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幼祥》從黎智英案探討革命、主權底線與中國治理現代化的張力

照片取自黎智英臉書

【聚論壇梁幼祥專欄】

前言

黎智英案可從兩個面向探討:如若以自由、人權、的角度、曾有人說黎智英是香港現代的民主鬥士!但從大陸人的角度看,香港回歸不是好好的、為什麼還搞港獨、威脅政局擾亂秩序?

一、黎智英案的性質:不是單純的人權案件

黎智英案在國際輿論中,往往被簡化為「言論自由」或「民主迫害」的象徵,但若從中國政治體制與主權安全的視角觀察,該案的核心並非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國家安全與外部勢力介入的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證據顯示黎智英長期與英美政治、媒體與智庫圈保持高度互動,甚至金流⋯。其政治行動已不止於本地言論表達,而涉及外部力量影響內部政治秩序。

這一點,在任何主權國家中,皆屬高度敏感紅線、是吧?

因此,黎智英「踩了中共底線」,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衝突的結果。

二、「一國兩制」的變形:走向「一國兩治」

香港回歸後的治理實踐,逐漸呈現出一種介於高度自治與全面管治之間的狀態,可稱之為「一國兩治」——即在同一主權之下,存在不同治理邏輯與政治節奏。

然而中國歷經百年滄桑之後,民族的統合、統一、階段性的「一國兩治」並非無限授權,而是高度依賴三個前提:

1.    不挑戰國家主權。

 2.    不引入外部勢力干預。

 3.    不形成制度性對抗中心政府的政治動員。

黎智英案正是發生在這三個前提被認定同時破裂的時刻,境外勢力結合黎智英等人發動香港年輕人、嚴重破壞了當時香港的治安與社會秩序,因而成為北京重新校準香港治理模式的關鍵轉折點。

三、現代革命與民主化:是歷史進程,而非道德審判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現代革命往往是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從來不是線性、和平、同步完成的。

英國、法國、美國的民主制度,皆建立於長期的社會整合、經濟發展與國家能力累積之上。民主不是先驗價值,而是治理能力成熟後的政治結果。

中國共產黨的治理邏輯,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理解之上:改革開放的路徑是「先經濟民生,後人權、民主」。

在此框架下,香港若被視為「民主化的加速器」甚至「外溢革命的引爆點」,自然會引發體制本能的強烈反彈。我相信號稱民主的美國也不被允許發生。

四、臺灣經驗的影子:中國未來一定會吸取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總會吸取臺灣的經驗並做改良——這並非空話,而是長期存在於中國政策學界與統戰思維中的隱性共識。

臺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

1.民主能否穩定,取決於國家認同是否完成。

2.民主轉型若與民族、主權議題高度糾纏,將導致政治極化與治理失能

黎智英案之所以在北京被高度警惕,正是因為它被視為「民主化與分離主義合流」的警訊。

這也解釋了為何北京在香港選擇「先收權、後談治」,而非冒險放任制度滑向不可逆的對抗結構。

五、民族敘事的最終目標:治理現代化而非永恆高壓

必須指出的是,黎智英案與國安法並不必然意味中國拒斥民主,而是代表一種高度控制型的現代化路徑選擇。畢竟許多學者專家仍在研究民主制度的缺失、社會主義的改革。

六、結語:黎智英案的意義

黎智英案不是單一個案,而是一個時代座標點。它標誌著:

1.「一國兩制」理想型的終結。

2.「一國兩治」現實型的確立。

3.中國對民主節奏與主權底線的重新劃界。

這不是文明衝突,而是不同現代化路徑之間的碰撞。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結合現實面看懂黎智英案。

我們不希望黎智英被重判、我們更希望中國共產黨在此判決伸張主權之後,是否能參考經國先生晚年的大開大合、在時代省思下啟動經改之後的政改、建構新世紀下的民主中國!

 

 

 

作者為伊尹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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