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總統府官方網站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近來隨前總統馬英九參與海峽論壇，民進黨操作大罷免需要，中共在臺協力者語詞充斥臺灣社會。處於民主化轉型臺灣，不僅未能搭建起公民社會理性對話平臺；反而執政黨在民主共同體中不斷尋找境外敵對勢力同盟軍。究竟是民主臺灣，已被中共統戰或認知作戰所穿透呢？抑或是此概念語詞想像建構，卻多餘實際現況呢？最終淪為以國安風險掩飾實際上政治鬥爭工具呢？此確實令人捉摸不定。
檢視冷戰與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視中共為頭號敵人，同時將主張「臺灣獨立」的本土運動人士，視為意圖顛覆國家分裂國土者，故有刑法100條規範設計。臺獨與中共雖立場不同，前者旨在建立臺灣共和國，後者旨在消滅中華民國，然其共同目標皆在撤廢中華民國，客觀上成為共犯結構。
諷刺的是歷史弔詭卻產生循環，民進黨批判國民黨為在地協力者，仿若昔日國民黨批判臺獨、中共及黨外人士是三合一敵人般。確實協力者語詞運用，既助於識別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認知，提高社會對統戰滲透的警覺；但卻也可能衍生出標籤政治的危害性。濫用或泛化協力者概念，已然促發臺灣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如何平衡爭論。
首先，協力者概念運用於臺灣民主韌性社會具雙面刃效應。就其正面效應而言，此概念語詞凸顯中共對臺滲透與統戰風險，提高民眾國家安全危機意識；促進臺灣社會對中共威脅的風險意識、危機動員抵抗力；從在地協力到抗中保臺論述，構築政治選舉動員或反制性兩岸政策論述及路線的正當性基礎。
然當此概念被不正當、無限上綱運用在不同政黨、團體、族群、階層中，將對民主社會構成嚴重威脅，其濫用將產生諸多後遺症，包括政黨間相互抹黑與污名化，如藍抹紅綠：中共與臺獨是同路人，綠抹紅藍：親中賣臺。同時，壓縮兩岸政策及國際戰略理性討論公共空間；引發臺灣社會恐慌與彼此猜忌懷疑，臺版吳三桂或臺奸；最終損害兩岸正常及健康交流，致兩岸和平緩衝地帶像土石坍塌般流失。
其次，協力者概念淪為政治肅清工具。此概念逐漸被政治化、濫用，不同政治陣營開始運用此語詞攻擊政治對手，將對兩岸政策持不同意見者視為中共在臺協力者。此概念被過度擴大化解釋，致社會對立加劇，任何參與兩岸交流者皆可能被質疑，在臺灣社會建構敵人同盟軍，形成「獵巫」式社會猜忌及破壞相互信任的社會資本積累。
此概念無限擴大化運用，恐使所有兩岸交流者，皆可能蒙上中共在臺協力者助攻其對臺政策實施。例如臺商、臺師、臺生、學者專家、或主張兩岸和平交流者，皆可能淪為協力者，因其已成為兩岸融合途徑促進者。這種不明確性法律概念，提供政治操作極大彈性及空間，致模糊化國家安全顧忌與政治迫害的界線。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與適用標準，不僅難以維護國家安全，反倒成為壓制公民言論自由與打壓政治異己的工具，背離臺灣人權立國理念與精神。
再者，協力者概念產生嚴重雙重評價。其判斷標準具高度主觀性、不確定性、甚至模糊性，對同樣是參訪大陸的類似行為，具有不同評價，例如馬英九前總統訪問大陸或參與海峽論壇，可能被解讀為淪為中共統戰樣板、中共同路人、親中賣臺行為；若是民進黨籍人士訪陸，則被視為友陸及調整為務實彈性立場。
例如民進黨、新潮流系創黨及創系大老，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訪陸，並未引發被批判為受中共統戰。另賴清德總統在臺南市長任內訪陸，儘管獨派有些意見，但社會並未質疑其親中賣臺；無論是賴清德當選總統前，曾倡議親中愛臺、德國統一是真正統一，或是當選總統後提出兩岸公司併購論，並未被批判受中共統戰影響。藍綠政治人物使用幾乎同樣語詞，社會評價卻大有不同，失去其客觀性。
最後，協力者的標籤化作用服務於政治選舉目標。國民黨作為中華民國締造者，對大陸具有特殊情感投射不可避免，即使李登輝總統亦曾倡議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及民族中國，但沒有政治中國；倡議中華文化及民族復興、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堅持反共但不反中。
這種親中、和中及友中的態度傾斜，在某種程度上易被標籤化，產生協力者刻板印象。尤其是民進黨主政後，一再倡議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臺灣主權獨立等於中華民國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藉由標籤化及模糊化國民黨兩岸論述呼應中共對臺統戰策略，從而邊緣化國民黨兩岸論述及路線。
檢視2024年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選前輿情分析，社群輿論出現標籤化「國民黨=親中=中共代言人」頻率，高於歷屆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事實上，國民黨一向主張反共但不反中，認同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制，顯然這些語詞概念內涵不同。但在民進黨標籤化下，這些原本相異語詞竟然等同起來，國民黨應強化政策詮釋權、話語權，扭轉在臺協力者的污名化作用。
「協力者」此一模糊不明確的概念語詞，宜精確定義其法律邊界及適用性，避免概念被無限擴大化解釋；同時，也應強化司法獨立審查，防止行政權濫用國安理由，藉此打壓政治異己。臺灣社會要歷經民主轉型及鞏固，亟需建構健康成熟公民社會，藉促進不同意見者間理性公共對話，從而超越二元對立，而非陷入統一／獨立、親中／抗中、疑美／聯美單一選擇。職是，重建同時確保國家安全與公民自由的社會體系，應是任何政黨、政府及社會組織、公民之責無旁貸要務。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澄正書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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