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秉儒》戰爭的消音器:美國社會如何失去了反戰的「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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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論壇楊秉儒專欄】現代戰爭最成功的地方,不是打贏敵人,而是讓人民感覺不到它。
很多人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當年的美國,會因為一場遠在亞洲的戰爭而爆發幾乎撼動國本的反戰浪潮,但今天面對長達二十年的海外戰爭,社會卻顯得異常冷靜?

表面上的答案很簡單。有人說,是因為軍事制度改革了,有人說,是因為媒體被控管了,也有人說,是因為戰爭變得更精準、更乾淨了。但如果把這些理由一個一個拆開來看,你會發現,它們其實不是彼此獨立的因素,而是拼成了一個更完整、也更精密的結果——戰爭,已經不再需要讓大多數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回頭看越戰,那場戰爭之所以會在美國本土引發如此劇烈的反彈,從來不只是因為理念或道德,而是因為風險。當時的年輕人面對的不是抽象的國際政治,而是一張隨時可能寄到家門口的徵兵通知。戰場並不遙遠,它可能就在下一個月降臨在自己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反戰並不是一種立場,而是一種極其直接的自我保護。

但這個連結,在1973年被徹底切斷了。當美國國防部終止徵兵、建立所謂的「全志願軍」制度之後,戰爭從一種全民必須共同承擔的義務,轉變成了一種可以被選擇、甚至可以被避免的職業。這個改變表面上讓軍隊更專業,但它真正產生的效果,是讓大多數家庭不再需要為戰爭焦慮。當中產階級不再擔心孩子被送上戰場,當政策制定者的家庭也不再承擔同樣風險,戰爭就開始從社會的核心經驗中退場,變成一個發生在邊緣的事件。

然而,光是讓人「不會被送上戰場」還不夠。越戰給美國政府留下的另一個深刻教訓,是畫面的力量。在越戰期間,戰爭第一次以幾乎不受限制的方式進入一般家庭的客廳。焦黑的屍體、被摧毀的村莊,以及像「美萊村屠殺」這樣的事件,不再只是戰場上的傳聞,而是可以被看見、被感受的現實。這些畫面不只是提供資訊,它們直接動搖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

因此,後來的戰爭被重新設計了觀看方式。到了波斯灣戰爭(Gulf War),觀眾看到的已經不再是死亡,而是經過過濾的影像:夜視鏡下的綠色光點、遠距離精準命中的爆炸、乾淨俐落的「打擊成果」。人從畫面中消失了,血也消失了,戰爭變成一種近似於操作介面的存在。當死亡無法被直觀地感知,道德的震盪,也就無從產生。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隱性的變化也在發生。越戰時期的美國社會,承受的是密集而持續的傷亡壓力。某些城鎮會在短時間內失去多名年輕人,葬禮成為一種集體經驗,悲傷具有傳染性,也具有擴散性。但在阿富汗戰爭(War in Afghanistan)這類長期戰爭中,死亡被拉長、被分散,變成一串統計數字,而不再是同一時間壓垮一個社區的現實。當社會不再經歷同步的創傷,它也就失去了產生大規模反抗的情緒基礎。

如果說人命的代價被分散了,那麼金錢的代價則被隱藏了。二戰時期,美國政府透過加稅與「戰爭債券」,讓幾乎每一個公民都直接參與戰爭的成本分擔,那是一種需要說服全民的動員契約;而現代戰爭更多透過國債與金融市場融資,政府不再需要在當下取得民眾的財務同意。戰爭的成本因此被延後、被稀釋,也被去感知。當一場戰爭既不會帶走你的家人,也不會立刻影響你的生活品質,它自然難以激發強烈的反對動力。

冷戰的結束則補上了最後一塊拼圖。在那個核戰陰影籠罩的年代,戰爭本身被視為可能導致文明終結的風險,反戰因此具有極高的道德正當性。但在冷戰之後,戰爭開始被包裝為「人道干預」、「反恐行動」或「維持國際秩序」。即使在伊拉克戰爭(Iraq War)期間,全球曾爆發大規模反戰示威,最終卻未能阻止戰事發生。當這樣的經驗累積起來,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更為冷靜、甚至更為消極的認知:

抗議,未必能改變結果。

到了社群媒體時代,這種無力感被進一步放大。資訊變多了,聲音變多了,但注意力卻被切割得更細。每一場戰爭都只是眾多議題中的一個,每一次憤怒都很快被新的事件取代。人們仍然會表態,仍然會關注,但那種能夠凝聚成集體行動的能量,卻越來越難以形成。

於是,一個新的現實逐漸成形。戰爭並沒有消失,反戰的聲音也沒有真正消失,但兩者之間的連結,被一點一滴地拆解開來。從制度到媒體,從財政到敘事,整個體系運作的方向,都指向同一個結果——讓戰爭變得足夠遙遠,遠到大多數人不需要為它付出代價,也不需要為它做出反應。

而當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痛感」的情況下持續戰爭時
真正改變的,就不再是人民的態度。

而是戰爭本身的存在方式。
那才是真正的改變。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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