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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論壇陳國祥專欄】巴西大選結果出爐，魯拉在第二輪決選中以51.79%的得票率擊敗小波索納洛的48.21%，差距超過四百萬票，成功連任總統。這是巴西自一九八五年重返民主以來，首次出現首輪投票落後的候選人最終逆轉勝出的案例。小波索納洛拒絕承認敗選，主張選舉結果應予撤銷，重演其父四年前的政治戲碼，也讓這場選舉的裂痕在結果揭曉之後繼續擴大。
魯拉的連任讓左翼繼續掌握巴西行政權，在拉丁美洲右翼浪潮席捲之際發揮了「剎車」作用；然而他在國會居於少數，面對右翼主導的議場與街頭的持續對抗，其第四個任期注定在內外夾擊中展開。
巴西是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但此次選舉暴露的兩極分化與相互抹黑，再次將社會撕成兩半。選民的抉擇不僅決定國內政治的左右方向，也將重塑巴西在全球舞台上的定位。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場選舉所呈現的種種現象——選民僵化、資訊繭房、制度信任的侵蝕——並非巴西獨有，而是當代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結構性病灶。
兩極化造成的首要傷害，是選戰中真正重要的議題被系統性地邊緣化。當政治競爭淪為身分對立的延長賽，政策辯論的空間便被壓縮至近乎為零。家庭和友誼因政治立場而破裂，族群對立被反覆動員，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則將選民鎖入各自的同溫層，讓不同立場者之間的對話愈發不可能。
更深刻的現象是「選民僵化」：無論執政表現、經濟數據或醜聞揭露，支持者的立場幾乎不為所動。今年雙方支持率的波動始終未超過五個百分點，便是這種結構性僵固的直接證據。民主政治的前提是選民可以被說服、政策可以被檢驗，而僵化恰恰掏空了這一前提。
魯拉勝選所面對的，是一個問題堆疊卻共識稀缺的巴西。約六千萬人仍生活在貧困或極端貧困之中，經濟成長放緩與生活成本上升持續擠壓中下階層。弔詭的是，官方數據呈現的卻是一幅相互矛盾的圖景：巴西在二〇二五年脫離了聯合國飢餓地圖，極端貧困率降至百分之四點四的歷史低點，兩年間讓兩千四百萬人擺脫嚴重糧食不安全。
然而同一時期，仍有超過兩千八百萬巴西人處於糧食不安全狀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收入相對於最貧窮的半數人口之比不降反升，從百分之三十點二升至百分之三十一點五。貧困在絕對意義上有所緩解，不平等在相對意義上卻在加深——這正是魯拉社會政策面臨的根本矛盾：轉移支付可以緩解症狀，卻難以撼動土地集中、糧價波動與非正規就業所構成的結構性根源。
治安問題同樣不容樂觀。過去二十年凶殺案累計超過一百萬起，儘管二〇二五年的全國兇殺率較前一年下降百分之八點二，達到二〇一二年以來的最低水準，但暴力正在發生地理上的轉移：大型都會區的兇殺率下降，中型與小型城市卻成為販毒集團爭奪地盤的新戰場。
紅色司令部與首都第一司令部兩大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擴張，為了控制港口城市與毒品運輸路線而爆發的幫派戰爭，正在將致命的暴力從沿海大城推向內陸腹地。與此同時，腐敗醜聞的範圍也在擴大，從行政與立法部門蔓延至司法體系，進一步侵蝕公眾對制度的基本信任。
在制度層面，魯拉面對的是一個比第一任期更為敵意的國會。自由黨在眾議院五百一十三席中占據一百二十一席，在參議院八十一席中握有二十八席，成為議會第一大力量。反對派不僅掌握立法否決能力，更透過對預算分配的控制權，將財政資源轉化為對行政部門的槓桿。魯拉若要推進任何立法議程，就必須向中間派政黨讓渡內閣席位與地方撥款，這意味著他的政策空間從一開始就被結構性地壓縮。他在競選中承諾擴大國家角色、加強社會政策與工人權利，但執政後每一步都將在國會的討價還價中被稀釋。
魯拉勝選的國際效應同樣值得審視。在阿根廷、智利、厄瓜多等國相繼由右派執政的背景下，巴西左翼的延續被視為抵抗拉美右翼浪潮的象徵性屏障。他將維持多邊主義路線，在氣候與環境議題上繼續推動亞馬遜森林保護，並試圖以國際綠色資金作為經濟轉型的槓桿。然而，他與美國川普政府的衝突幾乎無法避免。
川普政府對巴西商品加徵百分之五十關稅，並公開將貿易施壓與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的司法案件掛鉤；魯拉則在《紐約時報》撰文回應，強調「巴西的民主和主權不在談判範圍之內」。這場關稅對峙在選戰中反而成為魯拉最有力的主權論述，但他連任之後，美巴關係的低盪將從競選語言轉變為必須每日面對的現實。在美洲大陸上，巴西可能日益孤立，而其與歐洲、中國及其他多邊夥伴的關係則需要更精細的經營。
歸根結柢，魯拉勝選的意義在於，它暫時守住了民主契約的形式邊界：選舉結果被承認，法治機構在威權主義壓力下維持了基本運作，政權更迭在憲政框架內完成。但守住形式邊界，並不等於治癒了民主的實質危機。一場得票差距不到四個百分點、敗方拒絕承認結果、社會沿政治認同深度斷裂的選舉，與其說是民主的勝利，不如說是民主在壓力下的一次險勝。
巴西的經驗對所有民主國家——包括台灣——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警示：當選民不再能被說服，當資訊環境系統性地生產敵意，當政治競爭退化為身分動員，民主制度即使繼續運轉，其整合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將一點一滴地流失。民主的韌性不在於選舉如期舉行，而在於選舉之後，社會是否還擁有共同承認的事實、共同接受的規則，以及共同修補裂痕的意願。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中央社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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