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論壇上官亂專欄】許多海內外華人看到台灣親綠媒體，大概會有這樣的印象：謠言橫行，仇中情緒蔓延，充斥離譜的「贏學」，信息繭房效應嚴重……但是，在自由世界，謠言不可怕，沒有辟謠機制，執政者還縱容才真正的可怕。當然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媒體氛圍和信息繭房會型塑執政黨決策圈對中國大陸的誤判，並在這種誤判上形塑對大陸的決策。
這種當然非一日之寒，也並非純為民進黨和親綠媒體之過，它更像是一種綜合的結果：認知封閉與信息退化、內部糾錯機制消失、過度依賴二手信息與意識形態固化。其背景是1949年以來從冷戰到新美中競合的世界格局變化。
這些聲音你一定熟悉：中國快崩潰了、中國所有統計數據都造假、中國人毫無言論自由、中國到處都是活摘器官……一聽就違反常識，但是，卻長期充斥台灣社交媒體。到最後，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也常常採信這樣的信息進行公共表達，又推動了這種論調在支持者、側翼中大行其道。
台灣對大陸的誤判也不是現在才有，翻開歷史，我們會發現，自從1949年兩岸格局形成開始，誤判就一直存在，我們可以把這期間分為5個時期：
1949–1971：「正統中國」合法性敘事時代。1949年蔣政府退台，中華民國政府延續國家正統敘事。當時台灣對大陸的基本認知是：中共是叛亂集團、共產黨統治無法長期維持、遲早反攻大陸。在聯合國，中國席位由中華民國占據，直到1971年。這一階段的誤判是，中華民國高估自身合法性與國際支持的持久性，低估中共政權的穩定能力（就算大躍進和文革都沒有撼動），這種誤判來自冷戰結構與意識形態封閉。
1971–1987：外交挫敗與孤立心理。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9年美中建交，對台灣沖擊巨大。這一階段台灣開始形成一種心理結構：被拋棄感、國際空間縮小、安全依賴美國但不確定性上升。這種消極的情緒，讓台灣對大陸的認知開始從反攻轉為防守。於是這時候的誤判變成：低估中國長期發展潛力，高估國際社會對台灣地位的支持。台灣的大陸焦慮癥就是這時候開始。
1987–2000：交流與幻想並存。1987年解嚴，台灣開放老兵探親，兩岸開始接觸，台商也開始大規模赴陸投資。當時，由於兩岸經濟的巨大差異，台灣內部又出現新的誤判：兩岸經濟接觸會帶來政治緩和、兩岸會走向漸進整合、中國會走向市場化、甚至民主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再次回歸。
2000–2014：身份政治與威脅感並行。隨著台灣民主轉型完成，本土認同上升，同樣，中國此時經濟迅速崛起，加入WTO後成為全球制造中心。兩岸經濟此消彼長。台灣開始出現認知裂縫，雖然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加深，政治不信任也在加深。這種“依賴—恐懼並存”的結構非常容易制造認知扭曲，慢慢地，認知出現兩極化的誤判：一種是高估經濟籌碼的安全保障作用，一種是或高估中國短期統一意圖。在這種情況下，迎來了反服貿運動。
2014至今：力量差距擴大+安全焦慮+中美競爭話語加碼。這段時間，一方面，中國軍力快速提升，經濟全球布局加強，一帶一路被看作是擴張主義，反服貿運動之後，抗中敘事漸成主流。台灣內部對中國的認知發生質變：從競爭者變為生存威脅，安全部門話語權提升。同時，香港局勢強化了對一國兩制的負面想象。2017年開始，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戰略競爭，台灣高度嵌入這一結構。這時台灣出現了三種看似矛盾，但是又同時存在的誤判：中國短期內必然動武、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國際聯盟會保護台灣。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我們會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誤判加劇，不只是媒體或政黨問題。它是：冷戰遺緒、民主轉型、經濟結構變化、國際體系重組共同疊加的結果。
如今台灣對大陸的誤判，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決策圈親身接觸大陸的機會減少、政策圈形成較單一的信息來源、很多判斷來自特定國際輿論場或反中敘事。如果決策者不再實地接觸，而只通過意識形態濾鏡觀察，對現實社會的理解會滯後。
這兩年有一個親身體會：很多台灣機構官員、學者智囊，最後一次去大陸的時間，大部分都在2014年之前，他們對大陸的印象幾乎停留在那個時候。
我也經常泡圖書館，發現大部分關於兩岸交流實務、介紹大陸風土人情、社會經濟的書，也大部分都在2014年出版的。之後中國主題相關出版物，多為意識形態打頭陣，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系列接踵而至，作者也多是台灣獨派和海外華人異議者。這個時間節點，正好跟太陽花運動的脈絡重疊。
可惜的是，中國在這十年的變化非常巨大，除開科技突破，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強勁，還有社會治理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變化。2010年中國社會保險支出占GDP的比重僅3.6%，2023年已上升至7.7%，若再加上社會救助支出，整體社會支出規模已達到GDP的9.1%。雖然城市年輕人由於就業受挫、薪資滯漲甚至下調，觀感不佳，但也沒到崩潰地步。而農村和城市的老人，由於養老金一直上漲，物價便宜，看病方便，整體觀感是比2014年以前好很多的。
