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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傳媒楊秉儒專欄】最近日本繼小林製藥紅麴風波後，日本藥廠再爆醜聞，極東生產成分不足的胃腸藥「正露丸」，偽造藥品檢驗數據，被富山縣政府勒令停止生產與銷售。富山縣政府表示，根據日本國家標準，極東在正露丸成分不足的情況下，提出造假的藥品試驗結果。竄改藥品試驗結果的時間超過三十年。
「正露丸」，是一般台灣家庭裡的非處方常備用藥，因為味道濃重，閩南話裡也常稱它為「臭藥丸」，凡是腸胃不適、腹瀉不止，家中通常都會拿出這一味藥，服上幾顆，似乎就覺得舒服些。然而，這一帖家中的常備胃腸藥，自其發明至今已逾百年，可是有很深的歷史淵源的。
一九○四年，日本與俄國為了爭奪中國東北，在遼東半島打了起來。當時，日本雖是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新興強國，且在甲午戰爭打敗了大清帝國，簽署《馬關條約》奪占了台灣、澎湖為殖民地，但相較於俄國，仍舊相對落後。面對著強大的俄國，日本不僅動員大量兵力派上戰場，也動用大量後勤資源應付戰場所需。然而，或許是水土不服，或許是飲食不潔，許多送上前線的日本士兵發生食欲不振或是腹瀉情形，為了避免影響身體健康，進而減損戰力，經過日本陸軍利用木餾油，搭配阿仙粉、黃柏粉、甘草粉、陳皮粉、甘油與桂皮粉研製的藥品，就派上了用場，名之為「忠勇征露丸」，為效果強大的殺菌用藥。
「忠勇征露丸」這個名字是有壯大自己聲勢的意思，作為日本對手的俄國，就日文來表示的話，稱之為「露西亞」，因此「征露丸」是為了「征伐露西亞」而製作的藥品。藥品的識別標誌為軍用的號角，不僅用來吹奏攻擊號，也用來吹奏各式不同的訊息，藉此意味著日軍征伐的凱旋。這一帖藥品，透過軍方發送給出征的日本士兵，有效緩減士兵腸胃的問題，甚至一度做為萬靈藥品使用，無論是腳氣病或其他身體不適，都服上幾顆企圖壓制病因，這或許是心理作用大於實質作用的結果。
然而，在日本於一九○五年成功地擊敗了強大的俄國之後，或因伴隨著勝利喜悅所助，以及參戰士兵對於服藥的效果有著誇大的闡釋，這一帖藥品成了日本家庭中常見的胃腸藥，隨著日本帝國在二十世紀前半不斷地擴張，這一帖藥品也跟著在日本的殖民地、占領地中流行，也成了台灣家庭的常備藥品，一直延續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為了國際關係考慮，征露丸被改稱為正露丸，避免刺激鄰國蘇聯。在台灣，這一藥品也跟著改名為「正露丸」，然而，就閩南語的發音來說，仍舊以「征露丸」為名，而未改為「正露丸」。這或許是沿襲舊慣而來，而腸胃不適就拿出幾顆「臭藥丸」救急，也或許就是百年來的習慣，即便今日藥局內的腸胃藥品琳瑯滿目，針對的症狀也各不相同，然而正露丸卻是腸胃藥品的長青樹，屹立不搖。
然而，少有人知道，百年前「征露丸」的問世，其實是日本醫學史上試行錯誤的產物，更隱藏標誌著小說家森鷗外，他以另一身份「陸軍軍醫行政官僚」，所鑄下的恨事敗筆。
相信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必然會聽過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名字。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則是當時與夏目漱石齊名的另一位文學家：森鷗外。
森鷗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號鷗外。出生於石見國津和野（今島根縣津和野町）。他自小接受漢學教育，熟讀儒家經典。10歲開始研習德文，並在12歲就進入醫學校預科，15歲成為東京大學醫學部本科生。
大學畢業後，他被派往陸軍軍醫本部工作，其後奉命留學德國四年。回國後的森鷗外官運享通，先後擔任陸軍軍醫教官、軍醫學校校長、軍醫總監等要職，更一度擢升至陸軍省醫務局長。
雖然軍務繁重，但素來喜歡舞文弄墨的森鷗外，並沒有放棄創作。大概在28歲的時候，他將自己留學期間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發生的悲戀故事，寫成處女作《舞姫》，之後又發表了《泡沫記》、《信使》兩部短篇小說，合稱「留德三短篇」。其頗具浪漫主義的風格，正式奠定了他的文壇地位。
