他就看著對面公園裡運動的人們發呆。他是忠勤三莊最後一位活著的榮民，等他走了，一到三樓的宿舍將立即被接管，改造成四、五樓那樣的青年社宅。那十幾位陸配遺屬，將失去最後的棲身之所。
她們的「代表」，是來自湖北隨州的米大姐。
四十多歲時，她大陸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她在工廠上班，認識了來大陸探親的老兵，之後二〇〇二年嫁來台灣。那位老兵退休後只有1.3萬的半俸，因為中途退役去打工謀生了。那點錢根本不夠兩個人生活，更無法在讓她在先生往生後領半俸，於是嫁來台灣的她一天福也沒享過，就外出做看護補貼家用。十二年後，老兵病故。按政策，她必須在一個月內搬離宿舍。就在她遭遇流落街頭的命運時，鄰居另一位老兵向她伸出了手——不如我們結婚，妳照顧我，我往生後，妳能領我的半俸，也能繼續住在這裡。
於是，她開始了第二次「保姆」生涯。為第二位老兵丈夫把屎把尿近十年。新冠期間，這位老兵也走了。她終於辦下半俸，以為人生可以安定了。可只領了不到一周，退輔會一紙公文撤銷了她的資格——因為規定，要領半俸，須滿五十五歲且結婚滿十年。而她與第二任丈夫，從結婚到他往生，偏偏差十三天才滿十年。十年的屎尿與辛勞，在那「差十三天」的冷冰冰的規定面前，化為一縷青煙。
現在，她每月只領八千多老年金，還要交三千多的「房租」，生活極度困苦。而驅離的命運，卻一天天向她們逼近。
可是，為什麼同樣是榮民單身宿舍，芳蘭山莊不用交錢，忠勤三莊條件更差、環境更差，卻還要交錢呢？
原來，這是一樁多年的頑疾。早在二〇一六年，就有媒體報道，台北市政府打算收回文山區忠勤三莊的單身退舍，因為這裡的土地屬於台北市政府，地上建築（宿舍）則屬於國防部。台北市政府為了協助青年租屋，打算運用忠勤三莊單身退舍的閒置空房，採「混居」模式，讓青年以便宜租金入住。
於是為了讓國防部退出房子，市政府要求國防部除了趕走居住其間的老榮民，還要繳納土地補償金。理由是：北市府無償借給國防部忠勤三莊當榮民單身宿舍，租約已經到期，軍方並未續借。國防部自然不願出錢，於是一邊要求資格不符的有眷屬住民遷出，一邊把這筆錢轉到宿舍裡的榮民和遺屬身上。
這就是她們每月要交3000元的原因。其實，同樣的命運未來也可能降臨到芳蘭山莊。
雖然二〇一六年新聞曝光後，台北市社會局曾強調，未強迫住民集中搬遷，但周圍的青年社宅已輕逐漸修建起來了，一間房間可以租到1.5萬到2萬，瑜伽室、閱讀空間、公共廚房一應俱全，YouTuber們紛紛來拍片開箱，稱讚這項政績。而對於僅存的老兵遺屬們來說，包圍得越來越緊的青年社宅，卻成為懸在她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更微妙的是，任何想要為她們發聲的媒體，在眼下的輿論環境中，都無奈地避開「陸配」二字。有熱心的媒體曾來報道，痛陳榮民居住的環境惡劣，但鏡頭裡，卻只能無奈地呈現那唯一在世的陳姓老兵。於是光看新聞，讀者會困惑：難道這一切改造，只為了他一個人？答案當然不是。但答案到底是什麼，竟很難提及。陸配，成了一個台灣社會的一個敏感詞。
在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底層，「老榮民娶大陸配偶」這件事，早已被簡化為一場交易：老男人出房出錢，大陸女人出青春出勞力。一旦老兵過世，陸配繼承遺產，便有「假結婚」、「黑寡婦」、「粉紅收屍隊」的標簽飛過來。
甚至在老兵陸配來得最多的那幾年，不少新聞滿天飛：一人多嫁、房事索求無度、給榮民濫用藥物，盼榮民早亡⋯⋯獵奇、成見中帶著羶腥色，在主流媒體上被大肆渲染。
可這與事實和台灣的政策根本相反。
所謂「盼榮民早亡」，毫無邏輯。因為根據政策，陸配與老兵必須結婚十年以上才有半俸。老兵活得越久，她們才越有指望熬到那份保障；老兵一旦提前撒手人寰，等著她們的往往是一場空——就像米大姐那樣，她們怎麼可能盼老兵早早離世呢？
再說到「假結婚」。自從2003年底，台灣大大加強了針對陸籍配偶的結婚面談。根據移民署2007-2011年的數據，陸配假結婚率最多的時候也就是2008年的6.8%，其他時候就2-4%左右，完全稱不上高。更不要說「圖利身份」「洗人口」了，陸配入籍比例不到四成，是所有外來配偶中比例最低的。可是直到現在，整個陸配群體身上的「假結婚」「圖利身份」「洗人口」「沖垮健保」的污名仍然如影隨形。
她們就這樣，懸在三重敘事的夾縫裡：社會一邊相信她們「假結婚」「圖財產」，一邊又下意識否認她們被不平等對待；而同時，大家又默認，要對她們施以同情，就必須回避她們的身份。
霧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散。或許永遠不會散。但至少，有人該走進霧裡，看清她們的臉，聽清她們的名字。她們不是符號，不是標簽，不是燙手的山芋。她們是林翠女，是米大姐，是許許多多把一生碾碎了，撒在異鄉土地上的、無名的人。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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