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橋頭地檢署影片截圖
【聚論壇范振家專欄】日前媒體報導高雄橋頭地檢署發生一起令人遺憾的墜樓事件。一名四十六歲女子因將郵局帳戶與提款卡交給網路認識者，帳戶後來被詐騙集團用來收取三名被害人共約十三萬元款項。法院判處她有期徒刑四月、併科罰金一萬元；若以每日一千元易科罰金計算，總額約十三萬元。她前往地檢署執行科報到後墜樓身亡。至於事件原因，仍待檢警調查，不宜逕自將悲劇歸因於罰金或司法程序。
但這起事件留下的問題，不能隨著案件的調查結束而消失。她不是詐騙集團首腦，也不是跨境洗錢金主。她是高職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境清寒，並具有輕度身心障礙的帳戶提供者。法律必須追究她的責任，但司法也不能假裝，她和躲在境外操控金流的詐團主謀，站在同一個犯罪位置。
許多人會說：「人頭帳戶也是幫兇，犯罪當然要付出代價。」這句話沒有錯。三名被害人的損失是真實的，帳戶持有人也不能只用一句「我不知道」就完全卸責。然而，若討論到此為止，我們只看見司法的終點，卻沒有看見犯罪的起點。 詐騙集團真正高明之處，不只是話術，而是懂得把犯罪風險全部外包。 主謀躲在境外，工程師架設網站，金主控制資金，幹部透過社群平台招募；最後留在司法機關面前的，往往只剩一張提款卡，以及一個急著找工作、需要借錢、渴望情感支持，甚至欠缺完整風險辨識能力的人。
政府不斷宣導「不要把帳戶交給別人」，卻常假設每個人都具備同樣的資訊、社會經驗與判斷能力。但詐團不會拿著寫有「犯罪契約」的文件上門，而是把交付帳戶包裝成貸款審核、求職驗證、網拍收款、投資交易或網路交友協助。
對生活穩定的人而言，這些說法可能漏洞百出；對一個失業、負債或急需現金的人而言，眼前看到的卻可能不是犯罪陷阱，而是一根救急的稻草。
於是，資訊落差成為詐團最廉價的犯罪工具，經濟弱勢則成為最好取得的消耗品。
用一句「帳戶不能交付」完成宣導，等到弱勢者真的受騙，再用四個月的徒刑檢驗他有沒有聽懂。這與其說是犯罪預防，不如說是一場事後才公布答案的考試；考不及格的人，不只失去帳戶，還可能同時面臨刑事紀錄、民事求償、工作不保與家庭破裂。
進入刑事執行階段後，第二層不平等又出現了。十三萬元對有資力者，是一筆可以計算的司法成本；對清寒者，卻可能是一張買不起的自由門票。同樣判刑四個月，有錢者繳款回家，沒錢者入監服刑。法律表面上一千元折抵一天，人人平等；實際上卻是富者用金錢換取自由，貧者用自由償還貧窮。
法律雖設有分期繳納及易服社會勞動等制度，但制度寫在網站上，不代表每個人都看得到；程序存在，也不代表弱勢者能夠理解並完成。
司法若是只確認當事人是否簽收文件，卻沒有確認他是否真正明白還有哪些出口，那麼「依法告知」有時也只是另一種精緻的形式主義。
因此，司法機關有必要建立「執行脆弱性分流」。當報到者具有身心障礙、清寒、失業、重大債務、家庭支持薄弱，或是出現「抓我去關」等高度挫折語句時，程序不應只剩繳款與發監，而應主動說明分期、社會勞動與法律扶助，必要時連結社政及心理衛生資源。
這不是要求書記官兼任心理師，而是要求司法制度不要只看卷宗，也看見站在櫃台前的人。
打詐當然不能手軟，但精準打詐，不該只是精準找到最容易抓的人。如果每次都只抓得到帳戶提供者、車手與經濟弱勢者，卻抓不到招募者、金主與境外主謀；最後再把起訴、判刑及入監人數當成治理績效，那麼這張漂亮的成績單，恐怕正是詐團最樂於看見的結果。
因為他們只要再找到下一個生活困頓、資訊不足的人，犯罪產業鏈就能重新啟動。
最令人心酸的，不是一個帳戶變成人頭帳戶，而是一個原本就站在社會邊緣的人，先因資訊落差成為詐團的工具，最後又成為司法程序中最容易被找到、也最容易被遺忘的人。
當詐團躲在雲端，弱者卻倒在了司法門前，制度若只證明法律已經運作，卻沒有阻止悲劇再次發生，那麼真正需要接受檢驗的，恐怕不只是一名帳戶提供者，而是整套打詐與司法治理！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