往後十七年間，森鷗外翻譯了多部西方經典，包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歌德的《浮士德》、王爾德的《莎樂美》等，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1909年，森鷗外發表了自傳式的中篇小說《情欲生活》，由於題材露骨而遭到軍方嚴厲譴責，卻因而在民間聲名大噪。他接著寫了《青年》、《雁》、《灰燼》等長篇作品。而在明治天皇駕崩後，深受衝擊的他又寫下《阿部一族》、《護持院原復仇記》、《安井夫人》等多部歷史小說，藉以表達他對傳統倫理的一點看法。
多元題材加上新穎的寫作手法，讓森鷗外經常遊離於主流文學界以外，卻又不失大師本色。他與夏目漱石並列當時日本文壇兩大巨匠，時至今日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學不可迴避的人物之一。
在文學路上幾近完美無瑕的森鷗外，究竟會有什麼黑歷史？這顯然要由他的另一個身份-軍醫醫官說起。
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精米碾製技術進步，去掉米膜（銀皮和黃皮）的純白米飯愈趨普遍，糙米在日本的城市及軍隊中幾乎絕跡。同時，俗稱腳氣病的多發性神經炎卻逐漸蔓延，成為當時日本常見的國民疾病，尤其學生宿舍和兵營裡頭，越來越嚴重。患者首先雙腳開始麻痺，後擴及兩手，終至突發心臟急症、呼吸困難而亡。由於歐美地區罕見類似病例，因此，腳氣被西方醫學界認為是東亞米食國家特有的風土症。
若是在日本民間，平時三餐攙雜多種副食菜餚，整體病況還可以掌握。但在只能以主食米飯果腹的戰地沙場，病情猖獗流行，完全失去了控制。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陸軍陣亡者九七七名；腳氣患者四一四三一名，其中四〇六四人不治，達戰死者四倍以上。陸軍十多年後才在內部刊物坦承：如此慘狀，「古今東西戰役罕見其例」。反觀日本海軍，這場戰爭，僅有三四名士兵罹患腳氣，且症狀輕微，無人病死。
為什麼差異如此巨顯？日本海軍與軍醫高層多留學倫敦，承襲英國傳統，傾向實證主義，重視診療「病人」，甚過診療「病症」，也就是「醫人重於醫病」。留英學成歸來的海軍軍醫高木兼寬，觀察比較國內外飲食衛生習慣，大膽假設「腳氣病源食物說」，懷疑食用純白米飯是導致營養失衡、引發腳氣的元兇。於是從一八八二年起逐步改良海軍伙食，實施米麥混合，增加奶品和肉類的供應，實驗結果成效卓著，於是全面推廣。但他們完全無法推廣於日本陸軍。日本陸軍向來崇尚普魯士，其軍醫行政高層，也以留德的森鷗外的理論馬首是膽，（受當時德國先進蓬勃的細菌學影響）堅信「腳氣病源細菌說」，大肆抨擊「食物說」。
森鷗外倡言，「和食」營養豐富，絕不遜於「洋食」，峻拒陸軍採納米麥混食，斥責海軍的「洋食實驗」為毫無科學根據的魯莽舉動，甚至嚴厲指控主導海軍伙食改革、留英的高木兼寬為「英吉利之流的乖僻學者」、「權謀者」，從事「虛假、獨斷」。
原本應是一場公共衛生醫學的學理探討，竟然觸動了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目睹海軍實施伙食改良後，成功抑制腳氣病，不少陸軍軍醫的態度略有鬆動，但森鷗外堅持己見，毫不妥協。甲午戰後，日本併吞台灣之初，他從陸軍軍醫監調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依舊嚴禁征伐戍守新殖民地台灣的陸軍部隊擅自提供米麥混食。結果呢，他駐台短短不到三個月內，將近二五〇〇〇名士兵中，竟有百分之九十罹患腳氣，二一〇四人病死。據史家近幾年來考證，森鷗外當時之所以匆匆離開台灣，除了束手無策外，更是意圖逃避責任。後來他還在公私文件上故意遺漏或竄改紀錄，強要抹消該段污史劣跡。
接續森鷗外，繼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的土岐賴德，眼見事態急迫，申請准許米麥混合的伙食。誰知，返回東京擔任陸軍醫校校長的森鷗外，作梗到底，遊說陸軍軍醫行政高層，祭出一紙行文措詞異常古怪的訓令：「關於麥飯混食，可以實驗，不准施行。」收拾「慘」局的土岐賴德，火冒三丈，憤罵森鷗外是「嫉妒他人偉勳、執著自家陋見的齷齪小人」，「囿於私見、貽誤國家大計的區區賤大夫」。
一九〇三年，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教官戶塚機知與白岩六郎，聯手發現木餾油（wood creosote）對於傷寒菌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果，於是調製成藥劑，起初命名為「木餾油丸」。（另有一說，即大幸藥品主張，早在一九〇二年，大阪藥商中島佐一已經開發販售成份雷同的「忠勇征露丸」。）
