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海鵬影業《我們要回家》
【聚論壇左化鵬專欄】在台北西門町真善美戲院看了一部極其感人的印度電影「我們要回家」。這部電影，是由旅居美國的洄源交流協會會員吳家純女士特地包場請台灣好友觀賞。影片放映時，我聽到周遭不時傳來斷斷續續的抽噎聲。
電影的內容是描述兩位來自印度北部貧困小村莊的兒時玩伴一低種姓的前登和穆斯林修伊，兩人為了擺脫世襲貧窮和階級歧視，決定報考警察學校，企圖從數百萬考生中脫穎而出，從而翻轉人生。好不容易考完試，兩人一邊打工，一邊焦慮的等待放榜。不料，突如其來的疫情，造成全國封鎖，城市瞬間停擺，兩人頓失生計，被迫加入龐大的難民潮，徒步數百公里踏上艱辛的返鄉之路，在烈日和飢渴的考驗下，兩人以真摯的友情攜手對抗命運。途中，前登不幸中暑而亡，修伊揹負他返鄉的那一幕，令許多觀眾眼淚潰堤。
這是真人真事改編的一部電影，由印度知名導演尼拉傑．蓋萬執導，曾入選坎城影展，獲得國際影評人的高度好評。由於目前仍在上映，我就不再詳述內容。
電影開場時，我遇見了九十三歲的高秉涵律師，和也已年逾花甲的李大律師（他為善不欲人知，姑隱其名），洄源交流協會正是高秉涵律師所創辨，後由李大律師接棒。他們兩人不辭辛勞，長期送老兵骨灰罈回鄉的故事，比這部印度電影的感人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期待兩岸的演劇界，將來也能出一位像印度寶萊塢電影的導演人才，能拍出這樣大時代的影片。
高秉涵律師八十年前出生山東荷澤，1948年國共內戰局勢逆轉，當校長的父親被共產黨槍斃，那時，他年僅 13 歲就被迫逃亡，母親叮囑他隨國軍南逃，為高家留一條命根子。臨別依依，母親拉著他的小手，聲淚俱下：「兒啊⋯一定要活著，跟著國民黨的軍隊走，不要回頭，娘等著你回來！」。
這句話，成了高秉涵在兵荒馬亂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一路被戰火追著跑，翌年，高秉涵隨流亡學生與軍隊，輾轉來到舉目無親的台灣，在台北車站一帶流浪，身無分文的他，餓的前胸貼後背，為了生存，只能在火車站附近的垃圾堆裡和野狗爭食。這段非人的流浪歲月，讓他患上嚴重的皮膚病，雙腿潰爛差點遭到截肢，幸好遇上仁心的軍醫才撿回一命。後來，他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考入國防大學法律系（國防醫學院與政校前身之法學院系統），夜以繼日地苦讀。終於考取司法官與律師。畢業後，他憑藉優異成績考取司法官，曾擔任軍法官與地方法院法官。之後，轉任執業律師，在台北開辦律師事務所。
許多隨軍來台的單身老兵，晚年無依無靠，常跑來找高秉涵聊天或立遺囑。老兵們知道他常幫忙處理後事，總攥著他的手：「高律師，我死後不想當孤魂野鬼，請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帶回大陸老家，⋯⋯」。高秉涵在這些老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逃難的影子，他體悟到這些老兵生前無法歸鄉，死後若能葉落歸根，也是在撫平那個時代所有離散家庭的悲痛。自1990 年代兩岸開放探親後，他發願：「只要我還抱得動，我就帶你們回家。」數十年來，他自掏腰包，用雙手抱着一尊尊沉甸甸的骨灰盒，搭飛機、轉客運，踏遍大陸數十個省的荒野，最遠來到新疆的荒漠，將上百位老兵的骨灰，親手交給他們的家屬，完成了無數個跨越半個世紀的團圓。
李大律師是眷村子弟，他的求學與考照之路，是一段典型的「眷村子弟逆境翻身」歷程，早期眷村資源匱乏，他從小目睹許多老兵因為不識字、不懂法律，在面臨權益受損或生活糾紛時求助無門，因而立志以法律為業，在極大的經濟壓力與激烈的司法考試競爭下，他不斷自修，順利考取國家律師資格，並創辦律師事務所，將「服務弱勢與老兵」視為執業的核心宗旨。
許多晚年孤苦無依的單身老兵，臨終前找到李大律師辦理預立遺囑。老兵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將畢生積蓄處理完後能「魂歸故里」。李大律師深感同胞之情，每次都鄭重答應這份超越商業委託的重任。
送骨灰回大陸絕非僅是搬運，背後有極其複雜的程序。李大律師在台灣負責辦理死亡證明、遺產清算與骨灰出境等法律手續；同時透過各種管道聯繫大陸當地政府、台辦或村委會，在浩瀚的戶政資料中替已離家數十年的老兵尋找尚在人世的親人，當找到親人並辦妥手續後，他親自抱著沉甸甸的骨灰罈，搭機跨越海峽，再轉乘客運、小巴士甚至步行深入大陸各省的偏遠鄉村。每當他親手將骨灰罈遞交給老兵的親人，看到兩岸親人跪地痛哭、斷絕數十年的血脈聯繫得以圓滿時，他便完成了對逝者的承諾，讓這些在台灣孤獨終老的外省老兵，得以安息於祖先的墓園。
幾十年來，高秉涵與李大律師兩人用雙手抱回了數百具老兵的骨灰罈。他們的背影在機場的候機室裡，顯得那麼佝僂，可他們懷裡抱着的，卻是一整個時代最沉重的哀傷。
台灣海峽的海浪，依舊拍打著兩岸，那些魂歸故里的老兵們，終於可以回家安睡在祖先的墳塚旁。而這兩位律師，用半生的執著與熱血，在冰冷的法律條文之外，為這個充滿離亂的時代，寫下了最溫熱、最催人淚下的最後篇章。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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