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父，楊篤恭先生，15歲就被日本政府強制徵兵，原本預備送到太平洋戰場當軍伕，結果運兵船在南太平洋上，就被美軍的兩枚魚雷炸沉，從此永遠回不了家。所以，我有兩位父親，因為我還沒出世，就已經過繼給我這位未曾謀面的大伯父。
雲林斗六「公民會館」（前身是日據時代的「行啟記念館」）的導覽員說：『當兵在日據時期是只有日本人才能享有的特權，可是到了戰爭後期，日本因為兵源不足，所以也開放台灣人進入軍隊，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當初台灣人對於能夠參加日本軍隊都是感到非常光榮的。』
我不知道他所謂：『當初台灣人對於能夠參加日本軍隊都是感到非常光榮的。』這種自信與根據從何而來，或許有些自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或是非常希望成為日本人的台灣家庭，真的這麼認為吧！
但是，至少我家不是。因為，每一位罹難台籍日本兵的背後，都有一位傷心欲絕的母親，以及破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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