推崇「大和米食」傳統，卻又愛張揚「德國醫學」權威的森鷗外，沒有從甲午戰爭、台灣經驗中學到教訓、憬悟過來。專長為細菌學、衛生學的他，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前夕，直覺認定，木餾油既然能夠殺死傷寒菌，當然也可以消滅「腳氣菌」。於是，發動大量生產主成份木餾油的錠劑，提供陸軍士兵攜至戰場服用，預期能夠發揮神奇藥效，免受「腳氣菌」荼毒。
木餾油丸從此搖身大變，充滿軍事色彩，改稱作標榜征服露西亞（Russia，即俄國）的「征露丸」，隨著戰爭的擴展而巨量生產。日俄戰爭持續一年六個月期間，日本陸軍出征兵員上百萬，每人分配六〇〇粒，所以，總共生產了約六億顆征露丸。休兵後清算，日本陸軍戰歿人數四七〇〇〇名；腳氣患者二一〇〇〇〇名，超過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二七八〇〇名士兵不治，比陣亡者的半數還多出四三〇〇人。征露丸的腳氣病療效，等於零。
據日俄戰爭被俘的俄國士兵說，看到許多日軍喊衝喊殺，但腳步漂浮欠穩，還以為他們喝酒壯膽上戰場，所以特別「神勇」。殊不知，這是腳氣作祟的緣故。乃木希典大將，受挫於攻打俄國租借軍港旅順的「二〇三高地」戰役，折損大半兵員，禍首之一就是腳氣病。
對照陸軍的「慘勝」，在提督東鄉平八郎統率下，殲滅傾巢東來的帝俄波羅的海艦隊的日本海軍，情況與十年前的甲午戰爭雷同，因採行米麥混合的主食，只有零星水兵出現輕微腳氣症狀，並無病死案例。
一九〇七年，森鷗外升任陸軍軍醫總監，這是陸軍軍醫行政官僚系統的最高職位。
一九一〇年，留學瑞士、德國的農業化學家鈴木梅太郎，從米糠中成功萃取出維他命B1——可惜論文以日文發表，翌年波蘭人芬克（Casimir Funk）在倫敦發表英文論文，後來居上，獲得「維他命發現者」的榮耀——並指稱可以預防腳氣病的發生。迷信「細菌說」幾近偏執的森鷗外（他連水果都要煮熟消毒才敢吃），抱持本位主義，譏諷農學家鈴木是「鄉巴佬學者」，輕浮奚落笑罵：「如果米糠可以預防腳氣，那喝馬尿也有效。」還揶揄高木兼寬是「麥飯博士、麥飯爵士」。
之後，鈴木梅太郎陸續以家禽雞鴨做實驗，都獲得維他命 能夠消減腳氣病的積極效果。但直到一九二二年，慶應大學醫學院助教授大森憲太，才正式為腳氣病患施行維他命 臨床投藥，在下半年大獲成功，證明腳氣病源於缺乏維他命B1，宣告「食物說」的正確，徹底粉碎了頑固、子虛烏有的「細菌說」。但這時候，原先激烈論爭的兩造都已經過世了，高木兼寬死於該年四月，森鷗外七月初病故。
高木兼寬是日本首位國內授予的醫學博士（卻被森鷗外譏為麥飯博士）、東京慈惠會醫院創辦者、日本首家護士訓練所發起人。一九〇五年，獲封男爵（森鷗外譏為麥飯爵士）；一九五九年，英國將南極洲大陸東部半島一處海岬，命名為「高木岬」（Takaki promontory），以紀念表彰他在維生素醫學的貢獻。作家吉村昭的「白色的航跡」（講談社 ‧一九九一），即是以高木生平事蹟做為材料的傳記小說傑作。
森鷗外，身為小說家，他當然是大文豪——所以才獲頒文學博士！但做為一名軍事醫官，卻是個政策謀殺、禍殃無數冤魂的「大庸醫」——所以沒獲頒醫學博士？正由於敬畏森鷗外在文學上的「美事美談」，因而，他在醫學上的「惡行惡狀」，即使到了二次戰後，文化輿論界仍然諱莫如深，無人聞問。直至八〇年代初，東京大學醫學院教授山本俊一，率先發難曝光，這段錯綜複雜的「森軍醫草菅人命的史實」，才打破禁忌，陸續揭露公諸於世。
除了光芒耀眼的文學成就之外，高居日本陸軍軍醫官僚大位的森鷗外，在醫學理論及臨床上幾無正面功績。他精力充沛，熱中黨同伐異，發表筆戰文章不勝枚舉，但非批評性的純專業論文，世人只記得一篇「關於啤酒的利尿研究」。文學評論家內正指出，在長達二十多年的腳氣病源論戰裡，墨守「和食至上及細菌說」的謬誤立場，害得數萬陸軍士兵病死，釀成日本醫學史上的慘劇陰影，讓口頭上至死都不認錯的森鷗外，晚年陷入極度惶惑憂鬱的境地。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
諷刺又驚奇的是，森鷗外所催生的征露丸，卻並沒有因治療腳氣無功而退出醫學舞台，反倒陰錯陽差，變身為止瀉特效的整腸劑，流傳盛行後世。一顆顆嗅聞起來怪難受的「臭藥丸」，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森鷗外的「意外的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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