可以說，兩岸交流縮減的十年，正好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十年。台灣執政團隊這十年對大陸的認知空白，卻被特定立場的媒體、意見領袖所填補，造成誤判，當然一點不意外。
但是，很多決策圈的人並不承認自己缺少對大陸的了解，他們認為，只要跟大陸人接觸，便可了解大陸。可是，他們能夠深度接觸的大陸人，大多是持特定立場的海外異議者，這些異議者本身離開中國的時間可能都超過10年，對中國認知的更新早已停滯、固化，而且由於某些利益捆綁，也只能一直堅持批判中國的陳舊敘事。
當你不再接觸真實社會，你要麽會高估對方的威脅，認為對方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陰謀遍布。或低估對方的韌性，認為中國內部腐爛，經濟虛假，隨時垮台。
綜合來看，台灣對中國的認知固化，更像是一整套認知生產體系在長期運作後的結果。這套體系包括制度和政黨競爭，媒體生態，智庫與安全圈層的封閉化，小型政治體的威脅放大效應，以及國際輿論的二手信息。
台灣是高度競爭型選舉體制，兩年一次全域性選舉。在這種制度下，對中國議題有一個長期結構性激勵：強調中國威脅，政治動員效率更高，而且有效。
說到媒體生態，雖然台灣媒體高度市場化，但是政治立場鮮明，依賴即時流量，於是，競相制造情緒性內容、威脅性敘事和沖突性表達，同時國際敘事又加強了以上效應。再加上海外華人媒體大多由批評性聲音占據，所以一並被納入台灣的中國威脅敘事。
雖然美國媒體和社會輿論也存在這樣的聲音，但是美國有強大的學術競爭、大規模中國研究，內部意見會相互制衡，糾錯機制尚存。台灣的體系規模更小，資源更集中，因此一旦主流框架形成，糾偏機制較弱。
但是從近期美國伊朗的沖突看來，即使美國的情況好很多，也依然沒避免對伊朗的誤判，錯估了戰場形勢。當然，美國對國際形勢和對手的誤判也不止一兩次。
在冷戰早期，尤其是麥卡錫時代，美國社會對蘇聯的理解高度意識形態化，他們嚴重低估蘇聯經濟實力，同時又嚴重高估蘇聯的全球滲透能力。這種雙重誤判直接影響了越南戰爭的決策邏輯和核武競賽的規模。蘇聯那邊也一樣，在斯大林時期，蘇聯領導層對美國社會結構的理解非常扭曲，認為資本主義隨時崩潰，結果誤判美國長期經濟增長能力。
往前，美國在1950年低估了中國出兵的可能性，部分原因是對中國內部決策邏輯理解不足，認為剛剛建政的中國無力介入，結果雙方都付出巨大代價，也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唯一收益的是蔣政府所在的台灣）。
再往前，1930年代，日本軍方嚴重低估中國社會的抵抗能力。他們認為中國政府腐敗、軍隊松散、民眾無組織可能性，但他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動員力量。結果就是戰爭長期化。
目前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誤判主要來自存在性焦慮、身份認同焦慮、被吞並恐懼，以及選舉需要。所以它更容易高估對方侵略意圖、把模糊行為解讀為威脅。但是本質上還是和美蘇冷戰時期不同，兩岸語言相通，社會結構高度相似，經濟深度嵌套，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然進入認知隔離狀態，那種誤判可能會更加劇烈。因為你以為自己很了解，但其實只是了解一個舊版本。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外媒在無法再次進入中國之後，也往往選擇在台灣設站，以為這樣離中國更近，其實，吸收的是台灣已經誤判了大陸之後的更二手的信息。
當然，很多華人會說台灣至少擁有言論自由。但其實，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僅僅停留在言論不會獲罪的自由。
但是，不會被刑求這樣的獲罪，只是言論自由的最低保障，言論自由的真正進步價值在於認知多元，否則只是以吵架為形式的注意力生意。自由是制度條件，但認知結構是社會產物。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只是提供了認知拓展的可能性，但覆雜認知需要時間、跨界交流、沒有社會壓力的表達環境、精英示範。
在威權體制下，信息封閉通常來自禁止。但在民主社會，信息封閉往往來自選擇性消費、群體認同壓力、市場機制、利益捆綁，還有算法放大。
台灣媒體生態高度市場化，情緒性內容更容易傳播、威脅敘事更容易動員。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人們也更願意分享強化自己身份的信息，平台算法也會推送類似內容。可以說，自由環境下的封閉，不是強制的，是自發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意見容易被道德化，質疑主流敘事可能被視為威脅和不良意圖。於是即使法律允許表達，社會成本也會擡高。最終造成一種言論自由下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
可是，台灣不是有很多學者長期研究中國嗎？
但問題在於，學術討論覆雜、細致，大眾媒體偏向簡單、情緒化，兩者之間存在傳播斷層。其次，和媒體自由一樣，台灣有學術自由，但是獨立性堪憂，因為許多社科、文藝類學者若要體面生存，必然盡量貼合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於是，言論自由需要的精英示範意義也不斷衰減。
台灣不是「沒有自由卻封閉」。恰恰相反，它是在高度自由條件下，通過市場、身份與焦慮，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敘事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形成了台灣主流媒體、決策圈對中國的誤判。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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